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道德社会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荀子道德社会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通用8篇）

篇1：荀子道德社会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荀子社会控制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从现代社会学角度分析和探讨了荀子的.社会控制思想体系及其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文章通过对荀子社会控制思想体系的全面考察,认为,荀子社会控制思想不仅是对先秦社会控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控制体系的基点,拨开其历史局限,其中包含着极其有价值的成分,对于当代社会控制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作 者：韩进军 王胜喜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刊 名：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3 20(1) 分类号：B222.6 关键词：荀子   社会控制   社会秩序   稳定  

篇2：荀子道德社会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儒家道德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庞大的体系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有透彻的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家道德思想是不可缺席的,它将对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道德危机的缓解及新道德的重建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道德;儒家道德思想;道德危机;当代价值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儒家道德思想发源于先秦时期,又经历代大儒阐释,千百年来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从启迪人们自觉立身做人、修身养心,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为政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对广大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从对全社会进行积极的道德价值导向,到向人们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具体行为规范,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文明智慧,塑造着我们民族的道德取向,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是我们的精神宝贵财富。

一、儒家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道德的根本宗旨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社会,立身做人。儒家道德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人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都有一套独特的伦理规范,体现岀儒家贵和、尚德的人文理想。

1·关于人与自我的道德内容

在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儒家提倡要正确看待自我,通过修身养性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在生命、道德与人格的关系上,儒家德育思想显然更重视人的道德价值。

儒家人性观中,不管是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还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强调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至善的“圣人”境界。因此个体存心养性的修身思想便是儒家德育思想的基础。

作为儒家经典的精髓《大学》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便是最好的说明。

在修身的方法上,儒家首先强调正心诚意。

认为一个人,有了自我修养的诚意与要求,才具备人生修养的基础。其次,“好学”,“好学近乎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学”是非常重要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很好的修身养性。最后,“践行”,一个人要真正成为一个有良好品格和道德的人,要做到知行合一。

虽然说儒家这种主体的道德修养,最终是为了使个人服从社会的需要,但儒家这种注重人的自我观照,自我修养、自我实践的道德原则,没准会成为治疗现代人精神与道德迷失的一剂良药。

2·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内容在对个人与社会的思考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家族社会所孕育出来,并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派别。该派思想家们一开始就跳出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对立思考,而把群体的和谐作为他们理论的目标和出发点。他们认为,社会安定有序就是道德价值所在。”“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的道德原则都是为了营造社会的安定和谐。例如,儒家强调“礼”,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礼。以使各个社会成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奉其事,各得其所,毫不错乱,这样社会自然就会秩序井然、和谐稳定。而“仁”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最高道德范畴,主要体现为侍长以“孝”、侍君以“忠”。孝悌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孝悌”的延伸。作为道德规范的“仁”,还要求人们要以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及对他人的爱,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以形成一种和谐的人文氛围。

不难看出,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是轻自己而重他人,轻个人而重群体,反分离而重和谐的,表现出很明显的利他性、群体性和和谐型,这种对群体与和谐的强调甚至要求牺牲个人利益,这也是儒家道德思想近代以来屡遭诟病的原因。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视其为中国民主建设的最大障碍。

3·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内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和谐”仍旧是儒家强调的核心思想。儒家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致。因此,人必须学会尊重自然,爱惜自然。把人类放在大自然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在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上,儒家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的原则。“正德”首先是指天地“生生之大德”,即是天地生养万物之道。这种天地的大德与人的善良的“仁”性是相通的,而人的“仁”性表现于外,就是“亲亲”、“仁民”、“爱物”。孔教伦理思想的核心即是“仁爱”,以这种仁爱之心去对待万物,就能涵润万物,促进万物的生长。使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生,使人民各得其养,这便是儒家“正德”的真实表现。“利用”是在“正德”的基础上的“利用”,即从仁爱之心出发,对万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符合道德原则的“利用”,这样既有利于人类的存续,也有利于自然万物的生命。

儒家这种从爱人到爱物,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主张,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对于现代社会中,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有积极的意义。

二、现代社会面临的道德危机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危机是道德危机,遑论这种看法够不够科学,但至少也道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当前中国道德现状的担忧。因为我们确实无法忽视这样一个最直观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真贪官、假冒伪劣商品出产地。每次官民冲突、每座楼房垮塌、每个环境灾难背后无不暴露出巨大的道德亏空。而且,整个社会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最近,各种群xx事件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要为这种道德亏空付出代价的时期,如果继续忽视道德问题,整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其实,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在正在为道德与信仰的沦丧埋单。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世界性的环境与能源问题、跨境有毒物品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局部武装冲突等,都在观照人类的贪婪与自私,折射人类的文化与信仰危机。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但如今其缺陷越来越不容忽视。

尤其是在中国,权利观念还没有深人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但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人们又急于脱离传统文化的束缚,尽管短期之内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但是短短三十年间,中国的道德危机问题就已经积累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文化的庸俗化、信仰空虚问题等等,无不促使我们对现代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进行反思。通过讨论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一些学者指出: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观念,虽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但也只是现代文明的外壳,是美好生活的外在条件,并非美好生活本身。而要使现代文明成为一个伟大的、普世的、有价值诉求的文明体系,决定美好生活的本质性的东西就需要这些外壳所包裹着的内容,即古代的德行。

三、儒家道德思想对当前我国道德建设的启发

面对现代性进程中的道德问题,不仅是中国人,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重新重视,并积极思考儒家文化的价值。我们已不能再简单的认为现代性的就是西方的,虽然说儒家道德思想中有些因素障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其中有很多优秀的成分是值得我们吸收进现代道德建设之中的,也可以为解决现代性的道德难题提供一些思路。

首先,儒家德育思想中有丰富的修身养性内容,如果引入到现代德育思想中,将对在现代性背景下,人的孤独和无意义感的泛滥起到改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位置发生了结构性的逆转,人的价值立足点越来越倾向于追求快乐,躲避痛苦的“自然天性”。没有了固定、永恒、神圣的东西,剩下的只有眼前、当下、瞬间。人的生命表现出炫丽而孤独,匆忙而无意义的状态。儒家德育思想提倡的对超越型人格的追求和修身养性的方法和内容。正好可以促使人们在紧张的生活之余审视自我,修养性情,寻求人生真正意义与价值。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具有重他人、重群体的特性。若能发挥得当,将可能为纠正极端个人主义的偏颇,成就更为合理的人际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个人主义”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正如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在对现代性的反省中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因为“现代性不是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首要的东西,‘个人’只是社会的产品,仅仅拥有有限的自主性;而是把社会理解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地结合到一起的独立的个人的聚合体。

当然,现代性也不得不承认个人的一些关系,尤其是与其父母的关系的重要性。但她只把这些关系当作例外看待。作为一种理想,人们一直强调的是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应当说,个人主义的兴起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却给现代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最明显的就是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而不再顾忌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仅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而且也导致了人与环境关系的紧张。而儒家以“仁”为中心,推己及人的道德体系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若能贯彻到现代德育思想中去,则对于弥补个人主义的缺陷即使不是全面的,也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把“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基本道德规范引入到当前的德育思想中去。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被我们当做绊脚石丢掉。人们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越来越迷失,越来越重利益而轻价值,重利润而轻诚信。“毒奶粉”、“假疫苗”、“楼歪歪”,暴力拆迁等,无不折射出人们价值理想的失落和诚信的缺失。

面对这种状况,积极借鉴儒家优秀的德育成果,培养人们的“仁爱、礼仪、诚信”等良好的道德素养是显得尤其必要。

结论

儒家道德思想对于当前道德建设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贯彻。

在未遭遇现实的情况之下,理论总是完美的。但一些思想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再加上现实条件的消极作用,我们很难短期内把人们的功利思想、实用思想等撇清,然后再把“仁”、“义”、“礼”、“智”、“信”等一股脑植入到人的思维中。

篇3：荀子道德社会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一、蔡元培国民道德教育思想的“出场”

1.“教育救国”:历史责任的呼唤

蔡元培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闭锁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阶层的有识之士纷纷寻求救国之良方,他们发起的如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都曾轰轰烈烈。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膏方也以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告终。国势渐危,各种救国行动效果不是很理想。在传统文化浸润中成长又接受过西学的蔡元培提出,“清廷不足为,革命不可以已”。他“抛弃京职,愿委身于教育”[2],试图通过教育开启民智,建设国民精神大夏,以健民强国,挽救民族危亡。他践履“教育救国”理念达四十余年之久,强调立足时代要求和民族之需,通过多种途径教育国民以国家社稷为重,处理好个人与社会、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明确个人应尽的本分与义务。他制定国民教育方针以推进国民教育。“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3]为了使国民教育内容适合当时的社会要求,让大家知晓自身承担的责任,需要对近代国民进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新出台的教育方针不仅明确了国民教育指向和具体内容,而且对增强国民的历史责任感、提高其素质具有重要意义。“顾兵可强也,然或溢出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智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4]

2.匡正风气:精神大厦构建之需

辛亥革命后,封建清王朝统治被推翻,当时的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价值观念到日常生活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腐朽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质疑和批判,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新价值体系、新的制度尚未确立。社会风气、国民人格状况令人担忧。针对这种状况,蔡元培提出,“共和国以道德为要素,故其民恒能牺牲私利以举公利……证之我国则不然。我国之成立也,一年有半矣,自私自利之风,既未改于曩昔,而全国稍有知识者,以投身政界为荣。 …… 利己主义当王,则新知识为刍狗。”[5]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发表演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劣恶,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6]如此道德和风气不利于国民人格塑造,影响社会有序运行。蔡元培认为,整饬社会风气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国民人格发展。“国家之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7]他对那种明哲保身、不积极主动批判时弊流俗者表示愤慨。“往昔浑浊之时,必有一部分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现象”[8]。加强国民道德教育,唤醒民众道德觉醒,矫正时弊流俗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3.弘扬传统:融中外文化之本体

无论是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还是文化的繁荣与开新,弘扬本民族文化是本体,也是近代文化繁荣的根基。蔡元培在多种场合强调要立足传统文化的基础,融合世界文化,发展繁荣自己的文化。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滋养,曾“中过秀才、举人、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28岁便是“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贤士。他不仅有着本土民族文化的传统基因,国学根基深厚,同时一身兼东西文化之长。他曾中年离家别子去欧洲求学,也曾多次出访欧美,考察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出访,还是讲学,蔡元培一方面注意吸收人类先进的文化,同时十分注意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注意“文化输出”。他制定的国民教育“五育并举”方针正是坚守和弘扬传统文化、融合东西文化的表征。蔡元培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仅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例,蔡元培曾阐释道,它既有法兰西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亲爱的内容,也有中国儒家的义、恕、仁等德目的本源性思想。他提倡在文化交汇的时代,要通过多种渠道输出本民族的文化,弘扬本土文化。同时,要学习世界先进的文化和科学精神。立足传统文化,实现中西文化融合利于拓宽国民视野,发育其人格。

二、蔡元培国民道德教育内容的“言说”

内核———平等、亲爱。蔡元培倡导近代国民要吸收自由、平等的新思想。自由以自律为前提,是道德的基础,也是道德的境界。近代国民需要吸收自由的元素,做到平等、亲爱。“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在道德领域,自由有丰富的含义。蔡元培以“义”对应“自由”,认为传统文化中的“义”与西方的“自由”有相通之处。如,“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以“恕”对应“平等”,认为传统文化的“恕”包含了西方所谓的平等大义。如,“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无加诸人…平等之谓也。古者盖谓之恕。”蔡元培还以“仁”对应“亲爱”,认为传统文化中的“仁”比西方的“亲爱”思想要丰富得多。如,“孟子曰,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张子曰,凡天下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9]。如此对应反映教育家蔡元培的文化自信,他坚信中国文化中发达的学问之一是伦理之学。因此,他对自由、平等、亲爱理解是本土化并非西化,是对应并非比附,如此视野对促进近代国民教育的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主题———爱国、责任。甲午战争后,蔡元培抱定“教育救国”理想,委身教育长达四十多年,把加强国民爱国主义、责任感教育视为近代国民教育的大计和强国富民的根本,不论遇到何种挫折,蔡元培都对救国之教育抱有“陈死之思想,以扭目前之功利,虽临以教会之势力,劫以政府之权威,亦当孤行其是,而无为所屈”[10]的信念。1901年秋,蔡元培应上海南洋中学聘请任特班总教习。其间“他着重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所出作文题为《列举春秋战国时爱国事实加以评论》,以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他还和蒋智由等组设中国教育会,宣传民族、民主的思想”[11]。在法国留学期间,蔡元培和李石曾、吴玉章一起为组织华法教育会、推动国内青年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赴法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王若飞等都是赴欧留学的杰出人才。在这场影响巨大的留学运动中,大批爱国青年接受了新思想、新知识,成长为革命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打下了基础。“五四”运动中,执掌北大的蔡元培挺身而出和北洋政府交涉,保护爱国学生,其气魄和人格可圈可赞。

蔡元培十分重视国民责任感教育。“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种教育。”他认为,“国家为社会最大者,对于国家之责任与对于世界之责任,未必无互相冲突之时,犹之对于家庭之责任与对于国家之责任,不能无冲突也。国家、家庭两种责任,不得兼顾,常牺牲家庭以就国家;则对于国家之责任,则以与对世界之责任无冲突者为范围,可以例而知之”。“而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克尽其种种责任之能力,盖无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亦无可疑也”[12]。时代与历史责任是人类最需要的能力,要努力使受教育者“养成这种能力”。也是教育家需要帮助“完成的任务”。大学生是 “卓绝之士,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他们“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13]。蔡元培在《进德会》旨趣书中特别强调,“往昔浑浊之时,必有一部分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近代精英”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现象”[14]。加强责任感教育,增进国民道德心和责任感具有历史意义,也体现时代要求。

路径———知、行合一。蔡元培认为,国民道德教育坚持知行合一,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他以开意气之先的勇气组织了“六不会”运动,规范不良行为,纠正当时社会堕落之风。他向北大学生演讲时提出要“砥砺德行”,担负起矫正颓俗、发育优良人格、发展优良社会和民族的大任。要求少数大学生克服只埋头苦读书、忽视实践的现象。提出要通过创建健康的娱乐活动替代不健康的娱乐活动,以修养身心,强健体质。蔡元培倡导组织的北京大学“进德会”在当时起到了“以挽学生的奔走竟荡之恶习”的效果。蔡元培倡导知行统一,完善人格。自身更是人格示范、知行合一的榜样。傅斯年在《蔡先生人格之一面 》中写道:“我平生所见,只有他老先生是把天下人皆看作平等的,无智愚的,无贵贱,并而爱之。”蔡元培的君子气象使大多数所见者无不认为他是和蔼可亲的人。冯友兰曾在《我所认识的蔡校长孑民先生 》一文讲述到他所亲历的两件事难以忘却。一次,他从新任的蔡校长身边走过,顿觉“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另一次,因事需要学校出一个证明书,按正常手续可能会耽误时间。当他大胆去校长室见蔡校长时,出乎所料的是蔡校长特事特办,并“亲切地交待”一些办理细节[15]。此种不言之教让冯友兰几十年后念念不忘。

三、蔡元培国民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近代国民道德教育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值得挖掘和借鉴。一是因为他们立于民族文化土壤,为弘扬传统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二是它距离今天较近,在表述方面容易找相近之处。但是因社会性质的不同,今天的公民与近代的国民有着异质的区别。我国宪法界定的“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身份标识“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每一个个体的‘元身份’,是人们身份的最大公约数”[16]。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公民道德教育的成效越来越显著。2001年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出台是新时期我国公民道德建设进入规范化、制度化、自律化新常态的标志[17]。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中,关注公民道德建设,汲取近代道德教育思想有益成分,对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大多数人的获得感具有特殊的意义。

1.突出核心价值观教育,实现新的培养目标

在新的形势下,培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常抓常新的目标。为了不断接近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公民教育过程中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它是永远不变的主线。由于时代的局限,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探索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色彩,其教育方针体现了近代国民教育特征。关于公德与私德关系问题,蔡元培认为,“西方尚公德,东方尚私德,又以为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曾不足措意。”[18]他要求近代国民要有社会整体意识,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疫染,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19]。他还列举夏商亡国的实例说明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影响民族生死存亡,但仅有私德是不够的。“尚囿于独善之范围,而未可为完人也。”[20]国民修德需私德与公德兼顾。“洞悉夫一身与世界种种之关系,而开拓其能力,以增进社会之利富”,最终使人的道德水平达到“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境界。如今的公民道德建设与民国时期的国民教育有性质的不同,既需要注意吸收其中有益、进步的思想,又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发挥好公民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加强道德建设,“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1],让一些基本道德规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觉坚守。新时期的培养目标体现在内容新,即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目标新,即努力培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突出爱国主义教育,接近美德的新高度

爱国是公民的底线道德,也是大美大德。公民美德培养是一不断接近的过程,经由此过程,才能不断接近美德要求和高度。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具体、实在的行为。公民的爱国心与良心、责任心、事业心的生成联系在一起。具有爱国心者往往能自觉反观自身为人是否有失当之处;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事是否妥当;并常常深思是否恰当处理好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在此常态中不断接近美德的新高度。蔡元培在反思旧教育、构建新教育体系时,十分关注当时的国际环境,强调受教育者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增强国人的社会担当。今天的公民美德教育,更需要在全球化视野中引导公民增强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固守民族主义、闭关锁国行不通,民族虚无主义、漠视核心价值观同样行不通。“要引导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22]。突出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利于增强公民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是公民美德培养在新时期的新要求,也是公民道德教育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公民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这是一种本质适应;与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相适应,这是一种形式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是一种动态适应”[23]。与时俱进,促进美德教育的全覆盖,有利于减少社会中道德失范现象,引领公民积极承担道德责任。

3.创新道德教育,提升公民的道德修养力

很大程度上,公民道德教育需要着力提升公民自我教育的能力和水平,增强修养力。首先,发挥道德主体的积极性。任何形式的道德教育都需要道德主体的内化和转换,促进道德主体实现他律与自律的结合,形成道德自觉。蔡元培曾指出,“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通过道德主体的“修己”、“自省”和“自制”等实现教育目的。蔡元培强调德育的“本性在乎修己”,同时又因人的心理状况不一,修养德性“宜各审其资禀,量其境遇”,“勉其所短,节其所长,以求达于中和之境”。这些道德教育创新方法值得借鉴。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更要努力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大众化、生活化,让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判断和选择,逐步明晰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其次,增强道德教育活动的吸引力。“道德不是记几句格言的事情”,而是“重在实行”。蔡元培不仅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创新道德教育活动,还注意利用教育高地向社会辐射和推进。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创新需要在载体上创新。道德是一“自新不已”的可贵实践,是关乎提升生命意义的学问[24]。通过载体创新,使道德教育为大家乐意接受、自觉践行。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渗透到系列活动中,让广大群众在参与道德活动过程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成为活动成果的获益者。多种类型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也利于巩固道德教育效果。再次,创新教育范式。榜样示范、典型引领仍然不过时。要善于发现和运用先进典型,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道德楷模,让广大群众学可以见“贤”、主动思“齐”,让“先进典型的高尚情操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同时,领导者、为政者更需要发挥道德示范作用,他们是百姓可视、可见的标杆。另外,公民道德教育还需要与各个领域的职业特点相结合,将核心价值观教育具体到有关职业场域。目前,通过新媒体向全社会传播道德正能量是一有效的路径,它对强化公民的职业认同感和岗位意识,尽好义务和本分具有重要的影响。公民修养力的提升“内得于己”,“外得于人”,使人们旨在面对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同时又能超然于此,最大限度地增强大多数人的获得感。

摘要：蔡元培国民道德教育思想与教育救国历史责任呼唤、矫正社会道德风气之需、弘扬传统文化之本有关联。其内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爱国、责任为主题,知行统一为实现途径。蔡元培的国民道德教育对今天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促进人格健全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关键词：蔡元培,国民道德教育,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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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5.

篇4：荀子道德社会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小学》；道德教育；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1183（2011）01-0016-04

朱熹的《小学》可以说是一本典型的反映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和伦理价值观念的儿童教育教科书。它的成书时间据束景南教授考证，书稿完成于淳熙十二年，淳熙十三年十一月以前刊刻于衡州，朱熹最后序定于淳熙十四年（1187）。[1]从结构框架看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小学原序》、《小学题辞》、《小学内篇》、《小学外篇》，《小学原序》实为朱熹亲作《题小学》，它与《小学题辞》一并收入《晦庵先生宋文公文集》卷七十六，集中反映了朱熹的写作意图和道德教育思想。

《小学内篇》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包括《立教》《明伦》《敬身》和《稽古》四卷：《立教》阐述先王所以教人之法；《明伦》说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关系；《敬身》讲解孩童修养身心的重要性和相应遵守的规矩；《稽古》则记载古代先圣前贤的崇高德行。其中选入的材料以儒家经书为主。《小学外篇》包括《嘉言》和《善行》两卷，每卷分列立教、明伦、敬身三目，主要记载古人值得我们效法的言行。有人统计过，其中“立教”13则，“明伦”117则，“敬身”46则，“稽古”47则，“嘉言”90则，“善行”81则。[2]全书侧重于行为实践而非空谈。对于它在童蒙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朱熹本人的评说是：“后之学者，且看《小学》之书；那是做人底样子。”[3]

一、《小学》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

（一）“理一分殊”学说是其哲学依据

朱熹哲学以抽象的客观精神“理”为出发点，把人和物都从这里推出来，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朱熹认为，理与气是二物，但又认为理在气中。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4]在理气的先后关系上，朱熹认为理先气后，认为理与气的关系是理生气，理是气的主宰。朱熹的这一理气论，后来得到了发展。朱熹门人真德秀说：“天下之理一而分则殊，凡生于天壤之间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气者也，是之谓理一。然亲者吾之同体，民者吾之同类，而物则异类矣，是之谓分殊。以其理一，故仁爱之仁无不遍；以其分殊，故仁爱之施则有差。若以亲亲之道施于民，则亲疏无以异矣，是乃薄其亲；以仁民之道施于物，则贵贱无以异矣，是乃薄其民，故于亲见则亲之，于民则仁之，而于物则爱之，合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5]

“理一分殊”理论对孔子的仁爱伦理内涵进行了理论的阐述，论证了人类社会“三纲五常”的“当然之则”是世界必然规律（理），说明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基本价值观念是宇宙存在的基本精神和内在秩序。正是这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高度认识，成为朱熹一生重视“小学”（古代称之为“蒙学”）道德教育的内在驱动力。

（二）心性论是其直接理论来源

朱熹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6]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从本体论上说“心即理”，从人性论上说“性即理”。人禀理而为人性，人性又分为二：至善无缺的“天命之性”和理与气杂的“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即以仁、义、礼、智为内容的天地之性或曰本然之性，它是人的共性、普遍性的反映。“气质之性”有清浊之殊，在于气之多少，朱熹说“人之性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恶底，此气禀之不同。人之为学，却要变化气禀，然极难变化。若勇猛之前，气禀之便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之气禀”，[7]认为，只要变化气禀，功夫自成，便可以由气即性，上达天理。

朱熹继承了孔孟性善论的观点，认为人之性“凡此阙初，无有不善”，“民之秉彝，好是懿得”人人有好善之性，有天赋的内在价值，所以，“人人可以为尧舜”，人人通过道德学习和道德修养可以超越当前而为圣为贤，道德教育是可能的。又因为人性禀昏浊之气，是“未纯全者”，会导致“纵人蚩蚩，物欲交蔽”而“颓其纲”，遮蔽了先天本善之性，而产生了现实中的恶。所以，必须“崇德页广，乃复其初”，[8]有必要进行道德学习和道德修养以恢复和弘扬先天之善。道德教育的本质就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9]，通过内省的道德修养以获得“天理”，恢复本善之性。因此，朱熹认为道德教育是极其必要的。

二、朱熹《小学》的道德教育思想

（一）道德教育的目的

朱熹指出： “三代之隆，其法尽备⋯⋯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扫洒、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所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10]可见，朱熹认为8 到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道德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德育的任务是“教之以事”，即让儿童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通过具体的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他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去做。”[11]

（二）道德教育的过程

朱熹把道德教育理解为家庭、社会、学校教育相互作用的过程，把学校道德教育视为是“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相连接的动态发展过程，是阶段性与连续性对立统一的过程。

朱熹把学校道德教育前的过程分为胎教和母乳之教两个阶段，认为儿童教育应从胎教开始。他在《小学》“立教”篇中，要求孕妇按《列女传》的教导去行动，“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跛，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过人矣”。[12]朱熹主张胎教的同时，又十分强调儿童出生后至8岁这一年龄阶段的教育，他称之为“乳母之教”。朱熹指出要谨慎地选择乳母，“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谨而寡言者使为子师”，[13]还说“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革，女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14]，说明了学前儿童不同年龄段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

朱熹还很重视社会环境对儿童道德教育的影响。他在《小学题辞》中指出，社会“经残教驰”“乡无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纷，异言宣” 会导致“纵人蚩蚩，物欲交蔽”而“颓其纲”，[15]遮蔽先天本善之性，而产生现实中的恶，所以，他要求国家、社会要净化儿童道德教育的成长环境，家庭教育要效仿“孟母三迁”，选择有利于儿童接受正面教育的好环境。

朱熹继承了中国传统教育把教育阶段分为“小学”和“大学”的观点。认为“小学”是“直理会那事”，注重行为，通过学习人伦规范和塑造良好习惯，来实现“成人”的教育。“大学”是“穷究那理”通过学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明明德”的对己之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亲民”对人之事共同实现“止于至善”的社会理想，是“成智”的教育。两个不同阶段的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小学”是以浅层格物致知为基础的小规模涵养践履之功的过程与阶段；“大学”是在“小学”基础上以“成智”为标志的更深层的格物致知后致以大规模修齐治平之阶段。

（三）道德教育的规范

朱熹十分注重道德教育的规范化。他在《小学》中提到的各种道德规范多达数十条，从穿衣戴帽、起床睡觉、交朋会友、待人接物，到吃饭饮酒，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要有章可循，有规可依。特别是在 “明人伦”部分，具体明确了不同社会关系领域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伤毁，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可移于官”。[16]突出了以“孝”为特点的“父子之亲”的人伦关系。在思想态度方面提出“心术只要”，强调“日用之间以敬为主”如：“言忠信，行笃敬”，“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7]在日常着装方面，要严格“衣服之制”，以行冠礼养其德。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等等。[18]

（四）道德教育的方法

在道德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道德教育要坚持先入为主、“蒙以养正”，主张及早施教。在朱熹看来，儿童是“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很容易受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某种邪说，再教儒家的伦理思想就会有抵触，因此要及早进行教育。

第二，朱熹针对儿童自制能力较差、道德意识较薄弱等特点，在教育方法上主张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地、持续地对儿童进行道德行为习惯训练，使他们“积久成熟”，然后“自成方圆”，完成从开始的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转化。所以，朱熹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孝亲、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故事等，以形象、生动的形式，编辑儿童道德教育的教材，以激发学童的学习兴趣。

第三，朱熹还强调，要对儿童进行正面道德教育，他说：“小学书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19]只要遵守这些规范，又能经常诵读圣贤之书，就能成为像圣贤那样的人。

第四，朱熹《小学》包含了丰富的榜样教育的内容，其中提出了许多格言和故事，作为“做人底样子”。认为通过行动，学习榜样，才能逐渐做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他在《小学》中专门编成《稽古》一卷，选取古人的事迹，使儿童读后有所感动，从而能通过模仿古人奋发为善。

三、朱熹《小学》道德教育的当代价值

《小学》在古代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儿童道德教育教科书，在日本、朝鲜、越南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直至今天，也仍保持着它的魅力，为我们学前的道德教育建设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重视完整的人格塑造

朱熹《四书集注》明确提出了“全人”教育的概念，也在《小学》中大量引用了《尚书》《周礼》《礼记》《论语》中关于“全人”的思想，目的都在于强调“非独教之固将有以养之也。理义以养其心，声音以养其耳，采色以养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养其血脉”，[20]如此，把完整人格的塑造和全面素质培养与发展作为教育的目标追求。这与我们当今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即着眼于每个学生的发展，承认发展的多样性，倡导个性发展，认为发展的动力是内在的，强调发展的主体性，注重潜能的开发的教育）未尝没有相通之处。

（二）重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协调

近年来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对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中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大学生开展社会公德和文明行为教育。这种对教育颇含讽刺意味的话，反映出我们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复杂的原因，包括社会的、学校的和家庭的多方面。但总的来看，是道德教育没有遵循其阶段性与连续性统一的客观规律以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脱节所造成的。

朱熹视学生道德教育为一个现实性、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胎教、母乳之教、学校教育、成年后的社会道德教育的不同阶段的相互连结中，重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协调与联系。他重视学校教育之前的胎教和母乳之教，还要求国家、社会要净化儿童道德教育的成长环境，家庭教育要效仿“孟母三迁”。在学校教育中他又强调了“大学”与“小学”的衔接，说 “小学”是浅层格物致知，“大学”是在“小学”基础上以“成智”为标志的更深层的格物致知。只有儿童教育做好了社会、家庭、学校教育的三结合，彼此促进、相互补充、共同协调，才能达到“乃复其初”的目的。

（三）重视道德的规范化

根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培养目标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是对我国公民总体上的道德要求，但具体到各个领域，我们却很难找到具体的道德要求，即使是在道德培养的重要场所——学校，道德要求也不够具体，以致难以达到所希望的德育实效。

朱熹《小学》十分注重道德教育的规范化、具体化。《小学》所展现的道德规范体系包括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柔、爱幼敬长、朋友有信为基本内容的道德准则和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为基本内容的道德范畴。在这些基本准则和范畴下，朱熹《小学》又列出了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多达数十条，穿衣戴帽、起床睡觉、交朋会友、待人接物，到吃饭饮酒，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要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虽然这些规范中包含不少封建思想，对人的发展难免有束缚，但我们应该剔除这些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局限，从中提取精华，以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篇》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1年版，第8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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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黎靖德.《朱子语类》(八册卷七)．中华书局1999．第127页.

[4] 朱熹.《朱子集》卷五五《答黄道夫》.清咸丰庚申（1860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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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弓玉彬.《浅新朱煮的人性论思想》.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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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黎靖德.《朱子类语》（一）.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5页.

[1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

[11] 朱熹.《朱子语类》卷七.中华书局，1986年．

[15] 鄢建江.朱熹《小学》道德理论研究.华龄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19] 沈灌群,毛礼锐.《中国教育家评传》.上海教育出版杜，1989年，第250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篇5：荀子名的逻辑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荀子关于名的逻辑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荀子是继孟子之后又一位儒家有重要影响之人物,他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正名逻辑思想体系,并系统地研究了名、辞和辩说之间的.关系.其中名是荀子研究的重心.荀子关于名的逻辑思想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名的本质;名的种类;辞、辩说和名的关系.可以说,荀子在逻辑方面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但令人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大力发展逻辑学说,个中原因值得人们深思.

作 者：刘国锋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广东,广州,510631 刊 名：广西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 分类号：B222.6 关键词：正名   名   辞   辩说  

篇6：当代社会道德信仰及其重建论文

论文关键词：道德信仰道德信仰危机道德教育道德信仰重建

论文摘要：道德信仰是信仰的一种基本模式，与人类的发展密不可分，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信仰条件论证了信仰的内涵和当前的形势，分析了信仰丢失的复杂原因，从道德信仰哲学特点开始，集中道德信仰主体，实践三个角度，讨论了道德信仰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道德信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道德信仰的涵义

信仰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与人类存在着须臾不可分割的联系，历来为人类所关注。道德信仰作为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指人们基于道德对人的生存发展的价值以及对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张力的认识而产生的对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的笃信和崇敬，以此设定人生目标，并付诸以道德行为，以此张显其道德信仰。

(二)道德信仰的必要性

首先，道德信仰不但赋予道德以自律的本性，而且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和道德选择的坐标。道德的存在是一种信念的存在，只有出自内心自愿即出于道德信念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善”。其次，道德信仰不但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而且可以塑造人们的道德人格。最后，道德信仰不但是道德行为的动力，而且是人生路上的“指向灯”。道德信仰是道德行为的可靠的动力之源，为人生指明了奋斗目标和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同时推动社会的发展。

(三)道德信仰的可能性

道德信仰是必要的，同时受到人类自身的结构特征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人类社会的特征以及社会历史性的影响。wwW.133229.COm

1．人生的有限性、未完成性、可创造性使道德信仰成为可能

首先，道德信仰是对人生有限性的超越。恩格斯曾指出：“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这是说包括迷信在内的各种信仰都是基于人类永恒的本性，人类力图通过对某种高于客观现实的无限性的追求，以弥补由存在本身的有限性带来的不满足感和不安全感，从而实现其独有的生存价值。其次，道德信仰是对人的未完成性的现实规定。人类在各种可能性中发展使自己日渐成熟与完善，这正是人生未完成性的逻辑发展。人生的未完成性又一次呼唤人必须有一种道德的生活与信仰来塑造自己。最后，道德信仰是人生创造性的实现。创造性为人类信仰创造了条件，而合理的创造性使信仰成为必需。道德信仰沟通着有限与无限，自然与必然，使道德最终成为人的行为规则，有了其终极的价值功能，这正是道德信仰生成的人生根据。

2．道德信仰可能生成的社会基础

首先，社会的未完成性使道德信仰生成成为可能。社会的发展需根据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正是在社会的未完成性中，才给信仰留出了地盘，使人可能面临未完成性的社会建立起美好的信仰，从而不断地完善它，形成相应的道德信仰。其次，社会生活的外在性为道德信仰生成提供了现实条件。社会对人而言具有先在性，任何具体的个人都只能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社会的外在性使道德成为人现实存在的历史前提。最后，社会的可塑性使道德信仰的生成成为必然。社会跟道德与人的活动具有互动性，同时个人离不开社会，从而使社会具有可塑性，为社会和道德的生成创造了可能性，这是道德信仰生成的社会逻辑基础。

3．历史与道德信仰的共时性决定了道德信仰是可能的

从道德的发生可以看出，它随着人类的生成而生成，信仰在历史长河中赋予不同的历史内涵。道德信仰的孕育、发展和成熟，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独立且单独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不同阶级的道德从不同角度为道德信仰的生成提供了条件，这一过程是道德信仰展开的历史生成过程。

二、道德信仰的作用

道德信仰作为已被主体内化的一种道德认识实践活动，一形成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其作用体现在：

(一)道德信仰的凝聚功能

道德信仰是人们对某一道德体系的极度信服和尊重，是人的各种道德认识、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的整合。由于个体的经济状况、人生遭遇等个体差异性，不同的人对其生存方式都会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而这种差异若不产生认同，则势必形成巨大的离心力危及社会的存在和个体的生存，所以需要人们用已有道德认识去接收各种不同的道德现象，在主观上趋向于他所信仰的道德模式，使人的精神世界凝聚为一体形成共同的信仰。

(二)道德境界的提升功能

个体道德发展一般包括三个阶段：他律阶段自律阶段、他律与自律统一的阶段。个体道德信仰的形成就是经过这三个阶段，实现道德上的自我超越并最终确立这一信念，将其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过程。它和道德境界是密切联系的，其中介是道德理想目标，道德信仰确信某道德理想目标，通过调动认知因素、情感因素、意志因素敦促、激发人们去追求和达到它所确信的道德理想目标，从而使道德真正转化为个体的内在要求，使个体的道德境界得以逐步提升。

(三)道德人格塑造功能

“所谓道德人格，就是人们通过道德生活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自觉地选择自己做人的范式。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内在规定性。道德人格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是人的主体性、目的性和社会性的集结。也可以说道德人格是人的位格、性格、品格的统一”。它的形成与道德信仰的人格塑造功能分不开。道德信仰使道德成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的同时，使人越来越远离动物界，塑造更为高尚的道德人格。

(四)道德信仰的激励功能

道德目标对道德信仰者来说是一种使命与责任，它对个体信仰者具有巨大的激发力，拉动着个体不断地向道德目标迈进。而在每一道德信仰体系中都有一些德行的典范人物，德行通过行为者的活动被信仰者实体化附着于一定的个体身上，对信仰者的榜样力、感召力和激励力将大为增强，从而发挥道德信仰的激励功能。

三、当代社会吁求构建道德信仰体系

(一)当代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及其危害

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今天，“德”与“得”的矛盾尤为突出，道德信仰呈危机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道德理想目标的丧失和道德规范的缺失。道德理想目标的丧失和道德失范密切相关，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原有的作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系统及其规范要求怀疑、动摇乃至否定，但又没有新的道德价值系统及其规范要求来取代原有的，因此出现了道德价值系统及其规范要求的“真空”。

其次，道德情感的麻木、缺失与道德人格分裂。从构成道德信仰的基本要素看，道德情感是对道德理想目标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敬重、忠诚、虔诚、向往等强烈的情感。而在道德信仰危机的发生过程中，人们的这些情感逐渐淡化、消失甚至走向反面。人的精神世界在道德危机中分崩离析，使人生丧失追求的价值目标。

最后，道德选择无序化，道德评价功能弱化。由于任何一种价值选择似乎都可以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持，从而使道德主体在多元化情境中无法恒久的作出相对稳定的道德选择。道德观念上的冲突在道德实践活动中最终表现为道德选择的无序化。由于社会的客观因素以及道德主体的主观原因，有些人对道德失去了信心，以至于出现了道德信仰危机。

(二)当代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道德教育在防止道德信仰危机方面发挥效力但在全面转型的中国，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同时道德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教育主体、教育客体以及教育方式上。

首先，道德教育存在对主体的偏离。在传统文化中，道德信仰对政治信仰的依附使道德信仰获得了社会政治的强权保护，决定了我们整体价值取向重社会而轻个人。一直以来我们道德教育的课堂上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道德行为主体不能达到真正的道德自觉，扭曲了道德教育的真正使命，摧毁了人们追求道德信仰的信念，消解了道德教育的真正目的。

其次，道德教育存在对本体认识的扭曲。道德教育包含三方面内容，道德理想目标、道德理想目标的论证和义理上的说明及在可操作层面上的道德信仰具体化的道德行为规范。今天的道德教育危机之一就在于我们仅仅着眼于生活日常行为规范的确立，反复的道德行为训练成为我们的主要工作，强调道德规范的灌输却从不思索道德规范依赖的信仰是什么?这些最终导致德育实效性的一低再低。

最后，道德教育在方法上存在道德灌输，导致道德权威的失落。目前道德教育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信”造成的。针对当前问题，我们应以改革开放现实背景为立足点，把握好教育者的角色，坚持以人为本，以对传统道德教育方式的反思为基础，以具体的道德实践为手段，培养自觉的道德行为，使道德教育实现教育的目的。

四、重建道德信仰的途径

道德信仰的重建“不是简单的回复既有的道德信仰，而是如何建立起一种新的与现代性社会存在方式相适应的具有现实必然性的.道德信仰内容。这是研究转型期道德信仰危机的最要紧之处”。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以培养自觉的道德主体为目标，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所以，我们应该从社会和主体出发，坚持“内外结合”的方针并通过实践的校正和检验，全方位、多层次地塑造适应当前社会的道德信仰。

(一)从道德信仰的社会性出发重建道德信仰

首先，促进经济发展，为重建道德信仰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第二性的存在。从伦理学的视域看，人们能否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道德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广大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要深入改革、完善和创新经济体制，使市场经济向更为有序地发展，为重建道德信仰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建设是重建道德信仰的有力法律保障。斯宾诺莎认为“如果某一个国家比别的国家邪风更猖撅，犯罪更普遍，那一定是由于这个国家谋求和睦不足，法制不够昌明，而且未能建立起完全的国家权利之故”。法律是协调社会关系中的有力保障。当今社会大环境加强法制建设，将它同道德信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强化道德他律引导人们的道德价值选择，提高道德自律意识。

再次，健全道德制度是重建道德信仰的制度保障。道德制度是社会道德的规范化、法规化，即把社会成员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道德选择、价值判断标准和道德约束通过道义和法规上的程序进行确定的制度。它在现实生活中指导和评价人们的行为，为人们的行为设立了合理的价值标准。只有营造一个良好、公正的社会环境，道德信仰的危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克服。

最后，为道德信仰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现代社会由于多元文化的冲撞与压挤使现代人对道德的信仰充满了矛盾和冲撞。因此从道德文化角度来说，要为道德信仰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中符合现代化社会的道德观念；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精华；剔除西方及中国传统文化及宗教中的消极因素。为道德信仰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二)从主体性出发实现道德信仰的重塑

1．加强主体性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是一个社会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其社会成员实现道德影响培养德性的过程，是道德信仰重建的核心途径。它是一种理想教育，以提升和培养塑造人为目的，使人具有德性和良心。道德教育的方式上要充分突出主体性，反对灌输，使道德主体自觉地履行道德规范并为道德行为承担责任；采取开放的姿态，抛弃旧的道德观点接受新的道德观点，促进和发展主动探索和创新的能力，激发人们追求真理和实现价值的愿望。

2．强化内心信念

道德信仰是人们通过接受道德教育而形成的个体化的理念，强化人们内心信念是重建道德信仰的内在支撑，它包括“扬善”和“去恶”两大内涵。扬善是从正面人手，弘扬善良的道德信念，按照道德的“绝对命令”行事，坚定人们遵守道德信念的决心；去恶是从约束的角度看，要求人们约束自己的言行举动，克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绪的冲动，主动放弃单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强化内心信念应当立足于吸收继承传统道德中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良心的理念，从人本身出发，构建反映人性的道德，才能为个体所认同并内化为道德信仰。

3．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

抓住道德信仰危机所带来的重塑道德信仰的机遇，确立一个符合历史必然性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从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它是重建道德信仰的内在驱动力。从而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建构真正合乎人性完善和发展需要的道德信仰，实现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坚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辨证统一的社会主义道德信仰。

4．注重道德示范作用在道德行为上推己及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作为能够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高级动物，能够以自己的好恶取舍本能的推想出他人的好恶取舍。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尊重对方的利益，把他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形成一种源于由自身的需要和感受出发，产生的将心比心和推己及人的精神自律。同时教育者的道德善恶很大程度影响着民众，所以要发挥积极向上的道德示范，树立民众对社会道德的信心。

(三)在实践中检验和校正道德信仰

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道德信仰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是由道德所追求和达到的目的和社会条件来决定的。然而，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旦信奉某种道德，往往就直接根据这种道德的规范或要求来评价人的行为是否道德，而不管这些道德规范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所以，如果这种道德本身不合理或随着社会的发展已丧失了其合理性，人们就应该根据道德实践的效果对道德信仰本身加以审视。

综上所述，重塑道德信仰乃是拯救道德危机的良药，重塑道德信仰的实现，应建立在人们对道德规范及基础的深刻认识和信仰上。道德建设离不开法律的支持、政策的导向和制度的保障，但更离不开发自人们内心的道德自愿和道德自觉，只有建立在道德信仰基础上的道德行为才能克服虚伪的道德行为，才能克服个人利益因素和外在因素对道德行为的影响，才能克服道德行为过程中的重重困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道德信仰危机问题。道德信仰问题既是哲学问题，又是心理学问题；既是理论性问题，又是实践性问题；它是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都要求我们不能忽视、轻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还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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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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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兆明．论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信仰危机[j]．伦理学，(10)：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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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兆明．论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信仰危机[j]．浙江社会科学，2001，(2)：15―17．

篇7：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柳宗元是我国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鲜明地提出“吏为民役”论,其主要内容有:一是人民历史观;二是为民服务观;三是对民负责观;四是养民利民观。本文指出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对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柳宗元 吏为民役论 民本思想 科学发展观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中唐时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官至监察御史,吏部侍郎。他政治经历极为丰富,二十多岁即名扬京师,参加“二王”的“永贞革新”,后因革新失败被贬韶州刺史,再贬永州司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处于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社会整体生产水平大幅下降,民众生活疾苦。基于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吏为民役”论,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深入研究柳宗元的“吏为民役论”,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增强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民本思想便已经出现。其统治君主对“天”极为崇拜,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天”主宰一切,它的道德责任就是保民,因此“天”代表的就是“民”的愿望。这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派推崇君权,崇尚礼义,宣扬仁政爱民,由于这适应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因而迅速崛起。“仁政爱民”这一鲜明的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曾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目》)。孔子重视民众疾苦,认为君主的统治基础就是民众,因此必须推行仁政,减轻赋税,爱民。在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孟子对其进行发展,使其迅速成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再次申明要与民修养。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君王应该高度重视民众问题。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己制》)更加阐明了君民的关系。儒家的人文精神和民本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视民生,保持百姓的安居乐业是政治生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源于孔孟之道,儒家的爱民,仁政思想对其的影响极为重要。他自身的经历在其民本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柳宗元出生前后,正是“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年代,唐王朝由盛转衰,政权不稳,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柳宗元少年时代,就随父亲来到长沙,九江一带,开始了解民间百姓的疾苦。“永贞革新”失败之后,一直被贬到永州司马。在命运转折的过程中,他深入民间,确切了解民众生活,批判统治者得暴行,先后写下《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著作。这种现实的经历更加丰富了他的民本思想,对民众生活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

柳宗元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以及社会现实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吏为民役”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官吏是“民之役”,他们是由民众所纳赋税来供养的,因此属于民众的雇工,仆役,必须为民众“勤心而劳力”,做到“讼者平,诉者均”,不可“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送薛存义之任序》),否则理应被罢免,受处罚。在当时,柳宗元能够提出这种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二、柳宗元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鲜明的人民历史观。柳宗元认为人民主宰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兴衰。他继承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反天命、反天人感应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历代的君王受命于天的神学史观进行尖锐批评。他在《贞符》中说道:“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又说:“受命于生人之意。”对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观念进行深刻的批判。并且明确指出历史发展,王朝更替的决定力量在于民心。把民本思想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柳宗元“吏为民役论”和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成为继孟子之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最突出成就之一。

第二,朴实的为民服务观。柳宗元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人,官吏应该为百姓服务。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在这篇诗序中首先推崇范氏的论断。认为官吏是是人的仆役,在这里“人”还指同僚,上级,所以应该为人而服务,怎么能够不报答主人呢?这一观点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官者,牧民的思想框架。他在《送薛存义序》进一步丰富并完善了这一观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在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众,并鲜明的提出“民之役”“民可黜罚”的思想,官吏应该为百姓的仆役,必须为百姓勤恳办事。

第三,可贵的对民负责观。对于“受若值怠若事,又从而盗之”的官吏民众应该也有权利进行黜罚。“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从而又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苦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送薛存义序》)!在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众,并鲜明地提出“民可黜罚”的思想,百姓有权对官员进行惩罚。这对贪墨成风的封建官僚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警示。在吏治改革上应该善用循吏,从而公平、认真的为民办事。

最后,深刻的养民利民观。柳宗元认为应该顺应自然变化,充分给予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扰民。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说“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从养树之理中得出养民之理,要“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点明为政只要在于顺人之欲,随人之性,要充分利用条件,不仅要主观上“利民”,还要客观上真正做到“利民”。因此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与民休息。这种冲破时代限制的民主思想光辉对于当代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

三、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柳宗元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反对“君权神授”,认为政权的夺取与巩固在于民心,提出“吏为民役”,提倡“顺天”,“养民”。这一系统的民本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对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人民主宰历史发展,应重视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党在会议上顺应社会发展形势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柳宗元历来认为政权的巩固与维持在于民心。他认为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在乎克怀于有氓,登贤庸能,濯痍煦寒,以廖以熙”(《贞符》)。即扫除社会的弊端,重视人民的安定。而唐朝之所以能兴起,是因为他初期的政治清明犹如“丕将霖雨,浚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冷风”(《贞符》),天下才能大治。而唐中期以后失去了这种治国思想,一味“牧民”,为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而盘剥人民,以至造成黄巢起义,终于使唐王朝一蹶不振。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重视人民的力量,避免政治僵化,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权力在人民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应对人民负责,进行吏治改革。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并且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科学的干群、党群观点与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有异曲同工之妙。

柳宗元打破传统封建社会的“牧民”思想,提出“吏为民役”,认为官吏应该而且必须为民众认真办事。他的这一理论对当今的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也用深远的影响。柳宗元继承了法家韩非子的合理的法治观念,认为为相者理天下要“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梓人传》),应该运用法制治理天下。并且在《送薛存义序》中他又明确提出“民可黜罚”的思想,如果官吏不能够认真负责的为百姓办事,百姓应该而且也有权力惩罚甚至废黜他。这种观念的提出对官员的行为也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第三,人民推动历史社会发展,应重视民生问题,促进人民自身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发展理论进行了科学而全面的论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做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科学的发展观显示了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对人民利益的保护。科学的发展观和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是对柳宗元的“顺天”,“养民”观点的发展与突破。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把种树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推及到为官治人,提出为政只要在于“顺人之欲,遂人之性“,即为政者应该从促使民众安居乐业的.角度出发,尊重百姓的需求,满足民众的愿望,同时遵循生产生活的自然规律。为百姓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种树郭橐驼传》),在这里,他又对一些“好烦其令“的官员进行了批评,指出虽然这些官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方式的不恰当最终导致吃苦受累的是老百姓,从中得出一个稳定而安全的环境对老百姓的重要性。这一观点不仅对封建官僚体制对民众的盘剥和压榨进行了抨击,而且更为难得是提出了“尊重人的本性”的人性观点,具有当代社会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意境,其历史意义不能说不深远。我们党高度关注发展民生问题,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更深刻的体现了这一点。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积累,而民族历史上的精神文明遗产更是今天我们的财富。虽然当今社会和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国家、政府的职能仍然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国家管理民众的基本职能更是没有改变。因此,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一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对当代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柳宗元的思想既富于理性思辨色彩,又充满现实主义气息。他的思辨水平、批判精神和文学才华在当时都是相当突出的。他批判继承了儒家中的民本思想,并吸收各思想派别的精华,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对其民本思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至今仍然闪烁着进步、民主的光辉。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从中吸取一些优秀的思想,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焦循.孟子正义尽心下.诸子集成.岳麓书社.版.

[2]柳宗元.贞符.柳宗元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3]柳宗元.送薛存义序.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版.

[4]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柳宗元全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5]柳宗元.送宁国范明府诗序.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篇8：荀子道德社会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学说是列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

任何科学理论的创立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的, 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也不例外,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学说是列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 深入研究资本主义文化问题, 在解决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基础上, 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目标, 创立了一个崭新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学说, 为其后继者研究文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充足的理论基础。

列宁领导苏联无产阶级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的理论宝库。

(二) 特定的国际国内因素是列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以电力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兴起。一方面以德国、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凭借科技革命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 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普遍高涨,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日趋尖锐化。此时的沙皇俄国, 还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带封建专制的帝国主义国家。它除了具有帝国主义的一般特征外, 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1861年改革不彻底, 保留了大量的农奴制残余, 资产阶级日益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 统治者实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民族屠杀政策。20世纪初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 进一步激化了沙皇俄国的社会矛盾, 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风潮此起彼伏, 到处酝酿着民主革命的疾风骤雨, 国内局势变得空前紧张, 沙俄是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1917年实现了十月革命伟大胜利,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历史环境里形成和发展的。

二、列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 是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在创建和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关于文化建设的科学思想理论, 它包含了丰富的内容。

(一) 批判继承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 正确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

列宁认为, 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要批判地继承过去的一切文化遗产, 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 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继续进行工作, 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也要继承, 用他们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列宁指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 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 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 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列宁还对以波格丹诺夫等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所主张的无产阶级应当抛弃过去一切文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二) 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十月革命后, 一些人认为苏维埃政权不会发展长久, 因为只有在文化充分发展, 社会高度文明的条件下, 才能进行社会政治革命, 而苏联却颠覆了这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列宁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建设……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水平的前提, 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文化建设, 在取得政权后, 列宁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 他强调:“我们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 我们竟在文化革命, 即文化革命之前先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 可是, 当我们夺取政权之后, 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进行文化革命。”他把文化建设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 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强调“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 “只要实现了这个革命, 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即使在他生命最后时光所口述的五篇日记中, 也把文化建设问题摆在了首位, 可见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视。

(三) 大力开展扫盲运动

十月革命以前, 俄国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 在9-49岁居民中文盲率占据72%。列宁认为, “文盲现象是同建设的任务根本不相容的”。列宁认识到要大力发展建设, 必须提高人民的识字率, 提高文化水平。俄共 (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扫除文盲和开展国民识字运动的决议。1919年12月26日, 列宁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共和国全体居民, 年龄在8岁到50岁凡不能读写的, 必须学习识字。在这一举措下, 苏维埃人民的识字率普遍提高, 政治素养提升, 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 发展国民教育事业

列宁看到了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事实, 认为只有发展国民教育事业, 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文盲, 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 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需要的人才。他高度重视国民教育, 把“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教育事业、苏维埃政权从各方面帮助工人和劳动农民自学自修、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作为发展国民教育的重要任务。同时, 列宁还十分注重对教师队伍的建设, 指出:“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也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地位。”即使全国的经济处于极端恶劣的情况下, 全国人民处于饥饿之中, 列宁也是特别关照改善学校的状况和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因为只有保障了教师的工作和生活, 国民教育事业才能有大发展。

三、列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现实意义

列宁在其短暂的领导生涯中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尝试, 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当前, 我国面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紧迫任务, 列宁时期苏联在这方面理论与历史经验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重要启迪,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建设文化强国, 必须继承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

任何文化, 都是历史的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当前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 必须首先考虑到文化的这一特性和发展规律, 继承人类文明的一切共同成果, 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 建设文化强国, 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列宁进行文化建设中高度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 为苏联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当前,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也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应当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建设先进文化的主体, 他们是传播优秀思想的载体。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 各国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知识分子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

摘要：十月革命胜利后, 列宁从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 始终把文化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上, 形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并在实践中日益丰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认真研究和汲取列宁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梦“, 大有裨益。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 (第四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列宁.列宁全集 (第二十九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50.

[3]克涅采夫.回忆列宁 (第五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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