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行政论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学前教育行政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我国是多元制立法体系的国家，行政立法是国家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制定实施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当下已经不合时宜，甚至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上位法相冲突甚至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篇：学前教育行政论文

教育行政违法的教育学思考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包括了行政主体、法人、公民以及其他组织。其中行政主体可以划分为名义主体(行政机关、被授权组织)、过渡主体(内部机构、受委托组织)和实际主体(行政公务人员)。我国对行政违法的研究具有两种理解：其一强调行政违法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其二强调所违反的法律是“行政法律规范”，侵害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合法行为和行政关系的破坏。本文所指的教育行政违法采用的是第一种看法，只考虑在教育活动范围内，行政机关构成的行政违法主体对行政违法对象所造成的法律关系的侵害行为。

一、教育行政违法的特殊性

1．教育行政违法的教育危害性——如何保障教育规律良好运作?

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教育行政违法现象是否可以发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教育行政违法侵害的是教育法律关系。但以个体为对象的教育领域中，许多与个体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教学规律无法纳入法律规范的调节范围中，虽然在《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中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应当适应全体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但是这种模糊的法律保护性的话语并不能真正拯救教育规律的侵害问题。

从我国颁布的教育行政法律法规来看，法律条文大多只对负责教育的组织的管理工作进行规范，旨在通过规范各级教育组织的管理行为，为教育提供良好的运作条件。但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即管理工作与教育活动自身规律不相符，却又在法律规范允许范围内，如果这一现象发生时，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又如何对此进行约束?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教育规律自身的客观性和发展性以及教育话语的多样性，评价某一教育现象是否违反教育法律是十分困难的。

2．教育行政违法的终极指向性——怎样体察受教育者所受侵害?

与一般的行政违法相比，教育过程中的行政违法除了具有行政性、违法性、受制裁性、救济性、侵权性与腐败并发性等特性之外，还具有后果的唯一性。最为明显的侵害就是对受教育者受教育权的直接侵害，2004年2月《江南时报》报道，发展改革委员会检查发现，部分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利用职权越权制定收费政策，或者截留、挤占学校收费收入，以及采取搭车收费的方式，造成了教育乱收费的行政违法的现象。其中最受侵害的就是受教育者的权利。

除此之外，还有些行政违法透过各种教育的要素，间接指向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如1994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教师法》保证了教师的特殊权利(如教育相对权)，其目的是为了发挥教师的作用，以便保证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如果对教师的权益进行了侵害，那么将会影响到受教育者的权益。而与此有关的现象，如扰乱教育秩序、侵占学校财产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教育活动的要素——教育者、教学资料和受教育者，导致整个教育活动受到破坏，而最终伤害的将是教育服务的使用者——受教育者。

3．行政违法的责任追究的复杂性——谁来承担行政诉讼的任务?

从行政主体和行政对象的关系上看，从法律名义上说，任何的行政行为都由行政主体做出。而且教育行政部门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不确定，都导致了行政违法的诉讼的困难。

从教育行政违法的内容上看，由于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规律不纳入法律规范的体系，行政违法的危害的指向者又带有隐蔽性，作为受侵害终极指向者——学生由于年龄或其他的制约，缺乏相应的权利能力和权利行为能力，导致实行教育行政责任的诉讼时责任追究的复杂性。在我国违法者的行政责任认定权，依其性质分属于公安、工商、税务等有特定职权的国家行政机关。由于危害的指向性带有抽象性，被侵害者无法确知其受侵害的内容而不能向相应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诉、复议、诉讼。

从教育法律的调节方法来看，教育行政调节至今仍然是教育管理领域内的主要的方式。由具有行政关系的行政机关处理在教育视野中的行政违法，也会给教育行政违法的追究带来复杂性。

二、教育行政违法的反思的意义——确立公立学校与学生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

从法理学上看，行政主体是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组织，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中的一方。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1)国家行政机关只有在实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时才是行政主体；在某一个行政法律关系中是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在另一个行政法律关系中也可以是行政相对人；(2)行政主体除国家行政机关外，还包括由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组织。它的典型特征是对外管理公共事务。

要想成为行政主体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看有无法律、法规所授予的从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权，在《教育法》的第三章第二十八条学校所享有的权利中，只有(八)、(九)两条涉及对外的管理事务，其中(八)明确指出：学校可以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和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二是看这种管理关系是否属于追求公共和社会利益为目标享有行政活动特权的“公共行政”。某学者认为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关系只是一种以组织利益为目标的组织内部的“私人行政”。继而否认学校与学生这一教育行政法律关系的存在。然而，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是否仅仅是私人行政呢?首先，我们要对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关系和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关系作一个区分。前者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特定决定的管理关系，两者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后者是一种由监护人或学生将部分管理权利委托给学校，双方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性质的服务，他们之间是平等的。

再从《教育法》第三章第二十六条中“学校成立基本条件规定”来看，学生并不是学校这一组织下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他是学校的服务对象，他与某个学校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人身依附关系或人事依附关系(在义务教育阶段，由于行政地域和户籍制度的管理划分，有因不得已产生必然的关系，但这个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择校，其焦点在准公共产品与社会公平)。这正如医院对医生、护士的管理与对病人的管理并不是同一性质一样。因此，学校与学生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关系。

三是看行政主体是否拥有行政处罚权。然而，学校作为教育行政管理层级中的最基层的独立组织，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处分权，它的行政处分权的拥有由行政机关适时赋予，这正是学校这一行政组织的特殊的地方。虽然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章57条对学校的法人地位作出了规定，但是现行的中小学并不具备法人责任的能力。这是由于政府作为公立学校的投资者和资产拥有者，通过对学校的人、财、物权的监督与操控，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具有不对等性，政府机关作为关系的一方，占据主导的地位，政府机关与学校有关的行政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学校产生直接的权威促进、帮助、限制、制约作用。从而使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自主的自制权力，成为教育行政机关的一个附属机构。在某教育行政机关，通过学校侵害学生的权益时，公立学校就有可能作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执行者成为行政违法中的行政主体。当我们开始正视公立学校的行政委托的责任，以及学生作为行政主体的服务对象和宪法保护的人时，学生的权利也自然被提上讨论的日程。由于学生个人的权力能力不足，这种行政违法往往被掩盖为合理的。作为监护人的家长自然承当了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申诉、复议和诉讼的责任。

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教育行政违法存在的可能性，由于学校本身属于教育实施的主要地点，更是集中地体现了教育行政违法的矛盾所在。面对此等问题的解决有两个方法：一是使教育规律以潜隐的方式进入教育管理领域，即提高负责教育管理的组织的人员的素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理念中使其自觉遵守不成文的教育规律；二是明确将较为接近教育规律的原理以显性的方式涉足教育管理领域，即增加教育规律，指定精细的教育法律规范，当然这种做法难免带有制造“规范的洪水”之嫌，在某种程度上会使社会生活领域受到全面的干预和介入。因此，对于这相辅相成的两种措施，国家需要尽快就公立学校与学生确立一个比较合理的法律关系。

(责任编辑　付一静)

作者：宋中英　赵宁宁

第二篇：从行政收容教育制度看行政立法合法性及其趋势

摘 要： 我国是多元制立法体系的国家，行政立法是国家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制定实施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当下已经不合时宜，甚至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上位法相冲突甚至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以，行政立法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对国家法制体系作出补充立法才能从根本上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而促进法治的长足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 法律保留；法律优越；收容教育；行政立法

在我国，行政立法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行政法学上的概括和归纳，其涵义专指特定的行政机关所进行的立法活动。“收容教育”作为国务院行政立法活动的产物之一，其从产生伊始便备受争议，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颁布施行，更是从正面说明了“收容教育制度”的“违法”性。因此，只有规范行政机构的行政立法活动，才能使各项行政立法始终在法律的授权标准或允许范围之内。

1 《立法法》的相对授权与绝对保留

我国《立法法》是一部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法律文件，而对于多元制的国家立法体系而言，厘清其中关于立法“相对授权”与“绝对保留”的关系又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厘清法律授权范围与绝对禁止的界限，才能让立法主体更好地实现国家立法权。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立法法》对立法规定的相对授权：

没有法律就没有行政，这表达了现代社会对行政权服从于立法权的要求与期望。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民主制度的保障，可同时在进入近现代以来，由于各国的行政权不约而同地扩张，加上行政行为对市民生活领域的广泛涉足，使得在實践中，立法机关已经不能将立法权视为专有，从而不得不把大量的事项授权委托于行政机关立法（1）。

我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大表大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等基本法律。除了《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绝对保留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既可以由法律规定，也可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其效力相当于法律，可以规定相对法律保留的事项，它在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的时候，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2）。而在法律制定好以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也就终止了。而没有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其效力要低于法律，该行政法规不能规定法律保留的事项，无论是绝对法律保留还是相对法律保留，都不可以逾越法律的界限，与之相对立或抵触即为无效或者依法予以撤销。

1.2 《立法法》对立法规定的绝对法律保留

1.2.1 “法律保留”的必要性：

“法律保留”它是立法领域里的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当然，说它重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宏观上来说的话，“法律保留”它决定了国家权力不得逾越的边界，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决定了市民社会的领域；从微观层面来讲，如果说多元制立法体系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选择，那么，如何科学地划定全国人大立法机关立法和行政机关立法的界限，从而避免法律冲突就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问题。

自法治国家思想兴起以来，“法律保留”原则便是备受学界高度瞩目的课题。其旨在维持法律规范的效力，避免行政行为侵犯立法机关的权限，与此同时防止立法机关怠于行使职权，放任行政机关之作为。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最高立法权。所以，保护人权限制政府权力就是人们对国家法律的期许。只有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绝对最高或优越，排除政府方面的特权或专横，才能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1.2.2 我国《立法法》中的绝对法律保留：

行政权需要受到宪法的规制，这是宪政应有之意。但是如果完全视行政机关为最高立法机关手足的做法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法律应当保留行政活动的部分领域，其余领域则可以适当允许行政机关自由裁量。

我国《立法法》第二章规定了法律保留的范围。其中第八条规定：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1）国家主权的事项；

（2）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合职权；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4）犯罪和刑罚；

（5）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6）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7）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8）民事基本制度；

（9）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10）诉讼和仲裁制度；

（11）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在《立法法》第九条规定的“绝对保留”事项中，有两项事关公民的基本权利：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而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是现行刑法规定的一种附加刑，可以将《立法法》第九条规定的绝对保留事项合并为：犯罪和刑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可以这样理解，《立法法》规定的三项绝对保留事项中，有两项事关公民的基本权利，由此可见，《宪法》关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相当明确，《立法法》对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视程度。

2 行政强制中收容教育制度对《立法法》的突破

《立法法》中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与保留事项，可在实践情况中，由于历史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使得部分行政立法往往与上位法《立法法》的规定相违背，与其上位法相冲突，从根本上违法了《宪法》的规定。最为典型的就是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对《立法法》规定之第九条绝对法律保留事项的违背。

2.1 收容教育仍是现行有效的制度：

2014年5月15日，黄某某因嫖娼被拘留15日，后又被公安机关裁定收容教育6个月。此裁定一出，引起学界极大反响，“收容教育”，这个公安机关“特有”的限制人身自由权制度，再次浮现于大众的视野。

收容教育是指：根据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公安机关不经法庭调查审判，便可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为期六个月至两年的强制教育、劳动等一系列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在我国，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制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之后，国务院制定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对实施中的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它也是目前公安机关操作的主要依据。（3）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为收容教育提供了法理依据。自《立法法》颁布施行以来，学界对于收容教育制度的批评与质疑便越来越深入。尽管如此，从2005年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普通卖淫嫖娼人员的“强制性措施”也未对收容教育制度作出更改，所以一直到今天，收容教育制度仍然存在并生效，依然是公安机关执法的重要依据之一。

2.2 收容教育制度与上位法相冲突，其实施违背法治原则：

虽然说收容教育有它存在的法律依据，但是这并不代表它就合乎法治和人权原则。如果法律的授权宽泛无边，执法者可以为所欲为，事后的法律救济又不到位，那么即使有了法律，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人权依然没有得到保障。收容教育给了公安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其可以不经检察院批准法院审判就可以决定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2.2.1 收容教育决定的程序：

现行法律中，关于收容教育程序的规定相当简陋的。除了要求公安机关填写收容教育决定书，并同志当时人家属、工作单位以外便无要求。在实践中，收容教育决定的作出只是依靠公安机关内部的审批程序。（4）《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不适用于收容教育。而收容教育违背正当程序，当事人没有听证的权利，相关人员不能及时得到通知，除此之外，收容教育决定也没用“暂缓执行”。在事先没有听证，事中没有通知，事后没有“暂缓执行”，所以收容教育的实施缺乏最基本的程序保障。

2.2.2 收容教育决定的“司法救济”：

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收容教育就纳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是对收容教育不服还存在着起诉和胜诉的困难。

收容教育的起诉难，主要是大部分当事人不懂告、不愿告与不便告。由于收容教育的决定在作出前没有听证，作出即执行，使得当事人也没有多大的机会去准备诉讼。除此之外，对收容教育还存在胜诉难，因为牵扯到行政机关是否遵循听证、告知等正当程序，所以法院也是在所不问。故而从相关的案例不难看出，不但法律对公安机关收容教育的授权是相当宽泛的，法院对公安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是相当宽容的。

3 坚持合法行政与行政立法和谐统一

从行政机关从属于权力机关的宪法角度而言，行政立法所称的行政机关的立法，也仅仅是国家立法权的一种补充和例外。在很多國家，立法权属于国家权力机关是一般原则，而由行政机关行使立法权则是一种补充和例外，是权力机关立法的延伸和具体化。因此，行政机关立法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依据，并且应当由经过法律授权的特定的行政机关行使。

“法律优越”、“法律保留”，把行政立法和法律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只有符合上述两个原则，才能在立法执法实践中坚持做到合法行政和行政立法的和谐统一。（5）

第一，“法律优越”原则对行政立法活动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不得抵触”。在行政立法实践中，无论是行政处罚也好，行政强制也罢，只要是上位法没有规定的义务或罚则，下位法即不能超越上位法去规定，譬如罚则或者设定义务等，上位法没有规定，而下位法规定了即为“抵触”。相反，在环境保护和工业标准等方面的法律而言，低位的法律可以规定比上位法更高的标准而不能低于上位法规定之标准，否则即为“抵触”。

第二，“法律优越”要求行政习惯或规定只能在法律范围内具有依据价值，绝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必须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行政行为必须以法律为首要标准，而不得违法行政。

第三，“法律保留”对行政机关而言，也是“职权法定”，包括行政立法权在内的所有行政权力均应当有法律依据。法律保留又体现在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的划分上面，在没有法律保留的空间可以允许行政立法，但是一旦法律绝对保留的范围，行政立法绝不可与法律相冲突抵制甚至相违背。（6）若相抵触的，应当首先适用法律。

4 总结

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深化依法治国的理念，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来看，行政立法只有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根据社会运行的实际状态而去实施，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宪法根本大法在国家的权威，才能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国家法制与社会的发展。

注释

（1） [英]威廉·葛德文. 政治正义论[M].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1.

（2） 应松年.《立法法》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J].行政法研究.2010（3）.

（3） 彭泽虎.收容教育违法性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院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4） 郭青春.关于健全和完善收容教育制度的法治思考[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2）.

（5） 吕颖峰.授权立法的合法性监督比较研究[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4（5）.

（6） 李培传.论立法[M].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2013：19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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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良芳.废除抑或改造：收容教育制度的反思与检讨[J].政法论丛，2015（2）.

[3] 王晓英.我国收容教育制度的几点思考[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6）.

[4] 吕颖峰.授权立法的合法性监督比较研究[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4（5）.

[5] 巴哈提牙尔·米吉提.美国行政立法司法审查标准的选择对我国的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14（4）.

[6] 郑齐猛.我国收容教养制度废除论[J].中国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4（4）.

[7] 类延村，类延强.行政立法科学性的范畴与维度[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1）.

[8] 孙运利.收容教养制度的法理分析[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4）.

[9] 郭春青.关于健全和完善收容教育制度的法制思考[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2）.

[10] 江国华.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审查探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作者：杨尚蒙

第三篇：教育行政复议的深思

摘要：随着法律的健全，教师越来越重视自身权利的保护，只有各个主体严格执法，才能使教师的权利更好的得到保护。

关键词：教师;权利;行政复议

2000年10月5日，X学校经过商议决定由本学校张老师承包X学校的音像部，X学校与张老师签订了租赁合同。2003年，X学校以张老师经营不好为由，未交清承包费和房租为由，扣除了张老师00至03年期间的14个月的工资。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一年合同租赁期满后要续签合同。04年1月，X学校要求与张老师续签，但张老师执意不签，并提出停业， X校方没有同意。2004年1月至12月，张老师未交一年的房租，学校扣除其一年工资。之后，2005年1月至2005年8月停业期间，张老师对营业房和财产账目一直没有交付学校，同时，对于学校的考核也没有参加，也没有在X 学校上班。 2005年，学校根据《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与张老师签定了一年的“聘任协议书”。到2008年9月聘任期满，因为张老师2005年1月至8月未在学校上班，考核为不合格，所以校领导考核的结果是不予调资，没有被学校聘任。2008年3月13日，张老师根据《教师法》第39条的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向该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教育厅提出申诉，但是某教育厅没有受理张老师的申诉。2009年4月9日，张老师向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理由是教育厅没有履行法定职责，教育厅不作为。通过省政府的审查，确定教育厅真的没有履行教师法规定应当履行的职责，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教育厅应当履行法定职责，受理张老师提出的复议申请。

于是2009年6月，教育厅受理了张老师的申诉，作出了《关于对张老师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该处理意见认为：“学校年终考核行为属学校内部管理行为，应由学校按有关规定办理”。基于张老师对于教育厅作出的《处理意见》不服，于2009年6月28日再次向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教育厅对于申诉没有认真考核，请求重新考核。通过省政府的审查，认为：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中关于“事业单位在年度考核时设立非常设性的考核委员会或考核小组，在单位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年度考核工作”的规定，教师的考核属于学校的职责。根据此条法律，省政府认定教育行政部门处理意见，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法作出了维持教育厅处理意见的复议决定。

一、实施行政复议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应的也出现很多的问题，在这个整体社会快速发展的节奏，很多人的正当权利得不到适当的保护，因为我国的法律还是很健全，但是现在追求和谐社会，要构建法制社会，所以首先人们的权利应当有一个很好地保护渠道，行政复议就是一个渠道，重视行政复议，使人们有一个很好地渠道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使人们的权利得到保护，这样能出促进社会的和谐，国家的稳定，更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也是行政复议的实施的必要性。

二、教育行政复议的含义和特征

教育行政复议是指个人或组织认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他教育法所规定的合法权益，依法请求作出该行为的上一级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关对该行为进行审查，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受理申请的机关依法定程序复查并作出决定的法律制度。

教育行政复议从其属性上看，它不是诉讼而是一种申诉的手段，以此来使相对人的权力得到救济。那么教育行政复议有哪些特征：

(一)行政行为具有司法的特性。

(二)行政行为要当事人的申请才可以进行，不申请是不可以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的。

(三)只能规范当事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于一些抽象行政行为是不能规范的。

(四)只能是以教育行政管理的相对人为对象，主要有教师、学生、公民、组织等。管理对象是相对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是一些抽象的行政行为。

(五)行政行为是不可以适用调解原则的，这是行政复议的一个基本原则。

三、对本案的评析

在本案中，张老师先后二次通过行政复议程序告教育厅。第一次是因为教育厅的不作为。该案省政府认定教育厅对张老师的申诉不予受理违反了《教师法》第39条的规定，教育行政部门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构成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省政府作出了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的复议决定，定性是准确的。

第二次是因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案件。张老师由于对教育行政部门作出的申诉处理意见不服，再次依法向省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该案件经过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认为按照国家人事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教育机构对本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工作依法享有自主管理职能。而教育行政部门已经履行了教师法赋予指导、监督的职能。省政府认定教育行政部门作出的申诉处理意见，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故作出了维持教育行政部门处理意见的复议决定是正确的。

通过本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教师对于自身权利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同时教育厅对于依法履行自身职责的行为也有所提高，但是我国的法律还不完善，在保护教师自身权利保护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只有法律完善，各个主体都能按照法律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教师的权利就能得到很好地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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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斯令，夏理淼. 行政复议前置：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制度选择[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01：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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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俊. 教育行政执法讲座(七) 教育行政复议[J]. 江苏教育，1998，07：7-8.

作者简介：侯秀红，山东聊城人，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专业：法律硕士(非法学)，13级。

作者：侯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