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冲突

行政伦理冲突（精选十篇）

行政伦理冲突 篇1

关键词：行政伦理冲突,解决途径,伦理法制,权力监督,伦理水准

行政伦理冲突存在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 几乎所有的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遇到过行政伦理冲突。妥善处理行政伦理冲突,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之一。那么, 公务员应该如何妥善处理行政伦理冲突?参考美国公共行政伦理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库珀的理论,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浅见。

一、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法制建设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里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 制度建设是关键。

1、行政伦理法制化---制度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

伦理立法为公共行政官员面临和解决伦理冲突和伦理困境设定了一些一般性的限制, 也对那些超出由公民设立的权限范围而进行活动的公务员实行制裁, 因而通过伦理立法设立行为准则, 公共行政服务水平将大大提高。

2、重视行政伦理法制建设, 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趋势。

美国行政伦理法制建设源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10月美国政府制定出并经国会批准的《美国政府伦理法》, 卡特总统在签署该法时指出:“制定本法令的目的在于, 建立保持并提高官员和国家机关的廉洁性等。”;接着于1989年4月国会批准了布什总统提交的《美国政府伦理改革法》, 随后布什总统又先后提交了《美国政府官员及雇员的行政伦理行为准则》, 作为实施《美国政府伦理改革法》的补充规定;1992年, 美国政府颁布了内容更为详细、操作性更强的《美国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伦理行为准则》。

韩国行政伦理法制建设的突出特色, 是形成比较完善的行政伦理法制体系。韩国宪法中确立了刑政伦理精神, 规定公职人员总的伦理标准, 是把国民利益作为价值基础, 而不是为特定集团局部利益服务。并制定多部法律如《国家公务员法》、《地方公务员法》、《公职人员伦理法》、《<公职人员伦理法>实施令》、《公职人员伦理法实施规则》、《公职人员伦理宪章》、《公共事务条例》、《公务员服务规定》以及《防止腐败法》等, 详尽规定了公务员应该遵守的伦理准则, 并设立了多领域、多层次、具有实权的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

日本为响应经合组织发出的《改善行政伦理行为建议书》, 于1999年通过了《国家公务员伦理法》。该法第一条明确指出:为使国家公务员切实履行其职务伦理, 需要采取必要措施, 藉以防止国民对公务员执行公务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或不信任, 从而确保国民对公务的信赖, 特此制定本法。依据该法, 日本还制定了《国家公务员伦理规程》, 内容包括禁止或限制收受与职员的职务有利害关系的人员的赠与, 不得与职员的职务有利害关系的人员接触, 防止出现招致国民的怀疑或不信任的行为等职员必须遵守的事项。

加拿大政府于2003年元旦开始实施公务员行政伦理守则, 名为《公共服务的价值与伦理规范》。该伦理守则不同于一些国家的行政伦理法制侧重操作性, 而是突出强调了公共服务的价值和伦理, 以指导和支持公务员的职业行为。该伦理守则规定公共服务的作用在于协助加拿大政府保持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公共服务的民主使命是依法协助部长为公共利益服务。

3、我国的行政伦理法制建设取得初步成果。

1995年4月30日颁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是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建设的重要步骤;2003年12月31日由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4年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制体系的建立是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建设的新起点;2005年1月颁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探索制定公务员从政道德方面的法律法规”, 初步提出了建设行政伦理法规体系的任务;2009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 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等有关规定, 都是属于行政伦理法的内容;2010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则被视为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建设取得的初步成果。

二、完善公务员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各种腐败现象总是与权力相伴而生, 权力对掌权者具有腐蚀作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手中的权力, 一旦失去监督和制约, 必定导致独裁和腐败, 因而遏制腐败必须对权力实行有效监督。

为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例如:《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员纪律处分条例》、《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规条例的颁布实施, 以及各项体制改革, 使权力运行逐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还任重道远。

为此, 我们要在建立健全思想教育机制、法规约束机制以及党内外监督机制基础上, 着力深化改革, 探索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 完善权力运行的监督与管理系统。落实党内监督条例, 加强民主监督, 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 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同时, 要有严厉的制裁手段, 主要包括行政处罚与刑罚。

三、提高公务员行政伦理决策水准

不管是加强制度建设还是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都只是从外部、“他律”的角度解决行政伦理冲突。作为公务员, 不仅行为要靠制度和监督来约束, 更要自觉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这是防微杜渐、拒腐防变的根本。只有加强公务员的道德教育, 不断提高公务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水平, 才能从内部、“自律“的角度真正解决行政伦理冲突。

1、明确公务员行政伦理决策的标准。

首先, 维护公共利益是公务员必须遵守的最基本准则。《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的神圣职责和全体公务员的基本准则。”公务员是代替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利、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 是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维护者, 维护公共利益、人民利益是公务员必须遵守的最基本准则。因而, 公务员在一切公务活动中, 都必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准则, 充分考虑到每一个环节可能涉及的群众利益, 努力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次, 服从上级是公务员的客观责任。为了保证组织工作中的责任性和效率, 公务员必须服从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服从上级是公务员法规定的纪律要求, 它标识的是公务员对职业的忠诚, 但是这种职业的忠诚不能取代人的道德良知, 更不能取代对宪法、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如果上级的决定或命令是错误的, 明显违法而且可能严重地危害公共利益时, 公务员可以提出异议, 拒绝服从。2005年我国通过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 服从上级并非是最终目的, 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2、创新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的制度。

制度总是不尽如人意, 如何在长期的权力行使过程中, 避免腐败的滋生, 不定期的正确思想干预和引导, 对公务员进行行政伦理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行政伦理教育是提高公务员行政伦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行政伦理教育, 可以帮助公务员树立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 加强公务员对行政伦理冲突问题的认识和对伦理法规的把握。要努力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把行政伦理教育融入到公共服务的具体工作中, 有意识地把公仆意识植入到领导科学的教学当中, 着力提高公务员的专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不断创新行政伦理教育方式和手段, 促进公务员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质、思想道德修养和公仆意识, 消除公务员贪图享乐、好大喜功、不思进取、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等不良行为。

3、推动公务员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

虽然公务员也有追求利益和幸福生活的权利, 但是, 作为代表公众行使公权力的公务员应具有更高的价值追求。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 价值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 凡是能满足主体需要的, 即有价值的。然而, 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 有的需要有较高的价值, 有的需要有较低的价值。另外还有主体本身的价值。据此, 公务员应是具有较高价值的主体, 他们的价值追求理应要有较高的价值层次。而且只有建立在较高价值追求基础上, 公务员才能使其所追求的价值不与所持的立场发生冲突。

参考文献

[1][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3-1.

[2]周琪:《从解决“利益冲突”着手反腐败》, 《中国新闻周刊》, 20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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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伟:《社会转型期领导干部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整治》, 《理论探讨》, 2005, (5) 。

[5]杨长福、雷春燕:《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行政伦理问题探究》, 《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 (中文) , 2009, 15 (5) 。

行政伦理冲突 篇2

[摘要]公职人员因其公职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平和伦理观念对有效防止这种利益冲突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对行政伦理进行立法来建构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伦理体系，其主要由核心信念、基本操守，以及保证这些信念和操守得以认真贯彻的预防、教育与惩处体系等组成。当前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多发、频发已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一大特点，并成为诱发腐败、影响公职人员及公共部门廉洁守正形象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腐败现象逐渐呈现“结构化”“民俗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方面的成功经验，构建基于伦理法制的、多种措施密切配合并同步推进的制度体系，是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利益冲突；行政伦理；伦理立法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04

公职人员因其公职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是一个伦理问题。当公职人员面临这种利益冲突时如何做出选择，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还是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除了受相应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外，个人的道德水平和伦理观念更为深刻地影响着公职人员的选择。当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是对公职人员的伦理进行立法，如美国的《政府伦理法》、英国的《文官行为准则》、加拿大的《公共服务价值与伦理法》等。随着国际社会对腐败问题的普遍关注及对合作治理腐败问题的日益重视，“基于政府透明治理与公职人员能否恪守伦理准则，完成公民的公共信托，不仅是各国政府内部的治理议题，更是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基础与全球化的重要议题”[1]。当各级政府想提供给公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上有一个可信任的和有效的架构时，诚实正直已成为该架构的根本要件之一。倡导建立诚实正直的机制和体系，也越来越被视为良善治理的根本要素[2]（P1）。而诚实正直是伦理法制架构的主要内容。

伦理立法可以为公职人员提供一般性限制，“这种限制是对政治共同体道德最低标准的规范性陈述”，“对违法乱纪行为实施罚款、监禁和行政处罚都是确立人民主权并使人民的意志得以实现的方法”[3]。通过伦理制度化为公职人员确立一整套核心价值和伦理行为规范，可以使公职人员明白哪些行为是道德的，哪些行为是社会所期待的，哪些行为是与社会期待相违背的。“一个行政人员应当知道什么是道德的，以便合乎伦理地行事，最容易的方法是制订行为的标准”，“也就是说，准则的制订旨在反映理想官员的形象”[4]。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之所以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方面能取得骄人的成绩，与其对公务伦理法则的深刻认知和高度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OECD在给成员国的《公共服务的管理原则》建议书中指出，“为推进公共服务的道德行为，成员国需要采取行动，应该给公职人员提供明确的道德规范和指南，确保体制和制度的良好运行”[2]（P67），认为“通过相关伦理法制的建制，指明公共服务应有的核心价值，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不仅是OECD各国达成善治、提升公共信任的普遍途径，更是唯一被强调与证明有效的不二法门”[2]。我国港澳台地区为了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建设廉洁政府，也非常重视对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培养，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公职人员的道德标准和伦理体系，各自形成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伦理系统，其中香港的廉政伦理及廉政机制令人瞩目。

由于任何一个国家对公职人员伦理的追求都不可能脱离本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程度、历史文化传统，其伦理法制化的内容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因此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制伦理其内容有着较大的差别。但从结构上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公职人员伦理制度主要是由核心信念、基本操守，以及保证这些信念和操守得以认真贯彻的预防、教育与惩处体系等组成。本文拟在考察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经验的建议，以期为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提供“他山之石”。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

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通过不同的政策、法律规范建立了一整套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通过这些核心价值的引导，使公职人员在面临利益冲突时主动做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选择。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制度、民主程度、历史文化传统、国（区）情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公职人员核心价值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是有些核心价值，如公平、公正、廉洁等，还是得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的认同。比如OECD各成员国的伦理法规及相应的法律条文对以下核心价值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同，即不偏不倚、合法、廉正、透明、效率、平等、责任、正义等。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公务员守则》《接受利益（行政长官许可公告）》《防止贿赂条例》《公务员管理命令》《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等法律规章，为香港公务员确立了明确系统且行之有效的伦理规范。香港公务员品行总则指出：“公务员必须时刻奉公守法、严格遵守政府规例。他们必须尽忠职守，履行职务时悉力以赴，时刻以政府的利益为依归。无论是对待市民大众还是对待同事，都必须诚实公正，以负责、公平的态度履行职务；不得以权谋私，也不应令自己处于本身利益与公职有冲突或使人有理由怀疑本身利益与公职存在冲突的情境中；不得有任何令人怀疑公务员是否公正，或令政府声誉受损的活动或行为。” 为建成一支高效、专业、廉洁、信实、公正、中立的公务员队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要求公务员必须遵守下列同等重要的基本信念：（1）坚守法治；（2）诚实可信，廉洁守正；（3）行事客观，不偏不倚；（4）政治中立；（5）对所作决定和行动负责；（6）尽忠职守，专业勤奋。

20世纪末，我国台湾地区为了推动廉洁政府的建设，开始大规模地实施行政革新方案。1993年，台湾提出行政革新方案，希望通过此举建设以廉洁为重点，兼顾效能、便民的廉能政府。1996年，台湾行政领导人李登辉提出“心灵改革运动”，强调要转换文官思维与心智模式，以提升竞争力。2001年6月7日，台湾“行政院”发布《建立行政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方案》，2002年3月21日制定《建立行政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方案参考作法》，开始推进台湾行政价值体系建设。本次行政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5个核心价值目标，即建立公务人员对“国家”的忠诚感、对社会的关怀情、对政府的向心力、对民众的服务心、对公务的责任感。在以上核心价值目标的基础上，台湾“行政院”人事局于2004年2月25日又新增了“创新”“进取”“专业”三个核心价值理念。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把坚守法治、廉洁奉公、以人为本、忠诚尽责、摒弃官僚、讲求效率、务实进取、与时并进作为公职人员的核心价值理念。

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过程中为了增强上述抽象的伦理标准对具体行为的适用性，使公职人员的具体行为有明确参照，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以此指导公职人员的具体行为。同时，在设计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时，始终把这些核心理念贯穿其中。如我国香港地区为了使比较抽象的基本信念能够贯穿于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中，在核心价值基础上又制定了公务员的操守准则——“坚守法治、诚实可信、廉洁守正、行事客观、尽忠职守、专业勤奋、政治中立、对所作的决定和行动负责、不偏不倚”，并对每一条操守准则都进行了详细、明确、可操作性强的阐释。例如，坚守法治要求公务员必须维护法治和司法公正，在行使其行政权力时必须遵循《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必须在其职权范围内或酌情权限内作出决定，不能超越其所获授的权力范围；必须依循适当程序办事，在执行公务时发现任何怀疑舞弊行为须从速向廉政公署举报。诚实可信则要求公务员必须据实阐述事情和相关事宜，如有错误须尽快更正，公务员只可把公共资源用于有关资源所核准的用途。

澳门地区规定，公务员在践行上述核心价值的同时，还有义务遵守无私、热心、守时、忠诚、保密、有礼、勤谨、服从的行为规范。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推进和保障措施

行政伦理核心价值对公职人员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如何才能把这些核心价值内化于公职人员的行为、使得公职人员在日常行为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否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怎样使公职人员明白当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时该如何应对？当面临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何避免利益冲突情境的出现？利益冲突的具体样态是什么？如何保证公职人员在明知自己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而又故意做出不利于公共利益的选择行为时得到应有的惩罚呢？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发达国家和地区采取了预防、教育培训和制裁等一系列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推进和保障措施。

1.预防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是避免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很多公务员陷入利益冲突情境的原因是政策模糊不清、指引不到位和程序不周全，使得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无所依从。为了有效预防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发生，发达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预防性措施。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我国香港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做法是制定清晰的政策，提供详细而又科学可行的指引，设定严谨而又周全的程序，让所有公务员有所依循，并在各部门间形成适当的制衡机制。具体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提供适用于全体公务员的指引。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联合廉政公署及相关部门在全港范围内发布了适合于全体公务员的品行指引，并时常对这些指引进行检讨和更新，以确保其清晰明确、符合时宜。这些指引的内容涵盖了利益冲突、申报私人投资和公务员以公职或私人身分接受利益、款待及赞助访问等。

第二，实施诚信管理及推进计划。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联合廉政公署常年致力于公务员的诚信教育，提高公务员的诚信意识。例如，2004年实施了公务员廉洁操守深化计划，由公务员事务局和廉政公署首长级人员组成外展队，造访了总下辖员工 124 000 名的34个局/部门，就诚信问题交换意见。2005年，合办了以“诚信为本，卓越管治”为主题的领导论坛，让公营和私营机构的领导共同探讨诚信问题所面临的挑战，彼此分享诚信领导方面的经验。2006年，公务员事务局与廉政公署联合实施了诚信领导计划，据此计划各局/部门分设了诚信事务主任和助理诚信事务主任，分别由各局/部门委派辖下一名高层首长级人员和部门主任秘书担任，前者主要负责推广各项有关诚信风气的活动，制定符合本机关需要和工作目标的相关策略与工作计划，定期报告其在诚信管理方面的工作进展；后者主要辅助前者工作。公务员事务局在诚信领导计划下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工作坊，如诚信、纪律、操守等，以支持诚信事务主任的工作，同时给予其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提供网上资源和经验共享。香港公务员事务局与廉政公署联合推出了网上“公务员诚信管理资源中心”，这是一个一站式的电子资源服务中心，可供所有公务员使用。该中心汇集了适用于全体公务员的最新操守规则、有关诚信的刊物、操守指引、操守样本和一些常见的问题与答案，并且集中提供了包括行为失当、接受款待、伪造欺诈等公务员不当行为及刑事案例，供所有公务员浏览。

第四，发行刊物。香港公务员事务局经常出版如《公务员良好行为指南》《公务员防贪要诀》《诚信事务主任手册》等手册、小册子，并免费发放给公务员，以推动公务员诚信建设。

第五，严格有关欠债员工的管理。香港政府非常重视公务员的债务问题，他们认为公务员欠债是导致公务员利益冲突、贪污受贿的重要诱因，因此，对公务员的债务问题管理非常严格。通过对欠债人员的跟进调查，为处于财政困难的公务员提供各种福利服务、推行家庭生活教育活动、健康生活方式计划等，帮助公务员有效理财，避免其陷入债务困境之中。

2.教育培训

让公职人员对行政伦理核心价值充分了解、认知和赞同，是把这些核心价值内化为公务员行为、有效防止利益冲突的前提条件。为此，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采取了对公务员进行相应的教育培训的方式。例如OECD国家就认识到，要让行政伦理核心价值内化为公职人员的行为，就“特别需要政府帮助公职人员理解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并培养起他们解决伦理困境的技能”[2]（P32）。因此，OECD成员国采取多种形式对公职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内容包括“遵从性教育”和“完善性教育”。“遵从性教育”主要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内容、以公职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为目的；“完善性教育”主要以伦理价值、伦理准则、伦理思维为内容、以形塑和完善公职人员的行政伦理人格为目的。同时，为了保证教育和培训工作能落实到位，OECD一些成员国还针对公职人员的培训事宜进行了立法，以强制的方式保证教育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如美国有《政府雇员培训法》《政府间人员法》《雇员综合培训法》，法国有《继续教育法》《公职人员地位法》等。我国香港地区则通过廉政公署和公务员培训处定期开设防贪课程，通过举办以防贪为主题的讲座、推行以诚信操守和避免利益冲突的间接会等形式，使公务员时刻警觉，以维持高度的诚信意识。另外，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联合廉政公署还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不断地向各级公务员推广良好品行，提供入职指导和培训，举办研讨会，发布指引和规则，促使公务员了解自身应持有的操守准则并严格遵从。

我国台湾地区则在全岛范围内对公务员开展公民伦理、领导伦理、管理伦理、服务伦理的教育培训，同时通过鼓励公务人员参与志愿服务，建立合理化、人性化工作关系，加强和推进公务员对核心价值理念的认知与践行。通过培养研究发展能力、建立参与建议及决策机制、成立工作改进小组的途径，推动“创新”的落实；通过落实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团队意识、深化顾客导向之公共服务的途径，推进“进取”的价值理念；通过强化知识管理、形塑学习型组织、推动标竿学习的途径，推进“专业”的价值理念。

3.制裁

为了保证公职人员的违法、滥用职权或违反诚信的行为得到有效校正，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背离公职人员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行为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如我国香港地区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廉洁守正，根据《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公务人员（纪律）规例》《反贪污贿赂条例》等法律文件建构了针对公务员的严厉的制裁机制。根据公务员行为不当的严重程度分别采取进入正式与非正式的严训程序。当公务员有轻微行为不当时，部门首长可向有关人员发出警告，无需进入正式的严训程序；当公务员屡次有轻微不当行为或严重不当行为或触犯刑事法律时，则会采取进入正式的严训程序。正式的严训程序既规定了针对行为不当公务员的严厉的惩处措施，又规定了严谨的程序，所附多项保障措施可保证被控人员受到公平聆讯。对启动正式程序个案的处分包括谴责、严厉谴责、罚款、降级、迫令退休及革职。

三、结语

公职人员行政伦理核心价值虽不对特定的利益冲突提供针对性的具体规定，但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提供了价值指导和伦理准则，是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统合性制度和思想灵魂。行政伦理核心价值贯穿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的始终，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提供了目标指向。因此，它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更具有根本性。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措施密切配合、配套实施，而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伦理体系无疑是这些措施的内核和灵魂。以伦理法规为中轴、在其他法规制度的密切配合之下，构建严密的制度体系，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成功经验。当前，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多发且频发，已经成为诱发腐败、影响公职人员及公共部门廉洁守正形象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腐败现象逐渐呈现“结构化”“民俗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方面的成功经验，构建基于伦理法制、多种措施密切配合同步推进的制度体系，是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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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ECD.Trust in Government：Ethics Measures in OECD Countries[M].Paris：OECD Press，2000.

[3][美]特里·L·库伯.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美]理查德·D·宾厄姆.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实践中的公共行政[M].九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教师伦理冲突研究回顾及启示 篇3

教师伦理冲突指教师同时面临几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伦理价值时,难以做出选择的状态,是教师经常需要面临的道德选择困境或道德责任冲突。由于选择其中任一种价值,都会影响甚至损害到其他价值的实现,因而教师时常难以做出抉择。有时,即便是审思后所做的选择,也难以避免内心的道德愧疚。伦理冲突会给教师带来道德选择和情绪情感上的困扰,这种“紧张关系和两难困境的伦理特点可能会威胁到教师作为道德的人和伦理型专业者的自我设想”[2]。同时,教师行为选择的道德后果其利益主体是学生,教师处理伦理冲突方式对学生来说意义重大。教师伦理冲突又被称为教师伦理困境或教师道德两难,由于教师伦理冲突多发生在教师专业生活中,国外研究者更多地从教学中教师所面临的伦理冲突入手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力图描绘出教师伦理冲突的研究发展脉络与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与支持。

一、国外教师伦理冲突研究概况

国际视野中,教师伦理冲突与伦理困境的研究是被置于教学实践和教学专业化的背景之下。早在20世纪60年代,Jackson就发现教师在专业行为中被期望达到相互矛盾的目标(道德需要)。至80年代,Berlak创造了“困境语言”这一术语描绘教师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的冲突。Packer则对道德冲突进行了解释学的研究,强调道德中行为主体情感涉入的重要意义。[4]Joshua E. Perry提出了一个实用的框架来评估和解决伦理困境,这个框架可用于引导道德主体进行谨慎的思考,从而降低个人后悔的机率。[5]可以说,对教师道德冲突的研究兴趣是随着教学专业的道德维度和教学伦理的研究进程逐步深入的。

1.冲突管理视角下的教师伦理冲突研究

最初有关伦理冲突研究是从冲突管理的视角切入的,这时的研究侧重对教师的冲突决策风格进行分析与归类研究。F.Oser对教师在道德困境中的决策策略进行实证研究,总结出了五种解决道德冲突的策略:规避、安全第一或委托、单方决定、不完全和完全商谈。[6]追随冲突管理研究传统,Maslovaty对480名以色列教师在教室中处理社会道德冲突的策略进行研究,总结出七种道德冲突策略。研究还指出,影响策略选择的因素主要是道德困境的内容和教学情境,在某种程度上还受教师个人性格的影响。[7]

Rahim等人研究发现,冲突管理风格与个体道德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道德发展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不完全商谈和商谈的策略。[8]此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道德推理和冲突解决方式之间的相关性也得以讨论,并证实了这一发现。[9]芬兰的Soile Juujarvi以关怀推理为理论工具,证明不同关怀水平的主体会意识到不同类型的道德冲突,对于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道德冲突,关怀道德理论更具解释力。[10]

2.教师伦理冲突的类型学研究

对伦理冲突进行类型学的分析是西方应用伦理学的理论特色,库柏编写的《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包含了伦理冲突的相关分析及解决策略。[11]实证研究也表明,道德困境的内容是影响伦理冲突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因而伦理冲突的性质及内容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瑞典教育学家Colnerud,G. 对223个道德冲突案例进行深入地分析,总结出五种不同类别的冲突:人际伦理规则、源于任务的内部专业规则、制度规则、社会一致规则和自我保护规则。[12]Orly Shapira Lishchinsky又对以色列教师和护士的伦理困境应对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种职业所共有的伦理困境有五类。他认为对伦理冲突困境的正式讨论可以使教师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从而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13]随后,他又对50位教师提供的案例进行编码分类研究,最终确定了五类伦理困境:关怀氛围与规则氛围的冲突、分配公正和学校标准的冲突、保密性和学校规则的冲突、忠诚于同事和学校规范的冲突、家庭要求及教育标准的冲突。[14]

3.伦理冲突中“教师理解”的突出

Tirri.Kirsi意识到教师对日常工作中专业伦理理解的重要性,综合了奥泽和科尔伯格的方法,依据教师的信念及其解决策略对道德困境进行了分类和对比,研究了教师对道德困境及其潜在规则的理解。[15]此后,Husu,J.和Tirri,K.共同深入研究了教师作为实践主体理解道德困境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建构帮助教师理解困境的模式。[16]他们采用多焦点分析的方式,提出了三种相互联系的参照框架及其相应的道德语言特点。在之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Husu,J.提出了研究、理解和促进真实情境中教育实践伦理的方法:聚焦于事件和情境发生的条件,在那里教学的伦理性可被认知和理解。[17]对日常遭遇的事件进行细致分析,可以理解其中隐含的教育伦理。对教育目标、教育责任和教育情境的分析,关注教育者的伦理理想、伦理权利责任和伦理性格及意志。这种方法可以显示出如何将抽象的哲学理论转化到真实教育情境中,如何帮助教师更好地反思日常实践所隐含的道德维度。

4.其他视角的教师伦理冲突研究

Patricia Melo从另一个角度对教育中的道德冲突进行了研究,他以道德判断三分法(结果论、义务论和规则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对新任教师面临的道德冲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实际情境中的道德冲突多发生在师生之间,新任教师大部分都会采用规则功利主义来应对。[18]Shapiro and Stefkovich提出可用多重伦理范式的思路来解决真实教育情境中的伦理困惑,[19]这种范式包含公正、批判、关怀、专业等四种分析维度。多重伦理范式为复杂的伦理困境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理解方式。琼与罗伯特把多重伦理范式与湍流理论相结合,提出基于伦理困境案例学习模式。[20]他们认为这种伦理困境案例学习方式,会同时激发学生的理性推理与情感卷入。进而认为,道德困境案例学习不仅适应于教育伦理的课堂中,还可渗透到大学的其他课程。

二、国内教师伦理冲突研究

国内教师伦理冲突的研究路径与国外研究大相径庭,大多是哲学思辨研究和理论推演,且数量较小。教师角色冲突作为教师伦理冲突的分支之一,相关研究较丰富。

1.教师伦理冲突研究的三种路径

国内有关教师伦理冲突(道德冲突)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种倾向,一是进行伦理学理论推演,对教师面临的冲突做出类型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这种路径是我国最主要的研究方式;二是强调道德冲突对教师道德发展的作用;三是对教师解决道德冲突的策略进行研究。

社会转型和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教师面临的道德冲突日益复杂,程红艳通过对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面临的实际状况分析界定了以下几种冲突:体制与个人、将学生看作目的还是手段、关爱和公正、主流与多元之间的冲突。[21]夏湘远则聚焦于高校教师行为选择过程,认为其中存在三种道德冲突:行为取向上的义利冲突、行为表现上的角色冲突、行为动机上的心理冲突,并指出应从自我心适、价值取向和外在社会条件等三个方面调适道德冲突。[22]胡锋吉以库伯的行政决策模式为依据,把教师的伦理冲突分为角色冲突、效忠冲突和权利冲突三种。[23]解仲秋对教师个人利益、教育管理体制、教师情绪情感与教师职业道德的冲突进行研究,通过对其外在表现和原因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策略方案。[24]

此外,有学者强调适当的伦理冲突可以提高教师的责任意识。胡锋吉提出适当的冲突有助于教师承担教育责任,促进教师的学习和成长。教师解决伦理冲突的过程就是教师教育伦理逐渐成长的过程,也是教师逐渐实现教育责任的过程。[23]他认为教师只有意识并理解了自己所面临的冲突,才可能有进一步的道德发展。王晓莉认为教师普遍缺乏解决道德冲突的策略。她依据“道德信念模型”对教师的道德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冲突情境中以师生间冲突为主,教师对于价值方面的冲突倾向于采用“规避”而非“商谈”的方式。[25]这一现象会造成学校价值教育的虚无和教师价值信念的消解,因而要通过相关的教师教育来转变教师观念并提高解决道德冲突的能力。

2.教师角色冲突研究简析

虽然教师伦理冲突的针对性研究并不丰富,但教师角色冲突的研究成果却比较丰富。教师角色冲突的本质在于不同角色的期望、要求和责任间的差异和矛盾,强调角色的道德责任是角色冲突的根本所在。从研究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及课程改革对教师角色的新要求与新期待是造成教师角色冲突的背景性因素。教师角色冲突作与教师职业倦怠和教师焦虑等心理压力原因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视角。女性教师这一教师主要群体的角色特殊性亦未被忽视。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者倾向于对教师角色冲突的类型和原因进行解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王俊明对教师角色冲突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三种不同的类型:传统的分类、角色冲突的根源及表现分类和学校教育角度的分类。[26]从研究方法上看,绝大多数研究采用文献分析和理论推演,以实证方式进行的研究数量不多。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从以上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国内不同的研究路径,这对我们审视已有研究成果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国内外研究内容的不同

国外教师伦理冲突研究的脉络清晰:从解决和管理伦理冲突到对伦理冲突的理解与价值开发。国外近期研究侧重教师对伦理冲突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意义和发生的条件环境的分析与理解,并希冀通过伦理冲突的相关研究促进教师的伦理水平和道德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正是由于过于强调对伦理冲突的理解,对伦理冲突的文化环境与伦理生态的研究稍显不足。国内教师伦理冲突研究大多以伦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及时代特点对教师伦理冲突进行推论分析。但由于对实践的关注度不够,国内的相关研究不能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显得过于理论化。

2.国内外研究方法的差别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几乎所有相关研究均涉及实证方法,多数研究聚焦教师日常工作与教育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道德冲突和伦理困境,对教师伦理冲突进行实证性分析。这可能与国外注重实证研究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可能和教师伦理冲突这一研究对象的性质相关。教师伦理冲突多发生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同时它又是一种主观感受,因而对实践情况的把握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基础。国内相关研究多为理论演绎和哲学思辨,把教师实践中遭遇的伦理冲突做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相关实证研究更为稀缺。这就造成我国实践中教师伦理冲突的状况不具体,教师处理伦理冲突的风格与策略不明,对伦理冲突的理解情况不清楚等问题。

3.对国内后续研究的启示

之后在进一步研究中,应注重对教师伦理冲突进行实证研究与实践探索。研究需要明晰中国文化背景下,教师更多遭遇的是哪些类型的伦理冲突,教师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伦理冲突,在这种观念下会有怎样的管理和应对策略与方式。如何提升伦理冲突对教师道德成长的价值,以及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功能。如何减缓伦理冲突给道德主体带来矛盾、模糊和焦虑等负面心理体验。因此,对伦理冲突的实证研究可以描绘出我国教师的伦理能力与状况,并为实践提供实用性的原则与策略。虽然Lyons也曾指出,教师工作中的许多困境,以及基本上道德和伦理的问题不可能被解决,而需要的是仅是被处理而已。[27]但凭借教师自身习惯和经过审慎的伦理思考后的处理对教师和道德教育都具有不同的含义,其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4.基于伦理冲突的教师教育

以教师伦理冲突为基础的教师教育模式具有实践性价值,故对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职前教育中,可以通过对典型冲突的分析与学习,增强学生的伦理知识基础和伦理思维的发展;职后教师发展中,以教师伦理为道德主体带来审视与反思道德现象的契机,引导教师审视和反思自己伦理冲突的解决策略,澄清教师实践中所持有的伦理价值,并思考其合理性与道德性,从而促进教师自身的道德成长与学生的道德发展。

教师伦理冲突研究回顾及启示 篇4

关键词 教师伦理   伦理冲突   冲突管理

由“技术熟练者”向“反思实践家”的转型已经成为当前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教育改革的主流。“‘反思实践家’的实践是作为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实践的复合体加以展开的。”[1]教师在对实践问题的反思、考察和解决中不断提升成长。但在错综复杂的实践中，教师总会遇到各种难以解决的困惑与冲突。教师有时会把自己遇到的实践问题归为策略、实践、专业和政治问题，而未能把它们视为伦理冲突或道德冲突来看待。若忽视冲突的道德性和伦理维度，会消减和弱化冲突的教育意义与功能，并给师生带来或显或隐的不利后果。同时，由于教师缺乏丰富的道德和伦理基础作为他们专业实践的指导原则，教师在面临实践中相互冲突的、对与错的原则如何应用于解决这些困境时，变得困惑不解、束手无策。[2]因而，对教师实践中面临的伦理冲突进行研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内涵之一。Robert V.和Bullough Jr.通过研究《教学与教师教育》关于教学伦理与道德的相关文章发现，几乎每个作者都会提到两个核心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师面临的道德与伦理冲突的性质是什么”[3]。

教师伦理冲突指教师同时面临几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伦理价值时，难以做出选择的状态，是教师经常需要面临的道德选择困境或道德责任冲突。由于选择其中任一种价值，都会影响甚至损害到其他价值的实现，因而教师时常难以做出抉择。有时，即便是审思后所做的选择，也难以避免内心的道德愧疚。伦理冲突会给教师带来道德选择和情绪情感上的困扰，这种“紧张关系和两难困境的伦理特点可能会威胁到教师作为道德的人和伦理型专业者的自我设想”[2]。同时，教师行为选择的道德后果其利益主体是学生，教师处理伦理冲突方式对学生来说意义重大。教师伦理冲突又被称为教师伦理困境或教师道德两难，由于教师伦理冲突多发生在教师专业生活中，国外研究者更多地从教学中教师所面临的伦理冲突入手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力图描绘出教师伦理冲突的研究发展脉络与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与支持。

一、国外教师伦理冲突研究概况

国际视野中，教师伦理冲突与伦理困境的研究是被置于教学实践和教学专业化的背景之下。早在20世纪60年代，Jackson就发现教师在专业行为中被期望达到相互矛盾的目标（道德需要）。至80年代，Berlak创造了“困境语言”这一术语描绘教师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的冲突。Packer则对道德冲突进行了解释学的研究，强调道德中行为主体情感涉入的重要意义。[4] Joshua E. Perry提出了一个实用的框架来评估和解决伦理困境，这个框架可用于引导道德主体进行谨慎的思考，从而降低个人后悔的机率。[5]可以说，对教师道德冲突的研究兴趣是随着教学专业的道德维度和教学伦理的研究进程逐步深入的。

1.冲突管理视角下的教师伦理冲突研究

最初有关伦理冲突研究是从冲突管理的视角切入的，这时的研究侧重对教师的冲突决策风格进行分析与归类研究。F.Oser对教师在道德困境中的决策策略进行实证研究，总结出了五种解决道德冲突的策略：规避、安全第一或委托、单方决定、不完全和完全商谈。[6]追随冲突管理研究传统，Maslovaty对480名以色列教师在教室中处理社会道德冲突的策略进行研究，总结出七种道德冲突策略。研究还指出，影响策略选择的因素主要是道德困境的内容和教学情境，在某种程度上还受教师个人性格的影响。[7]

Rahim等人研究发现，冲突管理风格与个体道德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道德发展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不完全商谈和商谈的策略。[8]此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道德推理和冲突解决方式之间的相关性也得以讨论，并证实了这一发现。[9]芬兰的Soile Juujarvi以关怀推理为理论工具，证明不同关怀水平的主体会意识到不同类型的道德冲突，对于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道德冲突，关怀道德理论更具解释力。[10]

2.教师伦理冲突的类型学研究

对伦理冲突进行类型学的分析是西方应用伦理学的理论特色，库柏编写的《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包含了伦理冲突的相关分析及解决策略。[11]实证研究也表明，道德困境的内容是影响伦理冲突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因而伦理冲突的性质及内容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瑞典教育学家Colnerud，G.对223个道德冲突案例进行深入地分析，总结出五种不同类别的冲突：人际伦理规则、源于任务的内部专业规则、制度规则、社会一致规则和自我保护规则。[12]Orly  Shapira  Lishchinsky又对以色列教师和护士的伦理困境应对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种职业所共有的伦理困境有五类。他认为对伦理冲突困境的正式讨论可以使教师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从而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13]随后，他又对50位教师提供的案例进行编码分类研究，最终确定了五类伦理困境：关怀氛围与规则氛围的冲突、分配公正和学校标准的冲突、保密性和学校规则的冲突、忠诚于同事和学校规范的冲突、家庭要求及教育标准的冲突。[14]

3.伦理冲突中“教师理解”的突出

Tirri.Kirsi意识到教师对日常工作中专业伦理理解的重要性，综合了奥泽和科尔伯格的方法，依据教师的信念及其解决策略对道德困境进行了分类和对比，研究了教师对道德困境及其潜在规则的理解。[15]此后，Husu，J.和Tirri，K.共同深入研究了教师作为实践主体理解道德困境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建构帮助教师理解困境的模式。[16]他们采用多焦点分析的方式，提出了三种相互联系的参照框架及其相应的道德语言特点。在之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Husu，J.提出了研究、理解和促进真实情境中教育实践伦理的方法：聚焦于事件和情境发生的条件，在那里教学的伦理性可被认知和理解。[17]对日常遭遇的事件进行细致分析，可以理解其中隐含的教育伦理。对教育目标、教育责任和教育情境的分析，关注教育者的伦理理想、伦理权利责任和伦理性格及意志。这种方法可以显示出如何将抽象的哲学理论转化到真实教育情境中，如何帮助教师更好地反思日常实践所隐含的道德维度。

4.其他视角的教师伦理冲突研究

Patricia Melo从另一个角度对教育中的道德冲突进行了研究，他以道德判断三分法（结果论、义务论和规则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对新任教师面临的道德冲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实际情境中的道德冲突多发生在师生之间，新任教师大部分都会采用规则功利主义来应对。[18]Shapiro and Stefkovich提出可用多重伦理范式的思路来解决真实教育情境中的伦理困惑，[19]这种范式包含公正、批判、关怀、专业等四种分析维度。多重伦理范式为复杂的伦理困境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理解方式。琼与罗伯特把多重伦理范式与湍流理论相结合，提出基于伦理困境案例学习模式。[20]他们认为这种伦理困境案例学习方式，会同时激发学生的理性推理与情感卷入。进而认为，道德困境案例学习不仅适应于教育伦理的课堂中，还可渗透到大学的其他课程。

二、国内教师伦理冲突研究

国内教师伦理冲突的研究路径与国外研究大相径庭，大多是哲学思辨研究和理论推演，且数量较小。教师角色冲突作为教师伦理冲突的分支之一，相关研究较丰富。

1.教师伦理冲突研究的三种路径

国内有关教师伦理冲突（道德冲突）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种倾向，一是进行伦理学理论推演，对教师面临的冲突做出类型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这种路径是我国最主要的研究方式;二是强调道德冲突对教师道德发展的作用;三是对教师解决道德冲突的策略进行研究。

社会转型和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教师面临的道德冲突日益复杂，程红艳通过对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面临的实际状况分析界定了以下几种冲突：体制与个人、将学生看作目的还是手段、关爱和公正、主流与多元之间的冲突。[21]夏湘远则聚焦于高校教师行为选择过程，认为其中存在三种道德冲突：行为取向上的义利冲突、行为表现上的角色冲突、行为动机上的心理冲突，并指出应从自我心适、价值取向和外在社会条件等三个方面调适道德冲突。[22]胡锋吉以库伯的行政决策模式为依据，把教师的伦理冲突分为角色冲突、效忠冲突和权利冲突三种。[23]解仲秋对教师个人利益、教育管理体制、教师情绪情感与教师职业道德的冲突进行研究，通过对其外在表现和原因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策略方案。[24]

此外，有学者强调适当的伦理冲突可以提高教师的责任意识。胡锋吉提出适当的冲突有助于教师承担教育责任，促进教师的学习和成长。教师解决伦理冲突的过程就是教师教育伦理逐渐成长的过程，也是教师逐渐实现教育责任的过程。[23]他认为教师只有意识并理解了自己所面临的冲突，才可能有进一步的道德发展。王晓莉认为教师普遍缺乏解决道德冲突的策略。她依据“道德信念模型”对教师的道德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冲突情境中以师生间冲突为主，教师对于价值方面的冲突倾向于采用“规避”而非“商谈”的方式。[25]这一现象会造成学校价值教育的虚无和教师价值信念的消解，因而要通过相关的教师教育来转变教师观念并提高解决道德冲突的能力。

2.教师角色冲突研究简析

虽然教师伦理冲突的针对性研究并不丰富，但教师角色冲突的研究成果却比较丰富。教师角色冲突的本质在于不同角色的期望、要求和责任间的差异和矛盾，强调角色的道德责任是角色冲突的根本所在。从研究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及课程改革对教师角色的新要求与新期待是造成教师角色冲突的背景性因素。教师角色冲突作与教师职业倦怠和教师焦虑等心理压力原因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视角。女性教师这一教师主要群体的角色特殊性亦未被忽视。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者倾向于对教师角色冲突的类型和原因进行解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王俊明对教师角色冲突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三种不同的类型：传统的分类、角色冲突的根源及表现分类和学校教育角度的分类。[26]从研究方法上看，绝大多数研究采用文献分析和理论推演，以实证方式进行的研究数量不多。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从以上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国内不同的研究路径，这对我们审视已有研究成果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国内外研究内容的不同

国外教师伦理冲突研究的脉络清晰：从解决和管理伦理冲突到对伦理冲突的理解与价值开发。国外近期研究侧重教师对伦理冲突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意义和发生的条件环境的分析与理解，并希冀通过伦理冲突的相关研究促进教师的伦理水平和道德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正是由于过于强调对伦理冲突的理解，对伦理冲突的文化环境与伦理生态的研究稍显不足。国内教师伦理冲突研究大多以伦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及时代特点对教师伦理冲突进行推论分析。但由于对实践的关注度不够，国内的相关研究不能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显得过于理论化。

2.国内外研究方法的差别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几乎所有相关研究均涉及实证方法，多数研究聚焦教师日常工作与教育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道德冲突和伦理困境，对教师伦理冲突进行实证性分析。这可能与国外注重实证研究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可能和教师伦理冲突这一研究对象的性质相关。教师伦理冲突多发生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同时它又是一种主观感受，因而对实践情况的把握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基础。国内相关研究多为理论演绎和哲学思辨，把教师实践中遭遇的伦理冲突做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相关实证研究更为稀缺。这就造成我国实践中教师伦理冲突的状况不具体，教师处理伦理冲突的风格与策略不明，对伦理冲突的理解情况不清楚等问题。

3.对国内后续研究的启示

之后在进一步研究中，应注重对教师伦理冲突进行实证研究与实践探索。研究需要明晰中国文化背景下，教师更多遭遇的是哪些类型的伦理冲突，教师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伦理冲突，在这种观念下会有怎样的管理和应对策略与方式。如何提升伦理冲突对教师道德成长的价值，以及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功能。如何减缓伦理冲突给道德主体带来矛盾、模糊和焦虑等负面心理体验。因此，对伦理冲突的实证研究可以描绘出我国教师的伦理能力与状况，并为实践提供实用性的原则与策略。虽然Lyons也曾指出，教师工作中的许多困境，以及基本上道德和伦理的问题不可能被解决，而需要的是仅是被处理而已。[27]但凭借教师自身习惯和经过审慎的伦理思考后的处理对教师和道德教育都具有不同的含义，其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4.基于伦理冲突的教师教育

以教师伦理冲突为基础的教师教育模式具有实践性价值，故对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职前教育中，可以通过对典型冲突的分析与学习，增强学生的伦理知识基础和伦理思维的发展;职后教师发展中，以教师伦理为道德主体带来审视与反思道德现象的契机，引导教师审视和反思自己伦理冲突的解决策略，澄清教师实践中所持有的伦理价值，并思考其合理性与道德性，从而促进教师自身的道德成长与学生的道德发展。

正如Shapira所言，尽管教师伦理冲突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深入，教师伦理已经成为专业知识的重要部分。但由于缺乏基于常识的专业工具，缺乏伦理理论与教育科学的指导，教师自身拥有的教育资源未被开发。提高教师对他们遭遇的伦理困境的意识与理解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将来他们面对的关键事件。[28]因而，实践中道德冲突的意义需要教师去把握、去赋予、去理解，理性思考之后做出的处理与选择才更具有道德性，教师具有理性思维和珍视自身思考得来的道德准则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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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拿大]伊丽莎白·坎普贝尔著.伦理型教师[M].王凯，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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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shua E.Perry.Managing moral distress：A strategy for resolving ethical dilemmas[J].Business Horizons，2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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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slovaty，N.Teachers' choice of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socio-moral dilemma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J].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2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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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oan Poliner Shapiro and Robert E.Hassinger.Using case studies of ethical dilemm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literacy[J].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2007（45） .

[20] Joan Poliner Shapiro and Robert E.Hassinger.Using case studies of ethical dilemm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literacy[J].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20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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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王俊明. 近年来国内关于教师角色冲突的研究综述[J]. 教师教育研究，2005（3）.

[27] [加拿大]伊丽莎白·坎普贝尔著.伦理型教师[M].王凯，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8] Orly Shapira-Lishchinsky.Teachers' critical incidents： Ethical dilemmas in teaching practice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2（27）.

[作者：李琰（1979-），女，河南淇县人，郑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

墨子伦理思想对医患冲突的启示 篇5

实际上, 医患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比起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的医患问题却更加尖锐。以往的学者们大多倾向于借助西方理论来探究医患问题, 本文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兼相爱, 交相利”伦理思想的智慧, 考量当代中国的医患冲突现象, 针对当代医患冲突的原因, 探寻墨子伦理思想对改善医患关系的启示。

一、医患冲突的原因

引起医患矛盾的成因十分复杂, 但不可否认医疗行业整体性的职业道德失衡是导致我国医患纠纷的最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医疗市场化后, 随着医院公益性的性质、地位的变异, 公立医院市场化, 直接导致医疗行业整体性的职业道德滑坡。

伴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国家对医疗行业的资金投入不断减少。医疗单位为了生存和提高经济效益, 采取“以药养医”“绩效工资”等管理模式, 药品收入成为医疗单位经济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药品企业的完全市场化, 为占领市场, 药品企业采用虚高药品价格、赠送医生药品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这些行为直接导致药品价格节节升高, 最终都把经济负担片面转嫁到病患身上。部分医院和医护人员过分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 急功近利, 一切向钱看齐, 看病时开取“大处方”“大检查”, 增加病患的经济负担。医德败坏的部分医务人员甚至利用行医权利向病患索取红包。这些现象使得医患双方的利益关系出现分离和对立, 这是产生医患纠纷甚至冲突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 医疗行业市场化后, 某些医生将行医行为当成买卖行为, 在行医过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医护人员对金钱的过度贪欲是医德败坏的根本原因, 医德滑坡现象加深了医患间的矛盾, 直接引发医患纠纷甚至冲突。如何正确处理医德与利益的关系是解决医患冲突问题的关键。

二、“兼相爱”

“兼爱”指无差别、无等级、无亲疏的博爱。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一种理想的道德境界。墨子认为人的自私自利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源, 只有“兼以易别”“爱人若己”, 视社会为共同体, 以“兼爱”的原则促使人人不分亲疏远近, 互敬互爱, 社会才能达到和谐状态。“人与我同出于兼, 所以爱人如爱己。” (《经说》) 在现代医疗体系中, 医生与患者都是“陌生人”的关系, 但在“兼爱”的原则下, 医患双方能够“爱人若己”。“兼爱”思想和传统医生职业道德一样, 主张不分贵贱只为救人, 因此墨子不分亲疏的“兼爱”理念对改善医患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各学派的思想中, 墨子无差别的爱与传统医道精神最为契合, “兼爱”救世观与“大医精诚”思想一脉相承。

墨子的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价值体系, ‘兼爱’说乃是墨子首次提出”[1]。无差别、无等级、无亲疏的“兼爱”思想旨在保障人的利益获得, 尤其是社会下层人的利益获得。因为“天下之人皆不相爱, 强必执弱, 富必侮贫, 贵必傲贱, 诈必欺愚” (《兼爱中》) , 其结果必然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 社会不得安宁。倘若遵循墨子的“兼爱”思想, 人人相爱, 就会实现“夫爱人者, 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 人亦从而利之” (《兼爱下》) 。医患双方人人“相爱”, 是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的基础。医患矛盾的根源在于医患双方的不“相爱”, 而不“相爱”就会导致医患利益关系冲突, 相对弱势的病患利益必定受损。所以, 要除乱求治就必须消除混乱的根源。人人自利引发医患利益之争, 继而引起社会医患纠纷甚至冲突,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唯有“天下兼相爱, 爱人若爱其身”, 视人若己, 把自己的私心控制起来, 以社会利益为重, 这样才能实现和谐的医患关系。

我国医患纠纷最直接原因是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失范。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滑坡导致诊疗时缺乏责任心与同情心, 也导致过度检查、开大处方、拿药品回扣、索要红包等问题。医德是社会对医务人员的基本道德要求, 加深医德教育就是为了使医务人员自觉履行道德义务。墨子的“兼爱”体现的是超越时空的整体之爱、平等之爱。它用爱人若己的方式, 借由人际间的互动性与个人的主动性来完成的互利之爱。因此在医疗商业化的背景下, 墨子“兼相爱”的伦理思想可以充实当代的医德观。面对目前失序的社会, 尤其是医德遭到质疑的时候, “兼爱”观念作为理想的道德精神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三、“交相利”

“兼相爱”是墨子提出的最高道德原则, “兼相爱”的实现, 则是通过“交相利”。“任何新的道德理想只能建立在现实的道德生活基础之上, 任何新的道德原则只能从现实的道德领域中提炼总结, 并且能够切实对人们的实际生活产生作用, 尤其是能够改变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 才具有吸引力、感召力和真正的约束力。”[1]墨子将“兼相爱”的道德理想与“交相利”的现实目的巧妙结合, “交相利”作为“兼相爱”的前提, 使得后者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墨子认为, 只有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互利互惠, 才能形成和谐的社会。若要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互惠互利, 就必须在“兼爱”的原则下正确处理各方的利益关系。

墨子“兼相爱”的道德理想的实现, 必须有一定的道德原则。墨子的“兼相爱”与“交相利”相结合, 体现在义与利的密切关系上。墨子“在义利观上坚持义利并重”[1]。在墨子看来“义”与“利”是同一的, “义, 利也。” (《经上》) 墨子的“利”指的是公利或正利, 并且具有实际效果的公利。“义者正也, 何以知义只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 无义则乱, 我以此知义只为正也。” (《墨子·天志下》) “义”就是保证“兼爱”的基本道德原则, 即人们在处理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时候, 应该以“义”为出发点, 指导自身的道德实践。在医患问题上, 医学伦理强调无伤原则即为“义”。“不伤害原则要求医生在诊治过程中不能有意给病人的身心造成伤害, 首先考虑到的应是对病人的伤害和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病人的伤害。”[2]对医疗工作者而言, 不伤害是一种道德义务, 是行医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医生行医以救护生命作为职责和使命, 而不是被私利私欲左右做出损伤病人的行为, 这就是墨子所说的“义”。令人担忧的是, 今天医疗市场化的背景下, 部分医护人员是把“利”看作单行指南, 欠缺“义”的“利”成为个人私利, 造成医疗行业职业道德滑坡现象。

在市场经济作用下, 医院的性质地位与实际情况发生偏差, 部分医生对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感到疑惑, 无法摆正患者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位置。医生与病患实则为利益统一体, 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 而在私利私欲的挑拨下, 医患的对立性被放大, 从而忽视了医患之间的互利性。“兼相爱, 交相利”, 在“兼”的包容之下, “利”已经不是私利, 而是公利。即使是受益者的个人利益, 也不是私利。因为私利并非真正对受益者有益, 更可能使受益者禁锢在不当得利之内, 沦陷于私欲之中。“兼爱”具有相互性, 在“兼爱”的原则下, 私利并非人们所真正追求的“利”, 而是公利、福利。无论是个人还是众人的利, 个人的福利必须在公众福利的保障下才能得到。

四、小结

墨子伦理思想对于市场经济作用下的当代医患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第一, 墨子“兼相爱”的伦理思想可以充实当代的医学道德, 完善真正以人为本的医学道德。在现代商业化的社会背景下, 墨子的“兼相爱”应当成为处理医患关系的最高目标, 来帮助医疗工作者医道精神的提升。第二, 墨子的“交相利”思想, 从今天的角度上看, 不仅符合医生、病患共同利益的期许, 还有助于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

在“兼相爱, 交相利”的伦理思想的影响下, 医患之间我爱他人, 他人爱我。这种爱则体现在“利”上, 这里的“利”主要在于“公众之利”, 即病患利益、医生利益、医院利益、社会利益的和谐统一。处于医患关系中的所有人在无偏私之爱的环境下, 所有的施爱者和被爱者都能得到现实的公利, 从而分化医患之间利益关系的对立, 构建和谐的现代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贺更行.兼爱天下——墨子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3.

个性化教学伦理的冲突与调适 篇6

一、个性化教学伦理冲突的主要表现

1.自由进度学习与规定学习时间的角逐

在集体教学视域下,教师和学生往往是在同一教学时间围绕同一课题(教学内容)展开教学的,得到的结论也是同一的。在挑战同一学习课题的时候,给每个学生的学习时间是相同的,即班级所有学生都需要在相同的时间里进行相同进度的学习、挑战课题。[1]比如教师说:“好,下面用5min来解决这个问题”,学习途中,教师说:“好,我们就做到这儿吧。”那么,所有的学生都需要在此时此刻停止探索活动。这样的教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展现教师的教学权威;另一方面,可以进行高效率的教学。在个性化教学视域下,教师和学生是学习的合作者,更加重视学生进行自由进度学习,即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进行学习选择,教师不是硬性规定所有学生用同一的学习时间去探究同一学习课题,而是形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在个性化教学视域下,教师往往显得与集体教学格格不入,例如,一位“品德与生活”的小学教师让学生进行体验性学习,在教室中让学生体验上网购物,规定时间为15min,由于学生对网络的认识和熟练程度不一样,有的学生能迅速体验上网购物,但是有些学生却做不到,正当有两个学生将淘宝网注册账号申请好准备上网购物的时候,任课教师突然宣布:“同学们,都停下来,我们就做到这里。”于是,这些学生就没有体验到上网购物的过程。因此,出现了自由进度学习与教师规定学习时间的冲突。正如美国“教师专业伦理典章”所认为的“教师不应毫无理由地限制学生的独立学习和探索”那样,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独立学习和探索,但是,由于教学时间划分的问题,却出现了规定学习时间与自由进度学习的角逐。

2.集体性培养和个性养成之间的抵触

在集体教学视域下,教师注重学生的集体性和统一性,重视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思想上的同一和整齐,包括课堂教学中所有学生回答问题都需要“举手”,上课期间不能与其他同学交头接耳,不能随意走动,学生的身体被“规训”了,学生被强调统一性和集体性。在这样的集体教学条件下,学生的集体性强大,集体性思维和集体化行为表现比较突出。在个性化教学视角下,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差异,尊重学生的人格独立,彰显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重视学生学习上的自由,“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学习的热情,促进其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2]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到个性化教学与集体教学之间的差异的影响,教师对如何尊重学生的差异和培养学生的个性与培养学生的集体性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抵触。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一味地让学生进行独立学习,而不管学生的“对与错”。一个数学试题:请同学们运用今天所学的“九九乘法表”来计算“12×9=?”,结果下来,有下面几种答案:有些同学的答案是(10+2)×9=10×9+2×9=90+18=108,还有些同学的答案是(11+1)×9=11×9+1×9=99+9=108,等等,面对这么多的答案,按照理论的说法都是正确答案,但是,在当时学习条件下,是否这些答案都是对的呢?面对如此情景,该小学教师没有做出自己的判断,其实,在将“12”等于“几加几”的时候,教师没有让学生去判断“1+11=12”、“2+10=12”以及“0+12=12”这些数与九的乘积是不符合九九乘法表的,没有充分运用到“九九乘法表”。

3.集体性学习和个性差异学习的矛盾

在集体教学视域下,教师重视学生的集体性学习,即教师重视所有学生能在“同一起跑线”,因此,教师让学生就同一课题学习,甚至在课堂上讲解同一解题方法,让学生能学习到并按照教师所讲解的方法去解答问题。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的优秀个性,需要给予学生选择性的学习,重视学生的差异。但是,由于教师长期以来的集体性教学,则导致教师无法面对集体性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之间的矛盾。如一次数学课堂中,一位教师首先让学生回答了“6÷3=2”“60÷30=2”和“600÷300=2”等学习内容,让学生按照学习指南进行个性化学习,但是在个性化学习检测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写的答案“五花八门”,如学习卡片上的内容为“()÷()=3,()÷()=()”,结果学生写的答案是“18÷6=3,(18×3)÷(6×2)=24”,面对这些错误,教师没有去发现,也没有让学生及时改正错误,更没有指导其他学生去指正该学生的错误。

4.教学封闭与教学开放之间的较量

在集体教学视域下,教师需要关注教学的封闭性,重视教师的中心地位,重视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被动配合,形成了教师“说了算”的局面。个性化教学视域下,教师需要开放教学,如某教师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学生在回答问题“4/7÷3=?”,第一组学生代表的回答为“4/7÷3=4/7×1/3=4/21”,第二组学生代表的回答为“将4/7变成21份,从21份中选出来得到4/21”,第三组学生代表的回答为“4/7和3的最小公倍数,得到4/21”,第四组学生代表的回答为“分数变成除法得到4÷7÷3=4/21”,第五组学生代表的回答是“4/7÷3=4/7×1/3=4/21”,第六组学生代表的回答是“4/7÷3=4/7×1÷3=4/21”,六个小组的学生代表进行了不同的回答。但是,面对学生的个性化回答,教师没有也不知道如何将更加有效的方法或者更科学的方法传授给学生,造成了从封闭走向“无限开放”,导致教师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教学个性。

5.“教”和“学”的冲突

集体教学重视教师的教,重视学生跟随教师,即“教师讲课,学生听讲。”但是,个性化教学强调由教师的“教”走向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案走向学生的“学案”,由教师的“教教材”到教师“用教材教”。[3]然而,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待“教”与“学”的问题上出现了冲突,于是出现了“越俎代庖”的局面,比如某位数学教师在讲解“(a+b)c=ac+bc”这个公式时,教师指名一名学生来回答,当学生正要说出“a加上b乘以c等于ac加上bc”时,该数学教师立刻说出了书本上的答案。可见,尽管个性化教学强调教师尊重学生的差异,让学生自己去探究、去学习,但是由于集体教学的影响,出现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之间的冲突。

二、个性化教学伦理冲突的原因

1.观念因素:教育传统的影响

第一,功利主义教育影响教师的教学行为伦理。由于长期以来,教育重视学生的分数最大化,学生考试功利化,使得教师和学生追求最快好省地获得知识,而不是去探究知识,使得教学集体化,不去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第二,重视集体、忽视个体的教学传统使教师关注集体而忽视学生的个性和差异。正如鲁洁所指出的,“中国教育几千年来,重视集体和共性,忽视个性。”[4]在如此轻视个性和个体,重视集体的前提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往往以集体为目标进行放大,将个体无限缩小,导致在个性化教学视域下教师仍然摆脱不掉那种教育传统的束缚。

2.教师因素:对个性化教学理解不透彻和教师习性使然

第一,对个性化教学的理解不透彻。教师对个性化教学理念的理解不透彻是导致产生个性化教学伦理冲突的重要因素。个性化教学不是一种单纯的教学模式,是一种教学理念、一种教学思维方式,但是教师却不能有效理解,将个性化教学模式化,以至于不能深入地进行个性化教学。第二。教师教学习性使然。我们常常认为,“做什么都要养成好的习惯”“培养孩子的习惯”等等,认为习惯总是好的,然而,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行为习惯在影响教师的个性化教学。在个性化教学实践过程中,事实也是如此,我们通过对某小学教师调查发现,如“您觉得哪些习惯在影响您的个性化教学?”调查中发现,90%的教师认为“上课习惯”、73.3%的教师认为“对学生评价的习惯”、70%的教师认为“备课习惯”以及23.3%的教师认为“领导对自己的看法”等在影响着教师的个性化教学。

3.制度因素:教学评价制度的影响

教师个性化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评价制度的影响,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个性化教学深陷于班级授课制、标准化考试与量化教师评价的樊篱中而难以实现。”[5]可见,正是因为教师受到教学评价制度的现实因素的影响,其工资及待遇等与教学伦理格格不入的那些现实因素左右着教师的个性化教学。这种教学评价制度使教师一方面想去进行个性化教学尝试,另一方面却又屈服于教师评价的利益,因此,出现“效果论与利益最大化”和“非果论与尊重人”两种伦理思维的矛盾和冲突。

三、个性化教学伦理的调适策略

1.教学论方面:重建个性化教学伦理

要解决集体教学和个性化教学之间的教学伦理冲突,需要在教学论上重建个性化教学伦理,即改变过去的集体教学伦理,重建课堂规范,重构适应个性化的教学伦理。第一,树立正确的个性化教学理念。笔者认为,个性化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基于学生个性差异和自身个性特点,采取灵活的教学形式,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去,培养学生交流与沟通的能力、合作学习的能力,推进个性化的“教”与“学”的活动。[6]第二,重构个性化教学伦理规范,即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成为学生学习的策划者、组织者、指导者、合作者,学生成为学习的选择者、探究者以及学习的主人,改变传统的教师忽视学生个性,不尊重学生的局面,形成合作学习。“在建构新的课堂规范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两幅崭新的教育图景,不是教师独白,而是师生对话、生生对话的图景;不是教师关门上课,而是基于教师/同僚性的合作教学的图景。”[7]

2.教师方面:形成个性化教学的理念和行为

第一,形成教学平等和自由的教学理念。“因为相信每个人享有其价值和尊严,所以教师的第一天职即为求索真理,达至卓越,孕育民主。要达成这些目标,核心是确保学与教的自由,让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8]那么,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尊重学生自由学习的权利,让学生能平等和自由地学习,并提供学生学习选择的机会,保障其学习自由。第二,尊重学生差异和个性化。“为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使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充分发展。”[9]因此,尊重学习的差异性和个性是个性化教学开展的重要前提,只有尊重学生的人格,重视学生的学习权利,尊重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兴趣、学习水平、学习经验、学习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性,才能更好地开展个性化教学。第三,将学习选择权还给学生。不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还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都倡导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选择。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需尊重学生的学习差异和个性化学习的需要,还给学生学习选择的权力。一方面,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选择,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还给学生选择的权力,也要凸显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学习水平、学习风格、学习能力等个性和差异选择自己的学习任务,而不是一味地命令学生去完成教师所预设好的内容。第四,改变教学习性。教师的教学习性是产生个性化教学伦理冲突的重要方面,在个性化教学开展过程中,需要改变教师的习惯,促进教师的教学创造性和教学个性[10],形成一种开放式的教学理念,形成一种合作学习的理念,进一步走向平等对话和形成学习共同体的局面。

3.学校管理方面:重建教学管理伦理

为进一步促进个性化教学伦理的重建,需要进行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管理变革。第一,个性化教学时间上的管理变革。面对现有的课堂教学时间,需要进行课堂教学时间的变革,根据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学科知识等方面的特点,改变那种40min或者45min的固有教学时间模式,形成一种弹性化的教学时间,“课题安排时间较长的课时,由40min调整为60min,数学、语文、外语等学科在低年段可以适当缩短课时,调整为30min”。通过教学时间的变革,让教师打破时间上的局限,形成个性化的教学时间理念和行为。第二,个性化教学空间上的管理变革。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改变那种封闭性的教学物理空间和四维空间的局限。一方面,形成开放式教学。充分利用开放空间,让学生能突破教室的局限,进一步去探究和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展示学生的学习体验成果,并进行表达和交流;另一方面,打开班级间的墙壁,加强异班级学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学生的社会性、合群性发展。

4.学生家长方面:形成学生的个性伦理品质

浅析生命科技发展中的伦理价值冲突 篇7

一、价值冲突的主要表现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 尤其进入到了21世纪, 生命科技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正由于其发展往往具有超前性, 而生命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又往往滞后, 再加上社会舆论对生命科技的鼓吹, 以及别有用心社会力量的诱导, 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碰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当前其冲突的主要表现。

1. 生殖干预技术遭遇伦理困惑。

一般意义上的生殖干预主要是利用生物医学技术在生命体诞生过程中对生殖各环节实施有目的行为影响, 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设立精卵库、代孕技术、避孕技术等。2002年2月,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伦理学中心主任斯科特.盖尔芬德博士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关于人造子宫和设计婴儿伦理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名称叫《自然母亲的终结?》, 言下之意是随着人造子宫的研究向前推进, 那种在母亲中怀胎分娩的自然生育方式或许会终结。”不可否认的是, 从医学角度来讲, 人造子宫 (如果技术上可行) 确实能够解决人类生育中的某些难题, 但人们也对人造子宫技术所牵扯到的法律、伦理、道德等问题不得不表示担忧。其实, 这反映出的是人们一直以来对生殖干预技术的担心。一方面, 因为“这种人为的干预打破了自然生殖规律, 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遗传性状, 使生命的产生具有强烈的‘人为’色彩, 使人成为生殖的选择者、设计者和干预者, 这种方式必然会引起人们关于生育模式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 它还冲击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 给父母子女亲情的严格定义带来疑问, 对“血缘”亲情关系定义直接构成挑战, 还关系到各种社会权益保障问题, 引发夫妻关系、夫妇的权利与义务、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可见, 生殖干预技术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并且要以对传统观念 (尤其是宗教文化和伦理观念) 的突破为前提。

2.“克隆技术”引发伦理价值的反思碰撞。

从克隆人体胚胎, 然后到克隆人, 克隆技术的不断突破, 生命科技不得不面对社会价值的两难反思, 引发科技与人性的深层次的争论。就目前来看, 世界宗教界、民间和政府大都不反对用于医疗治病的胚胎克隆, 但绝大多数明确反对克隆人。2002年4月, 美国前总统布什呼吁参议院通过法律, 禁止克隆人类, 包括禁止克隆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布什在一次向175名医生、科学家、议员、宗教界人士和残疾人的演讲中指出:生命在于天然创造, 而不是日用品。生物工程技术的进步不能以牺牲人类的良知为代价, 当我们寻求可能发生的事物时, 我们必须记住问一问什么是对的, 我们不能忘记即便是最神圣的结果也不能用来证明手段是对的。在美国, 曾有一个民意调查显示, 有五分之四的人都反对克隆人类, 但这些持反对态度的人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美国联邦政府出资资助干细胞研究。毕竟, 克隆出人体器官用于移植的治疗思路太有诱惑力。另一方面以美国男科研究所所长授帕诺斯、扎沃斯为代表的三个号称“科学狂人”科学家等社会部分力量仍然坚持并积极从事克隆人的实验和研究。克隆技术这些生物、医疗技术上的潜在风险, 以及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冲击, 对传统伦理观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并提出了许多生命伦理学现在还难以解答的难题, 而事实上这些难题的提出和解决又需要我们以辩证的目光加以看待。

3.“安乐死”面对的生命伦理的质疑。

人没有选择生的权力, 有没有选择死的自由呢?怎样面对安乐死不仅是一个医学话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需要人们从伦理、道德、法律等不同维度去思量。东方传统和西方的宗教文化表现出来的对待死亡的态度一般是顺应自然, 提出要尊重人的生命, 要尽一切可能去拯救人的生命。当前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基本规范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因此保护、延续生命的行为被认为是绝对的善, 反之, 医务人员放弃抢救濒临死亡的患者的行为则是恶, 何况是“赐人死亡”的行为。如对于一个垂危不可救治而自身又倍感痛苦折磨的人, 采用先进的生物医疗技术去挽救是对这些临终病人的“延长生命”, 还是“延长痛苦和死亡”呢?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何在, 安乐死是不是符合人类的伦理道德呢?虽然对实施安乐死限定了严格的条件, 但有谁能确保安乐死不被滥用呢。正因为如此, 大多数国家仍然反对安乐死。目前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但曾一度出现了许多打算安乐死的人涌向荷兰求死的怪现象, 这也不得不引发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去思考。

4. 器官移植掀起道德争论的波澜。

20世纪60年代, 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开展了人类各种同种器官移植以来, 移植数量逐年增加, 20世纪90年代以后, 移植学出现突破性进展, 器官移植日益成为常规手术, 同时脑移植也成为医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心脏、肝、肾等都已可以成功地移植了, 器官移植无疑是医学上的一大进步, 也为患病者带来了福音, 但面对带来的伦理问题却经常难以给出合理答案。如捐献者与接受者的矛盾;什么时候可以移植?移植后的人社会关系如何定位?等等。就一般移植而言, 也面对如移植是否符合传统伦理 (特别是对身体、发肤很看重的中国传统伦理) ;身体能否成为商品, 供体是否可以自由买卖, 如何定价, 谁有优先权;废弃的病损器官归属问题等伦理争论。一方面社会大力提倡遗体、器官捐赠的风气, 以造福别人, 但同时捐赠器官必须出于自愿, 不得强迫, 才是合理的手段。可见, 关系器官移植的实施还有不少社会伦理问题要面对。

5.“人类基因组计划”与伦理的较量。

所谓的“人类基因组”指的是人类体细胞核中一套染色体上的全部基因, 它包括约6万到10万个基因。“人类基因组计划” (HGP) 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 1990年正式启动, 于2000年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 2001年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结果, 进入全面解析人类基因组, 绘制“全基因组序列精细图”的阶段。“基因是DNA上有遗传意义的片段, 它携带遗传信息的由成百上千个核苷酸组成, 是基本的遗传单位。它决定人的所有形状, 甚至包括智力与行为。医学研究还表明, 不仅是遗传病, 而且许多非遗传病的发生也与人的基因有关。”医学研究还表明, 不仅是遗传病, 而且许多非遗传病的发生也与人的基因有关。这项工作的研究进展已使我们对于人类自身 (人类疾病与健康、包括生育健康) 、人类的前途与未来有了新的认识。然而HGP的研究“在建立‘人类知识库’, 提高人类生存质量, 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 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如:基因研究和人类的尊严、遗传信息的隐私权及获知权、基因组图谱的信息使用与人的社会权利、基因组信息对个人的影响、基因资源的专利与资源争夺、基因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基因组研究成果应用的不可预测性等。特别是遗传信息的隐私权问题, 如当前社会一部分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一样, 若基因歧视再进一步, 势必以基因划分人群, 所谓好基因、优良基因人群与坏基因、缺陷基因人群, 出现新的社会对立和分裂。

二、价值冲突的主要特点

1. 冲击传统伦理。

生命科技研究生命现象及其本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它标志着人类在更深层次上认识自身有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但随着生命科技的深入发展和广泛运用, 传统的伦理秩序被打破, 并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认识及定义;人为干预生殖过程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如何正确理解遗传、发育、进化的统一性;对健康的重新定位;对民族、传统意识文化的冲击;转基因技术对人类生命健康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等等。

2. 对“人的定义”、现有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提出挑战。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 关于干预技术、“克隆人”的争论, 必然涉及“人”的观念反思。生命伦理学的争论, 提出了“人的存在”的内部界限或极限的问题:究竟如何理解“人”的生命或存在的空间与时间界限?笔者认为, 人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动物。也就是说, 种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因素, 恰恰是无法从技术上“克隆”出来的。因为从自然生命的“人体”到完整意义的现实“人”之间, 客观上有一个社会发生的过程, 主观上也有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界定问题。人类的繁衍受到生命科技的影响, 由于生殖干预、克隆人有悖于传统由血缘确定亲缘的伦理方式, 几千年牢固的血亲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定位也必然要受到质疑和挑战。

3. 提供便利与增加危机并存。

生命科技的发展充分展示了人类的创造力、征服力, 但其技术所带来的对人类、社会潜在的威胁也构成了人们对生命目的和社会价值伦理的莫大嘲弄。除了上述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外, 还存在着很多有关制约生命科学发展的危机。例如用遗传工程方法制成对人有危险的微生物或是新种生物完全可能造成人类对未来的恐慌;生物武器和毒素的研制和使用尽管与科学的道德规范相违背, 但已确确实实地出现在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军事战场上。尽管科技本意是好的, 是中性的, 但由于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必要的防患意识, 使得生物技术产品的作用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 造成各种危机、毁灭性灾难等。人们已充分认识到, 生命科技在改造和创造世界的同时, 也增加给现代文明带来危险的可能性, 曾发生在日本东京的沙林毒气事件和美国的炭疽菌事件等都是一个个血的教训。

三、价值冲突的成因分析

1. 生命科技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生命科技与其他科技一样, 由于独特的客观规律、价值尺度而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其对生产、生态环境、文明的影响自然会显示出其双重性的作用。生命科技在人们摆脱自然界的威压, 争得相当的人身自由的同时, 又给人类降下了潜在的危机, 如1960年避孕药的出现, 但随之就是各种性病的泛滥。我们知道, 生命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 不仅涉及到从事科技工作的当事人, 而且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因此生命科技的研究成为人们探索生命本质, 攻克重大疾病, 提高生命质量的一把钥匙, 但同时, 我们也必须面对各种生命科技等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2. 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发展的不同步性。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 人类的道德水准与科技水平呈现交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生命道德水准和生命科技水平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恰恰相反, 生命科技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 处于日新月异的活跃变化状态;而生命伦理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 包容了许多世代相袭的观念, 没有大的触动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便导致了人类对生命科技的认识与接纳水准与生命科技水平之间经常处于矛盾状态。表现之一是人类生命科技水平超前和生命道德水准相对滞后。因此, 新的生命科技出现必然导致生命伦理的真空或对未来恐惧。

3. 传统消极科技观的影响。

在20世纪以前, 即使是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巨大作用的人们, 也只是把科学技术看成外在于社会、从社会之外作用于社会的独立力量。只是到了20世纪, 人们才充分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处在社会之中、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一种社会建制。就认识根源来看, 生命科技的负面效应首先要归咎于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实践水平的限制而导致的对自然过程的复杂机制认识不足;其次是价值观上的原因, 即人们在选择、运用生命科学技术时的某些短视行为, 只顾眼前的效益和具体的、局部的或个体的利益满足, 而忽视了人类长远的、整体的基本利益。

4. 生命科学技术的非人性化发展。

满足人性的内在需求, 塑造完美的人性, 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遗憾地看到, 生命科技的残缺经常被忽视, 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如自然的生命那么和谐, 原因就在于自然的生命经过了几十亿年的进化, 已经形成了高度协调的体系。过分夸大科技的作用, 只会导致生命科技与人性需求的异化, 遭受自然和社会被动的惩罚。就社会因素而言, 生命科技所追求的目的、实施方式和后果, 都要受科技主体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制约, 在不同的人文、社会、经济、政策条件下, 不同的技术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人类现在只是构建了基因草图, 可以想象, 如果实现基因重组的话, 基因工程无限制地使用会导致一些不可逆转的后果, 那样就可能出现新的物种, 尔后可能构成现代人类自然物种一个崭新的但人类自身可能无法控制的生态环境。因为在自然环境下, 每种物种都有天敌, 天敌之间相互制约使得自然界的平衡不至于被打破。人为制造的东西, 由于没有天敌, 很可能出现极度的繁殖, 进而出现生态失衡, 给原来天然物种带来危险。

5. 社会控制力的缺失, 为生命科技成果滥用提供了可能。

作为新生事物的生命科技往往是在人们的 (下转第65页) (上接第63页) 观望中诞生的, 社会和政府以及相应的学术科研机构的约束都显得滞后。加上部分科学家、企业, 包括大众媒介坚持技术无禁区论点, 技术至上主义过于甚嚣尘上, 生命科技的运用容易失去方向和控制。自从近代科学诞生以来, 我们所面对的更多地是一个自然物的世界、甚至还有人类自身 (现代医学中的器官移植) 都已成为科技利用的对象, 而真正的自然、或者说本原性的存在却隐而不显。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一样:科技的敞开越是透亮, 自然的隐匿越是深沉。更进一步地说, 不仅仅是技术, 更重要的是西方特有的狭隘的科学思维, 对于科学内在价值的剥离, 构成了世界现代化的支柱。市场利益与科技猎奇心理导致了生命科技滥用的内在动因。因此, 现代社会在道德、思想和机制上都缺乏一种对生命科技负面作用的制约体系和应对灾难的准备, 这本身就必然会产生生命伦理困惑, 甚至是一种更可怕的灾难。

6. 世界伦理一元与多元的矛盾。

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得科学研究、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 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地区、民族伦理观念的冲突。如:在对待人的生命优先价值上, 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派是以施悲曼为代表, 认为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 这种价值具有绝对性, 神圣性、不容挑战和质疑, 人的生命在任何阶段和情形下都应该得到维护和关照。因此反对堕胎以及宣布脑死病人为死亡等善意的对人的伤害。另一派则是以哈里斯等为代表, 他们认为, 人之所以在其他生物面前有优先权是因为人是有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主体, 是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之人, 因而认为只有具有理性之人才谈得上拥有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一种结果的完全道义上的生命权利。同样, 对生命科技理解和运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看法是存在不同的。在对待克隆人、克隆器官, 以及在器官移植等方面, 东西方、不同的宗教文化地区也都会出现分歧。如在对待基因技术知识产权, 美国就与许多国家都有争议。因此, 在21世纪初就有不少学者和国际伦理研究组织建议成立地区性伦理协调组织, 沟通和协调一些伦理观点, 以便促进包括生物人体试验在内的研究工作开展, 近年来, 这一领域的问题也日益得到各界的关注, 或许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

摘要：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伦理的较量, 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价值偏离, 并引发激烈冲突。文章重点对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价值冲突的主要表现、特点和内在成因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力图寻求和揭示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发展中追求的内在价值和新的平衡点。

关键词：生命科技,发展,伦理价值,冲突

参考文献

[1].南方周末.2002.3.21

[2].倪慧芳, 刘次全“.基因与生殖干预中的伦理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5卷, 1999 (1)

[3].尤鲁明.人民日报, 2002.4.11

[4].刘学礼.生命科学的伦理困惑.2001

[5].上海三联书店编著.上海支部生活编辑部、学技术的现在与未来:生命、农业.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2001

[6].倪慧芳, 刘次全.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人类基因组研究中的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律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7].张凤莲.人类沉思.济南出版社, 2000

行政伦理冲突 篇8

1962年, 美国政府发布的《对企业伦理及响应行动的声明》是第一个有关企业伦理问题的文件。恩德勒主编的《经济伦理学大辞典》中认为, “企业伦理学是一种关于理性规范的学说, 这种理性规范理当引导企业通过社会和睦的运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自由来对社会的和谐作出自身的贡献。”[1]成中英认为, 企业伦理是指任何商业团体或机构以合法手段从事营利时所应遵循的伦理规则。陈炳富、周祖城认为, 企业伦理的研究对象是企业道德, 广义的企业道德是指导企业经营活动参与各方行为善恶的规范, 狭义的企业道德是指导企业及其成员行为善恶的规范。王小锡认为, 企业伦理是指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完善企业员工素质和协调企业内外部关系的善恶价值取向及其应该不应该的行为规范。朱贻庭认为, 企业伦理是以企业为行为主体, 以企业经营管理的伦理理念为核心, 企业在处理内、外关系中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及其实践的总和。

1985年, 美国学者刘易斯在对254种关于企业伦理的文章、教材和专著进行分析和对部分企业界人士进行调查后指出, 人们对“企业伦理”这个术语的定义有308种之多, 其中大多数人把企业伦理等同于企业活动的标准、规范、企业行为的正误、企业社会责任、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权利与义务、企业习俗、美德等。刘易斯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一个较具普遍性的定义:企业伦理是为企业及其员工在具体情境中的行为道德提供指南的各种规则、标准、规范或原则。

由以上定义可见, 企业伦理问题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具体的伦理判断, 它表达的是特定行为的“好”、“坏”、“善”、“恶”之分;二是较为普遍的伦理原则 (principle) , 牛津英语词典对“原则”的解释是:a beliefthat is accepted as a reason for acting or thinking in a particular way, 它是根本性的观念、理由、信条。伦理原则是一定的社会和阶级对人们和品质提出的根本要求和价值标准, 是调整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导方针, 也是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根本标准, 伦理原则具有普遍性。如果更为细致的, 可以在具体的伦理判断和伦理原则之间加入一个伦理规则 (rule) 的层次, 牛津英汉词典对于“规则”的解释是:a statement of what you are advised to do in a particular situation.结合伦理实践, 可以将伦理规则定义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 其结论就是具体的伦理判断。

这样, 对于一个具体的企业伦理问题的判断, 首先要诉诸相应的伦理规则, 而伦理规则来源于更具根本性的伦理原则;或者可以反过来说, 伦理原则决定了相应的伦理规则, 而伦理规则直接适用于具体的伦理问题, 就可以得出相应的伦理判断。

二、企业伦理原则的冲突———慈善是工具吗

功利主义、义务伦理和德性伦理, 是伦理学古典理论的三大原则。功利主义者都持有一种福利主义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认为, 福利是伦理考虑的唯一因素, 正价值是福利的增加, 负价值是福利的减少, 凡是不影响福利升降的事情都与道德无关。

而义务伦理的立场是:行为本身就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 做某个行动或者不做某个行动的理由建立在义务之上, 而这个跟行为的收益计算无关。或者说, 道德的行为不靠福利的计算, 要决定在特定的情境下如何行动, 人们只需要诉诸良知、信仰就行。与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都不同, 德性伦理将重心放在什么样的人是最值得做和什么样的生活是最值得过的这些问题上, 在德性伦理学看来, 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都忽视了人们内在的情感和精神生活, 如果一个人只是出于义务而遵守规则, 其行为和感受在伦理学上是不充分的[2]。

根据前述伦理判断的逻辑, 当我们需要决定企业的某一项行为在伦理上是否是正确的时候, 我们首先应适用于企业伦理规则, 而企业伦理规则最终应符合一类伦理原则。或者可以反过来, 某一类伦理原则决定了企业一类行为的伦理规则, 而该伦理规则又决定着对企业具体行为的伦理判断。换言之, 企业伦理判断是由它依据的伦理原则所决定的, 功利主义、义务论与德性伦理就是伦理世界中最为常见的三大类原则。然而, 遗憾的是, 这三大类原则有时是相互冲突的。

这三类伦理原则应用于企业而产生的一个较为典型的冲突就是关于“企业慈善责任”的理解。慈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伦理观念, 这一观念认为, 社会中比较富裕的成员应该对拥有财富较少的人进行慈善捐助, 安德鲁·卡耐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通常被誉为现代慈善捐助的先驱, 世界各地的报纸不断报道最新的捐款纪录。1903年, 《伦敦时报》报道, 卡耐基捐款2 100万元, 洛克菲勒捐款1 000万元。1913年, 《纽约先驱报》做了总结统计:卡耐基捐款3.23亿美元, 洛克菲勒捐款1.75亿美元, 这在当时都是天文数字的捐款。由此, 企业社会责任的“慈善原理”认为, 企业应主动帮助社会上任何贫困的个人或团体, 促进企业慈善事业, 建立企业慈善基金, 与贫困人群建立社会关系。

那么, 企业慈善行为是正确和值得提倡的吗?对这一企业行为的伦理判断同样也必须诉诸普遍性伦理原则。在功利主义伦理观下, 企业慈善行为就不见得是正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指出, “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在满足他们的股东的利益之外还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 根本上错误地认识了自由经济的特点和性质。在自由经济中, 企业有且仅有一个社会责任———只要它处在游戏规则中, 也就是处在开放、自由和没有欺诈的竞争中, 那就是要使用其资源并从事经营活动以增加利润。”弗里德曼甚至进一步指出企业慈善行为非但不是一种“责任”, 反而对于社会是一种“危害”:“很少有思潮像要求公司管理者去接受社会责任而不是为股东赚取尽可能多的钱这样, 彻底动摇我们自由社会的根基。”

在功利主义伦理原则下, 自由市场经济中, 慈善只在一种情况下是合理的。著名管理学者迈克尔·波特就认为, 慈善是一种工具。波特2002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企业慈善事业的竞争优势》, 指出:“企业从事公共事业的目标, 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博得更多的认同和社会影响, 而实质上, 则应该专注于公司竞争力的增强。”显然, 这一结论有悖于人们的常识, 它根源于企业伦理原则的冲突。

三、企业伦理原则的一个双层次框架体系

为解决企业伦理判断在适用伦理原则时的冲突, 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双层次框架体系:第一层次是企业层次, 该层次适用于功利主义伦理原则;第二层次是个人层次, 该层次适用于德性伦理原则。

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有限公司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指股东作为投资者只能在其投资限度内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权人负责, 上述规定其目的就在于使得“公司”这一创设能够在法律所限定的范围内一心一意专注于营利的事业:有限责任被认为具有减少和转移风险、刺激投资、加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促进市场交易等方面的功能。因此, 在公司的层面, 要求企业承担慈善责任显然与“有限公司”这一制度设立的初衷相矛盾。推而广之, 在公司这一层面, 对所有企业行为的道德判断应遵循功利主义伦理原则:即应该从全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确定行为的正确与否。从这一点出发, 只要企业的行为不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企业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谋求利润的最大化, 企业不负有慈善的责任。反过来说, 要求企业过高的社会责任,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 将破坏自由竞争的市场, 反而导致社会总福利的下降。

尽管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总是处于某一组织之中, 但个人的行为并不总是代表该组织存在的目的。例如, 企业的存在其初衷是为了营利, 它是一种工具主义的存在。如果意欲取消企业的营利性质, 不如从根本上取消“有限公司”这一制度。然而, 人类自身绝不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 因此, 就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而言, 毫无疑问地可以适用于德性论。德性伦理学要求人们考虑“什么样的人是最值得做的”和“什么样的生活是最值得过的”这些问题上。良好的德性包括友爱、良心、节制等, 上述伦理规则适用于在企业中工作的人们, 但并不适用于企业。例如, 企业上下级之间可以形成友爱的工作氛围, 这是受到赞赏的, 但这并不是企业层面的伦理要求;企业领导可以给予员工更为温暖的生活照顾, 这也不是企业层面的伦理要求;企业销售的产品可以降低其价格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但在企业伦理层面也并非必须如此, 企业可以提高价格赚取尽可能的利润———只要是在经济法的约束范围内。

综上, 企业伦理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企业层次和个人层次, 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伦理原则。按照这一框架, 就可以较好地处理企业行为伦理判断中的冲突问题。

参考文献

[1]恩德勒.经济伦理学大辞典[K].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行政伦理冲突 篇9

1、外籍人士在我国的文化交流背景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不同国家的优秀文化也得以相互交流和借鉴。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在世界的众多国家里开设，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爱好者。改革开放引进的不仅是西方先进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济发展规律，同时也有国外的优秀文化和艺术，不同的文化要本着“和而不同，去粗取精”的原则，以人的实际喜恶为根本出发点。

1.1外籍人员的来华现状

近些年来，随着国门的放开，不同国家的公民开始逐渐走入到中国，体验中国的民俗风情。同时，中国人也开始走出国门，了解其他国家的异域风情。据不完全统计，每一年的来华人数都呈现一种逐渐递增的态势，这表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得到了提升，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和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1.2外籍人员跨文化交流现状

随着外籍人员的不断来华，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基调和文化氛围。具体来说，外籍人员跨文化交流现状并不乐观，一方面受到了中国传统体制下严谨、含蓄风格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具体人群和相关思想态度的限制。我们不能指出到底哪一种文化更高级、更先进。因为其没有实际的衡量标准和参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以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为自豪，对于外来的文化，我们有着明确的态度和看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实际的喜恶为根本原则。

1.3跨文化冲突与调和

中西方文化在具体的饮食、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存在这明显的差异，代表了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文化特征。文化被誉为国家发展的“软黄金”，是一个国家发展历程中凝结形成的民族信仰和精神涵养，代表了国人的统一意志和行为准则。正是给予文化背景的不同，外籍人员的文化交流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跨文化冲突”。所谓的“跨文化冲突”就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群体对相关的内容存在不同的认知和思维，由此产生的差异和争论，相互排斥、相互抨击。冲突的产生就需要一定的伦理协调，正如汤用彤在其关于“文化移植规则”的论述中认为的规则就是文化思想的移植，这必然经过冲突和调和这两个过程。

2、外籍人士跨文化冲突的差生原因

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唯一没有发生过文化中断的古老国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传统内涵，中国文化讲究含蓄、内敛，崇尚孔子之道。与外国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具体的饮食、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能够得到表现，差异的存在致使“跨文化冲突”的出现，其主要来源于下面几个方面：

2.1信仰的冲突

中国人倡导的是无神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存在明显的宗教信仰，这也是近几年来西方国家一直抨击中国的主要手段。国外的很多国家都有着各自的宗教信仰，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是典型的有神论者。在中国，并不对公民的宗教信仰做出限制，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宗教信仰的存在会影响一个人的实际行为和思想意识，所谓意识决定行为就是这个道理。不同的宗教信仰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和思想方式，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具有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和抨击，文化冲突从而产生。

2.2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的思维更多的是遵循孔子之道，体现出一种含蓄、内敛、严谨的态度。其实，不仅儒家一门思想在发扬和传播，其他的，诸如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兼爱非攻”都在广泛的进行传播。但在国外，外国人的思想方式具有很强的具象性，其思维方式很超前，是一种鹰的视野，其关注的不光是本身还有其他人，会对其产生影响的所有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往往偏颇与笼统和全面，而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往往侧重于直观和具体，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了文化冲突的形成。

2.3生活习惯冲突

外籍人员来华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日常的生活问题，中西方国家在生活习惯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具体的语言、饮食到实际的工作、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从饮食习惯上面来看，中国人热情好客，往往会很多人同吃一道菜，相互敬酒、相互追捧。而外国人则常常实行分餐制，每个人有每个人单独的刀和叉，不会出现敬酒等喧闹的场面。另一方面，从时间使用问题上来看，外国人将自己的工作安排到每一秒，守时，极高的提升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而中国人则很难做到这一点，需要提升和借鉴。

2.4社会制度引发的冲突

国内外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氛围，这是外界的大环境，单独的个人无法改变，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受到社会制度和氛围的影响。从实际情况上来讲，西方国家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制度比国内要开放和自由，但对于这个问题也要辩证的看。自由的社会氛围导致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更大，袭击案件频发。严谨的社会制度使得中国的教育严谨、落后，应试教育体制盛行。由于思维模式存在差异，来华外籍人员对这些政策、规章、制度常以其在国内的习惯思维方式来理解，由此产生理解上的偏差。这种情况在管理工作中经常遇到

2.5价值观方面的冲突

价值观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思想意识领域的差异造成的，是在进行一项抉择时所参照的标准和依据。就像一幅著名的漫画所表示的，中国老太攒了一辈子的钱，终于在七十岁时住进了新房。而外国老太则贷款50年，20岁时住进了新房，70岁时终于还清了贷款。我国的价值体现为集体利益，因此出现了很多舍生取义的英雄。而西方的价值变现为个人主义，尊崇自我实现人生目标，发挥个人才智。价值观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个体在处理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方案，由此便产生了文化冲突。

2.6具体角色引发的冲突

外籍人员来华的目的大都是进行学习和工作，很难与当地的老百姓进行角色上的对接。这些短期来华的外籍人员并不存在在中国境内长久生活的打算，因此也就限定了其思想上的保守和内敛，不会刻意的进行文化交流和传递。另一方面，中国人讲究群体性，对于外籍人员也难免存在着一定的抵触情绪，对于外籍人员也会采取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

3、国内外关于跨文化冲突伦理协调研究

3.1国内关于跨文化冲突伦理协调研究

世界正因为不同的文化才得以如此美丽和繁华，文化的发展需要存在差异。我国对于跨文化冲突伦理协调的相关研究尚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在十几年的研究过程中，也取得了些成绩：（1）针对不同的文化要本着“和而不同，去粗取精”的态度，始终将人的喜恶为根本出发点。文化的传播载体是人，人也是具有价值判断能力的，能够明确自己的喜恶。（2）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要珍惜和尊重，对于外籍人员要坦诚相待，给予他人应有的帮助，互相促进，和睦相处。坚持“和而不同”，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不搞文化霸权主义，做到求同存异。（3）面对不同的文化要站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不存在文化的高低贵贱之分，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3.2国外关于跨文化冲突伦理协调研究

外国人对于跨文化冲突伦理协调研究现状和中国的相关研究存在明显的不同。国外研究认为跨文化冲突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权利差距、不肯定差距、个人与集体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因接触到不同的外部环境、组织机体和个人是来华外籍人士产生文化冲突的原因之一。这种冲突的协调也离不开个体的交互共生。为此，只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4、外籍人士跨文化冲突协调的有效途径

文化冲突的产生需要必要的伦理协调来进行完善，具体的完善途径包括了建立利益诉求机制、创新文化适应新途径、完善跨文化伦理沟通机制、建立跨文化伦理冲突预警机制以及建立良好的社会伦理氛围五个方面，下面将一一进行阐述。

4.1建立利益诉求机制

通过大量的实地走访发现，外籍人员的诸多利益需求并不会得到有效的收集和反馈，其实际需求的难以保障造成了冲突的形成。因此，要想切实的改善文化冲突，就一定要建立外籍人员的利益诉求机制，外籍人员要通过合理且健全的途径来反映其实际所需。建立专门的机构或人员，使他们有表达利益的渠道与平台，而有关外籍人员的利益冲突、纠纷调节中所扮演的中间人，应做到能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维护外籍人员在华合法权益。

4.2创新文化适应新途径

文化冲突的产生源于文化适应存在障碍，因此，要想切实的改善文化冲突，就一定要首先创新文化适应新途径：加强与外籍人员的跨文化交流，一般来说，要想切实的提升外籍人员文化适应能力，就一定要注意加强与外籍教师的跨文化交流。高校等相关机构要安排专业的具有较强沟通能力的人与外籍教师进行必要的沟通，交流的内容要包括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明确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实际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于外籍人员的文化适应培训，缩短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

4.3完善跨文化伦理沟通机制

冲突的产生在于彼此之间文化的互相不了解，不尊重。因此，要想切实的解决文化冲突，就一定要和外籍人员建立跨文化伦理沟通机制。相互学习理解彼此的优秀文化可以有效的消除误会，可以掌握必要的基础内涵。另一方面，跨文化伦理沟通机制的建立要遵循实际，从具体的生活习惯等与人联系紧密的方面入手，打破跨文化沟通中的思维定势，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

4.4建立良好的社会伦理氛围

要想切实的解决文化冲突，就一定要依靠良好的社会伦理氛围，通过整体的外界大环境来改善单独个体的行为与思想问题。良好的社会文化伦理氛围关键需要政府的引导，公众的努力，打消彼此之间的隔膜和误解。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要本着宽容的态度，以和为贵，时刻将文化的共存作为主基调，建立健全良好的社会伦理氛围。

上述内容侧重研究外籍人士在我国的跨文化冲突伦理协调问题，首先阐述了外籍人士在我国的文化交流背景，进而介绍了外籍人士跨文化冲突的差生原因，最后提出了外籍人士跨文化冲突协调的有效途径，以期进一步提升我国的跨文化冲突伦理协调研究水平和质量。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旅居苏南地区外籍人士的文化适应及社会互动研究”（2013SJD740050）的阶段性成果。]

伦理学视角下的师生冲突现状与对策 篇10

个案中学具有较多的学生人数、较好的生源状况以及较高的升学率, 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与关注度, 因此学校具有着繁重的管理任务。其中年级主任对年级中的问题学生以及优秀学生具有一定了解。班级各学科教师的业绩与学生的学习成绩具有直接联系, 并且班级中的问题学生由于对班级教学工作的开展以及班风建设产生负面影响而容易成为教师业绩提高过程中的障碍。在师生这种微妙关系中, 学生质量决定着教师的发展空间与学校地位。在我国学校普遍实行绩效考核制度的背景下, 这所个案学校具有着很强的代表性。通过对这所个案学校的问卷调查显示, 师生冲突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通过对400份问卷的分析, 其中有65%左右的学生承认自身曾经与教师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冲突, 但是这种冲突并不频繁;15%左右的学生承认自身经常与教师发生冲突;20%左右的学生表示自身并未与教师产生过任何冲突。虽然这一调查并不能完全认定师生冲突在学校中普遍存在, 但是却可以得出师生冲突已经成为常态化的学校生活这一结论。

二、重视对学生开展伦理熏陶

当代学生伦理意识淡漠, 在学习中存在不思进取的思想以及不同程度的惰性是导致师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学校教育中, 应当对学生提出尊师、好学的伦理要求, 这对于缓解师生冲突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 尊师。

在教学活动的开展以及师生交流活动的开展中, 尊敬教师是对学生提出的基本伦理要求, 只有在符合这一要求的基础上, 学生才能够对人才和知识进行尊重, 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良好发展。“凡学之道严师为难, 严师然后道尊, 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礼记·学记》) ”这句话的意思是学生重视学习的基础是重道, 而学生重道的基础则是尊敬教师。对教师的尊敬与爱戴应当是学生基本的伦理诉求, 发展阶段不同的学生对待教师的情感与态度也会出现差异, 小时候的学生对教师信任、依赖和敬畏, 而随着认知水平的增加, 对教师的服从度以及信任度也会降低。所以在学生心中, 教师的地位以及权威会逐步减弱, 并且学生会使用审慎和严苛的标准对教师提出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学生都有必要形成良好的求学态度以及尊师重道的道德品质。这种伦理要求包括对教师心怀敬畏与恭敬, 对教师教学成果进行珍惜与尊重, 对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与技能进行集成与发扬, 对欺师辱师的行为进行坚决抵制。

(二) 好学。

在学校教育中, 学生学习成绩不好并不代表着一定会发生师生冲突, 但是对于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而言, 他们能够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并将这种对知识的敬重与喜爱迁移到对任课教师的敬重与喜爱方面, 所以相对而言, 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与教师产生冲突的几率会更小。学习是学生最为基本的任务, 好学则是对学生所提出的基本要求, 因此, 好学好问是学生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学习伦理。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 应当善于发现问题与提出问题, 只有如此才能够让自身学识得到丰富, 同时学生还需要善于思考问题与分析问题, 避免一离开教师指导就经常出现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学生需要带着自己发现的问题以及分析的问题来查找资料以便更好地解决自身的疑惑, 在此过程中,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 好学、善于选择是对学生学习过程中提出的重要要求之一, 即要求学生面对越来越多的信息量与知识以自身的精力与时间为依据选择与自身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学习内容, 并对这些内容的优劣性做出理智判断。另外, 好学笃行也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原则。学生需要通过虚心求教来对自身不足进行弥补与完善, 从而确保自己能够对这些知识的细枝末节作出充分的了解并将已经学习到的知识用于实践中。

三、强调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教师滥用权威、公正缺失的现象是导致师生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规范学生思想与行为的基础上, 需要对教师职业道德教育进行强调。通过对教师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与缓解师生之间的冲突。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即师德教育, 主要内容包括教师在成为一名合格教育人才过程中需要遵守的各类道德规范, 这些内容同时也是教育伦理学中重要的研究内容。只有通过强调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来对教师开展伦理熏陶, 才能够提高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并弱化与缓解师生冲突。

(一) 爱岗敬业, 乐于奉献。

爱岗敬业是对教师提出的最为基本的伦理要求, 也是最为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爱岗敬业以及乐于奉献是教师做好自身工作的基础与前提。作为一名教师, 应当认识到自身工作与推动人类进步以及社会进步所能够发挥的重要意义, 并在此基础上坚定自身的责任心与事业心, 只有做到这一点, 教师才能够在工作中提高自身修养、尊重关爱学生。乐于奉献要求教师不仅能够将自身知识传授给学生, 同时还要将社会人才培养视为己任。虽然教育活动本身具有着复杂、繁琐的特点以及较大的劳动强度, 但是在社会中却存在对教师职业缺乏认知与理解的现象。面对这一现象, 教师应当认识到包括教师在内的每个社会个体都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 但是同样是包括教师在内的每个社会个体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都离不开教育以及教师的指导, 所以教师应当树立荣誉感, 通过对自身心态的调整以及思想的端正来不断体现出自身价值, 避免让这些现象对自身心理产生负面影响。

(二) 为人师表, 好学公正。

教师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发挥着榜样作用与楷模作用, 教师对待工作以及职业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待教师以及学习的态度。教师进行授业解惑的过程是拉近与学生距离的过程, 所以教师需要确保教学内容的具体与生动, 通过引导学生获得更多的收获来使学生感觉到教师的人格魅力。为人师表要求教师能够在道德品质方面作为垂范者, 由于教师接受着学生严密和严格的监督, 并且监督结果会对学生产生深刻影响, 所以教师做到为人师表是对教师提出的重要伦理要求。如果教师上课迟到, 则没有权威来要求学生按时上课;如果教师不能对学生作业及时批改, 那么教师也没有权威来要求学生按时写完作业并对错误作出改正。只有教师做到身体力行才有资格要求学生不断进步, 因此作为教师需要用自身人格来对学生进行感化, 用自身品行来对学生产生影响, 用自身言行来对学生进行引导。另外, 由于教学活动的开展主要任务在于丰富学生知识, 所以作为教师也应当具有勤奋好学的精神与博览群书的智慧, 通过对自身观念进行更新、对自身视野进行拓宽来实现自身教学水平与专业素养的提高, 从而对学生产生正面的影响。同时, 对于学生, 教师要做到一视同仁, 避免根据自身的喜好、学生成绩的好坏、学生家庭背景的差异而对学生开展等级划分, 只有让学生享受同等的学习机会与教育机会, 教师才能够在学生心目中树立高大的形象, 才能彻底避免师生冲突的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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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新根, 靳飞.社会控制论视角下的师生冲突控制[J].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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