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冠服制度的形成

汉代冠服制度的形成（共6篇）

篇1：汉代冠服制度的形成

汉代冠服制度的形成

一、冠

汉代的冠是区分等级地位的基本标志之一，主要有冕冠、长冠、委貌冠、爵弁、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术士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等16种以上，这些冠的形式，只能从汉代美术遗作中去探寻。

冕冠，是皇帝、公侯、卿大夫的祭服。冕长一尺二寸(合27.96厘米，汉尺一尺合0.233米)，宽七寸(合16.31厘米)，前圆后方，冕冠外面涂黑色，内用红绿二色。皇帝冕冠十二旒，系白玉珠，三公诸侯七旒，系青玉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各以绶采色为组缨，旁垂W纩。戴冕冠时穿冕服，与蔽膝、佩绶各按等级配套。用织成料制作，由陈留襄邑的服官监管生产。

长冠，汉高祖刘邦先前戴之，用竹皮编制，故称刘氏冠，后定为公乘以上官员的祭服，又称斋冠，形式与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木俑所戴鹊尾冠相似。配黑色绛缘领袖的衣服，绛色裤袜。

委貌冠，长七寸，高四寸，上小下大，形如复杯，以皂色绢制之，与玄端素裳相配。公卿诸侯、大夫于辟雍行大射礼时所服。执事者戴白鹿皮所做的皮弁，形式相同，是夏之毋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的发展。

爵弁，广八寸，长一尺六寸，前小后大，上用雀头色之缯为之。与玄端素裳相配。祀天地五郊，明堂云翘乐舞人所服。爵弁也是周代爵弁的.发展。

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筒为述。百官月正朝贺时，天子戴之。山述就是在颜题上加饰一块山坡形金板，金板上饰浮雕蝉纹。

远游冠，制如通天冠，有展筒横于前而无山述。诸王所戴，有五时服备为常用，即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西汉时为四时服，春青、夏赤、秋黄、冬皂。

高山冠，又称侧注冠，直竖无山述，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原为齐王冠，秦灭齐，以之赐近臣谒者。

进贤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梁即冠上的竖脊)，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博士以下一梁。为文儒之冠。

法冠，又称獬(xie音械)豸(Zhi音质)冠，獬豸一角，能别曲直，故以其形为冠，执法者所戴。楚王曾获此兽，制成此冠，秦灭楚后赐执法近臣，汉沿用为御史常服。

武冠，又称武弁大冠，诸武官所戴，中常侍加黄金附蝉为纹，后饰貂尾，谓之赵惠文冠，秦灭赵以之赐近臣，金取刚强，百炼不耗，蝉居高饮清，口在掖下，貂内到悍而外柔缛，汉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黄貂。

《续汉书・舆服志》武官在外及近卫武官戴i冠，在冠上加双i尾竖左右，“i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i是一种黑色的小型猛禽。亚细亚北方“斯克泰人”帽以及“高句丽人”的折凤冠，形状像弁，均插羽为饰。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形似缕鹿，下轮-大，上轮小，好像汉代盛丝的缕簏。又名鹬冠，可能以鹬羽为饰。祀天地五郊，明堂乐乐舞人所戴。

方山冠，亦称巧士冠，近似进贤冠和高山冠，用五彩e为之，不常服，惟郊天时从人及卤簿(仪仗)中用之。概为御用舞乐人所戴。

术士冠，汉制前圆，吴制差池四重，与《三礼图》所载相合。是司天官所戴，但东汉已不施用。

却非冠，制如长冠而下促，俗称鹊尾冠。宫殿门吏、仆射所冠。

却敌冠，前高一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制如进贤冠，卫士所戴。

樊哙冠，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马殿门卫所戴。此冠取义鸿门宴时，樊哙闻项羽欲杀刘邦，忙裂破衣裳裹住手中的盾牌戴于头上，闯入军门立于刘邦身旁以保护刘邦，后创制此种冠式以名之，赐殿门卫士所戴。

二、组绶

在袍服外要佩挂组绶，组是官印上的绦带，绶是用彩丝织成的长条形饰物，盖住装印的Q囊或系于腹前及腰侧，故称印绶。以绶的颜色标示身份的高低。帝皇黄赤绶四彩，黄赤绀缥，长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同。诸侯王赤绶四彩。赤黄缥绀，长二丈一尺，三百首。长公主，天子贵人同。公侯将军金印紫绶二彩。紫白，长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九卿银印青绶三彩，青白红，长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千、六百石铜印墨绶三彩。四、三、二百石铜印黄绶。自青绶以上有三尺二寸长的Q与绶同彩，而首半之，用以佩Q。紫绶以上可加玉环和~(~是有舌的固定带子用的环状物)。这里的首是经丝密度的单位，单根丝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绶广六寸，首多者丝细密，首少者粗。佩Q就是结绶于Q，意即在佩玉的带纽上结彩组，与绶相连。平时官员随身携带官印，装于腰间的Q囊中，将绶带垂于外边，绶带一端打双结，一端垂于身后。商周绶带的前面挂下广二尺、上广一尺、长三尺，其颈五寸的，春秋战国时废去佩，改为系Q，以方便行动。

三、男服服饰：

礼服：汉朝的祭祀礼服，承袭了秦代的废除「六冕」，以一种冕服为祭天地明堂之礼服的办法。

冕冠服：为最尊贵的祭祀礼服，是天子及三公诸侯、卿大夫祭天地明堂之时穿着。

长冠服：为夫子和执事百官，用在祭宗庙及各种小祀，如五岳、四渎、山川、社稷等典礼穿者。

委貌冠服：相当于周代的冠弁服。为公卿诸侯大夫行大射礼于辟雍的时候穿着。

皮弁冠服：此种冠服为大射礼时，执事者穿着，衣裳为缁麻-衣，皂领袖、素裳。

朝服：自秦开始以袍作为朝服，汉代从皇帝至贱更小吏亦以袍作为朝服，也是主要常服。亦即是深衣制的袍服，不过因不同身份的人戴的冠不同而有不同之名称。汉代的朝服，服色是随着五时色，即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朝服均是衬以告缘领袖的中衣。

四、女服服饰：

庙服：相当于周代的B衣，是女子礼服中，地位最尊贵的一种。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入庙服，皇后之谒庙服，其服色是皂下。

蚕服：相当于周代约鞠衣。每年三月，皇后帅领公卿诸侯夫人亲蚕礼时穿着。

朝服：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

篇2：汉代冠服制度的形成

简介编辑

中国最早的服饰制度。根据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分析 ，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了周代逐步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西周的社会生产力比商代有了长足的进步，等级制度逐步确立，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冠服制度，表现在贵贱有等、衣服有别。王室公卿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的形式、颜色和图案。祭祀有吉服，朝拜有朝服，丧葬有凶服，根据地位高低，在服饰的装饰纹样和颜色上也各不相同。周王朝还设有司服一职，掌管王室服饰。冠服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服饰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儒学，则把恪守祖先成法作为忠孝之本，强调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作为大礼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

唐高祖李渊(公元6至63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天子的14种服装为大裘冕、衮冕、冕、毳冕、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牵皇太子的六种服装有衮冕、远游冠、公服、乌纱帽、弁服、平巾帻。群臣的22种服装有衮冕、冕、毳冕、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进贤冠、远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侧注冠)、委貌冠(与皮弁同制)、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婚服;皇后的三种服装有衣、鞠衣、钿钗f衣;皇太子妃的三种服装有翟、鞠衣、钿钗礼衣。命妇的六种服装有翟衣、钿钗礼衣、礼衣、公服、半袖裙襦、花钗礼衣。

以上各类服装的配套方式和服用者对象及服用场合，《唐书・车服志》都有详细说明。凡是从祭的祭服和参加重大政事活动的朝服(又称具服)、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而形式上比隋朝更富丽华美。一般场合所穿的公服(又称从省服)和平时燕居的生活服装常服(又称燕服)，则吸收了南北朝以来在华夏地区已经流行的胡服、特别是西北鲜卑民族服装以及中亚地区国家服装的某些成分，使之与华夏传统服装相结合，创制了具有唐代特色的服装新形式。其中像缺胯袍、半臂、大口裤等都是例子。缺胯袍就是直裾，左右开衩式的长袍，它可以和幞头、革带、长靴配套，成为唐代男子的主要服装形式。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座、袖口、衣裾边缘加贴边，衣服前后身都是直裁的，在前后襟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腰部用革带紧束，衣袖分直袖式和宽袖式两种。

唐代冠服制度在武德令推行之后，也在不断修改完善，它上承周汉传统，从服装配套、服装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系列，对后世冠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唐以前，黄色上下可以通服，例如隋朝士卒服黄。唐代认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日是帝皇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赭黄)除帝皇外，臣民不得僭用。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的色彩。唐高宗李治(公元650年至683年)初时，流外官和庶人可以穿一般的黄(如色光偏冷的柠檬黄等)，至唐高宗中期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恐黄色与赭黄相混，官民一律禁止穿黄。从此黄色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形成编辑

中国历史上的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时期。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时期，也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朝呱呱坠地了，二百年后商王迁都于殷，故称为殷商。商代是文明史的重要阶段，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金文里的衣字为交领右衽的上衣形象。

商代贵族的服饰颇为考究。从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玉人中，有一个头戴卷筒式巾帽，身穿华丽服装的男子。他身穿布满方形花纹的交领衣服，腰里系着一条宽带子，带子上端压着衣领的下部，衣长过膝，下身着裳，脚上穿一双翘尖鞋，这很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形象。 从出土的玉人、石人造型中可以断定：上衣下裳是商代主要的服饰形制。

大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建立了西周。西周、东周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是政治、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也是列国兼并战争迭起的时期。在战争的苦难中，诞生了一个统一的中国。从养士中发展了灿烂的文化。冠服制度和服饰形制就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

这个时期的服饰形制大体有上衣下裳和深衣两种。上衣下裳制是承袭商以来的形制，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上衣下裳连成一体的“深衣”。

春秋战国出土的文物多为曲裾深衣，尤其是楚地的文物更多地展示了绕襟曲裾深衣，面料、图案都有着浓郁的楚文化的风格。

周朝人们的穿着已经相当绚丽多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许多关于服装的精彩描述。什么“七月鸣鸡，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啦，“锦衣狐裘，颜如渥丹，敞衣绣裳，佩玉将将”啦，“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啦等等，可以看出当时不仅有了多彩的丝麻织品，而且有了名贵的裘皮衣裳。

在一定的圈子里，还流行着佩玉的习俗。

服装既有御寒的社会功能，也是阶级身份的标志。进入阶级社会后，中国的服饰同社会的.经济基储政治制度、思想意识、风尚习俗及审美观念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

中国的冠服制度，大约在夏商时期萌芽，到周朝便花繁叶茂。从河南安阳侯家庄的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在夏商时期，冠服制度已经成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分别等级尊卑的工具。

西周服饰沿着商代服饰沿革下来，周朝的根据地是渭水流域。西周有八千多种青铜器，为西周的甲胃提供了取之不劲用之不竭的源泉。

按照《周礼》规定，举行祭祀大典时，帝王和百官都必须身着冕服。衣服的具体式样因穿戴者身份的高低贵贱而异。这个时期的服装主要是上衣下裳制。上衣大多为小袖，长到膝盖，腰间用绛带束起来。

在儒家经讯十三经》里，大量提到典礼上的服装。

西周的贵族有一套冠，古代的冠不是指帽子，而是发髻上的一种装饰品。冠的两边是透空的，冠是礼的象征。冠是用麻布制做的，多少升的麻做的冠也标志着身份的高低。

西周的贵族和今天的现代人在礼仪上有天壤之别。在检阅等重要场合，人们要脱鞋、脱袜，以示尊贵。

从孔子之子孔鲤趋庭之训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份低的人走路要趋，趋就是快，所谓入朝得趋就是说臣民在天子面前要快快地走路。

那时候，大夫以上的人要戴玉佩。周天子为了表现身份高，就用玉佩节步。也就是说在身上戴上玉佩，走快了玉佩就叮咚作响，用以节制步伐。

有趣的是：在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这些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河流域地区人们的服饰崇尚宽松。这些古文明中心地区当时是没有裤子的，只有一种“T”，也就是古书上记载的缠T，古希腊则连T都没有。

孔子穿着逢掖之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蝙蝠衫。

战国时期，服饰花坛上出现了“深衣”和“胡服”两朵奇葩。所谓深衣就是将上衣和下裳缝合在一起的衣服，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连衣裙的味道。所谓胡服，就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一般是由短衣、长裤和靴子组成，比较紧身，便于骑马打猎。胡服作为戎装在中原地区盛行，是赵武灵王大力提倡才被赵国臣民认可的，这是北方文化向中原文化的一次大渗透、大冲撞。

篇3：汉代冠服制度的形成

关键词：冠服,等级制度,覆布精粗,材质变化

冠服是中国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之对应的冠服制度也是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冠服主要有“冠”和“服”两部分,冠之中最为尊贵的莫过于冕,在我国古代的祭祀典礼中,冕冠是帝王、诸侯及卿大夫最贵重的礼冠。古代的冕版的制作中间用木版制成,上面用30升玄布衣覆盖。疏云“:治麻、丝为布帛,谓五帝时。”经考古研究中发现,在距离现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就已经发明了用纺轮捻线,用简单的织布机织麻布。后来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纺织技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纺捻水平大大提高。在我国古代,麻和葛是两种主要的织布纤维。《说文》中提到“:布,织也。”《礼书》中也有记载“:古者五冕,皆麻。”由此可见,麻在冠服中的应用。

一、中国古代服饰发展中冠服等级制度观念的体现

服饰是人类艺术创造的产物,它本身就具有等级性质,这种等级性质在等级观念的影响下更加突出,并在几千年的服饰发展演化过程中不断地得以强化与完善,逐渐开始成为着装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先秦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在《富国》中提出“: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冠服等级制度是与传统宗法伦理制度相适应的章服制度,王室公卿根据爵位的高低以及季节时令的不同,冠服的形式、色彩、材质等也有所不同。冕冠和礼服是冠服的两个组成部分。在《周礼·春宫》中也有关于冠服制度的确切记载,由此可见,早在周代冠服制度就已经比较完善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了“服周之冕”,从这个时期开始冠服制度被纳入礼治,并在随后的各个时代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二、中国冠服等级制度的形成及发展

1.周代。在周代,冕、弁是冠的两种形制,其中冕是在冠上面增加一块木板,并在木板的前面和后面都附以用玉珠穿成的垂旒,垂旒的数目根据着装者种类用途的不同以及等级的差别而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地位最尊贵的天子所佩戴的衮冕是用十二个旒制成的,而等级最低的大夫玄冕则只有两个旒。这种类型的冕在后世的发展中一直在正式的礼服中得以沿用,到清末之后才取消。弁也是冠的一种形制,它仅次于冕,形状像覆盖的杯子一样,上至天子,下至士兵都必须要佩戴,主要用于一般性的正式场合,根据其着装者地位和身份的不同可以分为爵弁、皮弁、韦弁这三种类型。古代的人着冠,非常重视与衣服是否搭配,冠与服装是相互搭配的,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往往将冠服连称。

2.汉代。在汉代,其冠式都具有前高、后低的特点,倾斜向前形,根据其佩戴者身份的不同而分为进贤冠和武弁大冠这两种。其中进贤冠主要是由文官佩戴的,它主要是根据冠上加横梁的多少来对身份的高低进行区分。武弁大冠主要是由武官佩戴的,它主要是采用漆纱制作而成,上面再用貂的尾巴或鹖的尾巴作为装饰,冠的内部都要附以衬帻。另外,汉代的冠与帻之间的搭配不是无章法的,而是有一定的规矩。例如,文官的进贤冠必须要配备介帻,而武官的武弁则必须要配备手上帻。汉代的朝服是冠服,着装者都是头上戴冠,身上穿深衣,脚下穿鞋履。官员的等级则主要通过冠形、冠梁的多少以及佩绶来进行区分[1]。汉代的冠服制度在之前的制度基础上有一定的变化,它作为朝服的主要形式一直持续到明代,对后世的冠服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3.魏晋南北朝。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虽然在冠服上仍然沿袭了汉代的冠服制度,但是在戴冠帽方面的习惯却发生了变化,帻不再成为人们的冠帽,而是开始流行巾。最初的时候人们用巾的两个角向后裹着头,后来,逐渐将巾裁剪成一个四方块,两个巾的角向前跟髻系在一起,两个中角向后与下垂系在一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幞头。这种冠的方式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流行,而与此同时,辽、金、元的礼服和公服一方面沿袭汉族旧制,另一方面也充分保留了民族特有的服制风格。后来明代官服中的乌纱帽也是从幞头发展和演变而来的,乌纱帽的形制特点主要表现为前面较低,后面较高,帽子的两旁还分别插了一个羽毛,通体都呈圆形。

4.清代。到了清代,明代的冠服制度被废除,皇帝和官员根据季节的不同而佩戴不同的冠,夏天戴敞沿的凉帽,冬天戴折沿的暖帽。一般帽子上的配饰用以体现官员的功勋和地位,例如帽子上面缀有朱纬,帽子的顶端饰有顶珠的表示这位官员是有功勋之臣;有时候皇帝还会用孔雀毛做的花翎来赏赐官员,使其佩戴在帽子上并垂向后方。帝王服装和官服都具有本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头戴凉帽或暖帽,身穿圆领的袍子,脖子上挂着朝珠,同时还要使用补子。根据穿着场合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常服和礼服两大类,其中常服主要用于一般性的正式场合,为了显示尊卑等级,根据官员身份、官品的不同其服饰都具有一定的区别;礼服又可以分为朝服、祭服等,其中朝服主要用于大典礼,而祭服则专用于祭祀,其服饰也与官员的官品和身份有关系。清代官服的等级区别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一是朝珠的质料不同。二是袍上蟒纹的不同。一般来说,官阶高于三品的其袍子上绣的是九蟒,官阶在四品到六品之间的其袍子上绣的是八蟒,官阶在七品到九品之间的其袍子上绣的是五蟒。三是腰带的不同。四是冠帽上所饰顶珠的色彩、质料不同。另外,袍子外面的褂子也有区分,一般来说,都使用宁绸、石青玄青缎子、纱等作外褂,如果是皇上赏赐的,也可用黄马褂做外褂。另外,清代官帽上的花翎也是有一定的规定的,一般只有王府护卫、皇帝近侍、禁卫京城内外的武职营官还有有爵位的官员才有资格佩戴,其他人则必须是皇上赏赐或者是有很大的军功才能够佩戴。根据地位和身份的不同,翎数也不同,一般为一翎到三翎不等[2]。

三、从覆布精粗来分析我国冠服等级制度

在《名义考》中有记载“:古者,布称升。盖精粗之名。”[3]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古代,古人是用升来作为计量单位测量布的。在元代著作《周官集传》中,其作者毛应龙曾从布的宽度来描述古代布帛织造精粗。我国在古代就明确规定了布幅宽度、布缕升数(精粗)。这从《礼记·王制》中的相关记载就可以看出“: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鬻)于市。”[4]这句话的意思是布帛的升数数量不够,布幅宽度也没有达到要求的布不能在市场上出售。在后来的发展中,一些朝代还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这种布幅出售制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对于违法乱纪的商人则给予严厉的制裁。例如在《唐律·杂律》中明确指出,在各种物品的制造中以及用绢布制作的物品,如果有卖者用不满足标准的进行交易的,要对其判以六十杖刑[5]。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布帛精粗的升数规定是真实存在的。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周代的冠服制度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从精神方面和政治伦理秩序这两个方面着手,制定了一套新的等级制度,冠服的等级主要通过款式、图案、色彩以及面料等进行判断。另外,在中国古代,根据不同的服用场合,需要选用不同升数的布。例如,在《礼记·间传》中曾记载有布匹的奖罚制度[7]。五服之中的麻布孝衣,不仅可以从布缕粗细来区分,同时还可以从升数来区别。一般来说,升数越少,布缕越粗,就代表着丧服愈重,等级越高,着装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属关系越密切。

四、从材质变化来分析我国冠服等级制度

在先秦时期,我国的衣着质料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毛织品,一类是麻织品,还有一类是丝织品。其中毛织品主要是用动物如羊羔、兔子、骆驼等的毛制作而成的,在边疆游牧民族中应用的比较多;麻织品在古代也被称为布,其主要原料是麻、苎、葛等草本植物茎皮纤维,在古代一般民众穿着中使用的比较多;丝织品是用蚕丝织成的,根据其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以分为绫、罗、锦、缎、绢、绮等几种类型,这种质料在上层社会分布的比较多,主要用于高档衣着的制作[8]。在近年来的考古研究中发现,葛、麻织物在母系社会的繁荣时期就得到了广泛应用[9]。纺织品实物大多都是由天然有机材料制作而成,因此其比较容易发生腐朽和损毁,是一种非常难保存的织品。在战国时期,由于细麻布的价格太贵,人们开始使用丝绸来做帽子,这主要是因为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细麻布比丝更难生产。从西汉马王堆出土的纺织品来看,442号香囊缘饰绢帛的厘米经密可达164根,可见当时丝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篇4：汉代服饰文化的历史特征及其形成

一、经济强盛基础充分,等级森严文化厚重

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汉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丝绸之路”这一条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商道的繁荣。在“丝绸之路”辐射下,至东汉初年,中原一带的商品货物往来十分频繁。与之相伴随的是,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日益深入,直接造成了汉代整个社会风尚的不断变化。其中,服饰文化的变化发展在人们的强烈审美要求下自然发生,其整体水平也不断提高。如今,人们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挖掘出土的丝织品就生动再现了汉代服饰的多种历史特征,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社会经济的强盛。服饰文化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基础,应该说,汉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条件对于汉代服饰文化的历史发展而言是充分的。

除了经济基础,汉代服饰文化历史特征的形成还离不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当时,拥有不同社会地位或官阶等级的人,其服饰穿戴都有严格的要求和区分。例如服饰上的龙凤图案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而在服饰的色彩方面,西汉初年,由于百废待兴,国力尚有不足,且帝王将相大多出身草芥,所以服饰颜色多以黑色为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等级制度在服饰上就没有反映。因为,源自秦代的十二章纹样在西汉初年的服饰图案中仍然得到了沿用,这些不同的纹样作为统治阶级地位和权力象征,其政治色彩与秦代相比有增无减。为了及时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负责服饰制造的手工业者们在设计图案时十分注意不同图案的政治意味以及不同地位的人的审美艺术价值。正是由于在图案设计和选择上融入了政治的考量,汉代服饰文化整体才突出了凝重、深沉的历史特征。

按照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服饰是一种文化责任,也是一种思想形象”[2]66,那么服饰就具有物质与文化的双重属性。的确,服饰文化表现了不同时代、社会、民族的历史风貌,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审美价值、科技实力和物质文明。所以,汉代服饰除了具有蔽体御寒的物质意义之外,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汉代服饰对于自然和谐之美与凝重浑然之美是比较有偏重的,这一历史特征及其形成与汉代的思想文化关系密切。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观点,也是中国古代各种社会文化现象最深远的本源之一,而汉代服饰文化就是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引下以宽大、凝重、飘逸为基本风格的。这种服饰设计风格对于人体曲线进行了刻意弱化,从而突出“天道自然”的地位和意义,与西方古代服饰文化突出人体曲线的思想文化价值取向截然相反。从局部或细节而言,汉代服饰同样也深深刻印着时代文化的印记。例如汉代服饰的纹饰搭配就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精髓与人文精神。其中,以吉祥图案为主的服饰纹样就寓意着完美、顺势、福气等。时至今日,这种自汉代流传下来的服饰纹样仍然代表着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

二、唯美华丽阔达豪放,浪漫浑朴寄情于物

西汉在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复苏之后,国力日益强盛,其服饰也日益华丽。仍然以马王堆汉墓出土服饰为例,很多服饰图案极尽细致之工,有的还纹绣了浮雕和文字,足见汉代服饰制造技艺的精湛和对华丽的无比追求。服饰的面料以丝质为主,而且色彩比较丰富,服饰的表现力极强。在这些面料上,绣工采用精巧多样的刺绣针法,刺绣图案精美绚丽。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服饰充分表明墓主人在汉代时的生活有多么奢华、庄重和大气,堪称汉代服饰文化唯美华丽历史特征的典型代表。除了已出土的墓葬实物,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在字里行间也透射出这种特征。根据《汉赋》记载,汉代帝王将相门第之中,人们所穿服饰尽管类型多种多样,但外在表现皆以唯美华丽为主,彰显了汉代服饰文化的繁华。在《七发》中,辞赋家梅枚乘说,“垂髾杂裾,心与目窕”[3]51,短短八个字描绘出了汉代后宫嫔妃们所着华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

汉代服饰文化在不断发展进步的纺织技术支撑下,其造型凸显阔达积极、大气豪放之风。这种风格以服饰思维的浪漫恣意、服饰形式的饱满充实、服饰内涵的奔放生动、服饰题材的无所不包,充分展现了汉代服饰制造者飞扬激情的精神动力与开放活力。例如襦裙和袍服,形制颇为大气,无论穿在什么人身上都顿时让人产生翩翩联想和鲜活的生命力。根据汉代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民谣所唱,“一尺高髻,半额广眉,匹帛全大袖”,形象生动地将汉代女性豪放夸张的服饰及打扮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服饰阔达豪放的历史特征不仅仅体现于服饰本身,还体现于服饰內修的作用。也就是说,汉代人选择适合自己的服饰,所根据的往往是自己内心的审美体验,并希望通过服饰将自己内在的体态与气韵之美映衬出来。例如汉画《建鼓舞》中所画的女子翩翩起舞,女子所着服饰袖长、襟宽。宽大的服饰与女子蛮细的腰肢对比强烈,但也正是服饰的宽大飘逸恰如其分地将女子跳舞时的轻盈潇洒与端庄娴静充分衬托而出,尽显人物之里与服饰之表的统一和谐。由此可见,汉代服饰文化已经融入了极高的审美情趣,汉代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如何能将外在的服饰与内在的气质融为一体,以同时彰显人的外在与内在美。

汉代服饰文化的历史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受秦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比较大。马王堆汉墓中的汉代服饰就显示出了浓郁的荆楚文化元素。例如出土的身形修长的女侍俑,她们衣着极其华丽,服饰上的纹样甚至都有镶边的纹锦。作为侍婢,穿着都如此奢华,据推断可能是马王堆汉墓主人生前形影不离、随时听候差遣的贴身侍婢。一起出土的还有歌俑、舞俑,她们要么眉清目秀、身穿长袍席地而坐,要么身体前倾、身穿短褂长裙轻盈地翩翩起舞。这些歌俑、舞俑身上所穿的服饰每一个都显得那么幽远玄奥,以至浪漫之情怦然而出。除此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土了不少汉代的帛画,画中服饰同样具有奇幻、迷离,色彩绚烂的荆楚文化特色[4]43。荆楚文化主要源于浪漫的神话或巫术观念,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浪漫的世界,其间充满着奇禽异兽和神秘象征符号。以艺术的角度来审视这些文化元素,它们与汉代服饰文化的融合使后者无论在装饰纹样还是在造型艺术上都风范尽显,颇具对称性、填补性等平面化和装饰化的特点。

至于寄情于物的历史特征,汉代服饰的表现主要在于设计图案上。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历来讲究以图案传情,汉代亦是如此。而汉代服饰文化这一历史特征的重点在于物质与精神的两个不同层面,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纹样内涵。

三、服饰式样宽大简洁,制造技艺精湛无比

汉代服饰的式样主要有直裾与曲裾两种。曲裾是从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发展而来,汉代时虽然也有人穿着深衣,但已不多见。直裾衣型是汉代的流行服饰,其领口处的开襟一直向下斜至腋窝的式样,为汉代人普遍接受。汉代基本服饰式样就是直裾。这种服饰又宽又长,汉代百姓和官员穿着都以直裾作为基本款式。服饰面料和颜色等细节处的差异体现出穿着人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平民百姓穿着的直裾颜色只局限于麻布原色,不带任何装饰性颜色。带有花纹图案等装饰物的直裾只有皇亲贵族和朝廷官员才能够穿着。普通官员的服饰被称为祗服,意指单层的外套,外套里面穿着中衣或深衣。汉代宫廷祭祀的时候,男子的衣着为冕服,并佩戴绶或者玉等饰物。祭祀时从宫中最高地位女眷到一般女性都穿着以深衣式样为主的朝见服、亲蚕服、婚礼服和谒庙服等服饰。

染色、图案和面料也是分辨汉代服饰的主要元素。根据考古工作挖掘出来的汉服实物可以看出,汉代的服饰面料主要分为绢、绮、方孔纱和罗等。绢指一种素织物,以平纹为主要纹路,轻细的绢被叫作素或是缟。绮指的是花纹,由单层的地纹与平纹组成,按照一下三上的方法织出双层花纹。出土的汉代服饰花纹有杯文绮和鸟文绮等。方孔纱是像纱又不是纱的一种织物,它质地轻薄,常见的纹路为平纹。罗是由四经相互绞织形成,这种纹路很难用人工完成,需要提花机织与绞综共同作用才能成型,大多用作棉袍和夹袍等厚实面料。这些服饰的面料制作出来之后要经过染色的工艺进行再加工[5]169。汉代服饰的染色工艺传承了周代染色技巧,染色过程中使用的主要原料为天然矿物及植物颜料,媒介剂多为绿矾、白矾、绛矾、石灰、黄矾、皂矾等。由于矿物颜料比植物颜料容易提取,因此在染色过程中,矿物颜料如丹砂、铅丹、空青、石黄、赭石、粉锡等是较为常用的颜料。给服饰上图案是在染色工序完成后进行。汉代用在服饰上的图案包括植物、几何纹、动物和汉体铭纹等。其中汉体铭纹包括长乐明光、昌乐太平、名望四海、延年益寿等。植物图案包括莲花纹、卷草纹、茱萸纹等。动物图案包括鸟纹、龙纹、麒麟、兽纹等。几何图形纹饰包括卷云纹、谷纹、蒲纹和涡纹等。

参考文献

[1]孙云飞.历朝历代服饰[M].北京:化学化工出版社,2010.

[2]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陈娟娟.中国服装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赵超.中国古代服饰文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篇5：浅析汉代选官制度的演变

汉代的选官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形成定制, 选官方式呈现多样性的特征, 即有多种选拔官员的途径。概括起来, 汉初选官方式可以分为:察举制与征召制, 封建贵族、军功贵族垄断制, 任子制, 资选制。通俗来说, 就是选贤、选贵、选亲、选财四种方式, 并且四种方式相互之间缺乏内在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三种选官方式的弊端日益暴露。“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 又以高资, 未必贤也。是以廉耻贸乱, 贤不能混淆, 未得其真。”更重要的是, 在后三种选官方式下, 社会上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被埋没, 政府的高级官员文化素质也得不到提高, 这些都不利于政治的发展。

汉武帝以后, 选官制度趋于定型。汉武帝元朔五年 (公元前124) 取消了贵族世袭制。任子制、资选制虽然仍然存在, 但在整个选官制度中影响越来越小。察举制与太学制成为汉代的基本选官制度。

察举制, 又可称为选举制, 汉初虽已出现, 但刚开始影响不大。选举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 无定期选举。每当国家有重大事件, 如新帝即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 政府会下诏到各郡国, 要求推荐“贤良方正, 能直言极谏之士”到中央, 此即举贤良。汉代名臣晁错、董仲舒即通过这一方式走上政治舞台。第二种, 特殊选举。即选拔一些特殊人才, 如通晓“外语”、能出使西域的人才, 擅长治水的人才, 等等。第三种, 定期选举。这才是我们教材中所说的“选孝廉”, 即政府规定各个郡国每年必须举荐1~2个孝子廉吏到中央。这一方式的出现, 也是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有的, “武帝元光元年, 处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

东汉和帝年间, 察举制演变为按照户口比例分配名额。二十万人口举荐一名孝廉, 四十万两名……上到一百二十万六名。后随着举荐的孝子廉吏的人数日益增多, 无定期选举与特殊选举反而被逐渐搁置, 选孝廉成为汉代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这时候, 孝廉变成了一个参政的标准, 反而失去了原先重德行以奖励风俗的本意。并且, 中央在察举之上又增加了一次考试。汉顺帝阳嘉元年 (132) , 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 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 同时规定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 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由此, 察举一途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 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这就具备了隋、唐以下科举制的基本形式。

汉武帝后, 在察举制之外, 太学取士也是基本的选官方式之一。太学, 武帝时创办的中央教育机构, 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 太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学成之后会对太学生进行考核, 根据考核成绩将学生分成几等 (科) :甲科为“郎”, 这部分人会进入皇宫充当侍卫, 先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 遇到政府需要人才的时候, 就从里面选拔人才;乙科为“吏”, 他们会回到家乡的地方政府任吏职;再差等级的人就弃之不用了。汉武帝后, 太学成为培养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机构。与汉初诸选官制度互不关联不同, 太学取士与察举制密切相关, 在具体实践中, 逐渐形成在太学生考核中被下放到地方政府的那部分人, 在地方任职几年后, 再被地方政府作为孝廉举荐到中央。这样, 就形成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结合的系统完备的选官体系。

另外, 中国社会历来不乏家学渊源、自学成才的人, 以及一些虽进入太学, 但却不以进入仕途为目标的人。朝廷为了避免遗失这部分人才, 还设立征召制, 征召那些有一定才能、在民间声望极高, 但又不肯出仕的社会贤者、隐居高士、学者名流。并且, 汉代的人们“尤以辟召为荣”。征辟制度的实行,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太学取士与察举制的不足。

从上面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 定型后两汉的选官制度可以说以选贤与能为目标, 务求调动社会各方面的人才进入朝廷, 是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选官体系。这样的选官制度, 一方面, 使平民百姓以及下层官员有机会进入中央政府, 奖励了人才, 鼓励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 使全国各郡县都有机会参与政事决策。尤其是汉代选官制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客观公正的选拔标准, 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在这样的选官体系下组成的政府, 可以说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 即士人政府”。隋唐以后形成的科举制, 在汉代的选官体系中也可以看到最初的模型。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篇6：汉代冠服制度的形成

关键词：汉代,下行官文书,书体

官文书,是指在中国古代,中央朝廷以及各级官府在日常工作中使用的一种文书。因此也有人将历代的官文书统称为公文。它是官府在传达命令、请示、答复以及处理其他日常事务中形成和使用的书面文字材料[1]。

官文书制度作为行政系统和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在汉代时期已经确立。近年来,随着汉代简牍的大量出土,特别是在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里,含有大量地方基层官文书,为官文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然而作为汉代行政的主要形式,在官文书的运行书体方面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要研究官文书的运行书体,必须对官文书进行种类的划分。关于官文书种类的划分,一直存在多种标准。有以官文书出土地点作为划分依据的,有以官文书涉及内容作为划分依据的,有以官文书要达到的预期目的作为划分依据的,还有以官文书的发文者作为划分依据的等。因为本文是研究官文书在汉代行政系统的运行书体,所以以官文书的行文方向作为划分依据。

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有关官文书行文方向的论著,当以东汉蔡邕《独断》为最早。《独断》卷上云:

其(皇帝)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诏书,四曰戒书。……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丈不书於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制书,帝者制度之名也。……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2]。

在以上的论述中,蔡邕将两汉时期的下行官文书和上行官文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类和叙述,并且可以看出在下行官文书的书体上有明确的规定。结合《独断》与当代研究官文书的已有成果,根据行文方向,我们重点研究汉代下行官文书的运行书体。

所谓汉代下行官文书即由皇帝向下级传达的文书,也可以称为御用文书或是诏令文书。其起点为皇帝,终点为王侯、三公及下级官府官吏。

除蔡邕《独断》关于官文书下行书体的记载外,《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元年九月辛未诏下有章怀太子李贤所引《汉制度》,除个别文字外,几乎和蔡邕《独断》相同。我们不能排除后者受前者的影响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可以断定,汉代皇帝的下行书体是经过制度规范的,甚至已经形成律令文书了。

结合以上两处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明确提到皇帝下行官文书书体的使用情况有两处,并且都在“策书”的使用情况中:其一,“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这是对于汉代“策书”形制、格式以及书体的明确要求。其二,在赐策分封诸侯王的时候,亦有特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可以看出,这即是后代所谓的“免策”,只有在“免策”的情况下,所用简牍形制才为———尺一木、两行,所用书体有了和其他“策书”完全不同的书体———隶书。

清王先谦《释名·释书契》:“策者,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3]“策书”正为“教令于上,驱策诸下”之用。汉代“策书”的使用除了“罪免”三公之外的情况皆用“篆书”,其意为敬重,而当三公以“罪免”的情况下,皇帝自然不用敬重,而以具有贬谪意味的“隶书”、特定的格式来赐策。可见汉代时期“隶书”在上层社会依然不是处于“正体”地位。

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云:“上古简册书体,自用篆书,至汉晋以降,策命之书亦无不用篆者……事大者用策,篆书;事小者用木,隶书,殆为通例。《隋志》言北齐封拜册用篆字,盖亦用汉晋之制也。”[4]陈梦家先生则认为:汉代实用的字体和用以研习经体的文字共有四种,一是篆书,用于高级的官文书和重要仪典的书写。二是隶书,用于中级的官文书和一般经籍的书写。三是草书,用于低级的官文书和一般的奏牍草稿。四是古文,用于传习先秦写本经文[5]。王国维与陈梦家识见卓越,然而其说法均有不完善之处,王之“事大事小”者所用字体说,失去时代语境的观照,而陈说忽视文书发布的不同情况,“四分法”难免机械。

从当代出土的汉代简牍中来看,使用篆书书体的“策书”情况几乎没有,这可能是由于“策书”一般运用在王侯的分封上,而我们出土的汉简大多在边疆,离汉代都城较远,吏员官职较低等原因造成的。“篆书”作为“策书”使用书体的情况还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

关于“制书”、“诏书”、“戒书”的书体使用情况,以上文献没有提及,我们可以根据“策书”的使用情况进行合理的推断:“策书”是册封王侯所使用的,明确规定使用的书体是“篆书”,而“制书”、“诏书”、“戒书”三者没有说明使用什么书体,则必定不是“篆书”。

汉代,制书往往与诏书并称,称“制诏”。如《汉书·文帝纪》:“下诏曰: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6]《流沙坠简·屯戍丛残、簿书类第一》简云:“制诏酒泉太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7]从现存材料来看,区别在于发布的对象和发布的方式。《史记·秦始皇本纪》所称“命为制,令为诏”,前者为皇室处理涉及制度法规等重大事项颁布以及官员任免时所用的文书。后者主要是下达命令,它用于处理常规行政事务,于是诏书就成为现存御用文书中数量较多的一种。“戒书”主要用于督促和警示大臣恪尽职守,《独断》云:“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戒书”和“诏书”的分界在汉代并不明显。

居延汉简和其他地区出土的汉简中存有大量汉代时期的“制书”、“诏书”,书体皆为“隶书”。例如:武威汉简所见《王杖诏令册》为典型的“制书”,其书体为“隶书”;“诏书”使用“隶书”的例子更多,如《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元康五年二月(前61)诏,《居延汉简甲、乙编》中文帝二年七月诏(甲1775、1776、2550诸简),命郡国养老诏(甲1771,41,698,2547诸简)等。关于“戒书”的简牍不多,书体仍为“隶书”。

总之,汉代皇帝的下行书体是经过制度规范的,其书以皇帝为起点,以各级王侯及下级官府官吏为终点,仅有在“策书”一种情况下使用“篆书”,在“免策”时例外,使用书体为“隶书”;在“制书”、“诏书”、“戒书”三种情况下使用隶书。

参考文献

[1]王玉璘.西汉官文书的运行制度[D].东北师范大学,2008.

[2]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G].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王先谦,释名疏证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简牍检署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

[5]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汉简缀述[M],1980.

[6]班固.汉书:文帝纪[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