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法定审计制度论文

[摘要]2011年初欧盟确认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的审计监管体系与欧盟审计监管体系等效，这对于我国的第三方审计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从中欧法定审计等效的意义入手，探讨了中欧审计体系的可比性，进而考察了欧盟审计体系之于我国审计体系的借鉴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司法法定审计制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公司法法定审计制度论文 篇1：

法定审计与选择性审计的区分：理论框架和例证分析

【摘 要】 政府审计客体区分为法定审计和选择性审计，前者指通过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其审计周期或时点的审计客体，后者指审计周期或时点并不固定的审计客体。将政府审计客体划分为上述两类客体的逻辑顺序如下：首先，根据重要性、相关治理状况、成本效益原则等确定审计需求；其次，考虑审计供给能力，确定有效审计需求；最后，根据有效审计需求强烈程度，将审计客体划分为法定审计和选择性审计。特定审计客体成为法定审计后，审计效果会更加显现。

【关键词】 政府审计客体； 审计需求； 法定审计； 选择性审计

一、引言

虽然政府审计客体是国有资源经管责任承担者，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两种情形，对于一些单位是通过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其审计周期或时点，而对于另外一些单位则没有这种明文规定，是由审计机关选择其审计周期或时点，本文将前者称为法定审计，后者称为选择性审计。政府审计客体的这种区分，对于审计资源配置、审计覆盖率及审计效率效果都有重要影响。所以，这种区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然而，如何将审计客体区分为法定审计和选择性审计呢？现有文献很少涉及这个问题。本文从审计需求和审计供给的角度，提出一个关于区分法定审计客体和选择性审计客体的理论框架。

本文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梳理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按审计需求、有效审计需求到法定审计或选择性审计的路径，提出关于如何将审计客体区分为法定审计和选择性审计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政府审计的法定审计客体选择，从一定程度上验证这个理论框架；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

法定审计是通过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其审计周期或时点的审计，现有少数文献涉及到公司法定审计，未发现有文献涉及政府审计的法定审计。

关于公司法定审计的相关研究主题有两个，一是公司法定审计模式，二是影响公司法定审计模式选择的因素。关于公司法定审计模式，一方面，各国公司法最终都选择了独立执业的会计师执掌公司法定审计的模式（刘燕，2000；郝自贤，2008）；另一方面，各国都曾面临全面强制审计还是部分强制审计的取舍，最终都选择了部分强制审计的模式（刘燕，2005）。欧盟于2006年5月17日颁布了新的第8号公司法指令，要求对公司年度会计报告或合并会计报告进行审计，也选择了由注册会计师实施的部分强制模式（丁丁，2007）。关于影响公司法定审计模式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的公众性、审计的必要性、审计效益与审计成本（刘燕，2005；郝自贤，2009）。

上述这些关于公司法定审计的研究，主要涉及民间审计，未涉及政府审计。但是，这些文献对于研究政府审计客体区分为法定审计和选择性审计有一定的启发。

三、划分法定审计和选择性审计的理论框架

（一）总体框架

政府审计客体划分为法定审计和选择性审计，事实上就是从全部审计客体中确定哪些属于法定审计客体，剩下的就是选择性审计客体。如何选择法定审计客体呢？其逻辑顺序如下：首先，对于法定审计客体的审计需求必须是强烈的，如果审计需求不强烈，则将这类客体作为法定审计是没有社会价值的；其次，强烈的审计需求还要受到审计供给能力的影响，只有确有审计供给能力支持的审计需求才能成为有可能实现的审计需求，借鉴经济学的有效需求概念，本文称为有效审计需求；在此基础上，有效审计需求强烈的就成为法定审计客体，而有效审计需求一般的就成为选择性审计客体。当然，审计需求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重要性、相关治理状况、成本效益原则等。以上所述的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下面较详细地阐述这个理论框架。

（二）审计需求

法定审计首先源于审计需求，而审计需求又与多种因素相关。一般来说，政府审计源于国有资源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对政府审计的需求并不完全相同，对于某些审计客体的审计需求较强，而对于另外一些审计客体的审计需求可能较一般。影响这种审计需求程度的因素主要包括重要性、相关治理状况和成本效益原则。下面分别来分析。

重要性与审计需求密切相关，审计客体或项目越是具有重要性，与此相关的经管责任运行状况对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越大，该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代理人是否按委托人期望履行其经管责任，越是受到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从而，该审计客体或项目越是可能成为法定审计。审计客体或项目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第三十条规定，审计机关在调查审计需求和可行性研究过程中，从多个方面对初选审计项目进行评估，以确定备选审计项目及其优先顺序，其中包括项目重要程度。项目重要程度的内容包括“评估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政府行政首长和相关领导机关及公众关注程度、资金和资产规模等”，这表明，备选审计项目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多个方面：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政府行政首长和相关领导机关关注程度；公众关注程度；资金和资产规模等。当然，对于一个特定的审计客体或项目来说，上述各方面不一定同时具备，所以，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评估审计客体或项目的重要性。

相关治理状况对审计需求有重要影响，大家知道，在国有资源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最原始意义上的委托人是公众，而公众数量太多，无法亲自履行委托人功能，只能是代议制，所以，国有资源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都是派生的委托人，在这种情形下，各级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次优问题可能更为严重。无论何种委托代理关系，都需要建立应对代理人机会主义倾向和次优问题的治理机制，审计是其中的构成要素，国有资源委托代理关系更加需要这种治理机制。而这种治理机制的设计和运行状况，直接决定各级代理人机会主义倾向和次优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相关治理不健全，则需要政府审计来应对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次优问题就越多，从而对政府审计的需求也就越是强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第三十条规定，审计机关在调查审计需求和可行性研究过程中，从多个方面对初选审计项目进行评估，以确定备选审计项目及其优先顺序，其中包括项目风险水平，这里的风险水平是项目的管理或控制水平，事实上也就是项目相关治理状况。所以，总体来说，相关治理越是不健全，审计需求越是强烈。

审计客体或项目的重要性及相关治理状况制约了审计需求，然而，委托人是理性人，一般会按成本效益原则对审计需求进行判断，如果审计成本大于审计效益，则会选择审计，否则，会放弃这种审计需求。所以，由重要性及相关治理状况引致的审计需求，还需要经过成本效益原则的过滤，只有符合成本效益的审计需求，才有可能成为委托人真正的审计需求。当然，对于政府审计成本效益的估计主要是主观判断，这里的成本或效益既要考虑直接成本或效益，也要考虑间接成本或效益；同时，既要考虑微观成本或效益，还要考虑社会成本或效益。如果只是从某个单一角度考虑成本或效益，可能会对政府审计的成本效益原则作出错误的判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不能只是从审计机关的角度来判断项目审计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这时微观成本、微观效益、直接成本、直接效益判断，具有片面性。

以上从重要性、相关治理状况及成本效益原则分析了政府审计需求，然而，特定审计客体或项目的上述三个方面可能会发生变化，需要根据影响因素的变化来动态修改对审计需求的评估。

（三）有效审计需求

按经济学术语来说，人的需求是无限的，只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政府审计需求也存在类似道理，只有审计供给能力能满足的审计需求才是真正的审计需求，这种需求才是经济学意义的有效需求，我们称之为有效审计需求。重要性、相关治理状况及成本效益原则引致的审计需求，如果审计供给能力能满足，则这种需求就成为有效审计需求，而审计供给能力不能满足的审计需求就成为不能实现的审计需求，这种审计需求当然也就无法成为法定审计项目，也难以成为选择性审计项目。

然而，政府审计供给能力又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多个方面（刘莉莉，2008；方新立，2005）。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审计能力包括三个方面：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审计技术方法体系、审计经费。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表现为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数量是指人员数量是否能满足审计需求，而质量是指其专业素质能否满足审计需求。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是审计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专业胜任能力，则审计需求难以成为有效审计需求。审计技术方法体系是获取审计证据的基础，如果现有审计技术方法无法获取某类审计证据，则该方面的审计需求当然也难以成为有效审计需求。审计技术方法体现为审计准则，一个国家的政府审计准则体系完善程度，体现该国政府审计技术方法水准。审计经费是审计机关开展审计工作的前提条件，没有适宜的经费保障，审计机关就无法正常运转，当然也无法实现审计需求。

当然，现实生活是很复杂的，上述政府审计供给能力的三个方面能否满足审计需求，还可能受到审计供给能力与审计需求的匹配程度之影响。如果这种供给能力与审计需求的能力不匹配，则这种供给能力就成为无需求的供给，是没有价值的审计能力。审计需求与审计供给能力的匹配是以审计主题为基础的，不同的审计主题承担不同的审计目标，可能会有不同的审计载体，从而可能出现不同的审计取证模式，进而会有不同的审计准则体系。所以，只有审计需求的审计主题与审计机关具有供给能力的审计主题相一致，这种审计需求才会成为有效审计需求。

（四）法定审计和选择性审计

对于国有资源经管责任者的有效审计需求要一分为二，需求强烈的成为法定审计客体，其余的或需求一般的成为选择性审计客体。

一般来说，对于法定审计客体，法律法规会明文规定其审计周期或时点，一般为每年必须审计一次。某审计客体成为法定审计客体之后，政府审计效果会更加显现，其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法定审计下，对于该客体会进行经常性、周期性的审计，这种审计能及时地揭示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从而促进国有资源经管责任者更好地履行其经管责任；第二，政府审计的威慑功能会更加显现，其原因是，根据刑罚理论，处理处罚越是具有确定性、及时性，则处理处罚的威慑效果越好（梁根林，1997）。对于法定审计客体，不存在是否审计的问题，并且，一般情形下，审计也不会滞后很久，所以，政府审计具有确定性和及时性，而这种确定性和及时性的特征，无疑会增加审计客体舞弊或违规的成本，从而改变其舞弊或违规的成本效益，进而提升了威慑效果。

选择性审计客体当然属于政府审计范围，但是，对于这些审计客体，不一定按明文规定的审计周期或时点来实施审计，而是具有选择性，其审计周期或时点并不固定。由谁来选择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审计机关从八个方面调查审计需求：国家和地区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情况；政府工作中心；本级政府行政首长和相关领导机关对审计工作的要求；上级审计机关安排或者授权审计的事项；有关部门委托或者提请审计机关审计的事项；群众举报、公众关注的事项；经分析相关数据认为应当列入审计的事项；其他方面的需求。上述八个方面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提出要求，包括：本级政府行政首长和相关领导机关对审计工作的要求；有关部门委托或者提请审计机关审计的事项；群众举报、公众关注的事项。第二类是审计机关自行选择，包括：国家和地区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情况；政府工作中心；上级审计机关安排或者授权审计的事项；经分析相关数据认为应当列入审计的事项。第三类是审计客体自行提出要求，属于上述八个方面的“其他方面的需求”，事实上，在我国的审计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出现一些审计客体主动要求审计。

当然，无论是谁提出的审计需求，只要属于选择性审计项目，一般都要按一定的方法进行评估，各国政府审计机关都有一定的评估方法。例如，美国政府审计每两年评估一次高风险项目，根据项目的风险确定其审计优先度（李永强，2008）。其他一些国家出现了循环审计模式、风险导向模式、成本效益分析法、综合评价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尹平，郑石桥，2014）。我国政府审计机关也有自己的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第三十条规定，审计机关从五个方面对初选审计项目进行评估，以确定备选审计项目及其优先顺序：项目重要程度，评估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政府行政首长和相关领导机关及公众关注程度、资金和资产规模等；项目风险水平，评估项目规模、管理和控制状况等；审计预期效果；审计频率和覆盖面；项目对审计资源的要求。

四、我国政府审计的法定审计客体分析

以上从审计需求和审计供给能力的角度提出了政府审计客体划分为法定审计和选择性审计的理论框架，然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解释力，下面用这个理论框架来解释我国政府审计的法定审计客体选择，以一定程度上验证这个理论框架。

从现有法律法规来看，我国至少有两方面的政府审计客体已经是这种法定审计项目，一是预算执行审计，二是政府投资金额超过一定规模的工程项目审计。

（一）法定审计之一：预算执行审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计机关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报告应当重点报告对预算执行的审计情况。必要时，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所以，预算执行审计属于每年必审计的法定审计。

预算执行审计成为法定的主要原因是预算执行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方面：预算资金来源于纳税人，并且是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公众关注程度高；预算资金是立法机构以年度预算立法的形式交给政府使用的，所以，立法机构高度关注预算资金的使用，政府机构有责任向立法机构报告预算资金使用情况，也高度关注预算资金；预算资金是国家公共财政的主体，资金规模很大。

当然，预算资金的上述重要性并不只是中国才如此，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所以，预算资金作为法定审计是国际惯例（吴频，1994）。然而，由于各国的预算治理相关构造的健全程度不同，各国预算资金审计主题存在显著差异，例如，美国预算资金审计以预算信息为主题，重视信息审计，而我国预算资金审计则以预算行为和预算制度为主题，重视行为审计和制度审计（郑石桥、贾云洁，2012；郑石桥，2015）。

（二）法定审计之二：工程项目审计

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是否属于法定审计，没有全国性统一规定，但是，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明文规定。例如，《江苏省国家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第二条规定，凡以本省国有资产投资或者融资为主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均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其他省市也有类似规定。可见，政府投资金额超过一定规模的工程项目，属于法定审计。

其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工程相关治理不健全。根据中央纪委研究室委托地方纪委和有关统计部门开展的党风廉政问卷调查显示，五大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起了受访者的高度关注。其中工程领域位居五大领域的首位①。正是因为工程建设领域相关治理不健全，腐败才严重，所以，这个领域才成为法定审计领域。第二，投资具有重要性。政府投资在我国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能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还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所以，各级政府都重视投资，甚至出现了投资锦标赛。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政府投资规模也就很大。

五、结论和启示

审计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解释审计现象，与政府审计客体选择有关的一个审计现象是，对于一些单位是通过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其审计周期或时点，对于另外一些单位则没有这种明文规定，而是由审计机关选择其审计周期或时点，本文将前者称为法定审计，后者称为选择性审计。这种审计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本文从审计需求和审计供给的角度，提出一个关于区分法定审计客体和选择性审计客体的理论框架。

政府审计客体划分为法定审计和选择性审计，事实上就是从全部审计客体中确定哪些属于法定审计客体，剩下的就是选择性审计客体。选择法定审计客体的逻辑顺序如下：首先，对于法定审计客体的审计需求必须是强烈的，如果审计需求不强烈，则将这类客体作为法定审计是没有社会价值的，审计需求强烈程度受重要性、相关治理状况、成本效益原则等因素的影响；其次，强烈的审计需求还要受到审计供给能力的影响，只有确有审计供给能力支持的审计需求才能成为有效审计需求；在此基础上，有效审计需求强烈的就成为法定审计客体，而有效审计需求一般的就已成为选择性审计客体。

对于法定审计客体，法律法规会明文规定其审计周期或时点，某审计客体成为法定审计客体之后，政府审计效果会更加显现，一方面是源于在法定审计下的经常性、周期性的审计，另一方面是源于法定审计的威慑功能更加显现。

对于选择性审计客体的审计周期或时点并不固定。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审计客体及审计机关都可能提出审计需求，但是，审计机关一般需要对各类审计需求进行评估，各国政府审计机关都有一定的评估方法。

我国的预算执行审计和政府投资超过一定规模的工程审计是法定审计，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能解释我国政府审计客体的这种选择。

本文的结论启示我们，将政府审计范围内的单位区分为法定审计和选择性审计需要有系统的思考，审计客体的重要性、相关治理状况、成本效益考量、审计供给能力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同时，上述这些因素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所以，要根据变化的环境对审计客体进行评估，并不断修改法定审计和选择性审计的划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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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郝自贤.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法定审计制度研究——以我国公司法为主线[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 刘燕.论我国《公司法》法定审计模式的选择[J].会计研究，2005（8）：25-29.

[4] 郝自贤.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法定审计制度的法理机理[J].中国注册会计师，2009（2）：53-56.

[5] 丁丁.欧盟统一的法定审计制度：挑战与改革[J].河北法学，2007（12）：168-172.

[6] 刘莉莉.论政府审计能力及其影响因素[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8（S1）：33.

[7] 方新立.提升政府审计核心能力的几个问题[J].中国审计，2005（7）：38-40.

[8] 梁根林.刑罚威慑机制初论[J].中外法学，1997（6）：98-106.

[9] 李永强.美国联邦政府审计高风险系列及其启示[J].审计与理财，2008（6）：55-56.

[10] 尹平，郑石桥.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4：313-316.

[11] 吴频.国家审计范围和重点的比较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1994（3）：11-14.

[12] 郑石桥，贾云洁.预算机会主义、预算治理构造和预算审计[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2（4）：80-88.

[13] 郑石桥.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审计主题差异的理论框架和案例分析[J].会计之友，2015（1）：122-127.

作者：郑石桥 施然

公司法法定审计制度论文 篇2：

中欧政府审计和法定审计对比小议

[摘要]2011年初欧盟确认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的审计监管体系与欧盟审计监管体系等效，这对于我国的第三方审计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从中欧法定审计等效的意义入手，探讨了中欧审计体系的可比性，进而考察了欧盟审计体系之于我国审计体系的借鉴作用。

[关键字]政府审计　法定审计　会计准则

一　引言

2011年1月19日，欧盟通过《关于认可部分第三国审计监管体系等效以及延长部分第三国审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在欧盟成员国执业过渡期的決议》，确认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审计监管体系与欧盟审计监管体系等效。中欧实现审计公共监管等效，是双方会计审计交流合作中的重大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中欧审计等效的含义

(1)欧盟审计概况。欧盟的公共资金等方面的审计主要由欧洲审计院负责，该审计方式类似于我国的政府审计；欧盟委员会于2006年5月17日颁布了新的第8号公司法指令，其中，根据欧盟法律的要求对公司年度会计报告或合并会计报告进行的审计被称为法定审计，批准从事法定审计的人员被称为法定审计师；欧盟的内部审计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尽管欧盟已经颁布了相关的法律，但是，各国由于自身历史与习惯等原因，各成员国的公司治理机制明显不同，各成员国治理机制的法律规定也存在显著差异，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内部审计自然也是各自有特色。

故而，这三个部分构成了欧盟审计的三条主线。除了内部审计具有特殊性之外，欧洲审计院的审计和欧洲的法定审计都与我国具备可比性。因此，从政府审计而言，欧洲审计院的审计对我国政府审计有一定借鉴意义；中欧之间审计业务的互相认可，证明了我国法定审计业务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双方的合作也有助于了我国法定审计监管体系不断完善。

(2)中欧法定审计监管体系等效的前提：采用的会计准则一致。欧盟2005年以发布第8号公司法的方式指令要求采用国际会计准则。虽然在实施之初，有经济学家反对采用国际准则，理由是准则转换成本过高，可能会损害中小企业利益。但是根据欧盟关于采用国际准则的反馈报告，大部分反馈者支持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于2007年开始在所有上市公司、部分非上市金融企业和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实施，并逐步扩大实施范围，目前已扩大到几乎所有大中型企业。因此，共同使用国际会计准则，为我国和欧盟审计监管体系等效奠定了基础。

(3)等效不等同。等效的评估：欧盟委员(EC)会将等效评估委托给欧洲证券监督当局委员会(CESR)，评估标准在于会计准则的一致性。即使准则间还存在差异，但是如果存在为解除这些差异的趋同项目，并且确实地执行时，就可以评估为完全等效。

等效评估不仅在于会计准则是否趋同，还包括法律环境和审计等标准。欧盟认可我国的审计监管体系，不仅接受我国在欧盟上市的公司以我国会计准则编制的报表，还意味着认可我国第三方审计的审计质量。由于欧盟自身也没有完全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欧盟内部国家可以有选择性地不采用某些国际会计准则，如欧盟对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问题，持有保留态度。这种双层认可机制也决定了等效并非等同，会计准则的趋同只是等效的基础。真正意义上的等效必须依赖可靠的财务报告披露制度和较高的审计质量等因素。

三　欧盟的法定审计和政府审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欧洲正在不断趋向一体化，其机构设置和法规制定尽量从整个欧洲的角度出发。在机构设置层面，鉴于欧盟比较高程度的一体化进程，欧盟的主要组织主要包括欧洲首脑会议、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投资银行等，是一种松散的“主体”组织形式，整个体系涵盖了从立法、财政、监管以及对外合作等一系列的组织效能；从欧盟实施的政策可以看出，欧盟不断降低内部各国的隔阂和壁垒，例如在欧盟2009年度预算审计报告中，欧洲审计院指出欧盟预算用于的投资项目必须着眼于全欧洲的增值(European added value)。作为两个情况类似的“对等主体”，中欧面临着在某些方面类似的经济背景。

(1)欧盟法定审计之于我国的借鉴之处。在着眼于“一体化”的前提下，欧盟也关注内部个体国家利益的满足。因为欧盟由不同的国家组成，经济发展不平衡凸显了不同的经济政策体制。

从法定审计的角度，具体体现为，欧盟内部不同的国家允许采取不同的会计准则体系。虽然欧盟已经广泛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但是，该指令只是提供了在欧洲采用国际准则的机会，并不要求强制采纳，也没有设定具体的目标日期。虽然这并不适应建立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这一国际倾向，但值得借鉴的是，许多欧盟政策以“原则导向”为主，而并不是“规则导向”，统一指挥，因地制宜。类似地，作为东西部差异较大的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具体的经济政策不能“一刀切”，“一体化”背景下的“原则导向”同样适合于我国各区域之间不同的现实需求。“原则导向”则意味着原则之下的靈活掌握，对于法定审计来说需要更多的职业判断。针对同样的审计对象，在不同的区域可能有不同的审计风险。

(2)欧盟审计院审计之于我国的借鉴之处。欧盟对外活动比较频繁，故而欧洲审计院针对对外活动尤其是对外援助投资项目的审计比较重视：首先，2010年欧洲审计院的11篇特别报告中，就有两篇都是关于外援项目审计的报告(分别是针对土耳其的援助资金审计和通过联合国对外援助的项目审计)。其次，在2009年度审计报告中也详细介绍了欧盟涉外各类基金的审计情况。

我国审计署设境外审计司，其职责是组织审计国家驻外非经营性机构的财务收支，依法通过适当方式组织审计中央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境外资产、负债和损益，开展相关专项审计调查。但是从境外审计司发布的报告来看，主要以支援联合国审计项目为主，鲜有我国资金项目对外投资项目的审计情况。这可能与我国暂时还没有大量的对外投资项目和援助项目这一情况有关，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外交能力的上升，涉外审计必然会得到强化。

作者：杨晶晶

公司法法定审计制度论文 篇3：

一人公司制度的利弊及其完善

[摘要] 一人公司由于其具有诸多的优越性,必须正视有其存在的土壤｡但由于一人公司股东易于滥用公司人格图谋法外利 益,可能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立法上必须对其进行严格规制｡新《公司法》规定的一人公司滥用法人格推定制度存在 其不足｡在一人公司财产独立但意志未能独立于其出资股东而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同样应该否认该一人公司法 人格,由一人公司股东及公司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关键词] 一人公司;法人格;法律规制;独立意志

[作者简介] 王国良,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法学;

赖丽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江西 南昌 330077)

一人公司(one-man company or one-member company),是指股东(自然人或法人)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我国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第58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从新《公司法》规定来看,我国新《公司法》只承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不包括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本文所称一人公司仅指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从学理上划分,一人公司可划分为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和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指的是设立时股东即为一人,或者设立时股东为二人以上但在存续过程中由于出资和股份的转让､继承､赠予等原因导致股东仅剩一人的公司,前者称为设立时的一人公司,后者称为存续中的一人公司｡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是指形式上公司的股东人数是复数,但实质上只有其中一人为公司的真正股东,其余的股东仅仅是为了满足法律上对公司股东法定最低人数的要求,或是为了真正股东的利益而持有一定股份的挂名股东｡家族式的公司往往就表现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此种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本质上是真正的股东为自己谋取利益而规避法律所凭借的一种工具｡依据一人公司股东身份的不同,我们又可以将一人公司分为自然人一人公司和法人一人公司｡自然人一人公司是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一人公司,这是最传统意义上的一人公司｡这种公司形式将投资者的投资和其个人财产分离开来,借助有限责任这种责任形式来降低投资风险｡法人一人公司则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单独投资设立,或者是通过收购而获得另一公司的全部股份成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该公司因而成为一人公司｡一人公司最主要的法律特征是,一人公司的股东是唯一的,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额或股份;一人公司只须以公司的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以降低投资者的经营风险,实现单个个人无法实现的经济目的､使投资者摆脱负无限连带责任的困境｡目前,已有43个国家的《公司法》允许设立一人公司｡一人公司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建立旨在鼓励投资的制度,有经济层面上的合理性｡然而,一人公司是一把双刃剑,一人公司的弊端及可能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一､一人公司是利弊并存的公司形态

承认一人公司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允许其合法存在,就有可能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在市场诚信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一人公司中,通常是一人股东自任董事､经理并实际控制公司,复数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和公司内部三大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都不复存在｡于是,一人公司股东极易滥用公司人格以图谋法外利益｡一人公司股东可能通过各种手段混同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同公司进行自我交易,给自己支付巨额报酬,将公司财产挪作私用,以公司名义为自己担保或借贷等｡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的多种方式的混同使得公司相对人难以搞清与之交易的对象是公司还是股东个人｡而且在有限责任的庇护下,即使公司财产有名无实,一人股东仍可隐藏在公司面纱的背后而不受公司债权人或其他相对人的追究,使公司债权人或相对人承担了极大的风险｡有些一人股东甚至通过欺诈的手段以逃避合同义务､法定义务,导致削弱了对债权人的保护｡有些一人股东通过公司规避侵权责任,严重削弱侵权法的社会功能｡很显然,一人公司的弊端极大地破坏了公司法人制度中原本确立的利益平衡体系,直接对有限责任制度的合理性构成了威胁,并严重地背离了法律所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正是这些公司治理与法律规制方面的问题,成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早期禁止一人公司存在的依据,世界各国早期的公司立法,大都对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作了禁止性规定,甚至强调公司设立后于运营中,因各种原因导致公司股东仅剩一人时,公司应立即解散,以严格恪守公司设立的条件｡或是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来制止和惩罚滥用公司人格的一人公司股东｡

然而,不管各国《公司法》是否承认一人公司,实质意义的一人公司在世界各国却早已普遍存在｡与其可能存在的弊端或危害相比,一人公司对于增加市场活力并极大地推动经济的作用使得立法者不得不对其进行重新审视｡毫无疑问,一人公司有其广泛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基础｡其一,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一人公司产生并生生不息的最大的原动力｡有限责任原则作为公司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一投资主体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任何类型的投资者都希望在经济活动中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因此,有限责任制度一经问世,立刻受到所有投资者的青睐,大大调动了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同为投资者,举办大规模企业或中､小规模的“多数人”投资企业可享受有限责任的优惠,一人投资则必须承担无限责任的风险而不能获得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这显然有失公平｡一人投资是否可以享受有限责任的恩惠成为20世纪以来困扰公司立法和公司实务的一大难题｡单一投资者亟需通过一人公司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责任原则规避经营风险,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当《公司法》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性时,单一投资者就可能通过挂名方式举办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以规避法律｡其二,公司法人非常希望设立一个或多个全资子公司,以谋取更大利润｡随着自身规模的不断膨胀,公司法人具有投资举办更多实业的能力｡设立一个或多个全资子公司,既易于分散投资风险,同时也可以减少复数股东之间的摩擦｡个人企业主和公司法人为了实现有限责任对自己的保护,只好寻找一名或几名挂名股东来组建实质意义的一人公司,以规避《公司法》中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须为复数的规定｡一人公司往往是它们实现多行业投资组合､分散投资风险的最佳选择｡其三,在非一人公司中传统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制衡机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变异,为一人公司的运作奠定了基础｡因为传统公司内部机构的设置是建立在公司复数股东基础上的,股东大会与监事会是基于对独立于股东的董事担任公司经营的监督而派生出来的监控机构｡然而,公司的实际运作中,股东会形式化几乎是常态｡股东人数较少的小公司中,股东通常就是董事及经理直接运作企业,从而使法定的股东会并无实际意义;股东人数众多的大公司中,绝大多数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漠不关心,股东大会流于形式,沦为大股东操纵公司的合法工具｡股东会的失效不仅使“所有与经营分离”形式化,而且也使公司的社团性趋于淡化｡由此为非一人公司变异为一人公司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其四,高科技发展的条件下,中､小规模企业更具适应性构筑了一人公司的经济基础｡当高科技､高风险的新兴行业如通讯､网络､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等不断兴起之时,进入这些领域的企业能否在竞争中取胜,并非依赖资本的多寡及规模的大小,而主要是依赖于高新技术的先进程度和投资机会的准确把握,或者说是依赖于高素质的人｡一人公司具有资合性弱化但人合性凸显的特点,正是中､小规模投资可采取的最佳组织形式｡

以上表明,既然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繁殖一人公司的适宜土壤｡一个具有合理存在理由的现实,只能通过制度进行完善而不能禁止｡对于一人公司可能存在的诸多弊端也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进行规制,以抑弊扬利,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人公司潜在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新《公司法》大胆面对这一现实适时增设了一人公司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二､我国新《公司法》中一人公司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一人公司制度是《公司法》修订中的一大创举,也是我国《公司法》修改勇于面对实际存在的一人公司现实所进行的重大公司制度创新,既有利于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科学规范,又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司债权人利益｡新《公司法》第58条至第64条总共7个条文对一人公司做出规定｡其中大部分是对一人公司股东的防弊措施,也是对一人公司进行的法律规制｡新《公司法》主要规定六大防弊措施:第一,更高的最低注册资本｡一人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10万元,而且一次缴足,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第二,公司设立数量的限制｡一个自然人只能设立一个一人公司,该公司不能再设立一人公司,但法人单位或国有独资公司作为股东则不受该限制,可设立多个一人公司并组成集团性公司｡第三,名称披露的要求｡为了让与公司交易的人方便识别一人公司及其独资股东,一人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登记文件和营业执照上注明独资字样｡第四,一人股东做出决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由股东签字后置备于公司｡第五,法定审计｡年终财务会计报告要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强制审计｡第六,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为了保障与一人公司交易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一人公司的股东对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的独立性承担举证责任｡原则上,立法者可以首先推定一人股东滥用公司人格,但是允许他以反证的形式推翻这种推定,从而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如果一人股东证明不了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互相独立,就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新《公司法》突破了公司的社团性,引进了一人公司,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其立法目标和价值取向重在鼓励投资兴业,繁荣经济｡然而,这次修订毕竟还是阶段性产物,在某些制度和规则设计上存有些许缺陷或漏洞是在所难免的,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尚有欠缺,一人公司可能存在的容易侵犯债权人利益的风险还未能得到足够的防范,在以后的立法中尚需加以完善｡

其一,新《公司法》规定的六点防弊措施中只有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能起到实质性作用｡前面五项措施对防范一人公司股东在有限责任的庇护下滥用公司人格牟取非法利益,并不能起到关键的作用｡公司名称披露的要求､书面形式的股东决议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人公司股东的规制,对与之交易的相对人或债权人只起到提醒或预先告知的作用,在交易当事人受到侵害时,难以得到有效的事后补救｡最低注册资本､书面形式的股东决议和法定审计制度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都有变异的可能,难以起到对交易方根本的保护作用｡因此,在六点防范措施中,名称披露的要求､书面形式的股东决议､最低注册资本､书面形式的股东决议和法定审计制度,这五项措施在本质上都难以达到防范一人股东滥用公司人格侵害公司相对人利益的目的｡只有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能够起到实质性效果,通过揭开公司面纱直接追索藏在公司面纱背后的股东的责任,才能打破有限责任的保护层,使欲通过有限责任得以庇护的不法股东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而保障一人公司的相对人之合法权益｡《公司法》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便是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依照《公司法》的这条规定,一旦债权人对该一人公司财产的独立性提出质疑,法律就要求一人公司的股东对一人公司财产之独立性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若一人公司股东无法完成该举证责任,法律则否定公司有限责任,推定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格而不能承担独立责任,由股东与公司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其二,法人独立责任理论要求财产独立但不具备独立意志的一人公司同样适用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按照传统《公司法》理论,公司法人责任的独立是以法人独立人格为前提的,公司法人财产的独立和人格的独立是公司法人得以独立承担责任的必备要件｡公司法人的财产独立,主要是指股东与公司在财产上的分离｡即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后,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构成公司财产,非有法定原因股东不得抽回出资,股东个人的财产与公司财产相分离｡对于何为法人人格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7条关于法人设立条件的规定,法人的设立条件主要有三个:法人必须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的名称和组织机构､承担独立责任｡其中,法人的组织机构是法人的意思机关,是法人表达自己意思､进行决策的机关,所以法人组织机构的独立即要求法人有独立的意思机关,能够表达自己的独立意思,即法人能够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不受他人意志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法人承担独立责任不但要求法人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更要求其具有独立的意志｡法人承担独立责任则是法人财产独立和意志独立的法律结果,换句话说,法人能够承担独立责任必须以法人具有独立财产和独立意志为前提条件,两者缺一不可｡由于公司法人意志形成机制的特殊性,公司的意志很容易受到他人干涉,于一人公司而言,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发生｡在一人公司情形,由于公司组织制度的特殊性,一人股东自任董事､经理并实际控制公司,复数股东之间和公司内部三大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都不复存在,公司的意志和股东的意志极易发生混同,新《公司法》第64条规定,只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独立性问题存有疑问时,才适用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推定一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由一人股东举证证明其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否则必须由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笔者以为,该条规定具有片面性,难以追究其他情况下出现的股东滥用法人格时一人公司股东的连带责任,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力度不够｡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具有独立财产但不具有独立意志的公司法人,其股东可以利用法人的人格以达到滥用公司法人格规避责任最终获得不法利益之目的｡比如,在法人设立的一人公司情形,此时一人公司实为该法人的全资子公司,法人和一人公司实为母子公司关系｡虽然可能两者的财产互相独立,但此时若设立的一人公司没有自己独立的公司治理机构即公司的自治机关,而是听命于母公司的安排作出经营决策,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手段,母子公司之间也极有可能成为互相逃避债务､规避法律规制的避风港｡虽然子公司具有独立的财产,但由于不具有独立于母公司的独立意志,在经营决策等方面受制于母公司,也就不具有独立人格因而无法承担独立责任｡新《公司法》第64条的规定,只能对财产未独立于其出资股东的一人公司股东受到规制,债权人可以越过公司直接追究股东的连带责任,但对于财产独立意志不独立的一人公司则难以起到规制作用,在保护债权人利益上尚缺乏足够的力度｡

其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难以操作性导致对一人公司的规制目的容易落空｡新《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法律条文的安排来看,该条规定被至于“第一章总则”中,具有纲领性､原则性意义,是对《公司法》中所有类型的公司的原则规定,毫无疑问也适用一人公司的法人格滥用问题｡新《公司法》仍在一人公司这一节中单独对一人公司法人格滥用问题作出特别的规定,尤其是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安排,实是新《公司法》第20条属于衡平性规范,其规定太过于原则性､模糊性,未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或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具体适用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因此,纵然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也有规制一人公司的目的,但客观上其在实践中的难以操作将导致其规制目的容易落空｡然而,一人公司由于其法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难以在股东与公司机关之间形成必要的制衡,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几率比其他组织形式的公司高得多,若在制度上没有进一步的安排,则极易给一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牟取法外利益大开方便之门｡因此,新《公司法》在作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原则性规定之后,又对一人公司作出特别规定,其并不是法律的多余的重复,实是《公司法》的更为周密的制度安排｡

鉴于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法律规制的不完善,滥用法人格的推定制度存在其不足之处,建议在以后的立法活动中加以完善:在一人公司财产独立但意志未能独立于其出资股东而使得债权人或与之交易的当事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形,同样适用法人格滥用的推定制度,由一人公司股东承担其未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证明责任,公司股东举证不能时则应该否认一人公司法人人格,揭开公司的面纱,由一人公司股东与公司共同对债权人或与之交易的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以对债权人或一人公司的其他相对人以合理的保护,维护交易安全｡

参考文献:

[1][2] 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

[4]王保树.《中国商事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熊一坚]

作者：王国良　赖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