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规矩镜铭文

汉代规矩镜铭文（通用5篇）

篇1：汉代规矩镜铭文

西汉铭文镜之 相思文化

西汉 蟠龙草叶铭文镜 铭文：“不日可会，而日可思，美人而去，何时幸来。”铭文铜镜风行两汉数百年，其铭文内容非常驳杂，不同时期流行的镜铭题材也有很大差别。自从西汉早期铜镜之上开始出现铭文，一直到东汉时期镜铭逐渐简化消失，“相思”这一主题始终是铭文中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尤其是西汉初建到昭宣中兴这短短百年间，战乱甫定，百废待兴，差役、徭役难免严重；又兼文景之时诸王内乱，交相征伐；汉武用兵南越，北击匈奴，开拓疆土，大量青壮男子被迫抛妻弃子，随军从征、戍守边疆，汉乐府诗所谓“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之句，正是当时惨酷兵役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有一种怨别离、重相思的风气在西汉社会上流行起来，各种文物上频现的“长相思”、“长毋相忘”字样正是这种相思文化的产物。陕西淳化县董家村出土 西汉 “长毋相忘”瓦当西安博物院展品 西汉 “延寿长相思”瓦当西汉 “长毋相忘”四乳铭文镜西汉 “日入千金长毋相忘”花钱大云山汉墓出土 西汉“长毋相忘”合符银带钩 此钩设计精巧，为一条带钩一剖为二，分别铸阳文及阴文“长毋相忘”字样，二钩相聚，严丝合缝。此钩出江都王妃墓中，当为江都王刘非赠给自己宠妃的定情之物。战国 蟠螭纹镜回过头来说铜镜。中国最早的铭文铜镜当为西汉初年的蟠螭纹镜，其镜式上承战国，铭文只是作为一种辅助纹样，处于镜钮内圈与纹饰带的夹缝之间。此类镜铭文种类较少，常见只三类，其中两类为“相思文化”镜，一类为“大乐贵富”吉语镜。可见铜镜铭文上的相思题材出现极早，是伴随着铭文镜的出现而出现的。西汉 缠绕式三螭三凤镜 铭文：“修相思，慎毋相忘，常乐未央。”此铭更多地像是一种情人分别时的叮嘱与祝愿，期盼对方与自己相思相爱，祈愿对方长久安乐、永无烦恼。整体的感情基调是积极而不甚悲伤的。西汉 缠绕式四螭四凤镜 铭文：“愁思甚，悲欲见，毋说相思愿毋绝。”这面蟠螭纹镜上的铭文显然与上一面“修相思”镜大异其趣，表达的是一种悲伤绝望的愁思之情，当属于一对长久别离的恋人，不仅无法相见，连对方的音讯都杳无踪迹。“毋说相思愿毋绝”，甚至不期盼对方与自己相思，只盼上一次的别离不成为永诀。苦哉远征人，拊心悲如何？这种悲愁绝望是和平年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早期蟠螭铭文镜出现之后，典型的汉式四乳铭文镜与草叶纹镜开始流行起来，数十年间这二类镜式就占据了西汉铜镜的半壁江山，当然也就发展出各种相思题材的铜镜铭文，尤以“长毋相忘”铭文最为普遍，几乎成为了铜镜上必备的吉语之一。西汉 四乳铭文镜 铭文：“常乐未央，长毋相忘。”为西汉早期铭文镜上最普遍、数量最多的铭文。西汉 四乳连弧纹铭文镜 铭文：“常乐未央，长毋相忘。”西汉 四乳铭文镜 铭文：“见日之光，君毋相忘。”此类镜可归入日光镜的范畴，即铭带“见日之光”者，后接“长毋相忘”、“君毋相忘”等相思吉语，数量很多，流行范围及流行时间亦广，武帝以后的圈带铭文镜中亦常见此类铭文。西汉 草叶铭文镜 铭文：“见日之光，长毋相忘。”西汉 草叶铭文镜 铭文：“见日之光，君毋相忘。”西汉 草叶铭文镜 铭文：“见日之明，长毋相忘。”西汉 圈带铭文镜 铭文：“见日之光，长毋相忘。”铭文内容延续自早期的四乳铭文镜、草叶铭文镜，可见此类镜铭的生命力之强。西汉 圈带铭文镜 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富贵番昌，长乐未央，佳人毋相忘。”此镜前四句均为当时圈带铭文镜上非常普遍的吉语，最后一句则表现出对情人“毋相忘”的叮嘱。据文献记载，铜镜在汉代常常被当作男女定情的信物，这句铸在镜上的“佳人毋相忘”也间接证明了这种说法。西汉 四花铭文镜 铭文：“时来何伤，长毋相忘。”这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相思镜铭，比上面两种数量要少。西汉 草叶铭文镜 铭文：“久不相见，长毋相忘。”铭文内容很清楚，一对情人长期分离不能见面，叮嘱对方一定不要相互忘记。此版铭文较少见，延续到晚期的圈带铭文镜上仍在使用。西汉 圈带铭文镜 铭文：“久不相见，长毋相忘。”西汉 四乳铭文镜 铭文：“与天无极，与地相长，欢乐如言，长毋相忘。”属吉语镜中带“长毋相忘”字样的铭文镜。西汉 连弧铭文镜 铭文：“长相思，毋相忘，常贵富，乐未央。”属较常见的吉语铭文镜。西汉 花叶铭文镜 铭文：“长相思，毋相忘，常贵富，乐未央。”铭文同上。西汉 四龙博局铭文镜 铭文：“愿相思，毋相忘。”西汉 草叶铭文镜 铭文：“愿长相思，幸毋相忘。”西汉 草叶铭文镜 铭文：“结心相思，幸毋见忘，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以上三镜亦为相思题材的吉语镜，很像男女双方相爱时所发的誓言。西汉 草叶铭文镜 铭文：“秋风起，使心悲，道路远，侍前希。”表达的应是闺中少妇思念远行的丈夫，思而不能见的悲怨之情。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秋风起，雁南飞，而梦中之人却未能归家与自己相见，怎能不悲？上海博物院藏一面草叶铭文镜，铭文为“道路辽远，中有关梁，鉴不隐请，修毋相忘”，正可为此镜铭末两句的注脚。道路辽且远，中有关梁相阻隔，何日得见再叙衷肠？其中的哀怨伤感，实在值得细细去品味。西汉 草叶铭文镜 铭文：“君行卒，予志悲，久不见，侍前俙。”与上镜铭文格式相同，内容稍有不同，当为同类诗文。西汉 草叶铭文镜 铭文：“长毋相忘旖久相思，伏念所欢旖无穷时。”此铭文较罕见，经李学勤先生按汉赋句式释读，方能读通。铭文中“旖”字可同音通假为“兮”字，则镜铭当读为“长毋相忘兮久相思，伏念所欢兮无穷时”，合韵上口，称得上是一篇极经典的短赋。西汉 四乳花叶铭文镜 铭文：“镜以仙行，所言必当，千秋万岁，长毋相忘。”此镜镜铭非常少见，亦是一句很朴实的广告语。“镜以仙行，所言必当”，言此镜由仙人作法，其上的吉语都能够应验；“千秋万岁，长毋相忘”，服佩此镜的情人们，千秋万岁也不会忘记对方。非常奇特的铭文。西汉 蟠虺铭文镜 铭文：“常与君，相欢幸，毋相忘，莫远望。”此镜铭与其余相思铭文镜所抒悲苦愁思之情又有所不同，没有那种生别离、不能见的哀怨，表现的是一种追求热恋时的欢幸，“毋相忘，莫远望”，热恋中的情侣，哪里还会考虑将来之事呢？西汉 草叶铭文镜 铭文：“鉴清明，铜必口，宜大王，毋相忘。”铭文奇特，有一字不可识，前两句为赞扬铜镜质量的广告，后两句宣扬儒家忠君之思想，非常少见。西汉 蟠龙草叶铭文镜 铭文：“不日可会，而日可思，美人而去，何时幸来。”此镜铭亦极罕见，表现的情感比较纠结。不日即可相会，然而思念的日子还很长久；美人离开之后，何时才能再相见欢聚呢？无论从铭文内容、纹饰版式来看，此镜都是同类草叶铭文镜中难得的精品。西汉 草叶铭文镜 铭文：“日不可会，而日可思。”当为上镜镜铭之减省，字句有颠倒。以上诸镜流行于西汉早中段，极盛于武帝时期，到昭宣之际开始衰落，并逐渐被新兴的圈带铭文镜所取代；铜镜背后的相思文化也在此时盛极一时，究其原因，与武帝一朝的穷兵黩武、兵役繁重不无关系。昭宣以后的圈带铭文镜上，相思题材的种类逐渐减少，比较典型的就是圈带铭文镜中的“君有行”镜。西汉 圈带铭文镜 铭文：“君有行，妾有忧，行有日，反毋期，愿君强饭多勉之。”君有行镜存世量较少，铭文完整者就更少见，没有找到铭文标准器的图片。标准铭文应为：“君有行，妾有忧，行有日，返无期，愿君强饭多勉之，仰天太息长相思。”此镜铭亦述思妇怀人之怨，与汉乐府古辞《饮马长城窟行》中脍炙人口的名句“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非常相似，文意朴实，却能触动人心。西汉 圈带铭文镜 铭文：“行有日，反有期，请君强饭多勉之。”与上镜铭文类似，个别字有差异。上海博物馆藏 西汉 君有远行镜 铭文：“君有远行，妾（敢）私喜，饶自次真止，君旋行来，何以为信，祝父母耳。何木毋疵，何人毋友，相惠有常可长（久）。”此铭亦极罕见，现在完全释读还有困难，不过亦能看出是以女子口吻描述对丈夫的相思之情。西汉 重圈铭文镜 铭文：“君行有日返毋时，思简念，尚可治，人两心成不足思（内）君有远行，妾（敢）私喜，饶自次真口止，君旋行来，何以为信，祝父母耳，何木毋疵，何人毋友，相思有常可长久（外）”此镜内圈铭文为一首合韵上口的小诗，外圈与上镜同，均是以女子口吻倾诉对远行丈夫的思念之情。“君有行”镜镜铭除上两种外，见于著录的还有两类，均未见实物图片，姑且录于下，以供参考：“君行有日返毋时，端正心行如妾在，时心不端行不正，妾行为之，君何能治？”

此铭极有意思，为女子告诫远行的丈夫，要如同在家中一样端正心行；如果丈夫在外边乱来，自己也会采取行动，到时候丈夫也拿自己没有办法。言语之中威胁之意很明显，可见汉代社会，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君行有日兮返毋时，结中带兮长相思，妾负君兮万不疑，君负妾兮天知之。”

此铭亦是女子在告诫远行的丈夫不要在外边乱来，不过口气没有上铭强硬，也没有威胁之语，比较温婉凄怨。传汉时苏伯玉之妻所作《盘中诗》亦有类似的句子：“君有行，妾念之。山有日，还无期。结巾带，长相思。君忘妾，天知之。妾忘君，罪当治。”与上铭相比，一个是以威胁相逼，一个是以真情感动，为了拴住远行之人的心，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汉景帝阳陵随葬坑出土 塑衣式跽坐拱手女俑 温婉清秀的汉代女子形象相思题材的西汉铭文铜镜，其铭文大多应属于当时广泛传唱的民歌，不见于史志，却通过铜镜这一载体保存了下来，这是西汉铭文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诗歌的产生离不开民间歌谣，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诸侯贡诗，天子采风”的传统，采来的民歌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就产生了最早的诗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微，礼崩乐坏，所谓“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尤其是战国乱世，流传下来的诗歌非常之少。直到汉武帝时重新设立乐府，训练乐工，采集歌词，才有了汉魏以来流传不绝的乐府古辞。所以说，相思铭铜镜盛行的时代，正是诗在民间的时代；到了武帝以后，恢复乐府古制，诗在庙堂，相思铭铜镜开始走向衰微，铜镜铭文的内容多向吉语、谶纬、求仙等方向发展。《诗经》书影 明刊本由江湖而庙堂，由质朴而繁丽，相思文化的载体虽不断变化，其中的精神内涵却历千载而不衰。无论是诗经经典“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铜镜铭文“结心相思，慎毋见忘”，还是乐府古辞“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李白名篇“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其中所抒的离别之悲、相思之苦，平淡亦或激愤，皆足以震撼人心。古代交通不便，通信不达，每一次离家远行都说不清何时才能再与亲人相见，所以江淹《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能够引起千古离人的共鸣；“有别必怨，有怨必盈”，这也是离别诗中多出名篇的原因：饱含真情的质朴之言，总是胜过华丽空洞的辞藻堆砌。当今社会，交通发达，通信便利，从北岭到南疆不过半日而至，距离对于今天的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有情之人因为两两异地最终分离？相比之下，古人在别离时发下的誓言“长相思、毋相忘”，反而有一种别样的浪漫情怀。我想应该还是今人感情淡漠，心不坚、情不深的缘故吧。2015.7.27 霞举道人 作于信古斋Ps.最近朋友告知有营销号非法转载我的文章，比较生气。此公众号文章皆为本人原创，为与同好交流学习之用，严禁用于商业用途，违者追究其法律责任。非盈利性平台在经本人同意后，注明来源并附原文链接，可以允许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微信号madaozhi1994

篇2：临淄汉代镜范与铜镜铸造业

一、镜范与铸镜作坊

最早可以确认属于临淄城出土的汉代镜范发现于20世纪40年代。目前所知, 从1940年到2006年, 临淄齐故城内先后出土了7批汉代镜范。分别为:1940年傅家庙村1件;1997年刘家寨村1件;1999年苏家庙村2件;2000年刘家寨村58件;2003年苏家庙村1件;2003年石佛堂村7件、苏家庙村6件;2006年阚家寨村16件。上述分7批共出土了92件镜范, 加上流失的镜范, 临淄城内出土的汉代镜范已达百件之多[1]。

临淄汉代镜范出土的地点分布的范围比较广, 上述7批镜范分别出土于傅家庙、刘家寨、苏家庙、石佛堂、阚家寨等5个自然村附近, 分布范围基本上处于齐故城大城的中心地带。200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区文化局联合对临淄齐故城内的镜范出土地点进行了专项调查, 不仅确认了石佛堂、苏家庙两处镜范出土地点, 而且对多处镜范出土地点的勘查表明, 镜范出土的地点附近一般都有冶炼的遗迹遗物[2]。20世纪60年代山东省文化局临淄文物工作队曾对临淄城进行了全面勘探, 取得了重要收获。从勘探资料看, 临淄汉代镜范出土地点均位于冶铜、炼铁和铸钱遗址附近。这些冶炼遗址的面积在几万到几十万平方米, 其中刘家寨村南地点附近的冶铁遗址面积在40万平方米以上[3]。

镜范的出土地点大多应是铸镜作坊的所在地。从勘探资料观察, 齐城内的冶炼遗址大多分布在大城的中部及以南部, 在石佛堂、傅家庙、阚家寨、崔家庄、刘家寨等村附近, 在上述的5个自然村中除崔家庄目前未发现镜范外, 其余4个村附近都发现有汉代镜范出土。在苏家庙村一带, 虽然勘探资料上未介绍有冶炼遗址, 但在对苏家庙村西出土镜范地点进行调查时, 在距镜范出土地点以南约30余米的地方, 也发现有冶炼和制骨作坊遗址。多处铸镜作坊均位于冶炼遗址附近, 这说明两者应有密切的关联。铸镜离不开冶炼, 同时铸镜与冶炼作坊在一起可以降低成本, 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从镜范出土地点观察, 其分布具有一定的间隔距离, 从石佛堂、傅家庙、阚家寨到苏家庙, 各相距大约在600至800米左右, 只有刘家寨相距比较远。铸镜作坊分别在大型冶炼遗址附近, 而且其分布又具有一定的间距范围, 可见当时的铸镜作坊应都具有一定的规模。齐城内铸镜作坊的多处发现, 表明当地的铜镜生产非常兴盛, 成为当时汉代铜镜生产的重要基地。

二、临淄铜镜的生产规模

迄今为止, 临淄地区发掘的汉代墓葬约有4000余座, 出土铜镜约400余枚[4]。通过对临淄汉代墓葬出土铜镜的时代特征以及分类的分析, 出土的铜镜主要属于西汉时期。西汉时期的镜类不仅数量大, 而且种类也比较多, 分为素面镜、弦纹镜、蟠螭纹镜、蟠螭铭文镜、龙纹镜、雷纹镜、连弧纹镜、花叶纹镜、草叶纹镜、博局草叶镜、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双圈铭文镜、家常贵富镜、博局神兽纹镜、四乳四虺镜、四乳禽兽纹镜、夔凤纹镜、彩绘镜等, 可达20余类, 基本上囊括了汉代铜镜的绝大部分镜类。

临淄汉代镜范分别为蟠螭纹镜范、草叶纹镜范、博局草叶纹镜范、龙纹镜范和四乳连弧弦纹镜范五大类。通过对镜范时代特征的分析, 并与临淄汉代铜镜进行类比, 可以确认, 临淄汉代镜范的年代也属于西汉时期。虽然临淄汉代铜镜数量多达数百面, 而且种类也比较齐全, 但与镜范纹饰、大小以及总体特征完全相同的铜镜几乎未见, 只有草叶纹镜类中的日光大明铭镜具有同范镜的可能性。

如果单从研究汉代铜镜铸造工艺的角度看, 这一结果令人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 临淄汉代镜范与临淄出土的汉代铜镜对比分析的结果虽然相差甚大, 却对于探讨临淄齐城在汉代铜镜的生产规模和铜镜制造业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出土的数十件镜范与多达数百面铜镜进行对比, 相同者微乎其微, 这说明临淄铸造的铜镜比临淄地区出土的铜镜种类更多。铜镜除了满足当地的需要外, 大量铜镜已经成为对外流通的商品[5]。

三、临淄铜镜的流通方式

临淄作为山东地区的经济、手工业中心, 其铸造铜镜的生产能力远不止仅供当地使用。齐城内目前发现的铸镜作坊遗址至少应在五处以上, 大量生产的铜镜除了满足当地外必然会作为商品向外流通。其首先应当供给附近地区, 主要为山东地区。

我们对山东地区出土的汉代铜镜曾进行过初步的对比研究。通过对比分析证明, 其所划分的三地区出土铜镜的差异并不是地域差异, 而是时代先后的差别。临沂地区以蟠螭纹镜为多见, 该镜类流行的年代属于西汉初期到早期;鲁北胶东区以草叶纹镜和铭文镜类为主, 这两种镜类属于西汉中期最为流行的镜类;而鲁西南地区发现的大多数属于东汉时期[6]。

我们还将山东地区出土的铜镜与临淄出土的汉代镜范进行了对比分析。从分析对比中可以看出, 与临淄镜范纹饰相同的镜类具有不同的分布地域。蟠螭纹镜类主要分布于鲁南的临沂、枣庄、济宁和淄博地区;博局草叶纹镜主要发现于鲁北的潍坊、淄博、济南地区;草叶纹镜分布的范围最广, 在鲁南地区的临沂、胶东地区的青岛、鲁中山区的莱芜、鲁北地区的潍坊、淄博、济南地区都有发现;双龙纹镜和弦纹镜均出土于临淄地区 (由于受资料所限, 以上的分析对比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参与对比分析的只有120余面) 。上述地区除了地处鲁南的枣庄、济宁外, 都与汉代齐国有着密切的关联。

汉初刘邦庶长子刘肥首封齐国, 归属齐国的有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 (济南) 、城阳、瑯琊七郡, 后来分封的济南、济北、淄川、胶东、胶西、城阳六国, 除了瑯琊和城阳外, 均处于齐国的中心区域。这些郡国的统治者大都是首任齐王刘肥之后, 与齐国的政治、经济关联非同一般。这些地区发现的铜镜大多应该属于临淄所铸造。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 临淄铸造的铜镜主要在山东地区流通, 但大量生产的铜镜作为商品, 不会受到地域的限制而仅局限在山东地区。草叶纹镜是临淄生产的铜镜中最主要的产品, 纹饰精细多样, 产量也应最大, 应是对外输出的主要镜类。有的学者对草叶纹镜中的“日光大明”镜进行了专门研究, 发现这类铜镜主要分布于今山东、河南地区, 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到西安, 南到江西、浙江, 北到辽东地区也有发现。从铜镜的特征和分布的范围看, 这类铜镜有可能属于临淄铸造, 通过商品交换或其他渠道而流通外传的[7]。

四、临淄在汉代铜镜铸造业中的地位

临淄作为汉代重要的铜镜铸造中心之一, 有着其深厚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渊源。临淄城作为周代齐国的政治、经济统治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东方最大的都城之一。汉定天下, 刘邦以齐地封其庶长子刘肥, “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 归属齐王者有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 (济南) 、城阳、瑯琊等七郡, 共73县。拥有渔盐、冶炼之利的齐国、齐郡, 延续了战国时期的经济持续发展, 临淄的经济更加繁荣。据《汉书》记载, “齐临淄十万户, 市租千金, 人众殷富, 钜于长安”, “非天子亲弟爱子, 不得王此”。由此可见临淄城在整个汉代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临淄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手工业的兴盛, 而铜镜铸造业是当时手工业中的重要产业。20世纪60年代的勘探资料表明, 在齐故城内发现了冶铁、炼铜、铸钱和制骨等多种手工业作坊遗迹, 其中冶铁遗址最多, 仅面积大、范围比较集中的就有六处, 其中面积最大的刘家寨村南地点, 其冶铁遗址面积在40万平方米以上, 可见临淄城的冶炼、铸造业非常发达。对临淄城内出土铜镜的范围调查证明, 铜镜出土的地点附近一般都为冶炼的遗址,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 就是铸镜作坊多与冶炼、铸钱、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集中分布在一起, 说明当时可能对手工业作坊有一定的集中管理体制。

从总体观察, 临淄铸镜作坊在城内的分布具有一定布局。从石佛堂、傅家庙、阚家寨到苏家庙, 各铸镜作坊相距在600-900米左右之间, 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间距范围, 铸镜作坊之间存在一定的分布范围, 这可能不会是一种巧合, 或可说明当时对齐城内的铸镜作坊具有一定的规划布局。

临淄城内发现的多处铸镜作坊, 显示了其铜镜铸造业的高度兴盛。汉代临淄的铸镜业当时不仅已经具有较大的规模, 而且对铸镜作坊可能还有着统一的布局规划以及相应的管理体制, 显示出临淄统治者对铸镜业的高度重视。临淄能够成为汉代东方的经济中心, 其高度发达的铜镜制造业应是其重要的手工业支柱产业。由此也可以证明, 临淄在汉代的铜镜铸造业中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研究·资料篇[M].科学出版社, 2007.

[2]山东临淄齐故城内汉代铸镜作坊遗址的调查[J].考古, 2004 (4) .

[3]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J].文物, 1972 (5) .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鉴耀齐鲁·铜镜介绍[M].文物出版社, 2009.

[5]逄振镐.汉代山东出土铜镜之比较研究[J].考古与文物, 1989 (4) .

[6]魏成敏.临淄汉代镜范与山东地区出土的铜镜[M].科学出版社, 2007.

篇3：瑞典藏西汉蟠螭纹铭文镜

辛卯仲冬，访问京都，红叶遍野，银杏黄透。笔者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冈村秀典教授讨论汉镜文化，有幸在梅原末治工作过的资料室，查阅到1941年出版的高本汉《早期中国铜镜》原版本（承岳洪彬研究员的大力支持，笔者曾得到过高本汉《早期中国铜镜》的若干翻录资料，在本文中已有部分使用，借此表示感谢）。在向井佑介先生的帮助下，因为图片比较清晰，使之多年来辨识不清的此书若干镜铭文字得以确切释读，书中带铭文之F类镜好似一个宝藏，其间弥足珍贵的是F8、F19、F31三镜，让人眼前闪亮。释考以后，感悟颇多，特此成文，以飨读者。

上世纪初，为在安徽蚌埠修建京沪铁路上的淮河大桥（1911年建成），满清政府从海外聘请了诸多技术人员，其中有一位名叫加尔贝克的瑞典工程师。此君特别喜好中国文物，无论工作之余，还是1923年的专程访华，他都会在以寿县（今寿县西南之古寿春是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命名“郢”。自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迁都于此，至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寿春作为都城，共存世18年时间。寿春一直是先秦时期的文化荟萃之地，其文化影响延及秦汉）为中心的淮河两岸等地区，收罗大量楚汉文物运回瑞典（现存瑞典国立博物馆东洋美术部）。1926年，加尔贝克在瑞典《中国科学美术》杂志发表了《中国古铜镜杂记》（1936年，张荫麟译于北平考古学社（考古）第4期）。1941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此文基础上又编著成《早期中国铜镜》。书中涵盖从春秋至新莽的324面铜镜，其中A类10面、B类5面、C类84面、D类54面、E类45面、F类48面、G类19面、H类12面、J类25面、K类18面、L类4面。因这些铜镜主要源自于淮河流域，故在数十年前被国外学者命名“淮式镜”的称谓即由此而来。1949年，高去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发表了《评汉以前的古镜之研究并论“淮式”之时代问题》一文。

在F类的全部48面蟠螭镜中，带铭文者有15面，占31.3%，其中一些是年代稍后的大乐贵富铭蟠螭镜（含圈带式与博局式两类），因国内外存世较多而免予赘述。本文重点是西汉早期一头一尾有关两次避讳文化的以下7面铜镜。

以“修”字避淮南王刘长之“长”字讳

拙文《西汉蟠螭纹铭文镜研究》有言：“避‘长’之讳应在汉文帝即位前后的不长时间内，较大可能是在汉惠帝末年（公元前188年，时刘长13岁）至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时刘长已亡）的15年间。年龄太小应该是管理不严，叛乱而亡又不值得严格避讳。”如果“修相思”类镜延续时间较长的话，那么，亦可能仅是一种“文化习惯”而已。

F12—间断式三凤蟠螭纹铭文镜（图1）

铭文：修相思，毋相忘，常乐未央。

此镜形制与《岩窟藏镜》图49、《故宫藏镜》图24相近。间断式蟠螭纹在战国镜中可以找到相似的镜例，战国时期对西汉的文化传承可见一斑。首字由“长”字避讳成“修”字，第7字不用“长”而用“常”。其与图2（F42）之差异在于主纹的间断或缠绕。

F42—缠绕式三凤蟠螭纹铭文镜（图2）

铭文：修相思，毋相忘，常乐未央。

此镜形制与《岩窟藏镜》图54、《清华铭文镜》图3相近，属于中国最早铭文镜的经典器物。一书兼具F12、F42两镜已属不易。《淮南子·叙》：“以父讳长，故其所著诸长字皆曰修。”“慎”字原意千万，无论如何，与“毋”、“无”、“勿”等字连用时，表示警戒。《史记·高祖本纪》 ：“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

F5—四叶蟠螭纹铭文镜（图3）

铭文：修相思，慎毋相忘，大乐未央。

此镜问世年代值得探讨，其一，镜铭“修相思”表明应在西汉早期之前半；其二，主纹四叶蟠螭与大乐贵富镜的年代大致相近，应处西汉早期之后半；两者如何协调有待研究。一种猜测：此类镜尽管问世较早，但其存世时间却不短，虽当时并不强调必须避讳，然由于“习惯”的原因，还是自然地延续了一个时间区段。铭文一共3句11字，每一句的首字皆可使用“长”字，然因避讳之故，分别改成了“修”、“慎”、“大”等3字。

“大乐”即极大的快乐。《二程语录》卷二：“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汉铭斋藏镜》图4（直径13.3厘米，重量313克）之铭文：“相思，愿毋相忘，大乐未央。”

F31—缠绕式三龙蟠螭纹二十连弧铭文镜 （图4）

铭文：道路辽远，中有关梁。鉴不隐请（情），修毋相忘。

众所周知，《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图30（直径16.1厘米，重量420克）是一面铭文与之完全相同的草叶纹镜。根据图4（F31）镜的主纹、地纹及形制判断，这是“修相思”镜类以外的又一个避“长”字讳的经典镜例，同属相思文化范畴，应在汉初的汉惠帝时期问世。而上博镜主纹草纹，最早应在汉武帝早中期问世。两镜年代差距有半个多世纪，值得进一步探讨。

汉字从圆转的古文字演变至方折的今文字，经历了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百余年时间，其第一步即由秦篆演变至汉篆。此镜方正汉篆的书体表明，汉篆的问世时间很早。换言之，此镜可说是一面最早出现方正汉篆的镜例。第3句“鉴不隐请”应是“鉴不隐情”之通假。《列子·说符》：“发于此而应于外者唯请。张注：‘请当作情。’”《释文》：“徐广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请。’”在战国镜中，可找到连弧数为10、11、12、13、14、15的各种镜例。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广为流行16连弧纹缘的花瓣镜或草叶镜。为什么在西汉早期，又突然出现一面20连弧缘的蟠螭纹铭文镜，这亦是需要再作研讨的问题。

以“泄”字避汉武帝之“徹”字讳

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昭明镜与清白镜皆问世于西汉中晚期（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第116页：“总之，昭明镜出现于西汉中期的晚段（昭宣时期），流行于西汉晚期及王莽时期，东汉早期后消失。”第120页：“清白镜出现西汉中期偏晚，多见于西汉晚期。”），或是更晚的东汉中期（《云梦学刊》2008年3月第29卷第2期第50页，石川三佐男《蟠螭纹精白镜铭文和楚辞》：“从（昭明清白重圈铭文）镜的类型来分析，应出自后汉中期。”）。孰不知，这对差不多同时出生的“兄弟”，早在汉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前140年）之前就已问世，且用“楚辞”文体来表达明确的同一主题思想。详见拙文《西汉昭明镜铭文释考》（《中国文物报》2011年4月13日第7版《铭文铸民意 明镜鉴直臣——西汉昭明镜铭文释考》）、《西汉清白镜铭文释考兼说其与昭明镜铭文的关联》（《中国文物报》2011年7月6日第8版《珠联璧合 相得益彰——西汉清白镜铭文释考兼说其与昭明镜铭文的关联》）。

昭明镜与清白镜同时问世在解决了“七王之乱”的汉景帝后期，昭明镜铭文末句最初是“然壅塞，在汉武帝刘徹即位后，因避“徹”字讳而改成了“然壅塞而不泄”，“徹”字避讳前后的昭明镜（连同清白镜）实物，确凿地证明了这一段不被人们所熟悉的历史。

一、避讳前（当在汉景帝后期）

F8——三叶三龙蟠螭纹铭文镜（图5）

铭文：内圈（24字）：

内请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

心忽穆而愿忠，然壅塞而不徹。

外圈（48字）：

絜精白而事君，怨沄欢之弇明。

彶玄锡之流泽，恐疏远而日忘。怀糜美之穷皑，外承欢之可说。慕窈窕于灵景，愿永思而毋绝。

高本汉《早期中国铜镜》F8镜恰好是少见之拓片，以致可以方便地认读与研讨。迄今所知，唯此镜为“全品”，而极其有限的其他资料（如《长安汉镜》图7-2）与实物，皆多为修复件、残件或残片。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藏有“徹”字还未被避讳24字的单圈“昭明”铭文（本文图8），与72字的图5（F8）镜形成了一对可以证史的稀世珍宝。《收藏家》2012年第1期拙文《西汉蟠螭纹铭文镜研究》已有详尽研讨，本文免赘述。

F19——四叶博局蟠螭纹铭文镜（图6）

铭文：内圈28字：

内请质以昭明兮，光辉象夫日月。

心忽穆而愿忠兮，然壅塞而不徹。

怀糜

外圈50字：

絜精白而事君兮，怨沄欢之弇明。

彶玄锡之流泽兮，恐疏远而日忘。

美之穷皑兮，外承欢之可说。

慕窈窕之灵景兮，愿永思而毋绝。

高本汉《早期中国铜镜》有言：“F组在中心圈带刻制铭文司空见惯??这个F组还有TLV图形特点，然而这种图形在所有前汉的A-E组，均都没有出现过。”的确，此镜既为奇品又是孤品：

（1）主纹：在四线式博局纹中，此镜铭文方框四角罕见地伸出四叶，而未见其他的相同镜例。

（2）字数：在一般的昭明清白重圈铭文中，难有文字齐全者，即使齐全者亦为24+48=72字，此镜多达78字，当是孤品。

（3）避讳：此镜与图5（F8）镜一样，内圈昭明铭末字皆为避讳之前的“徹”字。

（4）文体：正规的昭明镜皆4句六言，正规的清白镜皆8句六言。此镜在12句72字的单数（即1、3、5、7、9、11）句末尾，加上了一个“兮”字，成为典型的楚辞文体，难得一见（《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3日第7版《借镜喻人 托物言志——西汉皎光镜铭忠君思想考》图3亦为一例，其铭：“姚皎光而耀美兮，挟佳都而承间。怀欢察而惟予兮，爱存神而不迁。得并埶而不衰兮，精昭晢而侍君。”）。

（5）排列：内圈原来应该是24字，加上了2个“兮”字后，又在句末加上了外圈清白铭第5句的头2个字“怀糜”。故其字数成了24＋2＋2=28字。外圈原来应该是48字，加上了4 个“兮”字后，又将第5句的头2个字“怀糜”移入内圈昭明铭的句尾，并使外圈清白铭中缺了这2个字，故其字数成为48＋4－2=50字。

（6）书体：与同时代的多数镜相同，仍为秦篆（小篆）。

在图5（F8）与图6（F19）镜中，清白铭之“清”字，皆有通假，内圈常作“请”字，外圈多作“精”字。查《古字通假会典》可知，精与请、精与清、请与清皆可通假。《淮南子·精神》：“而立至清之中。”《文子·九守》：“清作精。”《礼记·缁衣》：“精知略而行之。”郑注：“精或为清。”《集解》：“《汉书·爰盎传》清室作请室。”《老子》四十五章：“清静为天下正。”《汉帛书·甲本》：“清作请。”??由此可知，早期清白镜铭文中的“请”或“精”，按今人理解，皆应读作“清”。

《西汉昭明镜铭文释考》、《西汉清白镜铭文释考》两篇拙文认为，昭明镜与清白镜同时出现在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汉景帝平定七王之乱以后，这是用楚辞文体来纪念晁错被冤杀的短篇悼文，并长时间地流传于人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镜与F8、F19（即本文图8、图5、图6）三镜铭文中皆有还未避讳之“徹”字，最迟问世时间当是汉景帝末年的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故可认定，此三镜的问世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153年至公元前141年的12年间。

在没有出土资料的情况下，依据镜铭内容，考证历史事件，推断问世年代，这是铜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贡献。

二、避讳后（当在汉武帝初期）

F7——四叶蟠螭纹铭文镜（图7）

铭文：内圈（14字）：

内请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

心忽

外圈（34字）：

穆而愿忠，然壅塞而不徹。

怀糜美之穷皑，外承欢之可说。

慕窈窕之灵景，愿永思而毋绝。

此类镜应是具蟠螭地纹的最后一个镜类，在国内外有数面存世，如：《故宫藏镜》图22，《泉屋博古·镜鉴编》图16、图17，《汉铭斋藏镜》图16（本书图9）。

对此类镜比较可知，镜体尺寸基本一致、汉隶书体几乎相同。其文字排列有标新立异之感，全文14＋34=48字。内圈用了昭明铭的前2句，再加上第3句的头2个字“心忽”，字数为2×6＋2=14。外圈先续完昭明铭所余10字，再加上清白铭的后4句，字数成10＋4×6=34。因为汉武帝大名刘徹，凡有“徹”字者必须避讳，此镜铭末句“然壅塞而不徹”就被更改成“然壅塞而不泄”。

细察铭文书体可知，避讳前图5（F8）与图6（F19）两镜的文字偏圆转，避讳后图7（F7）镜的文字偏方折。显而易见，在汉武帝即位前后，汉字隶变出现了“突变”的趋势。

结语

一、西汉昭明铭蟠螭镜与昭明清白重圈铭蟠螭镜为蟠螭纹镜之绝唱，应问世在汉景帝后期与汉武帝初期的短短十余年间。这是一篇用楚辞文体的纪念悼文，有明确的主题思想。

二、高本汉《早期中国铜镜》一书的汉镜实例证明，在淮南王刘长时期与汉武帝刘徹时期，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重大的文字避讳，对“修相思”铭镜以及末字为“徹”之昭明镜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在汉武帝即位之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前后的十余年中，汉字由篆（古文字）变隶（今文字）的“隶变”进程出现了“突变”趋势。

篇4：西汉铭文镜的正能量

从远古直至清代的数千年华夏文明史可知，国家的重大活动之一就是祭天、祭地。在人文国学的角度看，这是古人爱戴天地、崇拜天地、敬畏天地、祈求天地的表现方式；在自然国学的角度看，还是爱护自然、崇尚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展示手段；归根结底，这是“天人合一”的理念。

祭天、祭地都是华夏祖先所举办的重大祭祀活动。《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诗·大雅·云汉》：“上下奠瘗，靡神不宗。”毛传：“上祭天，下祭地。”《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鲁郊何以非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何休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于郊。”）《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赞》：“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赐姓金氏云。”《仪礼·丧服》：“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汉郑玄注：“及始祖之所由出，谓祭天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四》：“汉世祭天于其上，名之为皇天原。”

今天，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正进行着热烈的讨论。殊不知，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早中期，这“天人合一”理念就已经被我们的祖先采纳并重视。本文试从汉代铜镜铭文的文物角度，来发现并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记载。

铜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枝奇葩，从齐家文化算起，已有四千年的历史。然而，正式作镜铭，却是西汉早期的事。西汉铭文镜形制多为外圆内方，作为一种观点，铜镜法象天地，喻意天圆地方。有人说“一镜在手，就表示了人与天地的和谐相处”，不无道理。若干存世实物表明，镜铭刚一问世，就映射了汉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充分重视。详见表一。

在表一中，图4至图13为“与天、与地”铭内容，图14是“与人”铭内容。其中图4有20字，图5至图12皆16字，图13是4字。这里，对图5至图12之16字铭文的内容差异作一比较。详见表二。

通过表一的14个镜铭实例，可以清晰地看到汉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程度。《汉铭斋藏镜》图90有铭：“与天为常，善哉毋伤。”同书图91有铭：“与天长久而日月之光。”在西汉瓦当的陶文中，亦可见到“与天无极”（图15、图16）、“千秋万岁、与地毋极”（图17）等实例。此外，泰山刻石亦见，《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孟康曰：“刻石，纪绩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辞曰：‘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

“与天”谓凡合乎天道者，则得天助。《国语·越语下》：“持盈者与天”，韦昭注：“与天，法天也”。《管子·形势》：“持满者与天”，尹知章注：“能持满者，则与天合”。《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持满者与天”，司马贞索隐：“与天，天与也。言持满不溢，与天同道，故天与之”。

“与地”谓凡合乎地道者，则得地利。《国语·越语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韦昭注：“与地，法地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节事者以地。”司马贞索隐：“《国语》‘以’作‘与’，此作‘以’，亦‘与’义也。言地能财成万物，人主宜节用以法地，故地与之。”

“与人”谓合乎民意取得人心。《国语·越语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韦昭注：“与人，取人之心也。”《管子·形势》：“持满者与天，发危者与人。”尹知章注：“能安危者，则与人合。”

在表一的前13个铭例中，首句或“与天地相翼”、或“与天无极”、或“与天相寿”，应是喻意类同，都是说“天”（图1、2、3为“天地”）；次句或“与地相长”或“与美相长”喻意相近，都是说“地”。再对后续语句加以综合，可知其主旨即是：人在合乎、顺应天地以后，就可以实现富贵、平安、欢欣、快乐、相思、重情等人生目标。镜铭文字虽极为简洁，然其内涵却十分深刻，可谓言简意赅。如若用这些语句来剖析、探讨、研究今天人类的生存环境，应该都有很大的启示。

“与天同道，故天与之”，“人主宜节用以法地，故地与之”，司马贞精准地解读并阐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这13个镜铭实例的问世时间应在公元前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景帝期间，正值西汉经济恢复、社会安定之时，老庄学说的道家思想在朝野都占有统治地位。道家思想追求出世并注重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然观，与儒家理念有较大差异。对于自然，道家自然观有着比儒家更多形而上的思考。老子曰“物我同一”，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主张“道法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认为“天道”与“人道”一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道、天、地、人都是自然的客观存在；它生化万物，且又使万物成长，人不去主宰万物，一切听其自然，并主张“知常日明”，要尊重自然规律。老子认为，具有了解和把握事物生长变化之内在规律的能力，才是真正的智慧。在道家看来，自然作为循环往复的开放系统，和谐乃是维系这个开发系统所应当遵循的法则。

图14镜铭“与人无极”甚是罕见。西汉大儒董仲舒的“人”与“民”，及其“顺命”的统治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实施统治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内容，认为人是由君、民、臣所构成，都受上天控制。此铭前两句可谓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之经典句例，意即人的行为能感应上天。这则铭文表达的是：努力使君与民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构建一种让君与民密切联系、命运相关的政治局面。董仲舒的新儒家思想除重视天道之外，还重视人情，更富有人情味，具有近人近俗的特点。因而当时的儒家教义很容易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挥一民心、齐民俗的教化作用。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孔子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儒家认为，天不是超自然的上帝，而是现实的自然界。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是天之“生”，人类亦属万物的一分子。因此，人类与万物都是同源同根于自然界的花朵，而不是自然界之上的主宰。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仁”。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仁民而爱物”，将仁爱精神和情感由对人扩大到对待万物，用仁爱之心将人与万物连成了一个整体。人在为自己确定了“天地之心”的价值定位的同时，不是拥有了主宰万物的权力，而是承担起了自然万物的“主持者”的责任和义务。“天人合一”理念从根源性角度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的“仁爱”本性推及至宇宙万物，给后人在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提供了诸多启示。

篇5：汉代四神镜中的虎纹形象

白虎是四灵之一，当然也是由星宿变成的，是二十八宿之中，位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所以是西方的代表。而它的白，是因它代表西方，西方在五行中属金，色是白的。它叫白虎不是因它是白色，而是从五行说。古代掌管兵权者的“虎符”便来自于白虎。君王出巡时也会伴有白虎旗。

作为四神中唯一在现实中存在的动物，虎是百兽之王，威风凛凛，充满力量和威力，自古以来就受到我国先民的敬仰、崇敬、图腾崇拜和喜爱。《风俗通义》：“虎者，阳物，百聋之长也，能执博挫锐，噬食鬼魅。”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玉器上，虎的形象比比皆是。同时虎也是中华民族原始先民的重要图腾崇拜物。在古代巴人的器物上很早就出现了虎的纹饰。考古资料表明，湖北鄂西清江是古代巴人发源地，居住在湖南湘西一带的，是巴人同一族属。到他们族领廪君时，统一了樊、瞫、相、郑四个氏族，成为其中最强大部落。文献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巴氏祭其祖，以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可见，古代鄂西清江巴人以虎为图腾，把祖先图腾——虎，铸造在各种器物上，作为巴人族徽。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在宁夏贺兰山和北山岩画、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虎都是重要的题材。在贺兰山和北山岩画分布区的每个主要岩画点，几乎都有以虎为题材的岩画。除了汉族将虎作为瑞兽外，今天我国的彝族、白族、布依族等许多民族仍自称是虎的后代。可见，虎图腾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观念。一直到今天，虎在我国仍被视作瑞兽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虎常常与龙相提并论，共同出现。在四神中，“白虎”常常跟龙相提并论，虎为百兽之长，它的威猛和传说中降服鬼物的能力，使得它变成了属阳的神兽，常常跟着龙一起出动，“云从龙，风从虎”，成为降服鬼物的一对最佳拍档。虎纹很早就出现在青铜器、玉器等器物上，到了汉魏时期，更是与青龙等四神一起频频出现在铜镜、画像石、石刻上。四神之中，青龙与白虎因为形体勇武，主要的被人们当做镇邪的神灵，其形象多出现在宫阙、殿门、城门或墓葬建筑及其器物上。可以说在我国历史早期虎纹不逊于龙纹，是我国先民最喜爱的动物纹饰之一。

四神中虎纹的形象

“四神”之说始见于《曲礼》，《礼记·曲礼》中说四神“如鸟之翔，如蛇之毒，龙腾虎奋，无能敌此四物”，是勇猛和力量的象征。四神还代表一定的方位，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四神图案在铜镜中出现最早始于西汉，在这类镜中，虎纹主要与青龙、朱雀、玄武共同组成四神的形象，但也有些镜中缺少其他三神中的某些纹饰，有时纹饰中还有动物、怪兽、独角兽、禽鸟及群邪、羽人、仙人等纹饰，但主要还是以四神为主。

在这类镜中，白虎一般为大头，虎身躯大都较粗壮，采用线条法，即用单线纹勾勒而成，虎主要作侧面，正面少见，奔跑状或行走状，少量为站立状。虎或抬头向前，或作回首张口大吼状，虎头作下视状较少，虎口大张较多，虎嘴上下大多有虎须，亦有虎眼、鼻、耳均清晰刻画。虎头及虎身用短线纹及v字形短线或几种弯曲度不同的线条装饰成虎毛及虎体花纹，在描绘手法上一般为虎一后肢粗壮后伸，另三腿较细小，虎尾较长，尾上翘并向身前弯曲或虎尾向后方上翘伸出较多，也有部分虎尾向后拖出或下垂。

东汉中期以后，由于高浮雕技法的出现，四神图案更为生动形象，层次感更强。这时期的画像镜和神兽镜中的虎纹改变了以前以线条为主的方式，多采用高浮雕工艺，虎口大张，虎体雄壮有力，虎体用短线或弯曲的线条勾勒出虎毛及虎体花纹，一后肢粗壮有力，另三只较细小，刻画清晰分明，虎爪清晰，虎体有的还饰有椭圆圈作为装饰，虎尾大多粗长而向后上翘伸出。此类镜上虎纹图案较其他镜华美，虎体也较大。

汉代四神中虎纹形象可以说是既写实又夸张，如虎的躯体大都粗壮肥大，尾部大都粗长，向后伸出的形态多样，与虎体其他部位相比夸张得多。这是因为汉代的动物纹样注重局部气势的描绘，为了表现虎的威猛，特别夸张它的躯体和尾部。

汉代四神镜中虎纹图案出现的镜种很多，这样的镜种有“长宜子孙”铭文镜、博局纹镜、禽兽纹镜、四神纹镜，八乳禽兽博局纹铭文镜、画纹带镜、画像镜、神兽纹镜等等。

虎纹的象征与功用

在古人心目中，老虎是可怕的东西，又是可敬的东西。可怕的是它会食人畜，而可敬的是因其威猛无比，能够避邪。在一些古书中，如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祀典》说：“画虎于门，鬼不敢入”，“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抟挫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古人还认为白虎是一种祥瑞，“德至鸟兽”。白虎也是战神、杀伐之神，也代表着君王的威严和意志，具有避邪、禳灾、祈丰及惩恶的扬善、发财致富、喜结良缘等多种神力。因此，中国古铜镜铭文中“左龙右虎去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苍龙在左白虎在右，长宜二亲孙子”、“白虎辟邪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兮”、“左龙右虎辟不阳，长富乐未央”、“左龙右虎辟不阳，七子八孙居中央，夫妻相保如戚央”、“朱氏明镜快人意，上有龙虎四时宜”、“青龙白虎居左右，与天相保无穷之”、“左龙右虎为国保，大吉”等文字屡屡出现，表现了人们希望白虎能辟邪禳灾，保佑家人幸福安康的心态和愿望。

汉代四神镜中的白虎在当时还被想象成具有通天功能的神物，可以引领人们升天。在汉代镜铭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澧泉，驾非龙，乘浮云，白虎引，直上天，赐长命，保子孙”，可见，在汉人心目中，白虎是一种可以引领人们升天的神物。在汉代画像石上也可以常看到绘有的白虎形象，其作用也是引领墓主人升天成仙。此外，在古代，巫师乘虎的造型在后世文物中多有出现，说明在当时，虎确实是一种很重要的通天神兽。

虎纹出现的原因探讨

虎纹源于生活中常见的猛兽，又是艺术性夸张的产物，反映了人们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和企慕羽化登仙、长生不死的幻想。作为四神之一的虎纹，一方面是古代人们图腾崇拜的印记，另一方而，出于对虎的崇拜，后来人们又把虎想象为镇守西方的守护神，与其他三神一起组成了镇守四方的守护之神。可以说，虎纹的出现，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紧密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