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论文

摘要：行政伦理制度从改善政府组织与行政人员内在的价值取向入手，引导、规范公共行政行为，是有效规制政府权力寻租的途径。要增强行政伦理制度对政府权力寻租行为的约束力度，就需要不断地推进行政人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的常规化，完善相关行政伦理规制的法律法规，构建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促进多元主体参与行政伦理的评价与监督。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论文 篇1：

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原因及其规避

摘要：如何处理好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是行政伦理的核心问题，解决不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往往导致行政权力寻租普遍化与政府信用缺失经常化的伦理失范，其原因是行政人员没有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与社会利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相应地要求行政人员树立合理的行政伦理观、建立行政伦理法与行政伦理监督体系来规避这些行政伦理失范现象。

关键词：行政伦理：规范；原因；规避

如果说伦理道德的核心是集中反映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关系的话，那么行政伦理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日常的生活下，普通百姓手中并无权力，行政人员则掌握着公共权力的行使。随着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开始分离，相应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也出现了分化，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行政官员，同时兼备公民和公务员双重身份。作为公务员来说，要求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公民来说。又追逐私人利益最大化。这种双重的价值取向，实质上是如何解决好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行政人员伦理道德最为核心的内容。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这一问题，行政人员一且失去道德目标的规范和约束，其手中的权力往往会演变成自身谋取私利的工具，导致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发生。

一、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

当前，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规则下各利益主体在竞争过程中表现出对利益的强烈追求，人的行为显示出明显的趋利化，这在行政伦理中表现为行政权力寻租普遍化与政府信用缺失经常化。

1.行政权力寻租现象时有发生。市场交换原则侵入公共行政领域，寻租型腐败现象频繁发生。部分公务员利用制度漏洞和手中权力为自己牟取非法利益；一些地方和部门热衷于搞形式主义，追求个人或地方、部门的“功名”和形象：不少公务员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意识滋长，不能正确地处理局部与全局、下级与上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对待同级单位和个人则以邻为壑、互相掣肘，对自己有利的争着干，对自己不利的则踢皮球。在我国，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国家机关一般都是法人单位，相对独立的法人利益往往使一些行政单位形成牢固的小团体主义思想，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一些公务员在社会比较中出现了较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失落感，于是，在本团体与其他刚体、国家利益的分界处，极力地维护本团体利益，有的甚至利用本单位的职能权力去谋取小团体利益，损害国家和其他团体利益，其极端表现是法人犯罪。

2.一些地方政府信用缺失。政府信用是公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政府信用好是政府软实力强而有力的表现，而政府的行政规则与行政行为的失常往往导致其信用的缺失：第一，行政规则随意多变。立法和决策是行政行为的首要环节。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从实际出发，不深入调研，不考虑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政策的长期适应性，仅满足于本届政府的任期，搞短期行为，出现“一届政府一套政策”、“新官不理旧事”等现象。第二，行政行为公信受疑。政府在重大社会管理活动中随意承诺，出尔反尔，“口头一套、行动一套”，不按协议、合同办事：行政机关由于顾及个体与单位的私利而不能及时有效公开行政规则以及其他理应公开的社会公共资信等。这些都会导致政府信用缺失。

二、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

行政伦理失范并不是我国现阶段的“特产”，它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的社会转型时期，一定程度的行政伦理失范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归结起来，造成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团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导致行政伦理失范。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官僚制行政模式中，行政官员的职责，只在于忠实地履行政治官员的决策，他们是不应该、也不能够承担任何主体性责任的。米歇尔·哈蒙揭示了这种政治一行政二分法假设下的“责任困境”。按照这种二分法的逻辑，“如果行政人仅仅负责有效执行由政治(家)制定的目的，那么，作为他者权威的工具，他们就不应对其行为承担任何个人的道德主体责任。反之，如果行政人积极参与公共目的的决定，那么，他们的责任性又成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将受到削弱”。因为行政官员的责任只在于遵循工具理性去执行国家意志，只要他有效率和经济地完成了被指定的工作，那么就是道德的。由于效率本身成为唯一的伦理目标，当面临多元道德目标的冲突时，正义、公民权利等等对于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价值，就都有可能在效率的名义下被淹没。这一“道德困境”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还潜伏着另外一个冲突，即行政官员到底是对上级负责还是对公民负责之间的冲突③。行政官员总是属于特定组织的，他所属的组织的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可能存在冲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效忠组织的公务员道德要求与维护公共利益的伦理要求，就会构成对行政官员道德选择的严峻考验。由于前者的道德约束力和激励机制强大而具体，而后者却往往是模糊而缺乏硬性约束的，此时，行政官员就可能为了组织利益而牺牲公众利益。

2.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导致行政伦理失范。行政人员是追求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在探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失灵”的原因和对策中，把“经济人”的假定推广到政治领域，提出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的观点，认为他们都会按照成本一收益原则追求最大化效用或利益，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这样，行政伦理失范就可能发生。而行政权力一旦全面介入社会生活，行政人员可以藉自己的特殊身份地位合法占有各种稀缺资源。谁一旦获得行政权力，谁就有了进行权力“寻租”的大量机会，就可以充分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3.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导致行政伦理失范。孟德斯鸠说：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无论多么英明的领导人，当他掌握无限的权力，没有人能对他加以制约时，是非常危险的。邓小平也指出：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也就是说，国家工作人员犯错误的原因不仅与缺少组织结构的合理安排有关，也与没有制定法律、制定组织规则与设立严格的监督机构相关。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够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行政伦理失范的程度。特别是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缺乏对公务员角色扮演的严格规范，在原有社

会分工体系中居于较高地位，而待遇相对较低的行政人员为了获得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收入，便很容易想到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权谋私等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也就难以避免。

三、行政伦理失范的规避

防止和治理行政伦理失范行为是促进行政伦理建设、推进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保证行政管理目标得以实现、健全行政监督体系的需要。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说，需要行政人员树立合理的行政伦理观：从形而下的层面来说，需要建立行政伦理法与行政伦理监督体系。

1.确立合理的行政伦理观，加强行政人员自律的内部控制。目前，不少西方国家都建立了系统的公共部门道德准则。这些道德准则对行政人员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时刻提醒行政人员对公众所负的责任，对行政人员规范自己行为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具体到我国而言，要对行政人员进行有效的道德约束。必须改变以往过高或过于空泛的道德标准，制定出一套符合行政部门实际工作的道德准则，以便行政人员遵循对照。要发挥行政良心对建设行政伦理的作用。行政良心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很好的伦理引导作用。由于法律和制度只可能对自由裁量权给出指导性的意见。而公众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由于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基本上保持“理性的无知”的状态，所以，只有内化为行政官员道德意识的行政良心，才可以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环境中，激励行政官员自主做出符合公共利益取向的行政决策。

2.推动行政伦理监督立法，加强行政人员他律的外部控制。我国在行政伦理监督法制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公务员法》、《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关于国家行政人员行为规范的制定和贯彻，在规范政府和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从现实情况看，仍有大量的行政法规，尤其是行政伦理监督方面的法规急需制定。例如，我国还没有《行政伦理法》或《公务人员伦理法》以及实施的具体法令。因此，除了上述行为规范、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典中的有关行政道德规范规定之外。还应加紧制定专门的行政道德法典以及法律实施细则，以加强行政伦理监督。如何将行政伦理道德法制化的定量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如何将法制建设的精神与立法的实施运用到公共行政的道德建设中去，如何将研究方法多样化和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融入到行政管理学科中，应是行政伦理道德立法研究的重要任务。

3.建立健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与利益保障机制，增强行政人员外部控制的实效性。行政伦理监督的形式有多种，如政党监督、行政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它们相互结合，构成行政道德监督机制的基本内容。就当前来看，首先应将政府机构及其行政人员的道德问题作为上下层级监督、行政监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将这些道德规范纳入政绩考核、素质考评范围；其次要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对政府行政道德的监督。社会监督(包括社会政治实体监督、社会团体监督、社会经济组织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以及社会成员监督)是不容忽视的体制外的监督形式，对政府的道德行为的监督作用非常明显：此外要建立利益保障机制，强化社会赏罚制度建设。加大赏善罚恶的力度，是行政伦理制度化的核心。一是建构行政伦理道德代价补偿机制。这种利益补偿，既包括精神的褒奖、工作的变动、职务的升迁，也包括物质利益补偿。二是对违反行政伦理道德的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对公务员违反行政伦理道德的行为的惩罚量，必须远远高于违反行政伦理道德所得的收益，必须使他们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得不偿失。

四、结语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对于公共行政管理的公正、廉洁、高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切实采取措施，有效防止和治理公共行政人员行政伦理失范行为，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体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责任编辑　胡静)

作者：丁成际

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论文 篇2：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政府权力寻租规制研究

摘要：行政伦理制度从改善政府组织与行政人员内在的价值取向入手，引导、规范公共行政行为，是有效规制政府权力寻租的途径。要增强行政伦理制度对政府权力寻租行为的约束力度，就需要不断地推进行政人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的常规化，完善相关行政伦理规制的法律法规，构建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促进多元主体参与行政伦理的评价与监督。

关键词：行政伦理；权力寻租；经济人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公共权力的代理人，本应将人民授予的权力用来维护公民权利，保障公共利益，但由于政府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所以在公共行政中，利用公权力向市场寻租，牟取不法收益，损害公众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政府权力寻租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多重的负面影响（如阻碍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与浪费以及形成腐败、降低政府的公信力）。社会要健康、有序地运转，有必要通过完善行政伦理制度的建设，有效地规制政府权力寻租行为。

一、政府权力寻租产生的逻辑起点

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认为，“政府的各项经济决策往往以某种公共利益需要为解释而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特殊的利益集团为谋求政府保护，逃避市场机制，实现高额垄断利润，往往进行各种‘寻租活动’” [1]。权力寻租行为也是政府滥用公共权力谋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产生权力寻租行为的原因有很多，而市场失灵与“经济人”本性则是政府权力寻租产生的逻辑起点。

（一）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市场失灵，是指在资源配置的某些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2]在公共物品理论看来，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因此在公共物品市场，消费过程中常常出现“搭便车”问题。由于市场难以解决普遍的“搭便车”问题，因此在公共物品的配置中，极易形成低效与市场失灵等问题。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得社会必须依靠政府提供制度规则，来治理市场，以保障其有序地运转。市场失灵为政府的干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政府权力的行使提供了机会。虽然政府常常标榜将依法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必须运用公共权力为人民谋取最大的福利，但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却始终无法避免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

（二）“经济人”本性与政府失灵

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公民将公共权力委托给政府，政府代理选举他们的公民行使公共权力，维护公民利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掌握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利的政府官员也是一群理性个体，也具有人性中非常自私的一面，作为个体或某个集团的内在利益需求驱使他们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3]政府并不是神圣的，为政府工作的行政人员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理性地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并不会因为他们被纳入国家系统而变得大公无私。一旦出现有利可图而又唾手可得的升官发财的机会，行政人员便会借助手中掌握的资源及信息优势，利用权力向市场寻租，从而实现自我利益的增值，导致公众利益受损，政府的权力寻租导致公共行政活动的无效，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催化政府的失灵。

二、行政伦理建构对政府权力寻租的规范作用

行政伦理是对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价值观与行为的次序规范及道德软约束，涉及公共行政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问题，主要通过个体的自我信念进行自我约束、自觉调控来确保公共行政行为的合法、合理。行政伦理是一种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应自觉遵守、自觉维护的道德规范与伦理秩序。行政伦理的建构有助于发挥伦理与道德的社会治理作用，有助于引导行政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有效规避政府的权力寻租行为。

（一）有助于引导行政人员树立廉洁公正的意识

在当前“官本位”理念与“金钱至上”思想的严重影响下，行政机关与人员的“民本位”导向与保障人民利益的职责荡然无存。政府行政人员打着维护人民利益的旗号，到处寻租，挖掘升官发财的机会，严重扭曲了行政人员的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侵蚀了行政人员本应有的廉洁为民、公正办事的理念。行政伦理的构建是培养行政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途径，是转变当前行政人员误入歧途的思维意识的方法。行政伦理通过对行政人员内心价值取向的教化，引导其树立廉洁公正的意识，督促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中借助内在的价值导向与内心信仰，对自身的言行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调适，以规避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自觉履行一心为民的义务。

（二）有助于规范行政人员正确行使公共权力

公民与执政政府之间是“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政府掌握的权力是公民委托的结果。政府获得公民授予的公共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随意行使，任意挥霍。政府必须代理公民依法行使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力，如有滥用公权，以权谋私的行为，必将受到公民的谴责，法律的制裁。政府的权力寻租活动是行政机关及其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的具体表现，是严重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是要接受法制的惩罚，舆论的唾弃。行政伦理的构建，试图通过对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行为进行惩治、处罚，为行政人员公共权力的行使提供警示信号；对奋力维护公民权益，为人民事业不惜牺牲自我利益的行为进行大力宣传与褒奖，为行政人员提供可参照的楷模与榜样，起到示范公共行政行为的作用。

三、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规制政府权力寻租行为

（一）推进行政人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的常规化建设

正确的行政伦理观是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有意识培养与塑造的结果。通过对行政人员进行行政伦理的教育培训，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培训的常规化建设是确保行政人员树立廉洁自律、依法行政、公正为民行政伦理观的有效途径。针对行政人员的培训内容，不应仅仅包括岗位业务培训、知识培训、技能培训，更应将行政伦理教育纳入培训的范围。行政伦理培训要避免假大空的教育形式，才能促进行政伦理教化功能的发挥。通过榜样案例示范的教育活动，为行政人员树立身边平凡而又伟大的模范人物形象，为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指引方向，激励其效仿学习楷模的先进事迹。在推进行政伦理教育培训的常规化建设中，将行政伦理理念融入到行政人员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在规范的教育过程中不断强化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观，增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意识，在潜移默化中自觉规范行政人员的公共行政行为，有效规制权力寻租活动的发生。

（二）完善行政伦理的法律法规建设

新加坡在建设行政伦理方面，采取制度先行的方式，制订了一套完善、精细、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虽然新加坡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钱权交换的机会是很多的，但由于各种制度健全，堵塞了腐败的渠道，使得官员没有机会腐败。”[4]美国自1958年以来，就先后颁布了《政府工作人员伦理准则》《美国政府伦理法》（1978）《美国行政学会伦理准则》（1984）《美国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伦理行为准则》（1992），构建了一系列的行政伦理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力量。而我国的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起步较晚，虽然制定了一些行政伦理法律法规，但未形成系统，一些制度的法律效力较弱，而一些法律规范空洞、可操作性差，未能真正发挥有效约束行政人员的作用。进一步构建完整的行政伦理法律法规体系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一方面，要完善高位阶的法律，更多地构建法律法规层面的行政伦理法，规范行政人员公共权力的行使，增强对行政人员的约束力度。另一方面，要将法律规范具体化、精细化，将规范行政人员的言行、津贴、奖惩等方面的要求进行细化。只有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才能很好地规范行政人员的言行举止，才能有效规制权力寻租活动。

（三）强化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建设

强化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建设，是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有力措施。美国联邦政府设有政府伦理办公室，众议院设有伦理委员会，在许多州和市的议会和政府都设有伦理委员会及伦理办公室，专门负责规范行政机关与人员的伦理行为。新加坡则专门设立了独立而强有力的贪污调查局（CPIP），专门负责防止和打击官员的贪污受贿活动。而当前我国并没有设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急需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学习借鉴国外的有效经验。一方面，“应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的伦理管理机构——伦理委员会”[5]“同时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纳入中央国家机关垂直管理，作为专门的公务员行政伦理监督机构”[6]。另一方面，要确保行政伦理管理机构的独立性，给予配套的行政人员与配套的经费支持，避免管理机构依附政府，受高层领导人的控制而不敢监督不敢管理。

（四）推动多元主体参与行政伦理评价与监督

政府内部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的行政伦理评价与监督，难以保证监督过程与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要强化行政伦理制度对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的规范与约束作用，就必须完善行政伦理的监督评价主体，让全方位的社会主体参与，进行多角度的评价与监督。德国的民间组织透明国际，在监督政府行为，揭露贪污腐败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今已经发展成国际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揭露世界各地的以权谋私行为。我国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过程中，也要看到民间力量的巨大潜力，要确保社会主体参与行政伦理评价与监督的权利，畅通多元主体参与的渠道，给民间力量足够的自由成长空间。通过不断完善政务公开、财产公示、社会听证等制度，让公众及时了解相关真实信息，主动发起对行政人员的监督，确保社会多元主体的权利在社会治理中得到具体行使，实现对政府权力寻租活动强有力而又及时有效的规制。

参考文献：

[1] 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347.

[2] 潘明星，韩丽华.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09.

[3] Buchanan，James M.Social Choice，Democracy，and Free Markets.Journal of Polticial Economy，1960.

[4] 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52.

[5] 刘兰华.国外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J].理论探讨，2010（02）.

[6] 谢文新.国外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J].理论视野，2014（03）.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ethics；power rent-seeking；economic agent；regulation

责任编辑：吴 静

作者：樊怡敏

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论文 篇3：

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成因与对策研究

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伦理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公务员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主体，由于自身与外在原因，容易发生行政伦理失范行为，本文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成因从公务员自身、行政管理体制、文化环境以及法律体系四个维度进行探讨，并针对其成因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其使公务员树立正确的行政价值观，纠正其行政伦理失范行为，以保障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行为;对策研究

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问题一直是提高我国行政管理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一大阻碍。2020年5月2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中，最高法汇报了2019年“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5万件2.9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中管干部的27人”。这一组数据揭露了我国公务员伦理失范问题的严重性：案件数量大、涉案人员多、公务员级别偏高等，这直接造成了政府公共管理能力下降和政府公信力下降等问题。那么，在公务员素质不断提高、政治制度不断完善、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为什么我国公务员伦理失范问题却屡见不鲜甚至常态化呢？由此可见，对其成因和对策的研究具有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定义

（一）行政伦理

行政伦理又称为“公共行政伦理”，是指调控政府组织及其行政人员行政行为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规范的总称。通常，行政伦理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高度的自律性、较强的他律性、广泛的示范性等特征。行政伦理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近些年，中国学者在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断深入研究，在不同阶段对其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义：

第一阶段：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政以德”“仁政”“天下为公”等对行政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的标准。“道德”本就属于“伦理”的一种体现，而行政作为一种职能，其中所应具备的道德准则也可以简单的看作是一种职业道德，所以有些学者将行政伦理简化為职业道德。

第二阶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行政的主体不再局限于行政人员这一个体，国家行政机关也属于行政主体之一。所以，行政伦理应有两个层次的定义。第一，从行政人员个体层面来说，行政伦理指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的意识、行为以及规范等的总和;第二，从国家行政机关层面来说，行政伦理指行政体制、行政领导集团以及党政机关在从事各种行政领导、管理、协调、服务等事务中所遵循的政治道德与行政道德的总和。

第三阶段：结合中国的国情，学者们对行政伦理做出了更为系统全面的定义。本质上，行政伦理是政治伦理的一种;内容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背景下，其不仅具有社会主义道德，更在向共产主义道德发展;根本准则上，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根本出发点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权与责的统一;体系上，“行政伦理涵盖了行政理想、行政态度、行政义务、行政技能、行政纪律、行政良心、行政荣誉、行政作风等八个主要范畴” 。

（二）行政伦理失范

行政伦理失范是与行政伦理规范相对的概念，这一观点涉及了行政权力主体的角色定位、行政权力的公共性、公共利益三个重要概念，对此三个概念的综合解读有利于行政伦理失范这一概念的界定。

行政权力主体即公务员，其角色定位应是在党的方针政策领导下依法行使权力，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维护并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行政权力的公共性，此公共性首先体现在权力的持有者不是属于公务员个人，而是此职位，其次体现在此权力的服务对象为社会公众，最后体现在此权力的维护对象为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是与私人利益、行政组织利益相对应的，指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共同利益，这一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也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利益妥协，公共利益具有共享性和非排他性。

综合上述三个概念的解读，将行政伦理失范定义为：行政权力主体在行政权力运行的过程中，置行政伦理的规范与原则于不顾，放弃或者违背行政权力的公共性，从事非公共的活动，以满足其私利，从而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或现实，其本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

二、行政伦理失范表现

行政伦理失范大致可分为政治经济类失范、行政类失范、社会公德类失范三大类。

（一）政治经济类失范

1. 角色错位

一方面，公务员作为一名公共人，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应运用公共权力为公众谋求福利，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根据“经济人假设”，公务员的个人角色决定了其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公务员的双重角色常常发生错位与冲突，不少公务员为了追求私人利益，忽视公共利益，陷入伦理道德困境。

2. 贪污腐败

腐败问题是影响世界行政产出的毒瘤，其表现形式为权力的滥用、权钱交易、公权私用等。近些年，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这一现象有所好转，但始终未能根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物质诱惑缺乏抵抗力;第二，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本心;第三，在权与责中放大了权却忘记了为人民谋福祉的 责，在公心与私欲中迷失了自我;第四，无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底线。

（二）行政类失范

1. 滥用行政权力

这是指行政权力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超越权力边界对他人利益、国家或社会利益造成损害，以满足自身的越权目的行为。一是行使权力的范围过大，在法律制度规定的范围外，过度行使权力;二是行使权力的目的、手段不当，运用公共权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不遵循规定的程序;三是行政不作为，一些公务员对于涉及民生的重要问题视而不见，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消极怠慢，互相推诿，公务员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必须在其位、谋其职，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也是对行政权力的滥用。

2. 不良行政作风

第一，形式主义作风，公务员在履行职责时脱离所处的实际情况，片面追求表面形式，从而使得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如文山会海、大搞“面子工程”、“明星工程”等;第二，官僚主义作风，传统官本位思想使得一些公务员将自己视为人民的主人，将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自己向人民发号施令的手段，严重颠倒了与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第三，享乐主义作风，表现为行政工作人员在行政工作中以追求物质金钱上的享受作为最高目标与标准，贪图享乐，铺张浪费，大肆挥霍公款经费。

（三）社会公德类

1. 服务意识淡薄

公务员应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追求，公务员的个人利益应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而在实际行政活动中，有的公务员因其综合素质不高、成为公务员的出发点不单纯、对自身责任义务的认识不全面等原因导致服务意识淡薄，在处理行政事务时拉官腔、摆官架子、热衷于官职与权力，导致行政效率低下，降低了人民群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度。

2. 责任意识缺失

有权必有责，公务员拥有公共权力，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人民负责。然而，不少公务员在行使手中的权力时，忘记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对其委以重任，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非其个人利益，责任意识缺失，职责履行不到位。同时，有些公务员因个人素质或办事能力等原因导致出现工作失误等问题时，不敢主动承担责任，选择互相推诿或者蒙混过关等愚蠢行为，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与人民公仆形象。

三、成因

（一）公务员自身因素

1. 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公务员集“自然人”“社会人”“经济人”“公共人”等多种角色于一身，这些不同角色代表着不同的责任、权利义务与伦理道德取向，相互之间容易发生冲突，例如“经济人”角色要求公务员实现个人欲望和需求的满足，“公共人”角色又意味着公务员应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交叉与冲突时，就会难以避免地出现利益的选择问题，此时，公务员是否能摆正自己的角色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2. 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我国公务员的选拔考试主要是通过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申论两个板块的理论知识考核，有利于党和政府选拔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人才，但是，在此选拔过程中，因其考核方式的局限性以及人选有针对性的“伪装”等很难判断人选的道德素质、政治觉悟、服务意识等，从而导致一些入选的公务员缺乏责任感与服务意识，个人素质偏低，没有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与价值观，个人私欲战胜了政治意识与公共利益。因而在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之中，容易受到金钱和权力驱使，出现伦理失范行为。

（二）体制因素

1. 行政体制改革滞后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而行政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进度，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弊端：权力过于集中;職责划分不明;机构臃肿庞大;行政效率低下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新命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列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充分证明了党和政府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度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众多问题，具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 监督机制缺位

首先，监督主客体关系复杂，监督执行不到位。一方面，很多党政干部既是行政伦理监督的主要对象，同时又承担着具体的监督领导工作，同时，下级人员不敢对其进行监督，因而容易使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处于空白。另一方面，上级监督对象多、工作量大，受到人、财、物方面限制，对下级人员的监督也难以落到位。缺乏专门、独立的伦理道德监督部门对公务员伦理进行监督，丧失了独立性。最后，目前提倡监督主体多元化，行政人员接受来自行政系统内外监督，但是这些监督主体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权责划分不够明确，使得监督缺乏合力。

3. 行政伦理评价机制不完善

这包括：一是片面化的行政伦理评价标准，评价主体往往依据自己的主观色彩、亲疏关系做出评价;二是简单化的评价依据，目前对我国公务员进行评价缺乏全面性，常常只依据效果或动机做出单一的评价;三是单一的评价形式，行政伦理评价通常依靠传统习惯、社会舆论与内心信念来进行，然而这三方面又各自存在弱点，难以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4. 激励机制缺乏

过于强调公务员的“公共人”角色、公仆意识与服务意识，过于拔高公务员的思想高度，提倡牺牲个人利益实现公众利益，忽视了公务员正当利益与要求的满足，对一些表现良好的公务员的激励不足，使其容易造成心理上的失衡，进而通过其他不当手段获取利益。

（三）文化价值观念

1. 传统封建思想

目前，“官本位”、等级制度等落后思想仍广泛存在于公务员之中，在其履职过程中对其角色定位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导致部分公务员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公仆意识淡薄。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多元价值取向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占有和按计划分配社会资源，个人利益严格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且没有明显的利益差距，从而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人们在享受精神文化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高物质文化生活，“人民公仆”“全局利益至上”“个人利益第一”“以‘我’为核心”“经济利益大于社会效益”等多元价值观充斥，传统较为单一的集体利益至上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人们越来越强调个人利益的满足。这使得一些公务员把追求金钱和权力作为人生目标，导致个人利益侵害了公共利益。

3. 西方不良思想的影响

全球化带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世界各国文化、价值观念发生碰撞。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拜金、享乐、个人主义、机会主义等不良思想日益冲击着我国人民群众尤其是公务员的思想，导致公务员在履职过程中将最大限度的追求个人利益作为出发点，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这些不良思想已经在无形中渗入了我国公务员的思想中，从而为其日后失范埋下了伏笔，甚至起到了麻痹和“洗脑”作用。

（四）法律法规

1. 行政伦理法律体系不健全

至今我国还没有一部比较成熟的行政伦理方面的法律，尚未形成一个专门的、完整的、权威的法律体系，对一些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同时，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

2. 相关法律规定泛化与笼统化

一方面，行政伦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细化、仅从较为宏观的层次进行了规定，导致了行政伦理“真空地带”的存在，产生行政伦理空缺问题。另一方面，公务员行政伦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未针对道德越线与违法行为作出明确的划分，难以适用于动态的行政组织。

四、对策

（一）注重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培训

我国可设立专门的伦理办公室，由伦理办公室组织与负责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培训，强大师资力量、成立专门的资金投入，保证政府部门在公务员伦理培训上人、财、物的供给。在培训形式上要经常化，将其作为公务员日常管理的一项内容固定下来;在培训方法上要多样化，将理论教育与案例分析、观看录像资料、现场教育等结合起来;在培训内容上，以强化公务员的公共服务价值观为重点，并结合转型期公务员的思想观念与心理状况进行疏导等，从而引导公务员树立与其公共角色相符的行政伦理价值观，提高公务员个人伦理的自主性。

（二）完善行政管理各项机制

1. 健全监督机制

首先，成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监督机构。美国设立了伦理办公室，日本也有国家公务员伦理审查会，这些机构都是作为一个专门的、独立的机构对公务员进行监督，当前，我国应设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与监督机构，其职能一是监督或参与监督公务员伦理法的实施，二是负责全国人大和政协自身的伦理道德建设。在各级政府的人事部门也应成立伦理办公室，具体负责本级政府及辖区范围以内的日常伦理管理和教育培训工作。同时，为充分发挥监督部门的作用，有必要建立健全公务员伦理失范举办制度，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其次，强化司法监督，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最后，加强社会监督，发挥公民、大众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群体的监督作用，从而使公务员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发挥巨大的合力作用。

2. 引入公务员行政伦理考核与道德奖惩机制

这要求对公务员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的伦理道德表现、履行职责情况、工作成绩是否符合“公共人”角色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考核与评价，并以此作为对其进行奖惩的依据，因此，第一，要确立全面详细的考核指标;第二，合理利用考核结果，将其与公务员的职业发展挂钩。对于工作成绩突出且遵守行政伦理规范的公务员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相反，加大对违反伦理道德的公务员的惩戒力度。

（三）营造健康的行政伦理文化环境

塑造和培养以公民期待为价值归属的行政文化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发展的本质要求，这要求极力弘扬“以民为本”“公”字当先的行政文化氛围，构建公共利益之上、追求公共精神、表达公共意志、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伦理文化。第一，继承传统行政文化精髓，汲取其中的“民本”思想、“仁政”思想、“和为贵”思想;第二，重视当代行政文化建设，清除“官本位”思想、“等级制”观念等，尤其是要加强伦理法制建设;第三，推动现代行政文化改革，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建设新型行政文化，深化行政伦理道德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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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