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业生产管理论文

【摘要】民族融合是促进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重要因素,不仅加速了岭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促进其生计方式的变迁,而且推动了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是吸引和加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物质基础。从岭南早期的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到后来的商贸文明,都镂刻着民族融合的历史痕迹。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汉代农业生产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汉代农业生产管理论文 篇1：

秦汉时期的职业技术教育

［摘 要］ 职业技术教育在秦汉时期取得很大进展，教育形式多样化，有职官教育、设官教民、开设专门学校、技艺家传、私人授徒、文籍传播、官职世袭等教育形式。教材的编写也日臻完备，在教学方法上也有所创新。

［关键词］ 秦汉时期；职业技术教育；教育形式；教材；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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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王朝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对科学技术及其教育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我国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在两汉时期均已形成独特体系，众多生产技术也在此时发展成熟。因此秦汉时期社会各业急需大批掌握这些生产技术的科技人才，为适应这一需要，必然要求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事业。本文从职业技术教育形式、教材编写及特点、教学方法等方面具体论述秦汉时期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情况，以备当前社会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参考借鉴。

一、职业技术教育形式

秦汉时期职业技术教育采用了多种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官方教育——主要指政府部门组织的教育，包括职官教育、设官教民、开设专门学校等形式。民间教育——主要有私人授徒、技艺家传等形式。此外还有官职世袭、书籍传播等其他教育形式。

（一）官方职业技术教育形式

1.职官教育

秦朝实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禁毁私学，使宦学几乎成为唯一的教育形式。当时还设立了专门训练吏员的机构——“学室”。汉代继承了秦代宦学制度，官学创办之后仍未废止。据1977年8月在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竹简《苍颉篇》、《甲子表》考释，汉代宦学所习，不以律令、书记为限，还有农田水利、算学、天文、地理水利等知识［1］。

（1）农业生产技术知识教育——秦汉时期，封建政府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对专职农官将是否善理农事，作为奖惩的主要依据，促使他们认真学习和运用农业生产技术，切实提高管理农业生产的水平。在统治者重农政策激励下，秦汉时期封建官吏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知识一时蔚然成风。

为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汉武帝还亲自组织与农事有关官吏学习赵过的代田法，为职官教育开创了注重实验和应用的良好学风。在汉代涌现出一批悉心劝课农桑、管理生产有方的官吏。

（2）天文历法知识教育——汉代太史府除行政职能外，还是天文历法的学术研究和传授结构。汉武帝曾征召二十多位民间天文学家，参加太初历制定工作，各家学者都献其所长，彼此切磋琢磨，取长补短，大大提高天文教学水平。

（3）工业生产管理知识教育——秦汉官营工业十分发达，中央一级归大司农及少府管理，地方工业也设工官管理，这些官员管理工业生产，需掌握这方面专业知识，因此必须对他们实行这方面的教育。在汉代，中央一级的大司农与少府员吏中各设有学事75名和13名。大司农的官员对所在学事，负有教导之责，在汉代这类官员中有这方面的名师，如桑弘羊等。

（4）地理水利知识教育——秦汉时期，封建政府出于管理生产，征讨扩边等需要，要求文武官员掌握地理知识，其职官教育继承发扬传授地理知识的传统。从官志来看，司空掌全国水土，将军习熟全国地形边塞地理形势，大司农主各地物产经济、人口、贡赋，郡县行政长官要依据当地物产、土壤、人力、民情等管理生产，每年要向朝廷呈报政绩。这些机构中都有从事职方、史志工作的人员，他们负有传授地理知识的责任。

（5）畜牧兽医知识教育——汉武帝为抵御匈奴，致力于发展养马事业，朝廷十分重视马政。太仆掌车马，其官属有31人为学事，太仆下设六厩，主马万匹，是进行有关养马及兽医知识教育的有利场所。改良马种的教授是其中重要内容，汉武帝曾派使臣到大宛，引进汗血马三千匹，进行大规模的繁殖杂交改良马种工作，学事及未央厩的员吏、卒驺都参与此事，边干边学。

2.设官教民

这种形式主要见于农业技术知识的传授和教育中。所谓设官教民，就是国家在管理机构中设立专门部门和官员，负责农业新知识、新农具的传播和应用，指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由于是政府监管，它具有很强强制性，在中国古代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效果明显。

“设官教民”制度在西汉组织、发挥效果相对来说是较好的，汉代设有大司农和力田一类的官吏，负责管理农业生产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西汉设有搜粟都尉，赵过在做搜粟都尉时发明推行了代田法和新田器——耧犁和耦犁。为推广赵过代田法，汉武帝令“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2］，学成后再回到地方向农民推广。如此“以故田多恳辟，……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2］。

3.开设专门学校

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的鸿都门学就是一种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东汉灵帝光和二年二月于洛阳“始置鸿都门学，时其中诸生，皆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小说、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3］。类似以研习尺牍、小说、辞赋、字画等专门学科为主。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但当时士人十分鄙视这些经课试得官者，认为这些身怀技艺者“皆出于微蔑斗宵小人”，“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4］。

（二）民间职业技术教育形式

民间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有技艺家传、私人授徒等教育形式。

1.技艺家传

自春秋战国之后，由于个体经济发展，一些掌握某种行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他们以父子相传、兄弟相传方式把各种技艺世代保存下来，尽管具有封闭、保守的缺点，但它毕竟对我国工艺事业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秦汉时期，民间手工艺制作技术如捏泥人、剪纸等则是通过这种方式流传的。

2.私人授徒

古代民间农、工、商业，都有收徒传艺传统。这种职业教育形式虽事前有“勿泄”、“禁方”秘传规定，但同技艺家传相比，的确前进了一步。汉名医淳于意“诊病决死生”，其技艺则来自其师阳庆的传授，《史记•仓公传》记有淳于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5］

除了以上官方和民间两种主要教育形式外，还有官职世袭、书籍传播等教育形式。所谓官职世袭就是子就父学、子袭父业的官职教育，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职业教育形式。古代有“职业性”很强的文章典籍，在流传过程中也会成为各行业学习内容和教育形式，这就是书籍传播教育形式。秦始皇焚书坑儒，但医药、卜筮、种树的书未烧，给民间技艺的传播留下一条渠道。

二、职业技术教育教材及其编写特点

秦汉时期，职业技术教育所使用的教材种类繁多，也各有特点，以下分类叙述之。

1.地理与水利知识教材

司马迁作的《史记•河渠书》是系统论述前代治水史实及当代防洪、航运、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史书。刘向父子著《域分》，为疆域地理提供了资料。班固父子撰写《汉书•地理志》，编写出我国第一部历史地理学专著。

2.农业教材

据《汉书•艺文志》记，汉时农家共有9家114卷之多，其中《神农》20篇，《野老》17篇，《宰氏》17篇，《董安国》16篇，《尹都尉》14篇，《赵氏》5篇，《氾胜之》18篇，《王氏》6篇，《蔡癸》1篇［6］1742~1743。其中以《氾胜之》最为著名，本书是二千多年前现存最早的一部农学专著。《氾胜之农书》可说是我国职官性农业技术教育第一部教材。

3.养马教材

“相畜”方面已经有专门著作出现,《汉书•艺文志》中载有“《相六畜》38卷”［6］1775。通过《齐民要术》保留下来的汉代《相马经》，已认识到马体各部位间相互关系和内外关系，还科学指出相马的关键和一些关于马的外形学的知识和理论。

4.医学教材

《黄帝内经》是秦汉时期专著性医学教材典型代表，也是现存最早、最系统医学典籍。内容丰富全面，几乎囊括了秦汉医家主要经验，既是初学中医者入门教材，又可作为深造的重要指南。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临症诊疗专著，它总结了秦、西汉300年临床实践经验，和《内经》基本理论联系，加以充实、发展，使之更好地应用于临床，为实践服务。

5.天文、历法教材

《史记•天官书》，开创了史志记载历代科技成就的体例，为后世职官性职业教育提供了教材。此外还有其他方面教材，在此不作一一叙述。

秦汉时期的这些职业技术教育教材在编写方面有很多特点，至今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首先是其成熟性。秦汉时期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教材，从形成过程看，大体经历了创作、流传、接受教学实践检验，得到社会认可，最后形成定本。《黄帝内经》一书，经历了自先秦以来各个时期临床实践，医学教学实践的检验，并得到社会广泛承认，至今仍作为中医教学教材。

其次是实用性。秦汉时期的职业技术教育教材，不仅具有独特体系，且具有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比如医学教材，都着重于阐明问题的一般原理和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并重的原则，既简便明易，富于感性色彩，又便于具体运用，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另外这些教材在正文中附加大量注释，有利于辅导学生自学，有利于借助加注创立新说，使教材内容不断更新。

三、 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方法

秦汉时期职业技术教育是以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因此，在教学方法上不偏重于讲论和记诵之功，而更重视于思考和操作能力。秦汉时期职业技术教育所采取主要教学方法有以下几种：

1.培养思维能力

思维能力培养对学习自然科学和掌握生产技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秦汉时期各行业职业技术教育，除训练学生掌握算法、治疗、制历等知识和技能外，还特别注意算理、医理和历理的传授，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

2.提倡“游学”与调查

这种方法是总结各行业劳动人民生产技术经验和博采众家之长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秦汉时期许多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在授徒传艺过程中使用，如东汉名医华佗常带领徒弟，遍游四方，送医治病，总结各地医疗经验。在行医过程中把自己的医术和调查研究的精神和方法，毫无保留传给了门徒，造就了一代良医。

3.实地科学试验

秦汉时期的各种职业技术教育中科技教学活动，都要求学生进行实地科学试验。如赵过在推广代田法时，经试验成功后，才训练农官与作田能手。受训的官员、老农学成后，又继续传授他人，从而使代田法广泛推广到各地。

4.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在医学教育中最为普遍、成功。东汉张仲景在发展中医临证医学过程中，临床开诊，在其丰富的著述中记录了大量医案，授德育人，继承和发扬了问难论辩，以此较为津梁的讨论式教学法。

秦汉时期职业技术教育，只是一种广义职业技术教育，还不是由于教育事业内部结构变化和任务分工而产生的狭义职业技术教育，即伴随近代大工业生产出现而产生的职业技术学校。但它同传统经学教育相比，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起到积极作用。东汉时期，张衡发明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地动仪；中华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也是在秦汉时期出现。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和当时职业技术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1］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C］//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153.

［2］班 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39.

［3］ 范 晔.后汉书•灵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1021.

［4］ 徐天麟.东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16.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314.

［6］ 班 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作者：王　浩

汉代农业生产管理论文 篇2：

岭南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研究

【摘 要】民族融合是促进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重要因素,不仅加速了岭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促进其生计方式的变迁,而且推动了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是吸引和加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物质基础。从岭南早期的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到后来的商贸文明,都镂刻着民族融合的历史痕迹。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加快了民族族内融合的力度,推动着民族族际融合进一步深化,形塑着岭南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岭南;民族融合;经济文化类型

【作 者】严雪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民族学硕士生。广州,510650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

Evolution and the NationalSyncretism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

Yan Xueqing

Key words: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national syncretism;Economic-cultural types

古代的岭南是指位于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两广、海南、港澳及越南北部的一部分。自新石器晚期以来,岭南的民族融合经历了自然融合到强制融合再到自然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发生了嬗变。经济文化类型的嬗变反过来又影响着岭南民族融合的深度、力度和广度。本文通过搜集、整理资料,结合考古发掘实证和语言学知识,研究自新石器晚期以来至清代这一段历史时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关系问题。敬请学者斧正!

一、岭南民族融合是促进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重要因素

(一)民族融合加速了岭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时期,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和韩江五个发达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族最先发生民族族内融合的地区。“这五个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人最先结合成部落联盟的地区……继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岭南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南越族形成和发展的时代。”①在广西,民族融合的经济文化区域最早出现在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西瓯活动的中心只能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北,恰当今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一带”;②或者说西瓯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东,大体包括汉代郁林郡和苍梧郡,情况相当于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③ 这一族群的“民族成份亦至复杂,它包含了古代骆越人、 东瓯越人、复杂倭人、楚人和中原人,等等”。 ④商周时期,岭南民族虽然与中原民族有过交往与联系,但是受到中原民族的影响不大,岭南土著族内融合成为当时的主流。但由于岭南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沟壑纵横,山多地少,岭南土著生存、活动的区域狭窄并且彼此隔离开来,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受到极大限制。当时的岭南土著以原始渔猎型的生计方式为主,主要从事渔猎、采集,当时的农业十分落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岭南地区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到了战国晚期又进入铁器时代,岭南诸越族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岭南民族族际融合带来的生产工具的变革,加大了改造自然的力度,引起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自秦汉以来,通过移民“落藉”实现的族际融合成为民族融合的主要方式。中原王朝的军队和刑徒及躲避战乱的黎民百姓不断地进入岭南地区,从戍边屯垦到落籍岭南,他们利用先进的农耕技术大力开发岭南,促使岭南的生态环境较以前发生质的改变。秦汉时期的北来的移民大都定居于岭南开发较早的先进地区-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尽管如此,但是当时岭南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史记》记载:“南方卑湿,蛮夷中间”。⑤《汉书》记载:“南方卑湿,其众半羸”。⑥《后汉书》亦载:“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⑦面对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岭南各族群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在土壤肥沃、地势低平的河流谷地与山麓地带呈聚落分布。特别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引发的珠玑巷集团性移民,经迁徙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积极与当地居民融合。他们沿珠江干流修筑堤围,围垦造田,然后对沙田进行深度开发和精耕细作,其创造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折射出人与生态环境互动的成效。元明清时期,岭南的民族融合出现了成分多元化、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并存的局面。在这一时期,入桂的客家与壮族杂居、融合;在两广地区,出现瑶族、壮族与汉族的相互融合;在广东,出现畲族、瑶族与汉族的融合;在海南,出现黎族、苗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加之元代岭南回族的形成和清代岭南满族的出现,使得岭南民族融合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极大地促使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居住在桂东南、桂北、粤北、粤东山区及海南岛山区的壮族、瑶族、畲族、客家、黎族、苗族等族群长期杂居相处,融合与同化程度较高。但是由于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生产力落后等原因,粗放型的农耕方式仍然处于支配地位,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如广西横州的山子瑶“就山伐巨木”,加工成“盆、盎、锅盖、鼓之属,入城贸易”⑧,海南岛“黎人……所居凭深阻峭,无平原旷野,伐树火之,散布谷种于灰中,即旱涝皆有收获,窬年灰尽,土硗瘠不可复种,又更伐一山,岁岁如之。”⑨《嘉应州志》载:“畲瑶,即峒僚。……散处深山,砍树结茅为畲,刀耕火种,采食猎毛,自言为狗王之后,不供赋役,昔时程乡有此种瑶人。”⑩居住在珠三角地区、桂江流域、珠江中游一带、西江流域、东江和韩江流域及海南岛沿海地带等地区的汉族、满族、回族、熟黎等民族,精细型的农耕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相对较轻。

(二)民族融合促进了岭南地区生计方式的变迁

春秋前,岭南土著之间发生了最早的民族融合-族内融合。最初以原始渔猎采集为生计方式的岭南土著,其生存空间狭小而孤立,在民族融合的推动下,不断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不断获取新的物质资源。随着时间推移,原来的生计方式提供的食物与经济资源不足以满足族群的各种需要,土著民族迫切需要一种更先进的生计方式来维持族群融合带来的生存压力。其生存空间从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韩江和桂江流域、珠江中游及西江流域一带的谷地和地势低洼区域不断向四周扩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岭南民族的族际融合开始出现。岭南地区诸越族群的生计方式由最初的原始渔猎采集过渡到山林刀耕火种。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农耕生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岭南民族的生产、生活之需。在这期间,地处岭北、江南间的楚、吴、越国因战争之需南伐岭南,开辟了跨越五岭的交通道路。地处岭北的族群相继迁居岭南,这些早期的移民,因人数比当地土著少,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较弱而处于从属地位,其结果逐步融合于当地的土著族群中。他们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各种技术,也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产力中,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土著族群生计方式的转变。从秦汉时期通过移民“落藉”实现的族际融合到宋代珠玑巷集团性移民带来的自然的族际融合占据主导地位,岭南地区的生计方式发生显著的变化,原先的山林刀耕火种生计方式逐步过渡到火耕水耨生计方式。这可以从岭南出土的铁制农具及单牛短辕的犁田耙地模型等考古挖掘材料得以佐证。如广西平乐、贺县、贵县等地汉墓都出土有铁制锸、铁口铧、铁斧、小锄、小铲、铁镰等生产工具。广东连县永嘉六年(312)墓出土的犁田耙地模型中,一丘水田中有一人驾牛犁地,另一丘水田有一人驾牛耙田,都是单牛牵引,犁辕很短,辕前端有上出坚木,连接两根弯曲的平木,形成框形,架于牛肩,后代的牛轭即由此发展而来。B11这种在北方耦犁的基础上创造的单牛短辕的牛耕方式,是与岭南复杂地形及小规模耕地面积的特点相适应的。“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B12“火耕水耨”适合南方的稻作农业,“火耕”是放火烧树木杂草,开垦耕地;“耨,除草也”,B13在稻田有水的情况下中耕除草,“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B14这是一种简便有效、适合于南方环境粗放型的耕作方式,它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工具的掌握使用程度相适应的。六世纪下半叶,岭南地区仍是“火耕水耨,弥望原野”。B15这一耕作方式至唐代依然流行未衰。“岭南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B16后来,火耕水耨生计方式又被山地耕猎生计方式取代。岭南民族以火耨之法开启山林,栽培粟、稻、玉米、小麦、豆类、薯类粮作,辅以比例颇大的采集渔猎所得。B17由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族群生计观念的变化,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山地耕猎生计方式又被具有精耕细作特色的丘陵稻作生计方式取代。随着民族族际融合的力度加大,民族融合的分布格局发生变迁,由中心城镇沿交通线向周边扩散,导致岭南民族生计方式渐变与分化。尤其是北宋末年,珠玑巷移民迁徙至珠三角地区与土著居民不断融合,并在珠三角围垦造田,实行精耕细作稻作耕作方式,开创了湿地农耕稻作生计方式的新纪元。由此,在岭南地区存在河流三角洲湿地农耕稻作生计方式和低山丘陵地带丘陵稻作生计方式,这两种生计方式长期并存。宋元时期,岭南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当时的广州已成为国际性商业大都会。明清时期,岭南的海外贸易也比较繁荣。这种源于岭南诸越族人的原始的海上贸易经过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大发展,在岭南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下,商贸型生计方式得以最终确立。民族经济研究

(三)民族融合推动了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

岭南土著早期发生的民族族内融合,只是在小范围内推动了土著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发展。战国时,大量的楚人来到珠江三角洲,才开始较大规模地传播汉语,经与越语融合,发展成以楚方言为主要特点的前期广州话。南越国时期,许多中原人亦定居南越国,开始了汉语、越语进一步融合的时代。到了汉代,中原人更多地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经过长期的杂居……广州话由原来以与楚方言相近为其特点,转而表现为与中原汉语更接近的特点。B18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其相互间的融合反映出民族融合所带来民族文化的深刻变化、发展与创新。秦代,秦始皇“发兵卒五十万守五岭”,“以谪徙民五十万戌五岭,与越杂处”,并“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B19随之而来的中原文化开始全面地浸润岭南百越族的原始文化,从多方面改变岭南文化结构和面貌。《越井记》则有“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B20汉越民族的族际融合,推动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与扩散。“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B21,南越王赵佗在位期间,采取“和集百越”、以越制越、尊重越人习俗的民族政策,鼓励汉、越民族通婚,并且从皇室做起,“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B22,有利促进了岭南汉越民族的族际融合,加速了岭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汉元鼎五年秋,汉武帝派兵20万,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出豫章,下横浦……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咸会番禺。”B23平定南越后,岭南重归中央王朝管辖,汉越融合的步伐加快,大部分南越人融入到汉人中去。此时,岭南历史上出现了以越汉融合为主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B24东汉初年,光武帝封马援为伏波将军,出兵岭南。在平定岭南的过程中,积极推广中原的耕作技术与文化。许多中原官兵奉命留守岭南,大多数后来也落籍于此。他们成为中原文化的传播者,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大发展。东汉末年和五胡乱华时期,大批中原人民为躲避战乱南迁岭南,与当地民族融合,汉族渐趋成为广东的主要居民,使岭南土著民族成份发生了巨大变化,更促使岭南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发生重大变化。汉代之后,岭南地区一部分越人融入到汉人群体,另一部分越人则开始外迁融入别的族群,或蜕化为新的族群。从两晋时期开始,岭南的俚僚等族群受统治阶级软硬兼施政策的影响,大量的俚人归顺同化为汉人。尤其是隋唐时期,西江流域和高凉地区两个俚人聚居中心的俚人大量“内属”、“归化”为汉人。此时,广东历史上出现了以俚汉融合为主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B25

唐朝收服岭南后,在岭南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加速了岭南各族与中原汉族的同化与融合进程。唐宋时期,中原又大起战乱,大批的中原移民南迁至广东。到了南宋末年,这些从中原迁到岭南的移民与岭南土著族群融合,逐步形成了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个民系的雏形。B26到了元代,疍、峒、瑶、壮、畲等族群文化分别以珠三角、粤北、肇庆、粤西、粤东为中心全面确立。明代,岭南汉族三民系逐渐以广州、梅州和潮州为中心全面确立。B27明代末叶至清代中叶,受海洋文明的影响,岭南汉族三民系的中心分别转移到广州、梅州、潮州澄海县(今汕头)。岭南汉族三民系与岭南土著族群文化从成熟到确立的过程,是中原人多次逃避战乱南迁至岭南与土著族群融合的结果。B28元代,从中亚等地来的大批回回商人,有些进入岭南,与当地的汉族等民族通婚,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回族出现后,伊斯兰文化在岭南得以积极传播与发展。清代,大批满族人进入岭南地区,与当地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推动岭南文化进一步发展。

二、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是吸引和加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物质基础

(一)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加快了民族族内融合的力度

岭南地区最初为原始渔猎采集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这与当时岭南自然生态环境和土著族群的生产工具状况相适应的。在这种经济文化类型下,岭南土著族群以采集渔猎作为主要生计,即直接从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身上获取生活用品。植物栽培(如农业)或动物饲养还未成为岭南土著族群的日常劳动,岭南土著所做的工作是根据季节变化和生活之需,通过野生动物和植物去获取生存的能量。这是早期的岭南土著生产技术不高,人数有限,组织规模较小时普遍采用的生计方式。B29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革新,山林刀耕火种型的经济文化类型逐渐取代原先的经济文化类型。“刀耕火种应是农耕生计中最早出现的类型,也是人类从采集渔猎转向农耕生计过渡阶段的必要形态。刀耕火种是人类以火力配合简单工具,以人类劳动配合野生植物的光合作用,以较小投入换取较大能量的生计类型。”B30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具有操作简单、对生产工具要求不高、节省人力等特点。每年的早春旱季,持刀砍伐山坡上草木晒干,焚烧后残存的草木灰用来作肥料,再用竹木掘棒(点播棒)等工具挖穴播种,然后等待收获。火耨地栽培的作物因气候和地形而异。B31随着生存空间的扩大,随着交往的频繁,岭南土著必须相互学习与自然界相适应的生产技能和社会组织制度、管理制度,从过去的小范围活动区域发展到互相关联的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由先前的封闭、孤立状态发展到相互联系的友好合作阶段。出于面对自然界恶劣环境导致的生存的压力和民族交往、交流、沟通的目的,岭南民族族内融合程度逐步加大。随着社会群体范围的不断扩大,对食物来源的不断索求,山林刀耕火种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被火耕水耨型经济文化类型所取代。这是一种比较适应岭南丘陵、山地复杂的地形特点的经济文化类型。岭南土著利用锄类农具开垦山丘,种植水稻、薯芋、豆类等粮食作物,满足社会群体之需。生产工具的改进导致食物来源多样化和食物数量的丰富,极大地促进了土著群体交融的范围越来越大,交融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广,交融的力度越来越大,交融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交融的程度越来越深。这种以火耕水耨为生计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经济文化类型,促使具有相似自然地理环境的各个土著族群,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生产工具,具有共同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经济、文化制度,具有共同的生产管理经验,从形式到内容已经具有融为一体的基础和条件,客观上加剧了岭南民族的族内大融合。正是在不断嬗变的经济文化类型催化下,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韩江、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一带及西江流域一带,最先成为岭南诸越族最先发生民族族内融合的地区。

(二)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推动着民族族际融合进一步深化

生产力的提高,促使生产工具不断革新与进步,刺激与推动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加大了交通道路开辟的力度,客观上加大了岭南民族与荆楚及中原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力度,由此,岭南地区与荆楚地区及中原的关系日益密切。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开始出现了构成主体为中原、楚、越移民和岭南土著居民的族际融合。这是经济文化类型演进到较高层次的必然要求。这从考古发掘的资料得以佐证。广东封开、和平、乐昌、始兴、罗定、揭阳等地发掘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器物有夔纹以及云雷纹陶瓮、陶提筒、罐、盂等,青铜器有鼎、戈、钺、刮刀、剑等;战国墓在乐昌、罗定、揭阳、封开等地均有发现,出土有陶瓮、瓿、豆、碗、盒等,青铜器有矛、镞、钺、叉、锯、镰、剑、铃等。B32广西的武鸣、平乐、田东、宾阳、贺县、象州、恭城等地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出土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尤其是青铜器有钟、鼎、剑、矛、斧、刮刀、叉形器、钳、镞、镯铃、带钩、靴、铜人首柱形器等。从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凝聚着中原、荆楚和岭南土著民族特色的生产工具的进步,逐渐影响与制约着生计方式的形式和内容,刺激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进一步推动着民族融合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的青铜铸造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和进步,到了战国晚期,岭南民族开始使用铁器,岭南的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在岭南推行郡县制,用强制手段从中原大规模移民,使汉族人口的比例不断扩大。尤其是汉人带来铁制农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和生产工具,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原先以火耕水耨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被山地耕猎型经济文化类型取而代之。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计方式主动适应环境的要求,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取代山地耕猎型经济文化类型而占据主导地位。岭南这种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汉越民族融合不断加强。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农耕工具的不断革新和精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加速了农业的快速发展,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物质产品,为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是日益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和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为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条件。最后,农耕民族之间拥有相同的生计方式,具有相同的一元化政治文化体制,岭南为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巩固的制度环境。正是具备民族族际融合的物质基础、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岭南各族群及其与汉族移民之间,在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激化、引导与推动下,民族族际通婚具备了实现的条件,必然产生民族的族际融合现象。岭南在秦汉时期发生的越汉民族大融合和隋唐时期出现的俚汉民族大融合及多次小规模的民族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催化、引诱、刺激的结果。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又被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取代。在这种更高发展层次的经济文化类型作用下,民族族际融合无论从融合的区域分布还是从融合的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三)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形塑着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

岭南经济文化类型从原始渔猎采集型到山林刀耕火种型、火耕水耨型、山地耕猎型再到丘陵稻作型的嬗变,对民族族内融合和族际融合的地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民族融合的主要区域最初分布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河流谷地和河流三角洲地带及其附近地区。从春秋战国开始,岭南民族与中原民族及其他民族发生了族际融合。自秦汉以来,中原的先进农耕技术传入岭南地区,岭南的经济文化类型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主要的标志是民族族际融合的区域格局则以重要交通线为轴,以城池、郡治、县治、重要关卡为点,离点轴越近的区域,民族族际融合的程度越强,离点轴越远的区域,民族族际融合的程度越弱。从岭南发现的唐朝以前墓葬群分布的情况可以证明,如广东番禺,广西合浦、平乐、恭城、钟山、临贺古城、封阳古城、广信古城以及“潇贺古道”富川瑶族自治县境内通道周围,都发现有大批汉代至晋代古墓群。而各地的郡治、县治周围及距离交通线较远的区域,依然是土著族群的天下。如“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B33广州“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越州“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B34 “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B35进入岭南的三条主要干道作为轴线在岭南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以西边的越城岭道为主,从中原南来的军队和黎民百姓,沿湘水过灵渠,入漓水,顺西江至广州;六朝时以中间的骑田岭道(桂阳道)为主,入北江顺流抵广州;唐代中叶以后,则以东面的大庾岭道为主要交通线。元朝时期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进入中原、江南、岭南地区,同汉族、瑶族、壮族等民族杂居相处;元朝时又有大批波斯、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与汉、蒙、维吾尔族等民族通婚形成新的民族——回族。这个与海外民族融合的显著变化,在岭南民族融合的格局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强烈刺激与催化下岭南民族与海外民族族际融合的产物。明清时期,岭南经济文化类型的演进加速了民族融合的力度,形塑着民族融合的地理格局。以丘陵稻作型与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为主的明清两代,各民族族际通婚现象日益加强,岭南少数民族之间及与汉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各民族犬牙交错分布态势成为一大亮点。例如“广西元明以来,腹地数郡民四蛮六,他郡则民居十一而已。”清代“改流府县民七蛮三。”B36在这期间,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与融合得到加强,有一部分汉族主动融入到少数民族中去,然而,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并主动融入汉族的趋势十分明显。如大藤峡地区“土官军官,联姻一体”;B37在壮族人数较多的广西府江(今桂江)地区,“壮与民犬牙交错,……或与民通婚姻”。B38 “随着人口的不断迁徙,各民族的分布区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岭南多民族杂居分布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B39明代,在少数民族间的融合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融合的两个层面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成为主流。“入桂客家人……以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入桂者最多。由于包括客家在内的汉族人口大量迁入,原为瓯骆故地的八桂大地,居民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B40清朝时期,大批满族人进入中原、江南和岭南地区,与当地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明清以来岭南地区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的出现,促使民族族际融合格局进一步深化。在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序列的演进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嬗变不断形塑着岭南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曾经在岭南生息繁衍的民族或族群经过秦汉时期越汉民族融合和隋唐时期俚汉民族融合这两次大的民族融合和多次小规模的民族融合或族群的迁徙,逐渐形成了广东汉族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以及瑶、壮、回、满、畲五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基本格局。B41到了清代,这种基本格局的最终确立,是与岭南渐趋嬗变的经济文化类型密不可分的。

三、结 语

通过对岭南自新石器晚期以来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关系的考察与分析,得出这样的认识:岭南民族融合度越高的区域,族群关系越和谐,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大;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大的区域,民族融合度越高,族群关系越和谐。民族融合度越低的区域,族群关系越疏远,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小;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小的区域,民族融合度越低,族群关系越疏远。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力度的大小与民族融合度的高低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生产力愈发达的地区,其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愈大,民族融合度愈高。

注释:

①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75–176页。

②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19页。

③张一民:《西瓯骆越考》,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

④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载《学术研究》(南宁),1978年第1期。

⑤《史记•南越列传》。

⑥ [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42页。

⑦[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17页。

⑧[明]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丛书集成初编本。

⑨[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

⑩[清]光绪《嘉应州志》卷32。

B11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耕田模型》,载《文物》,1976年第3期。

B12《史记•货殖列传》。

B13《史记•龟策列传》。

B14《晋书•食货志》。

B15见《徐孝穆集》卷9,见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版,该版本将[危 ]误作[顾]。

B16《唐大诏令集》卷109。

B17施联珠:《畲族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B18李新魁:《论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载《广州研究》,1983年第1期。

B19《史记•秦始皇本纪》。

B20《全唐文》卷816,《越井记》。

B21《史记•南越列传》。

B22《资治通鉴》卷20,《汉纪》12。

B23《史记•南越列传》。

B24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B25B26B41周大鸣、 程瑜:《广东民族历史与文化概述-岭南文化百科全书(广东部分)民族卷分述专文》,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1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6、387、384页。

B27B28刘伟铿:《内陆海洋两大文明的演进与岭南汉族三民系形成的历史探源》,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1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7–438页、441页。

B29B30B31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85、203–205、204页。

B32《广东考古十年概述》,文物出版社,1991年。

B33《后汉书•循吏列传》。

B34《南齐书•州郡志》。

B35《后汉书•南蛮列传》。

B36谢启昆:《广西通志》卷87,《舆地略》八。

B37[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2,《断藤峡》。

B38乾隆《昭平县志》卷7。

B39刘祥学:《明代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关系论析》,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7卷第1期,第125页。

B40 袁丽红:《壮族与客家杂居的空间结构分析》,载《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6页。

〔责任编辑:陈家柳〕

作者：严雪晴

汉代农业生产管理论文 篇3：

邵东县西瓜生产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分析

摘 要 西瓜（学名：Citrullus lanatus）为双子叶开花植物，属葫芦科，原产于非洲，因在汉代时从西域引入，故称西瓜。在中医学上以瓜汁和瓜皮入药，功能清暑解热，堪称“瓜中之王”，是夏天的典型水果和主要水果。2018年，调查了邵东县西瓜生产的现状情况，分析其中原因，并提出发展的思路，为调整邵东县农业种植结构发展农村经济提供参考。

关键词 西瓜;生产现状;调查;发展对策

邵东县大面积栽培西瓜有40多年的历史，原来常年保持0.31万～0.33万公顷的栽培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6.1%，1993年曾达到0.53万公顷。单位面积的产值、纯收入分别是水稻的4～6倍和8～12倍，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短平快”农民脱贫致富项目。但时至2018年，全县西瓜栽培面积不足100 hm2，产量与价格多年停滞不前[1]。基于这种现象，在2018年4-11月统计了全县的西瓜生产情况，调查了县里的原有的几个西瓜生产基地及种植大户，并调查了邵东县西瓜的销售市场，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发展生产的对策，为调整邵东县农业种植结构发展农村经济提供参考。

1 邵东县西瓜种植基本情况

据统计，2018年邵东县西瓜种植面积91.33 hm2，总产量4 200 t，总产值1 520万元。简家陇、灵官殿两个老牌西瓜基地种植面积只有26 hm2，并且都是露天栽培，品种以大果瓜型为主，667 m2产量3 t左右，销售价格2元/kg左右;县城周边的大禾塘、两市塘、宋家塘、周官桥、黑田铺等乡镇种植面积将近60 hm2，都是设施栽培，品种以中小果瓜型为主，667 m2产量3～6 t，销售价格3～6元/kg;有一半的乡镇西瓜种植面积不足0.67 hm2，主要是有籽瓜西农9号等老品种，基本上没有进入市场销售。邵东县各基地种植产量及效益调查具体数据见表1。

2 邵东县西瓜需求与供应情况

2.1 邵东县西瓜需求情况

根据邵东县人的生活习惯统计，邵东县常住人口大约70万，按照人平年消费15 kg计算西瓜，全县全年西瓜消费量为1.1万吨左右，消费金额近6 000万元，在水果中排名第一。

2.2 邵东县西瓜供应情况

据邵东县水果集散地一工业小区的几个批发商反映，夏秋旺季时，每天的西瓜批发量为60 t左右，时间段大约90 d;冬春淡季时，每天批发量4～5 t，全县全年批发量大约6 800 t，批发货源基本上是外地调运来的。本地货源与外地货源的占有市场比例为3.8∶6.2。

3 邵东县西瓜种植存在的问题

3.1 品质不高、不受消费者欢迎

邵东县本地人种植西瓜，20世纪80年代是蜜桂品种当家，20世纪90年代是雪峰花皮无籽品种当家，2000年后是洞庭1号当家。2008年才有麒麟瓜品种，省瓜类研究所选育的红小玉、小玉8号等小果型品种一直没有得到推广。长期以来，西瓜的种植以家庭为单位，缺乏统一管理，种植分散，不能集中连片，规模不大，不利于新品种的引入和推广，供应市场的都是大果型品种，口味单一，糖度只有6～9度，不适宜城市人消费。

3.2 栽培水平低、产量不高

邵东县本地人种植西瓜的技术，仍是三十年前的那一套，大果型西瓜品种有坐果难、生长期长、口味差等缺点。从整地、移栽、整蔓、授粉、施肥施药都要很多人工，难于管理。而浙江人在周官桥、两市塘、宋家塘等乡镇采用简易大棚种植麒麟瓜，肥水管理是通过滴灌进行的，不要整蔓，养蜂授粉，管理容易，产品品质好，采瓜期可以从5月下旬延长至10月下旬，产量是本地人种植的2～3倍。

3.3 销售渠道不畅、经济效益低

由于瓜农生产的都是大路货，集中上市，销路不通，瓜农相互压价，导致效益下降。由于长途运输、贮存、保鲜、深加工等产业链普遍缺失，制约了西瓜这个特色产业的发展。30年来，工资上涨了30倍，稻谷价格上涨了7倍，而大果型西瓜的价格只涨了3倍。

3.4 受灾严重，减产减收明显

邵东县虽然光热水资源较丰富，但水分资源不充沛，对农业生产不利的灾害性天气有：倒春寒、五月低温、夏秋干旱、秋末低温等，洪涝、大风、冰雹等灾害也不少见。2014年5月25日6：00至16：00，邵东县连续10 h降中到大雨，降雨量在200 mm左右，致使邵水、桐江等河水猛涨，导致沿河两岸种植的西瓜、蔬菜遭受洪水袭击，被淹的大棚西瓜面积40.67 hm2。

4 西瓜生产发展对策

4.1 引进新品种，改进西瓜品质，满足市场需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物质的需求档次也逐步提高，要求糖度更高、口味更好的产品。大果型西瓜瓜大（一般单瓜质量6 kg，大的10 kg）、皮厚（达3 cm），由壮瓜期正好是梅雨季节，温度日照不足，葡萄糖、果糖不能转化为蔗糖，味道不甜，中心糖度只有9度，近瓜皮处果瓤糖度不足5度。而湖南省瓜类研究所选育的小玉8号品种，瓜形小（一般2～3 kg，适合3口之家一次食用），皮薄（只有0.4 cm），果瓤糖度11～14度，味道带沙，果瓤黄色，有哈密瓜香味，果皮坚韧（可以负重70 kg），耐储运（可以储存30 d以上），很受市场欢迎。

4.2 改良栽培技术，确保产量稳定

雪峰花皮无籽品种西瓜属大果型，每株只坐瓜1个;由于其生长势强（蔓长720 cm），要想密植很难，每667 m2只能栽植560株（还要配授粉品种60～90株），每667 m2最多保留1 200蔓，667 m2產量很难突破4 000 kg。

而小玉8号品种西瓜属于小果型，生长势弱（蔓长360 cm），每667 m2可以留1 800～2 200蔓，每667 m2栽培株数可以从200～1 000株（根据产瓜时间的需要而定），平均每蔓可以坐瓜1.5个，每667 m2产量一般都在4 000 kg以上，最高产可达1万千克。邵东县西瓜主栽品种植物形态特征见表2。

4.3 扶持合作社，实行专业化生产

立足当地实际，合理进行种植区划，积极引导瓜农学习先进理念和新技术，合理安排早中晚熟品种的种植比例[2]。大力发展西瓜专业合作社，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和职业种瓜农民，相互交流借鉴生产技术经验，以加快新技术的普及，特别是应加强早熟生产措施、棚栽技术的普及，后发展地区应通过组织瓜农到先进地区观摩学习，邀请先进地区的种植能手、生产管理者传经送宝等途径，加快技术的普及提高。

4.4 改进销售模式，提高经济效益

由于西瓜的生产经营具有“小规模，大群体”的特点，1）通过农贸批发市场将西瓜的生产者与经营者联结起来，为西瓜的销售建造一个良好的销售平台。2）加强市场的信息化建设，进而形成高度密集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信息网络系统，在完善信息服务功能的同时，快速全面的了解西瓜在市场上信息变化和市场需求变化。3）大力主张将农贸市场改造成农产品生鲜超市或连锁店，特别是建立农贸市场与现代超市结合产物的水果生鲜超市。

参考文献：

[1] 王田利.我国现代西瓜产业特点、问题与对策建议[J].西北园艺（蔬菜），2014（3）：4-7.

[2] 谭秋英，张礼红，石跃才，等.湖南西瓜甜瓜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J].中国瓜菜，2015（3）：68-71.

（责任编辑：刘昀）

作者：谢世雄　彭红云　曾明会　邓楚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