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西方绘画倾向于以一种现实的方式来表达对象，其技术表达要大于精神表达，而中国传统绘画则着眼于形式与神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形式来传达精神。今天，当中西文化广泛交流和联系时，就需要探索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本文通过比较中西绘画的美学思想，探讨二者之间的美学差异，进一步理解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涵。

第一篇：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

银行存贷中西差异

德克夏银行的拆分命

2011年10月4日，比利时、法国、卢森堡三国政府联合宣布了对德克夏银行(Dexia)的分拆方案，这家大型跨国金融集团在遭受2008年袭来的金融危机重挫之后，终于顶不住第二波的欧债危机冲击，成为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家银行。

德克夏银行从1997年至2007年的十年间，总资产从1860亿欧元飞快上升到6046亿欧元，累计增长2.25倍，年均增速达12.5%，保持着西方银行少有的持续扩张，也曾在2010年“财富500强”中排名第49位，经营业绩可谓辉煌。但为何又急速地转为衰败而被分拆呢?这由其经营方式使然。

德克夏银行带着西方银行的基本特征，在其存贷款业务的数据上表现得特别鲜明充分。其2005年至2010年期间的经营指标，在总负债结构中，存款比重不大，基本保持在18%-23%之间;其他负债中，同业拆借占18%-33%，债务凭证占29%-38%，其余有次级债等，除了危机的这几年，各项负债基本稳定在一定的区间里浮动，变动的幅度不大;第二，贷款不少，贷存比极高。从2005年至2010年，贷存款比分别达到197%、195%、191%、322%、293%、283%。这是一个极高的比率，甚至已成倍于西方银行的一般控制额。

截至2010年末，按照该行23%(存款比重)×283%(贷存比)=65%的计算，即该行65%的资金都集中用于贷款业务上。问题在于，该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信贷资金并不完全通过存款资金取得匹配平衡，其流动性主要依赖于资金总量的平衡，命运也就系在市场融资上。一旦遭遇金融动荡危机，必定首先冲击同业市场，当各银行纷纷捂紧口袋，借新还旧难以为继，并使资金价格走高，这种高杠杆支撑赢利的经营方式就十分艰难。正是在资金成本高企与流动性缺口双重打击下，德克夏银行风险连连，不得不乞求政府的干预处置。缺乏存款或许正是西方银行流动性脆弱之处。

西方银行在存款缺乏的情况下，依然热衷于贷款，能将银行的贷款功能发挥到极致，这种经营方式源于何种经营机制呢?依中国的银行看，德克夏银行的风险本不该发生，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绝然不同，中国的银行以存定贷、贷存比受限，无论如何生不出这类风险。问题的核心回归到存款，而揭开中西方银行经营差异的钥匙正是存款。

存款一直是银行最重要的负债之源，决定着经营规模、实力和方向，垒筑起经营的基本平台。在中国，存款有多大银行家的舞台就有多大，也铸就了银行的命运，别无哪项业务敢与其重要性、基础性争高下。进入现代社会的银行，依旧眼巴巴地盯着存款，恭恭敬敬地服务、守候着存款人，何况存款背后牵连着一个数亿国民庞大的社会呢。

可西方银行的经营方式不一样，尽管西方强国财富比我们更多，但西方商业银行存款却不比中国的银行更多，这是症结所在，也是导致经营方式与监管政策差异的根本原因，经营风险与赢利模式就大相径庭。

商业银行的基本功能是存贷汇，中外银行同宗，大小银行同源，差异不会过大。有人说，西方银行不愿意放贷，以服务为主。这是外行之见，或只从数字上做个想当然的推断，并不了解银行运作之门道与经营本性。

从宏观看，不放贷款何以创造货币乘数?何以资产证券化?从微观说，不贷款何以满足客户信贷需求?西方企业同样依赖贷款，信贷让银行获利，并派生存款，只是中外银行创造存款的路径、效果各异罢了。正是存款的种类、数量与比重不同，贷款方式、结构与处置不同，造就了中西方银行不同的经营方式，业务产品、赢利模式也就这样形成了。

当然，风险观亦不同，西方模式下流动性风险最大，尽管对于个别银行经营而言，资金平衡远比存款平衡更容易，它有发达灵活的金融大市场支撑。但是，一旦大危机袭来时，系统性风险的杀伤力更大，一荣俱荣、一败俱败，在美欧金融危机中充分地显现出来，而德克夏银行就是最先崩裂的最薄弱的那一环。

西方银行存款的缺失

经营方式是资本对市场资源与需求做出的选择，就银行而言，存款起着决定性因素。存款的稳定性与结构、存款的规模与期限，赋予银行不同的经营命运，形成银行间经营方式差异的根源。

个别银行存款增量上不去，这是它自身的竞争力问题;当所有银行存款都不多，就是市场方式本身特征。在中国，无论中外资银行都在拼命地追逐存款，否则一切皆空。

不妨比较一下十家国际大银行的存款余额。据披露，截至2011年6月末，工商银行20274亿美元、汇丰银行13190亿美元、摩根大通银行10487亿美元、美国银行10384亿美元、瑞士银行10024亿美元、巴黎银行9726亿美元、桑坦德银行9569亿美元、花旗银行8663亿美元、富国银行8536亿美元、巴克莱银行7366亿美元。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特征，工行与西方大银行之间的存款余额是一种倍数的关系。

存款增量不多、增速不大，也是西方银行的特征。据对十家欧美大型银行的数据分析，2006年至2010年五年中，半数银行的存款年均递增在10%以下，也有负增长的;少数银行在15%-19%间，主要形成于收购并账因素。例如，巴黎银行在2009年收购了比利时富通银行，使得当年存款余额增长46%，并一跃成为欧洲存款第一大行。对比之下，中国银行业从2006年至2010年间，存款余额从30.0万亿元增加到73.3万亿元，年均增长28.8%，年递增19.6%，每年都呈现两位数的增幅，直接推动了银行规模的扩张。

西方财富多而银行存款不多，是银行未重视吸收存款，还是客户无意愿存款?这是一个国情问题，更是市场本身的特征：一定是存款被其他金融渠道分流之故，一定是银行利率不能满足存款人需求之故。显然，过大的中西方银行差距表明，不同的资金来源必定形成不同的经营方式，中国银行业负债的扩张由存款引发，而存款少的西方银行业务一定开辟金融市场。

存贷款资产占比不高

我们选择欧美十家国际大银行，对其2011年6月末存款、贷款比重的分析可见，在西方银行资产结构中，信贷资产比重普遍不高，一般只占25%-55%左右，而投资、交易类及衍生品资产的占比不低。在西方银行的负债结构中，存款比重一般也不高，也只有21%-55%左右。

在存、贷款难以持续增长的情况下，银行的经营空间一定转向投资交易市场服务领域伸展，从金融衍生品市场寻找出路，其他业务的比重就显著提升。金融衍生品、回购款项、应付债券类业务的比重大，这是西方银行在资本趋利下必然的市场选择，经营也趋向复杂化、多样化。

对比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截至2010年末，存款占总负债比重分别为88.2%、90.7%、77.1%、89.8%;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分别为49.2%、46.3%、52.9%、51.1%。这样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中，业务种类自然单纯，在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下，银行业务领域及经营模式反倒变得十分简单，经营风险涉及的范围更窄。

应当清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是社会金融需求与金融监管政策的缩影，尽管各家银行有所选择，但在市场规律面前首先是适者生存。对比之下，中西方银行经营范围的差异在存贷业务之外，中国的银行选择经营空间的余地不大，而西方银行全方位介入市场，进入衍生品、证券投资领域，扩大了三分之一的业务市场。这可是个经营大空间，既创造中间业务收益，也形成了各自差异化的经营特征。

存贷比差异

据英国《银行家》杂志披露，2009年世界银行业的平均贷存比为87.35%，其中，东欧最高为114.58%，西欧98.38%，北美79.45%，亚洲77.61%等，这是美国金融危机泛滥中的数据。而在2008年危机刚露头时，全球平均贷存比更高，达到103.74%，比2009年高出18.76个百分点，其中，西欧121.02%，北美100.29%，东欧111.71%，亚洲85.04%等，更真实地反映出国际银行业中贷款业务的重要地位，也表现出西方银行强烈的贷款欲。

金融危机中北美的银行贷存比下降20.84个百分点，西欧的银行下降22.64个百分点，降幅极为罕见，商业银行应对流动性风险必然收缩贷款，引起整个市场货币与信贷的紧缩。

从对欧美十大银行的贷存比分析可见，西方国际大银行贷存比整体较高，尤其欧洲的银行，如桑坦德银行、巴克莱银行、巴黎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持续都在100%以上，早已固化成一种经营方式。如此高企的贷存比令人咋舌，贷款早已将存款透支殆尽，资金敞口很大。显然，这种经营方式在中国市场上不允许、行不通，在中国，《商业银行法》规定了贷存比75%的上限，银监部门依法进行严格监管。

其实，贷存比只是一个中国概念，西方国家并无此项监管限制，存款准备金亦不高。银行贷款只需资金的平衡，无需存款的配比，贷款规模不受制于存款，只受制于资本充足率等风险内控制度。因此，欧美商业银行具有充分的贷款自主性，它们更着眼于把握整体的资产负债表，在信贷市场上更加灵活，并与多种业务贯通起来，没少放贷款，也没少收利息，更带来了其他收益。

贷款的市场切入点差异

简单地从贷款户类别作区分，中国的银行多发放工商企业法人贷款，西方银行多发放个人贷款，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种鲜明的反差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市场根源。记得1992年，当我第一次听说花旗银行信用卡收入占业务总收入过半时，大惑不解，诧异得猜不出谜底。那时，中国的贷款姓“公”不姓“私”，没有开办个人贷款，银行支持经济发展等同于对企业放贷，教科书也如是说。如今走过了20年改革之路，当中国的银行个人贷款慢慢地提升到二成比重时，人们渐渐地认识了西方银行。

西方市场经济的基本动力是消费，而中国经济中生产投资驱动力更强，不同的动力源，导致银行信贷对经济的接入点不同，贷款品种、期限、数额及贷款人各异。从中美大型银行生息资产的对比中可见，2010年度美国大型银行对公司类的贷款只占17.23%，而中国的银行对个人信贷业务只占15.07%，恰恰相反。贷款切入点至关重要，一方面反映了两国银行具有不同的经营方式，另一方面反映出银行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功能的差异。

从一般市场原理分析，消费类贷款是启动市场的重要杠杆。当信贷从消费端切入市场，资助了消费者购买商品，使产品得以完成向商品的有效跳跃。其意义，使商店回笼资金，继续向生产企业订单，体现由市场需求推动企业组织再生产，形成良性的循环。在这种由消费决定生产行为的市场模式下，政府总是惯用推动、扩大社会消费来组织推进经济的发展。除了信贷功能，银行还创造信用卡等透支工具来推进国民的消费需求，从中收获到佣金等收入。

而当银行贷款从生产企业环节切入时，形成了另一种再生产模式。尽管企业向商店销售产品，最终经由消费者购买后，完成生产到消费的循环，但生产并非直接决定于市场消费。企业得到贷款容易盲目地扩大生产能力，形成产品库存积压，而当政策仍然不断导向银行放贷支持生产时，信贷效率必受影响。

西方银行经营特色

市场有神灵，天无绝人之路。缺少存款的西方银行，贷款业务一样顺风顺水，有滋有味;表面看贷款业务似乎温存，骨子里如虎似狼，显露出银行经营的本性。它们遵循着自己的游戏规则，建立起西方银行特有的经营秩序，几百年传承至今，自有经营之门道。

不是银行存款少吗?监管当局从来不以贷存比设限，也不对信贷规模指标控制，于是，商业银行贷款解脱了存款数量的硬约束，只需把握住银行流动性比率即可。尽管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严格的监管，但市场同样创造出资产证券化工具及多种销售渠道，能将贷款转化成其他形式的金融产品，银行随时将过量的贷款销售到金融市场中去。

金融市场有两大服务功能：其一，为融资者服务。提供筹融资过程中的信贷、结算、发债、上市等各种金融服务，满足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种种金融需求。其二，为投资者服务。提供交易平台、渠道、产品和工具等各种金融服务，满足分配过程中的金融需求，使存款人收获利息，使投资人收获红利，从生产中分得一勺羹，得到财产性收入。

而金融机构也从服务中获取各种利差及服务费收入，实现金融资本的增值。就银行经营而言，前者主要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提供对客户的贷款类服务;后者是为客户提供存款及资产管理类服务，并贯通信贷、股市、债市、保险、信托及实体公司等投资市场，其产品自然离不开各类虚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只有保障融资者与投资者各得其所，互利共赢，才能保护双方参与的积极性，形成稳定持续的金融循环，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繁荣，才有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缺少后者，难有融资;缺少前者，难以分润。

中外经济都依赖银行创造货币，商业银行都在放贷中派生存款。信贷功能从来都是银行基础性核心功能，许多种类的中间业务出自于信用，源于信贷功能延伸出来的服务。因此，尽管西方银行存款少了，银行绝不会冷淡贷款这道主菜。

没有贷存比监管的限制，银行贷款发放的更多。对照2009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巴黎银行、桑坦德银行和美国银行等欧美贷款大银行，能够得出一个鲜明的结论：它们的存款远不及工行多，但贷款余额都超过工行，使人不能不感受到西方银行更强烈、更旺盛的贷款欲。是什么机制驱动?一方面西方拥有庞大的实体经济，企业离不开强大的信贷杠杆支撑，银行方才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另一方面，在西方成熟的市场机制中，多元化的投资市场依赖于金融衍生品等交易来维系。只有持续不断地将贷款转化为金融衍生品，金融市场交易才能繁荣，得以满足各类投资者需要，银行的经营才灵通，作用与功能才灵现。

运用资产证券化工具等有效路径，得以保障贷款业务的持续性。出售贷款或资产证券化是西方银行惯用的、灵活便利的经营技法，也是一条有效减少贷款余额的后门，并有效贯通了银行与金融市场，使其在有限资本下得以不断地放贷。

第一，迫于对资本及风险等监管要求。一旦贷款额超过资本充足率、流动比率等风险监管指标要求，银行可随时将过量的贷款从多渠道有效地排放，抛向金融市场。第二，迫于满足客户新贷款的需求。只有保持贷款流量，才能稳定留住客户。西方银行崇尚客户至上，尽力地满足客户要求，不轻易说“不”。第三，迫于内控管理的要求。例如，当对某行业授信额度已经用完，但该行业中有重要企业提出贷款需求时，银行一般采取将现有贷款卖出，腾出额度来再发放该行业的新贷款。第四，基于优化信贷资产结构的需要。经营中常遇到高收益的市场新机会，当新贷款、新业务的比较收益更高时，自然会卖出老贷款去追逐新机遇，以求良好的财务收益。另外，银行也常采用打包处理贷款资产的办法，将一些期限、质量不适合继续持有的贷款卖出，以改善信贷资产结构。

由于西方银行具有便利的卖出贷款渠道，因此，不能简单地依据资产负债表中贷款余额的数量与比重，据以证实银行对贷款的情绪，更应当查看贷款累计发放额，以及通过资产证券化渠道及卖出贷款的数额。对以上三种因素进行综合统计评价，才能真实地表明一家银行信贷功能的强弱与偏好。

许多银行经营定位于投资与交易类业务，形成它们差异性专业经营的优势。例如，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的投行业务在业界形成品牌特色，它们的交易性和衍生金融资产都占总资产的40%以上，成为各自经营定位的特征。西方银行账户少、存款少，无疑核算量少，银行无需建立庞大的负债业务系统架构，却开辟出丰富多样的业务功能。服务中介使银行与市场的关联度更紧密，在经营中更加关注金融市场，通过投融资等渠道，大力开展企业顾问、资产财富管理等业务。

这种市场敏感度表现在：第一，银行自身的信用评级至关重要。信用等级直接影响其投融资业务交易成本。信用等级高的银行，发债、融资等成本更低、更易，银行衍生品销售价格相对高些，市场更信任而便于销售，而信用等级低的银行却相反;第二，对资金市场波动极为敏感。正因为银行存贷款资金缺口依赖于市场获取平衡，市场资金松紧度及利率浮动幅度，都将直接影响其流动性和经营利润。

这些西方经营的机缘特色，开辟出一个广阔的经营天地，同样的传统银行，却有不一样的灵性。当然，这种经营方式作为西方国家金融制度下特定的经营套餐，需具备成熟的市场条件。

必须有一个发达而完善的金融市场，市场拥有丰富的产品可供选择、参与者有资格认定、有公平的定价机制、有通畅的交易渠道和灵活的交易系统;有强大的征信评级的体系，能对销售者评信，能公正合理地定价产品，为其进入市场创造基本的条件规则，市场信息透明，保障投资者的基本权益;有资产证券化的工具与路径，只有金融衍生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交易市场，才能形成一个可持续经营的兴旺市场，使参与者各得其所;有多元化的机构来消纳金融产品，包括各种金融机构、投资渠道、证券基金等，它们既是承载者，也是组织推动者。

当然更离不开严厉的金融监管者，以及律师、会计事务所等咨询服务中介机构，需要严密的制度体系与诚信的市场道德基准。缺少这些基础因素，市场一天都难以维持，这正是西方注重规则与诚信的原因。

中西方经营方式并轨

贷款分为“发起-持有”、“发起-分销”两种经营模式。前者将持有贷款作为服务客户的基础，借以扩展其他的各种金融服务;后者将贷款当做商品，随时可卖出以收取中介服务费。各国的商业银行经营文化不同，美国的银行更具有后者的特征，欧洲的银行倾向前者，而中国的银行贷款则是完全持有。

当然，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是过度地分销而聚成泡沫。随着新金融监管制度的实施，这种以结构性产品和衍生型产品为主，不断追求高利润率的经营模式也在改变，资产证券化的速度在减缓，信贷流向前者回归。危机的教训深刻地影响着全球银行业的发展方向，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衍生产品属于中性的金融工具，危机并未改变其属性与功能作用。银行经营方式从来不按传统与现代划分，只有各国监管政策、市场化程度之区别。

中国的银行在境外设立机构，当然按照所在国的监管要求与范围经营，如同西方银行进入中国，本土化之后才有生命力、竞争力。

例如，外资银行在中国一定会大抓存款、大设机构，因为丰富诱人的存款是经营货币最重要的资源，2009年存款余额增长25.35%，2010年增长高达44.71%，不少银行存款翻番。又如，据披露的30家外资银行的平均存贷比，2009年时高达149%，2010年降为102%，2011年达到75%的监管限定。这就叫入乡随俗，适者生存。

西方重要的资产管理、投行、衍生品等业务，其市场要素在中国尚在形成过程之中。例如，资产证券化之路仍坎坷难行，问题卡在宏观调控指向的信贷规模上。由于贷款严格受到货币政策控制，银行不得随意突破，资产证券化等渠道具有避规模之嫌，自然难以兴起。

这就出了个经营难题：在银行经营货币的范围、渠道及产品有限的金融环境下，何以增加利润?在一个缺少金融衍生品市场渠道的格局中，信贷之外的富余资金，只能进入债市及同业市场，购买企业债、金融债及国债等，更多存款资金被存款准备金、各种央票等吸纳，因此，银行头寸反倒紧张，时有周转之困。

简言之，在西方是存款少的经营方式：市场机制强一些;在中国是存款多的经营方式，政策机制强一些，银行与监管总是随着存款起舞。

未来中国银行业发展中，有多种因素必将改变现有模式，第一，假如存款规律改变了，存款增量变得少了，以至不足以维系贷存比的底线，影响到了信贷支持经济的功能，贷存比控制的经营模式势必随之动摇和瓦解;第二，商业银行发展中资本金短缺之困境，也将促使监管政策的调整改变。打开这条溢出贷款的关键通道，便可从容地纾困;第三，金融国际化进程将推动银行进入衍生品交易市场。中国银行业在这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中，不能两手空空，总做局外人。这事关一国银行的职责，你不去创造并将本国衍生品推向国际市场交易，就只能去交易国外的衍生品。当然，改革需要时间。发展中国未来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会采用管制贷款的消极方式，定会采取开放渠道的积极措施，来启动市场。

中西方银行的模式何时会并轨?近期很难，但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定会启动，金融市场环境是决定性因素，创造完善的市场机制不易。当然，外部的市场因素变动很快，例如，银行存款多的状态不一定能持久，这由存款人说了算，银行说了不算。原先美国银行业存款也不少，20年后变了，它的改变并非因利率市场化驱动，而是国家向金融化演进所至。

作者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作者：张衢

第二篇：中西绘画美学思想差异

摘要：西方绘画倾向于以一种现实的方式来表达对象，其技术表达要大于精神表达，而中国传统绘画则着眼于形式与神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形式来传达精神。今天，当中西文化广泛交流和联系时，就需要探索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本文通过比较中西绘画的美学思想，探讨二者之间的美学差异，进一步理解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中西绘画  美学  差异

一、哲学对绘画美学的影响

人类绘画创作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当原始人住在山洞里茹毛饮血之时，他们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对外在世界的感受与认知。紧接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演变，根据不同的文化、地域，绘画种类和民族历史的差异，绘画的材料和形式也产生了不同的特征，形成了风格差异的各种流派和各种体系。在中西方绘画当中，尤其是以东方绘画为代表的中国画和以油画为代表的西方绘画，都走过了两千多年的辉煌历程。在中国传统绘画中，道家哲学思想对美学的影响颇深，而西方则更加注重科学和理性，其美学更加注重情感方面的表达。中国传统绘画中，艺术多描绘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不断涌现的艺术家使用绘画来展示他们认为的美好，表达永恒的精神状态，崇尚自然与和谐。在西方美学中，哲学家和美学家认为美是理性的感性体现，即理性的感化。当理性的观念转化為具体而合理的图像时，艺术的美就实现了。笛卡尔的感性美学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真理就是美”，万物之美在于真理。第二艺术是理性的产物。在中国美学中，它更多地关注其功能关系而不是实质，这与西方美学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它传达了作者思想的深刻内涵，并不断地反映自然与人的统一性，宇宙的流动、运转与生生不息。

对中西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而言，西方绘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通常与现实社会和生活息息相关。在具有深厚哲学基础的中国艺术当中，由于其具有的深厚哲学和文化背景，它提倡一种“大道至美”，而其中的“美”却很少与客观现实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始终存在着“有、无、实、虚”的观念。中国艺术思想的出发点是“虚构与现实，存在与不存在”的统一，而西方则是对“存在”的思考与表现。就像老子提出的个人修养方法是“致虚极，守静笃”一样，试图从个人主观修养上达到一种对“道”的舍弃，精神归于“常道”的一种思想境界，“自然”是其所强调的。老子、荀子、庄子的一种艺术理念无意论，讲了一种“坐忘”“心斋”的思想境界，说出了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间要存在一种精神上的交融之态，这就是超越了“真”与“美”的层级，在艺术创作中达到一种至高之境。中西绘画艺术就像两座外表不同的山峰，它们同时具有令人回味的艺术魅力，它们都融为一体。中国艺术强调主观性，而西方艺术则强调客观性。中国艺术是诗意的，西方艺术是戏剧。因此，在绘画中，中国画强调精神魅力，而西方画则强调物象相似性。中国艺术通常不会过多地关注现实中的苦难，更注重表现一种精神境界。因此，中国传统艺术作品大多是审美作品，即有些作品也表现出“美与丑”和“痛苦”，但并不注重对人性方面的表达。关于美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审美观。有些人喜欢情感表达，而另一些人则喜欢理性现实主义，因此，不可能果断地判断对与错。判断中西绘画艺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意识到中西方绘画美学之间的差异，了解差异并认识两者之间的差距，并将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

二、中西绘画造型上的元素差异

在中西方绘画之造型差异性的表现形式上，中国的传统绘画考究“以线造型”，西方的绘画则是多体现对于色彩、光源的应用来将形象完美塑造。作为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线条的应用通彻了中国画的从始至终。《中国绘画史》一书中，画家潘天寿曾讲到，中国的无论绘画亦或是书法都起自于线条上的演变。《中国画存在的前提》一文中李小山曾讲过有关中国画的一些特点：“首先是从形式上来讲，既然中国画主要是依靠线条来造型，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绘画在某个阶段也用线条造型，但没有像中国画家用线的历史那般悠久、稳定并且富有特殊的魅力。在描绘对象时失去了严格意义上的‘写实’，不管用何种线条、装饰、工整、写意的，都体现了画家对客观物象的规范化的审美理想”……

线条是独立性的且富有变化的。中国画家钻研了线条的这一种特征，并对这种变化本身进行了深切的研究和追求，在其中感受到了很多的乐趣，将线条的特征最大程度的发挥，使线条的勾勒超越了事物的本身，更注重一种洒脱、自由和精神性。这种变化是一个起伏的过程，在史前绘制的彩绘陶器的图案之中，我们就可以赏析到古代人们对于线条的独特感受和运用。可以看出，史前人类对线条的运用本身就具有一些自身的理解和一些表现的能力，这些对于线条的理解认识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在长沙出土的两幅丝绸画《御龙人物图》《龙凤任务图》这两幅帛画作品上，能够看出肖像画在战国时期的种种特点，或侧面或正面站立的人物肖像，呈现出庄严肃穆、伟岸挺拔的勾线模样。人们在秦汉时期仍然使用这种勾线方式，在其技法上更加的丰富多样化，朴实简约线条的应用对绘画对象的整体概括变得趋向于成熟沉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绢画中可以看到，画面中有惟妙惟肖的人物肖像，有各种生动活泼的奇珍异兽的刻画。可以看出，在线条的理解和运用上，人们较之过去更加娴熟。在佛教文化传入后的魏晋时期，开始建造起寺庙，并且盛行一种造像艺术。少数民族和中原文化以及印度文化的结合，使得这个时期之间的艺术，更多展现了一种有关宗教艺术的形式。在造像和壁画的艺术上，都有了非常大的成就。线条很有魅力，可以在敦煌上看到，可以在墓室的墙壁或砖木上看到，甚至在洞窟壁之上看到……不论是灵性秀丽的飞天，亦或是威武雄壮的力士、贤圣、孝子亦或烈女，还有伟岸庄严的佛陀，在这些宗教或者代表崇高德行对象的造像展现中，使人们眼见到的是一种深藏其中的真实生活写照。魏晋时期的卓越画家层出不穷，顾恺之正是其中一位著名的画家，他的《列女传》《女史箴图》《洛神赋图》这三幅神作得以流传下来，虽然流传下来的是后人对顾恺之画作的临摹版本，然而我们也是能够在其中清晰的看出顾恺之独特的作画风格。顾恺之绘画中线条用笔的力度不大，有如“流水行地”“春云浮空”“春蚕吐丝”，以悠缓自然、绵延不断的形式体现出一种节奏感，其线条的技法已然抵达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在之后的中国绘画艺术的长河中，他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存在形式，展现了一种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气息特点。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之中，这种绘画的特色在唐宋时期呈现出一种卓越和完美之境。画家们在这一时期层出不穷，其广泛流传的作品同样也很多，这个时期的写实绘画呈现了一种高峰，无论何种绘画对象都是非常肖似的画法。对中国绘画影响尤为深远的还有一位即是唐代画家吴道子，其画作具有“早年行笔差细，中年行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人物八面生意活动”的特点，在其画法逐渐成熟后便形成了一种豪放的特征。其画在形象的创造和线条的运用上蕴含着强烈的个人感受和情感，多创作中国宗教绘画的样式，其线条的表现力更为卓越和成熟。一直被近代民间画工所尊奉为祖师的吴道子绘画，其绘画风格一直影响到元明时期，其著名的《送子天王图》一件作品中，虽然作品是后人的临摹本而非原作，却依旧清晰可见吴道子绘画中线条风格使用的端倪。不只是吴道子一人，还有很多对后世影响颇深的画家，比如周仿和阎立本等一些画家，他们的线条风格基本上是匀称的，简洁而有力，有着明亮华丽的色彩。

在西方绘画逐渐渗透和引入后的近代，画家在传统的中国绘画的基础上吸取了西方绘画中的光影，这也使一些中国画家忽略了对线条表现力的探索。中国画家在对西方绘画的研究和探索之中也对自身流传下来的传统绘画进行了反思和改进，当代的很多中国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开始大量学习西方的绘画方式，这样做突破了传统绘画风格的束缚，并继承了传统绘画的精神。全世界几乎所有画作都是从线条开始的。从理想的西方绘画形象之中，可以看出绘画中线条的魅力。从史前的洞穴时代开始，人类在岩壁上绘制壁画时常使用一种刚劲刻线的方式。无论是史前的洞穴壁画亦或者希腊的美妙瓶画，我们从中都可以看出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希腊，此时的人们对线条的感悟和掌握，我们可以从中欣赏到西方绘画中有关线条的使用魅力。用笔或者刮刀所刻画的线条均呈现出流畅、简洁、准确、优美且概括的面貌。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线条很流行。在这个期间，西方人对线的知识和掌握并不逊色于东方人。“什么样的理想产生什么样的艺术”，里德在《艺术的真谛》一书中如是阐述。从希腊艺术时代起，人们就对“深度”有了巨大的造型发现。肉眼所见的对“现实”的追求已成为西方绘画的理想。这一理想带来了绘画材料和工具方面的一系列改进，使他们对线条的理解有了不同的看法，并发现除了线条之外，他们可以表达物体较“真实”的深度和透视。但是，在此期间，西方有许多擅长使用线条的大师如波提切利，他的画作在成熟之后开始进行关于线条表现力的探究。他开始探究蛋彩画的应用，此应用更是使用线性的表现形式。西方绘画中的画家波提切利的画作，因其独特的线性表现力而具有独特的个性色彩。也有其他大师，比如丢勒、霍尔拜因和安格尔等。乃至于文艺复兴中的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这样的大师也非常擅长对线条的使用。而相比于中国画家，大多数都是非常善于运用线条的。虽然线条的运用在中国画中更加广泛，但是在西画中也是廣泛运用的，线条在西画中改变了一种展现形式而存在。在文艺复兴前西方绘画中具有素描的概念。在西方绘画中，素描更重要的含义是运用线条来刻画场景或者物体。可以看出，线条的使用在西画中也是广泛应用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草绘的形式仍然以线条为主，欧洲的素描和版画以线条为主。随着对解剖学、透视学和光学的不断理解和研究，由于铜版画的发明，精确的细线被用来表达内容，并努力追求图片的真实感和对“真实感”的追求。就主题而言，中国画主要描绘风景、花鸟和肖像，而西方画则主要基于圣经的故事，女性优美的胴体，对战争的指责以及对贵族生活的描述。在画面上，中国画更加传统，西方绘画风格很多，而且不乏荒诞性。在透视上，中国画采用独创式的散点透视，而西方画则采用成角透视。

三、中西方绘画材料差异

西方绘画探索了大量的材料和技法进行摸索之后，对材料的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化，从而产生了综合的媒介艺术。这种性能上的差异为艺术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还带来了许多不同的绘画技巧，从而产生了一种新颖独特的绘画语言，使艺术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个性，形成不同的绘画风格。

中国画多是平面表达，而西方传统绘画大多是立体的表达。在色彩的使用上，中西方的差异更加明显。西方绘画不仅关注色彩的丰富性和应用性，而且将光影变化、色彩变化和细节的表现发挥到极致，并将素描和色彩之间的关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画家根据对象的固有颜色，根据其色相、亮度和纯度的变化准确地使用颜色，从而使图像效果与真实对象非常相似，具有明显的真实感，观看者会更注重绘画技巧，从而忽略了精神上的追求。另一方面，中国画的整体色彩和个人色彩更加注重作品的整体搭配和协调。中国画中使用的颜色通常是根据对象的类型来区分的，没有充分考虑对象的阴影、光线和环境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方法的应用，中国画大都呈现出淡雅的色彩。这种画法超越了单纯的技法表现，深切体现了中国文化对自然美的理解和审美。在画面的构图方面，西方的绘画更多是采用焦点的透视，经常使用一些美学中的几何规律来构成画面。在西方绘画中画家注重对于瞬间印象的把握，时常对静态物体进行观察，对画面中的透视精准度追求甚深。

由此而来，无论是成角透视还是平角透视，这都需要艺术家对于透视的精准把握。然而在这一方面，中国绘画没有明确焦点，这和画家自己的观察角度有关。在山水画的创作绘画之中，散点透视法是画家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画家们会时常亲身浏览和记录诸多场景并且取景，同时将诸多的场景集中于一幅画面之中，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画之中的写意性，画家不仅是描述眼前的景象，而是强调主观的一种经验和一种对客观事物的整体把握。

参考文献：

[1]黄洋.罗马帝国早期的“造型艺术”与皇帝权威[N].文汇报，2004-06-13.

[2]曾繁仁.蒋孔阳美学思想评述[J].文史哲，2000（05）.

[3]周宏智主编.西方现代艺术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4]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王一川主编.西方现代美术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张诃然

第三篇：论中西饮食文化差异

中西文化历来是世界文化的两大派系，而饮食在两个文化中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造就了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西方饮食习俗，不论在其观念、性质，还是在其方式、对象等诸多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笔者根据自己几十年从事西式餐饮的经验，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以供参考。

1、中西饮食观念的差异

历史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有5000年的悠久而厚重的历史，创造了无数的灿烂文明，在这种文化蕴藏中，使中国的饮食更加博大精深。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辽阔国土的地域差异，四大菜系逐渐形成，四大菜系自成体系，各有特点，但共同点是用料复杂考究，制作方法复杂，口味、菜式多种多样，令人惊叹。

西方以欧美为代表，其文化同样源远流长。到中世纪，欧洲文化已十分完善，在此期间，旧西方的饮食文化已经形成。其主要特点为：主食以面粉为主，原料也较为丰富，制作方法较中国简单，但同时也十分注重口味。

由于中西哲学思想的不同，西方人于饮食重科学。重科学即讲求营养。故西方饮食以营养为最高准则，进食犹如为一生物的机器添加燃料，特别讲求食物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各类无机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宜，热量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以及这些营养成分是否能为进食者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这些问题都是烹调中的大学问，而菜肴的色、香、味如何，则是次一等的要求。即或在西方首屈一指的饮食大国——法国，其饮食文化虽然在很多方面与我们近似，但一接触到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

中国五味调和的烹调术旨在追求美味，其加工过程中的热油炸和长时间的文火攻，都会使菜肴的营养成分被破坏。法国烹调虽亦追求美味，但同时总不忘“营养”这一大前提，一味含营养而求美味是他们所不取的。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现代烹调思想，特别强调养生、减肥，从而追求清淡少油，强调采用新鲜原料，强调烹调过程中保持原有的营养成分和原有的味道，所以蔬菜基本上都是生吃。所以说西方饮食之重营养是带有普遍性的。

2、中西饮食对象的差异

西方人认为菜肴是充饥的，所以专吃大块肉、整块鸡等“硬菜”；而中国的菜肴是“吃味”的。所以中国烹调在用料上也显出极大的随意性：许多西方人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外国厨师无法处理的东西，一到中国厨师手里，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足见中国饮食在用料方面的随意性之广博。

据西方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6倍。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菜肴里，素菜是平常食品，荤菜只有在节假日或生活水平较高时，才进入平常的饮食结构，所以自古便有“菜食”之说，菜食在平常的饮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中国人的以植物为主菜，与佛教徒的鼓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便视动物为“生灵”，而植物则“无灵”，所以，主张素食主义。

西方人在介绍自己国家的饮食特点时，觉得比中国更重视营养的合理搭配，有较为发达的食品工业，如罐头、快餐等，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且营养良好。故他们国家的人身体普遍比中国人健壮：高个、长腿、宽大的肩、发达的肌肉；而中国人则显得身材瘦小、肩窄腿短、色黄质弱。有人根据中西方饮食对象的明显差异这一特点，把中国人称为植物性格，西方人称为动物性格。

3、中西钦食方式、餐具及礼仪的不同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与人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争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在餐具方面，差异就更甚明显。众所周知，中国人包括亚洲一些黄种人的国家，使用的是筷子、汤匙，吃饭也用碗盛；而西方人呢，则是盘子盛食物，用刀叉即切即吃，喝汤则有专门的汤匙。筷子与刀叉作为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餐具，筷子和刀叉影响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不同的两种智慧。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接受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使用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真是高明极了!”

在礼仪方面，中西两者更显不同。在中国古代，在用餐过程中，就有一套繁文缛节。《礼记·曲记》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放饭，……毋固获，毋扬饭，……卒食，客自前跪，撒饭齐以授相者，主人辞于客，然后客坐。”这段话大意主要是：大家共同吃饭时，不可以只顾自己吃饭。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必须检查手的清洁。不要把多余的饭放回锅里，不要专占着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完饭后，客人应该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的盘碟，交给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这些礼仪有的在现代也是必要的礼貌。在西方宴席上，主人一般只给客人夹一次菜，其余由客人自主食用：若客人不要，也不便硬让人家再吃，也不要按中国人的习惯频频给客人劝酒、夹菜。吃东西时，也不要发出响声，但客人要注意赞赏主人准备的饭菜。若与人谈话，只能与邻座的交谈，不要与距离远的人交谈。

4、中西饮食性质的差异

饮食观念的不同，使西方饮食倾向于科学、理性，中国饮食倾向于艺术、感性。烹调出自饮食，饮食原来是一个旨在供给维持生命的营养。西方饮食习俗的着重点仅仅是原始的饮食实用性的延伸；而中国饮食习俗中对味的偏重，就把饮食推向了艺术的殿堂。从这两种饮食观可以看出：西方饮食日趋规范化，中，国饮食随意性大。

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是明显的，而且各有长处。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变流的加快，中西饮食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融合中相互互补。现在的中餐已开始注重食物的营养性、健康性和烹饪的科学性；西餐也开始向中餐的色、香、味、意、形的境界发展。中西餐饮文化将在交流中共同发展。

作者：刘立新　王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