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教育行政论文

摘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与普通高考相对分离，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标准录取考生，是符合职业教育特征的考试招生制度，为高职院校选拔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了良好的途径。按照考试科目和内容，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有四种模式：“文化素质+技术科目+职业倾向能力”考招模式、高职与本科贯通培养考招模式、“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招模式、中高职贯通培养转段考招模式。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高职院校教育行政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职院校教育行政论文 篇1：

浅析高职院校教育行政管理中的执行力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时期下的人才要求越来越高，对于高职院校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本文重点探讨高职院校行政管理的发展现状，从行政管理改革的现状出发，指出目前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最后，为加强高职院校教育行政管理的执行力提出合理性建议。

【关键词】高职院校 教育行政管理 执行力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推进，这既给高校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校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产生影响，这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高校管理政策的执行情况也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高职院校教育行政管理的现状

21世纪以来，高职教育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我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已经遍布全国。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高职院校虽然经过不断改善和发展形成多种多样的教学管理方式，但高等职业院校还是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行政管理和执行力度上还存在诸多的问题。

（一）从学校层面看行政管理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基本体制，从学校层面看，有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或副校长，一般都设立学生工作部（处）、团委两个部门来分工协调管理全校的学生工作。学生工作处主管学生管理队伍建设、资助工作指导、评奖评先政策下达、一般性学生管理政策起草等常务工作；团委主要负责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活动建设等，都倾向于指导、服务、咨询。长期以来我国的高职院校在行政管理模式上相对落后，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从学生实践层面看行政管理的发展现状

从学生管理具体实践来看，我国学生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绝大多数都是行政管理模式，往往忽视了学生的利益，学生处于弱势，对学生自主管理的引导不够，过分地强调管，对学生的沟通疏导不够。其次，高职院校学生入校时录取途径各有不同，有些是通过中职高考或普通高考录取的普通专科生，而有些则是初中直升的“3+2”五年一贯制学生，主要是艺术类学生。这类学生直接从初中进入大学就读，直接成为高职生，因为没有经历高中或中专阶段的学习，他们不论是从认知能力，还是行为习惯和心智水平都不能和普通高职生比较，不能适用一个管理模式，因此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时，常常出现政策执行不对路、难于执行等问题。

二、高职院校行政管理现状的原因分析

同普通本科院校相比，高职院校办学历史较短，高职教育文化积淀较少，在学生管理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具有高职院校特点的学生管理模式。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政策的执行，在具体方面，主要体现在政策执行流程是否合理化、科学化和合法化。一般情况下，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指明了政策指导思想、政策目标，但比较宏观抽象，这就需要一种流程来做引导，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分解和分工，使整个执行过程方向明确，程序清楚，从而使政策执行通畅有力。在现实中，学生管理政策执行出现执行不畅的情况，大多跟执行流程相关，如“形式政策”“官样政策”等。目前，根据高职院校主办者的不同，大致把高职院校的内部管理情况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地方政府举办的高职院校，这类高职院校一般是由过去的几所中专学校重建升格而成，政府较重视，特色较鲜明，一般组织机构和相关制度比较健全完备，注重质量发展。第二种类型是由普通本科高校举办的二级职业学院，一般是由过去的成教或继续教育学院重组而成，组织机构不健全，职能部门交叉，分工不明确，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脱节，很多沿用普通本科的管理和培养模式。第三种类型是由企业投资开办的民办高职院校，这类院校往往比较注重成本管理，讲究投资回报率，管理服务人员配备不合理，专职教师很少，学院管理机构也存在设置不合理的情况，规章制度不够完善，管理无法到位。

三、强化高职院校执行力的相关建议

强化高职院校管理执行力，必须从高职院校本身的特点出发，打造有执行力的执行团队，建立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实行目标责任制，培育有高职院校特色的执行文化，并以科学健全的执行机制做保障。

（一）建立并完善体制

针对我国目前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改革现状，构建科学合理的高职院校内部行政管理机制，对普通的中层管理部门进行优化，多设一些与教学有关的中层机构，并设立一般性的管理机构来针对中层机构，促进他们在发展方向上可以更加明确，从而提高行政执行力，为学生教学行政管理部门提供更好的服务。

（二）培育高效的执行文化

培育高效的执行文化，首先要建立激励机制。有效的激励是提升执行力的重要途径。树立优秀典型，凸显榜样力量。作为学生管理政策执行者应定期深入了解学生管理政策执行对象的情况，同执行客体一道交流研究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执行力不足问题，建立多渠道的主客体沟通平台和执行制度。

（三）提高执行主体的素质

提高学生管理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首先要提高管理政策执行人员的科学文化知识、政策知识，还有执行学生管理政策所必备的各种技能和理论素养；还要建立引进来、走出去的交流机制，让执行主体开阔视野，适应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同时减轻职业倦怠。

（四）健全学生管理政策的评估和监督体系

建立目标管理制度来激励学生管理执行主体的积极性，把学生管理政策执行力情况作为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指标，建立健全学生管理政策执行人员的管理制度，进行定期的考核和评估，全面落实领导责任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学生管理政策按照预定目标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

【参考文献】

[1]杨家喜.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政策执行力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3.

[2]刘剑，黄毅能. 浅谈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建设[J].经营管理者，2012（11）：242.

[3]谢轩，张涛. 关于强化高职院校管理执行力的对策建议[J].科技创新导报，2008（24）：211-212.

[4]陈华嵩. 新办高职院校提高管理执行力的思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09（08）：70-71.

作者：林品

高职院校教育行政论文 篇2：

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制度研究

摘 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与普通高考相对分离，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标准录取考生，是符合职业教育特征的考试招生制度，为高职院校选拔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了良好的途径。按照考试科目和内容，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有四种模式：“文化素质+技术科目+职业倾向能力”考招模式、高职与本科贯通培养考招模式、“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招模式、中高职贯通培养转段考招模式。针对当前在生源、考试内容、录取机制、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改革路径在于扩大招收中职生比例，通过注册入学补录应对生源危机；提升专业技能测试比重，制定专业技能考试大纲；增加平行志愿，完善招生录取机制；提升行业、企业参与度，成立省级行业专业大类考试指导委员会。

关键词：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最显著的特征，人才培养的多样性与考试评价功能单一性的矛盾，则是当下我国教育考试制度最突出的问题。[1]近年来高职院校考招生源危机进一步加剧，招生考试内容过于理论化也备受诟病，倒逼高职院校进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随着高职教育发展阶段的转型，深入分析高等职业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政策内涵与主要模式，探讨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存在的问题与改革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政策背景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版将第5级及其以上层次教育称为高等教育，第5级教育被称为“短线高等教育”（Short-cycle tertiary education），分为短线高等普通教育和短线高等职业教育，其主要特点是实用和针对特定职业，培训学生进入劳务市场。[2]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其考试招生制度应自成体系，符合这一类型教育的特征。高职院校考试招生长期以来被置于普通高校招生系统中，没有形成独立的考试招生制度。从2010年开始，国家提倡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与普通高考分离，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从考试时间、考试内容、录取等方面独立进行，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有了政策保障。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这是国家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分类考试招生，也是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独立于统一高考的重要开端。《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中提出了“推进普通本科与高职教育分类考试”。[3]2013年，教育部在《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逐步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分离，重点探索‘知识+技能’的考试评价办法”。[4]这个文件中明确了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多样化途径，如单独考试招生、中高职贯通招生、综合评价招生等。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高职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办法。[5]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中提出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与普通高考相对分开，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6]《实施意见》的颁布标志着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正式启动，在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制定了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相关政策文件并进行试点改革。2016年，广东省发布了《关于做好2017年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两个文件，明确广东省从2017年试行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进行高职分类招生录取的改革试点。2016年，黑龙江省发布《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积极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试点改革。2016年，安徽省通过发布《安徽省2017年高等職业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正式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方式进行分类考试招生。201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确定的改革目标任务，启动实施高职院校分类考生招生试点改革。

国家非常重视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制度建设，这种政策导向性是持续性的，体现在多个文件中。从政策价值取向上看，国家提倡“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强调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特征的考试招生方式。从政策走向上看，探索分类考试录取、灵活开放、多方参与的考试招生模式成为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发展的方向。实行分类考试招生，有利于考生尽早合理分流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类型，也有利于高职院校科学选拔技术技能型人才。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分类考试招生以后，成效明显，参加分类考试招生的高职院校逐渐从国家示范高职扩大到省级示范高职以及所有高职院校，各个省高职院校通过分类考试招生录取的学生人数也大幅增加，在2017年都基本占到招生计划的50%及以上。其次是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时间一般都在高考前的3、4月份，便于考生尽早作出选择，给考生提供了多种升学选择通道，已被高职院校录取的考生可不用参加普通高考。同时，放弃参加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考生仍然可以参加高考，有效保障了考生多次选择的权利，让学生的选择变被动为主动，给考生提供了多种升学发展选择通道。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既推进了人才评价选拔从单一向综合的转变，又扩大了学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权，有助学校选拔适合自身培养要求的学生，也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

二、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主要模式

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按照分类型、分层次的原则进行。招生对象主要分为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两个类型；招生层次分为高职专科和应用技术本科两个层次。高职分类考试招生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年上半年。从2016年开始，分类考试招生逐渐成为考生进入高职院校的主渠道，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高职院校招生的对象进行分类，针对普通高中生及同等学力者、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及同等学力者、社会青年实行不同的分类考试招生模式，已逐步形成单独招生、自主招生、五年一贯制、对口招生、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注册入学等多种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模式。从2017年起，针对不同类型考生，全国各地的高职院校实施“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方式，逐步建立相对完善的高职分类考试招生模式。根据考试科目和内容，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

（一）“文化素质+技术科目+职业倾向能力”考招模式

在高职单独招生试点的基础上，高职院校通过“文化素质+技术科目+职业倾向能力”测试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及具有同等学力者。文化素质测试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三科，满分均为150分；技术科目测试为信息技术，满分150分，考试总分为600分。职业倾向能力测试是根据学科和专业要求分别进行职业潜能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现阶段职业倾向能力测试结果暂不设分值，仅作为高职院校录取的参考依据。文化素质测试和技术科目测试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组织实施，招生院校负责组织实施职业倾向能力测试。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划定文化素质和技术科目测试合格线，招生院校按照公布的招生章程中明确的录取规则排序，参考职业倾向能力测试结果录取考生。

（二）高职与本科贯通培养考招模式

在高职单独招生试点的基础上，与应用技术本科贯通培养的高职院校和地方转型试点本科院校通过“文化素质+技术科目+职业倾向能力”考试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及具有同等学力者。报考与应用技术本科贯通培养模式的考生，同时可兼报高职。后期转段考试科目为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测试，其中文化素质考试科目主要包括英语和计算机基础等，总分300分。职业技能测试科目标准、内容分别由转型试点本科院校自主确定，原则上在专业核心课程中随机确定3门，每门课程分值各150分，满分450分，总分750。文化素质考试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实施，职业技能测试由地方转型试点本科院校自行制定并组织实施，贯通培养的高职院校和地方转型试点本科院校按照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综合考核。

（三）“文化素質+职业技能”考招模式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招模式招生主体为高职院校和地方转型试点本科院校，招生对象主要为中职毕业生。文化素质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各科分值均为100分，满分300分；职业技能测试含专业综合理论测试和专业技能测试，分值分别为200分、250分，满分450分，考试总分为750分。符合免试条件的考生报考高职专科对口专业，免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测试。文化素质考试和专业综合理论考试统一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组织实施；专业技能测试由具有专业技能测试考试点资格的高职院校具体组织实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划定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测试合格线，招生院校根据分专业招生计划，对填报志愿的双上线考生，按照文化基础和职业技能测试的总成绩排序择优录取考生。

（四）中高职贯通培养转段考招模式

参与中高职教育（含本科层次）贯通培养模式的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针对就读于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统筹实施转段考试招生。文化素质考试为语文、数学、英语，各科分值均为100分，满分300分；职业技能测试科目标准、内容分别由转段招生的高职院校或本科院校自主确定，原则上在专业核心课程中随机确定3门，每门课程分值各150分，满分450分，总分为750分。符合免试条件的考生报考高职专科阶段对应专业，免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测试。文化素质考试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实施，职业技能测试由高职院校或本科院校自行组织实施。参与贯通培养的中职学校、高职院校、本科院校按照一体化培养方案进行综合考核，对在籍学生按一定比例实行淘汰，完成前一阶段规定各门课程学习并经考核合格，且取得所学专业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对口专业操作技能实习证明者，由对应的高职院校或本科院校依据文化素质成绩、职业技能测试成绩单独实施录取。

三、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职院校面临着生源危机进一步加剧、考试内容太过理论化、录取机制不完善、考试招生管理体制缺乏行业企业的指导和监督等一系列现实困境。

（一）生源问题

虽然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对象覆盖面广，限制条件较少，但生源危机仍然制约着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高职院校对考生的吸引力不足[7]，生源质量差，报到率低，很多高职院校招生计划难以完成。一是招生范围狭窄，没有突破省的界限。大部分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对象限定了只能招收本省的生源，从一定程度了限制了生源范围，考生只能在本省范围内选择高职院校报名考试；二是从招生对象的构成比例来看，高职院校招生生源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高中生远多于中职生，不利于中高职衔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三是新生报到率低，很多高职院校招生计划难以完成，特别是民办高职院校和地理位置不佳的高职院校，整体招生情况并不理想；四是生源质量差，部分高职院校为了完成招生计划，通过单招、学校自主招生等形式，无底线降低录取门槛，导致学生素质参差不齐。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在高考之前完成，凡是被高职院校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高考，很多高职院校规定考生需要签字确认并承诺被录取后不再参加统一高考，但考生违约现象仍然存在。

（二）考试内容问题

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成为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特别是知识与技能科目之间所占权重如何分配的问题。[8]高职院校通过“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办法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通过“文化素质+职业适应性测试”的评价办法招收普通高中生。其中文化素质至少含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内容，由各个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命题，卷面分值各个省略有不同。职业适应性测试主要面向普通高中生，测试考生的职业潜在才能并帮助考生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职业适应性测试是根据学科和专业要求分别进行职业潜能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现阶段很多高职院校对职业适应性测试结果暂不设分值，仅作为录取的参考依据。职业技能测试主要考核中职生基本技能以及综合运用知识和相关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内容不管是面向普通高中生还是中职生都是以理论知识为主、以技能考核为辅，不符合高职院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考试招生特点和培养目标。通过调研发现，在面向普通高中生的考试中，文化素质分值比重占75%，技术科目分值比重仅占25%。在面向中职生的考试中，文化素质分值比重占66%以上，专业技能测试分值比重仅占33%左右。①2017年福建省高职考招，普通高中生不设职业倾向能力测试和技能测试，文化课考试不分文理，考语文、数学、英语、信息技术等4门，理论考试占了100%；中职生考试形式是“文化课+职业技能”，文化课包含语文、数学、英语，专业基础知识包括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知识两部分。职业技能测试根据文化课成绩是否达到本科控制分数线分为本科和专科类别。本科、高职（专科）录取时，技能测试成绩均占总成绩的30%，文考成绩占70%（表1）。

（三）录取机制问题

录取方式的改革一直是高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高职院校录取一般按照考生文化课和职业技能测试的成绩，对于进档的考生根据考核总成绩，按照专业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录取程序是高职院校设定招生计划、志愿等招生信息，考生网上报名并填报志愿，普高类考生选报面向普高类招生的院校及专业，中职类考生选报面向中职类招生的院校及专业。文化素质测试及合格分数线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划定，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考点设在各招生院校，由招生院校按招生计划和简章进行预录取并上报预录取名单，考生在报名网站进行确认，只能选择一所高职院校确认录取，未被录取和放弃录取资格的考生，可继续参加高考（图1）。

图1 高等职业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录取流程图 高职院校招生录取过程呈现出坚持德智体全面考量、尊重学生志愿的特点，但标准仍然以考试成绩为主，同时也存在着录取批次、学生志愿填报、投档等多方面的问题，没有充分体现学生和学校的双向自主选择权。高职院校在招生录取环节掌握较大主动权，学生只能以考试分数等待被录取，即如果学生被录取，也一定是学生填报志愿的那几所院校。通常情况下，为了被录取到填报的学校学生会选择“服从调剂”，意味着如果学生不太喜欢被录取的专业，也没有任何更改机会。

（四）监督机制问题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是以省级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以省级教育行政为主统筹管理和组织实施。省级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和管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工作，不仅从宏观层面制定相关政策和文件，在微观层面还负责管理具体的考试招生事务，如统一组织文化课考试、划定分数线等，高职院校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监督下具体实施考试招生工作。在目前这种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管理体制中，高职院校的自主性没有得以充分体现，“国家本位”色彩浓重，缺乏行业、企业的参与和监督。目前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没有相应的监督机构，行业、企业、用人单位没有参与到考试招生环节中。一是行业、企业未能参与到高职招生考试内容命题、职业技能测试、面试等环节，考试内容与流程的科学性与行业适应性有待考量，二是招生过程缺少行业、企业监督，难以保证公平公正录取考生。

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改革路径

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改革路径在于扩大招收中职生比例，通过注册入学补录应对生源危机；提升专业技能测试比重，制定专业技能考试大纲；增加平行志愿，完善招生录取机制；提升行业、企业参与度，成立省级行业专业大类联合考试指导委员会。

（一）扩大招收中职生比例，通过注册入学补录应对生源危机

針对生源危机加剧、招生比例失调、生源质量差等现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职院校必须扩大生源范围，提高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制定相关政策文件。首先教育行政部门和高职院校应打破地域限制，允许考生跨省参加报名考试。近几年国家高职考试招生的相关政策文件已呈现出下放自主权、探索试行试点等特点。[9]打破高职考试招生的地域限制，必须扩大高职院校和考生的双向选择权。例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单独考试招收港澳台学生，接收外国留学生来校进修学习。其次，高职院校应扩大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目前，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对象主要为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的应、往届毕业生，对招收中职生的比例，各个省没有具体的指标和政策文件。中职生升入高职比例的提升，将更好地促进中高职衔接，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各个省应制定文件扩大高职院校招收中职生的比例。2015年，四川省教育厅在《关于开展2015年高等职业院校单独招生考试申报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各高职院校应加大通过单独招生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力度，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原则上应达到50%左右。”

高职院校应通过注册入学补录应对生源危机。近年来，江苏、山东、辽宁等省份已经推行高职院校注册入学改革，这种带有救济性质的注册入学制度，实质上是“补录”，也是应对生源危机的一种有效措施。[10]注册入学具有报考条件灵活、注重考生学业过程审核、录取标准“宽”、毕业要求“严”等特点。凡是高考未被录取的文理考生均可参加注册入学，经过考生申请、院校审核、考生确认三个环节，第一轮没有被录取的考生继续参加第二轮，直至当年招生指标完成。同时，考生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职院校让考生签订“承诺书”的做法并不妥当，效果也不理想，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仍存在争议。导致高职院校新生报到率低、考生违约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偏见与歧视，来自于深层次的价值冲突和文化阻力，也有“考试和招生”的制度阻力。高职院校应制定分类考试招生简章和分类考试招生计划，向社会公布，充分利用公共信息平台，加大对分类考试招生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全社会了解分类考试招生的相关政策，通过制度层面的设计，引导社会价值层面的转变。

（二）提升专业技能测试比重，制定专业技能考试大纲

改革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考试内容，应增加专业技能测试的比重，制定专业技能考试大纲，以文化考试为辅、技能操作考试为主。目前面向普通高中生及其同等学力考生，应强化文化综合素养考试。“文化素质”是评价普通高中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学习要求的重要尺度，不应仅仅是语文、数学、外语三科的内容，应该强化综合素养和能力，避免学生偏科，重点考查普通高中学生是否理解、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职业适应性测试应以普通高中学校的教科书为基础，结合高中的学习要求，考察学生的科学素质、创新素质，目的是测试考生未来从事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工作所必备的基本职业素质，测试内容和方式由招生院校自行确定，原则上应包括专业适应性测试和综合素质测评，其结果作为专业录取资格条件。

而面向中职生及其同等学力考生的考试应以技能测试和操作为主，文化课考试为辅。中职生普遍文化基础知识不足，但动手能力强，实际上中职生进入高等院校前就已经达到了初级技工的水平。中等职业学校的课程是以培养职业技能为主，传统笔试可能使技能优秀的中职生与大学失之交臂。2011年，湖北省在机械类专业开展了全省统一的以技能操作考试为主、文化考试为辅的高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改革试点，技能操作考试由招生院校担任主考学校，文化考试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实施。湖北省技能高考和普通高考一样采取“3+ X”模式，总分为700分，其中专业技能操作490分，文化课210分。

同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快出台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专业技能考试大纲。2017年，福建省出台了《福建省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职业技能测试考试大纲》，涉及电子信息类、财经类、土建类等十个专业类别。专业技能考试大纲依据教育部公布的相关专业教学大纲、高职院校对学生专业技能的要求、学生在中职阶段的学习情况等三方面情况编写而成。市教育考试院应聘请专家团队，如高职院校和中职院校教师，还有行业企业专家等，在充分研究学情、专业发展、考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以专业类别为主的专业技能考纲。

（三）增加平行志愿，增加高职院校和考生的双向选择权

增加招生录取的选择性，完善招生录取机制是高考制度改革的重点。[11]在考试招生录取机制中，比较核心的问题是考生志愿的填报。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考试招生录取环节，完全平行志愿好于不完全平行志愿，不完全平行志愿好于梯度志愿。[12]平行志愿的推行能有效降低填报志愿的博弈成分，为考生增加选择的机会。在以增加选择性为主要特征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过程中，只有尊重考生的选择权，尊重考生作为选择主体的地位，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个人选择的价值。高职院校作为分类考试招生录取的主体，应逐步取消招生录取批次，增加学生的平行志愿，改进投档录取模式，探索按院校专业投档和依据考生志愿将考生档案同时投放多所高校的录取模式，增加招生院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增加平行志愿以后，实行“一档多投”的原则。录取时，省级教育考试院按照录取批次顺序，根据考生志愿将上线考生电子档案投给考生所填的所有高职院校，招生院校根据分类考试招生章程以及招生计划对投档考生进行审录并将预录取结果上报省级教育考试院审核，省级教育考试院审核无误后，最终确定考生的录取结果并进行公示。为满足考生志愿并确保录取结果公平公正，录取过程将对所有考生填报的志愿进行检索，对于排序位在院校专业招生计划数内的最小志愿号的预录取结果予以确定录取。实行一档多投，取消专业调剂服从意向，细化并优化考生选择，考生可能同时被多所院校的多个专业预录取。确定了录取结果的考生在其他队列的预录取数据予以删除，这些队列排序靠后的考生往前递补，多次循环最后确认录取结果，直至符合要求的考生都确定最终录取结果。广东省在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试点中，录取首次以学考成绩作为依据，一是不分批次统一一个批次录取，二是每个考生可以填报10个志愿，大大降低了考生落榜的可能性。

（四）提升行业、企业参与度，成立省级行业专业大类考试指导委员会

高职院校招生具有公权力的性质，既关涉到国家发展，也关涉到个人利益，这决定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应由政府、社会和高职院校在合理的权利结构中共同支配，而不是由单一的利益主体主导。[13]从国家考试评价史来看，有三种不同的模式，一是由政府来主导，二是由录取学生的高校来主导，三是由专业的考试机构来主导。从目前发展的趋势来看，考试评价正逐步从政府主导或高校主导模式向考试评价专业机构主导模式转变。[14]省级教育考试院应淡化行政管理色彩，逐步向服务考试招生的社会专业化机构转型；更重要的是鼓励行业企业参与到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整个过程中，发挥指导、咨询、监督等重要作用。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从源头上可以改变行业、企业在高职院校考试人才培养中局外观察者的局面，奠定在高职考试招生过程中直接参与人才培养的主体地位。高职考试招生應引入行业、企业等第三方组织，在考试内容命题、职业技能测试、面试环节等凸显行业、企业的作用。通过鼓励行业、企业成立省级行业专业大类联合考试委员会，聘请行业、企业专家参与考试题目设计和开发，聘请行业、企业专家指导职业适应性测试和专业技能测试，既可以实现高职招生与企业招工的同步性，也可以保证职业适应性测试和专业技能测试的准确性。同时，高职院校应强化考试招生的主体责任意识，科学规范制定招生章程，自主确定适合本校发展的录取标准，加强学校招生委员会建设，聘请行业企业专家参与招生工作的现场面试、测试等环节，实现对招生的第三方监督。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面试环节引进了“企业考官”，“企业考官”参与面试环节的命题和考察，这有利于企业日后选拔到更符合企业需求并认同企业文化的人才，也有利于高职院校更加有针对性地选拔人才。山东省在高职考试招生职业适应性测试环节引入行业企业专家参与，并强化了省级行业专业大类考试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作用。

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作为一种突出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方式，打破了唯分数论的录取模式，是我国考试招生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与突破，是符合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选拔的考试方式。各个省应紧紧围绕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要，依据高职院校办学特色和发展定位，以适应地区产业发展需求和服务社会为出发点，深入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改革。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7年对重庆市教委考试招生管理处、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重庆市若干所高职院校的调研结果。

参考文献：

[1]韩家勋，主编.教育考试评价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432.

[2]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SCED 2011[R].P.O.Box 6128，Succursale Centre-Ville Montreal，Quebec H3C 3J7 Canada，2012：48-50.

[3]教育部.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229/201303/148072.html，2013-03-26.

[4]教育部.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258/201306/152732.html，2013-06-02.

[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EB/OL].http：//www.scio.gov.cn/ztk/xwfb/2014/gxbjhzyjyggyfzqkxwfbh/xgbd31088/Document/1373573/1373573.htm，2014-06-24.

[6]教育部.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8/201409/174543.html，2014-09-30.

[7]田建荣.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制度设计与推进策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20-26.

[8]王伟宜，罗立祝.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理论、经验与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14（11）：89-93.

[9]练玉春.招生改革：高职如何应对？[N].光明日报，2014-12-23（4）.

[10]李小娃.效率导向视角下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实践逻辑与改革趋势[J].教育与职业，2017（13）：25-31.

[11]刘海峰，等著.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381-382.

[12]柳博.选择性：高考制度改革的机遇与挑战[J].教育研究，2016（6）：72-80.

[13]张民选，主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7-18.

[14]周彬，著.教育考试与评价政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17-18.

（责任编辑 刘第红）

作者：袁潇 高松

高职院校教育行政论文 篇3：

高职院校“双高”建设的逻辑、内涵与行动路径

摘 要 高职院校“双高”建设是后示范时期高职建设的新目标。高职院校双高建设应理顺高水平院校和高水平专业之间的关系，突出以产教融合为主线，从构建基于人才紧缺指数的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融合动态监测机制、识别高职院校培养方案和质量监控与产业链及所需能力的匹配性、制定“高水平高职与专业”认定的科学评价标准、探索政校企协同的“双高”建设推进政策等方面加强建设。

关键词 高职院校;高水平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行动路径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在2018年工作要点中提出，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坚持扶优扶强与提升整体保障水平相结合，建设一批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同、国际可交流的高职院校。由此，高职院校“双高”（即高水平院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拉开“后示范”时期高职建设的序幕，各省市区积极谋划高职教育的“双高”建设布局。因此，在新时期高职院校“双高”建设中厘清其奋斗目标、内涵与行动路径，在“双高”建设启动之际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职院校“双高”建设的逻辑

（一）后示范时期高职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的需要

我国于2006年开始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该项目实施以来极大提升了我国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发挥出了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但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是教育部仿照本科211工程实施的，在全国1000多所高职院校中选出100所示范院校，作为重点建设示范性学校，以带动全局发展。因此，最先参与计划的百所高职院校也被誉为“高职211”[1]。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政府强制性配置模式，这种来自顶层的制度安排决定了高职资源配置的集中性，以便高效快捷地实现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为了能够进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名单，各地示范高职建设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大跃进的心态，而忽视了高职教育规律、教学规律、人才培养规律[2]。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决定了绝大多数高职院校无法进入“示范性高职”的现实。

国家实施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加大对进入示范性建设中的高职院校的投入，由于示范性高职院校一般都是地处中心城市，原有基础较好，又具有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和“招生指标优越”等政策优势[3]，这在资源配置方面因缺失公平机制导致示范性高职与非示范性高职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使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非示范性高职院校面临着巨大压力，造成示范性高职院校与非示范性高职院校差距加大，挫伤了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的积极性。因而，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顶层强制性资源配置模式，背离了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天然联系，没有把重心放在营造适合高水平高职院校脱颖而出的市场机制与产教融合生态培育上，高职教育内涵建设失去了持续的动力来源。后示范时期高职院校“双高”建设，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转型。与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不同，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不再是由国家财政集中投入支持少数示范校的发展，而是打破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时期的“身份标签”[4]，转变依赖行政决策及偏重行政管理的资源配置模式，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中的导向和调节作用，保证职教资源的有效投入和优化配置[5]。“双高”建设是真正鼓励与支持那些发展基础扎实、优势特色鲜明、创新意愿强烈、机制体制灵活、办学成效明显的高职院校进行重点建设，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差别化发展，并在宏观环境上创建高职院校有序竞争的创新生态，形成高职教育面向产业的市场配置及竞争创新。

（二）产业转型升级倒逼高职人才培养提升的需要

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生命力根本在于对区域经济的适应性和服务性。在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创新驱动为特征和任务要求的产业结构转型期和新经济条件下，我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对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需求形成倒逼态势，迫切需要更加有效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作为支撑。而我国高职设置与专业调整的基本依据是教育部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尽管该目录会实行调整，但是越来越难以对接产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且由于我国国土广大、院校众多、校企合作形式不同、人才培养路线图各具特色，教育部设立的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很难施行“行业指导”，同时高职院校本身也普遍缺乏研究产业变化的机构、人员和能力[6]。同时，在多数高职院校中，专业培养人才的口径还比较偏窄，课程内容缺乏弹性和选择性，制度行政化倾向严重，这些都与适应产业变化的产教融合本质相违背，造成了职业教育资源体制内循环、产业人才需求与人才供给断裂。因此，新经济条件下的高职院校“双高”建设，实质是主动面向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需求现实，尝试打破原有教育行政主导的封闭发展模式，以开放态度联动教育产业链条上的关联者[7]，构建高职院校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行业）之间的动态互补、协同发展机制，形成与区域产业分布形态相适应的专业布局，打造各高职院校的特色专业体系，进而在提高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同时切实有效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以专业建设为核心的高职深层次改革的需要

由于示范性高职建设的行政化标准体系导向，进入示范性行列的院校会在招生、拨款、就业等方面获得重要资源配置，因此高职示范校的创建以获取这种资源为根本趋利，导致众多运动式的短期行为，如将资金投入到立竿见影的项目上，购买一些先进设备，引进一部分高职称教师，以此获得示范校创建的成功，而不是对高职教育中最难解决而又最需要解决的机制性问题进行实质性改革[8]。在体制机制上，一些高职出现行政化日趋严重的倾向，尚未真正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内外部管理机制体制，难以适应高职教育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专业是高职院校的基本办学形态和载体，专业结构和水平体现着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办学水平与服务面向和服务水平[9]。因此，高职院校“双高”建设，是要突出以高水平专业建设为切入口推动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深层次改革，核心是通过理顺政府、学校、行业、社会利益关系，建立迅速对接产业和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增强高职院校灵活应对产业、企业人才需求变化的柔性。同时，对高职院校内部的诸如人才培养理念与专业培养定位、技术能力与技能操作、教师队伍与教学能力、教学质量与就业质量、教育信息化與教学资源条件、教学运行管理与学生服务、科技研发与社会服务等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综合性改革、系统化建设，全面提升从学校到专业的能力与水平[10]。在宏观政策管理方面，“双高”建设下的高职院校核心是面向产业与职场的专业培养，而每个区域产业结构不同，所需的人才结构也不同，这就要求在管理上赋予高职院校更大的自主权。

二、高职院校“双高”建设的核心内涵

（一）理顺高水平院校和高水平专业之间的内在关系

高水平高职院校与高水平专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通常认为，高水平高职院校应该存在一定数量的高水平专业或专业群，但具有高水平专业或专业群的高职院校未必是高水平院校。换言之，并非高水平高职院校的所有专业都是高水平的。此外，在高职院校不同的发展阶段，高水平专业存在着显性差异和动态变迁，且地方政府在政策支持上存在着相应的梯度演化[11]。对于高职院校而言，高水平专业只是创建高水平院校的组成部分。按照周建松的观点，高水平高职院校应该在设施条件、专业、师资、校友、服务等方面均显示出较高的水准[12]。因此，高水平专业是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双高”建设显示出高水平院校和高水平专业同时驱动，并将高水平专业放到了与高水平院校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在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中突显高水平专业建设，并且基于高水平专业发展带动学校其他专业的提升，即要充分发挥高水平专业对高职院校其他专业的示范效应。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对于规模较大的综合性高职院校，应该积极发挥高水平专业对高水平院校建设的引领作用;对于相对较小的专业性高职院校，应该把办成区域特色院校作为目标，进而建设成高水平院校。

（二）突出以产教融合为主线的“双高”建设

加强产教融合是由职业教育的本质特色所决定的。高职院校“双高”建设必须回归产教融合本质，以深化产教融合为主要着力点，将产教深度融合贯穿于“双高”建设全过程，以产教融合为主线进一步推进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基于个别企业岗位的浅层次、低水平校企合作，“双高”建设下的“产教融合”对接的不是某个企业的标准，而是强调技术的社会性，即采用基于行业主导的社会（产业、行业、团体）标准。因此，产教融合的关键是要制定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教学标准[13]。一方面，教学标准应代表国内或所在区域产业最新的技术水平，体现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另一方面，以标准制定作为对接“双高”高职“国际可交流”的国际化建设手段，即将国际通行的各种标准引入到教学标准中来，把国际先进标准的理念与本土行业企业标准实际及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有机结合，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使专业人才培养与国际技能标准和职业资格标准接轨，培养既熟悉国内先进行业技术标准，又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掌握达到国际公认标准要求的知识和技能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14]。以制定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教学标准为导向的产教融合，使得先进的产业理念、工艺技术、服务标准、管理方法、工匠精神等全面融入“双高”职业教育的全过程中，以此实现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和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

（三）高水平专业建设是“双高”建设关键

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的核心，专业建设规划是高职院校的长期战略[15]。专业是高职院校的基本办学单元，而专业群是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彰显。事实上，基于产业集群的职业教育专业集群是在特定区域中相关专业与专业群的空间集聚[16]，并且可以通过专业论、人才论、技术论、多元论等相关理论进行诠释[17]。对高职院校而言，除院校地域优势外，高职生源竞争实际上是背后的专业博弈，大部分专业与其说考生是被高水平院校吸引，不如说是被学校的高水平专业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产业的相关专业吸引[18]。

因此，高水平专业建设是“双高”建设关键。高水平专业建设应该以区域重点产业为导向进行动态调整，促使高职院校实现集约、集成、内涵式发展，在提高专业水平的同时切实提高高职院校的办学质量，进而加快“双高”建设推进的步伐。在专业和专业培养方案实施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应该遵循适应性、特色发展、前瞻性、校企合作、整体优化等原则，在宏观指导机制、监督反馈机制等协同下，实现高职院校专业或专业群的增设、淘汰、改造等[19]，并可将之分为重点发展、常態发展和限制发展并采取差异性的发展举措[20]。以此将专业与本地或区域重点发展产业全面对接。

（四）评价认定高水平高职院校与高水平专业

尽管高职院校“双高”建设并非着眼于高职院校的排名，但是没有标准的“高水平高职与专业”是难以遴选和科学评估的。因此，双高建设需要出台高水平高职与专业评定方面的政策性文件，以引导“双高”建设。

对于何为高水平高职和高水平专业目前还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在高水平高职评定方面，学者从发展内涵[21]、师资建设[22]、发展阶段[23]等角度进行了定性化剖析，但通常认为示范性[24]、一流性[25]、优质性[26]三方面属于该范畴。另外汪治认为，一流优质高职院校具有“10 个高水平”，即毕业生竞争力高水平、科研成果转化高水平、服务地方行业高水平、办学条件高水平、“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高水平、学生能得到高水平的个性化关注和指导、知名企业参与专业教学高水平、协同创新高水平、国际交流合作高水平、社会认可高水平[27]。郝天聪和石伟平提出，优质高职院校建设需要进一步优化项目验收标准，应突破以往示范高职院校建设项目验收标准的局限性，设计以软件建设为重点的指标体系[28]。在高水平专业评定方面，李劲和唐晓林认为，应将专业与本地或区域重点发展的产业全面对接[29]，因为作为高水平专业建设的考核指标，具体操作就是要看专业与本地或区域相关产业中名企是否全面对接。可围绕专业的两个指标来制定，一是专业与当地或区域知名企业全面合作的情况，二是专企共建的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建立与有效运行情况。吴东盛等认为，高水平专业建设表现为学校发展战略、师资队伍、专业及教学、学生发展、办学条件等五个指标维度[30]。

三、高职院校“双高”建设的行动路径

（一）构建基于人才紧缺指数的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融合动态监测机制

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实质是面向产业和职场的专业教育，只有了解产业及职场人才需求，才能真正做到“回归产业”、“回归职场”，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合格高技能人才。在“双高”建设中，编制重点产业及产业链人才紧缺指数对高职专业调整、产教深度融合、提高专业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重点产业及产业链人才紧缺指数反映了区域重点产业及新兴（高端）产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情况（包括紧缺程度和能力量表），将该指数作为高职专业调整的权威依据，可以实现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匹配的常态化、动态化观测。编制重点产业及产业链人才紧缺指数需要对各区域的主导产业人才需求情况进行系统性摸底，通常需要采取统计部门的直调系统对重点产业进行大量调研，通过人社部门获取人才招聘市场的相关产业的招聘数据，对重点企业进行座谈以及对相关部门领导进行访谈。在此基础上，筛选出各区域经济重点产业（链）的人才需求情况。

（二）识别高职院校培养方案和质量监控与产业链及所需能力的匹配性

目前，各区域需要思考高职院校培养方案和质量监控与基于人才紧缺指数监测的重点产业（链）及所需能力是否匹配？对于此，找出各区域高职教育与产业、职场需求的差距并且以此为导向进行全面深入改革是“双高”建设的关键。在获取各区域主导产业人才需求情况的基础上，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给出测评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与产业互动发展的指标体系，要求各高职院校就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契合程度给出评估，同时基于各区域实际给出契合度的阀门值并将之分为相当契合、一般契合、相当不契合三个层级，分别给出绿派、黄牌、红牌评级，且对于绿牌级别的高职院校给予优惠或奖励举措。考虑到不同区域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的扩散性，中心城市的高职院校对产业发展的契合度，可以放在全省进行评估;中心城市之外的其他区域的高职院校，应以环区域（即与该区域接壤的所有区域）作为辐射半径进行评估。

（三）制定“高水平高职与专业”认定的科学评价标准

对于如何测度或衡量高水平高职和高水平专业的指标体系，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视角或方法。高职院校“双高”建设，可根据“双高”的内涵，探索与制定高水平高职和高水平专业的遴选科学评价标准。从各区域现实背景和高职院校发展实际看，学校发展层次差异是条件，提升创业水平是驱动，提档服务学生发展和区域发展能力是根本，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是核心。基于此，高水平高职院校的认定选择应该体现在不同属性和不同类型上。可认为高水平高职院校应该是强创新创业型、强服务型、高素质型的融合。故此，在指标构建时，尝试提出创业型、服务型、素质型的指标维度，而对于强弱的判断难以直接给出具体的数值判断。事实上，关于各种类型的强弱及其权重，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专家打分（德尔斐法）、部门访谈等方式进行。而对高水平专业的认定，则是以基于行业主导的社会（产业、行业、团体）标准为导向建立指标体系。考虑到高职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此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的区域，其职业教育发展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进而在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的判断上应该会存在显性差异。

（四）探索政校企协同的“双高”建设推进政策

产教深度融合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服务于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着力点，需要政府、高职院校、企业等多方主体积极参与。在如何加速“双高”建设下的产教深度融合問题上，在以下政策制定方面进行积极探索：首先，各区域教育主管部门需要高端引领，出台相应的政策，采取激励措施积极鼓励高职院校参与产教融合。教育主管部门要联合经信委等部门，对于参与高职院校联合办学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税收抵扣的方式，以激励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建设，如对捐赠、冠名、学校发展基金等行为采取税收抵扣，对于成立新的产业研究院所、校企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校企共建产业重点实验室、校企共建产业工程技术中心等行为采取税收减免的举措。但是，由于涉及到税收问题，可以由各省份省直部门向省委省政府专题汇报，建议成立省专项资金并从区域重点产业进行试点后推广，如以当地主导或重点产业龙头企业作为试点。其次，在政府部门引导、企业和高职院校主导下，以区域主导产业为基础，加快企业-高职院校订单培养的推进。事实上，我国各地区一些高职院校已经在实施订单人才培养，但力度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主管部门系统性地推进该项工作。最后，由教育主管部门协调，采取理事会的方式打造各区域高职院校联盟，建立免费、共享的高职院校资源数据库，基于该平台与各区域的龙头企业展开深层次的合作，以构建高职院校、高职院校毕业生、企业（行业）用工需求、企业（行业）技术需求的信息畅通机制。

参 考 文 献

[1]霍雄飞.示范性高职院校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中的作用[J].职业技术教育，2015（34）：56-60.

[2]王磊.后示范时代高职教育的反思：回归宁静淡泊[EB/OL].（2013-05-06）[2018-08-20].http：//zqb.cyol.com/html/2013-05/06/nw.D110000zgqnb_20130506_1-T02.htm.

[3]唐小艳，孙蕾，刘春光.生源压力下高职院校的困境与出路探析[J].职业教育研究，2011（1）：28-29.

[4][28]郝天聪，石伟平.从示范到优质：我国高职院校发展模式的反思与前瞻[J].高校教育管理，2017（4）：25-30.

[5]杨理连，董刚.高职院校内部资源配置：内涵范畴、价值取向与操作体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5）：11-15.

[6][13]潘家俊.关于产教融合的一些思考[EB/OL].（2017-06-26）[2018-08-15].https：//www.sohu.com/a/152173165_229991.

[7]陈玉莲.新常态下高职专业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动态适应探索[J].当代职业教育，2016（10）：4-7.

[8]俞克新.创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需要颠覆性改革[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7（3）：3-5.

[9]周建松.基于内涵发展的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34）：80-84.

[10][27]汪治.高职“双高”和普惠性建设要并举[N].中国教育报，2018-04-24（009）.

[11]周建松，孔德兰，陈正江.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政策演进、特征分析与路径选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25）：62-68.

[12]周建松.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理念与思路研究[J].职教论坛，2018（1）：6-10.

[14]李东航，牛文科，李力.对接国际标准，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着力培养国际化人才记[EB/OL].（2018-01-15）[2018-08-15].http：//www.zjchina.org/platform/service/zxnews/shtml/201801/13063.shtml.

[15]马君，谢勇旗.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规划问题略论[J].中国高教研究，2009（1）：84-85.

[16]赵昕，张峰.基于产业集群的职业教育专业集群基本内涵与特征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3（4）：36-40.

[17]王忠昌.现代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专业-产业”论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29-31.

[18]方灿林，李雪.高水平专业是学校招生的“定海神针”[EB/OL].（2017-08-11）[2018-08-18].https：//www.sohu.com/a/164085188_683889.

[19]王建华，张建平.高职院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建设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4（12）：75-78.

[20]查吉德，赵锋，林韶春，等.职业院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29）：5-9.

[21]赵居礼，龚小涛，贺建锋，等.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内涵解析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25）：46-50.

[22]张小兰，黄益华，王朗珠，等.浅议高职院校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究[J].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11（4）：24-25.

[23]周建松.优质高职院校建设重点与路径研究[J].职教论坛，2017（12）：5-11.

[24]范利仁，赵岩铁.建设高水平示范性高职院校的思考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10）：89-91.

[25]伍有才.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创新驱动机制研究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7（30）：19-22.

[26]卢玲.优质高职院校建设：背景、内容和路径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33）：18-22.

[29]李劲，唐晓林.高职高水平专业怎样建与评[N].中国教育报，2018-05-22（011）.

[30]吴东盛，陈青，梁仁建.一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维度的探讨——以汽车营销与服务高水平专业为例[J].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93-97.

Logic， Connotation and Action Path of “Double High”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u Chuanxi， Li Bingqiang， Huang Lei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igh-leve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igh-level specialties; action path

Author  Liu Chuanxi， lecturer of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8）; Li Bingq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Huang Lei，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刘传喜（1980- ），男，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南昌，330038）;李秉强（1979- ），男，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经济;黄磊，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政策专项课题“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服务地方重点产业发展研究”（18ZCZX0102）;主持人：胡业华;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智库项目“江西省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融合的创新机制研究”（17ZK27），主持人：谢冬明

作者：刘传喜 李秉强 黄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