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制度完善探讨论文

内容摘要：此次研讨会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状况进行了讨论分析并作出了阶段性总结。总体来看，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在辩护制度上体现出了一些进步，审前程序也得到了一定的完善，审判程序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刑事辩护制度完善探讨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刑事辩护制度完善探讨论文 篇1：

有效辩护是如何引入中国的？

2012年，我国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从多个角度对辩护制度进行了完善，从法律层面上进一步保障了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获得辩护的权利。但在实践中，大部分辩护人受其自身能力限制，或是困于其他因素，怠于辩护或辩护不力，产生了所做辩护于被告人无益的无效辩护的后果。

在这种大背景下，“有效辩护”一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人士提及，作为有效辩护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曾最早将有效辩护的理念引入中国，并对有效辩护在我国刑事辩护中的适用有着深入研究。

陈瑞华表示，确立有效辩护的理念，并建立一套旨在规范律师辩护的质量控制体系，这是中国未来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或许作为一种制度，有效辩护制度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刑事法制，但是作为一种理念，有效辩护所蕴含的确保被告人获得高质量的法律帮助的原则，却是中国未来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

刑事辩护发展中应运而生的有效辩护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越来越多的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人士提到有效辩护，但并未对有效辩护的定义形成统一的认识。陈瑞华认为，如果要给有效辩护一个准确的定义，首先要明白刑事辩护的发展历程。

陈瑞华表示，刑事辩护在世界各国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但是随后的审判实践表明，仅仅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解决不了问题。首先被告人绝大部分不懂法律，没有辩护的经验、技巧和智慧。其次，几乎所有的嫌疑人都被关押在看守所，失去了人身自由，既没法阅卷，也没法调查。换句话说，被告人根本无法行使辩护权。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就成为一句空谈。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陈瑞华表示，刑事辩护发展到这里，就自然而然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即“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英美法系中，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和获得辩护的权利几乎可以画等号。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人必须请一个专业的律师提供帮助，由律师运用专业知识进行会见、阅卷、调查，在法庭上充分地行使辩护权，才能让被告人的权利落到实处。在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在法庭确定开庭审理以后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或者在必要的时候由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进行辩护，其背后的理念也是“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而为了保障那些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的权利，我国还专门设立了法律援助制度。

陈瑞华表示，目前我国正处于刑事辩护的第二阶段，争取让每一个被告人都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同时在已经获得律师帮助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问题。首先就是律师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比如有些律师在履职过程中，不会见、不阅卷、不调查，只在法庭上念辩护词了事，根本起不到辩护所应有的效果，这种辩护被称为无效辩护；其次是律师充分地履行辩护职责，尽心尽力地会见、阅卷、调查，但是公检法机关限制律师的权利，比如为律师阅卷调查设置种种障碍，申请证人出庭被拒绝，申请二审开庭却只搞书面审查。在这种司法制度下，公安检察法院大大压制了辩护律师辩护的空间，使得辩护律师没法展开充分的辩护为委托人提供有效的帮助，这种情况也被称为无效辩护。

“为了解决无效辩护的问题，必须找到一种先进理念，有效辩护理念便应运而生了，这也是刑事辩护的第三个阶段，即被告人有权获得有效的律师辩护。”陈瑞华说。

那到底什么才是有效辩护呢？陈瑞华认为，有效辩护的逻辑前提首先是被告人获得了律师帮助的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利用法律提供的一切机会和空间，为委托人提供了尽职尽责、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在辩护的专业操作方面达到了无可挑剔、不留遗憾的地步，用简短的语言概括有效辩护就是律师尽职尽责地提供法律帮助。

有效辩护如何被引入我国？

陈瑞华表示，在美国司法制度中，有效辩护原则上属于被告人享有的宪法仅利。但是在我国，有效辩护理念自被引入至今，才短短十年之间，尚处在理念探讨阶段。

据陈瑞华讲述，在早年的学术研究中，他了解到了美国的有效辩护制度，而在2005年他在赴美考察辩护制度的时候，有效辩护制度已经成为美国辩护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获得有效辩护已经成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于是对有效辩护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时至2008年，陈瑞华再次赴美考察，又一次就有效辩护制度进行了深入了解。

“对有效辩护的认识我也有一个过程，我最初认为这是美国的舶来品，好像不适合中国。但是仔细观察我国辩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才发现有效辩护如果真的实行，能解决中国问题。”陈瑞华说。

据陈瑞华讲述，在当时甚至是现在，中国律师界、刑辩界存在一种“独立辩护理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5条还明确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或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依法独立进行诉讼活动，不受委托人的意志限制。

在那次考察中，与陈瑞华同行的我国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曾经专门就“委托人与律师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的问题询问了美国同行，得到的答案是：“律师当然要和被告人的意见保持一致，因为被告人是律师的客户，怎么能对客户说不？”田文昌回国后，开始广泛宣扬这种理念，认为辩护律师不仅不能独立辩护，而且要跟委托人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

“在深入了解有效辩护制度中，我意识到引入有效辩护理论，将使我国刑事辩护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陈瑞华说。

归国后，陈瑞华立即指导所带博士生撰写了一篇20多万字的论文《有效辩护论》。论文完成后，陈瑞华意犹未尽，又亲自操刀撰写了数篇关于有效辩护的论文。

此后，有效辩护开始越来越多地在我国的一些法学论坛、研讨会上被提及，并通过媒体报道被广泛传播，引发了更大范围的传播与讨论。

引入有效辩护制度的现实意义

经过多年研究，陈瑞华认为，将有效辩护制度引入我国，将会从三个角度来解决我国辩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陈瑞华认为，有效辩护是律师为当事人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方向，给辩护律师提供了一种评价辩护效果的价值准则。辩护律师不仅要作辩护，还要提供有效的辩护，提供高质量的辩护，提供令人满意的辩护。有效辩护对辩护律师来说是一种义务，律师收了委托人的诉讼代理费，签了合同，就要尽最大努力进行会见、阅卷、调查，形成有效的辩护思路，跟被告人进行充分沟通，在法庭上提出有效的辩护意见，使整个辩护不留遗憾。

再者，有效辩护是中国辩护制度改革的方向。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导致大量无效辩护的出现。比如，我国的律师收费制度已经是糟糕、低效、无能、不能体现律师价值的收费制度。我国刑事辩护领域实行一次性收费制度，试问：在先行一次性收到全部费用后，律师提供服务的动力还有吗？没收费之前，当事人占据主动地位；但收费后，主动权立刻易主到律师手中。现实中许多律师收了费以后，当事人给他打电话都不接，甚至出现不会见、不阅卷、不调查，法庭上念完辩护词了事的情况。大量的无效辩护都是由这种不合理的收费制度带来的。现在我们民事诉讼都实行风险代理，刑事辩护竟然不允许风险代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种收费制度导致很多的尽职尽责辩护的律师感到心寒，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对那些不尽职、不尽责的律师来说又是一种偷懒的方式。这种收费制度已经到了奖懒罚勤的地步，使整个的辩护制度走向了扭曲，影响了刑事辩护律师在整个社会中的形象和声誉。为了实现有效的辩护，应该改掉这种制度。

第三，有效辩护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使公检法机关保障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的方向。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很多案件的辩护效果不好，并不是律师的原因，也不是收费制度造成的，而是司法机关大大挤压了律师辩护的空间。比如说会见权，现在很多律师感觉到在贪污受贿案件中，法律明文规定，立案时超过50万元的受贿案件是特大受贿案件，律师会见这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而实践中这种会见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得不到批准的。律师在侦查阶段连会见权都得不到保障，怎么能有效辩护？同样，在律师阅卷调查甚至当庭辩护过程中也会遭遇各种问题。因此，有效辩护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理论基础，未来司法改革不仅要实行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权，还要保障律师有效行使辩护权。

律师行业：打铁还需自身硬

在阐述引入有效辩护制度的重要意义的时候，陈瑞华列举了我国司法领域许多影响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他从律师行业和司法机关两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

对于目前我国辩护律师的收费制度，陈瑞华认为，律师行业毕竟是一种服务行业，_定需要激励机制，其收费应该走向多元化，顺应市场需求。

首先，现行的一次性收费制度可以保留。再者，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实行计时收费。律师为当事人提供多长时间的法律服务，当事人支付多少费用，这样可以大幅度激励律师提供有效辩护的积极性。第三，也是陈瑞华最为提倡的收费是按照三个阶段来收费。首先律师收取一部分基础费用，又叫合同费用。之后再根据案件的工作量，比如在实践中申请取保候审、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举办专家论证会等不同的板块进行收费，这部分费用称为过程费用。而为了激励律师的斗志，一定要让律师跟结果产生一定的利益关系，从而最有效的辩护，约定达成何种结果支付相应费用，这部分费用称为结果费用。

“从现在情况看，抱怨得不到有效辩护的当事人往往以自费者居多，改善收费制度对这类群体能否获得有效辩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更广范围内看，那些付不起律师费的弱势群体，只能通过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获得辩护。为了使这类人群获得有效辩护，则需要多方面的改革。”陈瑞华说。

陈瑞华表示，为了保障弱势群体的辩护权，我国设立了法律援助制度，由政府付钱，为被告人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因此，通过大幅度提高法律援助律师的办案收入，来提高这类人群获得有效辩护的程度并不现实。但从未来的发展来看，这类人群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仍需要，所以要为这类人群提供最低限度的有效辩护。

陈瑞华从三个角度提出了改革我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从而保障弱势群体有效辩护权的思路。

法律援助经费是困扰目前法律援助发展的一个瓶颈，陈瑞华表示，到现在为止，全国一年投入到法律援助的经费不到20个亿，这是什么概念呢？以河南省、四川省为例，法律援助律师办理一个刑事案件的费用仅在1000元左右，这些收入甚至不能保证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差旅食宿等费用，更不用说盈余，这就造成了许多法律援助律师能省则省，甚至不会见、不阅卷、不调查，只在法庭上念辩护词的情况出现。因此，在合理范围内提高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案件的收入势在必行。

由于目前法律援助中心都是各级司法局所属的事业单位，采用行政化的运行方式，这就造成了诸多问题，比如法律援助中心沦为了少数特权人士的子女以工转干的中介和桥梁，而办公经费的支出与法律援助费用都在国家下拨的法律援助费用中支出，容易出现暗箱操作、办公经费挤占法律援助经费的情况。此外分配法律案件和援助费用的权力.由法律援助中心掌握，许多案件和援助费用多被分配到了一些“关系”律所或律师的手中，造成严重不公。因此，陈瑞华认为，应该使法律援助中心与司法局脱钩，办公费用与法律援助费用双线支出，在各级辖区内成立专门的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同时建立法律援助律师名录，由法院来认定是否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中心负责支付法律援助费用。

“费用提高了，关系理顺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法律援助律师的职业素养。”陈瑞华认为，法律援助应当建立资格审查、资格准入制度。没有能力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不能够进入到法律援助队伍中，可以采用自愿申请和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某律所律师相结合的方式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同时设立考核标准，不管法律援助律师是出于主观故意还是客观能力不能为当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有效辩护，都应将其清出法律援助队伍。

辩护制度应给律师更大空间

陈瑞华认为，为了保障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虽然律师行业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同时我国的辩护制度也需要改革。

“如果目前的辩护制度不能给律师辩护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哪怕律师再出色、再优秀，也实现不了有效辩护。”陈瑞华说。

陈瑞华表示，在审判过程中，律师感到不公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程序的选择权上。比如申请证人出庭，控方证人作出的证人证言往往是对被告人不利的，有可能是假话、伪证，辩护律师申请控方证人出庭，进行当庭质证，法庭往往驳回。而辩护律师所找到的证人，往往作出的是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明，辩护律师申请己方证人，也多数是被法院驳回的。证人不出庭作证，有效辩护将会大打折扣。

这种情况的造成，和我国刑诉法对证人出庭规定的不合理有很大关系。“刑诉法明文规定，证人出庭作证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控辩双方有一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第二，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得有重大影响；第三，法院认为出庭有必要的。由此可见，法院在决定证人出庭上拥有绝对话语权，所以我国证人出庭率连5%都没有，这让律师怎么能够有效辩护？所以我认为，这三个条件只要保留第一条就够了，我们把它称为裁判权主导的证人出庭制度走向诉权主导的证人出庭制度。”陈瑞华说。

陈瑞华认为，跟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鉴定人出庭、专家辅助人出庭、侦查员出庭等制度，都应改为只要控辩双方有一方提出合理异议就需出庭，不能由法院决定，这些制度不改变，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有效辩护也就无从谈起。

作者：祁彪

刑事辩护制度完善探讨论文 篇2：

刑事诉讼法实施三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内容摘要：此次研讨会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状况进行了讨论分析并作出了阶段性总结。总体来看，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在辩护制度上体现出了一些进步，审前程序也得到了一定的完善，审判程序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

关键词：2012年刑事诉讼法 辩护制度 审前程序 审判程序 实施状况

2016年1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三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央政法委、最髙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律师界、部分高校的领导同志、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从正式实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其实施状况究竟如何，需要我们进行讨论分析并作出阶段性总结。此次会议以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总体状况为研讨中心，并着重讨论了辩护制度、审前程序、审判程序三个问题。现将会议主要观点及研讨内容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总体状况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教授指出，法律是治国之利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但如果不把良法变成实践中、生活中的法律，良法再好也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当前的法治任务已经逐步从建立一套完备、科学的法律体系，转变成了如何严格贯彻、实施这些已有的法律。基于这一目的，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针对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先后深入到了7个省份进行了调研，其间主要以基层法院、检察院、中级法院、市级检察院等为调研对象，采取了访谈、问卷、旁听、查阅案件信息管理的相关数据等调研方式，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的新规定、新制度、新程序在实践中的情况进行了针对性的深入调研。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问题，全国人大立法部门应该给予重视。同时，法检、公安、律师等相关部门和团体也应当对这个问题予以重视。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投入了大量精力，专门对检察机关贯彻执行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将详实的报告提交至了全国人大法工委。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也同样应当针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进行一些专门的调研。因为在司法实践中，例如证人不出庭、二审不开庭等问题仍然很突出。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时，倾注了立法部门、执法部门的大量心血。但事实上，修法之后新法的具体落实情况应当是更加重要的，因此需要并且值得投入更多的精力。为此，需要我们的专业学者站出来积极呼吁，推动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从而改进执法的状况，更好的贯彻执行2012年刑事诉讼法。

中央政法委的与会代表也指出，制定出法律只是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需要有效的贯彻和执行法律。因此，就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开展研讨会是非常有必要的。法律的修改体现出了推进法治的愿景，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的这三年来看，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人权保障意识与程序意识得到了强化，案件的总体质量有所提高。但同时也不能否认，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当前的实施效果，远不及当初修法时我们的期望，一些棘手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在审判阶段存在的刑事辩护率低、证人出庭难、警察普遍不出庭乃至庭审虚化等问题。另外，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制度，但一些羁押率在很多地区仍然偏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司法公正，同时也影响着司法的公信力。

不得不承认，部分问题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的。就刑事辩护问题而言，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老三难”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发问难、质证难、法庭辩论难这“新三难”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就证人出庭问题，法律一方面要求庭审实质化，要求提高证人出庭率，同时却在用“有重大影响”、“法庭认为有必要”这种不明确的标准去规定证人出庭的条件。就警察出庭问题而言，法律一方面要求警察应当出庭，但另一方面又规定可以通过情况说明来代替。这些立法层面上的矛盾和疏漏，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对此，一些专家学者也提到了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樊崇义教授就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总体实施情况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刑事诉讼法取得了诸多理论上的进展。包括刑诉法价值公正的转型、诉讼结构的调整、证据制度上的新发展、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新举措以及法官和检察官队伍职业化、精英化的新浪潮。第二，“十三五”规划中法院、检察院制定的规划有几个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创新和发展：包括关于检察机关的三个属性问题、刑诉法实施和修改中关于职权原则的坚持问题、刑事诉讼目的的转型问题以及公诉职能和监督职能的分离问题。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过程中，把理论问题研究透彻也是极其重要的。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卞建林教授指出，一方面，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执法、司法队伍诉讼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贯彻法律的动力大于阻力，由此我们看到了司法实务部门的进步。另一方面，程序和制度的修改，对法律的实施往往同时伴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根据新法实施情况以及调研情况，卞建林教授具体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诉讼管辖问题。超越管辖滥用职权的现象比较严重，缺乏应有的制约措施和制裁程序。这一现象即存在于普通犯罪中，也存在于职务犯罪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职务犯罪表现的更为突出。第二，强制措施的问题。其中一方面是逮捕条件的审查，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文件，把五种情况进行细化，明确了批捕、逮捕机关的责任，有利于法律的实施。另一方面是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作为一个制度创新，检察机关首先要探讨怎样贯彻，有一些问题检察机关也意识到了，要慢慢将分段、分口的审查调整为归口审查，但是归口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还需要刑事诉讼主体的共同重视。三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场所的问题和困惑比较多，甚至有“法外执法”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形象。四是非法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排除究竟是要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还是要按照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仍没有达成共识。同时，查证也比较难，因为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缺乏有效的随机监督手段，导致非法证据的审查较难。另外，非法取证的实体责任也常常难以明确。

二、辩护制度的实施状况

针对辩护制度的实施状况，与会律师代表们主要强调了以下问题：第一，自侦案件中对于律师权益的侵害或者剥夺现象较明显；第二，特殊案件完全剥夺了律师的辩护权；第三，无法获知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的具体地址；第四，不受会见限制的案件一旦与大案关联，通常也会限制会见；第五，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这老三难的问题仍然存在；第六，律师权利救济渠道不畅；第七，申请取保候审难，变更强制措施难；第八，申请非法证据排除难；第九，申请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或同案犯出庭难；第十，申请鉴定和重新鉴定难；第十一，当面陈述意见难；第十二，辩护意见在判决书中体现难。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强调，关于律师辩护方面的问题非常重要。作为律师，不要有什么勾兑或死磕的派别划分，而是要更多地致力于如何为当事人服务，怎样更好的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律师自身有存在的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另外，在进行研讨的时候，可以更多的从专业角度入手，分析思考如何找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最后，就律师分级制度而言，从保护律师独立性的角度来看，市场分级显然优于官方分级。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顾永忠教授总结道，就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三年来律师辩护制度的总体状况而言，第一，进步不小，问题不少，还需继续努力。比如说从“老三难”问题转变至“新三难”问题，我认为这不是退步，而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是从条件性权利要求到手段性权利的要求一种转变，是要求一种实质提高，其体现出的恰恰是进步。第二，辩护制度不能自靠，必须联动推进，即侦查制度、起诉制度、审判制度都须同步向前推进。

三、审前程序的实施状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与会代表指出，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的这三年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进步最快的三年，也是工作变化最大的三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8项刑事执行检察职能，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为此做出了相应的部署。首先，是体现在尊重和保障在押人员的诉讼权利上。以羁押必要性审查为例，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5月份做出决定，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统一交由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负责，改善了原来由三个部门共同负责，责任不明确的问题。其次，在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张氏叔侄案、王玉雷案等冤假错案的纠正中，检察机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充分体现出了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再次，超期羁押问题也有明显改善。清理和纠正了绝大多数超期羁押案件。最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工作在逐步改善。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5年12月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监督的规定》，接下来在侦监部门、公诉部门和执检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完善。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与会代表强调，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状况基本良好，比如2015年批捕率历史性的降到了80%以下。但是总体仍不乐观，以证人出庭为例，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还不到5%。从侦查监督中的立案监督职能来看，仍亟待加强。同时，还要尽力推进逮捕审查司法化的转型。再者，捕诉衔接也有问题。从捕后到公诉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是缺乏监督的。另外，还要尝试能否采取审查逮捕公开听证的模式。最后，就公诉现状而言，怎样构建新型的检警关系能够更有利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公安部十二局的与会代表提出，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方面的规定得到了贯彻，并在此基础上从技术侦查的种类、对象、程序等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细化和重要的补充。但在执行刑诉法有关规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具体细则，技侦证据的使用问题遇到了瓶颈。再有，《反间谍法》以及《反恐怖主义法》中规定的“技术侦察”与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的“技术侦查”需要由立法机关进一步明确和区分，否则可能会给刑事诉讼法的执行带来新的问题。

四、审判程序的实施状况

最高人民法院的与会代表指出，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主要从相关人员的申诉权、再审申诉人的权利、异地指定再审、纠正冤假错案、严格限制再审等几方面来保障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得以执行。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吴宏耀指出，刑诉法的发展，要注意三种问题：一是司法组织在改变，实行员额制之后，法官的人数会减少，但法官的素质会提高；二是罪名在改变，会出现大量边缘化的犯罪；三是科学技术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整个司法改革对刑事诉讼法的期待是两难的，一方面是以审判为中心强调程序的正式化，庭审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以速裁为代表，强调程序的简易化。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到现在，审判逐步呈现多元化，对特殊类型案件的处理，必须要采取特殊手段，不可能对轻微犯罪案件和死刑犯罪案件使用同样的审判程序。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推进程序多元化，即根据案件性质来设置不同的程序，同时要将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进行适当结合。

山东大学法学院周长军教授指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目前的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比如再审启动、律师阅卷时间、律师泄露案卷等问题。另外，律师在再审复查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权利范围问题，同样需要明确。就审判程序而言，繁简分流是必要的。繁简分流是程序精致化处理的保障，是应对“案多人少”现状的必然选择。另外，普通程序的适用存在的老问题同样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需要法检、公安、律师、学者的共同努力。

四川大学法学院万毅教授强调，制度设计问题和制度操作问题应具体区分。同时，应当考虑当前司法实务的背景和条件问题。此外，制度引入后，应当考虑文化和体制方面差异性的问题。针对刑事诉讼法的发展方向，万毅教授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刑讼法的实施依赖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就整体的实施状况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第二，对于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做更多准确、深入的研究。第三，要敢于在改革中以开拓性的思维突破传统的诉讼理论。

作者：陈卫东 黄凡

刑事辩护制度完善探讨论文 篇3：

新《刑事诉讼法》对控申工作的影响与适用

[摘 要]新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修改内容涉及辩护制度、侦查措施、特别程序等多个方面，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特征，贯穿始终，但在赋予检察机关更全面的监督权的同时，也给检察机关以更高的要求。控申部门作为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职能的重要业务部门之一，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积极应对，值得多方关注和研究。文章正是基于此，探讨新刑诉法对控申工作的影响和挑战，以及应对方式。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控申工作；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制度、侦查措施和审判程序等修改，将深刻影响检察权的运用。就控申检察部门而言，在证据制度和辩护制度方面的完善对控申举报初核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受案范围的扩大，增强了监督职能，对控申检察工作既有挑战，也有机遇。针对新《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控申检察部门应及时转变观念、加强学习以做好新刑诉法的对接工作。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涉及到的条款非常多，认真学习刑诉法，在未来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特征。此次修改主要从三个方面赋予了控申部门更广泛的监督职权，同时也给控申工作带来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直接涉及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规定

（一）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被侵害的救济渠道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的法定权利被办案机关不当限制或剥夺的情形比较普遍，这是立法上的一个不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7条明确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这在法律层面上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救济渠道，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各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

（二）建立了对侦查阶段各种违法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法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此前这类投诉多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机构，投诉难、执行难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次修改将会有力地解决这一难题，充分保障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三）赋予了控申部门对再审案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权

1996年刑诉法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并没有对再审案件强制措施的决定程序和决定主体作出任何规定，使得再审程序的进行往往面临许多障碍。为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4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再审案件，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委会决定抗诉后，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派员出庭支持抗诉。这个规定明确将抗诉权从公诉部门完全剥离出来，强化了内部制约和审判监督职能，据此，控申部门认为在再审程序中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可以依法提出建议报检察长批准，从而保障再审程序的顺利进行。

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一）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工作量将大幅上升

新《刑事诉讼法》第47条、第115条规定的情形很多是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自行处理的事项，在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日常的信访量中占有很大比例，尤其是查封扣押冻结等涉财问题，是信访中的老大难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这些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受理的控告、举报、申诉转由控申部门受理，将会导致信访量大幅上升，对信访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对办案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尤其强调在强制措施、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执行程序等容易侵犯诉讼权利的关键点加强监督。这些事项对控申部门来说是新增的课题，此前很少接触，这就要求控申检察干警不仅要精通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相关业务，还要熟悉诉讼法律、证据制度等方面的知识。

新《刑事诉讼法》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需要，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对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控告申诉检查部门是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窗口，是贯彻新刑事诉讼法的前沿哨所，为确保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所面临的新形势、应对当前控申检察力量的配备进行适当的调整。从办案实际出发，在充分提高现有人员素质的基础上科学的配置办案人员。努力建设一支专业基础扎实、实战经验丰富、年龄结构合理、热爱控申检察工作的优秀队伍，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加强刑事法律监督的迫切需要。让控申部门成为控告人或申诉人诉说冤屈的途经、场所、和对象，成为控告人或申诉人释放怨气、表达诉愿、逐步化解矛盾的通道，同时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热情文明地接待群众，给上访群众依靠感和温馨感，成为他们的“贴心人”和“主心骨”，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对接新《刑事诉讼法》的对策：

1.坚持畅通信访渠道

在应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产生控告、申诉中，控申接待室该院巡回检察室，深入辖区基层倾听群众诉求，坚持有访必接，对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及时答复；对一时解决不了的，耐心向群众解释，取得理解和信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不管是否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是否有道理，都要充分发挥信访通道的矛盾释放化解功能，耐心热情接待，做好析理说法和稳控息诉工作。

2.坚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实施中对控告、举报或申诉的办理要求更高。针对控申部门工作繁多，在举报初核案件时应当增强“自侦一体化”的意识，加大与反贪、渎检部门的办案联系，集中精力办好案件。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等机关的联系、沟通，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群众合法的控告、申诉权利。

（三）加大业务学习和岗位培训力度

首先需要加强控申办案力量。针对信访案件数量上升的新形势，及时调整控申人员，可以抽调多年公诉经验的干警充实控申办案力量，会一定程度上提高控申办理刑事申诉、赔偿等案件的整体水平；其次通过组织、参加各种业务培训，自我学习和教学学习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学习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新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和改革调整后的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的办理程序及《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再者，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通过疑难案件研讨、精品案件教学等形式，进一步提高控申干警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

[参考文献]

[1]茆巍.论清代命案检验错误之处分[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2]鲁晓慧，戚进松.检察公信力初探[J].人民检察，2010，（7）.

[作者简介]钟文英，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

作者：钟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