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探讨

对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探讨（通用6篇）

篇1：对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探讨

对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探讨

摘要：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已有25年之久，近年来随着个人所得税收入的超速增长，引发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系列讨论，如税制模式的选择、费用扣除问题、税率的设计以及征管手段等问题，我国立法部门也正在加紧拟定、审议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本文主要从费用扣除角度，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谈个人所得税制的完善。

关键词：扣除范围;指数化;联合申报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它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税制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税种。我国从1980年起开征个人所得税，至今已有25年，这二十多年我国经济结构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革，居民收入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差距都发生了迅猛的变化。我国现行所得税法自1994年起施行以来，收入逐年增长，到已经发展为我国工商税制中第四大税种。据统计，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1737亿元,其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职能日益突出，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制度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税制模式的选择、费用扣除问题、税率的设计以及征管手段等，迫切需要进行调整。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

12月1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183号)规定，纳税人自1月1日起就其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按照1600元/月的减除费用标准，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调整费用扣除水平可以缓解低收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但仅仅调高工资薪金的免征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个人所得税的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缺陷，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费用扣除方式，调整费用扣除范围，从而加强个人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等方面的功能。

一、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现状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的是分项定额扣除与定率扣除法相结合的方法，对纳税人不同性质的所得分别进行扣除。其中，对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允许从每月的收入中扣除费用800元。201月1日起，工资、薪金所得扣除费用是每月1600元，对在我国境内没有住所而取得来源于我国境内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人员或者在我国境内有住所而有来源于我国境外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人员，可以附加扣除费用3200元;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可以扣除的费用为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对企业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扣除费用为每月800元;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的扣除费用实行定额和定率相结合的扣除方法，每次收入不超过4 000元的，定额扣除800元;每次收入在4 000元(含4 000元)以上的，定率扣除20%;财产转让所得的扣除费用为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利息、股息、红利、偶然所得不扣除任何费用，以每次取得收入为计税所得。

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存在的问题

1. 费用扣除范围过窄，不能很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中，一般都针对纳税人不同的社会负担情况规定相应的`扣除标准。以加拿大为例，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用包括了养家糊口的“生计费”，如注册退休金、储蓄款、小孩照料费、保姆费、安家费、生活费等。显而易见，国外的生计扣除给予了纳税人基本的生活保证，减少了纳税人因经济活动失败带来的风险。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费用扣除标准的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个体差异、纳税能力以及纳税人的住房、养老、失业和赡养人口的多寡、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龄大小、教育子女等因素，对净所得征税的特征表现不明显。综观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制，像我国这样费用扣除不考虑家庭支出是很少的。

2. 费用扣除缺乏灵活性，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计算纳税人的生计费用，这种费用的扣除方法比较简单，征纳双方都易于掌握。但是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点。

首先，由于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从而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在1994年—期间，我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12.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26.3个百分点，伴随着物价的上涨，纳税人的基本生活费用也在相应增加，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长期未变，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

其次，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取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从而会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比如，有两个人口结构、收入水平均相同、但收入来源不同的两个家庭甲、乙，按现行税法计算个人所得税如下：

表4 收入水平均相同的两个家庭的纳税比较

家 庭 收 入 应纳税额

甲 丈夫每月工资收入2500元

妻子每月工资收入1000元 (2500-1600)×10%-25=65(元)

乙 丈夫每月工资收入3500元

妻子失业，无工作无收入 (3500-1600)×10%-25=165(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有着同样纳税能力的两个家庭却承担着不同的税收负担。这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

第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基本上采用按月计征税款的办法，年终不汇算清缴(采掘业、远洋运输业、远洋捕捞业及财政部规定的特殊行业除外)。这种方法，难以适应由于许多行业生产经营季节性带来的纳税人各月份之间收入不均衡的特点，容易造成税收负担的不平衡。

3.费用扣除内外有别，也不利于公平纳税

税法规定，对在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单位中工作的外籍人员与外聘在我国境内工作的外籍专家，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月附加减除3200元费用;对外籍人员从外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以及房补、洗衣费、探亲费、子女教育费免征个人所得税。这种内外有别的规定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中的横向公平的要求。中国加入WTO的一项基本义务是给予外籍居民以国民待遇，它的本质含义在于内外国民的无差别待遇。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外籍居民规定的单独扣除费用的内容而言，这些费用正是国外许多国家普遍允许扣除的纳税人为取得所得所付出的成本费用。但这些规定只适用外籍居民纳税人，并不及于国内的居民纳税人，外籍居民的这种超国民待遇，违背了纳税公平原则。

4.分项扣除费用，造成税款流失，增加征管难度

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扣除，造成不同类别的收入存在不同的扣除标准与税收优惠，不仅形成计征口径不一，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或者不同性质的收入之间转移税负，给偷税提供了可乘之机，增加了征管的难度。如工资收入按月计算，每月按1600元的标准扣除;劳动报酬按次计算，属于连续性的按每月取得的收入为一次，如果1月之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项目收入，就可做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扣除，每项低于800元的收入就可不纳税。假设有甲、乙两名纳税人月收入相同，均为2800元，其中甲的工薪收入1500元，劳务报酬700元，稿酬收入600元，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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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纳税;而乙的收入全部为工资薪金所得，其应税所得为1200元，需缴税95元。这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在客观上鼓励了大批纳税人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的办法避税。在实践中许多兼职的报酬明明是工资，却申报成劳务报酬，就是因为劳务报酬比工资薪金有更多的扣除机会。分项扣除费用，为人为转移税负甚至偷税提供了条件，不仅造成税款的流失，也增加了征管的难度。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建议

1. 增加费用扣除范围

在标准扣除的基础上，增加据实扣除的方式。考虑我国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制度的现状，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需要增加的具体项目可以包括医疗费用、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利息、老人赡养费扣除、公益救济性捐赠、人寿保险扣除等。其中，可以据实扣除的医疗费用是指纳税人支付的医疗保险以外的医药费用，此项扣除还可以规定年度最高限额;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利息应为纳税人购置普通住宅而发生的抵押贷款利息支出;老人赡养费扣除可以规定，如果纳税人要赡养无经济来源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加扣300元;公益救济性捐赠应该允许据实扣除，以鼓励纳税人的捐赠行为;人寿保险是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一种辅助方式，应该允许扣除，但可以规定扣除的最高限额。2.实行费用扣除指数化调整

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取税收指数化措施。费用扣除指数化是指按照每年消费物价指数的涨落，相应调整纳税扣除额，以便剔除通货膨胀的名义所得增减的影响。也就是说，扣除额的多少应该随工资水平、物价水平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避免通货膨胀对个人生计构成明显的影响，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增强个人所得税制的弹性。我们可以借鉴英、美等国的做法，赋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扣除额进行调整的权利，每年按照物价变动情况对扣除额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满足国家和纳税人的共同需要。

3.增加联合申报方式，公平税收负担

可以增加已婚纳税人联合申报方式，联合申报的费用扣除额应设计为单独申报的两倍，这样，可以平衡同等纳税能力但不同收入来源的家庭的税收负担。如上例的甲、乙两个家庭，假设收入水平、收入来源、费用扣除水平和税率不变，承上例。但是将费用扣除设计为单独申报扣除1600元，联合申报扣除3200元，则两个家庭的纳税情况如下：

表5 收入水平均相同的两个家庭的纳税比较

家 庭 收 入 应纳税额

单独申报 联合申报

甲 丈夫每月工资收入2500元

妻子每月工资收入1000元 (2500-1600)×10%-25

=65(元) (3500-3200)×5%

=15(元)

乙 丈夫每月工资收入3500元

妻子失业，无工作无收入 (3500-1600)×10%-25

=165(元) (3500-3200)×5%

=15(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如果有了联合申报方式，两个同等纳税能力的家庭的税收负担基本持平。至于哪一种申报方式更合适，有赖于纳税人根据自己的收入以及税收制度的规定作出选择。

4.统一费用扣除标准

按照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和WTO的税收国民待遇原则，在设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时应给予本国公民和外籍个人同等待遇，而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而言，外籍居民规定的单独扣除费用的内容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竞争应该基于一种公平的税收环境，这就要求政府在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尽快统一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从而实现税收的公平。

四、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配套措施。

1. 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税收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一个税种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机关对该税种的征收管理能力。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对个人收入实行有效监控的能力,并且信用不发达、征管手段还比较落后，信息化在税收征管中的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虽然已经对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实行了实名制，但银行与税务机关的联网工作尚未展开。这种状况说明，我国目前还不适合选择综合所得课税模式，而应选择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在这一前提之下，可以考虑将工薪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具有较强连续性、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中;而对于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利息、红利、股息等其他所得，仍然按照比例税率进行分项征收。

2.抓好申报纳税，强化代扣代缴。

209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自 2005年10月1日起执行。《办法》中明确提出了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思路，要求建立个人收入档案制度、代扣代缴明细帐制度、协税制度和逐步实现全员全额管理制度。“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全员全额管理”将意味着，每一个纳税人都将被建立一个专门的档案，实现个人收入“一户式”管理，不管你的收入是否达到纳税标准，都应该要进行纳税申报。《办法》中还提出，要社会各部门协税，税务机关应重点加强与公安、检察、法院、工商、银行、文化体育、财政、劳动、房管、交通、审计、外汇管理等部门的协调配合。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法主要有两种：申报法和代扣代缴。据了解， “代扣代缴明细帐制度”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展了先期的试点工作，也就是税务机关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规定，“要求扣缴义务人按规定报送其支付收入的个人所有的基本信息、支付个人收入和扣缴税款明细信息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并对每个扣缴义务人建立档案”的一项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和“与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制度”同样在具体实践中已经初露端倪。

各地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结合不同行业的特点，强化代扣代缴，实行源泉控制。各征收机构应选择行业，狠抓落实“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制度”的执行情况。同时，应进一步明确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以加强对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约束。目前，全方位、深层次落实代扣代缴是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最有效的途径。在此基础上，要尽快规范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制度，在条件成熟情况下，推行个人所得税双向申报制度。

3.大力推行信息化和源泉课征相结合的办法。

在目前已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尽快实行“银税联网”，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问题，提高税收征管效果。同时改革金融体制，严格控制现金流通，增加信用程度，实现所有个人收入都必须通过银行结算，以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偷税行为。

4.强化执法力度。

众所周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查管偏松，处罚不力。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严管重罚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严管就是政策设计要严密，法律制度要健全，征收管理要严格。重罚就是对违犯税收法律制度的行为，处罚要严厉，使之产生强烈的震慑效应，以严管重罚来约束纳税人的行为，减少税收流失，增加财政收入，从而达到个人所得税设计的目的。近期，应尽快制定和发布惩处偷漏个人所得税的有关法规以及具体规定。明确有关单位对税务部门配合的法律责任。条件成熟时，可设立税务法庭，加强税收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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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加大偷逃税的各种成本和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 孟红，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几点思考，《税务研究》, .11;

[2]《个人所得税制国际比较研究》，蔡秀云著，财政经济出版社，版;

[3] 《日本税制》，高强主编，财政经济出版社，版;

[4] 《美国税制》，高强主编，财政经济出版社，20版。

篇2：对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探讨

关于预提费用，有一种理解认为，预提费用是“尚未发生预先提取出来的费用”。此种理解似是而非，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真实性原则，对尚未发生的经济业务是不能核算的，另有规定者除外，如坏账损失在没有实际发

生时可以预计并计提相应的准备。预提费用的真实含义是本期已经发生了耗费，应由本期负担，但尚未支付，体现了权责发生制的要求。

实务中，税务机关对预提费用的所得税前扣除控制得非常严格，往往要求纳税人在汇算清缴时对预提费用余额进行调增处理。

权责发生制不仅是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也是企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基本原则。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本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 》(国税发【2000】 84号文)第四条更加明确的规定，权责发生制属于税前扣除的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即纳税人应在费用发生时而不是实际支付时确认扣除。新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的表述则完全包括了前述两个条款的内容：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本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权责发生制原则要求纳税人应 当 在费用发生时而不是实际支付时确认扣除。如果仅仅因为预提费用尚未支付就将其余额予以调增，显然是将责任、义务的发生等同于义务的履行、款项的支付，也就是收付实现制了。此外，如果将年末预提的费用一律冲回，必须实际支付时才能税前扣除，那么就支付时间超过一个纳税年度的费用而言，显然违了配比原则，顾此失彼。

也有观点认为，预提费用余额无法提供符合规定的凭证，因此不得在税前扣除。事实上，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毫无疑问，税前扣除需要提供合法凭证，但此种凭证不限于发票。根据《发票管理办法》(1993)第三条的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也就是商事凭证。除此之外，税前扣除需要提供的合法凭证也并不限于外部凭证，如工资的税前列支一般情况下就只需要内部凭证。比如，某企业向银行贷款，约定贷款期限为两年，利息按月计算，到期一次性付清，企业按期预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需提供相关的借款协议证明所预提的有关利息金额计算正确即可，毋须提供也不可能提供发票。

对预提费用余额在汇算清缴时一律要求调增，显然是有失偏颇，还需根据预提费用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当然，不属于预提费用核算范围的其他费用以及国家会计制度明确规定不得预提的费用不在此列。解答(一)、解答(二)就曾分别明确，广告费和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直接计入当期费用，不得待摊或预提。

其中，固定资产修理费用值得重点一提，因为实务中有税务机关援引《关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所属飞机、发动机大修理预提费用余额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复函》(国税函［2003］804号)的规定，认为所有的预提费用余额都应当纳税调整。为便于讨论，现将804号文中相关条款引用如左，“对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预提的费用余额，在申报纳税时应作纳税调整，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实际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支出可以据实在税前扣除。”

804号文是对《关于中航集团所属航空公司飞机和发动机大修费预提余额在税前列支的请示》（中航集团[2003]42号）的答复，而这个请示是有其背景的。2001年的《企业会计制度》及其相应的会计科目说明中曾经规定，固定资产修理费用可以在预提费用科目中进行核算。而财政部于2001年11月9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并要求于2002年1月1日起暂在股份有限公司施行，其中对大修理费用的规定与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并不一致。

为此，财政部2003年3月发布了解答(二)，明确规定：已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应同时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如果《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与《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的规定不一致，企业应按照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准则规定，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使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如延长了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或者使产品质量实质性提高，或者使产品成本实质性降低，则应当计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其增计后的金额不应超过该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除此以外的后续支出，应当确认为当期费用，不再通过预提或待摊的方式核算。企业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对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的核算方法由原采用预提或待摊方式改为一次性计入发生当期费用的，其原为固定资产大修理发生的预提或待摊费用余额，应继续采用原有的会计政策，直至冲减或摊销完毕为止；自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后新发生的固定资产后续支出，再按上述原则处理。

了解了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会计核算相关规定的变化，以及804号文件出台的相关背景，可以认为，804号文件明确规定所有预提费用而不仅仅限于大修理费都不能在税前列支，显然缺乏足够的理由，值得进一步探讨。

事实上，大修理费用与一般的预提费用有着本质的不同。一般而言，预提费用对应的义务已经确实发生，而为尚未发生的大修理支出预提相应费用显然更加接近于准备金的性质。区分这两者的关键主要有两点。其一在于责任、义务是否已然发生，前者已然发生，后者尚未发生。其二在于金额是否确定，前者应当是确定的，后者往往是建立在经验法则的基础之上。当然，从会计核算角度而言，大修理费用按照原有做法预提或是在发生时一次性计入支出，如果预提期间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对企业核算利润并没有区别。

也有同志认为，如果允许企业将符合一定条件的预提费用余额在税前列支。那么根据内资企业超过三年、外资企业超过二年应支付而未支付的费用应当计入企业收入的规定，会不会给部分不法纳税人提供了在不同年度间调节利润的可能呢。其实，这个担忧是不必要的。按照配比原则，如果企业利用预提费用人为调节利润，应当按规定调整行为相关年度的纳税申报并加收滞纳金。

这里顺便指出，外资二年的标准较之内资显然更为合理，因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一般为两年。超过诉讼失效的债务为自然债务。税法的调整对象往往是对商事法律调整的结果，当然，由于出发点不同不可能与商事法律完全保持一致，但此处显然也没有必要有所区别。在外资规定在前的情况，内资也并无必要与外资有所区别。这一点涉及到立法技术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2006年新企业会计准则首次征求意见稿在固定资产准则解释部分曾明确固定资产资产修理费不得采取待摊、预提方式，但在会计科目和财务报表中仍然保留了科目和项目。在经历了征求意见稿、草案、正式稿几次变化之后，新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中取消了预提费用和待摊费用两个会计科目。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十三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期末预提费用和待摊费用余额分别作为“其他应付款”和“其他应收款”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反映，以便与购买商品或劳务引起的支付义务相区分。这一变化应当并不影响本文观点的成立。

篇3：对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探讨

一、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制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于1980年正式开征个人所得税, 当时规定的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为按月扣除800元。此后,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 特别是近几年来通货膨胀水平的持续上升, 居民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支出明显增加, 相应的费用扣除标准也做出调整。因此, 国家在2005年、2007年和2011年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修订时, 对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进行了三次调整, 由最初的800元先后提高到了1600元、2000元和3500元。3500元的最新扣除标准从2011年9月1日起执行。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制。对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 我国的规定相对比较简单, 即采取将成本扣除和生计扣除合并的办法, 全国统一执行每月3500元的扣除标准。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规定, 主要包括“三险一金”扣除、津贴、补贴、福利费扣除、公务用车与通讯费支出扣除以及捐赠支出扣除等。其中, 3500元的标准扣除与“三险一金”扣除由于针对的是全体工薪所得纳税人, 因此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费用扣除范畴, 而其他三项由于针对的是特殊群体的纳税人, 或者是针对纳税人的特定收入或单次收入, 因此事实上属于税收减免的范畴。

二、现行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关于工薪所得定额扣除的费用扣除制度, 操作简便, 征纳双方都易于掌握, 因而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合理性, 但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综合起来,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一刀切”的扣除模式导致税负不公

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 没有考虑不同地区消费水平的差异。我国地域辽阔, 不同地区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 相应的物价、消费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实行全国“一刀切”的费用扣除模式, 会导致高物价、高消费地区纳税人的生活实际支出费用可能高于费用扣除标准, 使得一部分费用得不到税前扣除, 从而增加了纳税人的实际税负。同时, 也可能将一部分本来不应纳税的居民纳入了工薪所得纳税人行列。与此相对, 对于低物价、低消费地区的纳税人, 由于生活实际支出费用可能低于费用扣除标准, 纳税人的税负就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不仅减少了财政收入, 也影响了个税的收入调节效果。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2009年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为20992元, 是青海省8787元的2.39倍, 是全国平均水平12264元的1.71倍。可见, 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现行的费用扣除制度无法兼顾这种实际差异, 有失公平。第二, 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家庭实际生活负担的差异。现实中, 不同纳税人的家庭实际生活负担存在很大差异, 纳税人是否结婚, 是否有抚养的小孩, 是否有赡养的老人, 配偶是否有稳定的收入, 健康状况如何, 等等, 所有这些因素, 都会影响到纳税人的基本生活支出费用。对于两个收入相同的纳税人, 如果一个是单身而另一个是有家庭的人, 那么他们维持其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费用肯定不同。同样, 对于收入相同的两个已婚纳税人, 如果他们抚养小孩和赡养老人的情况不同, 那么他们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生活支出也肯定会不同。不同的基本生活支出费用, 却适用同样的费用扣除标准, 这样的“一刀切”费用扣除制度, 只着眼于纳税人的收入水平, 而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实际负担, 既没有真正维护税收的横向公平, 又违背了量能课税原则。

(二) 缺乏弹性机制

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确定, 应当与一定时期的居民实际生活支出费用和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纵观我国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历史, 要么是25年长期不变, 要么是6年内连续修改3次, 过于频繁。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财产权的合法侵夺, 对纳税人的生活和收入有很大的影响, 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然而, 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上升, 会产生纳税人名义收入提高和边际税率攀升的现象, 从而使纳税人的实际税负加重。由于我国目前的费用扣除制度缺乏与相关经济指标的联动机制, 因此, 国家只能通过频繁立法对费用扣除标准进行调整的办法来缓解这一现象。但是, 这样被动修订的结果, 不仅严重破坏了税法的稳定性, 并需支付很大的立法成本, 而且由于受立法程序的限制, 几经周折、费大力气制定出来的新标准却往往在时效性上大打折扣, 无法保证费用扣除标准与经济形势发展的适应性。

(三) 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

近几年, 国家先后3次上调了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 这样的政策取向顺应了民意,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广大纳税人的税负, 似乎很好地实现了为中低收入者减税的政策意图, 但是,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 单纯的提高费用扣除标准, 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却不是很明显。以最近一次的个税调整为例, 通过分析计算显示, 在扣除“三险一金”后, 月工薪所得为38600元的纳税人, 其税负在调整前后不变, 即38600元是一个税负增减的临界点;月工薪所得在8000-12500元的纳税人, 减税额度最大为每月480元;月工薪所得在103500元及以上的纳税人, 增税额度最大为每月1195元;月工薪所得在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 这次个税调整对其没有任何影响。衡量这次个税调整政策效应的关键点在于, 38600元的月收入到底能不能算是中等收入水平。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中等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中平均每一就业者的年收入分别为32199元和83186元, 折合每月收入分别为2683元和6973元。如果按收入水平年均14%的增幅计算, 2011年中等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中平均每一就业者的月收入水平分别为3487元和9062元。可见, 即便是假设收入全部来自于工薪所得, 最高收入户中就业者的月工资水平也远远低于38600元的临界点, 甚至与最大受益群体上限的12500元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因此, 38600元的月收入绝对不能称之为中等收入水平。显然, 最近一次的个税调整, 获益最大的恰恰是相当一部分中高收入群体, 而广大中低收入者虽然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减税, 但是额度相对较低, 因而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得到太明显的缩小, 甚至有拉大的趋势。

(四) 费用扣除标准“内外有别”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人员, 其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标准, 可以根据其平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以及汇率变化情况确定附加减除费用。在2005年之前, 外籍人员的附加减除费用是3200元, 实际费用扣除标准为800+3200=4000元;2006年1月1日后, 其实际费用扣除标准变为1600+3200=4800元;2008年3月1日后, 外籍人员的附加减除费用调整为2800元, 实际费用扣除标准为2000+2800=4800元;2011年9月1日后, 外籍人员的附加减除费用调整为1300元, 但其实际费用扣除标准仍为3500+1300=4800元。我国之所以有这样“内外有别”的规定, 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和更多的外籍专业人才。然而, 对于现如今早已加入WTO的中国而言, 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 经济水平早已经与世界接轨, 我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而且外籍人员在我国虽然无住所, 但其大部分时间是居住在中国, 其基本生活支出费用与同一地区的国人相比差距并不大, 理应适用与我国公民相同的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因此, 附加减除费用这种“超国民待遇”的规定, 不仅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 而且也不符合WTO的有关规则。

三、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 增加特殊生计扣除项目

“一刀切”的扣除模式是当前我国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扩大费用扣除范围, 增加多项与纳税人家庭负担直接相关支出项目的扣除。

一是抚养扣除。抚养扣除是指纳税人抚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基本生计费用支出扣除。纳税人除了享受本人的标准扣除外, 还可以享受被抚养人的抚养扣除。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避税现象, 对被抚养者必须要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如被抚养者必须是纳税人的亲属或家庭成员, 并和纳税人直接生活在一起;被抚养者必须没有收入来源, 或者收入所得低于一定的限额;被抚养者一半以上的抚养费由纳税人承担;被抚养者为纳税人子女的, 必须满足一定的年龄限制;可以申请抚养扣除的人口数不能超过规定的上限等。对于抚养扣除标准, 可以以全国城镇人口平均低保水平为参考依据, 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度的上浮。

二是大额医疗费用扣除。医疗费用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家庭生活一项重要的开支内容。在对工薪所得进行费用扣除时, 很有必要考虑纳税人家庭的大额医疗费用支出, 否则就可能出现没钱看病却还得交税的尴尬。借鉴美国的经验, 国家应当规定一个扣除起点, 并对纳税人个人承担的超过扣除起点的医疗费用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扣除。

三是子女教育支出扣除。子女教育支出对每个纳税人而言属于一项经常性支出, 而且培养一个孩子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毕业所支出的教育费用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具体扣除标准可以按照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教育文化消费性支出数额初步测算, 然后经修正后确定。

四是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扣除。住房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面对当前社会住房价格节节攀升的现状, 很多工薪阶层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只能选择贷款买房, 住房贷款利息随之成为了很多家庭的主要支出项目之一, 好多人因此而沦为“房奴”。因此, 从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的角度说, 在工薪所得费用扣除项目中增加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扣除, 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具体扣除标准上, 对允许扣除贷款利息的个人自用住宅的数量要做出限制。目前看来, 规定只能对一套非营用的个人长期居住住宅的贷款利息申请扣除是比较符合现实的。同时, 为了避免重复扣除, 住房贷款利息的实际扣除数应当规定为贷款利息与纳税人享受的住房公积金的差额, 当贷款利息高于住房公积金时, 只对差额部分进行扣除, 当贷款利息低于住房公积金时, 不予扣除。

(二) 建立费用扣除标准的动态调节机制

所谓动态调节机制, 是指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每年随着物价指数的上升而相应变化的一种制度。在当前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一种经济常态的现实情况下, 建立费用扣除标准的动态调节机制, 一方面能够避免因名义收入增加和边际税率攀升而导致纳税人税负增加的现象, 另一方面能够使费用扣除标准与通货膨胀率保持同步, 避免频繁立法和扣除标准的滞后性。动态调节机制应当至少包含四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明确规定动态调节的触发条件, 即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时就要对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进行动态调整。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不妨对触发条件这样规定:一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超过4%或者连续两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超过6%。国家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形势的实际状况对触发条件进行相应的调整。二是要对动态调节的扣除项目的范围做出规定。可以考虑先从标准扣除入手, 然后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逐步扩大到抚养扣除和累进税率的边际级距。三是要确定动态调节的幅度。可以将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作为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依据, 即标准扣除和抚养扣除与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步同幅度增长。至于累进税率边际级距的调整幅度, 则可以在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微调。四是要明确动态调整的权利机构。鉴于全国人大立法表决程序和效率的限制, 可以考虑先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后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增加施行动态调节机制的相关规定, 然后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家税务总局或财政部依据相关经济统计数据做出动态调整提议并制定调整方案, 报国务院批准后以文件形式下发各地执行。

(三) 统一内、外籍人员费用扣除标准

在历次个税修订中, 附加减除标准由最初的3200元降低到了最新的1300元, 呈现出逐步降低的趋势, 但是依然没有完全取消。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如今已成长为发展中国家的一面旗帜, 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国民收入水平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这样的现实形势下, 我国依然保留着对外籍人员附加减除标准的规定, 对国内居民而言是不公平的。从维护税收公平的角度出发, 国家应该取消外籍人员的附加减除标准规定, 使国内居民和外籍人员适用统一的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

(四) 进一步优化税率结构

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受到国人的广泛关注不同, 税率结构这一重要的税制要素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 费用扣除制度只有与科学合理的税率结构相互搭配, 才能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功能。税率结构的设置, 必须要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目标相适应。借鉴美国的经验, 结合我国当前为中低收入者减负、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政策取向实际,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税率结构的调整。一是最高边际税率不宜太高。最高边际税率设置的太高, 容易产生高收入群体通过转移收入项目来实现避税的现象, 不仅造成了税收的流失, 而且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意图也有可能落空。个人认为, 最高边际税率可降至40%左右。二是税率级次不宜太低。税率级次低的好处是计算简便, 但税率级次太低的话, 税率级距就势必会拉大, 就无法兼顾不同收入阶层纳税人的纳税能力, 不能更好地体现税收纵向公平。个人认为, 税率级次应维持在6级左右。三是要科学合理地设定税率级距。通过扩展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的适用级距, 能够有效实现降低低收入群体税负和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的双重目的, 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抽肥补瘦”的调节作用。

以上关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制度的完善建议, 是在当前我国分类个人所得税制模式基础上的研究与探讨。事实上,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中存在的所有问题, 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未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则必须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全面改革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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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荣.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J].涉外税务, 2009 (10) .

篇4：对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探讨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费用扣除 综合分类所得税制

一、引言

自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我国“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方向，已历时11年之久。这段时间内，个人所得税经过费用扣除、税率调整，但其课税模式还是分类所得课征，实行综合分类所得税更多的是在研究讨论阶段。个人所得税改革之所以推行缓慢，与获得个人全部收入信息（包括财产与所得）、合理设置费用扣除体系的困难是分不开的。

这几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有所提高，人们纳税意识逐渐增强，实行个人所得税综合分类模式已较之前有了更好的环境基础。加之2015年2月3日，《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明确提出建立纳税人识别号，这一措施的实行为税务机关掌握个人全部收入提供了良好的可行基础。但这一问题解决后，还要加快对费用扣除的科学完善，才能体现出综合分类个人所得税制的优越之处。

二、费用扣除的内涵

（一）从费用与收入的关系看，费用是取得收入过程中的经济利益流出，收入减除费用即为所得

从收入、费用、所得的关系来看，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内涵是：为取得收入必须支付的成本和费用。这说明，只有与收入（所得）有关的、必须的费用，才能在计算纳税人应税所得时扣除，否则，就不得扣除。至于如何界定“必须”的费用，又可做出如下区分：

1、费用与收入相关，即与该部分收入直接相关的费用才是必须费用，费用是收入所引起的额外经济利益流出

此时，费用扣除的内涵，就依收入的性质与种类而定，费用与收入体现出一一对应关系。如劳务收入，对应的费用扣除就是劳务成本；个体经营者的收入，对应的费用扣除是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费用；捐赠收入、中奖收入，就因没有相对应的费用而没有费用扣除。

当收入与费用能准确对应时，就能区别不同的费用扣除，就能实现对相同数额不同类收入计征所得税时的公平。在此费用扣除的内涵下，选择分类所得税制是较好的做法。但是，经济现实中各种收入与费用并不往往体现出绝对的、直接相关关系，有一些支出并不是与某一种收入直接相关，但它却是纳税人取得收入必须发生的成本，比如生活费用。还有一些收入，并没有发生费用支出，最典型的例子是接受捐赠收入。

2、费用与收入相关，指的是与纳税人全部收入相关，费用与收入的相关性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费用有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之分，必要支出与辅助支出之别

从纳税人全部收入出发来界定费用，是符合现实的。此时费用扣除的内涵，与纳税人全部收入相对应，包括取得收入的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必要费用与辅助费用。正如大多数学者提出，费用扣除要包括生活费用、必要费用、社会费用。在此费用扣除的内涵下，选择综合所得税制是较好的做法。

（二）从费用与个人所得税的关系来看，费用扣除是个人所得税发挥收入分配调节职能的重要手段

个人所得税是以自然人取得的各类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现实下，最主要的是要体现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促进社会公平。最理想的税收公平，应该是将个人全部收入，包括经常性收入和偶然性收入、连续性收入与分次收入、显形收入与隐形收入、金钱收入与实物收入、劳务收入与资本收入等，按取得收入的全部相关费用进行扣除后，就净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而较接近理想的税收公平，就是将个人一段期间内的全部经济利益流入，按科学合理、可准确核算的费用进行扣除后，就净所得来计征个人所得税，这是可以做到的。

在个人所得税中，费用扣除是体现量能课税的重要手段，即体现税收公平。除此之外，费用扣除还要照顾低收入困难群体，让其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所以费用扣除要高于人们基本生活费用支出。要充分体现个人所得税中费用的内涵，实行综合所得税制是较好的选择。

综上，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较分类税制更能体现出费用扣除内涵，但从我国税收征管制度与经济现实来看，并没有弃分类税制的必要，实行完全综合税制也尚不可行，因此，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是较优选择。

三、现行个人所得税中费用扣除的弊端

（一）费用扣除内涵不统一

个人所得税11个税目的费用扣除体现出三种不同的内涵：第一种是日常生活必要开支，如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额3500元；第二种是取得收入直接相关成本与必要费用（含生活费用），如个体经营所得的费用扣除；第三种是取得收入付出相关成本，可以是核准成本额或实际成本额，如财产转让所得、劳务所得、稿酬所得等。

由此可见，因实行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导致各税目下的费用扣除内涵并不统一。生活开支，对于工薪所得来说是并没有必然关系，不管是否取得工资薪金，生活开支都是必需发生的。个体经营所得的费用扣除与企业所得税中的费用扣除具有相同的性质，即个体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相关的成本与费用，对个体经营者取得收入来说是必须的、必然的。

有学者提出，现行个人所得税中的费用扣除体系，实质上是通过工资薪金所得扣除体现生活开支，其他所得的费用扣除体现取得收入的相关费用，是合理的费用扣除体系。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大部分纳税人，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都只固定且单一地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没有同时取得个体经营所得与劳务报酬等，因此，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其收入相应的费用扣除就只会有体现日常生活开支的3500元，不会有与收入相关的其他成本费用扣除，如参加培训的开支。

因此，不管是从不同税目下的费用扣除情况来看，还是个人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内涵是不统一，不合理的。

（二）费用扣除标准不科学

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不科学，一是采用“一刀切”的费用扣除标准不利于税收公平。全国各地，不管地区发展程度、生活成本、消费水平等差异，均采用统一的费用扣除，由此导致区域间不公平，纳税人税负不公平。北京与上海人均收支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与甘肃等地人均收支又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各地区的纳税人工薪所得均按3500来进行扣除，明显是不公平的。

二是费用扣除标准未与物价水平挂钩，脱离经济发展现实。我国物价水平持续上涨，但与此相关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却往往数年不变，不符合经济现实。个人所得税中工薪费用扣除额历经几次变动修改，2011年提高至3500元，但每一次费用扣除的上调都滞后于物价上涨，导致费用扣除相比收入偏低，虚增纳税人税收负担。

（三）以个人为计算单位的费用扣除不能全面反映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

现行个人所得税以个人为纳税主体，费用扣除以个人为计算单位，不符合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家庭支出是纳税人支出的主要形式，但费用扣除不考虑家庭人口数量，由此导致个人费用扣除偏低，税收负担加重。以家庭为纳税单位，更能体现依纳税能力确定税收负担的公平原则。

（四）费用扣除的内涵在分类税制下不能得到科学体现

分类征税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收入水平，不同种类收入适用不同费用扣除，等额的收入适用不同费用扣除额，容易导致税负不公。

从费用扣除与收入的关系来看，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收入形式可能是多样的，而一些费用也常常难以区分与收入一一对应，所以采用分类税制并不是好的选择。从费用扣除与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来看，需就个人全部收入考虑费用扣除，所以采用分类税制是不科学的。我国现行个人所税征收模式，使得费用扣除内涵不能得到科学体现。

四、完善费用扣除，推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建议

（一）明确费用扣除内涵

费用扣除与纳税人收入紧密关联，为了合理衡量纳税人真实纳税能力，费用扣除应与纳税人全部收入相对应，这与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差距加大、个人所得税主要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之职能的现实是契合的。因此，费用扣除应包括纳税人生计开支、经营费用、资产成本等，这样，不管是单一收入形式的纳税人，还是有多种收入的纳税人，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都可以就各种必要费用进行扣除。

（二）科学设置费用扣除标准

针对目前费用扣除标准存在的问题，在科学设置费用扣除标准方面，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全面合理地计算纳税人费用扣除额中的必要生活开支；二是让费用扣除与物价联动，在物价上涨时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负担，体现社会公平；三是可设置合理的费用扣除额区间，不同地区可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物价水平因素，采用差异化的费用扣除标准，来保证地区间税负公平。

（三）加快综合分类税制改革

不管是费用扣除内涵，还是费用扣除标准，要想进一步完善合理，都需要以加快实现个人所得税综合分类税制为前提。就综合分类税制中所得的分类，学者们提出很多划分的方法，大多数学者主张，把劳动所得、经常性所得作为综合征收所得，把资本所得、非经常性所得作为分类所得。本文从费用扣除的内涵出发，结合各类所得中收入与费用的关系，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偶然所得、其他所得作为综合征收所得。主要的费用扣除为家庭必要生活开支、子女教育费用。综合所得征税实行按年征收，按月预缴，年终汇算。

二是将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作为综合征收所得。其费用扣除主要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与经营所得相关的成本费用，同时也要考虑经营者家庭，扣除家庭必要生活开支与子女教育费用。

三是将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作为分类征收所得。其费用扣除则是与取得直接相关，可准确核算的成本。分类征收所得按次或按月征收，年终不再汇算。

五、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就有明确规定，“税务机关有权了解、收集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银行存款、大额资产信息，金融机构、公安、国土管理、房产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等机关应按照税务机关要求的内容、格式、时限、口径提供本单位掌握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银行存款、大额资产信息”，这为税务机关搜集个人收入信息提供了制度保障，此次提出的纳税人别号制度，进一步为税务机关了解个人收入信息提供了现实可行条件。近年来，居民纳税意识增强，我国在税收征管制度做出的积极创新与完善，实行综合分类课税制度已具备了可行性。在个人收入信息可得的条件下，优化费用扣除是推行个人所得税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必须解决的另一重大问题。本文从费用扣除与收入、费用扣除与个人所得税的关系出发，明确费用扣除内涵，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推行个人所得税综合分类所得税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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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卫华，钟慧.强化个人所得税对居民家庭收入的作用[J].税务研究，2011（3）：36—40

[3]崔志坤.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1

[4]贾康.我国个人所得部改革问题研究[J].财政研究，2010（4）：2—13

[5]杨卫华.我国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的性质与标准[J].中山大学学报，2009（4）：195—200

篇5：对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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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思考 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思考

【摘要】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的税种之一，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直接影响应纳税所得额的大小。本文以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概念、实质以及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指出确立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赋税能力

一、费用扣除标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依据

（一）基本概念

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简言之就是依照税法规定在计算工资薪金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可以税前扣除的额度。费用扣除标准各国规定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为了获得收入而必须支付的必要的成本费用；二是为了维持本人及所负担人口的基本生活支出，即生计扣除；三是为了体现特定的社会目的的特别费用扣除。

费用扣除的实质是从所得中扣除不能反映纳税人真实赋税能力的部分。这一方面体现了量能负担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税收公平的原则。亚当?斯密提出税收不可侵蚀资本原则，税收也不可侵蚀纳税人的生活成本。因此，个人所得税应该对净所得征税，而扣除标准则体现了征税的原则和初衷。费用扣除标准是为了反映纳税人的真实赋税能力而从所得中扣除的必要成本和费用。“必要”的含义是为取得所得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和费用，即没有这部分成本和费用的支出，纳税人不可能取得相应的应税所得。

（二）理论依据

税收公平原则最早是由英国?威廉配第提出，被认为是现代税收的首要原则。税收公平是指纳税人的法律地位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必须公平分配。即公平的税应该是纳税人实际缴纳的税正好是他们应该缴纳的数额。一般认为，公平原则包括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横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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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也称水平公平，是指负担能力相同的人承担相同的税负。纵向公平也称垂直公平，是指负担能力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税负。无论是那种公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税收负担的衡量。西方对此主要有两个观点，即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

受益原则即根据纳税人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中获得利益的多少，判定其应纳多少税或其税负为多大。但是由于从公共物品中受益难以具体计算，加上“搭便车”行为的不可避免，所以在实际中有很大局限性。

能力原则即根据纳税人的能力，判定其应纳税的多少或其税负的大小，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两种观点。“主观说”以纳税人因纳税而感受到的牺牲程度的大小做为测定其纳税能力的尺度。“客观说”则主张以纳税人的财富水平作为衡量标准，而财富通常又经常用收入、支出、财产作为标准。两种尺度各有利弊，我国目前是根据能力原则的“客观说”，主要依赖于收入水平作为标准衡量。

二、我国工资薪金所得税扣除标准的现状及问题

（一）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的现状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确定、分类扣除，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实行定额、定率和按实际发生额扣除三种办法，其中工资薪金实行的是定额扣除的办法。1980年个税开征至今，扣除标准经历了三次调整，从每月的800元增加到现在的3500元。对于境内的外籍人员和境外工作的中国公民，可以附加扣除1300元，即每月扣除4800元。

在税率一定的情况下，扣除标准的作用在于通过调节税基，影响应税所得额，进而影响应纳税额。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能够真正的体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但是一方面由于税收征管手段的落后，另一方面受到分类所得的课税模式的制约，我国目前单一的扣除标准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税收公平。

（二）扣除标准存在的问题

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的主要税种，其作用日益凸显，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其种种弊端也暴露出来，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虽然几经调整，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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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质没有改变。标准化的扣除额，操作简单，易于管理，但是让不同经济境遇的人使用了统一的扣除标准，不符合按净所得征税的原则，有悖社会公平，不利于税收公平分配功能的发挥，其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费用扣除标准过于单一，很多因素未纳入考虑范围。“一刀切”的扣除方法，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在费用开支方面的差异。在当今社会条件下，住房、养老、失业、子女的教育、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纳税人的赋税能力，所以标准化的扣除额造成了不同的纳税人的税负不平衡。

2.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的差异。由于我国城乡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单一的扣除标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地区，他们的消费支出远远超过了扣除标准；在消费水平较低的地区人们的消费支出则低于扣除标准。这样的政策不仅减少了税收收入，而且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3.费用扣除标准缺乏弹性机制，没有科学的通胀调整或者工资指数化调整。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通胀情况下，会产生纳税人的实际税负较重的情况。我国现在存在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实际的消费水平会因为物价的上涨而受到影响。

4.费用扣除标准“内外有别”。我国现行税法规定，对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取得工资薪金的纳税人和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而从境外取得所得的纳税人，可以每个月附加扣除1300元，有悖社会公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外籍人员虽然在我国没有住所但是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我国，与国人的消费支出没有很大的区别，应该实行统一的扣除标准。

三、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建议

（一）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扩大扣除范围，增加特殊扣除项目

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大额度的医疗费用支出、子女的教育支出、赡养支出、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应纳入考虑范围。这几项的成本在最近几年有大幅度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纳税人的赋税能力，所以为了真正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应把其纳入扣除标准。

1.增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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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医疗费用支出的扣除

当下人们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且医疗保险尚未实现全覆盖，加之身体状况的客观性，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并非人们本身可以控制的，所以医疗支出对纳税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可以根据纳税人医疗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制定合理的扣除额，对于一次性医疗支出或者一年内连续超过一定数额的医疗支出予以在税前扣除。

2.子女的教育支出应予以考虑

在越来越重视教育的背景下，大学不断扩招，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国家对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免收学费的政策，但是对于高等教育还没有太多的优惠政策，所以子女的教育支出对于纳税人来说不可忽视。具体来说可以考虑每个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数量来规定一定的扣除比例，高等教育又可以进一步限定为本科及其以上。

3.增加赡养老人的支出

赡养老人不仅是道德上而且也是法律上的责任，是纳税人不可避免的一项义务。加之计划生育和老龄化的出现，很多所谓的“421”家庭不断涌现，即一个纳税人需要负担的不止是一个老人的赡养义务。此外，我国目前关于养老方面的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也使得赡养负担加重，赡养支出增加。一般来说，应根据被赡养人数的多少来制定相应的费用扣除标准。因此对赡养人的界定是必要的。赡养人应该是纳税人的父母或者是直接生活在一起的亲属，并且他们没有经济来源或者收入很低，不能负担自己的基本生活，一半以上的基本支出是纳税人来负担的。

4.将住房利息支出纳入税前扣除范围

在房价节节攀升的今天，住房利息支出已经成为广大中低收入家庭一项重要的生活开支。在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全款买房成为富人的专利，中低收入家庭则只能选择贷款买房，成为所谓的“房奴”。因此，从减轻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出发，把住房利息支出纳入扣除标准是合理且必要的。在扣除标准上应该对住房的数量加以限制，结合我国现状，规定只能对一套长期性居住用的贷款利息予以税前扣除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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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费用扣除标准应不同地区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实现扣除标准的区域化

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制定不同的扣除标准，但是为了制度简便易行，不易设置过多的标准。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每个地区实行统一的扣除标准，或者对费用扣除标准规定一个上下浮动区间，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在区间内进行选择。

（三）费用扣除应该与CPI挂钩，实现扣除标准的动态化

目前的扣除标准缺乏与相应的经济指标的联动机制，所以只能通过频繁的调整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不利于税法的稳定性，需要支付很大的立法成本，不是长久之计。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扣除标准实行指数化调节。随着物价水平的不断提高，将扣除标准与CPI和通货膨胀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扣除标准与生活成本的同步调整。因此，需要规定一个条件，即通货膨胀满足什么条件时才可以对扣除标准实行动态化调整，这样不仅能较好的反应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而且能在保证税法稳定性的同时，确保费用扣除标准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四）费用扣除标准应该内外统一，废除附加扣除的规定

附加扣除标准由最初的3200元到2006年的2800元，再到2011年的1300元，虽然没有取消，但那是也在逐渐降低。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应该废除附加扣除的规定，使得本国公民与外籍人员在同等的环境中承担相同的税收负担，从税收公平角度出发，不应给予其类似的“超国民待遇”，实行统一的扣除标准。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2]石坚.关于改革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建议[J].财政研究，2010，7.[3]吴旭东，孙哲.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再思考[J].财政与税务，2012，1.[4]高培勇.税收热点面对面[M].中国税务出版社，2012.[5]许晔，袁莉莉.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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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对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探讨

土地增值税的开发费用是指与房地产开发项目相关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在土地增值税清算时，三大费用的扣除不同于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计算中允许扣除：企业发生的期间费用、已销开发产品及税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准予当期按规定扣除。

（一）土地增值税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扣除

土地增值税清算流程对于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的扣除一般采取了计算扣除的办法，利息支出满足一定条件时才能据实扣除。《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开发土地和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费用，是指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按本条

（一）、（二）规定计算的金额之和的百分之五以内计算扣除。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费用按本条

（一）、（二）项规定计算的金额之和的10％以内计算扣除。

（三）开发费用与开发间接费用的区分 《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开发间接费用是指直接组织、管理开发项目发生的费用，包括工资、职工福利费、折旧费、修理费、办公费、水电费、劳动保护费、周转房摊销等。这些费用必须与直接组织、管理开发项目有关才能被称之为开发间接费用。开发间接费用不仅可以据实列支，还可以作为房地产开发费用扣除基数和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加计扣除的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