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研究论文

摘要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我国离婚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但是，婚姻法修正案施行以来，离婚救济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却不尽如人意，在此，笔者通过对离婚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期望引起更多专家、学者乃至立法者们的关注，能够进一步完善离婚救济制度，加强其在实践中操作性，使其能够真正实现扶助离婚时弱势一方的目的。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研究论文 篇1：

论完善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

[摘要]自施行以来，我国婚姻法律制度有力地彰显了法的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在解决夫妻双方感情纠纷、保持社会稳定、增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国的婚姻法律制度对多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规定，如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目前来看，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坚持的是以夫妻感情破裂为诉讼离婚的法定理由，从而在诉讼离婚中确立了夫妻感情破裂原则。在确立以夫妻感情破裂为诉讼离婚法定理由的基础上，法定标准和感情破裂的外化参照为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这一司法问题提供了参考。应当看到，由于该诉讼离婚的法定理由面临着操作性不强、内涵受限与外延不足等不足，决定了完善我国诉讼离婚法定标准之必要性。就此而言，为更好地解决相关的婚姻法律问题，从实质条件和程序条件两方面着手是完善诉讼离婚法定标准的可行之路。具体而言，通过将夫妻感情破裂原则改为婚姻关系破裂原则、具体化“夫妻感情破裂”的内涵，以满足诉讼离婚的实质条件要求；采取单独设立婚姻审判庭、优化我国婚姻案件审判程序等措施，为诉讼离婚提供适当的程序便利。总地来看，通过实质条件和程序条件两方面的优化，有利于我国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诉讼离婚；法定标准；完善措施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这一法条确立了以夫妻感情破裂为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是我国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判决是否准予离婚的依据。毫无疑问，这一规定所确立的夫妻感情破裂原则在我国离婚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由于“感情”是无法捉摸的，每一个体都有不同的情绪的感知和认知，更何况是夫妻，且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量化的，所以导致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就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成为技术层面上难以统一认识的难题。因而，在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加强我国诉讼离婚法定标准演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夫妻感情破裂原则的确立及认定标准

（一）夫妻感情破裂原则的确立

由于该原则置于诉讼离婚的情境之中，因而得先明晰诉讼离婚之概念。诉讼离婚是夫妻双方于正式终结婚姻关系之前根据法定的条件及程序，以解除婚姻关系为目的的一种法律行为[1]。离婚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只是感情问题，也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和约束，且离婚有诉讼和协议之分。如前述及，夫妻感情破裂原则是法官在审理诉讼离婚案件时所坚持的原则，感情破裂构成了法院判决准许离婚的主要依据。《民商法辞典》认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指夫妻之间作为共同婚姻生活基础的相互感情已经无力挽回地丧失[2]。从文字上看，“感情”是文中所突出的内容，而感情则为一个婚姻家庭中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睦，感情基础是夫妻共同生活的共同需求。爱情是婚姻的本质，也是两性结合的基础，有无爱情是婚姻关系存废的前提。离婚纠纷的产生，不外乎是夫妻感情状况出现问题，若夫妻感情尚未破裂，仍不至于离婚，那么法院就应当依法予以维持。法院在判决准或不准许离婚时，仅可以夫妻间的真实感情状况为准[3]。夫妻感情破裂，是一个抽象的文字表述，为了方便法官判案，我国婚姻法也给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表现形式。总之，感情是夫妻关系存在的基础，感情的有无是婚姻关系存在的前提，感情破裂是夫妻感情破裂、难以继续维持下去的重要标志。

（二）夫妻感情破裂原则的认定标准

由于我国采取的是夫妻感情破裂原则，所以，就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是适用诉讼离婚法律的关键。夫妻感情包括性、家庭伦理等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而形成的关切之情。认定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一件复杂的问题，夫妻感情深厚与否、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及有无挽回的余地等，这些都需要考虑。所以，在确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时，不但应关注过去与现在，也要注重预测夫妻关系的持续性，即夫妻感情有无持续维持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涉及夫妻感情破裂的认定标准，若感情确已破裂，诉讼离婚中，法官应该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将死亡的婚姻在法律程序上予以解除。在此，本文认为夫妻感情破裂的认定标准可以包括法定标准和感情破裂的外化参照。

1.夫妻感情破裂的法定标准。 毫无疑问，本文认为，在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真已破裂时，应该综合婚姻基础及现状、造成离婚的缘由及有无和好的可能性等方面因素整体考虑。事实上，我国婚姻法就认定感情破裂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其中，所谓“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此外，不可否认的是，以感情破裂作为诉讼离婚的标准，是我国离婚法律制度发展的结果。从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确立离婚自由原则以后，到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夫妻感情恶劣”的离婚依据，此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颁布的一系列调整婚姻关系的法律，逐渐演化为夫妻感情破裂原则。这一规定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离婚立法历史发展，是我国离婚制度的重要发展。同时，夫妻感情破裂原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将感情破裂与否作为准离或不准离婚的法定条件，这对正确处理离婚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是十分重要的。

2.夫妻感情破裂的外化参照。 夫妻感情破裂的外化，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说起：首先，在程度上，不是暂时的破裂，而是已经无法挽回的破裂，不能重修于好的破裂；其次，在时间上，不是刚刚开始的破裂，也不是在继续发展的破裂，而是已经完全定型的破裂，这一点体现为程度方面；最后，在外部表现上，破裂是夫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为达到非法目的而假装破裂。综合而言，感情破裂本身是一种完全的无因破裂。无因即不问离婚的缘由，也不问双方当事人是谁的过错，仅需一方依据自己的单方意愿，就可诉至法院以要求离婚。法院通过对案件的审理与分析，认为感情确已破裂，即可判决离婚。

二、夫妻感情破裂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操作性不强

1.绝对破裂主义较相对破裂主义科学。 马克思认为，事物的本质决定了（婚姻）死亡的事实，而非当事人的意愿[4]。夫妻感情破裂原则又有绝对破裂主义和相对破裂主义之分，而在我国目前坚持的仍然主要是相对破裂主义，认为婚姻无法扭转地破裂仅是离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相对破裂主义的实质是原告为了子女或对方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原告在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婚姻关系，以避免因离婚对社会造成冲击。这其实就会引导法官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不仅仅看夫妻双方感情存在与否，在考虑是否判决离婚时，法官将更多的综合各方面因素。不可否认，这一系列因素将最终对夫妻感情破裂与否的判断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坚持相对破裂主义的国家和个人都是以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为基础的。但在婚姻关系领域，如果依照这个准则，把夫妻一方的利益视为公共利益，另一方的利益视为个人利益，并认为离婚将一定对社会不利而坚持不予离婚，这样的观点也是不科学的。

中国之所以采取相对破裂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中国自古以来讲求一个整体观念，也就是家族观念浓厚。因此，法官在判案时，就会持一种尽量维持一个完整的家就维持心态。本文认为，科学的离婚标准是绝对破裂主义，该标准认为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是婚姻的充分条件，具备这一理由当然导致离婚。绝对破裂主义的离婚标准符合经济原则，在笔者看来，将一个人从已死的婚姻中解脱出来，比让其在死亡的婚姻中苦苦挣扎，其所获得的社会效益更大。同时，相对破裂主义除了考虑夫妻感情外，还将许多其他因素考虑在内，这样容易造成“穷人不能离婚”“离婚往死里拖”“花钱买离婚”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有损社会风气。离婚案件中的夫妻感情破裂原则的根本特点是无论导致离婚的具体事由，仅需一方起诉与配偶已难于共同生活，法官确认婚姻关系已破裂到不能挽回的程度就可判决离婚。

2.诉讼离婚的标准违背离婚法指导思想。 事实上，在婚姻以破裂为原则的国家中，仅我国将感情破裂定为离婚标准，而其他多数国家则以婚姻破裂为准。应当看到，我国的这一规定是有一些弊端的。第一，从法的规范作用来看，该规定影响了我国离婚法确定的“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这一处理离婚问题指导思想的贯彻执行。一般认为，法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具有其规范作用，通过法的一般规定，能够指引人们自身及与他人间的行为并加以评价。但是，我国婚姻法将感情破裂定为离婚标准的规定，事实上是对轻率离婚的支持[5]。婚姻问题是两性间的关系问题，不仅和双方当事人有关，而且与社会安定有关。因此，婚姻法既要考虑感情的因素，也应综合社会各方面的因素。第二，从司法实践来看，该规定对法官正确掌握标准产生障碍。法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其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否则便达不到立法的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感情兼具抽象性与模糊性特征，我国婚姻法将感情破裂定为离婚标准，实践证明这并不利于审判人员审理离婚案件，进而致使离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6]。综合看来，我国婚姻法有关诉讼离婚标准的规定确实有悖于离婚法指导思想，给婚姻司法实践带来较大的难题。

（二）夫妻感情破裂原则的内涵受限、外延不足

1.夫妻感情不能包括夫妻关系的全部，其作为离婚的标准并不科学。 我们应该弄清楚感情破裂与婚姻破裂这两个概念，因为这两个概念有很大区别，各有其现实需要。在笔者看来，感情破裂是婚姻破裂的充分条件，而婚姻破裂则不一定代表着感情破裂。“感情破裂说”认为，以感情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理由有利于发挥法律的引导人们珍重爱情的引导作用。然而，这一点要真正落到实处，还应该综合考虑“婚姻破裂”，这正是我国做得并不到位之处。在我国，夫妻关系作为一种身份关系，应当自觉履行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众多义务；此外，婚姻关系与其他亲属关系有着强烈的伦理性，夫妻双方的各类身份抑或财产上的行为，一般都蕴含着伦理因素，所以这不是单纯的财产利益的行为，亦难以用具体的财产价值来衡量[7]。因此，在诉讼离婚案件中，对于夫妻感情破裂原则的充分运用是因人而异的。

2.夫妻感情破裂与离婚之间存在矛盾（夫妻感情破裂不一定必然导致离婚）。 从司法实践看，仅仅将夫妻感情破裂认定为离婚的法定理由，难以做到准确真实地判定准不准予离婚，因为感情毕竟不等于婚姻，前者的破裂不等于后者的破裂。在许多时候一段婚姻关系中存在着许多伦理性的因素，而有时候夫妻感情虽已破裂，但是，双方为了子女却还是选择继续在一起。此时，夫妻感情其实已经“死亡”，但是婚姻关系却在继续维持。再者，丈夫或妻子中某一方提出离婚，其出发点却是为了另一方好，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最典型的就是当夫妻一方患有重病，不想拖累另一方时，患病的一方出于为对方着想就有可能提出离婚。还有的情况是，受亲属特别是父母的影响，古代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说，结婚不是由当事人所能决定。而在当代，有时候离婚也不是当事人所能完全把控，试想一下，当一段婚姻中掺杂过多父母的意志，并且是劝分不劝和，那么这种婚姻还能够长久吗？此时，若此种情况下夫妻双方诉讼离婚，不一定就说明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据此来看，将夫妻感情破裂确定为单一的诉讼离婚标准，毫无疑问这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事实上的操作性以及有悖法律上的正义性。

3.感情破裂标准造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感情破裂标准的主观随意性强使得一些法官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不是适用法律，而是在创造法律，加之我国一些法官素质有待提高，于是前述现象的发生更是频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对比德国新离婚法对“破裂”这一概念做出的科学、明确阐述：“如果夫妻双方不再共同生活并且不能指望双方会重新恢复共同生活，该婚姻即为破裂。”[8]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德国民法典对破裂的理解是：第一，双方已不再共同生活（客观标准）；第二，无法期望夫妻双方将重新开始共同生活（主观因素），意味着双方已无和好可能。首先就从主客观方面看，对已经“死亡”的婚姻加以文字描述，使法官在判案时有一个离婚的外在表现的依据。“不能指望双方会恢复共同生活”强调了婚姻破裂的后果，“指望”一词也是从当事人双方的内心活动上对婚姻破裂起到一种补充说明的作用，体现了婚姻得从法律上解除的具体标准。这样的规定使“感情破裂”一词在司法实践中更加具体，为法官判定离婚案件提供更加具体的参照。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感情是主观的，但感情破裂却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按照民法理论，导致民事法律关系演变的法律事实既包括法律事件也有法律行为，法律事件就是一种客观事实。假如凡是主观的东西，法律都不作规范，都无法做出判断的话，民法上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就没有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之分了，刑法上也没有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事实上，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可以通过夫妻双方外在的客观行为来判断，就如同判断一个杀人犯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杀人一样。因而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离婚理由需要具有可操作性，但应该避免造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三、完善诉讼离婚标准的对策建议

虽然我国在立法上以及司法解释方面对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做出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但在实际的离婚案件中，却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夫妻之间的问题，单靠现有法律的相关规定并不能非常完美地解决。因此，需要对此原则加以完善，以更好地服务司法实践。本文认为，可以从实质条件和程序条件两方面着手完善诉讼离婚的标准。

（一）在实质条件方面，将夫妻感情破裂原则具体化

1.在立法上，将夫妻感情破裂原则改为婚姻关系破裂原则。 本文认为，以“婚姻破裂”取代“感情破裂”更加符合法律创设离婚制度的目的，更符合现代离婚法宗旨。“婚姻破裂”突出的是现代婚姻的实体性，而“感情破裂”主要体现伦理性，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层细胞组织，具有众多的功能，负有重要的任务。因此，实体性是婚姻家庭产生和存在的基础，试想一下，法律并不把恋爱关系纳入调整范围，只有实体性才使社会才把婚姻家庭纳入法律的保护之内。“夫妻感情”是由多种情感和心理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多元复合体，法律无法从技术层面去调整和规范它，因而诉讼离婚的标准不应为夫妻感情，而应该归位于婚姻关系或夫妻关系。正所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说明夫妻感情的东西难以用文字加以评判。正因为如此，法律作为一种更加官方的术语更无法将其很好地描述，它无法涵盖致使夫妻离婚的全部因素，诉讼离婚的理由不应被以偏概全。严格来讲，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它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夫妻关系的实际状况，但其无法完全代表组成婚姻实体的全部方面甚至夫妻关系的总体[9]。所以，就此而言，假若将婚姻关系破裂来替换目前的夫妻感情破裂，那么我国婚姻法将更具科学、全面包容性的特征，亦最有利于真实地反映整体效果。

2.具体化“夫妻感情破裂”的内涵。 当离婚是以“感情破裂”为评判标准时，那么该标准就应该越细致越好，就像在比赛中，比赛规则要详尽细致是一个道理，如此，才能使裁判更好判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感情”是一个主观意识很强的词，所以在立法上必须用法律上的术语对其加以细致规定，以便可执行化。若立法都无法将其健全，那下行到司法判案领域，则会出现更多问题。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对于夫妻感情破裂的立法，使法官在判案时，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指导，减少法官判案的随意性。总而言之，夫妻感情破裂原则具体化，将使它更符合当前诉讼离婚司法审判的需要，使法官在判决离婚案件时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法律准则。

（二）在程序条件方面，实现诉讼离婚的公平公正

1.单独设立婚姻审判庭。 应当看到，之所以要实现诉讼离婚的公平公正，是因为离婚涉及夫妻感情，而感情属于人的心理、情感等精神活动范畴，不属于法律能够直接规范和调整的范畴[10]。由于诉讼离婚涉及夫妻情感，在审判认定夫妻是否感情破裂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因此，需要在程序上加以改善。离婚诉讼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解决婚姻家事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第二，触发婚姻纠纷的原因复杂，无法随意探明；第三，婚姻纠纷形势时刻在变化发展，所以，这会对法官判案造成一定的困扰，甚至判决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当事人不执行的情况。离婚诉讼的复杂性特征，决定了有必要单独设立婚姻审判庭。早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那里就有一些观点，如黑格尔提出：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婚姻虽受法律的调整，但却需要爱来维持。此外，婚姻法虽然是民法的一个分支，但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以当事人具有平等的主体资格为前提，而婚姻法调整的财产关系是建立在当事人间的身份关系基础之上。简而言之，本文认为，设立专门的婚姻审判庭既有利于促进审判专业化，也有利于增进社会和谐，因而有必要单独设立婚姻审判庭。

2.优化我国婚姻案件审判程序。 由于夫妻感情破裂原则本身带有的模糊性，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婚姻法的宗旨，就应该加强优化司法实践程序。应注意的是，婚姻案件不适用对抗式诉讼模式，尤其在离婚诉讼中可以参考美国式的“合作离婚”理念、德国式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称谓，这可为当事人重温昔日感情提供可能，使离婚诉讼在较为和谐的氛围中解决。此外，婚姻案件应尽可能避免适用效率原则，因为在婚姻案件中，较充裕的时间是让当事人双方冷静的缓冲剂，也有利于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去寻找和处理婚姻纠纷背后的情感冲突。“感情破裂”一词本身带有一定的抽象性，所以在立法过程以及执法过程中，我们应该将其具体化、全面化。本文认为，基于现阶段的中国国情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将“感情破裂原则”作为离婚理由在当下还是有相当的可行性及必要性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守株待兔”。综合而言，在目前尚以夫妻感情破裂为诉讼离婚法定理由的背景下，加强我国婚姻案件审判程序的优化工作，无疑有助于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感情破裂原则”的不足，增进社会和谐。

四、结语

目前来看，夫妻感情破裂是法官在审理诉讼离婚案件时所遵循的原则，是我国离婚法律制度的核心，其合理性与进步性无可否认。但由于立法技术的落后以及现阶段我国一些法官素质有待提升，致使该原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上仍有许多不可避免的不足，并且这些不足与局限愈发受到学界的关注。总而言之，推动现行立法改革、完善当前的离婚审判制度是未来我国婚姻法律制度演进的趋势，以更好地遵循“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的离婚法指导思想，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张玉霞.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新论[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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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百果.离婚要件：是“感情”还是“关系”——古与今、中与外之比较[D].苏州：苏州大学，2006：8.

[6]李银河，马忆南.婚姻法修改论争[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152.

[7]杨大文.亲属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96.

[8]德国民法典[M].陈卫佐，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13.

[9]廖继红.“感情确已破裂”解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64.

[10]蒋月.婚姻家庭与继承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4.

〔责任编辑：张毫〕 2016年11月 知 与 行 Nov.，2016

总第16期 第11期 Cognition and Practice Serial No.16No.11

作者：邓云园

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研究论文 篇2：

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剖析

摘 要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我国离婚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但是，婚姻法修正案施行以来，离婚救济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却不尽如人意，在此，笔者通过对离婚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期望引起更多专家、学者乃至立法者们的关注，能够进一步完善离婚救济制度，加强其在实践中操作性，使其能够真正实现扶助离婚时弱势一方的目的。

【关键词】离婚救济；家务补偿；离婚损害赔偿

离婚救济是指在离婚时对弱势方的一种经济补偿，也是对违反婚姻家庭义务一方的经济制裁。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规定的离婚救济制度，在对原有经济帮助制度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增补了家务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两项内容，加强了对离婚时处于弱势方的帮助，但是，笔者认为，从十多年的实践来看，其适用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家务补偿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这一规定有着里程碑意义。遗憾的是，实践中并未能真正发挥出这项规定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存在以下问题：

1.1 调整范围狭窄

按照这一规定，适用家务补偿的前提条件是双方依法用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即夫妻实行的是分别财产制。正是这一严格条件，导致其调整范围过于狭窄，实践中，真正需要承认一方家务劳动价值的夫妻往往并没有约定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因此在离婚时根本无法对其家务补偿，这一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1.2 操作性不强

婚姻法关于家务补偿，仅有一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付出较多义务”，如何认定是否需要家务补偿，如何补偿，补偿的数额如何确定，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一）、（二）、（三）也都没有作出相应解释，因此，此条规定在实践中操作起来也很难。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

1.2.1 放宽家务补偿的条件

不管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还是分别财产制，离婚时都应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依法予以补偿。

1.2.2 完善立法

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完善细化这一规定，对家务补偿的具体条件、补偿方式、补偿数额作出具体规定，以利于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

2 经济帮助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原有的经济帮助条款作了一定修改，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另外，司法解释（一）第27条也作出了解释： “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 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应该承认，与以前的规定相比，经济帮助相对具體化了，但是，笔者认为，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2.1 经济帮助的标准太高

按照法律规定，经济帮助的条件是一方生活困难。对于如何认定“生活困难”，司法解释规定为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这种标准导致实践中只有极个别当事人才可能得到一定的经济帮助。但笔者作为律师通过业务活动发现，我国现阶段婚姻模式是一方在外打拚，一方全职在家，尤其是多数是女方放弃自己的就业培训机会和发展空间，作为家庭妇女在婚后长期全身心照顾配偶和子女，如果丈夫提出离婚她们大多年龄已届不惑，再就业能力欠缺，此时再重新参与社会的激烈竞争十分艰难，这会导致她们的生活水平会急剧下降，处于生活困难的状态。

2.2 经济帮助的期限、方式未作具体规定。

婚姻法对于经济帮助，仅规定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司法解释（一）有规定，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至于是否可以采取其它给予方式以及给予期限等均未作出具体规定，因此，此条规定在实践中同样操作性不强。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

2.2.1 降低经济帮助的标准。

离婚后没有住处，属于生活困难的一种情况。另外，还可能存在其他一些生活困难的具体情况。目前有许多学者建议将我国的“生活困难”标准改为“原有生活水平标准”，笔者也赞同此种观点，这样可以对那些以牺牲自我发展机会为代价，为家务作出重大贡献的弱势一方给予公平和鼓励。这样也才符合《婚姻法》鼓励人们缔结婚姻，为家庭尽责任尽义务法制理念。

2.2.2 细化经济帮助的权限、方式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离婚帮助方式。在国外，不少国家通过设立离婚扶养制度对弱势方进行补偿，离婚时，一方对弱势方支付扶养费、赡养费，一般参考以下情况：双方当事人的收入和财产，婚龄长短及双方年龄，健康状况，需要自立一方目前和将来的能力，使一方自立所需期限和培养费，婚姻期间确立的实际生活水准，需要扶养一方作为配偶对家庭所作贡献等，由此确定具体支付的期限和标准。

3 离婚损害赔偿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施行以后，我国在认识和处理离婚问题上有两个比较大的变化：一是由禁止离婚转向许可离婚，这种转变有观念上的改变，更体现在立法中。二是离婚的条件是婚姻关系破裂，双方无法共同生活。引起婚姻关系破裂，可能双方都没有过错，也可能是一方的行为伤害了婚姻的基础，但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婚姻破裂，就应当解除婚姻，哪怕是受害方不同意离婚。对受害者的弥补不再像以前那样把离婚作为惩罚手段，而应该通过经济的方式。因此，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新增加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因夫妻一方的特定行为导致离婚的，他方可请求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

3.1 法定理由太过狭窄

第46条规定了四种损害赔偿法定事由，多数学者认为太过狭窄。实践中，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严重侵害无过错方权益的情形多种多样，比如一方配偶欺骗对方，将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所生私生子交由自己配偶抚养成人。第46条采用的是绝对列举的方式，只有列举的4种情形才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当不在列举范围的其它情形的过错出现时给配偶造成的伤害没有办法要求损害赔偿。

3.2 取证艰难索赔不易

从实践来看，目前离婚案件要求损害赔偿的，大多是以过错方存在外遇情形为理由。但外遇情形本身是隐蔽或无固定住所的，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所以无过错方很难提供确凿证据。另外，有的当事人为了取得证据，采取跟踪、偷拍等手段掌握了一定的证据或线索，但却可能因取证过程不具备合法性而得不到法官认定和采纳。再者，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非法定的三种证据，法官不得主动调查、收集证据，这样会导致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3.3 损害赔偿的标准不明确

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导致实践中法官操作难。这一制度施行以来的调查数据显示，很多案件当当事人及其律师花费大量的人力和金钱取得符合损害赔偿条件的证据后，就算法院最后支持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但实际上判决的赔偿数额却极少，不仅不能对无过错方所受到的伤害进行经济补救，很多时候连取证成本费用也难以弥补，更谈不上对过错方违背婚姻义务予以惩处。这种情况与损害赔偿没有明确具体标准，法院在赔偿数额上保守、不敢大胆判赔是分不开的。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

3.3.1 扩大法定理由范围

笔者认为，对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细化一些实践中常见的过错情形，另外，再增设一个概括性条款，采取列举性条款与概括性条款相结合的方式，这样可以扩大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范围，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弥补法律规定的漏洞，解决实践中出现了不在列举范围的其它情形的过错时无过错方无法得到赔偿的问题，更好地实现这一条款惩治过错方，经济补偿无过错方的立法意旨，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3.2 取证难问题的处理

（1）当事人应加强证据意识。实践中，婚姻当事人一方如果存在过错，另一方当事人一定要注意证据的保存与固定，无过错方可以采取报警、录像、录音、医院诊断、拍照等形式对财产损失进行证据保全。还要尽可能固定保存过错方与第三者的电话通话记录，手机短信、电子邮件、QQ聊天、微信聊天记录等。另外，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一定要注意保存原始证据。

（2）必要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尽管民事诉讼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而且离婚诉讼中当事人的举证不能属于客观不能，但很多学者提出，由于当事人举证受其认识能力及举证能力的限制，因此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法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及举证难易程度，对负担举证责任的无过错方适当倾斜，必要时举证责任倒置，如果受害人有证据表明过错方可能存在法定过错行为却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这种情况下过错方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否则将依法推定其有过错。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将侵权责任中归责原则的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可以适当减轻无过错方的举证义务，也能更好地实现这一制度的立法目的。

（3）当事人可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笔者认为，针对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取证难的问题，我国可采用举证责任原则上由当事人负责举证，必要时也可请求法院予以查明相结合的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第81条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对于涉及个人隐私或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这实际上也表明法律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主体在舉证责任承担上的一种特殊援助。因此，当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无过错方知道案件线索却难以取得证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

（4）建立证人出庭保障机制。鼓励证人出庭建立制约机制，强制证人出庭。出庭作证是证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对此法律无任何强制性规定，造成了证人出庭率低、是否出庭随意性大的现状。

（5）通过婚姻家庭救助方式取证。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增设了“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规定了违反婚姻家庭法的法律责任和其他救助措施。婚姻家庭救助包括社会救助、行政救助和司法救助。因此，如果无过错方举证困难，居委会、村委会和当事人所在单位及有关的群众组织，公安机关等，可以按《婚姻法》第43条-45条的规定正确履行义务，采取一定的婚姻家庭救助措施，在必要时应无条件地履行给无过错方当事人出具证据的义务，以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4 赔偿标准问题

据调查数据显示，实践中各法院已判决离婚赔偿的案件中，赔偿数额不统一，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因此，应在两级法院内统一执法标准。笔者建议：在物质损害方面，可以按实际发生额计算；精神损害方面，可以统一确定一个最高限额，人民法院在限额内根据具体案件确定赔偿数额。

此外，按照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有特定的当事人，即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人是无过错的一方；义务人是有过错的一方。如双方都有法条所指的过错，适用“过错相抵”原则，都不能要求损害赔偿。笔者认为，由于目前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大多是以一方存在外遇为理由，为了惩处婚姻中的“出轨”，应当区分过错情形，对外遇情形导致离婚的，另一方只要不存在外遇过错应当可以要求赔偿。

作者简介

范贤聪（1966-），女，汉族，四川省资阳市人。现为宜宾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法学、婚姻家庭继承法。

作者单位

四川宜宾学院法学院 四川省宜宾市 644000

作者：范贤聪

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研究论文 篇3：

建立夫妻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立法设想

摘 要：为适应现下多变的夫妻财产关系，针对我国社会情况，对目前夫妻共同财产制度进行完善，以避免夫妻共同财产制适用困境的发生。笔者认为可以在《婚姻法》下，提出非常财产制作为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补充手段，确立以法定的共同财产制为主，以非常法定财产制为辅的立法模式。

关键词：非常法定财产制；立法完善

随着时代的发展，夫妻家庭生活、财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经济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夫妻财产种类也相应的增多，因此我么现行的婚姻法律制度可能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情况，需要对我国《婚姻法》继续进行完善，防止夫妻财产关系陷入困境之中。笔者认为可以在《婚姻法》下，提出非常法定财产制作为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补充手段，确立以法定的共同财产制为主，以非常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为辅的立法模式，来维护夫妻财产关系的稳定。

关于完善夫妻财产制度，其实就是在现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背景下，设立另一种更符合目前经济发展的财产体系。当夫妻一方遇到某些特殊事件时能够便于他们在依照自己意志不离婚的条件下有效地分割财产，那么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度就成为了适当的存在，这种制度是相对于通常法定财产制而言的，规定解决夫妻财产关系的非常情况，此种制度虽然没有在我国被使用，但是在很多域外国家都对该制度进行了创设和完善。非常的法定财产制，依“民法”规定，又可分为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和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前者由法律特别规定，不待请求或宣告，当然成为分别财产制，有学者称为法律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后者系由法院以裁判宣告，有学者又称为裁判上非常法定财产制。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夫妻非常财产制度是与夫妻法定财产制相并存的，并不是替代法定財产制存在，只有在夫妻间财产需要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才会投入使用。

我国目前夫妻财产制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请求侵权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把离婚作为损害赔偿的必要条件很难保障被侵权者的利益，也不能维持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但是婚内损害赔偿也并非无路可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其已经在夫妻财产制度上进行了改革，明确指出在特定的条件下夫妻要求婚内分割财产应当予以支持。但是此项改动仍旧不能很好地适应日渐复杂的财产关系，仍旧不能从根本上满足我国对婚内分割财产的要求，因此结合我国现状对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进行立法设想，以完善现行的夫妻财产制。

一、申请人

1.夫或妻一方或夫妻双方

各国的婚姻家庭法都有相关的规定，夫妻任意一方或双方都具有申请适用分别财产制的资格。对于非常法定财产制夫妻各自具有相关申请权保障了其法律上的自由，以及保证了男女平等的观念。

2.夫妻一方的法定代理人

夫或妻一方若有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则需要法定代理人。包括夫或妻一方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以及精神状态不适宜进行民事行为的情况。法定代理人的出现能够更好的维护其权益，在保障权利的同时做到了公平。

3.与夫或妻任意一方有关的第三债权人

加入第三方债权人为可以申请人，事实上是保护了此债券人的利益需要。目前只有《台湾民法》将债权人加入了申请权人的行列中，由于协力厂商债权人有权利向法院请求将夫妻间财产制度变为非常法定财产制即分割财产转而成为分别财产制，这种情况不利于夫妻关系的稳定。但是随着家庭进入到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中，夫或妻一方无力偿还债务但并未申请宣告破产，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债务人会转移财产到其夫或其妻的帐目上随后宣告破产，以此达到躲避债务的目的。所以将第三方债权人加入可申请分割财产的行列是有必要的，能使债务人在想转移财产前先申请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二、非常法定财产制的适用情形

对于非常法定财产制的适用情形应当类比我国《婚姻法》第十七、十八条的规定，以列举的方式明确给出适用范围，减少适用法条时可能会产生的争议，并设兜底条款给予解释的空间。结合域外相关家庭婚姻法律条文，并针对我国情况，可以设想以下几项适用的情形：

1.夫妻分居达一定时间

夫或妻一方因公出差或有其他事务分居时间不应当属于此时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4条规定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适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由于夫妻主动分居我们可以认定为其感情已经破裂，夫或妻一方已经不愿让对方对自己的财产进行管理、适用、处分权，那么此时再使用共同财产制使二人的财产混同这违背了夫妻的真实意愿。

2.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告知另一方其收入、债务情况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适用婚后共同所有制，其中包括夫妻双方的工资、奖金等内容，并且双方对于互相所得财产享有平等的收益、处分权。因此当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告知另一方其收益情况时我们应当认定该方可能会通过隐瞒其收入情况或债务情况来逃避其应付的责任，这样对另一方是极不公平的。

3.夫妻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殴打、虐待等其他人身伤害的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由于一方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该赔偿建立在双方离婚的基础上，我国法院目前不支持婚内损害赔偿，但是实行非常法定财产制可以解决这一困境，给婚内损侵权以救济方式，保障受损害人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起到减少家庭暴力等侵权事件的发生。

在一般情况下夫妻仍是以婚后共同所有制为法定财产制，以约定财产制为补充，夫妻双方可以以自己的意志选择适用哪种制度，只有在特殊情况发生时，才由具格的申请人申请，由法院宣判成为法定的非常财产制即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转而变成分别财产制。当实行非常财产制的法定事由消失后，夫妻双方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法定财产制或是约定财产制，因此非常法定财产制只是针对夫妻财产关系中的特殊情况而存在的，具有灵活变通性。

参考文献：

[1]林秀雄.夫妻财产制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46.

[2]陈建.构建我国非常法定财产制研究——以《婚姻法解释三》第四条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4：31.

[3]《最高人民法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通知》（法发[1993]32号）第四条.

[4]革明鸣，王龙.我国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几个问题.文教资料，2006，5（下）：135.

作者：朱宸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