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融资制度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农地融资制度诞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民农业生产发展中的资金难题，近几年，中国出现了多种农地融资模式的探索，如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金融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等，并随着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展开而迅速推进，但与此相应的制度却并不完善。德国、美国、日本等在农地融资方面已有很成熟的制度，采取的主要方式都是抵押，但在具体做法上又有各自的特点。
第一篇：融资制度论文范文
农户融资供给制度变迁及评价
[摘 要]农户融入资金的正规渠道主要是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通过小额信贷制度为农户提供融资供给,农业银行通过“三农”事业部为农户提供融资供给、邮政储蓄银行通过质押贷款等资产业务为农户提供融资供给,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农户贷款来提供融资供给。这些农户融资供给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融资困境,但农户融资供给总体不足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改变。
[关键词]农户融资;融资供给;融资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户经营是农业发展的主要形式,但农户融资瓶颈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一个重大问题。近年来,理论界对农户融资需求行为、特征、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农户融资供给的研究较少,本文致力梳理涉农金融机构农户融资供给的制度安排并作出适当评价。
1 农村信用社农户融资制度变迁及评价
11 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及管理制度的变迁
第一阶段：1979年2月—1996年8月,产权模糊阶段。1979年农村信用合作社划归农业银行管理,是行政主导型的合作金融组织,地方政府对农信社的控制权占优。
第二阶段：1996年8月—2003年6月,合作制金融阶段。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农业银行脱钩,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地方政府退出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控制。
第三阶段：2003年6月至今,股份制改革阶段。在产权制度上,否定了单一产权模式,允许选择适合本地实际的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内部运行机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内部管理体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为普遍。
12 农村信用社农户融资制度安排——农户小额信贷
农户小额信贷是农村信用社专门针对农户贷款的金融产品和贷款制度。2001年,国家以农村信用社为载体,专门针对农户制定了小额信用信贷政策——《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自此农户有了正式的融资供给制度。
13 简短评价
131 小额信用贷款有利于缓解农户融资困难局面但力度不够
从2001年至今,小额信贷的发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01年年底,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共发放454亿元,至2011年年底发放1600亿元。但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存在着支农不足的问题,以河南省信阳市为例,全市小额信用贷款占比不到9%,且呈下降态势(见下表)。
132 农村信用社实施小额信贷的动力不足
小额信贷融资制度过多地强调现代融资制度在农村的推进,强调农户的被动适应,忽视了农户与农村的基本特征。作为权力中心的决策层虽然以“窗口指导”的方式努力矫正农村扭曲的金融资源配置,但由于农村信用社的目标函数与政府的目标函数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窗口指导缺乏实施的动力机制。
133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仍需深化
2003年以来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参照现代商业银行模式,强调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倾向于把信用社改革为现代商业银行,进一步弱化了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的本质,致使其资金运用逐步脱离“三农”,因此,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仍需深化。从国外经验看,合作金融是支持农户融资的重要手段。本文认为,农村信用社原有的合作金融发展之路已难以继续实施,完全走商业银行模式又容易造成脱离“三农”。因此,可借鉴美国社区银行模式,把农村信用社打造为服务当地社区的小型金融机构。
2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农户融资制度及评价
21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农户金融业务
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以业务流程为核心的重组,收缩县级及县级以下机构,据统计,1998—2002年年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11万个县级及县级以下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截至2010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的231%,其中农户贷款仅占51%,农村信用社是农户贷款的主要机构,其农户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余额的769%。由于工行、中行、建行股份制改造上市后主要面向城市和企业,本文着重分析农业银行的农户贷款。
22 农业银行农户融资制度的变迁
自1979年以来,我国农业银行农户融资制度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银行的重建及与农户融资关系的建立(1979年)。1979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正式恢复建立。1980年年初,农业银行首次提出对承包到户的农民发放贷款,开始对单个农户家庭进行融资。
第二阶段：农业银行的专业化改造及农村信贷体制的建立(1980—1993年)。1980年8月,农业银行实行专业化与企业化改造,可以根据国家宏观信贷政策,自主决策信贷数量、对象、结构与期限。在农村信贷管理体制上,形成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农村信贷管理办法。1986年,农业银行开始承办扶贫贴息贷款政策性业务。
第三阶段：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及农户融资的淡出(1994—2006年)。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农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农业银行走上了商业化的改革道路。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后,农业银行逐步精简或撤销了业务量小、长期亏损的县(市)支行及营业网点,与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展开城市信贷业务的竞争,农户融资制度的供给出现了明显的短缺。
第四阶段：农业银行的“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及农户融资的重新提出(2007年至今)。2007年以来农业银行把服务“三农”重新提上日程,探索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模式与路径,致力于开拓“三农”和县域“蓝海”市场,以“三农”金融事业部为组织保障,以惠农卡为载体,开始了服务农户融资的新起点。截至2010年年末,农行“三农”贷款在全行占比提升到304%,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1392亿元,惠农卡发卡总量6186万张,惠及24亿农民,农户小额贷款余额973亿元,为573万农户提供资金支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贷款难问题。
23 简短评价
国有商业银行服务“三农”面临挑战。①风险挑战。农业生产的弱质性造成农户的低收入和收入的不稳定,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面临风险性考验。②成本挑战。大型商业银行为“三农”客户提供贷款,需要投入的成本远远高于城市业务,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面临成本考验。③适应性挑战。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开展“三农”金融服务需要采取“点多面广、分散经营”的业务模式。这与大型商业银行正在实施的管理集中化改革模式存在较大矛盾和冲突。④国有商业银行服务“三农”方式值得探讨。大型商业银行基于自身的功能定位,肩负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会造成股东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冲突。
3 邮政储蓄银行农户融资制度及评价
31 邮政储蓄银行的改革与发展
第一阶段：1986—1989年,邮政储蓄的起步阶段。邮政储蓄只办理储蓄业务,其吸收的存款缴存人民银行使用,由人民银行支付代办费,农户成为邮政储蓄的净资金提供者。
第二阶段：1990—2003年,邮政储蓄的迅速发展阶段。邮政储蓄资金依然存于人民银行,但人民银行需要支付利息,邮政储蓄余额不断攀升,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资金外流。
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邮政储蓄的改革发展阶段。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开办资产业务,如2006年3月邮政储蓄银行开始试点定期存单小额质押贷款业务,邮政储蓄资金开始回流农村。
32 简短评价
邮政储蓄银行的成立及其资产业务的发展,壮大了支农金融机构阵营,缓解了农户融资困难局面,截至2010年年底,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已覆盖全国所有地市、县及主要的乡镇,拥有储蓄网点36万个,汇兑网点45万个,其中在农村地区分布有近60%的储蓄网点和近70%的汇兑网点。从业务开办至2010年年底,邮储银行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累计发放贷款1500多亿元,占全部小额贷款累计发放金额的70%。邮储银行的逐步发展壮大,给农村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力量。
4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户融资制度及评价
41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与发展
2006年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要在农村增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政策实施以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资金紧张局面。截至2011年年末,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726家,贷款公司10家,农村资金互助社50家,农户贷款余额4355亿元;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贷款余额3915亿元。
42 简短评价
央行、银监会提出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旨在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农村金融新政实施以来,一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得以设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需求。但总体而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存在诸多困境,农村金融服务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农村金融新政策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421 与农户金融需求不匹配
按政策规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作为独立法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因此本质上是商业性金融机构。这种特性决定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面临“三农”贷款同样存在着与大型商业银行一样的难题。因此本文认为,要利用成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契机,恢复农村互助合作金融,把单纯的资金互助合作社改造成生产资金互助合作社,大力发展土生土长的农村互助合作金融;要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如税收、奖励、贴息等方式,扶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充分发挥小额信贷对农户的支持作用。
422 扶持对象偏离“三农”
贷款对象偏离农户,如河南固始天骄村镇银行农户贷款仅占71%。贷款投向偏离“三农”,以河南信阳市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例,涉农贷款仅占557%,其余均投向工商企业。
423 监管制度不合理
根据现行规定,只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才能成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民间资本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这种以银行为主体的准入规定,阻碍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面临可贷资金不足的困境,虽然政策规定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可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在实践中这一规定缺乏具体的实施机制。
5 农户金融供给的总体评价
51 我国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缺乏对农户融资问题的重视
在过去“机构观”改革思路指导下,中国大力发展了各类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户设计了正式融资制度,但农户融资的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融资问题未给予充分重视。我国农户融资制度的变迁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变迁,体现为“司法中心”的强制实施主义,农村金融独特的制度特征没有得到体现,过于强调农户的被动适应,忽视了农户、农村的基本特征,这为农户融资制度供求偏离埋下了隐患。实际上,解决农户融资难的关键不在于机构设立的多少而在于设立的机构是否符合农户融资的需求指向。
52 农户融资制度供求非均衡
我国农户融资供给与需求在数量与结构上非均衡,农户金融供给明显不足。
521 正规融资渠道作用尚未完全发挥
目前,农户融资主要依赖非正规融资渠道,与农户融资意愿相背离,从长远来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正式融资制度终将成为农户融资的主要渠道,因此,如何提升正式融资制度的效率成为解决农户贷款难的根本。
522 正规融资渠道面向农户的金融产品设计不合理
正式融资制度对农户的特殊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往往倾向于将农户当做一个完整的企业来看待,信贷条件过于苛刻,如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是国家专门面对农户开发的贷款品种,但运行中发现存在农村信用社实施动力不足和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
523 正规融资渠道的供给主体单一
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导致贷款权限上收,贷款业务转向城市,商业银行县以下的网点机构基本上没有贷款发放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逐步离农。农村信用社基本垄断了农村信贷市场,这种垄断制度安排和农村信用社不透明的贷款操作方式,剥夺了农民融资选择权。
524 农户融资交易成本过高
从农户融资制度安排本身来看,交易成本的降低是核心。交易成本降低对提高融资制度效率的传导机制是:交易成本降低→覆盖面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提高→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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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09YJA790174),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课题(2012B603)、信阳师范学院2011年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201115)、信阳师范学院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招标课题、信阳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经济学省级特色专业建设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何学松(1977—),男,河南商城人,讲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
作者：何学松
第二篇：关于农地融资制度建设构想
农地融资制度诞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民农业生产发展中的资金难题，近几年，中国出现了多种农地融资模式的探索，如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金融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等，并随着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展开而迅速推进，但与此相应的制度却并不完善。德国、美国、日本等在农地融资方面已有很成熟的制度，采取的主要方式都是抵押，但在具体做法上又有各自的特点。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中国农地融资制度建设应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法律制度，加强农地及其承包经营权抵押的登记管理，构建科学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规范农地承包经营权融资具体运作方式，建立农地融资金融监管制度，完善农地融资的配套制度等。
一、问题的提出
农地融资是指农民以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土地权利向金融机构进行借贷以解决资金问题。中国最早开始农地融资探索的地区有重庆、宁夏和福建，到目前为止全国大多数省都展开了农地融资试点，虽然如此，但与此相关的制度安排却并不完善。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术界对于农地融资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立法层面探析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进行融资。王利明认为立法肯定农地抵押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发挥农地的经济价值以便融资，满足农民资金需求。但梁慧星却认为现有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如果允许农地进行抵押融资，农民可能面临失去土地的巨大风险。二是从法理层面探讨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杨立新认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是用益物权，只要扩大用益物权的权限就可以将农地经营权进行抵押收益。孟国勤认为土地经营权是财产利用权，可以充分利用与财产归属权地位相当的土地经营权进行融资。三是从金融制度层面对农地融资进行探讨。李延敏认为应该由政府推动建立专门的农地融资金融机构，对业务资金来源进行规范。丁振京认为可以通过设立土地银行对农地进行抵押融资，邓大才等则认为可以采用证券化的方式进行农地融资。总的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农地融资制度的研究仍显不足，尤其是缺乏国内外农地融资制度的比较分析。基于此，笔者拟对农地融资制度成熟的德、美、日三国进行比较分析，剖析其不同的做法及其利弊，并结合中国农地融资实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地融资制度。
二、中国农地融资初步实践及其问题
目前阻碍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资金短缺，而农村地区金融产品少、金融服务方式单一、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又难以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农民迫切希望能利用自身的唯一资源——农地来获得资金支持。但中国立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原则上持否定态度，只允许经发包方同意的“四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和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并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权证或林权等证书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可以抵押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范围过小，加之目前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在权利流转方面的规定过于僵化，为农民的融资、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设置了重重障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00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并选择山东、宁夏等9个省（区）部分县（市）作为试点，联手共同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属于农村金融产品创新试点类别之一。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试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此后，试点在全国逐步推开，多个省份进行了种种尝试。例如，湖南省在2009年省委省政府的1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试点。”而福建、浙江、辽宁、江西、河南、重庆等地也有类似的文件出台。2010年7月，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对农村土地流转融资进行了肯定。2011年农业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农办、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档案局等六部门组织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确定50个县（市、区）为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地区，农地融资迅速推进。至今，全国出现了多种农地融资模式：
（1）土地信用合作社（亦称土地银行）。土地信用合作社出现得比较早的是宁夏平罗县，它把存贷机制引入农地经营，以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具体做法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成立土地信用合作社，农民将自己不耕种的农地存入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信用合作社给予其一定的利息即土地存入费；需要扩大经营的农户支付一定的费用从土地信用合作社中贷出土地。土地信用合作社也可以将自己目前拥有的土地与其他的企业合作经营或者是转包。土地信用合作社制度缓解了农村目前土地抛荒与规模化经营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无法根本解决农民对生产资金的需求。
（2）土地金融公司。土地金融公司是国家开发银行在重庆进行的试点。2005年，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在重庆实践银行、政府、社会中介和企业“四位一体”的信贷新模式，即由各区县政府组织专管机构、担保机构以及代理经办行等机构搭建融资平台，农民利用其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公司，向开发银行进行贷款。贷款的担保方是政府组建的农业担保公司，土地公司以其股权向农业担保公司进行反担保。这种抵押贷款方式的好处是既能绕开目前的法律困境，又能为农民筹措到生产资金。但这种方式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运作繁杂，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的农业担保公司进行担保，政府就存在金融风险，而政府作为行政机构是不宜介入市场行为的。
（3）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目前，全国大部分省都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但在实践探索中，各地的做法又有一些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种做法：一是土地抵押协会制度。201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农村信用联社在河西镇农民自发搞起的“土地抵押”的基础上，尝试开展了以“农户土地协会”为纽带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农民在村队的领导下自主联合成立农地抵押协会，协会会员多户互相担保，一户向银行进行借贷，由互相担保的多户进行担保，贷款人若未能及时还贷，则由协会担保人进行还贷，而贷款人则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给协会和代为还款的担保人。这种制度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用益的突破，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抵押的效力，农民获得了资金，而且在无法还款的情形下，银行并不直接处理农地，而是由协会成员来还款并处理贷款人的土地经营权，这样就不会改变农地的用途。二是土地协会结合第三人担保制度。在目前的实践中，采用这种方式的有黑龙江大庆等地。其具体运作方式就是成立土地协会，会员之间联保，增加第三方担保，第三方在贷款人向银行进行贷款时用自身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向银行进行抵押，作为第二保证。贷款金额不超过所抵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的80%，由县一级农业管理部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进行登记，银行对抵押物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存在第二保证，这种抵押制度相对单纯的土地抵押协会制度而言，银行风险更为减少。三是个人直接借贷制度。目前采用此种制度的地区较多，如湖北、湖南、福建等省都有地方采用这种制度。具体做法是：农户个人直接向银行（多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进行贷款申请，在证明其土地权属、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存在权利瑕疵后，由政府主管农村事务的行政机构进行登记备案；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进行评估，银行在进行审核后，如果条件符合则发放贷款，如果农民在规定期限不能偿还贷款，则土地承包经营权归银行所有。这种制度在贷款过程中，手续较为简便，效率较高，农民也比较欢迎这种制度。但是这种融资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缺乏法律依据；当农民无法偿还贷款后，土地承包经营权归银行所有，农民面临失地危险；土地承包经营权归银行所有后也会面临土地用途改变的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现有农地融资实践虽然能较好地解决一些现实需求，但也暴露出几个主要问题：一是法律缺失。目前中国并没有从法律上承认农地融资抵押。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要保持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必须从立法上规范农地融资，而不能仅以部门或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进行规定。二是制度不完善。目前对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价值认定和土地经营权抵押登记都缺乏权威部门来规范操作，尤其是实践中各地对于价值认定标准不统一。实践中存在的农地融资运作模式，如土地银行模式、银行抵押贷款模式等，都属于各地的一种探索，因此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比如抵押权人的资金来源、抵押人的还款方式）都不健全。三是缺乏监管。农地融资实践中实施农地经营权抵押的机构不统一，缺乏农地经营权抵押监管，这就可能造成抵押人无法还款时带来其他的风险。
三、德、美、日农地融资制度及其经验
（一）农地融资制度确立背景
德国农地融资的相关制度诞生于18世纪，其目的是为了抑制日益严重的农村高利贷对农民的压迫；进入19世纪，适应土地改革的需要，德国农地融资制度不断发展，农民可通过农地融资获得资金以进行土地平整和配套设施的修建。农地融资帮助农民在必要时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和获得农业生产所需的资金，使得农村经济得到进一步提升。德国现行有关农地融资的法律制度是《德意志农业地产银行法》，此法律于1949年制定，2003年进行修订。
美国有关农地融资的制度最早出现在19世纪。当时为了开发西部地区，政府采取无偿赠送土地等形式吸引国民拓荒进行农业生产，家庭农场成为主要的生产单位。由于家庭农场普遍资金不足，农地融资制度应运而生。发展到20世纪，经济危机周期呈现，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打击，长期得不到恢复，于是政府牵头对农村经济进行扶持，相继制定了《联邦农业贷款法》、《农业信用法》、《联邦农业抵押公司法》等，通过设立土地银行来解决农业生产的资金难题。
日本的农地融资制度建立于二战后。当时农业生产资金匮乏，政府将原有的不系统的有关法律和制度进一步整理健全，以解决农业发展中最为关键的资金问题。日本现行有关农地融资的法律制度是《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中央金库法》等，虽然不是专门的农地融资法律制度，但是里面的内容对农地融资的主要方面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比较这些国家农地融资法律制定的背景不难发现，其共同点就是为了解决农民农业生产发展中的资金难题。
（二）农地融资模式
德国、美国、日本三个国家的农地融资虽然都是通过抵押或类似的方式来解决资金难题，但是各国的具体操作制度还是有所区别的。
德国农地融资采取的是土地信用合作社加土地银行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建立起的融资制度。有地农民自发组建土地信用合作社通过农地抵押解决资金问题，土地信用合作社发展到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时候出现土地银行。土地银行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到政府主导的过程，其主要作用仍然是为农民的发展获取资金。土地银行发行抵押债券融资，手段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样既能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变革带来较为充足的资金，又能为金融流通领域带来新的投资渠道。抵押权人制作债券进行发行能较为迅速地获取资金，债券购买者可以因此获得潜在的利益。
美国农地融资采取的是政府土地管理局加联邦土地银行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建立的融资制度。政府出面建立农业信用管理局，设立专门的部门管理土地银行。因此，土地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相当于土地银行暂时“购买了”农民手上的土地，再将其转化为债券进行发行，以从资本市场收回资金。显而易见，政府在农地融资制度的建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日本农地融资采取的是农协带领下的农业信用合作社加中央农林金库模式。日本农协是一个介于民间和官方之间的农民组织，其业务内容非常广泛，综合来说就是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性质的困难和问题，其中突出解决的重点问题就是农村农民资金紧张的问题。基层信用合作社、信用联社和中央农林金库都属于日本农协。农业信用合作社是由农民自发组织，共同解决自己困难的民间金融组织。从信用合作社到信用合作联社再到最高级的中央农林金库，三者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一步一步地将融资的规模和渠道拓宽，中央农林金库具有储蓄贷款和发行债券的功能，属于半官方的金融组织。
（三）农地融资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德国涉及农地融资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德意志农业地产抵押银行法》以及《德国民法典》和《德国担保法》。它们对融资制度中的当事主体即农民、信用合作社、土地银行之间的权利义务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农地融资最早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农民抵押土地获得资金。在融资过程中，农民作为抵押人，土地信用合作社和土地银行是抵押权人，向农民发放贷款获得抵押权。农民作为抵押人遵循的义务是将土地所有权证交付给合作社或者银行，先要保证所有权证的真实性以及不存在重复抵押的情况，然后填写贷款申请书，写明贷款的金额年限和还款方式以及利息，并向合作社缴纳一定的费用作为入会费或者是手续费，通过合作社银行贷款审核以后才能获得资金。这里实际上包含一个抵押权的登记公示过程，农民将土地作为抵押物，根据德国法律农民不得再任意转让土地，如有需要必须得到抵押权人的同意，合作社和银行成为抵押权人，获得相应的权利。在此，德国农地融资法律制度中的特色凸显出来——抵押权可以流通，甚至可以独立于债权，抵押权人为了收回资金获取不断的资金来源，可以将抵押权作为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美国涉及农地融资制度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联邦农业贷款法》、《紧急农业抵押贷款法》、《农业信用法》、《农业抵押公司法》。美国农地融资的主要手段同样是农地抵押，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土地登记制度和地籍管理制度。Erik Stubkjaer认为：“抵押贷款的安全性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土地登记和地籍管理制度”。政府部门对农地进行登记造册，其登记内容包括面积，用途、所有权。当农地所有权要进行抵押融资时必须进行抵押登记，这样可以保证抵押物农地上不存在他人的抵押权，保证抵押权实现的安全性。另外与抵押权最终实现相关的重要制度就是对农地价值的评估。评估是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来作出的，使得抵押物价值的确定科学、公正合理，这样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对抵押权的价值就不会存在争议，使抵押融资这一制度能良性发展并很好地运作下去。在抵押权人发放贷款后，抵押权也可以制作成抵押债券进行发行，与德国的土地债券不同的是，抵押债券的性质为债权、其流通领域更广，投资的潜力更大，但投资的风险也相应增加。
日本涉及农村土地融资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中央金库法》、《临时利率调整法》。在农地融资方面，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主导作用。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有专门的农林金库，也有非专业的商业银行。抵押过程中的资金来源不是直接从市场上募集，而是大部分由政府财政进行资助，因此，日本政府对抵押融资实施双重监管，既包括政府金融部门的监管，又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农林部门的监管，可以说，在农地抵押融资中，日本的监管制度是最为复杂和严格的，正是这样的监管法律制度使得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利益能很好地得到保障。
比较德国、美国、日本的农地融资法律制度可知，它们采用的主要方式都是抵押，但在具体做法上又有各自的特点，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以有利于本国农业的发展。
四、加快中国农地融资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法律制度
农民在生产中遇到资金瓶颈，现行的小额担保贷款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能够进行融资的重要工具就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目前来看，各地农民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的需求是很强烈的。如果立法部门一直不能出台符合实际的法律法规，而对目前各地开展的各种试点和探索保持沉默，这将会不利于中国经济安全稳定地发展。借鉴德国、美国的做法，结合实践，笔者认为应对目前有关农地承包经营权方面的法律进行修改，比如在《物权法》、《担保法》、《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农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行抵押，并针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建立专门的法律法规，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法》、《农地抵押监管法》，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规可以使得这一融资方式更安全更具有活力。
（二）建立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登记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要能够进行抵押融资，那么首要的就是产权明晰，要有完善的土地管理制度和抵押登记制度。美国、德国等对农地有严格的登记管理制度，这样既能保障农民的权利，又可以防止滥用农地融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应该对每一农户拥有的农地使用权进行详细描述登记，使得使用权行使的对象明确。
（三）构建科学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制度
对抵押物进行合理科学的评估，对其价值进行确定，是关系到抵押贷款数额的关键。德国在将农地抵押权制作成证券进行流通时非常重视对农地本身价值进行评估。一般由专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如评估存在不实，评估机构需承担民事责任进行赔偿。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中国应建立专门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制度，并且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评估应该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如专门的农业管理部门或者是社会中介结构，而不是由抵押人或者抵押权人来确定，这样才能保证抵押物价值的稳定性，保证抵押权最后实现。
（四）规范农地承包经营权融资运作规程
农地融资制度需要对运作过程和运作细节进行科学细致的设计。农地融资中抵押权人的借贷资金来源渠道可以多样化，可以先由政府出资借贷一部分作为启动资金，其他的资金可以通过农民自由集资、农村信用合作社资金或集合社会资金来解决。为了防止农民失地，可以规定其只能抵押一部分农地承包经营权或者规定最高抵押贷款的限额。农民还款方式应采取多种形式，如可以考虑分期还款。这些具体的运作措施要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而不能照搬国外的某些做法。比如将抵押权制作成债券进行流通融资就不符合中国目前的状况，但随着金融市场的成熟，中国也可以逐步发行债券进行融资。
（五）建立农地融资金融监管制度
为了维护农地融资金融机构的安全性、稳定性，防范金融风险，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其进行监管。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设立双重监管，一方面由专门的金融监管部门来监管银行的农地融资业务，另一方面由农业管理部门来监管农地融资过程中有关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中抵押登记、价值评估、回购等方面的事项，以保证此项融资制度能够良性发展。
（六）完善农地融资的配套制度
农地融资制度的建立还需完善一些配套制度。农民土地融资后存在各种风险，为此应该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制度，这是防范农地融资风险的基本底限，以解决农民土地交易的后顾之忧。同时应建立农民融资后土地的优先使用制度，比如建立优先竞购制，即在农地抵押权实现时，同等条件下，作为抵押人的农民享有优先竞购权；或者是优先承租制，即对于抵押权人对抵押农地依法出租时，同等条件下，抵押人对该农地使用权享有优先承租权。
（作者单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作者：李洪强
第三篇：我国众筹融资监管制度研究
摘 要： 众筹融资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一种新型融资模式，自引入国内以来发展迅猛，但由于在我国缺乏有效监管而蕴含一系列风险，对其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我国众筹融资监管制度的建立应当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创新与安全、监管与自律等关系的基础上，坚持适度监管、差异化监管、协同监管和创新监管原则，健全众筹监管立法，明确监管机构及职权配置，实施包括市场准入、投资者保护、股权众筹豁免等在内的监管措施，促进众筹融资规范化、健康化发展。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众筹融资；监管
作者简介： 陈莘（1992-），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法学学士，重庆大学法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一、绪论
众筹融资是指在互联网平台上，众人汇集资金支持融资者发起的项目，从融资者处获得实物或股权回报的活动。其融资成本低、投资门槛低，受到了中小企业、创业企业和众小投资者的青睐，但在国内目前法律框架下法律定位不明、缺乏有效监管，因而蕴含一系列风险。论文以众筹融资监管的必要性为前提，以国内众筹监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构建我国众筹监管制度的具体构想。科学的众筹监管制度能够有效保护投资者，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也能够促进解决中小型企业、创业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保障融资权，对金融改革有实践意义。
二、正文
（一）建立众筹融资监管制度的必要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建立众筹融资监管制度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健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克服金融创新的负外部性和贯彻普惠金融理念。首先，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采用分业监管模式，协调性差，众筹融资作为新兴和直接融资模式，处于监管真空地带，将其纳入金融监管体系，是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必然要求。其次，在众筹融资监管缺位的情况下，行业出现野蛮生长的势头，若不适时加以规制和引导，很可能发生恶性竞争，对行业发展造成巨大打击，甚至可能冲击金融市场的稳定，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这种负外部性要求监管来进行调整。最后，众筹融资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将被传统融资排斥在外的普通客户纳入融资活动中，对众筹融资进行监管，引导公众合理参与投、融资活动，符合普惠金融理念的价值追求。
从微观层面看，必要性在于保护众小投资者和控制众筹融资的风险。众筹融资门槛低、成本低，大量未被传统融资接纳的人群参与到其中，但由于其风险意识、金融知识欠缺而极易遭遇欺诈，众筹融资监管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便在于对投资者进行有效保护。另外，众筹融资面临的一系列风险也要求建立众筹监管制度：捐赠类众筹以外的类型涉嫌非法集资的法律风险，还面临非法发行、出售证券的严厉规制[1]，众筹平台在运营中也面临一些业务许可问题，融资者在路演推广过程中对项目的披露还面临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在项目实施阶段，融资者对于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管，项目的实施缺乏规制，项目回报的兑现也缺乏约束，因而融资者违约的法律责任不明确，违约成本小，增大了信用风险发生的可能[2]。
（二）我国众筹融资监管的制度环境及评价
1.我国众筹融资监管的制度环境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性众筹融资法律，相关金融业务的监管主体及职权散见于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从监管动态来看监管层对众筹发展的态度是积极肯定的：2014年底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了其起草的《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其中对众筹平台、投融资主体以及行业自律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规定；2015年4月的《证券法》修订草案规定了众筹发行豁免注册，拟完善证券业务管理制度，众筹平台很可能成为公开发行证券的新场所[3]；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针对股权众筹的风险防范问题提出了融资者的信息披露义务、投资者应当具有风险意识和风险承担能力以及股权众筹由证监会负责监管等指导意见。
2.我国众筹融资监管制度建设存在的不足
第一，众筹融资发展仍面临诸多法律障碍。我国《证券法》对公开发行证券的条件规定严格，这与众筹融资的特殊性不符合，现行《刑法》没有为合法集资活动预留足够空间，导致众筹融资游走于刑事犯罪边缘。相对于众筹行业的迅速发展，相应的制度建设滞后，众筹融资专门性立法空白，国内现有法律法规难以厘清众筹融资的法律性质。
第二，众筹融资监管体制尚未建立。受分业监管模式的影响，众筹融资活动牵涉到许多机构的职责，众筹监管主体缺乏法律的确认。虽然依据“征求意见稿”将股权众筹纳入中国证券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但对于众筹融资这种交叉性金融活动，仍缺乏主要监管主体。
第三，众筹融资监管配套制度不健全。主要在于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不健全和众筹融资纠纷解决机制缺失：央行的信贷征信体系局限于传统金融机构和传统信贷交易的范围[4]，地方政府的信用平台系统和电商建立的用户信用库开放程度不高，规模小，覆盖面极为有限；监管层的视线集中于对潜在风险的控制，忽视了一旦发生纠纷，对纠纷进行解决的配套机制的建立。
（三）建立我国众筹融资监管制度的具体构想
1.明确监管原则
明确适度监管原则、差异化监管原则、协同监管原则和创新监管原则：众筹融资的监管总体上要以风险控制为监管底线，在此基础上为众筹融资行业的发展预留一定空间，即坚持适度监管原则；在制定了针对共性问题的规则之外，要根据众筹类型的个性问题制定对应的规则，采取差异化监管方式；协同监管要求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要并重，监管部门与经营者及行业组织之间要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创新监管原则的内在之意是要处理好创新与安全的关系。
2.构建监管体系
首先，健全监管的法律依据。对《证券法》相关内容进行联动修改，为众筹融资豁免在法律上统一口径，而具体的众筹监管规则只有待《证券法》完成修改之后才能逐步出台，以避免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等法律冲突。由于我国众筹融资行业发展尚不成熟，而且由全国人大进行众筹融资立法不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漫长的立法周期也会致使法律跟不上行业的发展，将造成立法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因此目前应采用行政法规的形式，在《证券法》的基础上由国务院牵头制定众筹融资的管理条例，对众筹融资法律性质、监管原则、监管主体及职权、准入要求、众筹主体禁止行为及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定。
其次，明确监管主体及职权。众筹融资应以证监会为主要监管主体，必要时在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下，协同银监会、保监会等部门进行联合监管。具体的讲，债权类众筹和回报类众筹要协同银监会进行监管，涉及保险业务的众筹融资还需要保监会的介入，捐赠类众筹不属于金融的范畴，由民政部监管，以上众筹融资模式中的第三方支付业务要协同央行进行监管。证监会作为众筹融资主要监管主体，对于众筹融资的监管职权主要包括监督管理权、规章制定权、投诉处理权以及处罚权。
再次，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一方面，建立一般性监管措施，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制度、明确众筹平台职责和建立投资者保护措施：设置合理的投资者准入门槛，要求众筹平台在证监会进行注册登记，同时在互联网金融协会进行备案登记；通过设置投融资额上限、简易信息披露要求、对投资者进行教育、保护投资者信息安全等对投资者进行保护；要求众筹平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教育、风险提示，监督项目进程，防范融资者违约风险和欺诈风险等[5]。
另一方面，建立股权众筹特殊监管机制。主要包括适当弱化股东人数和企业形式形式对股权众筹的限制，以顺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不断扩张的市场融资需求；建立股权众筹小额发行豁免制度，由于股权众筹的融资者多为小微企业或者创业企业，其规模较小，融资额也较少，为了促进其发展，降低其融资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股权众筹融资免于现行证券发行制度的制约[6]；确立众筹股权退出机制，允许众筹股权份额在证券公司的柜台交易市场进行出售，但出售的时间应当予以适当的限制，以维持经营的稳定性等。
最后，强化法律责任体系。众筹融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1）民事责任包括众筹融资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如回报期滞后、不按计划实施项目的违约责任，侵犯知识产权、侵犯投资者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侵权责任等。（2）针对破坏众筹融资市场秩序但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主要包括声誉罚、财产法、能力罚，比如针对众筹融资中虚假披露、剽窃创意等轻微行为进行警告等等。（3）严厉打击利用众筹融资实施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防止众筹融资投资者合法利益遭受侵害，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刑事处罚，是维护众筹融资秩序的最后手段。
3.完善配套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目前可以鼓励建立民间征信体系，主要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数据先建立用户信用库。此外，充分利用媒体和舆论监督，定期披露失信名单，为投资者决策作参考。
第二，建立多元化的互联网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虽然在众筹立法中明确了法律责任体系，诉讼也不能作为第一位的解决方法，因为众筹融资一旦涉及诉讼，牵涉面极广，极易发生群体性事件，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所以应当将众筹纳入多元化的互联网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中，多元化的互联网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要建立内部投诉处理机制、设立独立的第三方金融纠纷解决机构、完善金融仲裁制度等[7]。
三、结束语
在合理、健全的监管制度下，众筹融资必定能焕发活力，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并催生大量优秀创意，激发社会创新力，更能助力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金融效率，推动金融改革更上一个台阶。互联网金融创新总是带给我们惊喜，同时为我国金融监管提出一个又一个挑战，经济创新发展和投资者利益保护之间的权衡也是一个大难题，虽然理论研究中提出了美好愿景，实践中的任务却更为艰巨。
[ 参 考 文 献 ]
[1]邓建鹏.互联网金融时代众筹模式的法律风险分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3）：115-121.
[2]许韶华，何日贵，兰王盛，高翔.众筹网络融资风险与监管研究[J].浙江金融，2014（10）：10-15.
[3]陈丽平.证券法修订草案首次被提请审议 确立股票发行注册法律制度[N].法制日报，2015-4-21（2）.
[4]杜晓峰.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建设研究[D].厦门大学，2014.
[5]胡天龙.众筹融资的法律规制[J].中国经济报告，2014（7）：77-80.
[6]何欣奕.股权众筹融资监管制度的法律思考[N].人民法院报，2015-1-7（7）.
[7]安红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视角[D].山西大学，2013.
作者：陈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