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监管论文范文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网络监管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当前，互联网的触角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如何拓宽监管领域，创新监管方式，对企业通过互联网经营活动实施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各级工商部门思考的重要课题。自2005年起，苏州市相城工商局努力适应交易行为网络化的新特点，对网络监管工作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对企业网络宣传、网络广告和网上交易等行为的巡查监管，较好地保障和维护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一篇：网络监管论文范文

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研究

摘要：网络在为人类带来便利、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现实的挑战。种种网络失序现象的存在，不仅给相关网络主体造成了现实的权益损害，更对网络的健康发展和网络自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政府的网络监管职能日益重要，网络监管立法对于确保政府依法实施网络监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从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必要性，我国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现状、不足、立法原则及改进方向等几个方面对网络监管行政立法问题展开探讨，以期规范制约政府监管行为，保证政府网络监管的合法与有效。

关键词：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网络发展

网络的高速发展在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现实问题，比如，黑客入侵、网络隐私侵权、网络不良信息的散布、网络诈骗犯罪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发展，对网络秩序造成了破坏，损害了网络主体的合法权益，也对网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阻碍。在行政权力广泛介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网络失序作为一个公共问题进入了政府的视野，政府开始利用行政权力对网络实施监管。这种外来干预手段对于网络秩序的廓清起到了明显的积极效应，网络失序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政府监管的对象有哪些、政府对不同非法行为的监管手段与监管法律后果如何、政府做出不当监管行为是否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及如何承担，等等。简言之，政府的网络监管行为缺乏合法、有效的依据与规则。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恰当的回应，才能规范制约政府监管行为，保证政府网络监管的合法与有效。

一、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必要性

基于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规范制约政府网络监管行为的策略首先在于立法。通过立法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对政府网络监管的范围、对象、手段、法律后果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保证政府网络监管有法可依的同时，对政府监管行为形成制约。

(一)规范网络行为，维护网络自由

网络主体滥用网络自由是造成网络失序的直接原因。互联网信息发布、传递的高效率与低成本往往使得网络用户对网络行为正当性的关注显著降低，网络用户对自身在网络上实施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负责态度远远不及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行为。网络主体种种不恰当甚至不合法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影响其他网络主体对网络的正常合理使用，严重地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乃至违反国家刑事法律。此类不当行为之所以在网络上大行其道，除了网络主体道德水平、认知程度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之外，较为重要的便是缺乏有效的外部干预。个体关注现实生活中行为的正当性远胜于网络行为的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存有一套完整的规范制度(法律)和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执法)，能够对个体形成有效干预，防止不当行为的出现。网络监管立法不仅为网络行为设定规范制度，并且对政府网络监管行为形成指引，达致规范网络行为的目标。

(二)规制监管行为，保障公民权利

如同其他任何一项行政权力一样，政府对网络监督管理的权力相对于公民在网络领域的权利居于无可争议的强势地位。权力天然地具有被滥用的倾向，一旦政府监管权力缺乏有效规制，公民的网络权益便面临巨大的危险。政府网络监管行为涉及公民权利的多个方面，从一般民事权利的隐私权到公民基本权利中的表达自由，所涉广泛。由此可见，有效规制政府网络监管权力，是保障公民网络权利的重要内容。网络监管立法包含实体与程序两方面的内容，实体内容界定监管对象、监管内容、法律后果等，程序内容则对行政机关网络监管行为的时间、步骤、方式等做出规定。行政机关惟有按照网络监管法律行使监管职权方可被认为是合法，否则构成行政行为违法的事由，并由网络监管行为利害关系方取得救济请求权利。

(三)网络监管中人大立法的局限

我国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统一领导，国务院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地方行使一定的权力，是其突出的特征。人大立法在效力位阶、适用范围方面具有制定法领域的最高地位，一般涉及国家制度、国家机构组织运转、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均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全国性的法律。与此同时，人大立法需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要求，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制定法律需要遵循提案、审议、表决三项主要程序，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应当对法律案进行三次审议。可以说人大立法的上述特点有效保证了法律内容的完备合理，但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效率不高的局限。网络的时新性使其本身一直处于易变状态，网络空间的不规范行为与失序现象也不断出现新的情形。这一客观情形的存在，对网络监管立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网络监管立法必须在法律的稳定性与调整对象的易变性之间取得平衡，保证监管立法能在新型网络失序出现时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同时维护立法本身的权威。

行政立法是行政机关作为立法主体的一种立法模式。行政立法的主体是一定范围的行政机关，相较于人大立法，行政立法在立法效率上更具优势，对调整对象的变化可以做出较为及时的回应，并且行政立法制定主体数量较多，能够针对具体实践在上位法允许的范围内做出更为适宜的安排。行政立法自身所具备的特点使其能够较好地兼顾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与规制对象的易变性，确保网络失序受到有效调整的同时，对政府监管行为形成有力的规范控制，充分发挥网络监管立法的职能。实际上，在人大就网络监管问题进行立法的条件不成熟时，应当由行政立法对之加以规定；即便人大最终就相应网络监管问题制定法律，仍然需要行政立法对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进一步的细化，以便实际执行；为了因应网络发展可能产生的问题，人大可以授予行政机关相应的立法权限，以资应对。

二、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现状和问题

(一)我国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现状

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网络规制的法律法规。随着我国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导致的各类问题不断出现，相应网络规制法律法规也逐渐得以制定。第一类是其他法律法规中与网络有关的具体法律规范。我国在近年来制定的《统计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法律中分别规定了一些与网络信息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内容。这些散见于不同单行法律规范之中的具体规范，构成我国网络规制法律规范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二类是有关网络方面的专门规范性文件。截至目前我国颁布的有关网络规制的专门规范性文件中，既有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也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甚至包括了若干自律公约。这些规范性文件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网络管理、域名管理和网络安全三类。

具体来看，网络规制专门规范性文件中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及有关问题的决定有《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6)、《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1997)。部门规章主要包括《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公安部，1997)、《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2005)、《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信息产业部，2005)、《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部，2003)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等。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主要有《吉林市网络新闻监督管理条例》(吉林市，2005)、《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2009)、《北京市网络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市T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2001)等。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国家机关制定发布的网络规制专门规范性文件之外，我国网络规制的规范性文件中还包含几个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协会，2004)、《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2004)、《中国互联网网络版权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2005)。

上述规范性文件在我国网络规制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规范性文件是针对网络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做出的规定，其中既有监管性的规定也有自律性的规范，既有立法性的规定又有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在内容上更是具有较为广阔的涵盖面，因此，这些规范性文件是网络法视野中的网络规制法律法规。其特性有两点：一则属于行政立法的范畴，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制定的法律或地方性法规不在此列，司法机关做出的法律解释亦不在此列；二则以政府网络监管为内容，政府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出现，单纯调整网络空间的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不在此列。由此观之，我国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呈现出数量较多、内容范畴较广的特点。由于政府网络监管中政府的主体角色定位以及监管对象易变的特点，多数政府网络监管法律规范在法律位阶上层级较低，多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也是当前我国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另一特点。

(二)我国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存在的问题

1、强调政府监管，对网络主体权利保护的关注不够。总体而言，政府监管对于网络秩序的维护是一种补救选项，监管的目的在于维护网络自由，促进网络主体各项权益的实现。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0年12月28日通过的《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开宗明义地指出“为了兴利除弊，促进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明确了网络规制的目的不仅在于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在于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政府对网络的监督管理，是对网络规制法律规范的执行，是国家规范维护网络秩序的直接体现，网络监管立法应当秉持维护权益、实现网络自由的理念。

现行的网络监管行政立法文件大多强调政府监管的实现，往往对于网络主体权益的保护缺乏应有的重视。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各自第一条中均强调相应管理工作及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则提及了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障。尽管网络监管行政立法中此类立法目的规定并不直接发生执法上的效果，但是对立法目的进行明确阐述，不仅有利于法律文件的理解与执行，更可以使保障权益维护网络自由的理念深入执法者的意识层面，从而预防政府网络监管实践中的失范、违法行为。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具体监管法律规范中体现对监管目标实现与网络权益保护二者的兼顾，以具体的法律规范将保障网络主体权益贯彻到政府网络监管的实践中。

2、立法程序的公众参与程度有限。公众参与是民主立法原则的现实体现，是立法法对行政立法的程序要求，也是行政立法合理、科学、便于执行的可靠保障之一。行政立法程序中公众参与的核心在于汇集公众对于行政立法的意见、建议，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信息收集、处理、使用的过程，而网络为信息的发布与传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平台。因此，网络的存在为公众参与的扩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具备独特的优势：一是网络信息平台的存在构成公众参与的有利客观条件；二是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对网络主体的权益产生直接而广泛的影响，这类立法的意见征集等形式的公众参与能够引起网络主体的广泛关注，借助网络平台可以使各类意见、建议得到充分表达与汇集，从而提高公众参与的实际效果。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有关政府监管立法在程序上并未实现高度的公众参与，网络优势没有在立法程序上得到充分的运用，相关立法的公众认知与执行效果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立法程序中的公众参与正越来越受到重视，网络平台在立法公众参与中的角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人大网开设了法律草案征求意见专栏，这是立法机关重视网络平台上公众参与立法程序的生动体现。网络监管行政立法也需要在这一方面做出改进，提高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程序中的公民参与程度，确保民主立法的贯彻落实。

3、立法主体多元，立法层级不高。现有政府网络监管法律规范中，规范数量与规范的法律位阶存在反比关系，多数网络监管法律文件集中在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行政机关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上。根据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多为执行性立法，需要有上位法作为其立法前提。而我国现行有关网络规制的法律与行政法规为数不多。特别是地方政府规章，如果没有行政法规就相关网络监管问题做出统一安排，不同地区的政府规章可能就相同问题做出相异甚著的规定，而现实的行政疆域不能构成虚拟网络空间的界限，从而导致相应监管规章执行的困难并有害于网络主体合法权益受到公平的对待。政府网络监管需要由具备一定法律位阶的行政法规做出规定，从而保证下位网络监管行政立法与监管工作的协调、顺利开展。

2006年中央16部门联合印发了《互联网站管理协调工作方案》，对我国互联网站的管理工作

及职能部门做出了安排，这些主体也就是我国网络监管的职能部门。这一制度安排体现了我国多部门网络监管的局面，对于多部联动、有效监管具有积极意义。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多元监管主体的存在，各主体拥有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权限，导致网络监管行政立法主体多元的状况，多元主体网络监管立法的一致性、有效性难以保证。

4、缺乏对政府违法监管行为的救济规定。政府网络监管的目的在于维护网络秩序，实现网络自由，使网络主体的权利得到充分实现。我国现行的政府网络监管法律规范中对政府监管职能的履行做了充分的规定，但是众多位阶不同的行政立法中均缺乏对政府违法监管侵害网络主体合法权益时的救济规定。从行政法控权论的角度来看，行政权对私权利构成严重威胁，必须为其设限，严防行政恣意及滥权，从而保护私权。政府在履行网络监管职能的同时，一旦发生误判或权力滥用，必将损害监管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监管立法未能提供有效的机制恢复被损害的合法权益，那么监管立法维护网络主体权益、规制政府监管行为的目标均不能达成。救济制度是在行政权的行使已然对私权利造成损害的前提下保护合法权益的最后防线，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缺少救济制度的规定，对网络监管保障权益维护网络自由最终目标的实现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障碍。

三、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则

(一)法制统一原则

法律的社会规范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法律的国家意志性、强制性、规范性等特征，法律体系内部的一致是法的作用实现的必要条件。法制统一原则要求法律体系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保持一致，法律规范之间不得相互冲突从而造成适用上的困难。

1、纵向的法制统一。我国的立法主体多样，层级复杂，不同的行政立法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纵向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且不同行政立法法律规范之间存在法定的效力位阶，无论是从主体之间关系的角度还是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位阶的角度来看，纵向的法制统一均要求下级行政立法必须与上级行政立法保持一致，不得与之冲突或抵触。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主体并非单一主体，下级政府或政府组成部门所进行的网络监管立法不得与上级政府制定的网络监管立法存在冲突或抵触，确保网络监管行政立法体系的内在一致，为网络监管提供权威、有效的法律依据。

2、横向的法制统一。网络监管行政立法部分主体之间并无纵向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彼此属于横向的互不隶属关系，而这些主体往往均承担一定的网络监管及监管立法职能，横向法制统一原则是对此种情形下网络监管立法的指导方针。根据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位阶相同或者位阶关系不明确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需要藉由有关机关裁定具体适用的法律规范。因此，从效率的角度来看，法律规范之间的横向冲突比纵向冲突更难于快速解决，对具体行为的指引、评价等作用也就难以发挥，所以横向的法制统一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避免不同监管立法主体针对同一网络监管问题做出不同规定这种“政出多门”的现象发生，确保网络监管有法可依。

(二)监管、引导与自律相结合原则

网络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失序现象是政府进行网络监管的前提，政府网络监管将行政权这一外部干预力量引入网络失序治理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网络监管并非维护网络秩序的唯一的途径。网络失序表现多样，成因复杂，其治理必然是一个综合繁复的工程。政府的监管行为作为网络治理的外部干预力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于网络秩序的恢复与维持效果显著；而网络主体的自律虽然出于自发，并无强制效力，但其对于良好网络秩序的维系却有长远影响。此外，政府在网络失序治理中应当超越单纯的监管者角色，积极发挥行政机关在影响力、信息保有等方面的优势，对网络主体进行引导，以非强制的行为方式介入网络失序治理与网络秩序维护。从治理效果及施行强度上来看，政府网络监管强度高于政府引导，政府引导强度高于网络主题自律，而治理效果则恰好相反。

1、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应充分认识政府对网络的监管手段对于网络秩序的维护只是途径之一，是对网络主体自律及政府引导不能消解失序现象的一种后继性措施，因此，在立法界定政府网络临管职权范同时必须持谨慎、克制的态度，严格临管权力运用的实体与程序方面的规定，避免立法授权政府监管行为介入过宽或者介入阶段过早，从而使网络主体自律及政府引导充分发挥作用并预防政府网络监管权力的恣意运用。

2、网络监管立法内容的主要指向是政府网络监管行为，但网络监管立法的价值目标应当在于网络自由的维护。网络信息的自由、高效流动是网络对人类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关键因素，也是网络向身意义的体现。无论是参与网络行为的网络主体，还是执行监管职能的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尊重、维护网络自由。网络自由包含信息流动的自由、表达自由等多项内容。监管、引导与自律相结合原则要求网络监管行政立法既要保证政府通过履行监管职责治理网络失序从而确保网络自由的实现，也要确保政府网络监管行为不会对网络自由的实现构成新的威胁。

3、监管、引导与自律相结合原则对网络监管行政立法提出另一个要求，即网络监管立法应当注重网络主体自律及政府引导对于维护网络秩序的重要性。政府监管作为一种外部干预模式，必然会对网络秩序的维护起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依靠政府干预得以维护的秩序是刚性的，在稳定性和长效性上低于组织内部的自发秩序，也低于政府引导网络形成的秩序。多数网络失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网络自律，只有良好的网络秩序是在网络主体自律之下自发形成的，这种秩序才是最为稳定与持久的。当然，对网络自律的强调行不排斥政府网络监管在一定范周的作用，网络自律的形成也需要政府网络监管职能部门予以引导。

(三)比例与利益平衡原则

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直接目标在于维护网络秩序与网络自由，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在网络监管主体之间分配权利义务的手段来实现的。因此，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必须在不同网络主体的网络权益之间做出合理、平衡的分配。

利益平衡原则要求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对不同监管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做出合理界定。网络用户存网络监管立法中的定位，应当限于不得滥用网络自由，即不得借助网络侵害他人、集体及公共权益的一种自律；网络运营商之于网络监管行政立法，负有的责任应当超出网络用户，不得滥用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是网络运营商的基本义务，网络运营商还应当负担禁止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信息发布的义务，保证自身所提供之网络信息服务符合法律规定。此外，网吧等公共互联网经营场所也应当在网络监管行政立法中承担合理的责任，网络监管中的重点之一——网络空间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需要网络经营场所恪守法律规定，严禁未成年人进入公共网络经营场所，另外，还应承担不得为他人从事危害网络秩序的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义务。利益平衡原则对网络监管行政立

法的指导意义在于禁止不合理的权利义务分配，以保证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获得预期的实施效果。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对整个行政法的研究与实践起到整体的指导作用。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为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保持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比例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中作为行政法律规范的补充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调整，更为重要的是，比例原则反映了行政法的控权理念，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以“杀鸡用牛刀”的方式行使行政职权，以免对行政相对人造成非法侵害。这一体现为基本原则之一的控权理念不应仅停留在规制具体行政为的层面上，其同时应当构成行政立法所应秉持并受其规制的一项原则。

政府网络监管必然导致政府监管权力与网络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政府的监管行为也会直接影响网络用户、网络运营商等网络主体的权利，因此，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必须遵循比例原则，在对政府监管行为进行法律设定的时候充分顾及监管对网络自由与网络主体权益的现实影响，尽量防止设定的监管行为存在对网络自由、网络主体权益造成不必要或者过大的侵害的可能。任何一种政府监管行为获得法律的授权，必须以治理网络失序的需要为前提；任何一种监管行为的界定，必须不得超出达成行政目标所需要的合适尺度。

(四)技术中立与促进网络发展原则

技术中立原则本在版权法上使用，意指法律不会因为新科技或技术可作为侵权工具之用途，就直接认定该技术提供者必须负起侵权责任。技术中立原则在网络监管行政立法语境中的具体要求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方而，法律对网络空间的监督管理止于网络主体的行为规制，不得直接以技术为规制对象，不得以此对技术的发展形成不利影响或现实阻碍：另一方而，技术的发展必须秉持中立，技术不得由于政府网络监管的需要而成为实施监管所需的单纯工具。应该说，前述任一方面得不到实现，必然对网络技术健康、迅速的发展形成阻碍，从而出现“因噎废食”的不良后果。

网络失序产生于网络发展，网络监管为应对网络失序而生，从这个角度观察，网络监管在网络发展的大背景中充当的是网络健康发展维护者的角色，这一认识应当贯彻于网络监管行政立法之中。网络监管行政立法中对监管行为的规定应当服从于维护网络发展的目标，而不是“喧宾夺主”使自身成为目标。

促进网络发展原则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政府对网络的监管必须建立在充分需要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对网络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不能简单地采取监管手段，而是首先充分依靠其他非行政手段予以引导解决，仅在网络自身力量与政府引导不能克服失序现象的情况下方可采取政府介入监管的手段。如果将政府监管作为应对网络失序的首选方案，动辄政府强力介入，网络自由难以得到真正实现，网络发展必将受到迟滞甚至阻碍。政府对实施网络监管采取足够谨慎的态度，是确保网络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五)公众参与原则

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问题实际上就是行政立法程序中的公众参与问题。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是民主立法原则的体现，是相应法律文件具有公正性和正义性的基本保障。政府网络监管行为直接关乎公众与网络相关权益的实现与否，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将不可避免地对公众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是监管法律规范科学性、可行性的坚实保障，也是监管法律规范取得良好实际效果的关键所在。

行政立法的权力主体是行政机关，亦即行政机关对行政立法拥有决定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之外的主体在参与行政立法过程的问题上受到绝对的排斥。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行政法规、规章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汪会等多种形式。这一规定为网络监管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行政机关在制定网络监管法律规范的时候，应当遵循立法法的这些规定，为公众参与立法进程创造条件，并在立法形成过程中认真考虑、吸纳公众意见，真正做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实际上，网络自身的信息优势为网络监管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提供了独特的平台。网络监管立法主体可以借助互联网就相关立法事项征求公众意见，这种做法充分利用了网络信息传递所具有的广泛、高效等特点，相较传统的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具有对象更广泛、意见更真实的特点。利用网络平台在网络监管立法的起草阶段征求公众意见，使公众能够切实了解公众意见最终在网络监管立法中的体现程度，从而对政府的行政立法行为构成一种外部监督机制，尽管我国立法没有对公民监督行政立法做出相关规定，但是公民通过网络参与监管立法的意见征求过程并最终对监管法律规范做出监督，必将有益于网络监管行政立法行为的科学、民主与可行。

四、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改进与完善

(一)贯彻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基本原则

积极利用网络平台的信息优势，在立法进程中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建议，提高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程度；政府在进行网络监管立法时必须恪守监管、引导与自律相结合原则，重视政府监管、政府引导与网络自律的协同作用，尤其注重政府引导与网络自律等非强制手段对治理网络失序的作用；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在具体内容上应当充分体现技术中立与促进网络发展原则和比例与利益平衡原则，并且在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实现政府网络管制立法的法制统一。在进行积极的实践探索并充分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应当积极制定法律位阶较高的行政法律规范。《互联网站管理协调工作方案》对于网站管理工作做出了成立“全国互联网站管理工作协调小组”的机制安排，这对目前多部门统一协调开展网络监管十分有益，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可以借鉴设立类似的相应机制或将这一适用网站管理的协调机制上升为网络监管的协调机制，在监管主体多元的情形下确保网络监管有序、协调、有效地进行。

(二)明确政府违法网络监管的法律责任，建立政府网络监管救济机制

设定明确的法律责任是控制规范行政权力行使的重要方法，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应当纠正立法中违法监管责任缺位的现状，对政府违法实施网络监管规定行政责任。同时，积极建立政府网络监管救济机制，对在政府网络监管行为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权利恢复受损权益的法律渠道。为此，首先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将因政府违法监管导致网络私权主体权益受损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避免监管相对人在认为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下无从请求救济；其次应当将因政府违法网络监管导致权益受损的情形明确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旧家赔偿法第三条至第五条明确规定了行政赔偿的范同，全同人大日前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中明确将获得赔偿的情形限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情形，因此需要通过对国家赔偿法做进一步修正，才能将行政机关违法网络监管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三)形成网络监管行政立法的检讨机制

前文在讨论行政立法在网络监管问题上较之人大立法的优势在其可以较好兼顾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与规制对象的易变性，但是，“法律的‘时滞’问题会在法律制度的不同层面中表现出来”，滞后性是任何法律规范都无法避免的局限。由于行政立法在程序上与人大立法相比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可以对易变的规制对象做出及时的规范回应，然而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另一个角度阻止了行政立法过于频繁的变动，如此网络监管行政立法不可避免地会对网络空间产生的新问题未有规范。对此，网络监管行政立法机关应当建立对网络监管立法的检讨机制，定期评估法律实施效果，形成连续的检讨意见建议，为相应的立法修正提供参考依据，从而确保网络监管行政立法良好的实际效果。

(四)重视网络自律与国际合作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使其与现实世界相对，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网络在世界范围内的充分发展极大地淡化了地理意义上国家疆域的概念，世界在网络空间中成为一个相互联通的整体。网络空间的全球一体化对政府网络监管提出了国际化的要求，这也必然成为完善网络监管行政立法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尽管各国网络监管范围、方式等政策具体内容不一，但是对于普遍的网络失序现象，比如色情暴力信息泛滥，各国普遍持否定态度，这也为政府在网络监管上开展国际合作奠定了现实基础。网络空间的一体化、信息高效流动等特征也对政府网络监管提出了挑战，政府不应积极介入干预网络运行不仅是出于维护网络自由的考虑，更是对政府监管有限性的顾及。网络秩序的维护更为侧重的还是政府对网络的引导以及网络私权主体与从业行业的自律，网络监管行政立法必须从这一角度出发设定政府网络监管的范围、条件以及方式，在网络私权主体与行业自律与政府非强制性的引导失效的情形下允许政府监管作为外部强制力量介入网络秩序的维护，并在实施监管的同时仍注重引导、自律等手段的使用，以多种方式联动维护网络秩序与网络自由。

[责任编辑：王篆]

作者：傅思明 曹文祥

第二篇：积极探索网络监管努力拓宽监管领域

当前，互联网的触角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如何拓宽监管领域，创新监管方式，对企业通过互联网经营活动实施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各级工商部门思考的重要课题。自2005年起，苏州市相城工商局努力适应交易行为网络化的新特点，对网络监管工作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对企业网络宣传、网络广告和网上交易等行为的巡查监管，较好地保障和维护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一、加强网络监管势在必行

(一)互联网经营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营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网络信息具有突破时空地域的穿透性、信息传递的快捷性、受众人群的无限性和主动性等优势。广大企业已经逐步接受和选择利用互联网对外宣传商品和服务，进行网上交易。目前，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网站或网页，通过调查，企业网络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未经核准登记，擅自以企业名义在网上发布广告，进行网上交易：二是对企业的基本情况和信誉状况作夸大虚假宣传，如刚设立的企业就宣称已有20多年生产历史，宣称本企业拥有未曾取得的或子虚乌有的荣誉：三是对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作虚假表示。如未取得产品质量认证却宣称已通过了认证：四是对产品的质保、保险及售后服务内容作含糊不清的表述，误导消费者，如未取得产品责任险，却作出与之相反的宣传;五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违法行为。因此，工商部门探索网络监管工作势在必行。

(二)加强网络监管是工商部门的职责所在。网络广告作为一种广告形式，突破了传统的平媒广告、电视广告、户外广告等形式，信息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对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监管，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是工商部门的职责，企业的网络宣传和广告信息及网上交易行为应该纳入工商部门的监管视野和范围。我们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拓展监管领域，更好地履职尽责。

二、探索网络监管新方式

网络监管是一项新型的工作方式，必须以创新的理念和思维，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提高，不断健全和完善监管工作的机制和体系。

(一)强化创新意识，敢为人先。创新是不断取得进步的原动力。网络监管作为一个全新的监管工作领域，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和经验做法可以依托和借鉴。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领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以与时俱进、时不我待的责任心，拓展监管领域，创新工作方式，开创一个健康、真实、公正的网络经营秩序。

(二)努力探索网络巡查新方法。随着辖区经济主体总量不断增加，传统的以条线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监管要求，应结合辖区各类主体的分布及监管干部的实际情况，将辖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对企业进行网络巡查。在实施网络巡查时，应做到“三查三看”。一查所有企业，看企业网络广告的发布情况，全面了解辖区内企业网络广告的发布状况。引导企业利用合法手段谋求企业的发展。二查重点行业，看是否存在虚假宣传行为，打击非法。三查特定企业，看违法宣传行为是否属实，当巡查发现或他人举报企业有违法网络广告时，针对性上网搜索查看，检查网络广告内容的合法性，查看有无违法行为，轻者教育规范，重者打击查处。

(三)提高执法人员素质。目前工商系统干部队伍由于年龄结构、学历层次及工作阅历等方面的原因，信息化技术和业务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必须要从培养和提高干部队伍的综合水平为抓手，既要熟练操作电脑，又要熟悉各方面业务知识，夯实网络监管人员的基础，才能自如地搜索企业发布的网络信息，才能运用掌握的业务知识鉴别和发现其中存在的违法现象，查清违法事实。

(四)制定和完善网络监管制度。网络监管工作是一项全新的领域，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加以规范：第一，明确网络监管职责。负责本辖区企业网络广告的监测，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定网络监管计划，承办违法网络广告案件，保养、维护好专用监测设备。第二，确定网络监管内容。根据工商机关的职能和基层工商分局(所)的工作特点，确定网络监管内容，即发布网络广告经营主体是否合格，有无存在无照经营活动或超越经营范围：竞争行为是否合法，有无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商标使用是否正确，有无存在假冒注册商标、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网络广告内容是否存在虚假成分。有无存在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第三，确定网络监管程序。根据工作安排，制定网络监管计划，列出巡查企业名单，巡查情况如实录入相应监管台账。发现涉嫌违法的，应下载、打印网络广告内容的网页，报分管领导复核确认。经初步调查，网络广告违法行为成立的，应及时立案查处。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制定重点检查计划，对涉嫌违法发布网络广告的企业进行实地检查，锁定证据。监管人员在实施网络巡查过程中，应严格依照网络监管程序进行。第四，完善网络监管内部规范。要制定《网络监管规范》，根据监管工作需要，逐步完善网络监管的内部规范。建立《网络管理台账》，明确记载网络巡查的时间、企业名称、网络内容、有无违法行为及处理建议等基本项目，由监管人员签名后交分管局长复核后归档。台账的建立，既丰富了监管资料，又保证了监管工作连续性。从而确保了网络监管工作有效顺利开展。

三、解决瓶颈问题，深化网络监管工作

(一)加强《广告法》的修订工作。在传统意义上的广告监管工作中，广告制作者、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是极易确认的，而网络广告有其特殊性，往往是广告经营者制作了网页挂靠在某些网站和搜索引擎上，如何界定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并应承担何种违法责任，是有效实现网络监管和行政执法的难题。

(二)修改和补充网络监管程序。对网络经营行为的违法事实调查取证及证据锁定，与以往的调查取证方法有着明显区别。企业在互联网上进行虚假宣传等行为，证据一般只存在于网页上，修改十分便捷，很短的时间内网页就能变样，证据就会灭失，违法事实就难以用证据固定。我们目前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在办公室上网查询打印，但因没有当事人的确认，法律效力不足：二是集中力量到当事人企业上网查询后由当事人确认，但这里涉及到工作量的增加或当事人择机修改网页的问题。因此，应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操作规范加以明确，便于执法办案，防止出现错案。

(三)深入基层经济户口管理网格化监管工作。企业利用网络宣传自己产品和企业形象越来越普遍，作为监管市场竞争秩序的主力军，工商部门应充分利用企业网络广告这一平台，结合日常网格化监管工作要求，以网络监管工作为切入点，发现企业的违法经营行为，制定相应的巡查计划，实施有的放矢的实地检查，实现对企业经营情况的实时监管。

(作者单位：苏州市相城工商局)

作者：朱雪明　黄专一

第三篇：信息化时代的网络舆论与网络监管

摘 要：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舆论的范围得到进一步地扩大，一方面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获取信息的渠道，使大众传递自己声音的方式变得丰富而多彩。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度大等特点，使得网络舆论更容易在现实社会中激发矛盾。面对此种情形，如何建设网络舆论的正面形象并消解其负面效应，采取何种有效的监管手段，是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关键词：信息化时代;网络舆论;网络监管;规制

信息化时代的网络舆论是指网民以网络为平台，通过一些网上的即时通讯工具，以网络语言或其他方式对现实社会及各种现象表现出来的态度、意见、情绪等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一定的持续性。[1]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它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让言论表达不再单一，同时又滋生了新的矛盾，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本文试图从网络舆论的正反两个面相分析，抽丝剥茧，探讨出网络舆论所需的多种监管措施。

一、“正”的面相： 网络舆论在社会中的重要功能

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借助于网络这一全新的信息传播媒介，网络舆论得以快速的汇聚。它在给我们生活带来全新体验的同时，也在重塑整个社会，上到政府，下到公众百姓，无一不被网络舆论影响着。

(一)网络舆论有助于政府了解民意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民众表达意愿、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在提升执政能力、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网络舆论是反映社情民意的公共舆论空间，它的出现，使人们有了更加自由宽松的话语表达权。一个典型的例子，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积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力推“简政晒权”，打造“阳光政府”;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央政府各部门集中晒出“权力清单”，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评论。[2]而这种关注在网络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网络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可以看到网络争论和批评中网民的情绪和倾向，也可以看到网民对党和政府的各种意见和建议”，[3]社会力量形成势不可挡的民意洪流，在网上表达的淋漓尽致。“民惟邦本，本国邦宁”。政府通过察看网络舆论，可以清晰地了解民之所愿，从而做出相应的整改，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虽然这种舆论不能代表中国全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全部心声，但它至少为政府明社情、悉民意提供了有利的渠道，比实地考察来的更加迅速，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入。

(二)网络舆论有助于公众知情权的扩大

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知识的权利。网络空间覆盖面广、信息量大，伴随着某一事件的发生，各种意见、言论、争辩充斥着网络，正反两方面观点大量汇聚，网民只需利用强大的搜索引擎进行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把相关的信息和文字材料汇于自己的关注之下，并通过阅读各方对此事件的报道，从而了解此事的发生经过及后续进展。相较以前的传统媒体而言，这种方式快速而又方便，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互联网熟知各种消息与政策，了解国内外的最新动态，进而在网上进行交流与讨论。

于2014年3月8日凌晨2点40分发生了马来西亚航班失踪事件，早上8点29分，法新社就报道了这一消息，在随之各大媒体、各大网站也陆续公布马航失联，此间获得了大量网民的关注。①这个案例很好地诠释了在网络舆论的发展下，公众的知情权不断得以扩大并综合利用。

(三)网络舆论有助于监督权力的运行

网络舆论是中国民主进程中不可忽视的言语力量，如今，网络舆论监督已经作为一种新兴的监督方式在发生作用。以2009年云南发生的“躲猫猫”事件为例，②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云南省委宣传部迅速组织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并公开面向社会邀请网友和社会人士参与调查。最终敲定由15人组成委员会，其中有8人是网民和社会人士，主任和副主任均由网民担任，这在以前是史无前例的。云南省相关部门的这一做法，不仅在第一时间回应了社会公众，体现了对网络民众舆论的重视与尊重，也同时采取了实质行动，压缩了谣言滋生的空间，让权力没有跨越底线，始终运行在正常轨道上。

权力的运行必须得到公众的监督，而网络俨然已经成为一面镜子，一面公众监督的镜子，权力者的一举一动都在镜子中得到折射，可以说是一览无遗。正是有这种监督的存在，才能让权力暴露在阳光之下，让权力明白只要脱离正义轨道运行，就很可能被撞得粉身碎骨。

二、“负”的面相：网络舆论给社会带来的困境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网络舆论在给社会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由于它的一些自身的特点引发了不利局面的形成。

(一)网络舆论容易造成信息误导，影响社会稳定

网上舆论众说纷纭，一时之间很难辨别真伪。许多人都是在盲目的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对所获取的信息不加思索和提炼就进行评论和转发。加之我国的网络用户众多，③在这种情况下，错误的信息带着极强的煽动性和破坏性，以雪崩式的效果传播开来，从而引发信息传递的蝴蝶效应。信息误导的后果便是扰乱社会秩序，若任其发展，则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2008年发生的贵州瓮安县“6·28”事件最终酿成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就与网络舆论的引导不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网络舆论违法成本低，而执法成本高

在网络舆论违法这个问题上，“违法成本低”是指网民发表违法违规的言论，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制止与惩罚，使其能肆无忌惮地在低成本的状态下继续发布大量虚假或违法言论，并让它们大规模扩散。与此相对应，鉴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后果无责任性等特点，若要对此种行为进行规制，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时间的长久性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但是非但处理效果不尽如人意，执法成本也远远大于违法成本，产生了所谓的高执法成本。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形势，才会使得这一行为屡禁不止，并且往往有拔高的趋势。

(三)网络舆论对私人领域造成了侵害

无序、放任的网络舆论将可能给社会公众的私人领域带来某些根本性的颠覆。[4] 2007年7月17日，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知名论坛流传一篇《史上最毒后妈把女儿打得狂吐鲜血》的帖子，帖子援引江西某电视台的报道，讲述女孩被后母毒打吐血的事，引起激烈的讨论和巨大的反响，数百万网民的口诛笔伐，却致使当事人几欲自杀，然而最终证实媒体前期报道的是虚假新闻。④这样一个原本普通的事件，却因为网络这一全新信息媒介的介入，迅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障碍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后母陈彩诗被推到了舆论风暴的中心。在网络舆论所呈现出的强大道德与社会压力面前，欲解释却无人信，欲申冤却无处说。除了忍受继女冤枉造成的痛心外，还要面对网络舆论带来严重的“二次伤害”，隐私权、人格尊严、名誉权等合法权利都遭到了严重的侵害。[5]

三、建设“正面”与消解“负面”：网络舆论所需监管措施的多维度阐释

(一)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监管法律法规，整治网络秩序

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能使网民的行为更加地有序、理性、合法，也能保证网络环境的清澈明朗。但目前我国的相关立法依旧无法满足网络发展的需要。以下列举了一些法律条文来进行适当的说明(见表一)。

从上述所列法律条文可得知，虽然我国已经有不少关于网络舆论规制的立法，但依旧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从总体上看，这些法律法规都是从宏观角度提出要求，而没有配套的措施来规范实施，粗线条的立法无法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所有法律问题。其次，没有一部关于网络方面的“基本法”，所有法律法规阐述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各部门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立法重叠的现象严重。再者，法律的威慑力度不够，低惩罚性让传播不当舆论的网民卷土重来。因此，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监管法律法规颇具重要性，不仅可以为公众提供一个指引性的预测和评价标准，引导他们正确行使网上的言论自由权。而且可以为网络舆论确立权利的边界，在约束舆论的同时，为正当的言论自由提供制度保障，避免走入舆论管制的极端。[6]

(二)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明确意见领袖的牵头作用

网络环境是虚拟的，碎片化的议论可能会隐含着一些负面的情绪，甚至会扭曲事实。网络监管者的责任，旨在加强网络管理的力度，对网民发布的侵权信息尽到谨慎审核的义务，积极引导网民自觉维护网络空间的法律秩序，对于未认真履行自己职责监管者应予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7]

同时，根据网络传播学中的“马太效应”，要精心打造网络舆论的强势论坛，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网络舆论意见领袖。他们可以在关键时刻把握大的话语权，发布权威信息;可以及时澄清事情真相，防止以讹传讹;可以引领民众理性思考，启发群众不盲目跟风，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可以将松散的民意汇集起来，运用他们本身所积累的社会身份权力，为底层民意代言，进而促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策略性调解。[8]只有持续发力、深化行动，管理领导体制与意见领袖牵头双管齐下，才能使得网络空间逐步清朗起来。

(三)增强网民的道德自律意识，提升网络舆论的质量

在互联网这个大环境下，要改善网络舆论的现状，仅有网站监管者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广大网民的大力支持。⑤网民良莠不齐的特点也让网络舆论意见的质量处于参差不齐的状态。面对此种情形，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网络受众作为网络舆论的主体，要注重提高自身道德规范和理性精神，培养自主型网络道德意识，要明确自己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提升社会责任感，学会从公众的综合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有效规范自己的网络舆论行为。其次，要养成公正、客观、谨慎的评论作风，不过度发泄不良情绪，自觉维护网络秩序，有序参与网络讨论。第三，要提高自己的信息辨别能力和认知水平，理性看待网络信息，做到不盲目跟风，不非法散播谣言，明智、理性的作出选择和判断，共同维护网络的良好秩序。[9]只有人人都做负责任的网络公民，人人都拥有辨析和理性传播民意的能力，网络舆论的质量才会提高。

(四)推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⑥相结合，发挥双重监管功效

基于专业化和职业化，传统媒体的意见品质明显高于网络舆论，因而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对网络舆论有显著的影响力。而推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不仅可以使传统媒体的内容通过多渠道、多平台展现，让正面声音在网络空间进一步放大，而且可以提升网络舆论的质量，为网络舆论监管发挥效用。一些热点新闻经过传统媒体的过滤和积极引导后，网民偏激的意见会得到净化和沉淀，再由网络媒体进行适时的转播，效果远远超过直接转播。新旧媒体的融合，是传媒领域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也是不可回避的发展趋势，要懂得如何利用这一趋势为网络舆论服务，才能找准落脚点，保护网络秩序的根本。

参考文献：

[1] 王曙光.略论网络舆论的法律规制及其理论前瞻[J].法学杂志，2011，(4).

[2][3] 半月谈.政府晒权力清单，舆论评改革之举[J].2014，(5).

[4] 胡灵.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边界[J].法学论坛，2010，(5).

[5] 罗扬.网络与司法困境与契机并存—由药家鑫案引发的法律思考[J].河北法学，2012，(1).

[6][7][9] 王海英.网络舆论与公正司法的实现[J].法学论坛，2013，(2).

[8] 曾繁旭.网络意见领袖社区的构成联动及其政策影响—以微博为例[J].开放时代，2012，(4).

注释：

①3月12日，总部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高科技公司DigitalGlobe表示，多达60万人登入该公司旗下一个网站，利用该公司所拍摄的人造卫星影像进行搜索，希望能在面积广达3200多平方公里的公海，找到已经失踪了5天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班机的踪影、残骸或碎片。由于登入的人数太多，该公司的伺服器负荷过重，一时间应接不暇。在香港时间周三早上，网民已无法登入该网站。

②该案件起因于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的一起死亡事件，24岁男青年李乔明在看守所中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头部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迅速发酵，众多网民纷纷质疑其真实性。于是，一场以“躲猫猫”为标志的舆论抨击热潮迅速掀起。

③截止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了3.7个百分点。见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4-01/16/c_126015636.html.2014年4月25日访问。

④史上最毒后妈事件真相调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7-08/01/content_6461189.htm，2014年4月26日访问。

⑤据中国互联网信息研究中心统计，在我国2亿多的网民中，24岁及以下的人数占近51%，近80%来自社会底层，有74%的网民收入在2000元以下，教育程度在大学以下的人占了较大的比重。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

⑥传统媒体是相对于近几年兴起的网络媒体而言的，以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即通过某种机械装置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信息或提供教育娱乐的交流活动的媒体，包括电视、报刊、广播三种传统媒体。

作者：李梦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