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监管论文范文

2022-05-09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分类监管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近期,保险业新规频频出台。9月28日,银保监会官网对外发布《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向全行业征求意见。《办法》强调,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需“机构持牌、人员持证”;明确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由依法设立的保险机构开展,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

第一篇:分类监管论文范文

基于质量监管的产品分类研究

【摘要】分类监管是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而产品分类又是实施分类监管的基本前提。本文首先阐述了基于质量监管的产品分类的必要性,然后对我国质量监管过程中产品分类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论文以产品分类相关理论分析为基础,结合国际产品监管发展趋势,提出将产品划分为一般产品、重点产品、特定产品和进出口产品四种类型。

【关键词】质量安全 质量监管 产品分类

产品质量安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强化政府的质量监管作用是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它一般通过制定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标准以及认证制度等来实现。从当前我国的情况看,不同产品的安全性各不相同,其监管需求也有较大差别。因此,应在产品合理分类的基础上,依据产品特性实施有效的分类监管和必要的宏观调控。

一、基于质量监管的产品分类的必要性

1、产品分类是实施分类监管的基本前提

分类监管是产品质量监管的模式之一,其核心内容是根据产品特性与安全风险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目的在于更好地保证产品的使用安全。要实施分类监管,首要的问题就是按照分类监管要求并结合产品的特性、安全风险程度以及所需监管程度来对产品进行分类。没有对产品的合理分类,分类监管的实施就失去了基本前提。

2、产品分类是选择具体监管措施的重要依据

在产品监管过程中,产品监管措施的选择对监管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必须要有针对性。只有对监管产品的特性与安全风险有了充分的认识与把握,监管措施的选择才可能与产品的特性及其监管需求保持一致。因此,有必要根据不同产品的特性以及安全风险程度来对产品进行分类,进而根据产品类型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监管措施,以提高产品监管效率。

3、产品分类是完善分类监管体系的内在要求

监管体系是产品监管实施的组织保证,要实施分类监管,必须构建完善的产品分类监管体系。完善的分类监管体系主要包括与产品分类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组织体系、技术支撑体系以及激励体系四个层面,其基本要求是产品监管部门的职责界定要清晰,分工要合理。按照产品特性、安全风险程度以及监管需求对产品进行分类,有利于明晰不同类别产品间的界限,突出分类监管的重点。这与完善分类监管体系的内在要求相一致,也是产品分类的实用价值所在。

二、我国基于质量监管的产品分类现状

1、分类目的单一

通常来说,基于质量监管的产品分类多是为了让人们了解产品的安全信息,而了解产品的安全信息只是监管需求的一个方面,对产品信息的关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产品监管措施上。因此,分类的目的必须超越简单的以传递安全信息为旨归的模式,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对各种各样监管需求的满足。但就目前的情况看,多数的行业与产品监管部门对产品的分类常常只考虑到了本行业或本部门最一般的需求,而忽视了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监管层次与监管需求的多元化。

2、分类界限不清

与产品分类目的相对单一的状况相比,当前产品分类的依据和标准则存在逻辑性不强、界域不清晰的问题。许多产品进行分类后,不仅在某一分类标准下同级之间各个类型的内容彼此交叉,而且上下层级的关系难以厘清的情况也较为常见。例如,根据卫生部《消毒管理办法》的规定,消毒产品生产项目分为消毒剂类、消毒器械类、卫生用品类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类。理论上,消毒产品与外用药品有着严格的界限:一个不起治疗作用,一个起治疗作用;一个是抗菌抑菌的消毒防护用品,一个是用于人体特定部位的外用药品。但在现实生活中,要把卫生用品类与外用药品很好地区别开来则存在较大的困难。

3、分类标准独立

产品分类标准化是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然而,由于当前我国基于质量管理的产品分类标准相对独立,使得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不能接轨,国内各类产品的分类标准也不能很好地兼容。以农产品为例,我国目前仅制定了137种农药的477项残留限量标准,98种兽药的658项残留限量标准,还有391种农药、155种兽药没有残留检验方法标准,这一状况给中国农产品出口带来很大阻力。此外,《农产品质量法》把不得销售的农产品分为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农产品和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等五种类型。尽管如此,但由于目前中国的农业化学品残留标准在残留设限数量和设限标准上与国际标准都存在差距,使得农产品的质量监管工作仍有较大难度。

三、基于质量监管的产品分类

1、产品分类的理论依据

(1)产品风险管理理论。产品风险是指由产品质量损坏对人身、财产可能造成的不确定性损失,而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产品质量风险产生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说,生产者更了解产品的质量,并可以利用这种不对称性降低质量等级,对产品质量安全构成潜在威胁。随着产品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双方关于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加深,而市场本身难以解决,需要政府介入即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管。产品质量风险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产品质量损坏对人身、财产造成的损失,另一个是产品质量损坏的可能性或概率。不同产品的质量性能相异,其损坏造成的人身伤害就不同;产品的价值存在区别,其损坏带来的财产损失自然有所不同。所以,不同产品发生损坏带来的人身、财产损失不相同。不同产品发生损坏的可能性也不相同,这是由不同产品的性能稳定性差异造成的。按照产品质量风险的大小,可以将产品分为不同的类别,使得产品质量风险与监管收益相匹配,提高监管效率。

(2)政府规制理论。经济学的规制理论认为,规制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两种。经济规制主要是以控制市场主体的利润、规定价格、市场准入或使用特殊资源作为主要的规制手段。而社会规制则是通过控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节约利用资源、制定生产和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标准以保护劳动者,限制销售者通过广告或其他传媒给消费者提供产品信息的范围,建立保护购买者的法规,以保护消费者免受欺诈、歧视等。这两种类型的规制一般是通过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行业标准、认证制度等方式实现,并深刻地影响着市场上的价格、成本、质量、竞争策略和经济资源的配置。产品规制与市场主体规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所以市场主体规制也必然地反映到产品规制之中。不同产品,其市场结构、外部性等也会有所不同,这就要相应划分其类别,并实施不同的规制。

(3)政府监管效率理论。监管效率的实际含义是对监管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所有的成本和收益都用货币数量来表示,其中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估算间接成本,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安全收益、健康收益、环境收益等。成本—收益分析能够帮助政府监督和控制监管机构,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委托—代理模型。政府作为委托人,监管机构作为代理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代理人可以违背委托人的意志谋取利益;委托人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条件,就是要求代理人实施成本—收益分析。进一步看,不同类型的产品,对其进行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是不相同的。本文将被监管的产品划分为4类,即一般产品、重点产品、特殊产品、进出口产品。图1表示了政府监管的成本与收益,横坐标代表监管成本C,纵坐标为监管收益R。MC1、MC2、MC3、MC4依次表示4类产品的边际监管成本,MR1、MR2、MR3、MR4分别代表4类产品的边际监管收益。政府为取得监管效率的最佳状态,必须要让边际监管收益MR等于边际监管成本MC。政府对于一般产品、重点产品、特殊产品、进出口产品监管的最佳投入点,依次位于图1中的点E1、点E2、点E3、点E4。可以看出,对于不同类型的产品,政府监管投入的最佳点并不相同,所以要提高监管效率,就需要对产品进行分类监管。

2、产品分类的原则

(1)与产品安全风险相结合原则。产品监管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其安全风险,因此基于质量监管的产品分类需要遵循与产品安全风险相结合的原则。在产品分类过程中,需要注意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产品安全风险的复杂性,即产品安全风险不是单一的,它包括产品自身损坏的可能性或概率以及产品给消费者造成的人身或财产上的不确定性损失。二是不同产品自身发生损坏及其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并不相同,它与产品的市场集中度高低、产品的需求量大小、产品的专业化程度高低等方面有一定关联。

(2)与产品监管效率相结合原则。能否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与产品质量监管效率的高低密切相关,因此基于质量监管的产品分类还要遵循与监管效率相结合原则。产品分类与产品监管效率相结合,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要有利于监管本身的投入产出率的提高,监管投入产出率越高,监管效率就越高。二要有利于产品所要求的监管技术的供给,因为产品特性与安全风险程度不同,其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曲线的交点即最佳监管投入点也会存有差异,不同产品所要求的监管技术的种类与含量也会各不相同。

(3)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原则。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而且全球市场的广度不断拓展、深度继续推进,一体化的市场需要一体化的市场监管。从当今情况看,国际产品市场监管的主流已经转向分类监管,作为WTO成员,中国基于质量监管的产品分类有必要也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

3、产品的基本分类及其特征

根据产品质量风险程度及其对监管的需求,同时结合国际产品监管发展趋势,本文将产品划分为一般产品、重点产品、特定产品和进出口产品四类。鉴于进出口产品单列,这里只对前三种产品展开论述。

(1)一般产品的界定及其特征。一般产品包括玩具类、儿童产品类(不包括玩具,这两类又经常合为一大类)、家用产品类、户外用品类、运动娱乐产品类和专业产品类。这类产品的安全性能比较稳定,但存在对人体健康与人身、财产安全产生危害的可能性。其具体特征包括:产品的特性被普通使用者了解的程度比较高;产品的使用对环境的要求较低;产品的质量风险对人体健康与人身、财产安全产生的危害程度较轻。

(2)重点产品的界定及其特征。重点产品包括电热毯、压力锅、燃气热水器、低压电器、开关、重要计量器具、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安全网、安全帽、建筑扣件等劳动安全保障产品、电力铁塔、桥梁支座、铁路工业产品、水工金属结构、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等影响生产安全、公共安全的产品。重点产品的安全性能不太稳定,且存在对人体健康与人身、财产安全产生较大危害的可能性。其具体特征包括:产品的特性不易被普通使用者所了解,其使用需要经过产品生产者对其风险进行专门提示;产品的使用对环境的要求较高;特定产品的质量风险对人体健康与人身、财产安全产生危害的程度比较高。

(3)特定产品的界定及其特征。特定产品包括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化妆品、危险化学品、农药、化肥、易燃易爆品等。这类产品的安全性比较差,存在直接对人体健康与人身、财产安全产生重大危害的可能性。这类产品的具体特征包括:产品的特性几乎不被普通使用者所了解,需要产品生产者对其风险进行专门警示,且需在专业指导下使用;产品的使用对环境具有特殊要求;产品的质量风险对人体健康与人身、财产安全产生的危害程度比较严重。

(注:本文系国家质检总局科技计划项目“产品分类监管体系研究与构建”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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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 波)

作者:刘 文 苏保忠 刘俊华

第二篇:保险投资能力分类监管落地

近期,保险业新规频频出台。9月28日,银保监会官网对外发布《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向全行业征求意见。《办法》强调,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需“机构持牌、人员持证”;明确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由依法设立的保险机构开展,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当前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普遍通过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参与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的行为,根据《办法》的规定,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慎重向消费者发送互联网保险产品信息,从业人员应在保险机构授权范围内开展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发布的营销宣传内容应由所属保险机构统一制作,应在营销宣传页面显著位置标明所属保险机构全称及个人姓名、证件照片、执业证编号等信息。

银保监会在此时出台《办法》,核心目的旨在规范行业发展,推动互联网保险行业在规范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随着互联网保险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疫情以来的爆发式增长,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风险。此次文件的出台旨在规范互联网保险业务,防范经营风险,促进互联网保险业务高质量发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的水平。

10月10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旨在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推动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近十年来针对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的“牌照式”监管,迎来重大变化。

图1:上市险企PEV变化情况

图2:保险行业及5家上市险企累计保费(合计)表现

《通知》决定取消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的备案管理,将投资管理能力管理方式调整为“公司自评估、信息披露和持续监管相结合”,并明确了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了违规情形和责任,全面压实保险机构的主体责任。

根据《通知》的规定,保险机构开展各类投资管理业务,应该具备相应的投资管理能力。此次新规的出台,对保险机构投管能力是监管的重点,由事前备案准入的方式转向事中与事后的持续性督导,体现了监管进一步简政放权,持续深化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的决心。

与此同时,此次改革将有力解决部分保险机构存在的投管能力“重牌照、轻建设”的问题,有利于保险投管能力不断提升,有利于保险行业应对内外部风险,也有利于提升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互联网保险监管重防风险

尽管此次公布的是征求意见稿,但《办法》的公布揭开了互联网保险监管的序幕,核心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六点:第一,明确互联网保险的定义及互联网保险业务为“保险机构依托互联网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保险服务的保险经营活动”,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和自助终端设备销售保险产品或提供保险经纪服务;二是消费者能够通过保险机构自营网络平台的销售页面独立了解产品信息;三是消费者能够自主完成投保行为。只有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才能构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互联网保险经营行为。《办法》还对三种常见的渠道融合情形规定了政策衔接的适用方法。

第二,明确业务开展机构和条件,要求持牌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由依法设立的保险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及保险中介公司,含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和依法获得保险代理业务许可的互联网企业)开展,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文件明确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及互联网企业可以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但有额外要求。

第三,对互联网保险的营销宣传要求进行明确:对于包括保险机构从业人员通过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参与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文件提出了包括管理制度、合规责任等方面的要求。

第四,在防范风险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具体包括以下五点:一是坚持“机构持牌、人员持证”原则;二是明确自营网络平台定义,要求投保页面必须属于保险机构的自营网络平台;三是强化信息披露要求,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四是强化网络安全和客户信息保护的要求;五是建立监管信息系统,加强信息报送,提高监管的及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第五,注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包括鼓励开发符合互联网经濟特点、服务多元化保障需求的保险产品;支持保险机构提升销售和服务的透明化水平,可在自营网络平台提供消费者在线评价功能,为消费者提供参考等。

第六,设置了实施的过渡期:保险机构在《办法》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制度建设、营销宣传、销售管理、信息披露等问题整改,6个月内完成业务和经营等其他问题整改,12个月内完成自营网络平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认证。

总体来看,《办法》对上市险企的影响较为有限,重要的意义在于互联网保险流量平台迎来正式监管下的发展。此次《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上市公司无直接影响,但长期需强化自身优势应对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冲击;而对互联网流量平台而言,可以直接申请保险代理业务资质从而开展保险产品销售,但同时纳入银保监会监管范畴,互联网流量平台将正式进入监管下的发展,长期来看则有助于互联网保险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投资管理能力监管细化完善

在互联网保险新规颁布不久,10月10日,为了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推动优化营商环境,近一步深化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化改革,根据《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18年1号)及相关规定,银保监会制定并发布了《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出台意味着保险机构资管新规的正式落地,其核心是取消备案制、强化信息披露,保险资管正式纳入资管新规统一监管的范畴。

从内容上看,此次银保监会出台此项《通知》,主要以简政放权原则将原有投资管理能力进行优化合并,并取消了传统投资管理能力备案式管理,以保险机构的自评、信息披露等相关监督管理形成监管体系,从而实现市场化改革与从严监管的模式。

在2013年保监会发布的《加强和改进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建设》中(下称“保监发〔2013〕10号”),规定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包括以下7类具体内容:股票投资能力、无担保债券投资能力、股权投资能力、不动产投资能力、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不动产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和衍生品运用能力。

在此次新发布的《通知》中,银保监会保留了原框架中的股票投资管理能力、股权投资管理能力、不动产投资管理能力和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并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同类产品创新能力合并,具体表现为:合并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不动产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为债权投资计划产品管理能力,新增股权投资计划产品能力。由此可见,监管层此次将保险资管机构投资管理能力优化整合为7类,从而形成完整的监管框架。

此项改动调整了原有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中部分投资管理能力设置不合理的部分, 是对保险机构现有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框架的优化完善,意味着新环境下对保险投资端能力建设的更进一步深化。最新分类考虑了保险机构投资端业务的不同形态产品的共性与特性,有助于明确各自的定位,更加符合保险资金的运用规律,确保保险监管的一致性。具体来说,这将有助于厘清保险资管机构与保险公司在不动产和股权投资领域的关系与定位。

此外,《通知》取消了投资管理备案制,压实保险机构主体责任。保监发〔2013〕10号文对保险机构股权投资能力、不动产投资能力、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和不动产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的备案审核方式进行了变更,由现场评估调整为现场评估与面谈专业团队相结合的方式。而此次《通知》则直接取消备案制,规定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的管理监督,以公司自评估、信息披露+持续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实施。

监管取消投资管理能力备案管理,具有厘清监管与保险机构主体责任边界的重要意义。从自评估、信息披露、内外部审计和违规处罚规定等方面压实了保险机构的主体责任,将提升投资管理能力从外界拉力转变为内在动力,引导保险机构主动提升自身投资管理能力。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保险监管机构参与市场化竞争的活力;另一方面从制度建设层面为保险机构“放权”,符合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的趋势与监管“放管服”的导向。

除正文外,此次《通知》还有七项附件,对应《通知》中提出的7类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附件对各项投资管理能力建设的具体标准进行了细化设计,从组织架构、专业队伍、制度规则、系统建设、运作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向保险公司建设投资管理能力及自评估提出基本要求,并针对不同的投资管理能力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通过细化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强化违规处罚等方式进一步加强监管。

此外,在允许保险机构进行投资能力自评估的同时,《通知》对其投资能力建设、自评估结果的信息披露提出了细化的要求,《通知》明确规定“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应当在公司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方网站上主动、及时披露投资管理能力建设及自评估情况。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应当在公司及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官方网站上主动、及时披露投资管理能力建设及自评估情况”。

《通知》规定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信息披露包括首次披露、半年度披露和重大事项披露。若保险机构没有按照要求披露,“出现信息披露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等情形的,银保监会将采取监管谈话、下发风险提示函等监管措施责令限期改正”。后续银保监会也表示,将会加大非现场监测和现场调查等的检查力度,并进行持续跟踪监管,对于违规的机构和人员,从严处罚。

总体来看,此次《通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对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的分类更加明确,覆盖范围更广。在原有投资管理能力的基础上,《通知》将保险资管机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不动产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合并为债权投资计划产品管理能力,新增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股权投资计划产品管理能力。调整后,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共分为七类,并对每类管理能力均制定了细化规定。《通知》要求对于每类投资管理能力,保险机构至少明确2名风险责任人,包括1名行政责任人和1名专业责任人。光大证券认为,这样细致的规定可以将风险管理更加细化,责任更加明确,有助于保险公司厘清自身所面临的投资风险,加强其风险追踪和管理能力。

而加强事后监管,取消了投资管理能力备案管理,这样的变化有助于“放权”给保险机构,提升保险投资资金的活力;并通过要求保险机构持续建设投资管理能力、定期进行论证调研和自评估工作等方式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推动保险机构投资的市场化改革。

《通知》对保险机构信息披露和各项投资管理能力的监管做出了详细的要求。这样的细化要求可以帮助保险机构建立更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在保险机构自评估的基础上帮助保险机构充分认识其风险管理水平以及各项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本着“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的原则,引导保险机构在其风险管理能力和投资管理能力可控的范围内进行投资。

此次文件明确了保险机构投资管理的各项能力,通过取消投资管理能力备案管理放宽了权力,提升了投资资金的活力,推动了市场化改革。预计今后保险机构投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对于保险机构风险管理和投资管理的要求更高,市场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同时,提升保险资金运用活力还可以鼓励更多的保险资金投入到市场中,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

资产端收益改善可期

近期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复苏斜率向上,政策压力减轻,长端利率易上难下。截至10月10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3.19%,比9月30日的3.15%再提升4BP。宏观经济持续回暖,8月份宏观数据中工业增加值、服务业、房地产销售继续进一步回升,且消费恢复速度有短期加快的跡象,经济持续修复。8月份社融数据放量明显,印证了货币信用环境已向稳信用稳货币过渡,背后代表着宽松货币政策效果逐步体现在实体经济层面,M1走高显示出经济活跃度的上升。与此同时,新冠疫苗实现阶段性突破,有望降低对宏观经济的实质性约束,长端利率有望保持相对稳定。利率上行是保险股获得超额收益的核心催化剂之一,有望提升保险股的估值。

对保险业而言,随着对2021年“开门红”的乐观预期,辅以长端利率的上行趋势,叠加当前较低的估值,业绩修复叠加估值切换窗口期带来保险股的布局机会。

中国银河通过复盘历史认为,保费、利率以及权益市场表现是影响保险板块估值的核心变量。进入四季度,负债端回暖态势延续、长债利率大概率高位震荡、权益市场空间仍存,保险板块核心驱动因素向好,业绩有望进一步修复。与此同时,考虑到四季度保险板块进入估值切换窗口期,EV切换到2021年后,估值性价比进一步显现,当前时点布局保险板块正当时。

从负债端来看,寿险保费复苏周期有望开启。中国寿险仍处于成长期,人均GDP达到 10000美元之后,有望迎来快速发展期。根据Sigma的数据,中国寿险深度、密度不仅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差距,中国寿险行业仍然处于成长期。经测算北美、欧洲人均GDP与寿险深度的关系,发现人均GDP达10000美元之后,寿险深度有望加速攀升。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参考海外经验,后续寿险保费收入有望迎来快速增长。

“开门红”提早布局、代理人增量提质及居民资产配置向保险产品流入,提振保费预期。2020年“开门红”启动节奏差异导致险企保费增速分化,促使各大险企更加注重 2021年“开门红”筹备工作,提振保费增长预期。随着疫情影响的消退,各大险企积极增员提质,购买力逐渐恢复,为后续保费增长奠定基础。加上银行理财打破刚兑、收益率下行,长期储蓄型产品竞争力提升。在“房住不炒”政策的引导下,居民资产配置有望从房地产领域向金融资产加速转移,保险配置或迎来更大的增长。

另一方面,重疾险再定义、重疾表修订助力险企优化产品供给,在老龄化加重的背景下“十四五”规划期间政策或进一步加大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支持力度。重疾险再定义、重疾发生率修订进一步助力险企保障型业务发展,利好产品设计以及风险管控。“十四五”规划时期,中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政策或进一步加快商业养老保险发展部署,养老险、健康险等政策红利有望持续释放。

从资产端来看,长债利率大概率高位震荡,权益市场空间仍存,险企投资端改善。随着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弱化,货币政策回归常态, 总量边际收紧,后续资金利率有望保持平稳。经济持续修复,增长动能强劲,长债利率大概率在3.1%附近高位震荡。根据中国银河的判断,牛市下半场空间仍存,叠加险企权益投资比例上限放宽,资产端有望持续改善。

在投资端,随着保险公司权益資产配置比例差异化放宽,助力险企积极参与权益投资同时,也能有效防控风险。

2020 年 7 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以及风险状况等指标,明确八档险企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在250%以上的险企权益投资比例上限由总资产的30%提升至45%。险企权益类投资比例放宽,在鼓励保险资金发挥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优势的同时,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等进行差异化管理,有助于防控风险。

监管优化险企投资端安排,丰富资产端可投资的衍生品品种,助力保险公司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监管发布保险资金参与金融衍生产品、国债期货和股指期货交易有关政策,丰富保险资金运用风险对冲工具,有利于保险公司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目前,险资可通过利率互换管理利率风险,主要借助以银行间7天回购定盘利率(FR007)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参考利率的产品,但其中1年期及以下产品名义金额占六成以上,保险机构缺少能够有效对冲中长期利率波动的风险管理工具。目前,国债期货已有2年期、5年期、10年期三个品种,未来可能上市30年期等更长期限品种,允许险资参与国债期货交易,对丰富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工具、优化期限匹配有着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险企加大对代理人队伍规模扩张和质态提升的投入,激发代理人活力,为后续保费增长奠定基础。险企提前备战“开门红”,提振“开门红”销售预期。银行理财打破刚兑收益率下行,使得保险产品竞争力获得提升。疫情影响消退,购买力逐渐恢复,低基数下保费端复苏有望。经济持续修复,增长动能强劲,长债利率有望维持高位震荡,权益市场空间仍存,资产端有望持续改善。考虑到四季度保险板块进入估值切换窗口期,性价比将进一步显现。

作者:方斐

第三篇:天津市财产保险业分类监管研究

摘 要:本文介绍了分类监管的具体含义,结合国际保险监管发展趋势和天津市财产保险业发展特点阐述了实行分类监管的必要性。并结合天津市财产保险业运行特点,通过考察美国财产保险企业破产原因,分析财产保险分公司经营的主要风险点,为确定天津市财产保险分类监管的具体形式和指标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保险;财产保险;分类监管

一、财产保险业实施分类监管的基本含义和必要性

(一)财产保险业分类监管的基本含义

广义的保险业分类监管,是指监管部门对经营水平不同、规模不同、效益不同的保险公司区别对待,给予不同的政策;狭义的分类监管,是指保险监管部门在综合分析保险机构非现场报表、现场检查、信访投诉等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对分类监管指标的监测,综合分析判断保险机构的风险状况,并对不同风险的公司划分类属,实施差异化监管的方法。

(二)实行分类监管是我国保险业监管的发展方向

《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眼2006?演23号)提出按照高标准、规范化的要求,严格保险市场准入,建立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实施分类监管,扶优限劣。量化风险和分类监管已成为各国保险监管部门的共识。美国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根据指标分析,将保险公司按照不同风险程度分为三类进行监管;美国的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追踪系统(FAST)根据保险机构的业务规模进行分类监管;风险资本 (RBC)监管方法是在量化风险之后,对不同风险的保险机构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我国保险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保险监管工作呈现出国际化特征,客观上要求我国保险监管部门采取分类监管的方式。

(三)天津市财产保险业实施分类监管的必要性

天津市实施分类监管的客观原因是天津财产保险业快速增长,监管力量已显不足。截至2007年8月底,天津市共有财产保险分公司18家,支公司及营业部74家,营销服务部63家,财产保险监管员仅有10人,平均每人要监管15.5家机构。这要求监管机关避免平均分配监管力量,将“重点监管”和“一般监管”相结合。

分类监管有利于改进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效率。通过运用风险评估模型量化保险机构风险程度,将保险机构按风险情况分类,可以减少监管人员的主观判断误差,使监管趋于科学化。

分类监管针对区域性保险市场的风险点,科学评测保险公司风险,对不同风险的公司实施不同的监管措施,能够督促保险公司加强风险管控,从而提高行业整体健康度,实现市场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分类监管有利于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公司违反保险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侵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都将影响其监管类别。这将促使保险公司加强客户服务,尊重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

二、天津市财产保险业分类监管制度基本模式的选择

我国目前的分类监管模式主要有两类,一是按照省(市)辖区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保险发展层次进行地域分类,实行有区别的监管措施,二是建立一个评估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指标体系,对公司进行量化打分,将不同得分的保险机构分类进行监管。

(一)天津市财产保险机构评价指标的选择——基于美国财产保险公司破产原因的分析

设定分类监管指标体系的核心是围绕保险公司的风险构成。一般的研究思路是追根溯源,考察历史上一系列导致保险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分析这些原因涉及的保险分公司具体经营行为,设定相应的指标。鉴于我国缺乏相关数据,本文参考美国评级机构A.M.BEST于1999年公布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研究了1969年至1998年期间破产的640家财产保险公司及其破产的主要原因,其中426家保险公司破产的原因可归纳为准备金不足、增长过快、恶意违规、高估资产等8类。“恶意违规”、“业务重大转变”、“不良关联交易”等三类原因难以设置量化指标,需进一步研究其与公司具体经营行为的相关性。对于其它5类可以量化的破产原因,可根据其涉及的公司经营行为设定不同监管指标(详见表1)。

根据表1分析可知,造成财产保险总公司破产的部分风险来自分公司经营活动。其中定价过低、增长过快等问题,在我市财产保险市场比较突出。

(二)天津市财产保险机构评价指标的选择——天津市场运行特点的影响

天津市财产保险市场在发展速度、业务开拓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特点,对于设计分类监管指标体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是市场规模增长迅速,经营主体不断增加。自2004年开始,天津市财产保险市场规模出现加速发展的态势,2006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达到27.45亿元,同比增长22.84%。财产保险分公司数目由2004年的8家增加到2007年的18家。

二是各公司发展不均衡。人保、太保、平安三家公司占财产保险市场主导地位。截至2007年9月底,三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合计达70%。部分综合实力不强、内部管理薄弱的财产保险公司显现出边缘化趋势。特别是少数新建公司,由于开业前期急于扩展业务,不重视内控建设,业务质量不高、管理基础薄弱,“三年怪圈”现象初现端倪。

三是机动车保险业务占据我市财产保险市场主导地位,也是财产保险市场各方拼抢的焦点,违规恶性竞争时有抬头并且手段更加隐蔽。

此外,各财产保险分公司的准备金提取均由总公司精算部门负责,准备金不足的问题对分公司不是主要矛盾。

结合天津市财产保险业运行特点,本文认为分类监管应当采用确定分类指标体系,通过全面评分,划分财产保险机构风险水平,进而采取不同监管措施的方式。

(三)建立财产保险业公司治理结构评价指标的探索

完善保险公司的治理结构被广泛认同为保险业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而且被认为是提升保险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提出将公司治理与财务监管、市场行为并列为保险监管的三大支柱。目前学术界和监管部门所探讨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包括了治理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还涉及外部的资本市场、公司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兼顾等。中国保监会于2006年发布了《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做出了规范,但是其指导意义主要停留在总公司层面。本文探索将保险分公司公司治理结构情况纳入分类监管评价指标体系。

财产保险业分公司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设计思路,是从包括被保险人在内的投资方角度出发,提出对所投资的公司治理和风险防范评估内容或评价指标。财产保险业分公司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包括内部治理结构、管理机制、内部风险防范、经营管理成效、外部治理机制等五部分(见图1)。

三、天津市财产保险业分类监管的主要内容

(一)天津市财产保险机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

天津市财产保险业分类评价指标体系由发展能力、财务状况、服务质量、合规经营指标、总公司偿付能力、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结构等七部分组成。可要求各公司按照指标体系进行自我评价,其结果作为监管部门评价的基础。也可由监管部门对财产保险公司进行评价,并根据监管重点、公司风险点确定重点评价内容。

发展能力指标用于揭示财产保险公司持续发展的能力和业务经营的稳定性。包括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部分。

财务状况指标包括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三项指标。其中盈利性指标揭示财产保险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情况,包括承保利润率、综合赔付率、综合费用率3个指标。

安全性指标揭示财产保险公司风险资产的变化情况和偿付能力充足情况,包括未决准备金变化率、保费自留率2个指标。

流动性指标揭示财产保险公司资产的可变现能力和流动状况,包括应收保费指标。

内部管理指标评价反映保险公司内部管理、销售渠道控制、流程控制等方面的风险,重点在于揭示指标数据背后的深层次风险。包括25个方面的定性指标。

服务质量指标用于揭示保险公司承保理赔服务缺陷和产品缺陷引发的内生风险,分为定性和定量指标。其中定量指标为车险投拆率,定性指标为服务满意程度评价。

表6 服务质量指标评价细则1

合规经营评价指标用于揭示保险公司经营操作中存在的重大舞弊、违法违规行为的风险,并通过违规动机分析预警保险公司经营策略方面深层次的风险。该类指标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种。

表7 合规经营指标评价细则

总公司偿付能力指标用于分析各保险分公司根源性风险。辅助分析分公司的经营策略、行为和风险状况,及时预警公司风险变化情况。

表8 总公司偿付能力指标评价细则

分公司公司治理结构指标评分参考以下标准?押

表9 分公司公司治理结构评价细则

(二)财产保险机构的综合评级及相应监管措施公司分类评价综合得分=发展能力得分*15%+财务状况得分*25%+服务质量得分*15%+合规经营指标得分*15%+总公司偿付能力指标得分*5%+内部管理得分*15%+公司治理结构得分*10%

监管机构在分析机构的管理架构变化、市场经营情况、违规情况等信息之后调整确定保险机构的监管类属。

得分处于全市前30%的公司,划定为一类公司,实施常规报告性监管。为其开拓业务提供政策支持,行政审批事项优先办理。

得分处于全市后30%的公司,划定为三类公司,实施重点监管。根据其风险状况和违规情况确定检查的频率和范围,实施定期经营情况陈述制度。要求其对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限期整改,由主要负责人向天津保监局汇报整政情况,直至问题解决。对得分处于全市最低水平的公司,在一定期限内经营管理状况无明显改善的,建议总公司撤换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责令其停止接受该项新业务;延缓或拒绝受理增设分支机构。

其他占全市40%的公司划定为二类公司,实施关注性监管。对其主要负责人不定期进行监管谈话,就其经营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进行提示。

进入天津市场不足12个月的公司视为非常规公司。其开业第一年作为督导期,暂不参加分类监管综合评价。监管机关工作重点侧重于法规教育和风险提示,内部制度建立情况。从开业第二年起,监管机关侧重公司的业务发展及风险情况,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

被中国保监会明确列为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财产保险公司,或者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拟上市的财产保险公司,经天津保监局研究同意也可确定为非常规公司,暂不参加一个年度的保险机构综合评议。监管机关对此类公司侧重于掌握全面情况,开展针对性的调研和检查。

四、建设分类监管的政策环境

(一)营造有利于分类监管制度落实的政策环境实施分类监管的目的是促进财产保险公司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加强对财产保险公司风险的监测和预警,科学评价财产保险公司的风险状况,提高财产保险监管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全面实现此目标,一方面需要各财产保险分公司坚持审慎经营的原则,采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和手段,实现风险有效管理下的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需要监管机关提高引领保险业发展和防范风险的能力,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财产保险机构的分类指导。

为确保天津财产保险机构分类监管制度的落实,应当从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积极争取外部政策环境支持。2007年11月2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保监会在天津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天津滨海新区保险改革试验区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保险企业、保险业务、保险市场、保险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创新措施安排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监管机关对分类监管中筛选出的经营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保险机构给与政策扶持,支持此类机构在管理模式、人才培养、产品、研发、营销渠道、理赔服务、资金运用等方面开展创新,实现新的突破。

2.发挥保监局、行业协会的作用,优化监管环境。一是按照分类监管的思路对财产保险机构区别对待进行监管,不断完善“偿付能力综合监管”,切实防范和化解风险,建设服务型、法制型、效率型和创新型的保险监管部门。二是市政府金融办和保监局在加强对保险行业管理和指导的同时,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重点研究建设保险机构和保险从业人员诚信信息共享平台,以及与公安交管局共同建立保险业的车辆信息共享平台。

(二)分类监管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一是分类监管评价指标体系当中的定量指标需进一步调整优化。各指标在体系中所占的权重需要探讨,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有待实践证明。

二是目前天津市各财产保险分公司所运用的财务核算方法存在差异,数据系统和业务系统的发达程度也不同。在实施分类监管之后,各公司使用统一的计算方法需要一段时间理解和消化。

课题组组长:李振达

课题组成员:董淑珍 赵振民

万 嵩

(责任编辑 刘 洋)

作者:天津保监局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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