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汉代天道信仰的重建

董仲舒与汉代天道信仰的重建（精选3篇）

篇1：董仲舒与汉代天道信仰的重建

从天道观到道德信仰的构建-解析董仲舒的天道观、人性论、道德信仰

早在先秦人们就认为人性的`根源在于天道,天道性命一贯,董仲舒的人性论就建立在天人哲学的基础上,主张人有善质而未能善,从而将教化的权力转移到统治者手中.董仲舒从天道到人性,然后到道德伦理,综合前人智慧,并加以发展,完成了他独到的人性论哲学.

作 者：高鑫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河北,保定,071002 刊 名：金融教学与研究 英文刊名：FINANCE TEACHING AND RESEARCH 年，卷(期)： “”(5) 分类号：B234.5 关键词：董仲舒   天道观   人性论   道德信仰  

篇2：董仲舒与汉代天道信仰的重建

关键词：天人合一,汉代,公文写作,影响

秦亡汉兴后, 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承秦之弊, 以“休养生息”为基本国策, 统治思想上推崇“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术, 政治制度上沿袭秦制并不断加以损益。到汉武帝时, “汉儒大宗”董仲舒对传统儒家学说加以改造, 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有利于当时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加强, 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行政强化, 被确立为汉代核心统治思想, 这一思想对汉代公文写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汉武帝时, 随着经济的发展, 国力的强盛,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需要建立与之适应的文化思想。公元前134年, 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 提出“欲闻大道之要, 至论之极”[1]。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 以天人关系理论为核心,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政治理论体系, 内容主要包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教化于民、适时“更化”、求贤尚才等, 并在第三次对策的结尾提出了“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1]的建议, 主张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以维护大一统社会的政治局面。董仲舒的对策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董氏“天人合一”思想通过封建国家机器的力量在实际的社会政治中加以贯彻实行, 其深刻影响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二

汉承秦制, 沿用“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集权制”[2], 由此形成的汉代官僚体系中, 皇帝居于至高地位, “总揽威权, 柄不借下”。其下, 依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和权限范围划分为若干层级, 大小官僚逐级向上负责, 权力渐次向上集中, 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型的结构, 而皇帝居于这一官僚体系的最高点。由于历史条件所限, 面对辽阔的统辖区域和众多的人口, 要管理如此繁多的社会事务, 统治者本人必须借助一定的控制手段, 其中思想意识的统一和行政公文的传通是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两种手段, 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体”和“用”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专制系统中, 被统治者从属于统治者而受其控制, “下级的目标从上级的目标中派生出来”[3], 统治者的目标就成为专制系统中全体成员必须服从的最高目标。统治者往往通过一定的精神文化形式将这一最高目标确立下来, 从而对社会主体及各类社会关系进行思想控制。汉武帝所独尊之“儒术”, 并非是先秦之儒学, 而是董仲舒在坚持传统儒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摒弃了早期儒学空疏迂阔的倾向, 同时汲取其他学说中有利封建统治的内容, 而为汉代封建政治生活服务的新儒学。董氏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大一统”、适时“更化”, 注重“教化”等思想主张, 既满足了当时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 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 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自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成为了汉代政治统治的核心指导思想, 由此又确立了儒生为官僚机构中的主要人员。《汉书·董仲舒传》云:“及仲舒对策, 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 州郡举茂才、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1]。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在其权限范围内, 以忠君保民为目标, 执行统一的中央政府的指令, 在具体的贯彻落实中, 按照新儒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处理日常事务, 而不必事事向上请示。这样统治者就通过统一思想意识、进而确立选官标准实现对各个统治层级和区域的自动控制与调节。

在专制系统中, 仅靠思想意识的统一是无法达到所谓“君行其道, 臣尽其职”的状态, 具体的行政控制还需要行政信息的主体———公文发挥作用。这是因为, 在专制系统中实行的是“金字塔”型结构, 即一个上级有若干数量的下级, 而任何一个下级都只有一个上级, 层层排列组合起来, 结果即构成一个在顶部只有一个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结构。这样就需要将统治者的意志, 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最高目标分解、转换, 派生出各种下级的子目标, 而这些目标在行政控制中往往外化为具体的行政信息。

公文, 作为处理事务、管理国家的工具, 在国家行政系统中主要起联系、沟通、传递的作用。统治阶级正是通过公文在上、平、下这三种行移方向上进行行政信息的传通, 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 推动整个国家系统的正常运转。所以, 公文的写作要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和目标, 符合官方指导思想。综上, 在专制系统中, 因为下级目标须与上级目标协调, 并且必须同最高目标保持一致, 所以需要行政信息主体———公文在其中发挥传递、沟通、联系作用, 而这一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最高目标———核心统治思想的指导, 因此二者存在着“体”和“用”的关系。

三

汉代巨儒董仲舒通过“天人合一”思想体系, 确立起了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社会控制体系, 从汉代的许多公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思想体系的影响。

(一) 重灾异, 修君德

董仲舒认为“君权神授”,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 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 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 若归父母, 故天瑞应诚而至”[1];但是, 如果人君不重德行, 违背“天意”, 上天就会降下各种灾异现象, 以示谴责和警告, 这时人君就要采取适当的行动来弥补过失, 比如下诏罪己、招贤纳谏、大赦天下等。因此, 每次出现大的自然灾害, 汉代的历代国君往往下“罪己诏”或者“求贤诏”, 以此反省和检讨自己, 弥补失德之行。

如汉宣帝本始四年《地震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 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 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 毋讳有司。朕即不德, 不能附远, 是以边境屯戍未息, 令复饬兵重屯, 久劳百姓, 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1]面对“九月壬申”所发生的“天谴”———地震, 汉宣帝下诏自陈“不德”, 希望“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不要有后顾之忧 (“毋讳有司”) , 尽心进谏“以匡朕之不逮”。

又如汉成帝《日蚀求言大赦诏》云:“天著厥异, 辜在朕躬, 公卿大夫, 其勉悉心以辅不逮, 百僚各修其职, 惇任仁人, 退远惨贼, 陈朕过失, 无有所讳。大赦天下。”[1]通过自我批评以及“大赦天下”的方式来激励天下。从这些“罪己诏”, 我们不难发现在董仲舒“天人合一”、“天人相感”思想的深刻影响下, 汉代国君对于天道的重视和敬畏。

(二) 主教化、行德政

在天人三策中, 董仲舒以天道之阴阳来比作人间的刑与德, 认为“天之任德不任刑”, “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 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1], 主张人君的统治应当以德为主, 以刑辅德, 并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培养这样的“德”, “立大学以教于国, 设痒序以化于邑, 渐民以仁, 摩民以谊, 节民以礼, 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习俗美也”[1]。受此思想的影响, 在汉代由臣下向君主进谏的公文中, 往往以此为据, 曲谏国君, 既不冲折圣颜, 又能巧妙影响君主纳谏。

如西汉成帝即位之初, 时任御史中丞的薛宣上疏认为, 圣上“陛下至德仁厚, 哀闵元元, 躬有日仄之劳, 而亡佚豫之乐, 允执圣道, 刑罚惟中, 然而嘉气尚凝, 阴阳不和, 是臣下未称, 而圣化独有不洽者也”[1], 开头就夸赞圣上素行仁德, 勤勉执政, 可是却未能达到阴阳调和的境界。这样, 在充分满足皇帝虚荣心的同时, 又引发其思考。

接下来, 薛宣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的弊端, “殆吏多苛政, 政教烦碎, 大率咎在部刺史, 或不循守条职, 举错各以其意, 多与郡县事, 至开私门, 听谗佞, 以求吏民过失, 谴呵及细微, 责义不量力”[1], 原来教化不行的真正原因在于吏多苛政, 不循职守, 致使“乡党阙于嘉宾之欢, 九族忘其亲亲之恩, 饮食周急之厚弥衰, 送往劳来之礼不行”, 最后导致“人道不通”、“和气不兴”的后果[1]。

于是在最后提出“方刺史奏事时, 宜明申敕, 使昭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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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之要务”[1], 建议成帝申饬下级官吏, 使之明白国家的要务, 恭谨执事、以德教民。据记载, 成帝看到此疏后非常感动, 采纳了薛宣的建议。在汉代, 以“主教化、行德政”为据巧谏主上的例子并不少见, 其共同之处都是借鉴吸取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王道以德”的政治思想观。

(三) 举贤良、尚茂才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非常重视举贤任能, 提出“养天下之士, 数考问以尽其材”, “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 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 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 所贡不肖者有罚”[1]的建议。后得到汉武帝的积极回应, 从而使汉代的察举制逐渐完备, 如在察举的主要标准上, 开始以儒术的高低定去留;在察举的范围上, 由现任官吏扩大到吏、民均可被察举。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开汉代“平民为相”之首的公孙弘。在汉武帝“招贤良文学之士”的历史背景下, 他以一介平民被察举, 几经波折, 竟破格升至相位。为此, 武帝特下诏云:“朕嘉先圣之道, 开广门路, 宣招四方之士, 盖古者任贤而序位, 量能以授官, 劳大者厥禄厚, 德盛者获爵尊, 故武功以显重, 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1]武帝诏书虽云“盖古者任贤而序位, 量能以授官”, 但是与董氏在对策中所陈“毋以日月为功, 实试贤能为上, 量材而授官, 录德而定位”相比较, 更能看出董氏对于武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直接影响。

元朔五年, 在汉武帝下诏令兴礼乐的号召下, 公孙弘奏请武帝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 仪状端正者, 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 敬长上, 肃政教, 顺乡里, 出入不悖所闻者, 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 二千石谨察可者, 当与计偕, 诣太常, 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 能通一艺以上, 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 太常籍奏……治礼次治掌故, 以文学礼义为官, 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 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 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 若不足, 乃择掌故捕中二千石属, 文学掌故补郡属, 备员”[4]。此措施得到了武帝的批准, 自此博士弟子通过考试选补官吏遂成为定制, 儒学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探究此文写作之指导思想, 我们亦能发现其与董仲舒“举贤良、尚茂才”的一脉相承之处。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 正是在董氏“试贤能为上, 量材而授官”思想的影响下, 察举制突破了旧有框架, 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进仕之途, 成为了汉代仕进制度的主体。

综上所述, 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确立为官方核心统治思想后, 遂成为汉代公文写作的指导思想、写作依据得以继承和弘扬, 从而对汉代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99.2.

[2]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5.

[3]A.F.G.汉肯.控制论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 1984.

篇3：当代中国的信仰危机与重建

关键词：信仰 信仰危机 信仰重建

信仰是人类企图超越自身的现实有限性存在而确立的某种终极价值观念体系，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支撑点和精神所在，是人类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本。但是，信仰并非无坚不摧、固若陈汤，在社会动荡和改革初期，信仰本身就不可避免的与危机一词结合起来，只有正确认识我国目前的信仰状况，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仰建设，才能有效地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

一、信仰危机及在现实社会的表现

1、信仰真空与对某种现实力量的盲目崇拜相伴而生。

目前中國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多种文化也共生共存，这就导致人们的信仰会吸纳众多理论，从而变得复杂多变、难以捉摸。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健康的、腐朽的东西就乘虚而入，腐化了人们的思想，消磨了人们的理性意识，使人们在价值体验方面表现出严重的感性化倾向，片面的追求物质生活享受和感官刺激，进而形成了各种盲目的媚俗崇拜。

2、信仰多元化，宗教、迷信、邪教等与共产主义争夺人们的精神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入，各种新观念、新事物不断呈现，各种理论交互在一起，使我国的信仰形势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这一多元化特征体现出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危机及宗教、迷信、邪教与其争夺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状况。由于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使人们在信仰上陷入迷茫，转而从各种宗教中寻求新的信仰支撑，甚至不惜受到迷信、邪教的蒙骗，也要慰藉无着的心灵。

3、信仰乏力，社会作用降低。

信仰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对信仰者的行为展现出强大的驱动作用，但是在当前日益繁荣、丰富的物质财富面前，信仰的驱动力、吸引力显得日渐弱化。虽然人们认识到信仰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却无法或不愿从世俗的享乐中摆脱出来，在信仰和利益发生冲突，需要对二者进行精确衡量并做出选择时，他们常常选择后者。

4、信仰经济化严重，人们过于追求实际利益。

市场经济的趋利特性无形中感染了人们的信仰，给人们的信仰贴上了功利化、经济化的标签。许多人认为，只有能获利、有所得，能给其带来更多物质享受的信仰才值得他追随，这样就使信仰失去了对社会发展和人生导向的神圣性，世俗的消失在功名利禄之中，信仰也失去了对社会经济运作情况的理想检视功能，从而使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在人性层次上缺乏约束而放任自流。

二、信仰危机产生的原因

1、资本主义西潮及中国封建迷信思想的侵袭。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丰富的物质财富、较高的生活水平、完善的保障体系等，日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多方面的渗透。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与优越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在信仰上陷入了迷茫。就中国而言，封建迷信的思想也还未完全肃清，在共产主义信仰动摇的前提下，这些腐朽的东西就乘虚而入，严重扭曲了人们的正常信仰。

2、文革对人们心灵的冲击。

在文革时，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幌子，行根本背离马克思主义之事，使国家的政治、经济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国人原有的信念、信仰受到严重的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否定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但在否定、批判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错误观念时，有些人把信仰也当作“迷信”一起抛弃了，这就使很多人陷入茫然的信仰状态。

3、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的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它极大的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提高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我们还应重视它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有些人用物性代替了人性，从而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然而这些现象与人们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了巨大反差，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成为加剧“信仰危机”的催化剂。

4、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不清。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揭示的是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并未对发展程度和未来社会的细节作过多描述，再加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力度不充分，这就造成广大群众对该理论了解不够，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以表面信仰居多，并不能深刻理解其内涵。表面信仰在其信仰对象受到挑战或冲击时，会出现危机就不足为怪了。

三、信仰重建的途径

1、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事实胜于雄辩是千古不变的永恒真理。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应充分发挥历史实践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因此我们要通过广泛的、深入的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以实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通过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来证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有效性，从而增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与说服力。

2、发挥党员干部的人格示范力量，体现信仰的崇高与伟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先锋队，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各方面都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通过自身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展示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和执著追求，要始终抱有“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并将该思想传达给普通人民群众，从而有效推动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民族精神支柱的建立和富国强民目标的真正实现。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帮助人们认清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全国人民，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积极发展，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与活动，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及人们的信仰始终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4、运用科学的方法开展信仰教育。

在社会转型急流涌进的今天，信仰教育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切实可行的教育手段，进行分层次、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全面教育。同时，建立专门的有特色、有吸引力的网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宣传改革成就，探讨实际问题，使广大网民在了解现实、学习知识的同时，自觉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总之，当前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它已向人们精神领域的建设敲响了警钟，这就要求我们树立理性的态度，采用科学的方法，认真地加以对待。同时，我们相信，信仰危机的难关必定会被攻克，随之而来的将是危机后的勃勃生机——马克思主义信仰将会更加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荆学民．试论信仰危机[J]．求是学刊，1995(4)：26．

[2]廖申白、孙春晨．伦理新观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43．

[3]宗教热探源[J]．社会科学探索，1994(2)：63．

[4]刘博、刘启珍．转型时期我国信仰现状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1(3)：68．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