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行政伦理

第一篇：中国传统行政伦理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专业班级：商秘2班学号： 201102023202姓名：陈晓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我见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的转型期，社会道德的失衡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我们不禁要反省传统的伦理道德哪里去了呢?

我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条目繁多，内容丰富而庞杂。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它虽然有受到一定的历史、阶级与社会所限制的道德旧识，但更多的是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人类的价值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传统伦理道德的总结和认同，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伦理道德传统的关键，也是现代中国道德文明建设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在文化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也不讲道德，但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一样把道德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是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它在价值的意义上形成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髓和精魂。其中包括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十大美德。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在我们

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2011年 10月13日下午，广东佛山，两岁小女孩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和碾轧。两名路人先后路过，均对倒地的悦悦不理睬，接着悦悦被一辆车再次碾压。之后5分钟往来的十余个路人无一伸援手，直到一位拾荒阿姨看到并救起悦悦。对于小悦悦的悲剧，我们需要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那么多的过路人对躺在地上的小悦悦熟视无睹?但我们更应该告诉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走过小悦悦身边的“路人”，请停下来，拉她离开街心;或伸出援手，将她抱离险境，这是本分，更是底线„„请伸出温暖的双手，让人心不再冷漠!这就是“仁爱”精神啊!诚信是一种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它要求人们以求真务实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以知行合一的态度对待各项工作。在现代社会，诚信不仅指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商业诚信，而且也包括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社会公共诚信，如制度诚信、国家诚信、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组织诚信等。”

当今大学生中存在着很严重的诚信危机，这已经越来越成为所有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项严峻的课题。高校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还贷或是有意拖欠贷款，据几家商业银行数据统计，不少高校毕业生的“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率超过了20%，有的高校甚至达30%~40%!有一份调查表明在校大学生中未说过假话的只占0.48%。调查显示有88.39%的同学认为诚信在当今社会很重要，诚信的意义、价值不容忽视，但在实际行为上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还有28.57%的同学明确表示，“诚信”两字只是纯粹的理想，难以真正实践，比如说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自己为了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得到一份好工作，也就不自觉地会夸大简历、伪造获奖情况等。“人无信而不立”，这是每个大学生都知道的箴言，诚信也是每个大学生应有的道德基础，虽然在他们主观意向上觉得诚信很重要，但社会竞争迫使他们选择了投机取巧。虽然同学们签过“不作弊”的承诺书，但一旦到考试时还会有人选择铤而走险。另外，不少同学承认自己迟到旷课、作

业论文抄袭、简历灌水等等不诚信的行为。还有诸如餐厅吃饭或乘公交车时插队，用大量的时间玩游戏或上网，抄别人的作业蒙混过关，论文剽窃、买假证书、虚假简历、大学生中出当“枪手”等这些多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现象。凡此种种现象在当今大学生中是确实存在的。所以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的诚信关乎中国未来的国民素质，所以提高大学生的诚信刻不容缓。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当今追求物质化的社会中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与国格的势利小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少见到这种现象。繁华的大街上，清洁工人永不能停下手中的工作，因为永远有人在乱扔纸屑果皮;交通岗亭中的民警也永远不能休息，因为永远会有人乱穿马路，会有人闯红灯。这儿不是垃圾场，这儿也不是落后的地区，可为什么人们的素质却如此„„古人的传统伦理道德都到哪里去了呢?随着改革开放，许多中国人的腰包鼓了起来，很多国人开始走向世界。可作为中国公民的一份子，到了国外，就代表了中国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大使。可许多中国人到了国外，在公共场所，不遵守规则秩序，大声喧哗，吸烟、随手扔垃圾，如入无人之境。看到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会怎样想象我们的国家?伦理道德是我们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从从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吸取营养，规范自己的言行,树立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做到仁爱、诚实、德行统

一、知行统

一、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第二篇：心得体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法治、道德、宗教等等的社会各个方面。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不断改变、融合，形成了多种派别，如道家、墨家、法家、玄学等等，但其中占主导地位、对我国人民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循着实现社会和谐的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和道理，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要求，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而孔子奉行的“温、良、恭、俭、让”的德行，更是两千年来绵延不衰，传承至今。儒家认为，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我们党的十六届全会中强调的“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就是与儒家思路相一致的。同时，儒家认为，在人们的生活富裕之后，必须重视对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提出一种全社会可以普遍遵守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使大家明白自己所处的人伦关系及相应的道德要求。而我们党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后，随即就提出了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这也是和儒家思想相通的。因为在社会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健全后，并不一定能自然而然地促使道德进步和精神修养，也有可能形成一个精神空虚、道德颓废、人情冷漠的社会。所以道德教育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看到这一点，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以改善近代以来因缺失道德教育而造成的许多社会不和谐的现象。而这些重要思想之所以有强大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其原因正是我们党尊重并重新发现了我们传统伦理道德的优秀之处，同时赋予它时代精神。这是我们党对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入思考和重大部署。

应该说，一切伦理道德的树立、宗教精神的传播等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要求的提出，正是针对近代以来我国思想道德教育未能达预期效果这一现实问题而制定的解决思路，目的也是为了使我国的政权稳定、社会和谐。中国古代在提倡道德修养的同时，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也给我们提供了借鉴的经验和启示。一方面，道德教育是要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构成的完整体系，需要社会多方面、各部门的共同重视、关注和努力。政府部门、新闻媒体、文化领域等更应该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倡导和树立正确道德观的责任。另一方面，道德教育强调了教育者、特别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道德示范作用，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每个人应当承担的道义责任。多方面共同努力，才可能形成一个良好的道德氛围，使社会和谐、国民幸福。

不可否认，在当今我国社会的现实环境下，会有“如果我们讲德、谦、让，而别人不讲，那我们怎么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不受损害?”这类的问题。而这正说明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在受到威胁和破坏，也显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核心道德体系的紧迫性。在大力健全社会制度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有责任、有义务率先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篇：浅谈路遥作品中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摘要：本文结合路遥的几篇作品，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路遥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关系，首先，儒家思想是路遥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路遥作品中他喜爱的人物身上，都具有一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第三，由于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他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一些局限性。

[关键词]：路遥作品伦理道德儒家思想文化 心理结构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我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纽带，家国同构的社会范式。在这种社会范式下，人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视，远远胜过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使得伦理道德在社会精神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衡量一切事物或行为的准绳。可以说，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染上了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在路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浅谈路遥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关系。

一、儒家思想是路遥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路遥是农民的儿子，在黄土高原长大，受深固亲情与乡土文化的影响，使他朴实诚笃，深沉浑厚。在他笔下，我们看到农民之子积极奋进、不屈不挠的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过程中，“他心仪并努力汲取的是儒家文化，而非道、佛文化，他将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中国的现代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或互补”。①

路遥文化心理中所承袭的儒家文化，对塑造他的理性认知能力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路遥的笔下，凡是积极奋进，功利观强在人生道路上历经磨难而不屈不挠的人物及其行为，总是受到赞美，路遥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强者形象，《在困难的日子里》写出了一个人在贫穷面前，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学习，没有因为贫困，丧失自尊;《惊心动魄的一幕》表现了主人公在社会动荡中主持正义不向邪恶低头的精神;《人生》中的高加林虽在读者中引起过争议，但作者对高加林的奋斗精神和自我实现的欲求是给予肯定和支持的。在《平凡的世界》中，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遇，然而从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心头迸发出来的，仍然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支在贫穷和困难之中坚忍不拔，昂扬奋发的歌，路遥写的人生虽然是各种不同形态的，处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有着各种不同的艰难曲折，却都是对积极人生的肯定，对消极人生的否定，在这些人物身上，明显地寄托了作者“儒化”的审美理想。不仅如此，路遥还把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注入当代人的生存意识中，他写出这些人物在非常的环境形态下顺应社会，不择手段地加入社会的竞争行列，如高加林的弃旧恋新，孙少平为当矿工走后门，孙少安在发展砖厂请客吃饭等，但由于作家的主导意识方面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尽管他们的做法不那么光明，仍然受到同情和偏爱。

儒家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作为人格理想，强调一种无论环境怎样变化，人的美德、品格、尊严却不变的精神，《惊心动魄的一幕》里 1

的县委书记马延雄在“文化大革命”两派纷争的局面中，面对造反派的大刑和引诱时，宁折不弯，最后惨死在造反派的“翻毛皮鞋”下。《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拒绝了妹妹和男朋友将他调到省城的好意，选择留在偏僻的煤矿，孙少安在富裕之后也没有贪图享乐，而是帮助村子里的其他人和学生，在这些人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儒家人格理想，他们不因环境改变而改变，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也有各种不同的个人欲望，他们敢于冲破旧的生活秩序。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路遥肯定了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行为准则，不断进取，积极求实的人生态度，读他的作品，总是给人一种温暖，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鼓舞和启迪。

路遥的小说是他直面人生的产物，也是他内在人格的外在表现。一方面，他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塑造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笔下的人物又是他心灵的外现。是他理想、希望的具体化，路遥把儒家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精神注入当代普通人民的生活追求和生活实践中，使中国伦理道德获得了富有当代主义的生命活力。

二、传统伦理道德在路遥作品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精神文化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也就必须成为中华民族所共同尊崇的价值原则。在这种原则的作用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品德：如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谦和礼让、真诚有信等。”②在路遥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身上，都具有这些美好的品德。

在路遥的作品中，伦理道德是作为衡量处世为人的标准。体现在家庭中，他特别重视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即“仁爱孝悌”。在《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的家庭就是千千万万传统农民家庭的缩影。孙玉厚自幼丧父，家庭贫穷，是他靠庄稼人的艰辛与勤劳，将弟弟拉扯成人，供弟弟上学，为了给弟弟成亲，他背了几十年还不完的债，而懂事较早的少安，为了弟妹的前程。“初中也没有上，十

③三岁就回来受了苦”帮助父亲支撑这个家。结婚后，他本可以和秀莲“两个人单

另过光景，日子会过得红红火火，”③但他不忍心也不会抛下家里一大群人，甚至因为秀莲把给奶奶蒸的白馍拿一个给他，他第一次动手打了她。他们一家生活得很艰辛，但少安、少平、兰香在任何时候，想到的都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长辈和晚辈。他们在贫乏的物质生活中相濡以沫。家庭成员之间关怀、体贴，尊老爱幼，在今天社会上，我们看到太多不赡养老人，为争遗产兄弟姐妹不和的情况发生，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珍惜好“仁爱孝悌”这份精神遗产。

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强调“先义后利”，要“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在路遥的作品中，高加林在抗洪救灾中，热血沸腾，表现出一种冒险精神，完全没有顾及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集体的关系上，完全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原则出发。而田晓霞的死则更体现了“舍生取义”，她在洪水中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英勇牺牲了，她的生是美丽的，死也美丽。《惊心魂魄的一幕》中的马延雄在农民群众掩护下躲藏起来，有可能摆脱困境，但他却意识到两派争夺人的激烈斗争迫在眉睫，为了减少群众伤亡。他挺身而出，置自己的血肉之躯于不顾，却制止了一场血腥的浩劫，悲壮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的死也换来了正义的曙光。《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卢若琴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而选择到偏僻的小学教书，到农村后在精神上不断地得到充实，而刘丽英，抛弃老实忠厚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贪图物质享受和教育局长夫人的虚荣，最后却“名利双失”。就连《卖猪》

中的六婶子在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也表现出“君子式”的情操，不沾“公家”一点光，“在农业社，只要是公家的，就是一粒麦穗穗，她也要拾起放在公家的庄稼垛上”。孙少安在赚了钱后，首先想到的是为双水村修建学校，造福于民，表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义以为上”的做人准则。

路遥小说的另一个主题是叙写道德上的善良。在他塑造的刘巧珍和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身上，都寄托了中国传统的美好品德，刘巧珍有着花朵一样的美丽的外表，她虽是农村姑娘，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没文化却很懂道理，勤劳，朴实，善良，忠厚，她痴迷地爱着高加林，当高加林抛弃她时，她并没有怨恨高加林。她可爱、善良、无私的奉献精神，足以使人们的精神为之升华。而德顺爷爷有着一颗极其善良的心，她爱村里的每一个娃娃，有好吃的总是往娃娃们手里塞，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高加林，在巧珍和德顺爷爷的善良里，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人性美，人情美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从孙少平解救被胡永州“践踏”的小翠的义举中也感受到了，从卢若琴帮助被妻子抛弃的老实人高广厚和他的儿子兵兵的仁爱里也感受到了，从金波与少平的友谊里也感受到了，„„路遥作品中对道德上的淳朴和善良，这些美好的东西，读起来总是让人感动。

具有很浓的乡土情结的路遥，对民族传统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对于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他总是以偏爱的眼光，积极的吸收，创造性地表现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读他的作品，总觉得他将人写得太美、太善，以致于使我们怀疑在现代物质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是否还有如此美好的人性?

三、路遥作品在传统伦理道德影响下表现出的局限性

中国农村的发展，不仅引起了经济结构的变化，还引起了家庭观念、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审美观念的变化。路遥在反映和表现这种变化的时候，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偏爱和关注。在路遥笔下，我们很容易看到礼仪之邦的中国人身心上烙有的“礼教”印记。“儒家的崇尚道德完善的倾向支配着或约束着路遥作品中众多人物的言行，即使有所触犯、背逆这种道德的，心灵一定是负罪的。”①像他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尤其具有这种道德化倾向，杜丽丽因为背叛自己的丈夫偷尝禁果，被痛苦折磨得一塌糊涂;田晓霞、吴亚玲这样的现代女性，但仍然莫不是“止乎礼仪”的。他在表现男女性爱上不越雷池半步，将男女之间的情爱纯净化、神圣化，这里显示着作家的敏感以及些微的“柏拉图”色彩。如卢若琴之于高广厚，吴亚玲之于马建强，少平之于惠英嫂的关系处理，也是这样。作者对于传统美德化身的刘巧珍大加赞赏，而对于非传统美德的对立形象——黄亚萍却给予了否定性的描写。但是在刘巧珍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沉重得可怕的道德规范，刘巧珍自愿牺牲自己，让高加林居高临下地绝对占有，她在爱情上缺乏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始终把自己放在依赖的地位上，她与高加林的爱情缺乏一种平等基础，而高加林和黄亚萍的相爱则是通过精神交流达到的气质和心灵的契合，最终作者对高加林的抛弃行为作出谴责，认为他的行为亵读了传统美德。那么，他继续维持没有爱情的两性关系，又符合道德标准吗?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路遥对现代文化的选择吸引或认同，在经济生活改革方面比较大胆，在道德观念的更新方面显得比较畏缩。路遥的妇女观基本是传统的，带有明显的保守性。如刘巧珍、惠英嫂、秀莲。妇女的解放程度被视为人类解放程度的重要标志，而路遥笔下流露出来的传统文化中的男性中心倾向，证明了他在道德领域，处在儒家文化的阴影之下。

路遥的每一部作品都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生活理想，对积极人生的肯定，对消极人生的否定。但是作者过分强调环境的困难与艰辛使得作品的生活色彩显得不够丰富。即使是像《平凡的世界》这样的长篇，孙氏兄弟的精神历程也未免过于平白，过于平坦。对于他们来说，人生的主要问题似乎不是内心的选择和灵魂的博战，而是外在环境的限制和压迫。这样人生之旅艰难复杂的一面就很难得到深入的开掘和表现。“《平凡的世界》中的理想和浪漫具有抚慰乡村游子精神的作用，却不能给予他们更强大更现代的精神力量。”④

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惩恶扬善”是思想基调和价值原则。传统的延续，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学主题的单一和人物性格的单纯，路遥笔下的人物，虽不可一概而论，但超出‘好人”、“坏蛋”的规范、性格复杂多样的，的确很少有。对田福军、金俊海、孙玉厚等人的赞赏，对田富堂的揶揄，对孙玉亭、王满银等的嘲弄，以及对李向前的同情，无不如此。并且，我们看到高加林由于抛弃了刘巧珍，最后遭到了谴责回到了土地，而刘巧珍尽管心理受到伤害，但人们对他的行为是给予肯定的，其实，作者可以对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再进行一些深入的挖掘。

路遥的小说中，由经济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人们道德意识和伦理关系的变化呈现着复杂的形态。一方面，作家对经济发展的兴奋、快乐，及为改变自身命运的奋斗精神表现出赞赏。另一方面，却为由此带来的人情变异和道德意识的蜕变表现出失落和不满。而在表现这一切时，他的感情又往往是传统的，体现着他鲜明的道德标准。就像他说的：“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5]

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们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存在，因此，我觉得我们应更好地传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精华。

注释：

①李继凯.《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人民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P155-157 ②王宁.《中国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47

③贺仲明.《<平凡的世界>现象透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P3

④贺仲明.《<平凡的世界>现象透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P398

⑤雷达.《诗与史的恢宏画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P99

参考书目：

1、王宁.《中国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2、李建军，邢小利编选，《路遥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

3、路遥著，《平凡的世界》，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1版。

4、路遥著，《路遥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第四篇：中国政府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一、中国现阶段行政伦理的价值标准

行政伦理实质上是指国家公务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共行政人员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也包括作为群体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 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伦理应包括以下内容：树立高尚的行政理想，树立廉政和勤政理想，将公正廉洁作为行政职业活动的价值追求，把实现“为人民服务”作为行政职业活动的奋斗目标。树立正确的行政态度，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树立不畏艰险、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树立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先锋态度。培养优良的行政作风，培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民主作风，为人民办事的务实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塑造独立的行政人格，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树立效率观念、创新观念、服务观念、竞争观念等现代化观念。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遵守誓言、忠诚努力、忠于职守、承担义务、完成任务的责任，切实做到“权责一致”，树立公正意识、仁爱意识、宽容意识、求实意识和节制意识等。严格遵守行政纪律、工作纪律、保密安全纪律、廉政纪律、财经纪律、行政道德纪律等。坚持“他律”与“自律”相结合，树立公平精神、公仆意识，为形成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而努力奋斗。

二、目前中国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及其原因

行政伦理失范就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为了私人利益而置行政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于不顾，利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利益，其本质即行政权力的异化。

(一)行政人员自身素质发展不平衡

历史和现实证明，行政人员是决定法律、政策能否完全、充分实现的最为关键的主体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价值观念和利益的多元化，一些腐朽落后的观念侵蚀着行政伦理人员，削弱了行政的权威性，导致行政效率下降，严重危害着社会稳定。在经济领域，挪用公款、非法集资、涂改票据、做假账、伪造证据、侵吞公款，甚至为了个人私利，以权压法;有些行政人员乱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产生“寻租”型失范行为，将公共权力当做交换的商品，为自己和亲友打开便利之门，无视法纪法规，从根本上背离行政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忽视了行政伦理非功利性和非交换性的特征，严重破坏了行政伦理的公平原则。行政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该用来为人民群众服务，当个人利益与社会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行政主体为了利益而无暇顾及行政伦理规范，从而造成行政伦理失范。

(二)行政行为不当，

行政管理机制不完善在行政管理的实践中，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之间的争功诿过、拖延扯皮等官僚主义现象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日子”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行政组织中没有完善的责任制度，而恰恰是因为这种制度在注重抑制人性恶的一面的同时，把人的善的一面给抑制住了。所以在制度的建设上，要有机制调动行政人员的热情和活力。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领导干部的升迁与政绩息息相关，所以有些领导干部忙于作秀，大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扩大知名度，制造轰动效应，短期内有成效，一旦升迁，新的领导上台，政策不连贯，很多项目无法更新，导致民不聊生。管理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各自为政，执法未能形成合力，形成“大家都在管、大家都管不好”的现状。根本原因是各部门不明确自己的职责，不依法履行，行政人员缺乏责任意识。在行政执法中，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并非公务员，却行使着行政权力，比如城管、协管等等，他们被授予了权力，但能力有限，很难执行复杂的任务，而且执法方式是简单粗暴型的，由于是临时岗位，干得不好可以随时换人，但他们执法中的行政伦理失范行为已经危害了行政客体的权利，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所以政府需谨慎授权。

(三)行政监督缺位、滞后以及力度欠缺等问题严重

行政人员每年都会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绩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同奖惩和工资等挂钩，按比例评选出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奖励。许多贪污腐败分子，把权力作为荣誉的基础，用权力去获取荣誉，把荣誉转化为追逐更大权力的砝码、欺压百姓的“护身符”。尽管一路高升，荣誉众多，但是老百姓对之评价并不好，这时权威、法定的行政荣誉机制失去了客观性，失去了道德评价作用。行政工作注重定性考察，缺乏定量考察，对于考核靠后的行政人员除非出现重大失误或违法违纪行为，一般不会予以处理。再者，公务员是“金饭碗”，被辞退、降职的很少，输出管理滞后，所以作为政府内部的行政监督体制，也已名不副实。制度再完善，执行的人不遵守，那也只是流于形式。行政外部的监督体制很多，如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中国是党管政府，宪法中只规定了党对权力机关的领导，却没有规定权力机关可以监督政党的活动。人大监督缺乏权威性，真正有效的监督难以实施。司法监督有权威性，但法制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限制太 多，缺少自主性。由于无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条文和人民直接监督制约政府的制度，再加上日前行政机关的行政运行过程透明度不高，这就导致公民对政府监督难以到位，只停在表面上。

三、中国行政伦理失范的对策探讨

(一)提高行政人员的综合素质

加强行政人员自律意识的途径很多：行政人员可以通过学习和研究行政伦理学理论，树立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相适应的伦理观念，从而增强抵御腐朽伦理侵蚀的能力。行政人员通过慎独的方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省察克治，自我解 剖，不断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机关通过树立正反典范的方法，使行政人员明确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加强服务意识，减少特权意识。行政机关应定期对行政人员进行职业伦理培训，训练其道德选择能力，学习自我道德判断，接受道德的自我改造，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加强行政人员队伍的行政伦理培训教育、考核机制方面，可以借鉴俄罗斯公务员培训的招投标制，参标的教育机构只要具有国家认证的相应专业资格即可。引进这种竞争机制，将极大地提高培训质量、降低花销，有利于行政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严格考核，对不达标者进行再培训，直到合格为止，或输出公务员队伍，从而提升公务员队伍的整体实力。

(二)加强行政行为的道德法制化和制度道德化建设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折射出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滞后。把行政伦理要求纳入法制建设的范畴，实行权威性立法。“行政伦理法制建设有两个基本依据:其一，行政伦理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其二，行政伦理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国行政体制的立法工作进行修正与完善，严格规范行政权力的来源、运行方式以及行使范围，规范行政主体的伦理行为。改革干部人事选拔制度，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实行竞争选举。适当提高干部薪给标准，使其符合养廉要求，以便彻底废除薪酬以外的一切特权待遇。要真正把决定行政人员‘官运’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行政人员的上下、去留、升降，要由人民群众的意愿来决定。制度道德化方面，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行政伦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依靠社会舆论、社会大众的内心信念和传统习俗来维护和保障。在中国，就目前而言，要减少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仅仅依靠道德伦理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道德“软约束”和法制“硬约束”结合起来，法治只是手段，绝不是目的。当忠诚、公正、仁爱、尊重等理论原则充分贯彻于行政体制之中时，就会大大弥补制度与法律作用的不足，从而起到制度与法律起不到的作用。

(三)加强行政监督体系建设

政府内部要建立“道德监督机制”，强化有权利的监督制约机制，利用外界压力帮助那些不具备自律能力或自律能力不强、不能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改变其不道德的行为，逐步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提高道德能力。对于绩效考评不合格者要进行再教育、再培训，不改进者应严厉惩处。行政人员要自律，有自我约束机制，树立正确的行政监督观念。

建立行政信用制度。首先，建立行政主体个人信用档案，记录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的信用状况，完善行政主体的信用记录制度。其次，依法建立行政主体信用资源管理的中介机构，对行政主体的信用资源进行统一管理，涉及到各方面的工作，如信用资料的采集、信用档案的管理、信用资源的披露和使用都必须要有强制性的法律为其后盾。最后，把先进技术手段引入行政主体的信用制度建设。如加快类似“电子政府”、“政务超市”等的建设步伐，以提高行政主体行为的透明度;充分利用网络系统，建立网上反馈机制，使行政主体更好地接受民众的监督，让贪官“上网”，从而使腐败者身败名裂，广大行政主体能更好地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对于人大监督和政协监督，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法律，赋予相应的权力，建立制约机制，完善法制监督。公开的行政有利于抵制腐败，民主的行政有利于公众参与、公众监督，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为了加强群众监督，政府应建立健全政府信用监督机制，完善信访制度，通过专家咨询会、听证会等形式接受群众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群众监督的一种。新闻媒体应十分关注行政人员舞弊、受贿或以权谋私行为，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较强的监督威力。实践证明，强化群众监督将有利于弘扬正气、鞭挞腐恶，将更加密切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对治理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促进社会整体进步起到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冲锋.俄罗斯联邦公务员培训制度及其启示[J].湖北行政学院学2009(6). [2] 陈胜.服务性政府之行政伦理构建的思考[J].重庆行政，2009，(6). [3] 黄剑宇.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行政伦理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4] 李楠.行政伦理分析———兴起的原因探讨与“失范”的对策思考:第 24 卷[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第五篇：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中的人本主义

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四千年的国家发展史，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在朝代的不断更替中，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也处在变革和发展中。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行政管理中体现的人本主义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政权稳固与否的关键在于人，人本主义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进步。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民”的问题就是思想界热议的话题，这一时期儒家学派提出了“仁政”、“德治”等主张，孟子更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后来儒家成为官方哲学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后，民本更成为普遍流行的思想主张。以唐朝为例，唐太宗治国期间一直推崇“重民”思想，他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邦本”。十分重视民的力量以及与民众的关系。贞观年间，他推行轻徭薄赋、使民以时、休养生息，使得社会很快的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从而成就了“贞观之治”这样的治世局面。虽然在古代人本主义思想的繁盛多是在改朝换代、政治动荡之际，但它对中国古代社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思想的变革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在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革上，一定程度上也蕴涵了人本主义的思想。选官用人乃国之大事，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从最初的世倾世禄制到科举制经历了漫长的变革过程。官员的选拔从最初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到平民也拥有做官的权利反映了行政管理思想上的变化。统治者开始注重人的作用。科举制的推行，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改变了封建前朝世族门阀把持朝政的局面。我国自古有“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之说，选官制度的变化时我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变化的反映，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思想最为繁盛的时期。

遗憾的是我国古代社会始终是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朝代更替中君主对于权力的把握不断加强，行政管理中所体现的人本主义归根到底还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目的。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末端人本主义思想始终被压制着没能的到真正的发展。

悠悠五千年历史，中华民族历尽沧桑，中国社会也几经变迁，在这一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体验了无数艰辛。如今，我国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处在社会转行的伟大时期，人的作用愈加凸显。在这一时期我们的行政管理理应顺应时代的要求注重“以人为本”，尊重并且开发人得价值，促进当前进行的行政改革乃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健康顺利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新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