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制度完善探讨

刑事司法制度完善探讨（精选三篇）

刑事司法制度完善探讨 篇1

关键词：刑事司法鉴定,鉴定启动制度,刑事诉讼

笔者在办案过程中遇到多起刑事案件涉及到刑事司法鉴定启动问题, 常常因为现行法律法规不够具体或太过陈旧而无从倚靠, 故只能在重重迷雾中尝试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径。因此, 本文就当前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度所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一、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度的概念

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即是由刑事司法鉴定的启动主体、启动方式、启动程序等构成的制度体系, 简而言之是由谁提出刑事司法鉴定包括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申请、由谁决定是否进行鉴定、由谁作出鉴定委托以及相关的救济等制度的总和。

二、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度的现状

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不仅掌握在法院手中, 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也拥有启动鉴定的权力。在我国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 作为控诉一方的国家机关, 与被诉一方的犯罪嫌疑人, 在鉴定启动决定权上, 双方的权利是不平等的, 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均没有初次鉴定的启动权。国家立法只规定了他们拥有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权, 并且该申请权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程序保障。具体说来,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度的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侦查机关享有鉴定启动权。我国刑诉法关于鉴定的规定专列于第二编侦查一章。侦查部门在查案过程中, 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 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侦查机关委托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 公安机关有权决定解剖、并且通知死者家属。显然, 公安机关有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力。

(二) 基于侦查权、检察权、起诉权, 人民检察院有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力。对人民检察院而言, 首先, 在自侦案件中, 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的职能同公安机关相同, 因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有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力。其次, 在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起诉权的活动中, 人民检察院有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力。另外, 根据《刑事诉讼法》165条关于法庭审判过程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及补充侦查的规定, 在检察机关公诉活动中, 其同样有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力。

(三) 基于审判职权, 人民法院有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力。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对鉴定结论有疑问时, 可以休庭, 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鉴定机构, 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以调查核实证据。对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的鉴定结论, 经质证后, 认为有疑问, 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 可以另行聘请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医院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四) 辩护方不享有鉴定请求权, 仅享有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请求权。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刑事诉讼中有权直接启动司法鉴定的主体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既没有直接启动司法鉴定的权利, 甚至连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都没有, 他们有的只是在对公安司法机关现有的鉴定结论不服的情况下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权利, 而且, 在公安司法机关对当事人的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中早申请不予批准的情况下, 立法也没有赋予当事人有效的救济途径。

三、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比照和借鉴国外立法, 同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可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作如下改进:

(一) 刑事侦查阶段的鉴定启动权由公安、检察机关掌握, 但必须同时建立由人民法院监督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知情权的制约制度。笔者认为侦查阶段鉴定启动权可仍由公安、检察机关掌握, 但同时必须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在鉴定问题上的合法知情权, 具体为:第一, 具体案件中凡是有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件, 侦查人员决定开始鉴定程序之后告知犯罪嫌疑人, 不是在决定用作证据之后, 也不以是否用作证据为前提。侦查部门决定进行鉴定之后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选择合适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鉴定人的能力及其立场直接关系到鉴定结论的是否客观公正、准确, 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利益, 对此, 嫌疑人应有权了解并应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司法人员也应该就鉴定人的人选是否适当的问题给嫌疑人以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于被告人过早介入鉴定程序会干扰侦查和鉴定的担心, 侦查之初, 无具体的犯罪嫌疑人或虽有重大的犯罪嫌疑人未归案。此时侦查部门没有必要进行有关鉴定事项的告知, 侦查一般也处于保密期。当犯罪嫌疑人归案后, 侦查部门对其进行了预审之后, 一般在鉴定启动问题上不存在对案件嫌疑人保密的问题。第二, 将鉴定事项告知犯罪嫌疑人可以减少鉴定程序中的无用功, 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也有利于加快诉讼进程。第三, 基于合法知情权, 犯罪嫌疑人此阶段提出的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申请未必都是合理的, 仅在这个意义上讲由司法机关最终决定采纳其申请与否也是正确的, 但也不能否认, 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申请常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此, 侦查部门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知情权, 否则容易造成司法机关在此行为上的随意性, 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 也可能影响鉴定手段的及时合理运用。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知情权, 应当建立由人民法院监督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知情权的制约制度, 对无法定理由, 侦查部门应当告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形, 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被告知。这里, 人民法院的监督仅是一种程序权利上的监督, 所以不会产生影响以后案件审理的先入为主的问题。

(二) 公诉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 在保证辩方合法知情权的同时, 应当赋予被控方鉴定启动权审查起诉阶段应保证辩方的合法知情权。根据法律规定, 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对案件相关事实或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结论产生疑问, 有权决定进行复核、补充或重新鉴定。笔者认为, 此阶段, 应当赋予辩方鉴定启动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他单位和个人同意, 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笔者认为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证据, 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源自辩护权的一项权利, 并且是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所不可缺的, 同时, 它也是一种责任, 否则不利后果的承担者只能是当事人, 因此赋予被控方启动鉴定权是有合理根据的。这样可防止出现控诉机关只注意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 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的现象。一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是否实施犯罪行为很清楚, 当控诉机关忽视有利于他的证据的收集时, 由辩方收集, 一是有很强的主观动力, 二也是比较有目的性的, 当然, 相关专家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审查起诉阶段赋予被控方完全的鉴定启动权对检察部门的工作并不产生冲突, 而可以使控辩双方可以有一定层面的接触, 就鉴定问题互相沟通。同把被控方的鉴定权利仅局限于辩方在审查起诉时的鉴定申请权相比, 在审查起诉阶段赋予被控方的鉴定启动权可以较好的防止在审理阶段出现的多次重复鉴定的局面。

(三) 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时鉴定委托权可以由人民法院掌握, 当事人可以申请新的鉴定, 法院应以批准为原则。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改革的核心, 在于如何在确保鉴定结论中立性的基础上, 在控、辩、审三方合理分配司法鉴定启动权。一是赋予法官启动刑事司法鉴定决定权。根据我国的刑事庭审制度, 在刑事案件的审判阶段, 诉讼活动是以法院职权为中心展开的, 法院对案件事实、证据展开调查, 由其掌握鉴定启动权比之完全将鉴定启动权授予控辩双方, 这种做法更符合诉讼效率、效益的要求。案件审理时的有关鉴定问题, 交由法官酌量处理。一方面, 法官有权不依控、辩双方的申请, 直接决定启动司法鉴定的程序;另一方面, 法官应依控、辩双方的申请, 必须启动司法鉴定, 这样就不会使辩方的申请权予以落空。仅赋予法官启动刑事司法鉴定的决定权, 有利于确保司法鉴定结论的中立性。赋予法官该权力的同时, 等于亦赋予了法官委任鉴定人的决定权, 使得司法鉴定人不服务于控、辩的任何一方, 仅服务于法官, 为法官查明真相提供专业帮助, 从而避免了英美当事人启动模式鉴定结论中立性缺失的弊端。二是赋予侦查机关启动司法鉴定的申请权, 但不赋予控方机关启动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在案件审理中, 检察机关为补充某些证据或查清某些事实可以提出补充侦查,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 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享有鉴定启动权——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应当作为例外来理解。因为在侦查阶段, 进行了必要的鉴定活动, 故控方滥用该申请权的可能性比较小, 只有在其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被法庭启动的司法鉴定程序所推翻或对辩方提交的证据有质疑时, 其才有必要申请启动司法鉴定。 作为权利平等的要求, 被告人也应有提交新的鉴定方面证据的权利, 如为补充证据或查清某些事实, 应当考虑赋予被告人一定的鉴定申请权, 对这种申请, 法院应以准予为基本原则。而且立法还应当有相应的规定来确保在法定的情形下, 法官必须依辩方的申请或直接启动刑事司法鉴定程序。但是这个范围应当进行控制, 不能过于宽泛。三是赋予辩方与控方平等的启动司法鉴定的申请权, 且有相应的机制保证辩方的申请权能转化为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这对确保控、辩双方的平等诉讼地位非常重要。

(四) 刑事自诉案件中, 将鉴定委托权部分赋予当事人刑事自诉案件中。 鉴于自诉与公诉的不同, 可以将鉴定委托权部分赋予当事人, 具体为:第一, 庭审前当事人可以就各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合法设立的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作出鉴定并可以其鉴定结论为证据材料提交于法院, 法院应予以认可并在庭审中由当事双方予以抗辩、询问、质证;第二, 在审理过程中, 委托鉴定权由人民法院行使, 此阶段, 当事人有申请权, 但不得自行委托鉴定。因为在自诉案件中如果授予当事人完全的鉴定启动权, 就可能造成的重复鉴定和诉讼拖延, 相对于案件性质, 选择诉讼效率为主, 及时处理应当是第一位的。当然, 人民法院在委托鉴定时, 应先接受当事人双方一致同意之鉴定人。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审前程序改革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2].杨宇冠.人权法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3].宋英辉, 孙长永, 刘新魁.外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刑事司法制度完善探讨 篇2

论文摘要 品格证据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指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与证据法学领域的其他证据种类相比，品格证据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旨在介绍英美证据法中关于品格证据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探析品格证据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相关法律规定，从而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特点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论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 品格证据 取保候审 量刑 未成年人

1月1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正式实施，与19的《刑事诉讼法》相比，新刑诉法在证据规则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例如，随着社会经济及科技的发展，电子证据在证明犯罪事实等司法实践中被广泛的应用，而新刑诉法终于将该证据作为一项独立的证据种类出现，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与证据法学领域的其他证据种类相比，品格证据却远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品格证据的应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现行的法律制度却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本文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有关于品格证据制度的基础上，通过结合我国目前品格证据的实际应用，从而探讨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刑事司法特点的品格证据规则。

一、品格证据的概述

(一)品格证据的含义

品格证据作为西方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已发展成较为成熟的法律概念，在指导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亦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品格”是指一个人的名誉，反映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而从证据法学上讲，不同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的内涵则作出了不同的界定。WwW.11665.CoM

英美法系认为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品格证据按其证明内容的不同，包含以下三类：一是声誉，指一个人在其所生活的社区环境中，周围人对其品行等方面所给予的总体评价;二是行为倾向，即一个人所具有的某种行为方式的倾向性，在实施该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点;三是以前发生的特定事件，例如在盗窃案中，被告在本案之前因为盗窃被治安处罚过，实际上相当于我国所说的“前科劣迹”情况。 而大陆法系国家使用“人格”代替“品格”一词，对于品格证据的的界定则较为狭窄。相较而言，英美法系国家则对于品格证据的内容作出了较为完善的归纳，对于我国建立合理的品格证据规则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二)品格证据的适用规则

品格证据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按照道德标准划分为：(1)良好品格证据，如没有前科劣迹、为人诚实、善良、守法等。(2)不良品格证据，如有前科劣迹、有暴力倾向、自私欺诈等。 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不良品格证据的运用规则可以总结为：以排除为原则，但存在例外规定。

1.以排除为原则。将品格证据排除适用作为一般规则的原因在于品格证据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司法实践造成负面影响。首先，其证明价值低，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较弱;其次，品格证据易引起偏见，混淆案件事实。所谓“一次做贼，永远是贼”，这种不良品格证据可能会对案件的定罪量刑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以实行陪审制度的英美国家，这点尤为重要;再次，适用品格证据可能造成诉讼效率的降低，品格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属于间接证据，对于品格证据的核查可能会浪费不必要的司法资源。

2.排除规则的例外。作为排除规则的例外规定，品格证据在以下三种情形中可以被采纳。首先，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条第1项的规定，被告人自己或者由其辩护人首先在对控方证人的交叉询问中试图表明自己的良好品格，或者已经提出了良好品格证据，控方可以提出其不良品格证据来证明其良好品格的虚假性和对法庭的误导，这被称之为“开门原则”。该原则的规定旨在实现控辩平等的诉讼理念。 其次，当品格处于争议时，品格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具有较强的逻辑相关性。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条第2项规定，关于被告人先前不良品格的证据不能用来证明其当前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但是如果出于证明犯罪动机、手段、缺乏过失或意外事件等这些犯罪事实以外的事实时，则应当允许控方提交被告人先前的不良品格证据。 但该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常见，比较著名的实例是美国联邦判例汇编第二辑第314卷第718页(第九巡回法院，1963年)上记载的卡博诉合众国一案。在该案中，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在起诉中被指控曾使用其罪恶名声作为敲诈勒索的手段，这样就为公诉方在审判中证明其名声铺平了道路。再次，在被告人提出无罪证据而被交叉询问时或者被告人在被定罪以后、量刑以前，询问人或法官可以查询并采纳有关其前科和不良品格的证据。 而对于良好品格证据，英美法系国家一般予以采纳。例如，英国普通法长期以来容许提出良好品格证据，特别是被告人提出自己的良好品格证据，制定法对此从未进行过任何干涉，这是早期司法实践中有利于被告人的具体体现。

二、品格证据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现状

(一)目前我国有关于品格证据的立法现状

相较于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较为成熟的规定，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却并不完善。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对品格证据内涵的理解较为狭隘，加之考虑到在具体采纳品格证据时所可能产生的弊端，以至于我国有关于品格证据的法律规定长期处于立法空白的状态。

然而，虽然我国并未明确提出品格证据的概念及其具体适用规则，但散见于一些法律条文中，品格证据的相关精神却已有所体现。此外，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有关于品格证据的应用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很多规定必须要依靠品格证据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执行。

(二)品格证据在取保候审制度中的应用

取保候审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较轻的一种强制措施，其仅限制而非剥夺人身自由。新修改的刑诉法在旧刑诉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种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而其中“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仍旧是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但对于该内容的判定，我国法律条文中并未作出明确的解释，以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应用取保候审制度造成一定困难。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并未明确提出品格证据，但其对于取保候审制度的适用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申请取保候审时，除了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硬性条件外，一般申请人都会提供一些证明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例如，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家属及其所在的社区出具材料证明其在家庭生活中的良好表现;被害人家属因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积极赔偿或者认罪悔过的态度而出具的.谅解书;嫌疑人或被告人所在的单位出具材料证明其在工作中尽职尽责等良好表现……而案件的承办人则会在审查分析全案的基础上，综合查明嫌疑人或被告人为偶犯、初犯还是惯犯，以及是否有前科劣迹等情形下，判定对嫌疑人或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是否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从而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这恰恰符合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较为全面的界定。

实际上，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险性都可以通过品格证据来加以明确。无疑，这也迫切需要我国在刑诉法中对于“品格证据”做出明确界定，从而有效的指导司法实践，避免给办案人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以及因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导致宽严掌握不一致情况。

此外，司法实践中对于取保候审制度一般适用保证人保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证人必须具备以下几项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限制;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虽然法律规定了保证人所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但却忽视了保证人的信誉问题。一个信誉很差的人即使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基本条件，也不会为我们所信任。因此，笔者认为在保证人保证制度中也应当引入品格证据规则。

(三)品格证据在量刑中的应用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因此，在具体的量刑过程中，刑罚的尺度应当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目前在一部分案件中，检察机关将案件起诉至法院时会制作量刑建议书，在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内，综合考虑犯罪分子是否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的情节;是初犯、偶犯还是累犯、惯犯;是否有前科劣迹;是否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是否得到被害人的谅解等情节，从而提出相应的量刑建议。

由此可见，品格证据在对犯罪分子进行量刑的过程中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应用

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生理、心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其犯罪往往是偶然的，多出于冲动。大部分犯罪的未成年人主观恶性并不大，可塑性也较强。正是由于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我国法律在对待犯罪的未成年人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审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7条及第15条也都涉及到在办案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品格证据”的内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特别程序”一篇，在第一章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作出了细致的规定。其中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以上这些规定都体现了我国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式上区别于一般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处理案件时会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审查。全面调查原则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一个特有原则，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除对案件事实证据收集、审查外，还要对导致未成年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对未成年人特殊性格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书籍等情况进行审查，注意调查收集家庭、学校、单位等各方面的反映，了解掌握少年身心状况、一贯表现、个性特点和道德品行，查清他们成长的过程、犯罪的原因及作案的动机目的。 通过全面调查所收集到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有关于未成年犯罪人品格方面的证据材料，从而准确的定罪量刑。由此可见，品格证据材料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尤为重要。

三、相关完善建议

目前，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都或多或少的体现了品格证据的内涵及精神。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需要运用品格证据的情形亦非常多。可遗憾的是，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积极探索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时，品格证据却还远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对于品格证据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及适用规则，可能会导致实践中适用的混乱。因此，建立适应我国刑事司法特点的品格证据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在刑事诉讼证据种类中增加品格证据一类，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品格证据的概念加以明确，其内容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内涵的归纳。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品格证据在多数情况下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品格证据的应用可能会导致“一次做贼，永远是贼”的偏见，影响案件的正确处理。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品格证据的适用也非常谨慎，制定了相应的排除规则。笔者认为，对于品格证据的适用范围及如何适用应当加以明确。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有较强的逻辑关系外，在对犯罪分子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审查过程中应尽可能的排除不良品格证据的适用，这也符合我国罪刑法定的原则。对于犯罪分子良好的品格证据，应当允许提出。而在定罪以后量刑之前则可以引入品格证据，分析其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等方面，从而正确的量刑。鉴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与一般成年犯罪人相比，应当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品格证据作出更加全面的细致的调查，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应更多的考虑其品格证据。

刑事司法制度完善探讨 篇3

在我国，随着司法证明方式的变化，鉴定结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2012 年新《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进行了大幅修改，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强化了鉴定人出庭，创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这种变革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诸多不足。具体而言，即现行司法鉴定体制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本文旨在思考与探讨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方向。

一、基本概念的论证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中对涉及专门知识的事物，聘请相关专家进行的检验和评断。大陆法系的司法鉴定模式与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在制度结构层面上存在着本质差异。大陆法系的司法鉴定模式强调法官在鉴定事项上的绝对控制，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则将鉴定的主动权完全赋予控辩双方当事人。究其根源，两种制度模式背后反映出的是两大法系对鉴定人和鉴定本质的定位不同。

二、我国司法鉴定模式的基础

（一）从制度传承看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自创设以来，一直将鉴定人定位为“法官辅助人”，与大陆法系司法鉴定模式的基本定位相契合。无论是专门针对司法鉴定事项作出的司法解释还是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都将司法鉴定事项定位于服务法官审理案件的需要。

（二）从诉讼结构看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尝试引入了部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对抗制的积极因素，但不可否认，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依然是以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基础的，并表现出“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

（三）从诉讼资源分配的角度看

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并不适合做我国司法鉴定模式的基础。专家证人制度之所以能够在英美法系国家正常运转并发挥实际作用，相应的配套措施不可或缺：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完善的国家救助制度、强大的案件分流机制，而我国尚不具备这些条件。

三、借鉴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

（一）结构层面的司法鉴定模式与技术层面的专家证人模式的关系

首先，结构层面的改革和技术层面的改革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二者既不是改革的两个阶段，也不是改革的两种路径。其次，结构层面的改革和技术层面的改革同步进行，其中又以结构层面的改革为根本。最后，对于技术层面的改革，并非完全照搬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的做法，而是将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中的积极因素，导入到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之中。

（二）在技术层面借鉴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的可行性

首先，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司法鉴定制度中都存在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这为两种模式之间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制度上和理论上的前提。其次，从两种模式相互融合的世界趋势而言，纯粹的专家证人模式或司法鉴定模式都有其制度运行难以克服的缺陷。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实践中都是通过借鉴和吸收对方的积极因素来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后，从我国的诉讼体制而言，已经作出了类似大胆的尝试。即在保障原有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前提下，适当地引入英美法系的对抗机制，在庭审中注重控辩双方的交叉讯问制度。

四、对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建议

（一）鉴定意见庭前开示程序

刑事鉴定意见的庭前开示程序对于保障辩护权、诉讼效率以及监督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如何保障被告人一方基本的鉴定知情权，大部分学者都赞同引进和改良英美法系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建立我国的鉴定意见庭前开示程序，使被告一方通过庭前开示程序及时获知与案件有关的鉴定意见，从而保障当事人的鉴定知情权能够得到有效落实。

（二）庭审对抗的强化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立

我国在刑事诉讼改革中，引入了英美法系对抗制的积极因素，对于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也应当着重发挥控辩双方诉权对抗的积极作用，通过庭审对抗的强化来保障鉴定意见在庭审中得到充分的质证。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创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自意大利1998年刑事司法改革引入了技术顾问制度之后，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司法鉴定本身的性质有关。

通常来说，针对鉴定事项提供专业的协助有三种制度设计的思路：一是仅为法官提供鉴定事项的专业协助；二是仅为控辩双方当事人提供专业协助；三是既为法官提供专业的协助，也允许控辩双方当事人获得专业的协助进行对抗。在我国，支持第二种思路的居多。关于控辩双方聘请专家辅助人的具体制度设计，主要包括专家辅助人的角色定位、专家辅助人的权利范围、专家辅助人的管理体制。

综上所述，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亟须改革，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无疑具有非常宝贵的借鉴意义。只有用冷静的头脑根据功利的原则来评估现存的法律，并以理性的劝导形成永不退缩的压力来促成修正，最终的改革目标才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