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藏书处所考（通用3篇）
篇1：汉代藏书处所考
汉代藏书处所考
图专二班李玲玉2011302480038 摘要：西汉末年，官府藏书已达13000多卷①，光武帝之后，采取“诏求亡失，购募以金”的图书搜集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官府藏书。于是，官府筹建了多处藏书处所，设立了专门的藏书管理机构和官员，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藏书管理制度。
关键词：汉代藏书处所书籍管理
两汉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许多传统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成型的，比如说官府藏书制度的建立。汉代生产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巩固，直接促进了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部分—官府藏书的发展。汉代确立了封建时代官府藏书的类型，完善了工作内容，充实和配备了管理官员，因此，我们称汉代是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确立时期。
一、汉代藏书的搜集
秦始皇时期实行愚民政策，更有焚书坑儒，使古典文集大受破坏。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的教训，在汉初采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治国，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在文化上体现为对战国以来的思想流派和学说不加禁止，并注意收藏和整理流传典籍。《汉书·高帝记》称：高帝元年冬十月，“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藏文书。”到了汉惠帝四年，朝廷正式解除挟书禁令，民间藏书才成为合法之事。《隋书经籍志》说：“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惠帝解除挟书禁令，不仅使秦遗留典籍得以收藏于官府，还促进了图书的传播。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儒家经典充斥官府。这之后经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再到汉成帝，官府藏书数量不断增加。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积如山丘。”王莽新朝时，战乱使书籍焚毁不少②，只有少量图书被刘秀搬到洛阳。但就是这些所谓的“少量”，也“载之二千余辆”。后来的汉明帝、汉章帝采取各种方式搜集书籍，使“四方鸿生钜儒，负祑自远而至者，不可胜数。”③
由此可见，汉代的典籍收藏，由于官府的重视取得了重要成绩。而书籍的增多就使得专门的藏书机构增多，因此，两汉时期留下了众多著名的藏书处所。
二、汉代藏书处所
汉代官府藏书处所主要位于首都及其附近。据汉书记载，西汉时，藏书处所有所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又后汉书儒林传序称：“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综合诸多记载，两汉官府藏书处所有以下数处：
（一）石渠阁
西汉 皇室藏书之处，在 长安 未央宫 殿北。《三辅黄图·阁》：“ 石渠阁，萧何 造。其下礲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 关 所得 秦 之图籍。至于 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
石渠阁是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由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造，修建的目的是为了收藏刘邦军进咸阳后萧何收集秦朝的图籍档案。之所以叫石渠阁，是因为建筑特点得名，在阁周围以磨制石块筑成渠，渠中导入水围绕阁四周，对于防火防盗十分有利。汉武帝以后由单一的档案典籍收藏机构发展为兼有学术讨论性质的场所。至宣帝时，石渠阁更受到尊崇，开始在阁中绘功臣贤大夫像，以霍光为首，苏武第二排列。1952年西北大学历史系师生在西安附
近汉代未央宫背面发现了石渠阁遗址。
（二）天禄阁
西汉初年，丞相萧何在未央宫主持修建的另一藏书处所。天禄阁位于未央宫北部，南距前殿730米。天禄阁主要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书典籍，西汉的著名学者杨雄、刘向、刘歆等都曾在天禄阁校对书籍。汉成帝时，曾命学者在未央宫天禄阁中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校勘工作。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文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校成一本，由刘向画出篇口，修改错误，写出提要。刘向死后，汉哀帝令其子刘歆子承父业，把汉皇家藏书加以校勘、分类、编目后写成定本。目录分为提略（诸书总页）、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七部分，共33090卷，统称《七略》。《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我国目录学之祖《别录》，也是刘向在天禄阁编撰的。
（三）麒麟阁
古代麒麟阁，汉武帝建于未央宫之中，主要用于藏历代记载资料和秘密历史文件。后汉建帝为表彰功臣，将历代对汉有功的功臣画像存放于麒麟阁。如果把龙作为帝王象征的话，麒麟就象征辅佐帝王的将相功臣。麒麟阁先后供奉了十一位功臣，十一人中霍光为第一，并为了表示尊重，独不写出霍光全名，只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为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等，共十一人，史称麒麟阁十一功臣。
（四）兰台
汉代中央档案、典籍库，用以收藏地图、户籍等档案及图书，也是当时儒著述的地方。建于长安(今西安)宫内，系石室建筑，修造年代不可考。隶属于御史府(台)，由御史中丞一员兼领，置兰台令史，秩六百石(一说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选能通苍颉、史籀篇者担任，除在殿中受公卿奏事外，并负责典校秘书或从事撰述。西汉成帝以后，兰台令史约有18人之多。由于汉代重视对档案典籍的收集，兰台典藏十分丰富。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任兰台令史,奉诏撰《世祖本纪》及诸传记。与班固同为兰台令史奉诏修史的还有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此后，刘复、杨终、傅毅、贾逵、孔僖、李尤等人都曾任兰台令史，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章帝、和帝以后，东观收藏渐盛于兰台，修史即移入东观。东汉末年董卓迁都之乱，兰台的档案典籍受到很大损失。
（五）石室
汉时用石砌成的储藏典籍的地方，东汉的石室建于汉高祖刘邦庙中。石室所藏图书档案均为密藏，不得随意查阅。石室还藏有壅纬书籍和一些自然界灵异现象的记录。太史公司马迁曾利用石室金匮之书，撰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④
（六）东观
东汉洛阳南宫内观名。明帝诏班固等修撰《汉记》于此，书成名为《东观汉记》。章、和二帝时为皇宫藏书之府。后因以称国史修撰之所。李贤注《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刘熙《释名·释宫室》:“观，观也，于上观望也。”是高大建筑之意。《艺文类聚》卷六十三载李尤《东观赋》曰:“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藩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崖之敝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同卷又载同一作者《东观铭》勾勒东观的规模是:“房闼内布，疏绮内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更重要的是，这里“书籍林泉”实际已经成为藏书最为集中的地方，所以，也就成了文化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所谓“列侯弘雅，治掌艺文”，正是东观学术文化之盛的生动写照。《通典·职官八》:“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
除了上述之外，两汉时还有诸如宣明、鸿都、辟雍、金匮等藏书处所。
三、汉代建立藏书处所的意义
一、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保存了大量珍贵古籍，为文化传播及文明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两汉通过建立藏书处所以及完善藏书管理，使得一些重要典籍得以保存，不致流失，给后人研究前代历史文化创造了条件。
二、为读书治学提供了条件。大量古籍在这些机构中得到保存，为一些学者文人读书治学创造了物质基础。例如司马迁借石室金匮之书创作《史记》；班固借兰台典藏撰《世祖本纪》；扬雄、刘向、刘歆等人都曾在天禄阁校对书籍„„
三、完善官府藏书管理制度，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基础。汉代官府藏书的管理对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由于汉代对图书不断进行整理，使书籍得到很好的保管和利用，图书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为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结束语
汉代对图书搜集、整理、保管等工作不仅影响了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就是对现代图书馆事业而言也有借鉴意义。
注释：①《七略》。②《隋书·牛弘传》。③《后汉书·儒林传序》。④《史记》参考文献
谷亚成.略述汉代官府藏书.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四期
李秀娥.汉代官府藏书的管理.南都学坛，第十九卷
费愉庆.中国古代官府藏书机构考.当代图书馆，2004年第三期
篇2：汉代藏书管理繁荣的原因及其贡献
一、汉代藏书事业发达的背景与原因
1. 政治背景。
秦的灭亡和汉室的崛起是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汉启于秦，各项制度都继承了秦代，而在对待书籍的态度上却大相径庭。秦代是一个焚书坑儒的时代，秦始皇登基以后，总结西周末年动乱的原因和自己灭六国的经验，他认为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使周代末期分崩离析，最后周天子失去威信和统治力；是流落民间的周天子门客出谋划策导致五国争霸、七雄并起，也是商鞅、李斯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国家的智囊团最后让秦国强大，从一个偏居西北的小国迅速强大最后灭了六国一统中国。这些经历让嬴政对知识和人才有着敬畏之心，他虽然最后统治着泱泱大国，但是内心对知识分子的恐惧却与日俱增。在这种心态之下朝廷没收天下书籍，禁止民间读书，坑杀儒生以儆天下，希望用这种愚民政策来达到国家的长久太平，最终却因为这些暴政原因而葬送了江山。汉高祖刘邦在秦末的动乱中夺取了秦国江山建立汉王朝，建国以后他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请当时非常有学问的大儒叔孙通制定了朝廷礼仪；第二件事是建立书馆。刘邦本人并非书生，对待思想学术、文化诗书并不感兴趣，但是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他要做的是稳定政权，争取民心，自然要对前朝的统治进行反思。其中对于秦代有两点他们认为是导致秦朝覆灭的原因，一是废除了以“世卿世禄”为核心的封疆建土的封建制，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动了封建贵族的利益；二是修长城坑儒生，破坏了群众基础。秦代的这两个方面造成的最终结果是封建贵族内部矛盾激化，外部官民矛盾激化，最终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反抗暴秦，以项羽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也起来反抗暴秦，在内外压力下，秦朝很快坍塌。刘邦建国后，注意到这两点，在施政上专门进行调整，上述两件事就是他的两个策略，刘氏既没有实行完全的郡县制也没实行原来的封建制，而是两者并用。要调和好两种制度，就需要智慧，于是他请来叔孙通，经叔孙通建议制定了朝廷礼仪，它的制定使封建贵族在礼仪仪式上要表现出对皇帝的尊重，保持皇帝的威信，同时又不会损害这些阶级的利益。建立藏书制度一方面是为了与朝廷礼仪制度相协调，同时也是为了弥补和挽救秦代失去的政治信任，笼络民众的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皇家藏书制度的起因是为了维护汉室的统治基础。
2. 发展原因。
汉代藏书管理能够得到发展有着主观和客观上的多种原因。主观上，统治者虽然仍然对知识分子保持者敬畏之心，但是他们不再认为通过对书籍的控制就可以消除这种危机，因此改变了对图书管理的态度，逐渐放开了对图书的禁锢，汉惠帝四年 (前191) 朝廷正式解除挟书禁令，“三月甲子，皇帝 (惠帝) 冠赫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书禁解除以后，民间藏书合法化，人们对书籍的收集和整理活动也频繁起来，以前秦代遗留的散书籍逐渐重新见世。这是汉代藏书管理发展的主观原因。藏书管理制度发展还有着客观原因。在汉代，社会逐渐从动荡的战国时代恢复平静，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在面临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侵扰的同时，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民间的文化逐渐繁荣，以汉赋为代表的文学形式为人们所喜爱，其中不乏皇家贵族和王侯将相，这种客观的社会文化需求是催生图书管理制度发展的客观原因。
二、汉代藏书制度发展的特点与贡献
1. 汉代藏书制度发展的特点。
皇家搜藏主导民间私藏逐渐繁荣是汉代藏书制度发展的特点。皇家藏书制度开始于汉高祖刘邦时期。刘邦夺取天下后命萧何主持修建未央宫，在宫殿修建同时建立了三座藏书阁，皇家藏书楼由此诞生。藏书楼建造以后，朝廷开始向民间求书，在民间广开献书的风气。惠帝解除书禁以后，一些在民间秘藏的书籍才逐渐面世。文景时期广开献书之路，有意识地搜求儒家经典旧籍，开始为经学设置专经博士，如张生、晁错为《书》博士，辕固生、韩婴为《诗》博士，董仲舒为《春秋》博士。这些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朝廷的统一安排下对收藏的图书进行校勘整理。汉成帝时期，为了能够对搜集的图书进行系统的管理和校勘，朝廷指定刘向在天禄阁对书籍进行整理分类和校勘。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接替这个位置，刘歆管理图书期间对书籍进行了统计，并且编纂了藏书目录“七略”，除辑略是总叙外，其他六略就是书籍的六个大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刘歆的这些管理方法奠定了汉代图书管理的基础。西汉这种在全国搜集书籍，建立皇家藏书阁的做法为后来历代王朝所承袭，成为一种历朝传袭的制度。西汉后期，为了鼓励民间藏书上送朝廷，朝廷设置了太史职官，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地方藏书馆，支持和鼓励民间人士设置藏书馆，逐渐从皇家书馆发展成为官方和民间藏书的共同繁荣。
2. 汉代藏书制度的贡献。
一是西汉的图书管理制度奠定了后世图书管理的基础。西汉时期，国家设立了皇家图书馆向天下百姓广收图书，其中汉惠帝时期和汉武帝时期的藏书管理制度发展最快、影响最大。汉惠帝是刘邦的儿子，他在位期间解除了书禁，并且命大臣对图书进行了分类整理，这种分类整理的管理方法使图书管理从杂乱无章变得井井有条，分门别类的收集与储藏使图书保管和利用都更加便捷。汉武帝时汉代图书管理制度发展至顶峰。武帝之前的皇帝都非常重视书籍的收集与管理，但是由于汉代开国之初国家的大臣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书籍搜集和管理上也没有章法，重视程度也不够，甚至有些图书因为这些人的收集与管理遭受到了进一步的破坏。而到了武帝时期，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已经相对成熟，国家的股肱之臣都是饱读诗书的人，他们在图书收集和管理上的质量更高。从制度角度看，汉武帝时期的图书管理也从政策层面上升的制度层面。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可见在汉武帝时期图书收藏制度已经逐渐完善。同时，据《汉书》记载，“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可见那时候朝廷已经专门设置了写书的官职，同时建立了专门用来藏书的场所，这些场所又不仅仅局限于皇家图书馆。汉代的这些管理制度被之后的隋唐所效仿，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汉代的藏书管理保存了大量濒临流失的书籍。汉代图书管理的起点是图书的搜集。经过秦代焚书坑儒的对书籍进行严格管控的时代之后，汉初人们对书籍仍然存着戒备之心，有书的人不敢拿出来读，想读书的人又找不到书读，连处于最高统治地位的皇帝也很难弄到书籍。在这种情况下，西汉政府着手对书籍进行收集和整理。惠帝时实行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失散在民间的书籍逐步流入到皇帝手中，其中很多书籍在当时已经很难再见到了。朝廷将这些图书收集以后虽然没有能够做到让天下人都能够阅读到，他们依然严格限制部分图书的使用与收藏，但是客观上他们组织人员进行抄写与保存的做法保留了很多书籍，使大量的文化资源能够传承下去。三是汉代的藏书管理制度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传播。汉代的藏书管理不仅仅注重图书的搜集与保存，还专门组织人员对书籍进行校勘，这个过程使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国家保存的图书。汉代的图书管理依然有着自己的局限性，绝大部分书籍都是供皇家使用，没有对外利用的机制，因此书籍效用的发挥就大打折扣。即便如此，汉代的藏书管理对后世也产生了难以替代的重要影响，通过历官和校书官将文化传播出来。其中有三个文化名人就是汉代藏书促进文化传播的代表，一个是刘向，一个是杨雄，还有一个是班固。刘向是汉成帝时期的校书官，他通过校勘书籍更加丰富了学识，他将这些知识写成《楚辞》、《别录》、《列女传》、《战国策》、《谏营昌陵疏》等书籍，成为后来人们了解汉代以前的历史和学习汉文化的重要资料。杨雄是文学大家，与荀子和老庄并称为“五子”，他创作了著名的汉赋《太玄》和散文《法言》，都是流传至今的名篇。史学大师班固创造了《汉书》，还有著名的汉赋《两都赋》流传至今，班固之所以有这些成就也是他的爷爷与刘向一同校勘书籍，很多知识都经过这个渠道传给了班固。所以，客观来说，汉代的藏书制度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汉代在秦末的动乱中崛起，汉代的统治者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放开了书籍管制，并由皇帝统一组织实施了图书收集和藏书管理活动，在全国广建书馆，并组织人员对书籍进行校对。之后，王公大臣也纷纷效仿，很多地方大臣也都建立了书馆，搜集民间图书，私人藏书也逐渐风行，在西汉形成了全国上下的藏书热潮。汉代的藏书繁荣的同时，图书管理制度也逐渐成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制定了图书管理的职官制度和管理责任制度，成为最早的图书管理的法律制度，为以后的各个时代所效仿；这些藏书活动和图书校勘活动保护了那些濒临流失的孤本，虽然没有能够做到对人们开放，但是客观上对汉代以前的书籍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图书管理和校勘活动当中，很多书官都从中汲取了营养，并将这些文化知识向社会和后人传播，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尹立群, 肖娜.汉代藏书及其影响浅析[J].怀化学院学报, 2004.
篇3：常熟古代私人藏书考略
关键词 常熟 古代私人藏书家 文化交流
分类号 G258.83 G253.5
Brief Study on the Book Collection in Ancient Changshu
Chen Shang， Cao Zh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complete statistics， there are several thousands private bibliophiles in ancient Changshu， accounting for about 10% of ancient bibliophiles in ancient 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some prominent ancient Changshu bibliophiles like Sun Lou， Zhao Yongxian， Yang Yi， Qian Qianyi， Qian Zeng，Mao Jin， Zhang Haipeng， Zhang Jinwu，Qu Shaoji， Qu Qijia， Sun Congtian etc. It also describes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hey have made to the spread of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Keywords Changshu. Ancient Chinese bibliophile. Cultural exchange.
在我国江苏省东南部有一个经济文化重镇——常熟。这里是我国著名的藏书之乡和中国私家藏书中心地。
1 古代常熟概说
常熟又叫虞山、琴川等，这里土壤肥沃，河渠纵横，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素有“江南福地”的美誉，它是吴文化的发祥地，是太湖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5000年的可考历史。宋代以来，常熟就是全国重要的财赋产区。据翁同龢《常昭钱漕史略》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常熟“岁漕数十石，几抵湖北一省”。不仅如此，常熟文化发达，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的地方。据《重修常昭合志》记载，古代常熟名人有2937人，其中先贤5人、名宦168人、耆旧664人、文学家641人、书法家4人、画家203人、古琴演奏家29人、医学家110人等。常熟的藏书家也很多，不少藏书家是历代相传。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云：“以江苏省的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中心。”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和徐雁《续补藏书纪事诗》等书不完全统计，自五代至现代，全国共有私人藏书家数千人，其中常熟藏书家占10%。瞿冕良《常熟先哲藏书考略》著录北宋至近代藏书家280多人，可考藏书楼遗址有180多处[1]。古代常熟著名藏书家详见表1。
2 古代常熟藏书家
本文重点介绍孙楼、赵用贤、钱世扬、杨仪、钱谦益、毛晋、张海鹏、瞿绍基、孙从添等人的藏书情况。
孙楼，字子虚，号百川，有兀册庋藏书数万卷。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孙楼》诗云：“一枝一梧状若兀，以荐长物平不欹。吾楼高广义取是，衡廿九尺纵半之。”诗中讲的就是孙楼的藏书方法。孙楼《兀册庋记》解释说：“庋物者，负壁为依，一枝一梧，于两端以承片木，状若兀者，则谓之庋。或獈于居而多长物者之为也。”孙楼一生搜书、藏书、读书、校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由此可见其藏书书架很有特点，藏书规模和藏书方法别具一格。他的《博雅堂藏书目》分为经、史、诸子、文集、诗集、类书等十八个类目，藏书特点是藏书类目明确清晰，一目了然。梁启超称其藏书分类“颇觉秩然。”[2]
赵用贤，字汝师，号定宇，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历仕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有《松石斋集》《三吴文献志》《赵定宇书目》等。其四子赵琦美继承父志，继续藏书，藏书室曰脉望馆，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建中末，书生何讽尝买得黄纸古书一卷，读之卷中得髪，卷规四寸，如环无端，何因绝之，断处两头滴水升余。烧之作髪气。讽尝言于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据仙经云：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其《脉望馆书目》著录了大量珍贵图书，其中《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242种是仅次于《敦煌遗书》、居延汉简、内阁大库档案的重要图书，对研究中国古代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具有重要意义。
杨仪，字梦羽，号五川，藏书数万卷，藏书处为“万卷楼”，七桧山房等，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历任工部主事、兵部郎中、礼部郎中等职。杨仪喜欢抄书，书中常有“七桧山房”“万卷楼杂咏”等字样，人称“杨抄”。其性格高亢，恃才傲物，为地方权贵嫉恨。御使多次寻衅闹事，打死其子，杨反遭败诉，在极端绝望中抑郁而终，外甥莫云卿继承了他的藏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莫云卿》因有“七桧山房万卷楼，杨家书籍莫家收”的诗句。莫云卿亦喜校书，其《与友人书》云：“古梅花放时，以磬石置彝鼎器，焚香点茶，开内典《素书》读之，正似共百岁老人捉塵谈霞外事。”其志趣爱好，可见一斑[3]。杨仪藏书特点是喜欢精抄秘籍，尤其是明人抄本。
钱谦益，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在文学、史学、目录学、版本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和吴伟业、龚鼎孳藏书甚丰，并称“江左三大家”。他先后收购了刘子威、钱功甫、杨仪、赵用贤四位藏书家的藏书，其《绛云楼书目》和《绛云楼题跋》是古代重要的版本目录学著作，《绛云楼题跋》汇集了他的260多篇题跋，对不少古籍的内容和版本作出了重要评价，对古籍的流传作出重要贡献。可惜他的藏书于顺治七年（1650年）毁于一旦。顺治七年（1650年）十月的一天，幼女夜半与乳母在楼上嬉戏，剪烛，烛灰落入纸堆中，立即起火，钱谦益于楼下惊起，见火焰冲天，不及扑救，仓皇出走。俄顷，宋椠元抄，与楼俱焚。钱谦益在《有学集·书宋雕两汉书后》中写道：“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可见这次火灾损失之重。后来，钱谦益把焚后余书全部赠给了族孙钱曾。钱曾认真管理，并编制了《读书敏求记》。这个目录虽然收书不多，只有634种，但它是钱曾藏书之精华，对清代的版本目录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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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晋，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他不惜重金购书，常熟有谚语云：“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他的“汲古阁”藏书84 000册。除了藏书之外，毛晋一生还刻了600多种古籍，为古籍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毛刻本遍布全国，流传天下。连地处云南边陲的丽江土司也不远千里到常熟购书。毛氏的影宋抄本也很有名，“入门僮仆尽抄书”就是毛氏家中的真实写照。毛晋刻书有四大特点：一是内容自成系列，二是慎选底本；三是重视校勘工作；四是多有题跋，至今《汲古阁书跋》中收有毛晋题跋249篇。另外，毛刻本也有自己的形式特点。毛晋刻书的有利条件很多：一是常熟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常熟隶属苏州，中国古代共有文状元496名，苏州就有45名，占全国总数的7.55%；二是藏书众多，为毛氏刻书提供了大量底本。三是毛氏具有深厚的版本学功底，使毛晋刻书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四是数千亩田产是毛晋刻书的经济基础，以田养书，种田、刻书互补是毛晋刻书的重要经验[4]。
张海鹏，字若云，号子瑜，藏书处为传望楼，藏书数万卷。他不仅重视藏书，而且重视刻书，认为刻书是传播古籍的重要手段。他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仇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者，其道不更广耶？”他每天起早睡晚，勤奋刻书，先后刻有《学津讨源》《墨海金壶》和《借月山房汇钞》三大丛书，还刻了千卷大书《太平御览》，生平主要以刻书为主。张海鹏去世后，其侄张金吾继续藏书和刻书，张金吾的藏书处为“爱日精庐”，“爱日精庐”取曾子“爱日以学”之意，表示要抓紧时间，勤奋学习，晚年藏书多至104 000卷。其藏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为读而藏，把读书当做自己的首要任务；二是开放藏书，来者不拒，让更多的人阅读藏书。其《爱日精庐藏书志》有三大特点：一是经书多；二是金本多；三是宋元刻本多。其藏书、刻书的成就与其妻子季景和的支持密不可分，季氏为其年谱写序，一针见血指出他的不足，不愧为其“贤内助”。后来，其从子张承涣豪夺藏书而去，夫妻二人在郁郁寡欢中死去。张金吾是一位具有开放藏书观的藏书大家，他认为藏书应该借人阅读。
瞿绍基，字荫堂，藏书处取“重裕后昆”之意名恬裕斋，藏书十万卷。瞿绍基之子瞿镛，除了继续收藏古书之外，亦喜收藏金石、书画等，因为藏有铁琴一张、铜剑一把，因易名其藏书楼为“铁琴铜剑楼”。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有“北杨南瞿”之说，“北杨”指的是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南瞿”指的就是常熟瞿氏。咸丰初，太平军攻至苏州，瞿氏二子瞿秉渊、瞿秉清为保存图书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避难，多次迁徙，终于保全藏书。第四代传人瞿启甲最终保存全书，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印制了藏书目录。该目著录图书1242种，其中宋版161种、金本3种、元本105种。瞿启甲后人遵照“鬻及借人为不孝”的家训，认真管理藏书，每年曝书一次。有一次，光绪皇帝曾拟京官和几万两白银高价借阅图书，瞿启甲拿出当年乾隆皇帝的诏书，严辞拒绝，只是抄录了一些副本进呈，后因清朝灭亡而作罢。还选录了铁琴铜剑楼善本作为底本，入选张元济编《四部丛刊》，还辑录了380多种历代名人题跋编成《铁琴铜剑录题跋集录》。根据瞿启甲生前“书勿散，不能守则归之公”的遗训，解放后，铁琴铜剑楼将70多种宋元善本捐给中国国家图书馆。瞿氏几代秉承图书不随意借人的理念，图书不随意借人，其爱惜如此。
孙从添，字庆增，号石艺，藏书处为“上善堂”。藏书万卷，其中宋版55种、元版76种、名人抄本72种、影宋抄本72种、校本36种，有《石芝医诗》《活人精论》《藏书纪要》《上善堂书目》等著作，其中《藏书纪要》是古代藏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对购求、鉴别、钞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于古代藏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奠定了古代藏书的理论基础，是古代不可多得的藏书理论著作。
综上所述，常熟众多藏书家的崛起，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徐雁、曹培根等先生已经多有研究[5]。例如在藏书内容方面，虞山派藏书家重视正经和正史；在收藏和利用方面，虞山派藏书家尤重利用；在藏书、刻书方面，虞山派藏书家重视刻书。这些藏书家们有其共性之处：一是常熟的藏书大家们喜爱藏书，世代藏书，代代相传，三四代甚至更多代；二是他们大多对宋元刻本、古籍抄本和稿本有着共同珍爱，如赵用贤、钱谦益、毛晋；三是古籍藏书致用思想占主导地位，虽爱惜图书，但藏书家们提供给外人借用、刻书抄书、编目传布，具有开放的收藏观，这个尤其难能可贵。如此等等，均有待于我们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 1 ] 蔡焜，曹培根.常熟藏书家藏书楼研究[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34.
[ 2 ] 任继愈.中国藏书楼·孙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2036.
[ 3 ] 郑伟章.文献家通考·杨仪[M].北京：中华书局，1999：728.
[ 4 ]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毛晋刻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88.
[ 5 ] 余章瑞.藏书故事·孙从添[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212.
陈 赏 武汉工程大学讲师。湖北武汉，430205。
曹 之 武汉大学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收稿日期：2014-12-23 编校：方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