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原则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税收法定原则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基本原则在立法中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任何一部完善的法律都离不开法的基本原则，税法也是一样。在我国，税法发展较晚，至今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税法体系，本文通过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及在我国的发展、确立及实现几方面，对税收法定原则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本文将其归纳为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

第一篇：税收法定原则论文

专家：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设立专门税收法庭

近日，由中国财税法学会主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税务司法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最高人民法院原庭长赵大光、国家税务总局原司长贾绍华、黑龙江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李黎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王晓滨等领导，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施正文、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廖益新、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熊伟、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教授梁文永、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乃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序中等专家学者，北京市、福建省等税务系统的工作人员，普华永道、金杜、华融地产等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企业的实务专家，以及媒体的编辑记者共计6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秘书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序中主持。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學院副院长张世君先后致辞。

本报记者撷取整理了会议的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主题一

税收法治与税务司法——税收案件太少缘于门槛高

周序中在主持发言时表示，过去的一年，税收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速度之快出乎大家意料，疑难税务案件多有出现，引发业界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特别是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其中两起为税务争议案件，一起为财政争议案件，这在中国司法审判实践中是前所未有的。

刘剑文首先从“税收司法”还是“税务司法”的问题出发，回顾了税收司法近十年的发展，阐释了税务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必然性，肯定了税收司法对税收立法和税务行政、乃至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的促进作用。刘剑文还介绍了德国联邦税务法院的基本情况。在德国有六大联邦法院，其中只有联邦税务法院可以受理纳税争议案件，之所以做如此规定，是因为纳税争议案件的专业性非常强。他同时强调了税收司法审判的专业性和重要性，并指出要通过司法救济更好地保护纳税人权利，在全社会宣扬纳税人观念。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税收争议案件太少的原因在于，我国的税收救济制度中存在两个门槛，一个是先缴税后救济的门槛;一个是先复议后诉讼的门槛。

“要破解中国税收司法发展的难题和困局，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思考。” 施正文在作主题演讲时表示。他围绕实体税制对税收司法的影响，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在税制设计层面，我国名义税负和法定税负过高，容易将纳税人置于违法状态。其原因在于，我国多个税种的税率偏高，并且各税种之间存在重复征税问题;第二，在税收立法层面，税收法定原则尚未全面落实;第三，重刑重罚制度使纳税人远离诉讼;第四，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大部分公民虽作为实际税负的承担人，却无法成为诉讼主体。对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推进实体税制改革，降低税负、尤其是名义税负;二是要增强税法的确定性，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三是要将规范性文件纳入税务复议审查范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高桂林认为，之所以存在税法纠纷多而税法案件少的现象，是因为，首先，相当多税收纠纷的解决并不完全符合法治要求;其次，税收立法层级较低。此外，纳税人意识还没有在社会形成普遍共识。进而，他提出两个设想，第一，加快税收立法，尤其应对重要的税种加以立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第二，设立专门的税收法庭。

陈乃新以税收法定主义视域下的税收司法为主题作了报告。税收司法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税法处理税务案件的专门活动，目前主要包括税收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方面的司法处理。税收司法对税收法治具有重要意义。陈乃新指出，我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将深化税收法治，这就要求税收司法能与之相适应。一是税收法定主义视域下的税收司法必须全面体现税法的“公共财产法”性质的要求，促进税收为纳税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二是税收司法应当增加税收公益诉讼，监督税收使用情况;三是在税务机关可管控的范围内，可以弱化纳税人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赵大光在会上指出，税务法治包括税务立法、税务执法和税务司法，这三个环节在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缺一不可。首先，要从立法上规范税收制度，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立法法》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但税收领域未能很好地贯彻，税务机关的一些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解释、通知、决定长期充当主体规范，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进程中，这种局面不应再继续下去。其次，在税收执法中要增强纳税人观念，应切实尊重纳税人的主体地位，并为纳税人权利救济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渠道。最后，完善税务司法制度，试行公益诉讼，加大财税公开力度，强化财税监督。

“应该加强税收司法机关建设，并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魏建国表示。他提出，关于税收司法的内涵与外延问题，一方面，纳税人与税负的实际承担人往往不一致，可能需要引入公益诉讼机制;另一方面，对抽象性税收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也应该包含在税收司法的大概念之下。魏建国认为，税收司法是改善国家投资环境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新时期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意义重大。

主题二

德发案评析——最高法回避了案件定性问题

2004年11月30日，广州德发房地产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发公司”)为了偿还银行贷款，委托拍卖公司将自己的一处房产进行拍卖，拍卖保证金设置为6 800万港元。最终，只有一家竞买人参与了房产的竞买，并以底价1.3亿港元成交。拍卖完成后，德发公司依法缴纳了相关税费并取得了完税凭证。

2006年，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以下简称“稽查局”)在检查德发公司时，发现了上述情况，认为拍卖成交价格严重偏低，通过调查发现拍卖价格不及市场价格的一半，遂于2009年8月11日做出税务检查情况核对意见书，拟核定征收税款并加收滞纳金及罚款。德发公司认为税务机关核定征收缺乏依据。2009年9月14日，稽查局作出穗地税稽一处《[2009]66号税务处理决定》，认为德发公司存在违法违章行为，并决定追缴未缴纳税费、加收滞纳金。

德发公司不服处理决定，向广州市地税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维持原处理决定;德发公司向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该公司的诉讼请求。随后德发公司提出上诉，同样被驳回。

2014年12月25日，最高法院决定提审此案，并于2015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2017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判决书，撤销了一二审的判决书，支持了《[2009]66号税务处理决定》核定应纳税额和补缴税款的决定，撤销了加收滞纳金的决定。(上述案件以下简称“德发案”)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魏敬淼表示，德发案是最高院提审的第一起税案，也是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第一起行政案件，在税务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争论的焦点，是税务机关在拍卖价格之外核定税收是否侵害了契约自由的精神，伤及了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税法上税收核定制度与民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如何解决。

魏敬淼认为，德发案的核心要点是税务机关的税收核定权与民法上最为基本的自治原则发生了冲突。民法与税法的价值取向不同，民法强调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税法则讲究税收平等、保障国家的税收权。她指出，现行税收立法粗糙，有些具体标准缺乏明确规定，税务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纳税人处于不利地位。由此，建议尽可能细化标准，不能让税务机关轻易改变当事人按照意思自治所形成的交易价格。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滕祥志指出，德发案审判中的问题在于，首先，回避了案件的定性问题，即案件究竟是稽查局专办的应缴未缴案件还是反避税案件。其次，现有《税收征管法》对追征期的规定不明确。他指出，以往司法机关往往屈从于税务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司法判决中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对此，他建议进一步推动税收司法，活跃税收司法的法官队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北京鹏祖税务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朱鹏祖对德发案进行评析时认为，第一，案件性质不明，判决没有明确该案是偷税案还是避税案。第二，司法判决可能鼓励税务机关发挥主观能动性征税。第三，司法判决对税收检查权的性质和范围没有明确论述。第四，拍卖法的规范秩序、依拍卖程序所形成的价格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德发案体现了国家征税权和市场经济自由定价权之间的潜在冲突，该案中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无法一蹴而就。”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永青认为，税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求形成一个周延的、有逻辑的税务规则，须通过税务司法的能动性解决。此外，应当建立专家证人制度。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廖益新指出，德发案判决没有在税务机关的核定征收权与民事交易、市场秩序之间划定明确的界限。他建议，应从程序上控制税收核定权的行使，税务机关不能随意启动核定程序，必须具备客观理由或者事实依据方能启动。

北京大学法学院刘燕教授提出，“在专业性案件中，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必然会涉及对相关监管规则的质疑，涉及司法是否干预了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她认为，现行法规对税务机关行使核定征收权进行估值并没有规定原则性的适用标准，只能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形来判断估值是否合理。德发案的司法判断突破了合法性范畴，进入了合理性判断范畴，对法院是巨大的挑战。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李大庆副教授介绍了与德发案类似的瑞成房地产案，指出这些税案的出现使税法学界越来越关注税务机关权力的行使及限制，以及如何保障纳税人权利等问题。他认为，在实践层面上，对于税案的理解不一定局限于司法判例，税收政策的制订、税收立法等均属于广义的税案;在理论层面上，对税法规范的研究为税法基础理论研究带来了一次转型机会，法教义学可能因此成为财税法学研究的一个趋势。

主题三

德发案启示——《税收征管法》应作修改

从2008年被列入立法规划开始，《税收征收管理法》(下称《税收征管法》)的修改历经五年，其修正案(征求意见稿)于2013年6月7日，终于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然而，时至今日仍无定论，并且2017年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中也无此内容。但有关《税收征管法》的讨论和争议一直在持续。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审判长王晓滨通过介绍德发案指出，德发案的意义所在主要有两点：第一，《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六款的适用。即在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情形下，税务机关有权核定纳税人应纳税额。德发案确定的规则是，税务机关行使核定权原则上要尊重合法有效的市场行为，有特殊情形的除外。第二，《税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有关追缴税款和滞纳金的限制。如果不是由于纳税义务人的原因，那么不能追溯，只能从核定之时起算。

此外，他通过介绍儿童投资主基金诉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征收案(以下简称“儿童主基金案”)指出，儿童主基金案的意义在于，随着对外经贸规模日益扩大和交往方式不断增多，明确对各类市场主体股权转让、融资等行为的征税准则显得越来越迫切。在该案中，法院针对借境外注册成立公司实施资产交易、而实际所得来源为境内的刻意避税情形，以裁判方式彰显了中国税收主权和通行的国际征税规则，保护了涉外经贸领域的国家合法权益。王晓滨指出，德发案和儿童主基金案分别着眼于国内和国外，但都体现了中央提出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原则，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学界予以关注和研讨。

国家税务总局干部学院副教授朱长胜认为，准确理解《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要把握四个关键词：一是“计税依据”、二是“偏低”、三是“明显”、四是“正当理由”，并建议把“正当理由”替换为“合理商业目的”。

《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六)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朱长胜表示，纳税人出现“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情形，税务机关有权行使核定应纳税额的税务行政裁量权。“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包括四点内容：一是交易价格属于“计税依据”;二是“偏低”是和公允价值等标准的比较结果;三是“明显”不能用量化指标“一刀切”，而应结合“正当理由”综合判断;四是“正当理由”是指不以税收利益为主要目的。为有效解决涉稅价格争议，税收立法需要建立专门措施并修订既有税法条款，税收征管方面应当开辟涉税价格争议解决的第三方专业渠道。

经过分析，朱长胜认为，《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六款可以解释为，若纳税人申报的交易价格等指标低于税务机关所能接受的公允价值或者其他标准，而且纳税人提供的理由不够充分，税务机关便可认定纳税人的申报行为以减少、免除或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从而可以行使核定征收的权力。他认为，应构建与时代发展特征相符的涉税价格协调机制，出台专门的细化规则;税务机关应增强行使价格监管职权的能力。

北京国税局处长邓远军认为，《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六款具有反避税目的。他同样认为，该条款中的“无正当理由”应该进一步修改为“无合理商业目的”，而无合理商业目的取决于纳税人是否存在避税动机，以及是否存在少缴税款、不缴税款或者延迟缴纳税款的结果。

中国政法大学翟继光副教授指出，德发案的核心问题是纳税人是否存在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情形。税务机关应先承担价格偏低的举证责任，然后由纳税人承担是否具有正当理由的举证责任。最高院判决书从三个对比价格得出拍卖价格明显偏低的结论，理由不充分，这是该判决引起广泛争议的根本原因。税务机关即便能够证明交易价格明显偏低，还应当对纳税人是否存在正当理由做出判断。而针对纳税人提出的理由，无论是税务机关还是最高院的判决，均未论证其是否正当。此外，关于免于加收滞纳金一项，在最高院判决书中没有找到明确的依据。

作者：滕娟

第二篇：税收法定原则研究

摘 要：基本原则在立法中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任何一部完善的法律都离不开法的基本原则，税法也是一样。在我国，税法发展较晚，至今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税法体系，本文通过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及在我国的发展、确立及实现几方面，对税收法定原则进行了全面的阐释。

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本文将其归纳为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在我国，修改后的《立法法》将“税收”专设一项作为第八条的第六项，明确“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这是我国立法新的里程碑。

关键词：税收法定;税收法定原则;税法体系

法治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的私权利都和法治紧密相连。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实现了法治就能凝聚自身力量，使得自身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得到继承和发展。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现代税法体系的指导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并称为“现代法治之两大枢纽”，对税收法治的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并且是宪法精神在财政税收法中的重要体现。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

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并没有统一的观点，通过归纳，本文认为税收法定原则包含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程序法定原则三方面。

(一)课税要素法定原则

课税要素是税收法律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税收法律关系形成的基础。课税要素关系到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必须由法律加以明确的规定，从而保障纳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税收要素法定原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原则包括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两方面。税收要素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规定，其他机关未经授权没有税收立法权，并且，在使用税收法律条款时，应优先选择法律条款，法律条款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时，才可以使用其他立法机关颁布的规章条例等。课税要素同时针对于税收实体法与税收程序法，并且对于所有完善的税收条款都适用，不仅仅适用于某一特殊条款。

(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课税要素明确原则是指虽然在法律条文出台后，会根据实际需要对其进行各种法律解释，但是在制定法律时，应尽可能的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避免出现歧义。内容不明确存在歧义，含义模糊，行政机关会将主观意见带入到案件中，这样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就是为了限制政府公权力，课税要素不明确将与该原则相矛盾。

(三)程序法定原则

程序法定原则指税务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征纳程序来征收税款，未经授权不得擅自变动法定征收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第一，税收要素应通过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第二，非经法定程序并以法律形式，不得对法定税收要素作任何变更;第三，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必须依严格的法定程序来进行;第四，税收争议也必须依法定的程序解决，禁止适用协议。税收法律关系从形成到终止的整个过程必须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对于因税收法律关系产生的争议也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解决。

二、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发展及确立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发展的也较为落后，但是，进来，我国的学者都开始探讨并研究税收法定原则，国家也逐渐重视税收法定原则的价值观念，税收法定与我国依法治国的口号逐渐衔接在一起，在我国取得显著效果。

我国的现行《宪法》条文中涉及纳税条文的只有第56条。在我国现有的18个税种当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呈现，其他均是通过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形式来呈现。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必要时，可以颁布有关税收条例，但其已经废止。1985年，全国人大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我国2000年3月15日颁布的《立法法》 第八条明确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只能以法律形式颁布，但是并没有确立税收法定原则。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税收法定原则首次写入党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中。

2014年12月22日，立法法修正案二审稿中规定，对“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都要制定法律。但是在2015年3月8日，立法法修正案三审稿中关于税收的条款与之前的二审稿有很大不同。二审稿中的各种税收要素被简化为“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三审稿中恢复了对税率等要素的表述，在2015年3月1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修正案三审稿，修改后的立法法将“税收”专设一项作为第八条的第六项，明确“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我国的总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三、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实现

到2020年，全面实现税收法定原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真正的实现税收法定原则，我国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将税收法定原则从形式法定上升为实质法定

税收法定原则，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法定，还要看税收的实质内容是否真正运用到了实际生活中。对税收实质法定与税收形式法定有两面的不同：一方面，与原本文本意义上的法定要求不同，实质法定还强调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都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另一方面，做到了有法可依不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最终目的，税收法定原则的最终目的是所依之法是善法，税收法定原则中的实质法定就是提高立法质量，使所立之法皆为善法。

(二)分清税种上升为法律的轻重等级

因为将个税种上升为法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时间内对所有的税都进行立法时不现实的，在完善的过程中，应根据当下国情，将与纳税人生活工作联系密切的税上升到法律层面。在完善税法体系的过程中，“营改增”和房产税改革应该是主要方向，在两者中房产税立法尤为重要。减轻纳税人的纳税负担是“营改增”的主要目的，这一点有国务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职权在人大立法之前，以颁布条例的形式对其进行调节来体现。而我们的房产税是直接税，直接关系着纳税人的切身利益，而房产税改革是要扩大征收范围，增加纳税人的税负，因此需要地位更高的《立法法》来调整。

(三)完善税务机关的工作

税务机关的工作是实现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性的环节，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税务机关的工作。第一，加快税收立法，提高税收立法质量，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力求条款缜密。立法机关应确保所立之法尽量明确，不存在什么歧义。第二，规范税收征管方法，提高税收执法水平。在税收执法的过程中，应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对相应的执法行为予以规范，从而提高执法水平。第三，完善财税司法，提供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与此同时完善税收司法制度，做到有税法可依，合理实施，保正纳税人能够获得获得救济。

税收法定原则作为法治的重要标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取得成绩的初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深入学习并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观，始终坚持基本、文明、明确的税收法治价值取向，确定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战略体系。我国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将引导人民走向更加自由民主的小康社会。(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寿灿 韩灵丽主编，王鸿貌 陈寿灿著《税法问题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2] 郭维真：《税法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

[3] 张守文：《税法学》[M].法律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4] 刘庆国著：《税收法定与我国税收立法》[J].《宁夏社会科学》，2010.

作者：徐莲霞 习红妍

第三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存在问题及对策

[摘要]文章认为，目前我国推进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进程中存在部分税收法律文件实践性不强、税收执法缺乏有效监督等现实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不完善、税收立法权划分不明晰、缺少税收法律监督机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应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明确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并强调建立纳税人权利保护官制度也是一种可行的监督机制。

[关键詞]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立法权;行政立法;纳税人权利保护官

首次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党的纲领性文件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一系列文件，将财税改革做为立法领域里的一项重要内容，做为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目前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研究成果还是十分丰富的。但是，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含义

税收法定原则，即国家取得税收收入必须嚴格遵循一定的法律规范，课税要严格依照法律执行。税收的主要目的在于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是对财产的重要分配。国家无偿取得财产，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有助于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利。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收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积极推进依法治国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对于人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十分重要。

(二)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

自13世纪《自由大宪章》产生以来，税收法定原则成为近代宪政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代以来，税收法定原则取得了很大发展，被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列入宪法，我国也基本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体现了法治主义，不仅是国家税务机关课税的基本准则，也是人民财产权利保护的重要依据。它的确立，集中体现了税收的法治理念，既是税务机关的法律依据和权力来源，也是限制政府机关权力的重要砝码;既是税收的强力保障，也是人民财产保护的法律基础。许多学者认为税收法定原则在于确定了征税机关的征收权力、征收程序、征收范围，笔者认为，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更在于它不仅确定了征税的权力，还在于其对征税权力的限制。人们对税收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是对人们财产的保护，而不仅仅在于成为国家征税的合理依据。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财产分配过程中双方权利的合理实现，即人们在确定自身义务的过程中，也保护了自身的权益不受侵害。

二、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行政立法层级较低

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税收的顺利实现不仅关系着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行，更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我国新的《立法法》对关于税收基本制度的条款进行了修改，目前我国的正式税收法律只有几部，而且这些法律的层级也比较低。虽然目前正在积极推进营改增改革，但是我国现有的税收法律制度多是行政法规，规章及行政通告。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税收立法对国务院进行了广泛的授权，它虽然有助于行政机关更加有效地取得财政收入，也导致了我国税收法律的繁杂不一。

(二)部分税收文件实践性不强

法律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可预测性以及可操作性。我国的税收法律大量充斥着规章、规范性公告文件，税收规范中存在许多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行政行为具有效率性，所以，许多行政法规为便于执行，多倾向于原则性条款。行政机关制定的这些法律法规，缺乏必要的法律解释，更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部分行政法规的解释过于庞杂，甚至取代了法规本身。不可否认，行政法律、规章的解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掩盖了法规本身的不足，但是，行政解释多属越权解释和违法解释，破坏了法规和规章本身的效力，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人民的合法权益。

(三)税收执法缺乏有效监督

我国的税收执法活动并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从税收的性质和重要性来讲，税收法律属于基本法，税收属于通过法律保留实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应通过立法对其进行详细地规定。但是，实际中，我国还没有税收基本法，更多的是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通告，正式的税收法律仅有几部。大量存在的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税收法律文件，其制定过程也是不规范的。另外，法规和规章的执行也存在问题。在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中均缺乏检核和监督，其结果就是一些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损害人民的财产权益。

此外，我国还存在部分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现实路径，需要在税收法律的制定、税收执法中切实实现，作为纳税主体，也要在具体法律行为中得到体现。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我国人民对纳税行为缺乏认识。纳税人对纳税法律认识不足，厌税情绪比较常见。随着我国法律文化的普及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国民纳税意识在不断提高。

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一)问题的原因

1.税收立法权划分不明确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对法律享有制定权和修改权，国务院对行政法规有制定权和修改权，但是这样的规定太过模糊，不够明晰各自的权限。另外，税收法律制度不仅关乎国家和政府，更关乎全体国民的切身权益。严格来讲，税收基本法应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并且在行政机关的参与中，需要以行政法规加以配合。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都需要立法权加以明确的前提下，立法权的划分显得十分重要。

目前，我国的税收法律多是行政法规。行政机关立法权的扩大，造成行政机关各个部门，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立法不同和冲突。我国地域广大，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相差很多，税收立法权的失衡，不仅损害国家税收的征收，而且影响人民的财产权益。所以，更应该把立法权集中于中央政府，避免地区失衡。

2.我国税收法律制度不完善

税收法定原则的真正落实，需要完善现有的税收法律体系，从根本上讲，税收法定还要税收宪定。我国宪法规定个公民的纳税义务，基本确定了税收法定原则。但是，宪法只是从公民纳税的角度出发，对于政府机关的征收行为并没有做出规定。所以税收宪定需要逐步完善。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在于宪法的完善，在完善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税收的主体、客体、范围以及程序做出必要的规定。对于违宪行为，包括立法上和执法上也应有其相应的规定。违宪行为要坚决处理，彻底解决税收法律的基础性问题，立足宪法和立法权的合理分配，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3.缺少税收基本法

我国存在税收基本法缺失的问题。我国有大量的行政性税收法律和法规，但是正式的，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只有4部。關乎纳税人权利的多部法规由国务院等行政机构制定。整体上税收法律制度比较多，但是未形成完善的体系，系统庞杂，缺乏系统性和效率性和权威性。具体可以依据宪法，合理分配立法权，制定基本法，逐步完善税收法律体系。现行的法律体制既增加了立法和执法的成本，也不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4.税收监督机制的缺失

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和行政执法缺少监督机制。长期以来，多数学者认为税收是一种行政行为，我国的税收法律救济途径多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在我国，税收争议行政复议的处理机关仍是税务机关，难免有袒护的嫌疑。而行政诉讼又比较复杂，周期比较长，不利于纳税人权利的实现。

(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对策

1.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制度

要解决我国的税收法律问题，必须建立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建立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首先应从宪法上确定税收法律的地位;其次，制定层次适当的税收基本法;第三，在合理明确划分税收立法权的基础上，形成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

2.明确划分税收立法权

从我国的税收法律现状来看，中央政府掌握主要的立法权是十分必要的。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获得适当的立法权才是切实可行的。中央政府获得较多的立法权使得全国政令统一，地方立法权根据地区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调节税收立法，健全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基本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适当调节经济。

3.建立纳税人权利保护官制度

相对于现有的法律救济制度，纳税人权利保护官制度有几个优势。首先，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在于人民权利的实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纳税人权利保护官制度有利于人民意见的表示;第二，针对我国授权立法存在央地失衡、地区失衡的情况，纳税人權利保护官制度有一定的内部制约作用;第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是人民自己决定纳税与税收的使用，纳税人权利保护官制度可以人民更能接受的方式实现。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下，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是推进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确定落实了税收法定原则，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税收法定原则也必然逐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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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