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共10篇）

篇1：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试论弗雷格的指称理论

弗雷格认为专名有内涵和外延;涵义决定指称.弗雷格的概念词即为通名.弗雷格第一个将词的指称理论推广到语句上,论证了语句的`内涵是其思想,外延是真值.作者认为外延论题也适用于语句.

作 者：余俊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 刊 名：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2 “”(3) 分类号：B08 关键词：指称   专名   语句   内涵   外延  

 

篇2：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关键词]弗雷格;普遍性思想;变元;量化理论

从1918年开始，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在“逻辑研究”这一标题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思想》、《否定》、《复合思想》[1]。除此以外，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1923年之后)也处于这一标题之下。依照冯友兰先生“接着讲”的提法，笔者希望在详细解读残篇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把弗雷格没有表述完整的关于思想普遍性的轮廓勾勒出来。

一、处于“逻辑研究”标题下的《论逻辑的普遍性》残篇

《论逻辑的普遍性》与逻辑标题下的前3篇文章《思想》、《否定》、《复合思想》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残篇开头部分，弗雷格提出“普遍性的本质是什么呢?由于我们这里涉及规律，而规律是思想，因此这里只涉及思想的普遍性”[2]。在探讨了思想、思想的否定和复合思想之后，研究思想的性质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普遍性问题的引入

弗雷格在研究复合思想时已经提出了思想的普遍性问题。在《复合思想》一文中谈到第六种复合思想时，弗雷格解释了他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个主张:虽然句子的涵义总是一个思想，但“一个复合句并非总表达一个复合思想”[2]。他举了如下2个复合句的例子。

(1)“如果约翰是凶手，那么他是罪犯”;

(2)“如果某人是凶手，那么他是罪犯”。

显然，在第一个复合句中，条件句“约翰是凶手”和结果句“他是罪犯”都表达了思想，它们组合起来表达了一个假言复合思想。

但对于第二个复合句，情况则不同。先看它的条件句“某人是凶手”，由于这个句子含有一个不表示任何东西的组成成分“某人”，因此该条件句不表达思想。同样地，在结果句中，“他”与第一个复合句中的“他”显然不同，后者表示的是“约翰”这个个体，而前者的“他”不是专名，不指示任何确定的个体，因而该结果句实际上也不表达思想。尽管如此，由它们组合而成的复合句却可以表达思想，即“‘某人’和‘他’相互暗示，这种相互暗示通过联结词‘如果……，那么……’的联结，使它们共同表达一个思想”[2]。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对于作为第一个复合句涵义的假言复合思想，我们可以从中区分出3种思想:条件句表达的单称思想、结果句表达的单称思想以及由二者所构造出的假言复合思想。而假言复合思想只是一种特殊(单称)的思想，它与普遍性思想有着质的区别。对于第二个复合句，它的组成部分不能单独表达思想，即不能单独以一个思想作为其涵义，只有把这个复合句作为一个整体时，它才表达了一个思想。但在弗雷格看来，恰恰是这种不表达复合思想的假言复合句能够表达普遍性的思想，正是这种假言复合句结构中的不定指部分隐藏着普遍性的表达。

(二)如何考察思想的普遍性

既然研究思想的性质，理所当然把思想作为考察的对象。而问题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方面，只有感官可感觉的东西才能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另一方面，虽然思想是客观的，但是它却并不是感官可感觉的。这样在思想与我们考察的对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弗雷格认为“语言似乎能够开辟一条出路，因为一方面语言是感官可感觉的，另一方面语句表达思想，……因此我们可以希望能够将语言用作从可感觉的东西到不可感觉的东西之间的桥梁”[2]。然而语言和思想毕竟是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语言的东西的领域和思想的东西的领域之间深深的鸿沟，由于这一鸿沟，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互相对应受到某种限制”[2]。这使得弗雷格在选择把何种语言作为考察思想的桥梁时态度十分审慎，他首先对能够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句子进行了分析，具体如下。

(3)“所有人都是要死的”;

(4)“每个人都是要死的”;

(5)“如果某物是一个人，那么它是要死的”。

虽然(3)至(5)都可以表达普遍性思想，但是在弗雷格看来，带有“所有”和“每个”这样的表达式不适合在所有出现普遍性的地方都使用，因为并非每条规律都能以这种形式表述。关于其中的原因，弗雷格在《逻辑导论》中讨论“普遍性”时给出了分析，如下面的2个句子。

(6)“所有事物是与自身相等的”;

(7)“月亮是与自身相等的”。

其中(6)表达普遍思想，(7)表达单称思想。

“‘所有事物’一词在这里处于专名‘月亮’位置，但它本身确实不是专名，不表示对象，而只用来赋予这个句子内容的普遍性”[2]。

如果将(7)改写为“月亮是与月亮相等的”不会改变思想，因此，“一个专名在句子的一个位置上还是多个位置上出现，是不重要的”[2]。但是将(6)改写为“所有事物是与所有事物相等的”这个句子却不会产生预想的涵义。也就是说在向普遍性过渡时，自然语言中不允许“所有事物”一词在两个位置上出现。这就暴露了自然语言的某些缺陷，因此弗雷格要构造出一种辅助语言，用以实现表达普遍性思想的目的。

对于句子(5)，在弗雷格看来“我们有在其他情况下几乎也是必不可少的假言句子结构的形式和句子的不定指部分‘某物’，‘它’;正是在这种结构和部分中隐藏着普遍性的表达”[2]。为了使这种表达普遍性的形式能处理更加复杂的情况，弗雷格将其改写为算术的表达方式，即用字母表示不定指部分，具体如下。

(8)“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弗雷格强调这里形状相同的字母相互暗示。

这种吸收了单个字母作为不定指部分的语言被弗雷格称为“辅助语言”，正是这种语言充当了从可感的东西到不可感的东西的桥梁。

对于辅助语言的组成成分，弗雷格指出“它包括两种不同的组成部分:构词成分和单个字母。前者相应于口头语言的词，后者意谓不确定的东西。

……我们的辅助语言的本质在于形状相同的专名表示相同的对象”[2]。可见辅助语言中正是包含了形如“a”的单个字母(弗雷格也将其称为不定指字母)，才使辅助语言具有了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强大力量。我们用“a”代替(6)中的“所有事物”，得到:(9)“a与a相等”。

这是一个数学规律，它显然表达了一个普遍性思想。

当我们用形状相同的专名代替形状相同的不定指字母时，又可以从普遍思想过渡到特殊思想。

如我们用“拿破仑”这个专名来代替(8)中的不定指字母“a”时，得到:(10)“如果拿破仑是一个人，那么拿破仑是要死的”。

这个句子是一个表达了假言复合思想的假言复合句，其中“拿破仑是一个人”与“拿破仑是要死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分别表达了一个单称思想。

弗雷格有着很强的层次观念，在有了带不定指字母的辅助语言之后，他又提出了描述语言，以此作为讨论辅助语言的工具，其实他的这种描述语言就是“通常书写或印刷的德语”，也就是自然语言。

辅助语言与描述语言的关系相当于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关系。在文本中我们需要区分这两种语言，前者是带有不定指字母的，后者则没有。弗雷格用引号把辅助语言的句子括起来，并且，辅助语言的句子是没有断定力的，它虽然能够表达思想，但不能认为它所表达的思想就是真的。

在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的最后一段，弗雷格改造了德语语法，使得“如果拿破仑是一个人，那么拿破仑是要死的”这个假言复合句中的构成句子与其表达的思想在形式上是一致的。

以上便是弗雷格的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的主要内容，显然，这些篇幅对于讨论思想的普遍性是不够的，充其量只能说是完成了对思想普遍性考察的准备工作，而具体的考察工作尚未展开。

笔者将依据弗雷格的其它文献材料，对其中的关于普遍性的想法给予一种弗雷格式的解读。

二、基于《论逻辑的普遍性》论思想的普遍性笔者认为在残篇的未完成部分中，弗雷格将会讨论以下2部分内容:

(1)普遍性思想的结构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弗雷格把辅助语言作为其考察思想的桥梁，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我们便能达到对普遍性思想结构分析的目的。弗雷格用以表达普遍性思想的方式有2种:简单句和假言复合句(在本文以下部分中，前者简称为普遍的简单句，后者简称为普遍的假言复合句)，它们所对应的普遍性思想是不同的。通过对这2种表达方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普遍性思想的结构，这显然应该成为弗雷格要完成的首要内容。(2)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真”是弗雷格逻辑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像‘美’这个词为美学，‘善’这个词为伦理学指引方向一样，‘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尽管所有科学都以‘真’为目标，逻辑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研究‘真’”[2]。对于如何研究“真”，弗雷格表示“我称思想为某种能借以考虑真的东西”[2]。“逻辑研究”标题下的前3篇文章都讨论了相应思想的真值条件，相应地，确定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是弗雷格残篇的另一个应有之义。

(一)普遍性思想的结构分析

一个句子的涵义(Sinn)是思想，意谓(Bedeu-tung)是真值，句子与其相应思想的真值是一样的，这是弗雷格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观点。我们首先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即单称句的情况。弗雷格对此有着清晰的论述:“最简单的情况是一个思想有一个独立的部分和一个不满足的部分组成。

我们也可以称不满足的部分为谓述部分。如果整个句子应该有一个意谓，即一个真值，则这些部分一定同样均有一个意谓。我们称独立部分的意谓为对象，称需要补充的部分，即不满足的或谓述的部分为概念。”[3]我们将弗雷格关于单称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的对应关系总结为表1。

表1单称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对应关系表我们结合表1分析一个普遍的简单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

对于表达普遍性思想的简单句，我们可以不失一般性地选用同一律，即辅助语言句“a与自身等同”所表达的思想。显然这个简单句在构成形式上与单称句(如“苏格拉底与自身等同”)有所差别，前者在专名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不定指部分，由此我们可以把普遍的简单句的构成形式表示为不定指部分与谓词的组合。

在辅助语言中，不定指字母“a”用来表示不确定的对象，正是这个不定指的“a”使得句子整体的内容获得了普遍性。因此，在涵义层面上，不定指部分和谓词相应地对应于该句子所表达思想的一个不满足部分。为什么两个不满足的思想部分能够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这需要进入到意谓层面的分析。

弗雷格在《函数和概念》中提到，一个普遍的简单句中省去谓词便得到了一个以谓词作为变元的第二层概念表达式[2]，这个第二层概念就是该句中不定指部分的意谓，因为该句中只有谓词和不定指字母这两个组成部分。在普遍的简单句所表达的普遍性思想中的两个不满足部分其实是有等级之分的，相对于作为不定指部分涵义的不满足的思想部分，作为谓词涵义的不满足的思想部分其实是相对满足的。

我们可以把普遍的简单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对应关系用表2表示。

对于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情况则复杂一些。

一个表达普遍思想的假言复合句，如“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由3个部分组成:“a是一个人”，“a是要死的”和“如果……，那么……”。

弗雷格将前两个部分称为“准句子”，最后一个部分称为“联结词”。

在弗雷格看来，尽管准句子“a是一个人”在语法上具有句子的形式，但是它又不是一个思想的表达式，不表达真思想，也不表达假思想。因为“‘a’既不应作为一个专名表示一个对象，也不应赋予这个部分以内容的普遍性，它对这部分根本没有用，对于譬如赋予这部分一种涵义没有任何帮助”[2]。

另一准句子“a是要死的”也是如此。但是准句子可以是一个句子结构的一部分，这个句子结构表达一个思想，因而应该被称为一个真正的句子。显然“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这个假言复合句的涵义是一个普遍性思想。“a”这个字母将内容的普遍性赋予整体，而不是赋予部分句子。但是这种赋予过程需要其它因素的介入，2个准句子的直接组合不会产生普遍性思想。

从语法形式上看，表达普遍性的复合句子似乎只比准句子的直接组合多了一些诸如“如果……，那么……”这样的东西。弗雷格把这些东西称为“思想联结剂”或“思想构造者”。弗雷格认为正是有了思想的联结剂，这些思想的不满足部分和字母a的涵义结合起来，才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没有这些思想构造者，2个完整的思想部分同样不能相互结合。

我们可以把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子的结构、涵义和意谓对应关系用表3表示。

表3中联结词“如果……，那么……”没有意谓，这不难理解，弗雷格承认有的符号是没有意谓的，但是它总是有涵义。我们可以从表2和表3中看到，普遍句子的构成部分在意谓层面上只对应了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句子的真值是由概念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二)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

弗雷格认为对于一个单称思想，“如果我们是不满足的部分保持不变，而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那么就能出现下面的情况，无论取什么样的完整的部分，我们总得到一个真的思想”[3]。由此达米特得出一个结论:普遍性思想是真的，当且仅当我们用任一专名去替换不定指部分所得到的句子或复合句总是真的，换句话说，如果从普遍性思想中得到的所有特殊思想都是真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是真的”[4]。对于达米特的这种观点，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句子的“真”是出于所有由之而来的特殊句的“真”的合取，因为我们实际上无法进行一个无限合取过程以确定普遍句子的真值。但是在很多种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进行无限合取就能够知道一些普遍句子的真值，进而相应地知道一些普遍性思想的真值。如对于“a与a等同”这样一个普遍性思想，我们并不需要进行无限合取，就可以直接地认识到这样一个普遍性思想的真值。

实际上，理解普遍句的真值条件的关键在于理解弗雷格关于概念与对象的思想。弗雷格在《函数和概念》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概念是一个其值总是一个真值的函数”这一重要主张[2]。如同函数是不满足的，需要变元这个完整的东西来加以填充以产生一个函数值一样，概念也是不满足的，要用完整的东西来补充它。弗雷格认为对象是完整的，可以补充概念，而概念一旦得到对象的补充，就产生一个真值[2]。如对于“x是中国的首都”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用“北京”来填充它，所得到的值为真;如果用“上海”来填充它，所得到的值则为假。弗雷格的这种思想对于单称句显然是适用的，但是对于表达普遍性思想的简单句或者假言复合句又如何呢?在这些句子的意谓层面上出现的不是对象与概念，而是概念与概念。同样地，笔者认为，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其实就是理解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

弗雷格对概念等级的区分使得我们能够把握普遍的简单句的真值条件，“一个普遍的简单句中省去了谓词便得到了一个以概念作为变元的第二层概念表达式”[2]。类似于对象处于概念之下，概念也可以处于概念之下，但是前一个概念必须在层级上低于后者，这样才能作为变元来补充后者。弗雷格把对象与概念的关系称为“第一层关系”，把第一层概念与第二层概念的关系称为“第二层关系”。对于“苏格拉底与自身等同”这个句子，我们知道它的真值，这表明我们理解了第一层关系，当然也理解了“与自身等同”这个第一层概念。因此，根据概念的值由对象决定的观点，当我们把“与自身等同”这个概念当作一个变元处于不定指字母所意谓的一个第二层概念之下时，我们就知道了普遍句的真值，也就知道了“与自身等同”这个普遍性思想是真的。

在弗雷格看来，一个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的真值条件表现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即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概念的包含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实际上还是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之下这种第二层关系的变形。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表示的是，如果说“F下属于G”，实际上是说“对于所有的事物x而言，如果x处于F之下，那么x也处于G之下”[3]。因此笔者认为，普遍的假言复合句的真值条件是被我们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当我们认识了概念之间的下属关系时，我们也便能够认识到该假言复合句的真值。

三、从一阶量化理论的角度看普遍性

纵观弗雷格的思想普遍性理论，不难发现弗雷格很重视表达普遍性句子中的不定指部分，认为其隐含着普遍性的表达。弗雷格的这种观点与其著名的《概念文字》是密切相关的，“概念文字”是弗雷格分析思想普遍性的基础。“概念文字”是一阶逻辑的雏形，因此一阶量化理论将会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弗雷格的普遍性理论。

一阶逻辑表达普遍性的方式是对一个非空的个体域进行全称量化，而个体域中的元素是个体，在语言上表现出来是个体词，包括常元和变元。全称量化的实质是用全称量词对全体变元进行约束，使之成为约束变元。这是对一阶量化理论的一个简单描述。

《概念文字》发表于1879年，它对弗雷格关于思想普遍性的理解有着重要影响。弗雷格对不定指字母的理解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全称量化思想。

弗雷格对于普遍性思想的形成有一段重要的论述:“如果我们是不满足的部分保持不变，而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那么就能出现下面的情况，无论取什么样的完整的部分，我们总得到一个真的思想。”[3]“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表明的是用变元来替代常元，因为如果只是用另外一个常元，如“约翰”来替换“苏格拉底”所得到的新句子———“约翰是有死的”所表达的思想将不会是“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并且，因为这个新思想“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所以这个变元是处在一定的范围中的，用一阶逻辑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变元是被约束的。

如果该变元是自由变元，由于开语句没有确定的真值，在弗雷格处处着眼于句子的真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显然是要被排除掉的。因此得到的新思想用一阶语言来表示就是衳F(x)，即假言复合句中“a”将普遍性赋予了句子整体所表达的内容。所谓“字母a将内容的普遍性赋予整个句子”，实际上是对a的范围的界定，也就是一阶逻辑中量词辖域的表述。弗雷格对于普遍性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全称量词的详细说明。弗雷格认为一个普遍性句子中量词的辖域应该包括整个句子，所以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中的准条件句和准结果句并不表达一个普遍性思想。

弗雷格对于量词的分析，突破了自然语言中语法的束缚。自然语言中，通常是以“所有”，“每一个”这样的语言表示全称量词。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论述，弗雷格认为“所有事物”一词并不表示对象，而只用来赋予这个句子内容的普遍性。这表明弗雷格将句子的内容看作一个整体，把量词看作对整个句子内容的断定，即把量词看作与句子内容不同的东西。即他把句子内容看作一个层次的东西，而把量词看作高一个层次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建立一阶谓词时所包含的思想。这种关于量词的思想完全突破了自然语言的束缚，揭示了语言中的量词是更高一层的概念。

篇3：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一、现状分析

目前, 在我国有关酒店英语专业的课程建设及教学计划尚处于不断探索与研究阶段。而且大部分任课教师自身理论知识充实, 但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 对于酒店的管理情况没有深入的了解, 对于酒店的服务标准没有实践体会。在课堂上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 认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把理论付诸于实践, 对于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完全忽视了, 进而导致英语专业的学生缺少语言实践活动和实际语言运用的能力不高。因此, 我们需要为学生营造寓教于乐的学习氛围, 在课堂上要开创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进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高职英语专业酒店英语课程实践能力培养方式

(一) 建立实训课程

在酒店英语的课堂上, 授课教师应注意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传统单一的英语语言教学模式, 只能传授学生更多的理论知识, 但是理论知识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培训学生才能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 培养自身的酒店英语服务职业技能, 所以教师应在理论课堂上开设酒店英语技能实训课程, 将英语语言知识和酒店职业能力的培养结合。此外, 教师尽量用英语授课, 同时鼓励学生尽量使用英语来回答问题和表达自己的思想, 尽可能多地为学生创设英语语言环境。实训材料的选择应是与理论教学中讲授的酒店服务的各个环节的知识与技巧相匹配的, 二者相辅相成。实训教材以岗位服务为模块, 以具体服务为技能, 提高学生酒店岗位英语实用服务技能。如餐饮岗位模块分为:用餐预订服务和餐厅用餐服务。客房岗位模块分为:客房送餐服务, 维修服务和客房其他服务。同时把酒店服务案例编排在技能实训中, 在酒店英语实训课上完成这些实训任务, 提高学生酒店英语服务的综合技能。将英语语言习得与岗位服务功能相结合, 将相同岗位不同的英语服务技能构成若干实训项目, 以不同的岗位服务功能构成若干酒店英语服务实训模块, 通过这些模块的综合实践, 提高酒店人的酒店英语实用职业技能, 包括:用英语与客人交流沟通的能力, 酒店英语礼仪服务得体应用的能力, 酒店英语服务实际操作的能力, 用英语销售酒店产品的能力, 用英语处理投诉的能力, 用英语解决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以及用英语进行个性化服务和创新服务的能力。

(二) 建立校内仿真实训室

在校内利用现有资源, 建立校内仿真实训室, 建立前台服务, 餐饮服务和客房服务等实训室, 学生可以把酒店英语服务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情景中,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模拟情景和仿真情景进行实际训练, 为学生营造真实的工作情景, 让老师和学生都能在“实战训练”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进行情景模拟训练, 巩固知识, 加深印象, 进而提高学生酒店英语职业技能的综合水平。同时, 在模拟实训的时候, 要给予学生相应的实训成绩, 这样可以使学生意识到实训课程的重要性。同时, 对于学生的表现, 教师要进行指导和点评, 及时纠正学生在模拟实训的过程中的不足与缺陷, 为学生在日后工作的过程中减少失误。

(三)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酒店英语课堂上的时间是有限的, 而教师所要讲授的理论知识却是非常的丰富和广泛的, 这就要求学生课下要加以练习。把学生们按照英语语言知识基础程度不同分为若干小组, 推选出一名学生作为组长, 这名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要相对较高的, 在他的带领下小组成员要共同参与完成教师提出的要求和布置的作业。教师可以针对相应的教学内容提出明确要求, 比如模仿对话, 角色扮演, 布置网络作业, 把先进的网络教学手段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 进而加大学生的实践练习。

(四) 鼓励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

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是高职职业教育的目标, 这就决定了高职教师的教学任务是使学生获得职业领域的职业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考取中级前厅服务员职业资格证, 中级餐厅服务员职业资格证和中国餐饮职业经理人职业资格证等。在课堂上, 教师可以针对相应的工作情景加大加强练习, 使学生得到充分的实践训练, 为考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结束语

篇4：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　涵义　指称　翻译　语言交流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1　对翻译的影响

涵义决定指称原则是弗雷格涵义与指称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规定当涵义相同时必然会出现指称相同的情况；但与此同时，同一个指称又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涵义，而同一个涵义也可有不同的指称，因此即便是同一种语言也存在涵义与指称之间，有时是统一的，有时不统一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不同语言之间显得更为错综复杂，这在无形之中就给我们进行翻译工作设置了障碍，因此，涵义与指称是否保持一致是我们在进行翻译工作时时刻注意的问题。

1.1　当两种语言的涵义与指称一致时

弗雷格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对翻译的影响很大，正如刘泌庆所认为的那样，专名如果在语法上是合格的，那么它所形成的正确的表达式就具有涵义。专名是否有涵义与其在语法上是否合格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因为无论是哪一种语言，只要它在语法上合格，那么它本身就存在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虽然不同种类的语言具有的表层结构各不相同，但是所有语言却有着一样的深层结构。而语言的深层结构就是不同种类的语言之间进行转换的桥梁。虽然，语法上合格的语言所具有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和弗雷格所认为的符号的涵义与指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尤其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流需要用到翻译时，这种相通性尤为明显。当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流时，其中任何一方要想清楚地了解对方的意图，那么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对方使用的他国语言转换为自己惯用的本国语言。在对不同种类的语言进行转换时，我们发现可以把上述两者综合在一起运用，即将语言的表层语法与深层语法之间的区分和费雷格对符号涵义与指称之间的区分与相结合，就会发现，从实质上讲，符号的涵义与语言的表层结构是相对应的，而符号的指称则与语言的深层结构是相对应的，恰是这种结合为不同语言之间的快速而准确地转换提供了一个基本依据，也使得转换过程更为顺利，更使得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顺利进行。当对A和B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转换时，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把其A种或B种语言的表层结构首先转化为深层结构。如果我们是要把A种语言转换为B种语言时，我们就可先将A种语言的表层结构转化为它的深层结构，由于用各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意思时这些语言的深层结构是同一的，因此也可以说，是将A种语言的表层结构转化为了B种语言的深层结构，然后再将B种语言的深层结构转化为B种语言的表层结构，此时A种语言就已经转化为B种语言了。

1.2　当两种语言的涵义与指称不统一时

不同种类的语言进行转换时，我们会时常发现，由于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会导致一种语言与将要翻译成的另一种语言在它们的涵义与指称上，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两种语言的指称相同，涵义不同，如，甲是A国攻打B国时的总指挥官，那么A国人赋予甲的涵义会是值得人尊敬的为国家开疆拓土的英雄，而B国人赋予甲的涵义则是被人痛恨的侵略者；第二，两种语言的涵义相同，指称不同，如当提及“正餐”时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可解释为准备地较为丰富的那一餐，在中国传统意义上“正餐”一般指的是“午餐”，但在西方大多数国家中“正餐”一般指的是“晚餐”；第三，两种语言的涵义与指称都不尽相同。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就会不可避免地给我们进行翻译带来不便，因而，为了保证翻译的顺利进行，此时我们应首先对了两种语言的涵义进行转换。

2　对语言交流的影响

随着高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已经变得丰富多彩，但是无法否认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依然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最直接、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就是交流的双方都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方的意思。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围绕一个事物展开讨论，有如下几点原因：一是，谈话双方对谈及的事物都了解或熟知；二是，谈话中的一方对谈及的事物了解或熟知，另一方对谈及的事物不了解；三是，谈话双方对谈及的事物都不了解，但是对此都比较感兴趣。而无论是基于以上那种原因，弗雷格的意义理论特别是他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都更有利于谈话双方很快地就某一个问题展开探讨，无需在做额外的解释，因为一些基本情况即使谈话双方没有事先言明，但这些情况在双方的潜意识里是一致的，简单来说就像“他”代指的是男性，而“她”代指的是女性，当双方谈话中涉及到“他”，另一方脑海中浮现出的就会是一位男性，而非女性。这也是对第一种原因的印证。当谈话中的一方对谈及的事物了解或熟知，另一方对谈及的事物不了解时，弗雷格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作用就更为明显。

除此之外，弗雷格的这一理论对语言交流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弗雷格认为符号的涵义具有客观性、公共性，是可以用来进行交流的，而这些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能够进行交流的基本前提。正因为这些东西是公共的，它不具备排它性，才能使不同的人能够在同一时间内共享这一信息资源，这才使得人与人之间有了可用来共同交流的话题。即使面对同一个问题，经常会出意见不统一的局面，但是我们却从根本上确保了大家谈论的是同一个事物，只是意见不同而已，这就使得大家之间的交流是必要的，因为通过交流会促使研究这一问题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谁的见解更有意义，也可以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弗雷格的意义理论自经过达米特的解说使世人了解到它的重要性之后，这一理论就像蒙尘的明珠一样终于向世人展现了它璀璨的光芒，吸引着无数学者前来了解它。由于古今中外都很多学者研究过这一理论，即使他们选取的角度不同，分析的方式也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同，甚至于会经常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但是不可否认，这个经典理论的出现为这些学者提供了研究材料，而他们得出的不同的研究结果也为这些学者之间进行交流提供了条件，使得有不同见解的人可以围绕这个理论能够再以此展开更深层次的探讨，经过这次探讨持不同意见的人，很有可能会在某一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然后，这些人会以此为基础在对这一问题其他方面进行交流；也很有可能双方依旧会各执己见，等待双方下一次探讨再分胜负。不管双方的探讨结果如何，在客观上都促进了这些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间的交流。

弗雷格的涵义与指称理论不仅有巨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社会价值也不容忽视。特别是，他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和不同语言间的相互转换紧密相连，这对语言翻译顺利进行有诸多益处，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　张世宁.弗雷格涵义指称理论及其语言哲学[J].求索，2006（11）.

[2]　颜中军.符号·涵义·意谓——对弗雷格意义理论的几点思考[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8）.

篇5：弗雷格的涵义分析医学

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只是给出一些说明的例子，因而，弗雷格的“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谜点。这个问题之所以仍然值得探讨，首先是因为哲学家们和语言学家们对弗雷格意义理论的基本教条的理解分歧无存;其次是因为对弗雷格“涵义”概念引起的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当今意义理论的发展。

区分涵义和指称的理由

专名是指涉一个特定对象的符号或名称，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单独词项，逻辑中的个体常项，如，“晨星”、“暮星”等。在语句中起到专名作用的成分的是指称一个特定的对象的词组，如，“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指称一个对象的名称、指称一个特定对象的词组，在弗雷格看来都是专名。他是从区分句子的指称和涵义，进而区分专名和概念词的指称和涵义的。归纳起来，他对涵义和指称的区分主要作了如下两方面论证：

弗雷格根据康德关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区分的观点，分析了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的识别。如，“晨星是晨星”，“晨星是暮星”，这两个句子虽然都体现了一种关系，但它们在认知上的价值是不同的。a=a的有效性是先验地可识别的，是分析的。即使不能识别晨星的人，也能证明“晨星是晨星”是有效的。a=b则包含了知识的扩展，其有效性是经验地可识别的，是综合的。即使是在今天，要辨认a和b两个名字或符号标志的是同一颗行星也是需要经验验证的。

篇6：弗雷格的语义学及其本质特征

在20世纪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发展中,作为反实在论之先驱的`弗雷格,其哲学及其逻辑学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弗雷格早期的现代逻辑思想影响了20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直接促成了逻辑-语形分析方法的形成,从而使这一方法成为他们构造、阐释和评价科学理论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其后期的语义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反实在论甚至整个科学哲学领域.因此,对弗雷格的语义学进行系统的考察,对于理解和把握20世纪反实在论的发展和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 者：胡瑞娜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大学哲学系,山西,太原,030006 刊 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PKU CSSCI英文刊名：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ALECTICS 年，卷(期)：2004 21(6) 分类号：N031 关键词：弗雷格   语义学   语义二元论  

篇7：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内容提要：把符号划分为“表述”与“指号”，这是胡塞尔符号学理论的第一个区分。德里达恰恰在这一点上与胡塞尔发生根本冲突。本文依据严格的文本学方法，在吸收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德胡符号学之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对双方(尤其是德里达)的文思理路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关 键 词：符号学 表述 指号 含义 交错

德里达与胡塞尔的符号学论争主要发生在《声音与现象》的文本中。这部著作的研究视域主要是《逻辑研究》。他为什么要选择胡塞尔的这部著作呢?德里达告诉我们，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全部思想的萌芽结构”[1]。德里达还提出了所谓“为《逻辑研究》的根基进行定位”[2]的说法。但胡塞尔的这部著作是个鸿篇巨制，其思路和线索可谓千头万绪，德里达该从何开始呢?德里达并不打算系统地解读《逻辑研究》，他的目标仅仅在于“指明胡塞尔思想的一般解释原则”[3]。

胡塞尔思想的一般性的解释原则是什么?换个立场说，德里达解读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德里达的问题：

“现象学的必然性，胡塞尔严格而又精密的分析以及与这种分析相应的和我们应该满足的那些要求，这一切难道没有隐藏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吗?”[4]

我们知道，胡塞尔要求自己“面对实事本身”，认为现象学应反对一切形式的“前见”，当然更包括形而上学的独断的预设，胡塞尔主张把所有的预设和“前见”置入括号之中。德里达与其针锋相对，矛头所指正是现象学本身的形而上学性，他指出，现象学不仅在自身之中包含着形而上学，而且对形而上学进行批评的现象学已经成为“形而上学自我保护的内在因素”[5]，现象学的一切努力“只是从根源上被恢复的纯粹性中的形而上学计划本身”[6]。到这里德里达的思路已是昭然若揭：现象学就是形而上学!现象学就是一种最精制、最狡黠和最纯粹的形而上学!

但是，胡塞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形而上学家，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两点理由：首先，胡塞尔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形而上学：第一种是冒险的、过度思辨的形而上学，这是胡塞尔所反对的;第二种是胡塞尔自己认可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所研究的.也是对存在的最终认识，但它采用的是纯粹直观的、具体的、绝然的证明方式，这就是现象学的方式[7];其次，胡塞尔对“观念性”(Idealitaet)的存在方式提出了崭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严厉地批判了实体论的形而上学。我们知道，胡塞尔的观念性，作为意向对象，它确实是一种存在，但并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毋宁说，在实体论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它根本不存在。胡塞尔说它是一种非实项的存在。

从文本上来看，德里达显然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及其解决的困难性。胡塞尔已经对传统形而上学作了巨大的推进，难道他的理论中仍包含着“冒险”和“过度思辨”的因素，仍包含着非“明见性”的成份?

篇8：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关键词：高校《合唱与指挥》,教学模式,教材,评价方式

一、我国高校《合唱与指挥》教学历史回顾

我国高校《合唱与指挥》教学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 其教学性质多以辅助性或实践性形式存在, 对合唱教学的认识缺乏科学性, 教学形式单一。基于历史原因, 这个时期的合唱教学基本上是以时代最强音为表现特征的, 歌咏成份居多, 大多是以革命性、斗争性及艺术性相融的合唱曲目作为教学选择范畴, 缺乏对合唱声音的精雕细琢、合唱概念的建立、音色的追求及多声部思维的培养等,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期, 随着国内学术气氛逐渐浓厚, 合唱学及合唱训练学的理论和合唱教学的理念与信息逐步深入到高校合唱教学体系之中, 合唱教学整体意识普遍提高, 教学内容逐步由单一转向多元化;曲目选择艺术化逐步加强, 作品风格多样化;混声合唱、童声合唱、无伴奏合唱等合唱形式在合唱教学中得到充分体现;合唱概念强调和谐、统一, 追求共性、美感;合唱技巧如呼吸、发声、共鸣、节奏、音准、谐和、音色等得到长足发展。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十年来, 合唱教学可谓百花齐放, 教学风格也呈多元化, 有“直声、美声、柔声、假声、真假声结合、民族、原生态、自然声、通俗、爵士乐与现代技法合唱等多种演唱风格;纵观世界各国学校的合唱教学舞台上, 有欧洲传统式的合唱, 有德国的宗教合唱, 有匈牙利民歌无伴奏合唱, 有载歌载舞的非洲表演民谣合唱, 有粗狂豪放的美国爵士乐黑人灵歌合唱, 有现代通俗音乐合唱, 有现代技法合唱……” (1)

总之, 我国合唱指挥教育的成就是突出的, 发展是跨越式的, 但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

二、我国《合唱与指挥》教学突出之问题及对策

中国合唱音乐教学发展之迅猛是令人欣慰的, 然则问题也凸显不少,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教学模式及内容单一, 缺乏对学生能动性的培养

长期以来, 很多院校在课堂教学中存在形式观念落后、教学方法守旧, 授课内容单一等诸多问题, 只注意知识的灌输, 忽略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提高, 使合唱教学停留在浅层表面上, 为教学而教学, 为排练而排练, 合唱的作品处理, 声音概念及原理学生似懂非懂……致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被动的接受教学内容, 缺乏思考, 如对合唱作品的理解和处理, 基本上是按照教师的意图实施, 在实践教学 (如:合唱活动) 过程中, 则全部由指挥教师承担, 学生很少提出问题和发表自己的见解, 致使学生在实际独立处理合唱作品时, 显得束手无策, 不能胜任。

合唱与指挥教学是一个系统的教学体系, 每个环节都应该体现出其特有的课程内涵特点, 一般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应有步骤地涉及以下几点:1.合唱学理论:主要学习合唱理论知识;不同的合唱分类, 各声部的人员编制比例、队形、各个声部音色特点以及音域范围, 还包括对合唱作品进行技术与理论分析、改编合唱作品等;2.合唱作品演唱 (排练) :主要学习合唱的发声概念, 合唱声部协调与配合, 音乐作品的演唱处理等, 所选择的作品应该广泛, 既有民族民间作品, 又有歌剧中的合唱曲;既有传统的经典曲目, 又有新创作的作品;既有宗教作品又有流行音乐作品等;3.指挥基本技能:如起拍、收拍、渐强、渐弱、连音、顿音等各种挥拍技法以及合唱总谱读法等;4、合唱指挥实践:这是将指挥技法、合唱排练、合唱理论、和声、曲式、视唱练耳等所有相关课程融会贯通的重要纽带, 在教学中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在老师的指导下轮流进行指挥角色的“演练”。教师应在教学大纲和具体课堂上有计划地实施上述内容, 使合唱指挥教学内容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 提高教学质量, 保证教学效果。

2. 教材局限性问题

“教材是教学的主要依据, 是阐述教学内容的专用书籍, 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核心, 是进行教学工作, 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2) , 大学教材应具有“为具体教学服务的专用性 (3) ”。

目前高校合唱教材各式各样, 形形色色不下几十种, 虽都冠以“高师”, “高校”等字样, 但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各层面合唱教学的通用教材, 没有体现出高校合唱教学的特点, 更没有“专用性”这个特点了。另外一种情况是相当一部分高校主讲老师用手头的资料和积累的乐谱组合编写的教材, 这种情况因个人认知能力及爱好偏颇等诸多因素的原因导致“合唱”“指挥”专业知识, 技能技巧方面的差异, 影响到知识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

《合唱与指挥》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际操作紧密结合的课程, 理论方面要完善合唱指挥教学体系, 把合唱发展史、合唱音响的演变与声音概念、合唱学、合唱训练学、合唱编配等教学内涵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使学生对这门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清晰明了, 摒弃学习上的盲目性。另外, 应以合唱基础理论为指导, 使学生掌握合唱演唱的基本技能以及合唱队的组织、训练、作品的排练、处理和实际指挥等方面的一系列规范、实用、操作性强的内容, 和严谨、科学行之有效的训练步骤及方法。

教材在合唱作品的选择上要突出高校教育的特点, 国内外各个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品都要涉及, 并照顾到风格、体裁、题材、形式、内容包括流行音乐等。要增加作品的背景简介、作品分析和演唱、指挥作原则上的提示和说明, 使教学练习和指挥思维规范化

3. 本课程教学评价 (考试或考查) 方式问题

长时期以来, 《合唱与指挥》的考试是由学生自选曲目一首, 或者是由教师规定曲目范围, 以抽条的形式决定演唱哪首曲目, 以男声、女声四重唱或女声、男声二重唱、三重唱的形式进行, 指挥考试以学生个体登台指挥全班学生的形式进行, 这种方式并不结合实际的排练能力及作品的完成质量, 评定方式不仅过于单一, 而且几乎不可能准确而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实际水平和能力, 也容易造成学生学习上的偏差, 因此应规范教学评价 (考试或考查) 方式。

评价形式应该分为三部分:1.平时评价:因为本课程的学生个体态度和表现直接影响着整体和他人, 所以本课程教学评价首先应注重学生在课堂、日常教学及艺术实践中的表现, 根据学生学习态度、协作精神、协调能力等方面加以考核;2.理论评价:理论考试目的是为了督促学生重视课堂的理论学习, 另外也促使学生学会做作品处理, 指挥设计, 排练计划等案头工作, 培养学生严谨有序的良好习惯。考试内容应涉及基本理论和知识点, 以及作品分析和指挥设计等内容。3.实践评价:应对实际操作过程提出要求并予以量化, 如指挥图式、起拍、收拍、快慢、强弱、连音、顿音以及作品应有的特殊手势等各种挥拍技法, 还有音乐感、表情、形体等给以全面地评价。

虽然我国高校合唱指挥课程目前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但只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 克服困难, 积极进取、锐意改革, 我国高校的合唱指挥教学定会日臻完美, 为我国合唱事业的蓬勃发展发挥巨大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①张耀, 《合唱教学的探求与发展》, 《中国音乐教育》[J], 2007年第1期。

篇9：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关键词：胡塞尔 马克思 生活世界 实践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生活世界”理论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塞尔了，集中体现于他的重要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马克思也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之一。笔者通过分别阐述他们的“生活世界”理论，比较其中的差异。

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

在胡塞尔的视界中，“生活世界”意指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的、前给予的“周遭世界”，通过研读，我们可以看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具有一些特征：

1.“生活世界”的直观、主观、相对性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世界， 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中也会处于不同的生活世界之中， 因此，个体自我就是生活世界得以呈现的视角， “我们永远只有从我们自己的境域出发来认识这个普遍境域”[1]。“现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2]

2.“生活世界”的非课题化性

生活世界是不能被对象化、不能被作为问题来思考的，与此相反，科学世界则是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课题化的产物，它是把生活世界中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加以形式化、理论化的结果，并且我们都能在生活世界中找到其“原型”，如幾何学的纯粹形状源于生活世界中的感性形状。

3.“生活世界”的奠基性

“科学世界”和“哲学世界”都是来自于“生活世界”。人类的一切成就的取得都是奠基在生活世界之上。它是其他世界得以成立和发生的起点与来源， 在科学与哲学未出现之前， 便不言自明地存在着， 无需其他的实体存在来为自己奠基。而科学世界和哲学世界则是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在科学和哲学产生之后，生活世界依然存在，它本身也没有改变。所改变的是换了一套对生活世界的描述方式，即用科学的说话方式代替原来的素朴的说话方式；同时，提高了人们的实践活动能力，特别是预言生活世界中的事件变化的能力。

4.“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

为摆脱传统唯心主义所具有的唯我论倾向，胡塞尔提出了“交互主体性”理论。“在我们对世界的连续的知觉之流中，我们并不是孤立的，相反，在这种知觉之流中，我们同时就拥有了与他人的关联。”因此“世界不仅是为个别化了的人而存在着，而且是为人类共同体而存在着的，也就是说，世界已经渗透了素朴的知觉现象的群体化”。

二、马克思的实践的“生活世界”观

马克思关注现实的方式，是从“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立场出发去批判地研究现实问题，实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有机统一。

首先，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 马克思就立足于现实的、感性的生活。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和来源，“无论思想或者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 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可见， 马克思哲学的根源和基础就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

其次， 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与以往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不同，马克思要实现哲学思维的根本变革，要“从地上升到天上”，关注现实的、尘世的生活。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就具有一种推崇思辨、轻视实践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哲学在其独立化和抽象化的发展中遗忘了现实生活基础。“和它完全相反……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3]

最后， 从马克思所实现的社会交往来看， 它突破了传统的意识哲学在语言层面、心理层面的交往， 在实践活动的范围内来解决主体间性问题。胡塞尔的现象学一方面确证了主体间性问题的存在；但另一方面， 他又诉诸于意识活动的“统觉”“移情”“共同体”等概念， 认为在意识活动的范围内就可以实现不同“生活世界” 的转换。马克思则认为，交往只能是在社会水平上的交往，人是生活在一个不断生成的历史境域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生活世界， 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他的生活世界也是经常转换的。因此， 人必须向历史和社会无限开放， 只有在社会交往的水平上，才能真正实现主体间的沟通和对话。

三、马克思与胡塞尔关注“生活世界”之差异

二者虽然都对当时欧洲的危机感到忧心，试图寻找济世良方。但是马克思的生活世界理论超越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和深远的预见性。

首先，从出发点来看，马克思是从感性的、现实的生活出发来构造思想理论， 是“生活世界”构造了理论、意识；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只不过是意识的相关项，是意识构造了“生活世界”，这是二者在“生活世界”问题上的最根本不同。

其次， 从研究范式来看， 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哲学范式， 而非理论哲学范式。胡塞尔认为在承认现实生活世界的同时， 还应承认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理论的客观存在， 因此， 他的“生活世界”理论是较纯粹的理论哲学。马克思认为， 在现实世界之外， 而无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客观存在， 实践是考量现实生活世界的中介和前提。

最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并没有真正地解决欧洲人的危机， 虽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也考察了人之实存的历史性， 但他没有从社会历史的维度来考察人之生存的“无家可归状态”。相反，马克思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对人的本质的侵害， 造成人的“无家可归状态”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此后他的解放人类的事业，也是从消除人之异化入手的。

参考文献：

[1]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孙周兴，编.三联书店，2003：66.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81.

篇10：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胡塞尔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最后一个大家，也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山鼻祖。一般认为，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是他又是现代非理性哲学的有力影响者。这种双重定位使人们难于理解胡塞尔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哲学。许多人以胡塞尔早期现象学及其影响为据，把他与海德格尔等人划入同一行列，但是，无论从他们自己的声称还是从他们的宗旨来看，两人的哲学有着基本的差异。最能标明这种差异的是胡塞尔坚称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并维护西方理性传统，而海德格尔却极力解构这种传统。因此，我们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区别的理解就不能仅仅根据他们共有的现象学，而必须根据他们现象学之外的观点或对现象学的不同解释来作出。同一现象学被用于不同的追求，因此关键是要看他们追求什么。

胡塞尔从1894年反叛并反对心理主义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企图复兴理性主义的不归之路。不理解他对理性主义的追求，就不可能理解胡塞尔。

理性主义是在多种意义上而言。首先，它可以指要求聪明地、智慧地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并坚定地贯彻自己的理性选择，不为情感、道德和其他价值所动；其次，它可以指要求思想、观点有充足的理由，得到充分的论证，使之站得住脚，而不是胡说八道；再次，它可以指要求思想、行为遵循事情的必然规律和普遍本质，而不受感性偶然性的干扰甚至控制，在此意义上的理性即普遍必然性，也称客观必然性。

胡塞尔的理性主义是上述第三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也是西方主流哲学自古希腊以来追求的理性主义，它标志着西方文明的特征。我们知道，这种理性主义与西方文明一道被许多东方传统主义者和整个后现代主义者所拒斥，而开此先河者，有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但是，没有海德格尔和维持根斯坦的加盟，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拒斥肯定是不深刻的。在海德格尔和维持根斯坦之前，可以说，只有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要求生命冲动和个体欲求冲破理性必然性的控制和压制，获得解放和张扬。这些人表达了一种对西方理性文明传统的强烈反抗，破坏性极强而建设性极弱。而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反理性主义者，倒不如说他们是感性主义者。他们所维护的与其说是生命冲动，不如说是生活素朴性。

胡塞尔阴错阳差地为后现代主义或后理性主义提供了一种现象学方法，可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宗旨却是典型西方理性传统的，与西方理性传统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一致：为人们的生活，进而为生活之上的科学和形而上学，奠定基础。何为基础？胡塞尔坚定不移地认为，普遍必然性的真理和本质是我们生活世界、科学世界和形而上学世界的根基，我们在生活中、科学中、哲学中遵循它们，适用它们，却从来没有反过来寻问它们，而他的工作就是“回到事情本身”，也即回到我们生活及其科学世界的基础。但是，这仅仅是宗旨，现象学的关键是创立了一种朝向这一宗旨的方法，以及运用此方法所作的意识分析工作。理解胡塞尔的困难是理解他的宗旨与他的方法之间的关系，也即追求普遍必然性基础与现象学的关系。他为什么会转向创立现象学，走向意识活动和构造的分析？这与他追求的科学之科学或为所有科学奠基的目标有何关系？

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关键，是理解他对内在性的限定。他把自己的研究范围严格限定在绝对内在（Immanenz, immannent）的领域，而排除一切超越(Transzendenz，transzendent)设定。这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在意识内在性中直接被给予的东西才具有明证性，而超越于意识内在性之外的间接被给予物皆只是假设、推论，不具有明证性，所谓现象学还原，即是返回内在领域，排除超越设定。所谓内在领域即意识领域，它是我们直接面对的事情，而外部事物，虽然我们每天要与之打交道，但却与我们隔了一层，它们根本不能把自身给予我们。因此，胡塞尔认为，只有内在之物才具有不可怀疑的绝对必然性，外部超越之物的存在是令人可疑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搁置起来，中止判断。

胡塞尔认为，回到内在意识领域是把握普遍必然性本质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先验（意识）还原是本质还原的前提，尽管他首先提出本质还原，然后才提出先验还原。先验还原的意旨是防止超越，回到内在。因此，他首先把面向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搁置起来，其次，他把面向生活世界的人自我或经验自我搁置起来，最后，他把整个世界的存在设定搁置起来，这样，我们就获得一个纯粹的先验（transzendental）意识领域。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进行本质还原，就可以获得普遍必然性的本质。

胡塞尔为什么要排除超越设定？他认为这关系到欧洲理性传统的存亡，关系到人类是否会陷入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人类主义从而走向全面危机的大事。胡塞尔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即理性主义的危机或科学（他所说的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对普遍必然性或严格确定性的探索）的危机，归结于一种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盛行，而这与另外一方面，即主观主义、心理主义、人类主义是相通的，它们皆是对绝对确定性真理的怀疑。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即是对偶然性因素、相对性因素的清除，归根到底，是对非理性因素的清除，他把非理性也即非确定的、相对的、主观任意的因素置入括号，以便寻求对所有人、所有时代都绝对有效的东西，无怪乎胡塞尔总是维护西方传统而贬低东方传统，这与黑格尔的行为具有相似性，而与海德格尔正相反。

胡塞尔清楚地意识到他所追求的目标的理想性，因此意识到当人的理性疲惫时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对绝对理性的高扬，在20世纪被证明是人们所不堪重负的。但是，绝对理性主义最遭人们批评的是它被指责的虚幻性，即它所高扬的普遍必然真理其实仍然是某种特殊价值，如西方的价值，把普遍必然性强加给人们实际上是把一套特殊价值强加给人们。这样一种对理性主义的解构恰恰根据于同出一门现象学的海德格尔。为什么胡塞尔现象学所呼唤来的并不是理性主义的再生，而恰恰是理性主义的`进一步衰弱？

胡塞尔所追求的目标始终如一，这就是为任何一门科学奠定基础，为一切实践规范寻求根据。但是，他为此目标所创立的现象学却不断变化。在他前期，现象学仅仅是一种方法，通过它，我们实现眼光的倒转，态度的转变，向事情本身的返回。后期，先验现象学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首先是本体论（存在论），或一门始基科学，它不仅是要向意识领域还回，而且要为其他科学提供一个绝对存在的源始领域。当胡塞尔转向后期的先验现象学时，几乎没有一个他的学生跟随而去，无论是舍勒还是海德格尔，皆停留于他的早期现象学上，把现象学作为方法用于自己的目标追求。胡塞尔虽然维护真理的绝对必然性，但这种绝对必然性又是源于内在中的直观（看），具有浓烈的直觉主义色彩。他从布伦塔诺继承来的意象性学说启发了后人，用以标明人或意识所具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非反思或前反思性密切相关，它对理性具有潜在的颠覆性。而他对内在意识时间流的描述本是用于说明变中之不变的本质的存在，可是它完全可以用于摒除绝对本质的存在而仅仅保留纯粹流变本身，因为，本质直观毕竟与体验流本身在直接性上尚有程度上的差别。这一切都为胡塞尔哲学自身的被颠覆制造了可能。

当海德格尔把现象学内在之“看”转向超越之“问”时，现象学所蕴含的颠覆性便实现出来，它所达到的恰恰是绝对理性的死亡。海德格尔哲学的要义是：我们并不是首先面对现象（事情本身），然后超越，而是我们始终已经在现象（事情本身）之中，现象即是超越本身，而非超越之前的内在意识主体。我们已经、并始终、且不得不处于超越之中，根本不存在超越之前的一个内在领域，一个孤立的自我，一个最初无世界的主体。这样，海德格尔就根本否定了还原的向内方向，他自己的还原法不是要还原到超越前的意识始源上，而是还原到超越本身，也即“此在”的生存结构上。所要朝向的事情本身（现象）就不是意识领域，而是生活领域，确切地说，是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领域。胡塞尔把意识自身作为“反思”考察的对象，其目光不是向外朝向对象，而是向内朝向自我，尽管这个自我总是向外关于某对象的。反思，不发生在生活中，而是发生于哲学中，或者说，发生于生活之后或之上的理论过程中。与之对立，海德格尔现象学却是非反思甚至反反思的，他反对把“此在”之生存作为反思的对象，“此在”之生存根本不是对象，我们对其分析也根本不是理论的反思。那么，我们如何进入“此在”之在中呢？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对“此在”之在的把握不是反思而是领悟、解释或logos，领悟、解释或logos本身也是生活过程，是发生在生存层次上的活动，而非发生在理论层次上的活动，它不同于反思，任何对生存（生活）的理论反思都破坏了其原本性，使其成为另一物而非事情本身。海德格尔否认“此在”之在具有某种确定性本质，我们所要把握的不是它的“什么”，而是它的超越结构、超越过程。现象不是对象，存在本身并不存在，显现者本身并不显现，因为存在总不是自身，总是超出自身，我们越是把握它，它就越是远离我们，归隐而去。因此，所需要的不是反思的直观描述，而是以前反思理解为基础的解释。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立的实质是，在胡塞尔看来，经过先验还原，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纯化了的，超然于一切立场、角度或偏见的先验主体，这一主体不以肉身为基础，也不以任何具体历史、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不受它们的任何干扰和影响，自身给自身设定本质，构造规律，发出理性命令。这与康德关于“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向人发出行为命令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样极端理想的理性主义不被海德格尔接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他看来，“此在”不可能摆脱它所处于其中的世界性，“此在”注定与它的世间存在纠缠不清，这是“此在”的“被抛”命运。“此在”在世界中存在，它沉沦于其中，但又本真而在；它烦他人之所烦，却归根到底为自身而烦；它逃避于世中，却又被迫回到自身，去自己作出生活谋划。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和世界构成既不可分离又紧张对峙的状态。海德格尔的“此在”与胡塞尔的“先验主体”相比，缺少欢乐和真正的自由，“此在”总是处于烦心于人、烦忙于世中，但又被迫自己独自承担生活责任，在世界中本真自我地向死而在。诸如此类的近乎矛盾的描述使“此在”在自我与世界的紧张状态中疲惫不堪。“此在”力图摆脱世界回到本真自己，而又无力摆脱世界因而沉沦于世，这就是“此在在世”的生活写照。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点是“此在”与世界同为一体，主客不分，而胡塞尔哲学的基点却是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对立，主与客的首先区分。胡塞尔所追求的是一个先验领域，而非先于主客之分的或非主非客的领域，这个先验领域在他看来就是纯粹意识领域，它与超越性或世界相对立，通过对后者的意向性构造而达到它们的同一。他恰恰是要在主客对立的基点上来讨论它们的同一关系，这样的同一是主体对客体构造的同一，而非海德格尔那样主体与客体沾沾乎乎而又紧张对峙的同一。

显然，海德格尔的描述更符合现实，它们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况。但是，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仅仅是理想世界的一些相对的、偶然的实例，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它们应在先验还原中被搁置起来，不发生作用，失去效力。这样，才能廓出一个绝对的、超时空的、普遍必然的可能性领域，而现实生活领域发生的事情只有以此领域为理想、为追求，才具有合理性。胡塞尔哲学与20世纪盛行的人文关怀、文化关怀截然有别，他并没有参与到为大写的人而伸张的行列中，他关心的始终是理性的盛衰而非人类生活的状况。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不关心人的命运，他恰恰是要为人类生活提供非相对主义、非主观有效、非偶然性的依据，以便使人们可能过上一种合乎理性的生活，即一种可以得到合理辩护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胡塞尔是一个理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