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业生产研究论文

摘要：楚歌是汉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皇室、官吏、贵族等群体的喜爱，在汉代一度流行。这种特殊的文学发展现象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楚文化的历史沉淀和传播融合、汉代经济社会发展、统治者的青睐以及与政治的结合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汉代农业生产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汉代农业生产研究论文 篇1：

赣榆汉代砖瓦纹饰初探

摘要：赣榆秦代置县，境内中西部地区分布有大量古代墓葬、遗址。因长期的社会生产、基本建设等活动，这一地区地表的田埂边、灌渠中时常能够发现汉代的残砖断瓦。这些残砖断瓦上有的还带有各种各样的图形纹饰，如圆形、菱形、人形等，它们是推断历史年代的重要依据，也是反映赣榆地方文化延续的重要痕迹。通过收集赣榆发现的汉代砖瓦并对其纹饰进行研究和系统梳理，能够归纳总结出其中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研究赣榆汉代的丧葬制度、生产发展状况提供实物依据，同时也是对赣榆汉代砖瓦纹饰研究的阶段性总结。这一工作对丰富赣榆考古基础资料，研究赣榆古代历史文化大有裨益。

关键词：赣榆;砖瓦;纹饰;文化

砖瓦是以泥土为原料，经高温烧制而成的一种建筑材料。全国各地出土的实物资料证明，我国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建筑用瓦就已经出现。砖也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使用在建筑上。战国时期的建筑遗址中，已发现条砖、方砖和栏杆砖等建筑用砖，品种繁多。条砖和方砖用模压成型，外饰花纹，瓦有板瓦、筒瓦、瓦当等。真正大量使用砖瓦开始于秦朝，秦统一中国后，兴都城、建宫殿、修驰道、筑陵墓，烧制和使用了大量的砖瓦。到汉代时，砖瓦材料的使用更为广泛，汉代的砖瓦多为青色，质量较高，砖瓦上还有各种装饰性纹理图案，文字、传说故事等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西汉中期以前，无论贵族还是百姓之墓多为土坑墓，砖室墓尚未大面积流行，西汉中后期逐渐增多，东汉时期砖室墓全国普及，成为墓葬主流。

一、赣榆发现的汉代砖瓦

赣榆秦代设县，独立的县域经济体系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这为赣榆能够较早被开发提供了行政上的优势。赣榆与山东接壤，深受齐鲁文化熏陶一直延续至今。汉代墓葬、遗址的发现地大部分位于该区接近山东的中西部丘陵地带，主要集中在班庄、厉庄、金山、石桥、黑林等几个镇，其他地方发现较少。当地村民在生产活动中时常发现砖室墓葬，汉代遗址周边也经常出土汉代筒瓦。从目前采集的标本分析，赣榆发现的砖瓦年代主要集中在汉代，少部分为六朝时期，六朝以后及唐宋的砖瓦发现较少。汉代赣榆属琅琊郡管辖，尽管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根据赣榆隔壁东海县尹弯汉墓出土的简牍看，赣榆县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在当时属上等县之列。目前，赣榆发现的汉代砖瓦种类主要有以下几款：

子母口砖：砖的侧面为席纹，一端呈凹凸状。这类砖是用于墓葬的发卷而专门烧制的。完整的砖室墓在赣榆地区均没有通过正规的考古发掘出土过，发现的砖室墓墓砖多是被破坏后遗弃于沟壑内、田埂上的残砖。赣榆境内的汉代砖室墓墓室结构、造型、规模尚不清晰。

长条大砖：长110 、宽27、厚9厘米，正面为菱形几何纹。由菱形几何纹组成四块正方形图案构成，图案之间由线条分割，模制，做工相对较粗糙。这类大砖主要发现于班庄镇境内的汉墓中，铺设于墓室底部，作为地砖使用。

画像砖：长110、宽26、厚8厘米，正面为狩猎采桑图，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图案较浅又不是考古现场出土，保存较差，图案不十分清晰。这类砖质量较高，发现数量较少，用于墓室何处不得而知。

小片砖：发现于塔山镇庄留村的汉代古井内。古井的井壁均由此类的小片砖砌成，长30.5、宽12、厚4厘米，侧面有菱形几何纹饰。此类砖较薄，纹饰也较浅，质量一般，保存尚好。赣榆汉代墓葬内尚未发现使用这类小片砖。

大片砖：多数发现于墓葬内，这类砖长34、宽14、厚5厘米，侧面印有穿币纹、菱形纹等装饰，花纹清晰，质量较高。此类墓砖是赣榆汉墓的主要用砖，带有纹饰的部分面向棺内，以此装饰墓室，也有汉墓当作墓室地砖铺地使用。

陶井圈：多为黄泥烧制，胎内含有粗砂砾，呈浅红色，外壁有席纹。井圈直径80、厚2、高27厘米。此类井圈赣榆境内也多有发现，井圈形制基本一致，烧制温度低，内壁素面，外壁印有席纹。虽为陶制，但保存状况较好。

其他残砖：这类带有各种纹饰的残砖发现较多，是赣榆汉代墓砖纹饰的主要代表。它们多是早年被破坏的汉墓的墓砖，经过多年土地耕作，风吹雨淋几乎无完整的砖块，大小无法判定，仅能看出部分砖有一定的厚度，约5—8厘米不等，纹饰残缺。这也是采集到的赣榆汉代墓砖纹饰大部分残缺不全的主要原因。

汉代筒瓦：赣榆盐仓城遗址内出土较多，大小不一。因时期不同，造型、尺寸各异，筒瓦表面均布有席纹，纹路清晰，质量较好。

汉代瓦当：赣榆出土的瓦当均为汉代，有圆瓦当、半瓦当。圆瓦当直径14.5、厚4.5厘米，半瓦当直径8.5、底部边长17.5厘米，以汉代典型的卷云纹、草叶纹装饰。

二、赣榆汉代砖瓦的主要纹饰

古代砖瓦的使用有一定规则，汉代时期砖基本上是用于砌墓，少数用于砌井壁。筒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多用于庙宇、官署等建筑之上，平民百姓较少使用。筑墓使用花纹砖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财富多寡有关。花纹砖的种类很多，规格也不同。砖上花纹组合有一定的艺术性，根据需要，有的在正面，有的在砖块一端，有的在砖的侧面，但花纹均是朝向墓内，对墓室起到装饰作用，使墓室华丽美观，其也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一种表现。根据砖瓦纹饰的不同，由于条件限制，目前搜集发现的汉代砖瓦纹饰主要有10种类型。

1.半圈纹。有单半圈、有双圈，在砖的一侧，双排，大小间隔有规律地分布，与米字线条、菱形等组合成花紋图案，这类砖纹饰发现较少。

2.穿币纹。穿币纹汉砖在赣榆地区墓砖内发现最多，不同规格的砖上都印有这样的纹饰，有的制作精良，有的则较为粗糙。圆圈一般认为是铜钱的象征，线条相互交织、分割，形成有规则的纹饰。

3.菱形几何纹。这类纹饰在赣榆汉墓墓砖内有较多发现，有单排、双排或多菱形纹与三角、矩尺、斜格等组合纹。还有叶脉纹、斜线三角纹、斜十字纹、网格纹等。此类菱形几何纹砖多制作粗糙，线条粗犷。

4.席纹砖。席纹砖瓦在赣榆出土的古代砖瓦中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正反双面均为席纹，厚度较薄，质量较差。席纹是故意为之，还是因制作工艺在草席上晾晒砖坯造成，有待业内专家指教。

5.灯形纹。这种砖因是在地表发现并非墓葬发掘所得标本，同一墓葬是否都用此类砖块尚不明确。砖的侧面有形似点燃的油灯，三层心形火苗，灯下左右各配有一类似人形的舞者，似乎是在为亡者的灵魂所祈祷。整体纹饰表现较为诡异与神秘，是赣榆汉墓墓砖纹饰较高层次的一类。此类砖厚10厘米，质量较好。

6.柿形纹。砖残，有类似于汉代漆盒盒盖顶部镶嵌的柿形纹饰，中心和四周空白处各有一点。边缘配以卷云纹，因砖残，纹饰仅存局部，整体分布结构不详。

7. 几何太阳纹。实心圆外配一圈或两三圈的圆圈，寓意光芒四射，配以几何线条形成间隔。这类纹饰发现两个类型，图案完整清晰，与其他单纯线条形纹饰相比显得较为厚重沉稳。

8. 疑似文字几何纹。砖的一侧有网纹和疑似文字的纹饰，看似“吉”字，但又不是，是否是文字还需业内专家指正。两边分别配有网状纹饰和某种符号，整个纹饰表现出神秘的气息。

9. 卷云纹。主要是赣榆出土的汉代瓦当，结构复杂，绘有典型的汉代卷云纹。基本结构由线条分割成4个区域，每个区域饰有不同造型的卷云纹，配以不同线条，圆圈辅衬。瓦当纹饰清晰，质量上乘。

10.草叶纹。草叶纹也是汉代瓦当比较常见的纹饰。此块瓦当以中间突出圆钮为中心放射出双线条线将瓦当分割成规则区域，每个区域内勾勒出有银杏叶状线条，纹饰简朴庄重。

三、赣榆汉代砖瓦纹饰呈现的主要特点

总体梳理，赣榆出土的汉代砖瓦纹饰较为简单，少细腻，多粗犷，这些特征与赣榆地方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取向、民风民俗息息相关。纹饰主要有穿币纹、席纹、菱形纹、卷云纹、柿形纹等，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砖瓦的纹饰。这些纹饰也是汉代墓葬用砖较为普遍流行的纹饰，带花纹的砖面向墓内达到装饰墓穴的目的。相比规格较高的同期墓葬，墓砖纹饰考究，有的还组合成传说故事，有的还有彩绘，勾勒出衣食住行、生产活动等图画。赣榆发现的墓砖制作相对粗糙，纹饰间组合也无一定规律可循。

赣榆出土的汉砖纹饰以几何纹为主。这种纹饰的特点是笔画简单，容易制作。截至目前，非几何纹的纹饰仅发现柿形纹、灯形纹等几例，无论哪种纹饰其制作方式均是模印，以满足大批量生产的需要。砖作为建筑材料需求量大，加之古代交通运输能力有限，尽管赣榆境内没有发现过汉代窑址，但基本可以推测赣榆的汉代墓砖应是本地或赣榆周边地区所烧制。

赣榆出土的汉瓦纹饰主要是席纹、卷云纹、草叶纹等。汉代瓦当在赣榆发现的数量较少，赣榆博物馆内存有三件，质量较高，这几类瓦当纹饰是汉代瓦当的典型代表，但形式多少又具有一定的赣榆地方特色，这些纹饰反映了赣榆本土人群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取向。在汉代能够使用瓦当的建筑物多为庙宇或官署，这类建筑在汉代赣榆本身数量不多，因此出土的数量也相对较少。

四、赣榆汉代砖瓦纹饰折射出的思考

赣榆汉代砖瓦纹饰是汉代文化元素在赣榆地区的表现，既有共性一面，也有个性一面。赣榆发现的砖瓦纹饰诸如几何纹、卷云纹在全国其他地方多有发现，是当时墓室、官方建筑上普遍大量使用的纹饰。赣榆发现的砖瓦纹饰与其他地方的纹饰又不完全一样，方寸之间反映的是我国文化的多元性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通过对赣榆汉代砖瓦纹饰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当时赣榆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

砖瓦纹饰是汉代赣榆社会进步的表现。汉代时整个国家进入相对稳定期，农民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经过汉初几代人的努力与积累，社会生产力与前朝相比有了较大进步，这也是赣榆出土汉代砖瓦较多的主要原因。砖的大量应用涉及到原料的选取、烧制技术的不断改进，纹饰的出现更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一定保障后在劳动成果上的集中表现。赣榆气候分明，雨水充足，东临大海，盛产鱼盐，是物产丰富之地。随着王朝更迭的战乱结束，赣榆也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期，其结果自然是物质的丰富和人们生活的逐步改善。

砖瓦纹饰是汉代赣榆农业发展的体现。我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每个封建政权的立国之本。汉代赣榆人在农业发展的前提下，物质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汉代时期，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在政府推动下，流民得到安置，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得到推广。赣榆虽处边远地带，远离政治中心，但农业耕作技术在全国改进的大环境下也得到了相应提高。从发现的古代砖瓦纹饰看，各种纹饰的绘制所折射出的社会状态是在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满足情况下，财富的分配和人们对物质享受在现实与精神上的一种追求。

砖瓦纹饰是汉代赣榆人思想文化的凸显。赣榆发现的砖瓦纹饰是汉代赣榆社会价值取向和思想文化的符号，通过这些纹饰我们可以推测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状态。如穿币纹，为赣榆汉墓中发现最多的一种砖纹飾，这种纹饰反映出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和向往，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俗，人去世后在阴间也需要钱财，因此用穿币纹墓砖表达对逝者的祝愿，也是家人对自身的一种慰藉。汉代人们“视死如生”，崇尚厚葬，除了陪葬品丰富外，对墓室用材也很重视。墓室中的表现就是现实中的体现，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但确是古代人们思想文化的一种反映。这些砖瓦纹饰都是古代人们对美的追求，也是家人对逝者的美好祝愿。

赣榆汉代砖瓦纹饰因受诸多因素制约，仅收集到这几种纹饰，但实际应远不止这些。目前发现的几种砖瓦纹饰基本是赣榆汉代砖瓦纹饰的代表，通过对这些砖瓦纹饰的归纳与整理，我们能够对赣榆古代砖瓦纹饰有初步的了解。梳理可以发现，几何纹是赣榆汉代墓砖纹饰的主流;卷云纹是赣榆汉代瓦当的主要纹饰;席纹是赣榆汉代筒瓦的专属。砖瓦纹饰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是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表现，代表着古代赣榆人对美的追求，同时也是当时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一种内在表现。每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要求，所以在砖瓦纹饰上造就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于赣榆汉代砖瓦纹饰的整理，地方研究者关注度较低，目前所做的梳理尚属对赣榆汉代砖瓦纹饰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专家学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与探索。

参考文献：

1.赣榆县县志编纂委员会.赣榆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戴雨林.浅谈瓦当纹饰的演变[J].洛阳大学学报，2003，18（3）.

3.刘振东，张建锋.西汉砖瓦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2007（3）.

4.李彦雄.浅说砖瓦文字、纹饰的摹刻[J].江苏陶瓷，2018（4）.

作者简介：

张小树，单位：连云港市赣榆区博物馆，硕士研究生、文博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文博及地方史

作者：张小树

汉代农业生产研究论文 篇2：

汉代楚歌流行的原因和影响浅析

摘  要：楚歌是汉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皇室、官吏、贵族等群体的喜爱，在汉代一度流行。这种特殊的文学发展现象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楚文化的历史沉淀和传播融合、汉代经济社会发展、统治者的青睐以及与政治的结合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

关键词：汉代;楚歌;流行原因

关于汉代楚歌，众多古代文学研究者研究成果丰硕。胡如虹《论汉代楚歌》[1]一文，分析了汉代楚歌兴盛之风、楚歌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汉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徐立新《汉代楚歌研究》[2]一文，定义了楚歌，对汉代楚歌进行分类并分析了汉代楚歌的流行对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影响;张啸在《汉代楚歌与乐府关系论》[3]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汉代楚歌与乐府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则在前人的论述与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汉代楚歌流行的表现与原因，着重探讨汉代楚歌与政治的充分结合。

一、汉代楚歌的流行

楚歌原是产生流传于楚地的土风民歌，但在汉代深受皇室、贵族、文人等创作群体青睐，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即兴而歌、以杂言体式为主的诗歌体裁，并成为了汉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4]

楚歌在汉代的大量流行，汉初有汉高祖刘邦《大风歌》、《鸿鹄歌》、戚夫人《舂歌》、赵王刘友《幽歌》、城阳王刘章《耕田歌》、《民为淮南厉王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等，汉武帝有自己的创作《秋风辞》、《李夫人歌》、《天马歌》（二首）等，另外司马相如《美人赋》《琴歌》、东方朔《嗟伯夷》、乌孙公主刘细君《悲愁歌》、班固《灵芝歌》《嘉禾歌》、蔡琰《胡笳十八拍》等都是楚歌中的名篇。除此之外，作为汉代的文学的一种形式，楚歌也被司马迁收入《史记》中，如《刺客列传》中《易水歌》、《伯夷列传》中《採薇歌》等。

楚舞的发展是与楚歌相辅而成的。楚舞的特点是飘逸、轻柔、敏捷、激越，这种特色主要从腰与袖两个角度反应出来。除汉代诗、赋中所描写的舞蹈场景外，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的乐舞百戏画像砖、河南南阳和山东微山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河南洛阳出土的陶舞俑等都展现了汉代楚舞的风姿。

二、汉代楚歌流行的原因

楚歌在汉代上层社会的兴盛是一种特殊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1.楚文化的历史沉淀与传播融合

楚文化从周成王时期熊绎被分封定都于丹阳时开始产生，至汉代已有一千多年时间，楚国强大之时，疆土包含今湖北全省及陕西、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川、山东等省的一部分地区。南郡原为楚国故地，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被秦占领后建立。秦王嬴政二十年（前227年）南郡太守发给本郡各县、道一篇文告“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僻）淫失（佚）之民不止，是即法（废）王之明法也，而长邪避（僻）淫失（佚）之民，甚害于邦。”[5]战国末期，楚国被秦国所灭，秦末，楚人推翻了秦朝统治，楚文化的复兴浪潮出现。刘邦建立汉朝后，由于其是楚人，在其作用下，楚文化进一步复兴。刘邦曾徙楚民于关中，《汉书·地理志》“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徙吏两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这些楚民进入关中，客观上促进了楚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也促进了楚歌在汉代的流行。

2.经济社会的发展

历经秦末的战乱，汉朝再次建立了大一统。西汉初年，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兵罢皆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6]，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经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促进了商品的生产流通和商业的繁荣。“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7]经济的极大发展促进了汉代大都会的繁华，也促使了人们对于奢华之风的追求。当锦衣玉食无法满足对奢华的追求时，歌舞作为一种工具就被社会上层用以作为财富地位的代表，在这一原因下，歌舞得到极大发展，楚歌也在此列。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给楚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3.统治者的青睐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8]沛地原属故楚，汉高祖深受楚文化的影响而爱好楚声，《汉书·礼乐志》载“高祖乐楚声”，说明了汉高祖对楚声的喜爱。汉高祖衣锦还乡时所作的《大风歌》即为楚歌，在其欲废太子而不得之时曾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我为若楚歌。”[9]。汉武帝也十分喜好楚歌，其《天马歌》、《交门歌》、《瓠子歌》、《秋风辞》等一系列楚歌作品无疑起到了一种引领作用，推动了汉代楚歌的流行。楚歌得到了汉代最高统治者的喜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王公贵族等社会上层人士对楚歌的青睐。戚夫人、赵王刘友、城阳王刘章、唐山夫人、司马相如、东方朔、乌孙公主刘细君、班固、蔡琰等人都曾创作楚歌。

三、汉代楚歌與政治结合的影响

在统治者的青睐下，楚歌除了情感抒发这一作用外，又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天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作为一种权力，自古以来就受到极大重视，如男子二十岁所行“冠礼”中，最后加爵弁，代表着拥有祭祀权，也是社会的最高等级。刘邦一通天下称帝后，为了表明自己即位的正统性，延续秦朝官制设立掌宗庙礼义的太乐官署。由于年代的久远，用于祭祀的雅乐连制式本人也是“不能言其义”，深受刘邦喜爱的楚歌在这一时候凸显了自身的风格，逐渐成为了祭祀宗庙之乐，如唐山夫人所作的《安世房中歌》、刘邦《大风歌》等，后来发展成为《郊祀歌》。以原来的民间俗乐创新用以祭祀宗庙，楚歌成为了汉代统治者用以祭祀和维护统治的工具，也与政治互相结合。

西汉初年，“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10]历经前几任帝王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后，汉武帝初年，汉朝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汉书·食货志》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瘐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交。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11]”国力的强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大汉人民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歌颂，用楚歌来歌颂汉朝盛世也成为趋势，如汉武帝所作《西极天马歌》中“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係四夷服”描述了时代的兴旺与强盛，汉昭帝作《黄鹄歌》“自顾菲薄，愧尔嘉祥”侧面描写了当代盛世。

楚歌与政治的结合，除用楚歌祭祀宗庙、作楚歌歌颂盛世外，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汉朝建立后，王室贵族内也展开了一场场权力斗争。在吕后与戚夫人关于立太子的权力斗争中，戚夫人失败后作《舂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相伍。相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充分表达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惠帝去世后，吕后专权，赵王刘友作《幽歌》“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协王侯兮强授我妃……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强烈地表达了对吕后擅权的愤怒。这些楚歌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情况。除此之外，汉代众多贵族也作类似的楚歌用以表达自身情感，如班固《灵芝歌》、《嘉禾歌》，张衡《四愁诗》等，这些楚歌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楚歌与政治的结合，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楚歌在汉代的流行。

注释：

[1]胡如虹：《论汉代楚歌》，章必功、方铭等编：《先秦两汉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4年。

[2]徐立新：《汉代楚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6年。

[3]张啸：《汉代楚歌与乐府关系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3期。

[4]孟修祥：《论汉代楚歌流行的历史文化背景》，《荆楚学刊》2013年第3期，第29页。

[5]睡虎地秦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6]班固：《汉书·高祖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4页。

[7]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8]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41页。

[9]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卷五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47页。

[10]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7页。

[11]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5页。

作者：唐小凤

汉代农业生产研究论文 篇3：

汉代禽兽纹铜镜赏析

摘 要：铜镜是汉墓中出土的一类重要物质文化遗存，两汉铜镜种类繁多，形制丰富，纹饰优美，工艺精良，禽兽纹铜镜就是其中别具特色的一类。文章通过对馆藏禽兽纹铜镜镜背纹饰象征意义的分析，借以了解汉代人的哲学思想、精神信仰和社会风尚。

关键词：汉代;禽兽纹铜镜;赏析

铜镜在我国古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常作为墓葬中的随葬品。它不仅是古人照容的器物，更是人类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其造型、纹饰、镜铭等具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各个时代的思想情趣和社会意识等文化面貌，成为今人认识、了解古代社会的桥梁。本文从南京市博物馆馆藏铜镜中选取了三枚汉代禽兽纹铜镜，笔者希望通过对铜镜的赏析，可以窥探汉代的社会缩影。

1 馆藏汉代禽兽纹铜镜赏析

“建初元年”铭禽兽纹铜镜（图1），圆形，圆纽，圆纽座，纽外一周弦纹，间以装饰性符号“=”装饰。主纹区四乳与禽兽纹饰相间环绕，四组纹饰分别为羽人戏龙图、围捕狩猎图、羽人服食图、玉兔捣药图。主文外为一圈铭文，铭文内容为“建初元年五月五日丙午作竟青且明八禽九守更为昌”，铭文外一周栉齿纹。缠枝叶纹缘，叶纹婉转华美。

汉禽兽博局纹铜镜（图2），圆形，圆纽，双线方格内为十二乳钉纹间以十二地支。博局纹将内区分为四方八位，分别配置四神等纹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位于卯、酉、午、子的那一方，占一区。这样南朱雀、北玄武的方位与子北午南的方向正好一致。其他的四区分别是禽鸟、瑞兽、蟾蜍、羽人。青龙与羽人、白虎与瑞兽、朱雀与禽鸟、玄武与蟾蜍都隔着“V”形纹两两相对。外区书铭文为“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浮天下敖四海”。铭文带外为一周栉齿纹、两周三角锯齿纹夹双线波折纹。

汉六乳禽兽纹铜镜（图3），圆形，圆纽，圆纽座，外围圈带饰连珠纹。主纹为六枚乳釘，间以羽人、大角羊、龙、虎、瑞兽等，六乳钉带四叶纹座，边缘饰一周锯齿纹，一周云气纹。

2 哲学思想

铜镜作为汉代文化的物质载体，既展示了汉代江南人纷繁复杂的神秘信仰，又涵盖了汉人关于宇宙、天地、自然和人生的种种哲理思想。迷信与哲学熔于一炉，饶有兴味。

2.1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

古人在对世间万物进行观察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宋玉在《大言赋》中写道：“方地为舆，圆天为盖。”汉朝人继承了先人对宇宙的这一认知，认为“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①。而“天圆地方”的这一宇宙思想观念对汉代人的生活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反映在建筑和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也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铜镜正是古人运用“天圆地方”造物观的典型代表。汉代的铸镜匠人将铜镜的外形铸造成圆形象征着天，内部设计出方框状的纹饰犹如大地（有些为圆形纽座，外围铸有四枚乳钉纹，给人一种方方正正的印象），而居中的圆形镜纽则将汉朝人“太阳居中而立，四周犹如苍穹”②的宇宙观念融入其中。在天地之间不仅有日月星辰，还有飞鸟走兽、山川草木。这些物象装饰于铜镜之上也间接地印证了人们关于“天圆地方”的宇宙认知。

2.2 顺应天时的时空观念

我国古人根据生产、生活实践和对自然现象的长期观察，总结出一套阴阳相互作用的学说以解析说明世上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发展规律，阴阳五行思想正是远古先民这一思考的理论结晶。战国时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广为流行，被秦汉时期的道家、儒家和神仙方士以及后世道教所汲取。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以政令配月令的思想，成为汉代人的普遍看法。正如顾颉刚所说：“汉代人的思想内核是阴阳五行。在宗教上、政治上和学术上，没有不套用这种格式的。”③

汉朝人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无不与四季节气和每日时辰的阴阳平衡规律有关，一年365日由于有了十二个月而得到调节，这样的时间观念也体现在禽兽博局纹铜镜的纹饰上。铜镜中方形的内部空间被十二枚乳钉纹平均分为十二等份，并配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名（图2）。十二地支是古人用来记录时间的符号，从《尚书·尧典》的记录中可以发现十二地支是从商人太阳祭典中产生的纪时符号，这种符号拥有两套系统，一种是以一天24小时为一个周期，另一种以一年365日为一个周期，两套系统相互配合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汉代人的观念中，无论是一年中的12个月，还是一天里的二十四时辰，每个时间段的阴阳之气比例都不相同，十二地支就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时间段，因此存在于这些时间段中的事物就具有其独特的存在状态。④汉代农业生产关乎国家的根基和人民的生活，汉朝人注重农业生产，认为只有顺应天时，万物才会按规律自然生成和发展。于是人们把十二地支刻铭铸于铜镜背面，以指导农耕、狩猎以及其他集体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3 四神图案体现了汉代人的方位观念

四神，又称为“四灵”或“四象”，是汉镜中最常见的祥瑞图像。《三辅黄图》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可见四神图案在汉代人的思想认识中不仅可以辟邪恶、调阴阳，还是吉祥美好的象征，同时也体现了汉代人的方位观念。

古人观天象，将黄道和赤道附近的二十八颗星宿分成四组，每组七星宿。按照“在天成象，在地成纹”的方法，通过高度抽象的手法将四神形象分别从七颗星宿中提炼出来，即青龙代表着东方七宿，白虎代表着西方七宿，玄武（龟与蛇的合体，汉代图形中也有龟或蛇单独出现）代表着北方七宿，朱雀代表着南方七宿。此四神图像大量出现在汉代铜镜纹饰中，新莽前后多为线描，至东汉中晚期以后则多作浮雕式。汉朝人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鸟兽图案巧妙构筑在铜镜上，在祈福、祛邪、避不祥的同时，也构筑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

3 风俗与信仰

汉代禽兽纹铜镜的纹饰和铭文还可以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汉朝人祈求家族兴旺、福禄吉祥、追求羽化升仙、珍爱友谊和爱情等社会风尚。

3.1 家族兴旺

儿孙满堂、万世永昌是我国古人的毕生追求。两汉时期，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婚育、子嗣都十分关心。桓谭在《新论·辩惑》中把“子孙众多”列入“五福”之中。子孙繁茂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开展，有利于家族的兴旺发达，汉代镜铭中“宜子孙”“长宜子孙”“长生宜子”等文字正反映出汉朝人期望子孙繁茂的思想观念。

在自然界的千万生物之中，蟾蜍因其强大的生殖能力被汉朝人看作是多子多孙的象征。与此同时，蟾蜍也被汉代人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活动的汉代，雨水是关乎作物生长、百姓温饱的关键因素。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求雨》中记载春、秋、冬三季的求雨仪式是不相同的，但是在仪式中都有关于蟾蜍的描述，可见蟾蜍在求雨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蟾蜍所具有的多子多孙、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象征意义与人们祈求家族兴旺、子孙繁昌、五谷丰登、平安顺遂的美好愿景非常契合。因此，汉人将蟾蜍的图像刻画在铜镜之上，来表达自己祈求安康幸福、生活顺遂的美好愿望。

3.2 祥瑞思想

祥瑞又称“符瑞”，有吉祥如意的意思。汉代人对瑞祥的信仰普遍、强烈而又虔诚。天生彩云、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都被认为是天下太平的吉祥之兆。在瑞祥思想的影响下，自然界中许多的动植物都被笼罩上一层吉祥的色彩，纷纷变成了瑞祥的代表。汉镜中常见的鸟类纹样就是祥瑞形象的代表。东汉许慎著《说文》中有载：“凤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可见凤出于世寓意天下太平，是祥瑞的重要标志。“羊”与“祥”谐音，《说文解字》：“羊，祥也。”在漢代的瓦当和铜镜中也常见“大吉羊”的铭文。由此看来“羊”在汉代是被当作“祥”的。汉代大儒董仲舒称羊是“美”“祥”之物，认为其有知礼仪、知孝亲的象征意义，他在《春秋繁露》中写道：“凡贽，卿用羔，羔饮之其母必跪，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祥，故以为贽。”董仲舒将儒学文化的精华“礼”“义”“仁”赋予到羊的身上，在倡导以孝治天下的汉代，羊因此颇受人们的喜爱。铜镜在古代做祭祀之用，可通神明，汉代人相信将瑞祥形象刻画在铜镜上，一定会引来真正的祥瑞，给他们带来美好的生活，使他们的愿望得以成真。

3.3 神仙信仰

汉代黄老之术盛行，谶纬思想泛滥，“天人感应”学说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求仙思想十分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追求长生成仙，而这种思想的外在表现同样也体现在汉代铜镜的纹饰和铭文之中。

汉禽兽纹铜镜纹饰中屡见羽人形象。羽人也就是神话传说中的仙人，长头，长耳，背上长着鸟的翅膀或者身体长毛，有的还长有鸟喙形尖长嘴，具有典型的人兽合体的形象特征。①汉朝人用简约的线条勾勒出羽人的轮廓，他们形态千变万化，常与四神、玉兔、麒麟以及神话传说中能辟邪的动物组合出现，寄托汉朝人追求长生不老、羽化升仙、辟不祥的愿望。汉禽兽博局纹铜镜（图2）主纹区羽人与青龙相对而坐，他们中间有一个博局纹饰中的倒“V”形纹饰，羽人手持灵芝果伸向倒“V”纹饰，似乎欲将手中之物与青龙同食。作为四神之一的青龙是天上的神兽，具有长生不死的特性，其与羽人的组合更能表达出人们渴望长生不死的愿望。笔者认为这些羽人手中所持应是为镜主人进献的长生不老药。“服食”是汉代神仙传说中修炼升仙方术的重要方法之一，服食“不死之药”可以成仙永生的传说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到了汉代，道家的“黄白丹鼎之术”更是被修仙者所崇拜和迷信，汉代流行的“服食”升仙的传说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艺术风尚产生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禽兽纹铜镜图样中大量出现的仙人“服食”的内容就是这一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同样体现“服食”升仙思想的玉兔捣药纹饰从西汉、新莽直至东汉，一直沿用了数百年，汉乐府《董逃行》描述了月亮之中有一只兔子，浑身洁白如玉，称为玉兔，玉兔拿着玉杵，跪地捣药，制成蛤蟆丸，服用此药可长生成仙。由此可见，玉兔捣药也承载了人们渴望得道成仙的美好愿望。

在汉代，铜镜铭文与羽人纹饰相辅相成，但铜镜铭文更加明确地表达了汉代人求仙得道的思想愿景。馆藏“建初元年”铭禽兽纹铜镜铭文中的八禽是道教的健身养生术语，杨慎《艺林伐山·五禽戏》中记载：“华佗有五禽戏，道经又有熊经、鸟申、凫浴、蝯攫、鸱视、虎顾、鷮息、龟缩，谓之八禽。”“九守”为道教徒的修持内容，据《称笈七箓》卷《七部名数要记》称“九守”即守和、守神、守气、守仁、守简、守易、守清、守盈、守弱。道教认为修持“九守”，就能达到合乎道的真人境界。汉禽兽规矩纹铜镜铭文中“渴饮玉泉”“饥食枣”的行为也体现了汉朝人渴望羽化成仙、长生不老的愿望。

铜镜作为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向后世展示了时人的审美观念，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沉积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缩影，承载着时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祈愿和向往，堪称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璀璨瑰宝之一。■

参考文献

[1]刘梅梅.陕西出土汉代铜镜纹饰及其文化内涵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7，

[2]王双双.汉墓出土禽兽纹带镜初步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3.

[3]杨玉彬.汉禽兽镜中的羽人物像[J].收藏，2010（5）：92-98.

作者：胡妍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