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法定的原则

2022-07-09

第一篇：论税收法定的原则

论无限防卫权与罪行法定原则

所谓罪刑法定原则在近现代已成为一项世界公认的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原则能很好的约束国家对刑罚权的使用，在保障人权方面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刑法》第20条第2 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防卫过当的要负刑事责任。而第3款旋即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失，不负刑事责任。”既然造成了侵害人死亡如此严重的结果，为什么又规定其不属于防卫过当呢?两者规定看似相悖，无法自圆其说，且明显有违反罪行法定原则之嫌疑。但我个人认为无过当防卫应属合理范围内的正当防卫，无限防卫权实则有限且并不违反罪行法定原则，以下是理由的阐述：

(1) 无限防卫权适用的条件必须是杀人，强奸等其他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从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无限防卫权适用的情况是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人身权利侵害的程度相当严重的状态，且这些人身权利往往是重大的人身权益，如生命、健康等。而从本款防卫人所可能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即不法侵害人的重伤或死亡来看，防卫人损害的不法侵害人的权利最严重也是生命、健康这类人身权利中的重要部分。将防卫人所保护的权利与其损害的不法侵害人的权利相比较，我认为它们明显是相当的，并不存在相差悬殊的问题。可见无限防卫权是为了消除防卫人在遭遇这类严重暴力犯罪时的后顾之忧，看似严重的，致侵害人死亡或重伤的结果与防卫人所面临的侵害后果实则基本对等，即应属于正当防卫的合理范围。 (2) 无限防卫权实则是合理的正当防卫。如果无限防卫权是真正的所谓“无限”范畴，则防卫过当显然没有存在的余地。而《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明确肯定了防卫过当的存在，所谓防卫过当就是“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如果认为该条第3款的规定是无限防卫权，也就是承认有不受必要限度限制的防卫权，那么，又何来“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过当?如果没有防卫过当，那《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又是什么?因此，很显然，那就是绝对没有不受必要限度的防卫权即无限防卫权。

因此，《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防卫权实则并非无限防卫权，此防卫行为要受第20条第1款、第2款关于正当防卫的各项条件的限制，其中包括对必要限度之限制。其实，法条本身已经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即：“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失，不负刑事责任。”。不属于防卫过当就是正当防卫，也就是说 “正当防卫”就是对无限防卫权的最准确，最精当的解释，只是这种正当防卫行为看似造成了超过了必要限度的重大损失而已。综上我个人认为无限防卫权并未违背罪行法定原则，只应当被看做是一种“扩大化”解释的正当防卫行为。

第二篇：：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

(1)法律主义：成文法、行政法与规章、习惯法、判例不能成为刑法的渊源，但是可能成为理解构成要件要素的材料。

(2)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既是司法原则，也是立法原则。

(3)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 (4)禁止绝对不定刑与绝对不定期刑。

(5)明确性——明确性具有相对性：立法和理论的合力。明确性实现与否与罪状的规定模式无关;规范构成要件在刑法中的存在不可避免。 (6)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 (7)禁止不均衡、残虐的刑罚。

试述目前职务犯罪证据应用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我国职务犯罪的证据在立法方面还有重大的缺陷

2-与案件质量有关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从以口供为本、以言辞为本，转向以物证为本、以实物为本。这是我们办案时提高案件质量的办法，没有其他的办法和解决措施。

3.收集证据这个环节上的问题

4.证据收集过程中存在的刑讯逼供的问题 5-证人证言的收集和各种言辞证据的问题 6-在定案的方法上要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试述宽严相济政策的内涵

我国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砚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要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简而言之，就是适度宽容，轻处小恶以感化轻案犯，依法从严惩罚大恶以震慑重案犯。宽严相济，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指对于社会形势和犯罪态势的科学判断，针对具体犯罪、具体犯罪人的不同情况，应当实行区别对待，综合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处理案件，以做到既有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关键是要做到该宽从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宽严相济有几个要求：

1、要求全面把握“宽”与“严”。

2、宽严相济要求宽严并用。

3、宽严相济要求审时度势。

4、宽严相济要求宽严有度。“

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2004年12月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明确提出对轻微犯罪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从宽处理的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也规定在检察工作中要进一步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这体现了在刑事司法中既要“雷霆万钧”，也要“春风化雨”;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注重社会效果。

目前，在刑事司法中，既不能强调“严打”而忽视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又不能以轻缓刑事政策代替“严打”。那么，在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如何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呢?

笔者认为，轻缓刑事政策与“严打”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两个方面，是辨证统一的整体，是“宽严相济”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性、相对性和运动性。在刑事司法工作中，我们要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充分运用刑罚手段与严重刑事犯罪斗争，贯彻“严惩”的要求，还要落实刑罚的教育挽救功能，体现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即使在同一案件中我们也要尽量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要善于发挥这一政策的感召力，进一步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的攻守同盟，集中人力、物力把打击的锋芒对准主要犯罪者。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切实兑现政策，对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特别是有检举揭发等立功表现的，要依法宽大处理;对拒不归案、坦白的，要查清犯罪事实、追捕追诉使之归案，依法从严惩处。工作中，只有正确理解并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才能使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有机的统一。

在刑事司法中，对于正确掌握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一、吃透刑法立法精神，坚持刑法基本原则，切实把握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

司法实践中，要在法律框架下落实“严打”刑事政策和轻缓刑事政策，要坚持人道主义原则、法治原则和公正原则。对待犯罪分子的处理，法律规定该严的一定要严，该宽的一定要宽。要准确、深刻地理解“严打”刑事政策，严格限定“严打”对象，宽严相济，以体现“严打”的重点和精度。但轻缓刑事政策也应掌握严格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轻缓绝不是放纵。工作中，我们特别要注意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的发生。

二、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分析如何做更能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针对具体案件情况可分析以下几点：

1、分析在法律框架下，如何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才能最大限度的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教育挽救初犯、偶犯及团伙犯罪中的从犯、协从犯等轻刑犯。

2、是否有利于保持犯罪人家庭的稳定与和谐。避免给犯罪人的家庭带来情感缺失，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出现家庭破裂或其他负面社会作用;

3、是否有利于化解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冲突。在对犯罪人适用轻缓政策时，通过充分听取和考虑被害人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既维护了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又可以较好地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正确、严格但要有相对性的把握二者的适用范围。

对于有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应当适用“严打”刑事政策，从重从快，以起到震慑犯罪、警示社会的作用，达到预防犯罪和稳定社会的目的;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应当适用轻缓刑事政策，采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轻缓措施，以尽快实现犯罪人的社会回归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具体来说，可以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的情形具体可表现为：轻微犯罪，一般偶犯，过失犯，中止犯，从犯，胁从犯，防卫、避险过当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又聋又哑或者是盲人犯罪的，孕妇或哺乳期的妇女犯罪，严重疾病患者犯罪等。如盗窃犯罪中，犯罪数额虽达到犯罪标准，但刚刚超过数额较大标准的;抢劫犯罪中，未成年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抢劫其他未成年人少量钱财，后果不严重的等等，坚持适用轻缓刑罚。对邻居纠纷、同事矛盾、同学打闹、夫妻口角、亲属争执等引发的伤害案，做好区别对待。其中针对故意伤害的这一特点，对被害人有过错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是亲属、同事、朋友关系，因一时冲动拳脚互殴未使用凶器的，案发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且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应坚持适用轻缓刑罚。

四、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宪法精神、体现刑事法律精神，保障人权。

我们要通过司法活动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在刑事司法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司法活动中也要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努力营造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的良好作风。特别是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轻刑”犯罪分子，悔罪态度较好，可尽量适用轻缓刑事政策，能让其在司法机关的管教、单位的检查、亲属的帮助和群众的监督下，努力进行各种形式的自我改造。这样做可避免使偶犯、初犯等轻刑犯在管教期间受到累犯、再犯、教唆犯的影响，“交叉感染”而染上新的恶习，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我们要如何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促进嫌疑人的全面发展。对实施了轻罪的行为人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可以使他们充分体验到社会的宽容和温暖，有利于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这样做也是落实了宪法的精神。

笔者认为，从刑事政策的走向来看，我国当前推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逐步体现 “轻轻重重，以轻为主”的思想。“轻轻”即总体从立法、司法等各个层面从轻处置轻罪，对轻微犯罪行为人少一点刑罚报应观，多给予一点人文关怀和适度宽容，处理比以往更轻，即轻者更轻，从而以最低廉的手段达到矫正犯罪的目的：“重重”即从重重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就是对严重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重，即重者更重。所以，在我们以后具体的司法活动中，要正确理解并掌握“严打”刑事政策和轻缓刑事政策的辨证关系，在刑事法律的适用过程中正确把握“宽严相济”，保证宪法精神的落实和刑事司法精神的实现。

谈谈在讯问时如何防止刑讯逼供和变相逼供

一、塑造人权观念，从而防止产生刑讯逼供

二、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三、完善无罪推定原则

四、赋予律师在侦查讯问时的在场权

五、完善讯问程序，实行全程录音录像。

1.简述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 (1)法律主义(成文法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所要求的法律主义是指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必须是成文的法律;法官只能根据成文法律定罪量刑。

(2)禁止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禁止事后法是指只能适用行为时的法律，而不得适用行为后的法律(溯及既往)。 (3)禁止类推解释。

(4)禁止绝对不定(期)刑。

(5)明确性。明确性表示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定运用的对象。

(6)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是指刑法只能将具有处罚根据或者说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7)禁止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概括起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2.试述目前职务犯罪证据应用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我国职务犯罪的证据在立法方面还有重大的缺陷

(2)与案件质量有关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从以口供为本、以言辞为本，转向以物证为本、以实物为本。这是我们办案时提高案件质量的办法，没有其他的办法和解决措施。 (3)收集证据这个环节上的问题

(4).证据收集过程中存在的刑讯逼供的问题 (5)证人证言的收集和各种言辞证据的问题 (6)在定案的方法上要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3.试述宽严相济政策的内涵。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正确执行国家法律的重要指针。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对严重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严情节也要依法分别予以宽严体现，对犯罪的实体处理和适用诉讼程序都要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宽与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必须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全面落实。既要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又要防止只讲宽而忽视严，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4.如何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宽;二是严;三是宽和严如何结合，就是济。公诉工作能够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中积累经验，其内容也主要体现在"宽"、"严"、"济"三个方面，这是由它的地位决定的。公诉部门不仅对侦查部门、审判部门的处理结果有监督权，更重要的是，它对侦查部门、审判部门的每一项活动都有监督权、监督的程序、方法和力度。如一份侦查员对于证人证言的取证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证言取证的力度、周密度是否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公诉部门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也可以让侦查部门补充侦查;对审判部门一个证据的质证、采用情况有即时监督权等等。权利的运行离不开监督，按照监督与权利行使是否同步来分，监督可以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三种，从现行刑诉法来看，公诉工作对侦查权、审判权拥有后两种监督权，有的地方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提前介入制度，这样又有了事前监督权。

1、在侦查监督方面

侦查部门将案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后，公诉部门将会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审查。证据有缺陷或者事实不清的，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也可以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以达到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的标准。如果法律适用不正确，公诉部门可以直接更改。有的部门创造性地提出了提前介入侦查制度，就是案件尚在侦查过程中，由公诉人提前介入案件中，对案件证据、法律适用，提出意见，使侦查人员进一步侦查，移送公诉后，能够更加顺利畅通地提起公诉。证据具有强烈的时间性，有的证据是永久的，有的稍纵即逝，并且不容易恢复。提前介入可以及时发现侦查部门没有调取的必要证据，或者取证不到位的证据，及时复取。提前介入侦查制度的实质，就是将公诉案件的标准提到侦查阶段，达到提高侦查质量的目的。这项制度在目前的法律中尚没有规定，是各地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做法。另外，在公诉部门受理案件后，可以对侦查部门采取的强制措施重新衡量，以决定是否需要变更;对于遗漏的犯罪事实、嫌疑人，以决定是否需要追诉。

2、在审判监督方面

目前的刑诉法，修正、加强了法官的中立地位，树立了居中裁判的职能。这样，公诉人必须当庭提交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有罪，阐明法理，向旁听人员传播法律知识，把每一件案件的社会效果达到最大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经济转型期，法律有时是被动的，这就决定了人们具有对法律的后知性和行动的盲目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刑事案件开庭时，当庭依法控诉被告人有罪，阐明从重情节;其次，通过当庭论证具体案件，向旁听群众传达法律知识和

5.谈谈在讯问时如何防止刑讯逼供和变相逼供。

(1)塑造人权观念，从而防止产生刑讯逼供

(2)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3)完善无罪推定原则

(4)赋予律师在侦查讯问时的在场权 (5)完善讯问程序，实行全程录音录像。

6.试述我国刑事立法中重刑倾向的体现及解决。

(1)存在重刑主义倾向，死刑、无期徒刑和长期有期徒刑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当今国际社会轻刑化的趋势不合拍;(2)刑罚种类及刑罚制度存在失调现象，尤其是“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弊端较为显著;(3)在分则中对某些具体罪名的刑罚规定仍然存在粗疏之处，与司法实际需求脱节;(4)刑罚执行环节存在不协调 .与刑罚目的的要求不相称。其实，从世界尤其是当今法治发达国家刑罚史的历史嬗变来看，其刑罚沿革经历了一个从古代生命刑为中心.到近代的自由刑为中心，再到现代的自由刑与财产刑、资格刑并重.并逐步向财产刑、资格刑为中心过渡的过程。我们认为。我国应当以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收回死刑核准权为契机，积极革新我国现行的以自由刑为中心且生命刑还占有相当比重之刑罚体系.勇于直面目前国内还较为普遍存在的对死刑过度依赖甚至迷信的现状，并予以理性的反思和积极而慎重的改革，从而促进我国现行刑罚体系朝着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7.试比较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与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

首先，对犯罪构成的含义不同。四要件说只有齐备全部构成要件的才是犯罪，三阶层递进式理论的构成要件，只是构成犯罪的一个条件，是构成一罪的客观要件和主观方面的要件。其次，三阶层理论中将排除违法性的行为放在理论体系内，在第二层，“违法性”中分析;四要件则把排除犯罪的行为放在四要件体系外，在“排除犯罪的行为”中分析最后，三阶层相比四要件层次更清晰，第一步分析是否符合一罪的构成要件，第二步分析是否具有违法性，即是否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职务的行为、被害人承诺等排除违法性行为，第三步分析有责性，即年龄，精神状态等。

总之，三阶层比四要件更注重行为的客观方面

8.试述犯罪方法论中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类别判断与个别判断的关系问题。

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类型判断先于个别判断

9.简述《刑法修正案

(七)》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

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10.简述《刑法修正案

(七)》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行为。该罪的举证责任倒置，即犯罪嫌疑人举证说明其收入合法，不能说明即可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根据1999年9月l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不过最近人大对刑法中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进行了修改，最高刑加到十年，不知道对于最底限额有没改动，现在还是30万起。

检察制度

1.试述检察制度的不同模式及对我们的启示。

(1)对检察官的培养纳入司法大体系中，有利于统一司法队伍的素质，便于人员在司法机关内流动。

(2)弱化行政管理，突出业务特征，合理配备司法官员和辅助官员，实行分类管理，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3)实习期间的轮岗对全面培养和发展司法官员的素质非常有益。

(4)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案件管理和侦查是大势所趋，也是我们今后科技强检的努力方向。

(5)充分重视心理矫正和与社会的教育衔接对我国的罪犯改造也有着借鉴意义。

2.试述我国检察制度的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为指导，适应我国政权性质和政治体制的要求，适应维护国家法制统

一、尊严和权威的需要，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实践基础，反映当代检察制度现代化要求的一种制度创新。回顾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年的光辉历程，中国当代检察制度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突出特色及其优越性。

具有结构功能的科学性，体现了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具有运行机制的规律性，体现了检察一体的组织原则具有规制管理的有效性，体现了权力配置的制约协调

3.试述深化检察改革的几项基本任务。

一是要深入推进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确保中央确定的涉及检察机关的各项改革任务在2006年取得实质性进展，党的十七大前基本落实到位。

二是要以执法规范化为重点，推进检察业务建设。从今年起用三年时间，针对执法中容易发生问题的重点岗位和环节，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规范体系，逐步实现执法办案工作程序化、标准化、规范化。

三是要以公正执法为核心、专业化建设为方向，进一步提高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四是要建立和完善检察业务、队伍和信息化“三位一体”机制，推进管理科学化建设。五是要加强执法保障建设，为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六是要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夯实检察工作发展基础。

4.试述检察权的性质。

作为一个法律事实，中国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定位于司法权，已得到宪法之确认;作为一个法学问题，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性质之争却一刻也未曾停歇。检察权伴随着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干预、制衡国家其他权力，特别是制约司法权、行政权的职能日趋显著。检察权在性质上属于法律监督权，这是因为：

一.从检察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来看，检察权是隶属于统一的国家最高权力，与行政权、司法权并列、独立的国家权力。

二.从检察权的内容来看，检察权本身具有监督法律实施的特点。

三.从检察权的宗旨来看，检察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5.试述法律监督的性质与特征。

(1)法律监督是对法律实施中严重违反法律的情况所进行的监督。法律监督不包括对立法活动的监督，而只是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并且是以监督严重违反法律的情况为主。

(2)法律监督是一种专门性的监督。法律监督的专门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监督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由人民检察院专门行使，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专门职责。检察机关如果放弃对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就是失职。因而它不同于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主体都能进行的一般性监督。二是法律监督的手段是专门的。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手段是由法律特别规定的。

(3)法律监督是一种程序性的监督。法律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规定了一定的程序规则，这些程序规则可能因监督的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

(4)法律监督是一种事后性的监督。只有当法律规定的属于法律监督的情形出现以后，检察机关才能启动法律监督程序，实施监督行为。并且，司法活动、行政活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只有在违法行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检察机关才能启动法律监督程序实施监督。

检察业务

1.试述渎职侵权犯罪侦查的主要特点。

(一)事实上的模糊性。表现在：一是要件事实不清;二是案件性质不清;三是职务不清。

(二)情节上的复杂性。从渎职侵权罪的类型看，以犯罪结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结果犯罪中，因果关系复杂，以行为完成为犯罪成立条件的行为犯中，决策、组织、指挥、实施环节较多，职权关系复杂;以情节严重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情节犯中，动机、手段、后果表现不一，标准笼统，情况复杂。

(三)社会上的同情性。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的渎职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和人身造成危害，往往有人认为即使要处理，也是党纪政纪上的处理就够了，那仅仅是工作上的失误。这种同情性的客观存在，也或多或少地阻碍着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工作的开展。

(四)职务上的掩饰性。行为人的职务身份为案情真相提供了掩护。是正确履行职责还是失职渎职，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商业行为?均不是很容易作出判断的。

(五)责任上的分散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往往涉案人员较多、领导责任与直接责任交织、主要责任与次要责任交织、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交织，甚至相互牵连、责任分散，给查办案件带来一定的困难。

(六)法纪上的交织性。由于渎职侵权犯罪都发生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刑事责任与党纪、政纪责任交织在一起，渎职责任与贪利责任交织在一起，往往出现多责并存的现象，从而形成了政策性、法律性强的特点。

(七)行为上的隐蔽性。由于渎职侵权案件多发生在执行职务场所中，往往行为真相不为他人所知，加之当事人或相对人都系单一体，行为人反侦查能力强，从而形成直接证据少，客观证据少，口供影响力大，真实行为隐蔽性强的局面，为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事实的客观性带来一定的困难。

2..试述如何开展渎职侵权犯罪侦查的几个重点环节工作。 (1)加大渎职侵权检察宣传的广度和深度。渎检部门要积极主动根据不同时期渎职犯罪的特点，有的放矢，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和外地侦查终结的典型案例深入持久开展法制宣传，做到以案释法，努力增强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

(2)拓宽工作视野，积极寻找案源。一是从平时工作、生活、交往中及从新闻媒体、街谈巷议中发现线索，及时捕捉国家重大改革措施中有可能发生的新型犯罪。二是从相关部门的信息、简报中发现有关渎职侵权犯罪线索信息。三是利用知情人收集与渎职侵权犯罪嫌疑人有关的背景资料。四是通过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广泛收集社情信息。五是围绕反常现象，挖掘幕后信息。

(3)建立案源收集机制，畅通信息渠道。一是建立案件线索内部移送机制;二是加强与有关单位协作，建立联络机制，畅通情报信息。

1、加强与公安、法院、纪检监察、审计、工商、税务等执法执纪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起协调、畅通、快捷的案件线索移送和情况反馈机制。

2、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的联系，发挥他们的特殊地位作用，通过他们的视察、考察评议、检查等活动，从中获取侵权犯罪线索信息。

3、加强与当地新闻机构联系，注意从新闻单位曝光、采访的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中发现涉嫌渎职侵权犯罪的线索。三是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情报信息联网。

(4)提高认识，强化措施，推动查办渎职侵权犯罪取得新成效。一是更新执法观念，探索建立符合渎职侵权犯罪侦查规律的工作运行机制。

1、建立快速反应的查案机制。

2、树立与现代侦查理念相适应的初查意识，克服急于求成。

3、针对当前渎职侵权犯罪与贿赂犯罪交织的特点，加强与反贪、渎检部门的协作配合，用好用活侦查策略，提高突破案件能力。

4、建立渎检部门与相关部门配合协作机制。二是讲究侦查策略，提高侦破案件能力。

1、认真分析举报线索，找准举报线索进行初查，提高成案率。

2、认真研究渎职侵权犯罪及其侦查工作的规律和特殊性，增强侦查意识，讲究侦查艺术，提高侦查技能，突出侦查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选准“突破口”，注意结合分析掌握的证据和犯罪嫌疑人的全面情况及案件具体特点，精心制定侦查计划，选准突破口，使侦查工作事半功倍。

4、用足用好各种强制措施，保证案件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

5、重视深挖细查，扩大战果。三是大力加强渎检部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队伍素质和执法水平。首先，要对检察事业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从组织、业务、纪律和作风等方面切实抓好渎职检察部门队伍建设。第二，要加快引进专业人才步伐，从各层面吸纳优秀人才，优化人员组合，把综合素质强，有经验的骨干充实到办案一线，从根本上解决侦查队伍专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第三，要切实加强业务学习和培训，以推行主任侦查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契机，大力加强现有侦查人才和其他办案骨干的业务培训和培养工作，提高侦查指挥和办案实战能力。第四，积极开展各种岗位练兵活动，强化法律政策和实践理论研究，提高干警的执法水平。第五，健全和完善查办渎职犯罪工作考评考核和奖励制度，进一步调动和激发渎检干警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积极性。

3.试述审查逮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关于逮捕：突出的问题依然是逮捕条件的问题。新刑诉法放宽了逮捕的条件，把“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立法的模糊和现行《国家赔偿法》相对于新刑诉讼法的落后，导致很多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部门与审查起诉部门由同一领导分管，对批捕与起诉适用大体一致的条件，对逮捕条件的理解依然过严，这就造成了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内部的不衔接，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保护。《刑事诉讼法》第69条中的“特殊情况”法律未作具体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都延长了1-4日，而且延长至30日也普遍，

4.如何理解“附条件不起诉”问题。

“附条件不起诉”，也称暂缓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针对某些应当起诉的案件，本着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的原则，考虑到公共利益，体现刑事政策和案件自身条件，对一些特殊群体在一定考验期限内，不作处理，期满后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一项制度。暂缓不起诉不是一个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决定，在考验期满后，它有可能导致不起诉，亦有可能起诉，因此它只是阶段性的处理结果。这里所指的案件是包括哪些构成犯罪，但经法院审理最终判决免刑或仅判罚金的。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有所加强，但在具体的刑事执法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表现为处刑上重后果而轻其他、多从轻而少减轻，相对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先行刑法中的刑罚制度尚不够完善，对于主观恶性不深、手段不残忍、且初次作案的未成年人定罪科刑，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其逆反心理，加大教育改造的难度。如果设立暂缓不起诉制度，就使得犯罪性质不很严重、初次、偶尔作案的未成年人在其行为未被处理而自身又明白自己行为性质的情况下，保持较稳定的生活学习状况，自觉自愿的约束自我，避免被定罪判刑。而这些人得到学校家庭乃至社会力量的教育挽救，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可能性相对于向坏的方面转化的可能性要大。《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通过惩罚犯罪，预防已经犯罪的人再重新犯罪，预防可能犯罪的人不去实施犯罪，更好地保护人民。而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在18周岁前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较差，思想单纯，行动的盲目性和冲动性很大，在犯罪的道路上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思想既有易受不良思想腐蚀的一面，又有容易教育改造的一面。正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那些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和影响较小，主观恶性不深，能真诚悔罪改过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既可以避免他们到监管场所交叉感染，形成恶性循环，又可以使他们从此慎交朋友，分清是非，做到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

5.如何理解量刑建议及其适用问题。

量刑建议权，一般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后果，结合有关刑事司法政策，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刑罚即对被告人的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式等方面提出具体的量刑意见或建议。

因此，从本质上讲，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权是是一种司法请求权，是现代公诉权的一种自然延伸。

由于量刑建议权在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及诉讼效率诸多层面上都具有较高价值,因此，笔者以为，构建如下量刑建议制度势在必行。

1、细化量刑建议标准。参照美国于1987年制定的颇为详细的《量刑指南》等国际通行规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实施办法(或细则)》，统一规范刑事案件量刑建议行为，使各级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时于法有据，“有法可依”。

2、明确量刑建议提出的主体。

一、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的量刑建议，应由案件承办人提出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二、对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由公诉人或主诉检察官庭前提出量刑意见，报分管检察长和检察长批准后，根据庭审实际决定是否当庭提出量刑意见。

3、规范量刑建议提出的时间。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建议或者同意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可以在提起公诉时，将量刑建议书连同起诉书一起移送法院。其它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包括二审案件)，公诉人一般应当结合庭审情况，在法庭调查之后，法庭辩论开始发表公诉意见时一并提出量刑建议或意见。

4、统一量刑建议的格式内容和方式。量刑建议的内容一般应包括法律依据、量刑建议、量刑理由以及所建议的刑种、刑期和执行方式等内容。单独的量刑建议书要有统一的格式和编号。建议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可以在起诉书上写明量刑建议的内容。当庭同意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和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也应于庭前将量刑建议书送达人民法院。

5、围绕量刑建议实行控辩双方当庭抗辩制度。开庭审理案件过程中，公诉人发表拟对被告人进行何种刑罚处罚的量刑建议及理由之后，在审判长的主持下，可以分别由辩护人、被告人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诉讼代理人发表己方的关于量刑的辩护或代理意见及理由，如果几方分歧不大，就可以在量刑建议的范围和幅度内对被告人进行这种处罚，如果分歧较大，再由合议庭进行评议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6.试述贪污罪主体认定应当注意的问题。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该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客体是复杂客体，犯罪对象是公共财产，客观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变贪污等。

贪污罪的界定

(1)贪污罪与非罪的界限。一般以5000元为界定。

(2)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界限。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犯罪主体不同;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不同

(3)贪污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的界限。三者主要区别是：犯罪主体不同;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不同;犯罪客观方面不完全相同。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

7.试述贪污罪中的共同犯罪认定问题。

贪污犯罪的共同犯罪主要涉及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主体单一的共同犯罪。这种共同犯罪是指共同犯罪的当事人均为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或者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以下简称国家工作人员)，并都出于一个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不同程度地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实施了贪污行为，这种情形又称为内部勾结的贪污共同犯罪。二是主体混合的共同贪污犯罪。这是指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共同实施贪污行为的情形。这种情形通常情况下又叫做内外勾结的贪污共同犯罪。对前一种情形的共同犯罪人，在和实践中并无争议。对于后一种情形的共同犯罪人所构成的共同犯罪如何定性学者有以下不同看法：(1)、无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作为正犯，而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作为教唆犯;(2)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作为教唆犯，无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作为从犯;(3)、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作为实行犯，无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作为从犯。到底是按主犯的行为性质确定罪名，还是按照共同犯罪的性质确定罪名，则存在疑问。

8、试述挪用公款罪的认定。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该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构成该罪。客体是复杂客体。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变挪用公款构成犯罪。

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l)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界限。

(2)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界限：主观目的不同;主体范围不同;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不同。

(3)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的界限：犯罪主体不同;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不同。

(4)挪用公款罪与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界限。

9.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已于2001年9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19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1年10月26日起施行。为依法惩处挪用公款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有关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第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10.如何理解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三篇：税收筹划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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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的基本原则

税收筹划必须遵守以下几个原则，这是税收筹划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

1.合法原则

税收筹划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违反法律规定，逃避纳税责任的，属于偷税行为，需要加以反对和制止。征纳关系是税收的基本关系，法律则是处理征纳关系的准绳。纳税义务人要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也要依法征税。

2.有效原则

对纳税人有关交易行为所进行的税收筹划，一定要达到预期的经济目的，同时还要优化税收，节约税款。这就要求决策者具有税收筹划意识，对日常的经营活动和财务安排保持灵敏的判断。另外，有效原则还要求所进行的税收筹划必须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匹配，不是为了筹划而筹划，当税收目标与企业目标发生冲突时，应以企业目标作为首要选择，这样也易于被税务主管部门所认可。

3.稳健性原则

税收筹划在追求纳税人财务利益最大化时，必须注意筹划的稳健性原则。一般来说，纳税人的节税收益越大，风险也就越大。各种节减税收的方式和方法均有一定的风险，节税收益与税制变化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债务风险、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紧密相连。税收筹划要尽量使风险最小化，要在节税收益与节税风险之间进行必要的权衡，以保证能够真正取得财务利益。

4.社会责任原则

纳税人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是社会成员，因此都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譬如，增加社会就业机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向社会提供更多税收等，这时纳税人的社会责任与其财务利益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但是污染环境、浪费自然资源等，则表明纳税人的社会责任与其财务利益存在着矛盾。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要影响纳税人的财务利益，但是在税收筹划时，必须考虑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纳税人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5.便利性原则

纳税人可选择的节减税收的方式和方法很多，因此在选择各种节税方案时，选择的方案应是越容易操作越好，越简单越好，这就是税收筹划的便利性原则。

第四篇：论法律原则的适用

第一章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本科 __________法学______________专业毕业设计( 论文)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

毕业论文

题目：论法律原则的适用

姓

名：彭军

学

号：

1544001201358

专业：法学

入学时间：

2015年春

指导教师及职称：

于自强副教授

所在电大：

韶关市广播电视大学

2017年 3 月 23 日

第一章

论法律原则的适用

摘要 ................................... 错误!未定义书签。第一章、法律原则客观存在于法律中 ......................... 3 1 .1各学派有关法律原则的观点 .......................... 3 1. 2法律原则的客观性与必然性 .......................... 5 第二章、法律原则的效力与适用 ............................. 9 2.1从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区别来看法律原则的效力 ........... 9 2.2从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区别来看法律原则的适用 .......... 10 第三章、法律原则适用的局限性问题 ........................ 13 3. 1法律原则局限性的表现 ............................. 13 3. 2法律原则局限性的解决之道 ......................... 14 结语： ................................................. 16 参考文献(Reference) .................................. 17

第一章

论法律原则的适用

法律原则，作为法学领域内的一个基本问题，有关于此的讨论从未停息。各个学派之间与之相关的理论也大相径庭。在哲学的观点中，任何事物都有其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因此本文将从法律原则的起源出发，通过揭示其内在本质，描述其外在特征，以及展示其现实作用，来对法律原则作出新的阐述，以期对现代中国的法制事业有所补益。

关键词：法律原则道德法律价值法律原则的适用

一法律原则客观存在于法律中

(一)各学派有关法律原则的观点

“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他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1】以上所谓的法应当是如同自然科学中自然规律;如同道家学说中“道”那样的存在。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万物有其法并不是偏颇之见。从这个角度出发，与现代文明生活休戚相关的法律同样也有它的法，既所谓“法亦有其法”。而这种法律中的法律，用现代法学语言来说就是我们熟知的：法律原则。

二十世纪中叶英国法学家哈特发表的《法律概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进而掀起一波讨论法律原则的高潮。

关于法律原则是否存在，不同的法学流派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持否定说的如实证主义法学，在其代表人物哈特看来“法律是由两类规则构成。按照可以被认为是基本的或者第一性的那类规则，人们被要求做或者不做某种行为，可以做或者允许做某种行为。另一类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依附于前者，或对前者来说是第二性的，因为他们规定人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引入新的第一性规则，废除或者修改旧规则，或者以各种方式决定他们的作用范围或者控制他们的运作”【2】哈特认为第二性规则包括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在这三者中承认规则最为重要，它的意义在于检验其他规则是否属于某一法律体系的标准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性规则涉及与物质本身运动或者变化有关的行为，第二性规则提供了不仅引起物质本身运动或变化，而且引起物质与物质之间的运动或者变化。因为在物质世界当中任何物质都不可能处于完全独立的状态，因此当其产生变化时总会引 1此处观点，为哈特提出的与法律规则有关的最初论点。并不包含其在与德沃金等学者论战后所改变的观点。

第一章

起其他物质的变化，所谓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第二性规则就是涉及这种因果联系的规则。它用来处理第一性规则缘何产生，第一性规则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及第一性规则日后的变化等问题。总的来说，实证主义法律认为法律只有规则，并不存在所谓法律中的法律这种东西。所谓的法律原则只不过是某些法学家主观想象出来的与道德牵扯不清的伪法律的东西。

在哈特提出法律是由规则构成的论断后，以德沃金为主的自然法学派拥护者们立刻对这一论断作出了批判，他们认为：“一套有效的法律规则穷尽了‘法律’，因此当这样的规则无法明确涵盖某个案件，该案件就无法通过‘适用法律’来解决了，必有某些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而这些发挥自由裁量权的法官必然要按照某种不属于法律规则中的东西来对案件进行裁判”，【3】而这种不属于法律规则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法律原则。不仅如此，由于“法律应当被视为一项有目的的事业，其成功取决于那些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的能量、坚实、智力和良知，也正是由于这种依赖性，它注定永远无法实现其目标。”“法治是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4】因此它必须遵守自身的内在道德，或者说必须符合一定的程序，因为只有法本身是正当的，那么根据它做出的行为才可能是正当的。例如：不溯及既往，法律的可实现性等。这种正当性要求显然已经超越了哈特所提出的第二性规则的范畴。

后来德沃金在《规则模式》2一文中对哈特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完整性法律，即法律是由规则、原则、政策构成，最后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第二版后记中亦承认了法律原则。

此外，德国学者R.Alexy，他不仅对德沃金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2后收录于《认真对待权利》

第一章

检讨和修正。更难能可贵的是将规则与原则结构上的区别用于对基本权利理论的研究上，建构起其自身的基本权利理论。这表明规则与原则的区分并非是法学研究者的无病呻吟和闭门造车，对法律实践也能够做出一定的贡献。【5】总之自然法学认为，法律除了规则外，还有一些规则中的规则，虽然他们看不见，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并影响和操纵着法律规则。这种规则中的规则，就是法律原则。笔者认为法律原则应当包涵两个方面：其一，由外在道德所衍生出来的法律原则，它源自于人类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例如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等原则;以及由法律内在道德所衍生出来的法律原则，它源自于接受法律调整的人们对于法律本身正当性的要求，例如法不溯及既往。

(二)法律原则的客观性与必然性

无论是法律的正当性，还是蕴涵于法律中人类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归根结底其实是来源人类社会意识中的良知或者说人性中光辉的一面3。因为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它的出现是由部分人制定，它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更多人4，为了能实现这种以小控大的目的，法律必然要符合大众意识的认可。这种大众意识的认可必然是符合这种大众意识中人性光辉的一面。而这种大众意识的认可具现成文字或者学说后以精炼的法学语言进行表述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原则。

笔者认为法律原则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法律发展的必然产物。

首先我们从法律的价值或者说法律的外在道德出发，来论述法律原则存在的客观性与必然性。

任何物质世界存在的东西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作用和价值5，所谓没有无价值的东西，只有我们尚未发现其价值的东西。同样法律的存在当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各个法学流派对法律价值的论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法律对秩序的维护作用，法律对自由 3虽然法制的基础之一是来源于人类的不信任，但是法律的出现却正是因为人类渴望克服这种不信任而努力的结果。法律的产生或许有一部分是因为恶，但它产生的根本点却是人类对善的渴望。

45接受法律调整的人相对于法律的制定者，往往是处于绝大多数地位。本文中价值皆为哲学范畴的价值。

第一章

的确认和保障，法律对效率的促进作用，法律对正义的伸张作用以及法律对人权的保护作用。由此不难看出，法律无论其在实践中所追求的东西有多么细化，但是总的来说，法律应当是一种正面的东西，它追求正义，维护公平，保障自由，保护权利，无论哪种学派的观点都不会否认也不能否认这些。同样由这些价值所派生出来的：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等自然法律原则当然也是不能否认的。然而实证主义法学却坚决反对自然法学所提出的这些法律原则，实证主义法学认为这种所谓的法律原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原则，它们与法律无关，不论公平也好正义也罢，这些都不是法律应当管辖的东西因为“法律是什么是一回事，而法律的好坏又是另外一回事”。【6】他们认为法律应该是与道德分离的，而那些与道德关系密切的法律原则自然应当排除在法律之外。简而言之就是所谓的法律原则其实是道德原则，它与法律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所谓的法律原则只不过是一些法学家根据自身的道德准则所臆想出来的东西罢了。今天我在这里并不会去论述有关法律与道德是否分离这一命题，因为这与本文的目的没有太大关联，笔者要阐述的是法律原则的产生并不是由道德原则而演化的，虽然不少法律原则，特别是一些自然法原则看上去与道德原则相似甚至一致，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在笔者看来法学史上有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命题实际上只有一个，即法律与道德是否分离。在围绕这个命题的论战中，双方都企图通过论证一方是否包涵另一方而证明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论点太过狭隘，并没有真正面对法律与道德的本质关系，特别是在论战后期论战双方已经不单是以法学理论为辩论的手段，更多的是运用逻辑学或者是单纯的辩论手段来相互攻讦。在笔者看来法律与道德其实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他们之所以会有相似之处，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亲”——人性。“(1)人的脆弱性，‘人们既偶然地会进行肉体攻击，又一般地容易遭受到肉体攻击’，所以必须有限制暴力杀人等方面的克制;(2)大体的平等，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强大到不需要合作而长时间的统治别人的地步;(3)有限的利他主义，人并非恶魔但也绝非天使，所以人不可能绝对自私自利，也不可能毫不利己;(4)资源的有限性，所以需要确立产权，更需要有分工和交换的权利义务规则;(5)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每个人在服从规则时往往首先考虑的是眼前利益，之所以需要制裁，是为了确保那些自愿服从的人不至于牺牲给那些不服从的人”【7】因为人类肉体上的脆弱，因此人们渴望和平;因为人类个体之间力量差异不大，因此人们渴望平等;因为人类既有本能的丑恶又有理性的光辉，因此人们才能够接受约束;因为人类所得到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们才能接受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承担义务;因为人类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因此人们需要受到规则的约束，但同时只能

第一章

接受自己认可的规则的约束。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法律规则还是道德规则它们的产生都是由于自然赋予人类的天性所决定的，它们就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虽然相似，但却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个体。而这些规则在抽象到一定层次时，原则便产生，由于他们都是经过了抽象之抽象而形成的东西，因此当他们表述出来后自然会接近他们的“母亲”——人性，正是由于这种同源的“近亲关系”，所以他们会给人一种错觉，这似乎是同一种东西。因此无论是法律原则也好，还是道德原则也罢，他们其实都是由自然赋予人类的天性所决定的，而并非是谁决定谁的关系。因此法律原则的存在实际上是自然规律作用于人类社会的结果。它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

其次让我们再从法律的内在道德出发，法律的自身规律同样也决定了法律原则存在的必然性与客观性。

谈到的内在道德，或者说法律的内在规律，我们不得不想到西方著名法学家朗·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的第二章中，富勒设想了一个君王Rex的寓言(allegory)。Rex荣登王位，充满改革创业之激情。他厌倦法律中审判程序繁琐、法治话语陈旧、正义昂贵、法官邋遢、草率甚至腐败等状况，一心想充当“伟大的立法者”(great lawgiver)。他的改革首先是彻底废除所有现存法律，另起炉灶，立新法典，但这显然超越其能力限度;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充当解决臣民纠纷的法官，但他的数百个判决毫无规律，结果带来更大混乱;他不得不退避三舍，先学习归纳法和相关知识，然后草拟一份文件，再次宣布这就是新立的法，但其内容只有官方才秘密知道，结果臣民们很不满意，因为他们不知道审判所依据的规则为何;Rex由此得出生命中的一个教训：“以后见之明来裁决事务，要比试图预见和控制未来容易得多” ，所以他再让一步，宣布每年开始裁决前一年的案件，这样他就可以为臣民给出理由。可是臣民需要的是事先公开的规则，这样他们才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只得公开新法典的内容，可惜臣民发现法典用语含混，根本无法把握其意思;等他找来专家厘清法典中的语言混乱后，臣民又抱怨其中规定充满内在矛盾;Rex不得不继续让步，但他觉得自己尊严受损，所以决定反戈一击。他在消除法典规定的矛盾的同时，又规定了严酷的法条，比如在国王面前咳嗽、摔倒都要判十年监禁。这显然是臣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结果法典根本无法施行;此外，Rex对法律反复无常的修改还让臣民再也没有稳定生活下去的信心，所以自此以后，Rex 再也没有改动法律，但臣民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他自己充任法官所作的各种的判决与法典规定毫不一致，还不如不要那个法律。在怨声载道之中，在自己的事业没有完成的时候，心力憔悴的Rex突然去世。

富勒借助Rex的寓言阐明了这位充满想象的君王黯然失败的八

第一章

个主要因素，从而强调和论述一个法制走向成功的八大要件，也就是富勒所称的使法治成为可能的法律的“内在道德”，即法律的普遍性;法律的公布;法律的非溯及既往;法律的明确性;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的稳定性;官方行动和法律的一致性。

本文之所以花费大量篇幅来阐述君王REX的寓言是因为在寓言中我们完全可以不拘泥于汉语对于“道德”一词的限定，比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原则”。因为君王REX与其说是因为没有遵守法律道德的约束而导致失败，不如说是因为君王REX没有遵守法律的自身的规则即法律原则而导致的失败。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法律的价值(外在道德)出发，还是从法律自身的规则(内在道德)出发，法律原则的存在都是具有客观性与必然性的，法律原则不仅仅是法律实现其目的所必须具备的，同样也是法律自身规律所要求的。

第三章

二、法律原则的效力与适用

(一)从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区别来看法律原则的效力

1.法律原则与规则在形式上的区别

在德沃金看来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适用，原则存在着“分量”，可以既此又彼的方式适用。所以在逻辑结构上，法律原则不似法律规则那样有具体的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及明确的法律后果，法律原则一般并不预设具体的假定条件和明确的法律后果，更不设定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模式，它只是对行为及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为行为和裁判指示一个大概的方向，从而需要它的适用者在具体个案中依自身对于事物或者行为的价值判断进行法益衡量予以适用。如果说法律规则的效力是立法者赋予的，那么法律原则的效力则是使用者给予的。因此，阿列克西正确地将原则称之为“尽力实现之诫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满足。”然而，如果不想让使用者的价值判断、法益衡量坠入“法感情”，成为使用者个人的恣意擅断，就必须为法律原则的适用提供一套符合事实的、他人可以理解的、便于事后审查的方法，以保证法律原则之适用仍为法律适用之品格，而不是使用者操纵法律之工具。

2.法律原则与规则在内容上的区别

原则在汉语词典中的表述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准则，它们的表述往往非常的简单并且极具概括性，因此从内容上看，法律原则所规定的似乎是大而无物的概念性内容，所以不存在实践意义或者说很难运用到实践当中。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例如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和日本战犯在被起诉时，出现了一些被告人以执行国家法律或元首命令为军人的天职，从而不构成犯罪为理由为自己辩护。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纳粹告密案”，案件中，妻子因为有了外遇，而想谋害丈夫，因此利用当时

第三章

的法律“辱骂元首要被处死”这一规定，使得其丈夫受到法西斯政府的迫害，希特勒倒台后，这位妻子被起诉，她为自己辩解说她只是在遵守法律而已。这种辩护在当时盛行实证主义法学的德国理论上是成立的，因为“法律是什么是一回事，而法律的好坏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违反了公平正义这一法律基本的价值取向，因此，法庭依然判处告密的妻子有罪。不止如此，在上个世纪美国所发生的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墨一案中，遗嘱继承人帕尔墨在杀害了被继承人(自己的祖父)，但是如果按照纽约州《遗嘱法》的一般规定，似乎即使继承人杀害了被继承人，除了承担相关刑事责任之外，仍然享有继承权。但是法院认为：“在‘必须遵守合同约定’的条文的背后，可以发现‘诚实信用’的原则，在‘不得伤害他人’的条文的背后，可以发现‘保护个人权利’的原则。同样，继承遗产的条文也依赖‘不得有过错’的原则。因此，法律包括了原则，违反了原则当然是违反了法律。 ”此案法院最终判决帕尔墨被剥夺继承权，并因此得出了一条继承法法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不得伤害被继承人及其近亲属，否则将被剥夺继承权。”还有发生在近几年的“中国泸州遗赠案”针对受赠人身份系属不正当的“二奶”(第三者)关系，法院否定了其遗嘱的效力，而判决由死者妻子法定继承其遗产，这就是“公序良俗原则”在个案中的体现。以上案例分别发生在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可见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原则都是具有实践效力的，不但如此他们还具有法律规则所不及的法律效力。这表明，法律原则的研究并非是法律学者们主观想象，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理论方针。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原则的效力显著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法律原则的效力普遍体现在一切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中，我们无法在具体的条文中找到它，但它却无时不刻的影响着我们对具体法律条文的应用;其二是当法律规则的内容有明显漏洞或者错误时，法律原则以补漏或者纠错的方式直接产生法律效力;其三是当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冲突时，根据法律原则的一般规定来协调法律之间的冲突。

(二)从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区别来看法律原则的适用

1.法律原则适用的必要性

.无论法律原则多么好，但如果它并不是必要的，那么继续研究它将会毫无价值。但是我国的法律实践告诉我们，法律原则对于一国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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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来说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国是实行成文法的国家，法律规则是具体的行为准则，它由明确的假定条件，行为模式，以及法律后果组成。我们力图凭借精密的立法技术手段，制定最明确的法律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行为具有善良的可预期性。但是法律的制定归根结底是立法者对社会运作规律的良性总结和预期规范，从大陆法系立法技术的视角观察，所谓的法律规则实际上是立法者结合典型的社会生活关系类型对法律原则进行具体化、类型化以后形成的产物。出于保持法律稳定性的考虑，虽然在立法时会有前瞻性的考虑，但实践上却往往具有滞后性，而这种滞后性通常会导致无法可依或者依法不公的现象。法律规则的滞后性往往会在很多新时期或很多新生事物上出现，这种滞后性往往在社会转型期或者高速发展的阶段表现的尤为明显。而法律原则由于具有更大的覆盖面和抽象性，它是对从社会生活或社会关系中概括出来的某一类行为、某一法律部门甚或全部法律体系均通用的价值准则，使得它能在规则穷尽时，以及规则由于面对新的现象发生个案不公时继续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

2.法律原则适用的特点

要了解一样东西，把握它的特点无疑是最好的方法，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与法律规则相比，法律原则在适用上有哪些特点。“与(法律)规则不同，(法律)原则并非以‘全是或者全否’的方式使用于具体案件。相反，它们有一定的分量或者效力范围，在复杂的案件中，法官可以对它们进行权衡。这反过来意味着，原则既有事实维度，又有无法化约的价值维度。”【8】不同于规则有明确的假定条件、适用范围，原则的界限始终无法自始确定，因此原则的适用也极为广泛，可以说贯穿与司法实践的各个角落，所以其彼此之间特别容易发生冲突，因此法官在个案中必须一再面对确定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一旦冲突发生，或者一种原则必须向另一种原则让步，或者两者在某一程度上必须各自让步。因此，司法裁判根据它在具体情况下赋予各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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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来从事法益衡量。这在有关宪法基本权的案件中表现尤为明显。由于缺乏一种由法益或法价值所构成的确定的阶层秩序，我们无法如读图表一般读出结论，因此，法益衡量并非如数学计算一样，可得测量，而总是一种取决于当下情况的评价行为。如前所述，这里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将已有案例分析、整理、归类，建立类型，作为其他正待处理案件的比较基础。当所积案例越多，建立的类型越细密完备，则法益衡量的评价结果确定性越大，法律适用越安定和公平。于此，再次显出理论参与实践的重要性。而当这种法益衡量的结果使得最终适用的法律原则与具体规则相冲突时，原则还有可能冲破具体的规则，排斥规则的适用。

由此可见与法律规则的适用相比较，法律原则的适用有三个特点。一是法律原则的适用存在于法律运作的全过程。法律规则的适用只发生在将规则个别化场合——司法与执法领域，而法律原则的适用则不拘泥于此，而是存在于整个法律运行的全过程，包过立法，司法，执法;甚至还包过学术界有关于法律问题的研究，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溯及既往等。二是法律原则的适用有一个量的问题，既如德沃金所说，法律原则既有事实维度，又有某种价值维度，因此当两个法律原则相碰撞时，可以将这两个法律原则不同程度的适用，而不是如规则那般相互排斥。三是法律原则的适用可以排斥规则的适用，这是用于法律原则与个案相连接产生于法的精神不一致的结果，既发生在个案不公的时候。

3.法律原则适用的条件。

由于法律原则的适用，特别是司法适用可能存在弊端，比如说司法者很可能在案件中以法律原则为借口，任意轻重，出入人罪。因此，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

首先，只能适用法律原则，禁止适用道德原则，政治原则等非法律原则6。这是因为法律是一个独立的规则和原则体系，如果适用非法律的原则将破坏法律本身的存在【9】。这将使得法律无法有效的对社会进行调整，从而不利于法律的目的的实现。其次，法律规则的优先适用。既当有规则明确规定时，应当适用规则，而只有在没有规则或者规则不明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法律原则。这是因为法律原则的抽象性程度要高于规则，因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如果在司法实践中滥用原则，不仅会导致法官凭喜好“出入人罪”，而且是对立法的藐视和对立法成果的浪费。再次，严格说明理由。在没有可适用的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时，特别是在排斥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时，法律 6关于三者的区别，并不是学理上的区别，而是单纯的以其是否被一国成文法典所收录为标准，因为法律原则通常是需要适用到审判当中的。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因此在审判中如果要适用法律原则，那么该原则必须被法典所囊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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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有充分说明理由的义务。因为在一条法律规则的背后通常蕴含着两个法律原则的支持，既保持法律稳定性原则，和该规则所联系的自然法律原则。所以充分说明理由应当满足两个要求，适用的新原则既要强于原规则相联系的法律原则，又要强于保持法律稳定性原则。

在审判过程中，用适用法律原则时，法官将概括条款予以具体化，并非为同类案件确定一个具体的标准，而是应随各个具体案件，依照法律的精神、立法目的，针对社会的情形和需要予以具体化，以求实质的公平与妥当。因此，法官必须将其具体化过程中所考虑的诸因素在判决理由中充分表明。在法律原则的具体化问题上，最大的问题显然是如何保证法官的价值判断符合某种客观秩序与公平正义原则，而不致流于法官个人的主观臆断。使法官负充分说理义务无疑是重要的，但更关键的是将依法律原则而具体化的个别案例进行分析、整理，加以归类，建立类型，以期作为其他正待处理案例之比较基础。“法院裁判的事件愈多，提供比较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因此，作出确实可靠的裁判之机会也随之增加，而残留的——必须作不那么确定的裁判之——判断空间也将随之缩小。”【10】如此，方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原则适用的客观性和统一性。7

三、法律原则的局限性问题 (一)法律原则局限性的表现 1.法律原则过于抽象

法律原则具有普遍性或者说一般性，因为法律原则是从复杂的法律关系中抽象而来，是规则中的规则，它舍弃了具体法律关系的特殊性，而表现为同类法律关系的一般共性。法律原则一般只对法律规范进行原则上的指引和调节，而不能直接对具体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举个简单的例子，甲公司和乙公司在进行贸易时必须具体的运用合同法相关规则来签订合同，而不能光喊着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口号而忽视合同法的具体规则。正是因为法律原则的这种“过分”的一般性使得法律原则体现法的正义具有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一是法律原则的普遍性的消极作用，使法律原则只注意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而适用于一般情况能导致正义的法律原则，适用于个别情况的结果则未必是公正的，法律有时在获得一般正义的同时丧失了个别正义。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再次提到“中国泸州遗赠案”，首先，在法律上，并没有“第三者”这个特殊的身份。在继承案件中，只有被继承人，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所谓的“第三者”这一身份，并不是法官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在案件中，死者之所以要把遗产交给第三者， 7王泽鉴教授曾对诚信原则的适用案例进行归类，建立类型，并指出，就概括条款或不确定法律概念加以具体化、类型化这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限制法律使用者以自己的主观因素对法律的侵害，保障法的稳定与当事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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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在死者生前的一段时间，一直是与该第三者一起生活，特别是在死者卧病期间，该第三者尽到了一个妻子的义务，尽心尽力的照顾死者直至其逝世。最后，更重要的是，法院所作出的判决等于否认了死者对于其财产进行处置的权利，侵害了死者的财产权，同时由于原遗嘱是经过公证处公证的合法有效遗嘱，法院的判决同样是对法律威严性和稳定性的一种破坏;二是法律原则的正义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价值，法律原则应体现正义。但在法律实践中，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法律原则不可能达到绝对正义或纯粹正义，严格依据法律原则不一定完全反映正义。三是由于多方面因素，法律原则也存在有瑕疵之处、不完善之处。有瑕疵的法和不完善的法也不可能完全体现正义。 2.法律原则过于稳定

法律原则具有确定性，因为法律原则既然要作用于实践，那么就必须是有明确的表述以及内涵的东西，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然而这种确定性却不可避免的使得法律原则往往滞后于实际情况，而同时由于法律原则自身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使得这种滞后性非常的严重，往往只有在社会基础发生极大的改变时法律原则才会有所改变。譬如平等自由的原则，正是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变迁时才产生的，而它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法律原则的运用具有局限性。审判活动是法官对个案的法律规则适用，法官所追求的是对个案的公正、具体、明确、可执行的裁判。而法律原则本身对各种社会关系共性规定的滞后与模糊，导致法律原则本身的确定性对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不可能一一对应，这就造成了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法律原则与法律原则之间适用的矛盾。 3.法律原则在不同部门法之间适用的局限性

首先，在不同的部门法之间有着不同的法律原则，因此在适用法律原则时，必须先就具体案件适用哪个部门法作出判定，然后再考虑是否适用该部门法规则，当规则穷尽或者不公时，再考虑是否适用该部门法的法律原则，这在司法实践中无疑是一个十分繁琐和复杂的过程，往往会导致案件审判效率低下，极大的浪费国家的法律资源。其次，就同一法律原则而言，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地位也是不同的。比如就保持法律稳定原则而言，其在刑法中的地位要高于其在民法中的地位。而这其中的判断，往往是需要法官个人来完成，这种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往往因人而异，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因此在适用法律原则时很难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

(二)法律原则局限性的解决之道法律原则的局限性，有些固然可以通过立法机关立法的完善来解决，但大多数情况下更有赖于发挥司法机关的能动作用以及法律学者们的理论创新来弥补和克服。忠于宪法和法律是法官的天职，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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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实践中当然首先要注重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其他任何效果的前提，然而在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扬的今天，社会效果往往更加被大众媒体所关注，舆论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如果片面追求社会效果，滥用法律原则，以原则来冲破规则的束缚，有时会得出不公正的结果或者使得结果合理但不合法。这就要求法院必须在注重社会效果的同时以法律效果为前提，因为：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法律规范源于社会规范，但又严于其他社会规范;严肃执法是法律的本质要求，其目的在于对社会关系实施有效的权威的调整，他是法律规范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重要表现之一，不注意法律效果就难于实现法律的目的;当前，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审判工作如果片面追求社会效果，将会产生极大的负效应;适用法律如果不注重法律效果，往往就会损害法律的权威性，破坏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因此，我们应当自觉地把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学者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并没有具体的答案，但是却有一个大概的想法：道家有云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1】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2】，无论是不言之教，还是道法自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出来就是尊重规律，同样我们如果想要更好的去运用法律原则，克服它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就必须去了解它的规律。至于法律原则内在规律的研究并不是本文能够完成的任务，它应当是整个法学界共同的目标。

结语

法律原则是现代法律的必然产物，它是法律自身规律的要求，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和尊重法律原则，并不断发展和完善法律原则的内容，推进法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还应当以科学的方法应用到法律实践当中去，从而为推动中国当代社会的法制进程添砖加瓦，更好地执行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从而从整体上推进中国的法制建设水平。2011年3月1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13】这表明，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在喜悦的同时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形成并不代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只是初步形成，中国的法制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理论是中国法制走向完善的必须之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起步较晚，在早期主要是借鉴苏联的法律理论，改革开放后，日本，德国等西方大陆国家法律理论也被广泛借鉴到中国本土法律理论当中。发展到21世纪，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然而在理论界，尤其是法律的基本理论方面，国内的主流思想仍然是以苏联、日本、德国等法律理论为根本，并没有太多本质上的突破。尤其是在法律原则方面，基本上是继承了西方和前苏联法学界的相关理论。世界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却全盘适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原则，对此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遗憾。笔者希望国内学者能够更多的投入到法律基本理论研究当中去，以基本理论的突破带动整个国内法学的突破。

结语

参考文献(Reference)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严复译，2009年版，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页。

【2】[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译，199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82-83页。

【3】[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译，200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第115-116页。

【4】[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2005年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页。

【5】陈显武，《论法学上规则与原则的区分—由非单调逻辑之观点出发》，《台大法学论丛》，第34卷第1期：第23页。

【6】[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2002年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7】[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译，2002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90-193页。

【8】[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译，200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第43-47页。

【9】张文显，《法理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10】庞凌，论文《法律原则适用的方法及其限制》，2004年。【11】老子，《道德经》，2009年版，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