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园区建设的重大意义（通用9篇）

篇1：园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广东加强社会建设的重大意义：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会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工程，是新形势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迫切需要，对我省努力当好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省既处于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凸显期，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社会建设。

篇2：园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当前，国家局正在大力开展烟草诚信体系建设，引导全行业守法经营、守信经营，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谁拥有了它，谁就占据了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建设“诚信烟草”，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现实问题。诚信建设是行业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基础工程，是维系烟草行业正常有效运转、良性健康发展的基础，对行业经济发展和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加快建设“诚信烟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市场经济就无以立足。市场交易关系和交易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信用关系，“社会信用”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维系市场经济中各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但是，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信用体系发育程度低，信用秩序混乱，信用缺失现象大量存在，致使经济领域乃至烟草行业出现许多失信违约事件，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成为制约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配置资源作用的障碍。因此，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加快建设“诚信烟草”体系。

二、信用就是消费。加快建设“诚信烟草”是扩大内需、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扩大销量是当前行业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烟草行业缺乏信用，就会损害行业在广大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严重影响社会的消费和投资，使我们参与竞争、占领市场、实现“三赢”的政策大打折扣。在当前买方市场形成和消费结构出现明显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加快建设“诚信烟草”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贯彻落实国家局的发展战略和工作思路，必须有健全的行业信用体系作保障，消除阻碍扩大内需、提升竞争力的信用制度方面的因素。

三、信用就是环境。加快建设“诚信烟草”是适应WTO规则、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举措。

讲信用是国际商务管理的基本原则；建设“诚信烟草”是与国际接轨的前提。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信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突出、越重要。行业的信用环境，是我们国际形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建设“诚信烟草”与我们在全球经济分工的位置、拥有的市场份额、和具备的国际竞争力有直接关系。因此，要把“诚信烟草”建设作为行业经济发展的第一立足点、第一增长点、第一竞争点，才能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占据主动。

四、信用就是资金。加快建设“诚信烟草”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支撑。

调整经济结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通过银行信贷和债务的发行等方式筹集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资金。行业信用缺失行为的存在，会使商业银行不敢轻易放贷；种种违规经营行为和虚假审计报告等事件的出现，会在证券交易上出现信誉危机，影响企业通过正常的信用渠道获取生产发展的资金。

五、信用就是规则。加快建设“诚信烟草”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行业信用环境恶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不能简单地依靠一次又一次的联合打假、突击检查或“严打”等形式解决问题，而必须靠规范的市场经济规则和相应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建立规范的行业诚信体系就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之一。所以，建设“诚信烟草”是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六、诚信建设是烟草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篇3：浅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科学扬弃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结果。18世纪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标志着人类进入工业文明, 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对工业文明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对生态文明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 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主要特征, 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工业文明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制度文明以及科技文化成果, 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的残酷现实, 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英、美、日等工业化国家的“八大公害事件”, 就暴露出工业化导致的严重环境问题。面对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发展难以持续的问题, 许多思想家开始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进行了探索与实践。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 尤其是从1972年以来, 《人类环境宣言》《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等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 标志着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明理念已成为全球共识。生态文明既保持了工业文明的优点和长处, 又克服了它的弱点和短处,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建设生态文明是对我国发展困境的重大突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粗放式的增长方式, 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资源约束趋近、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已成为制约我们发展的瓶颈。

在消耗资源方面, 传统工业化需要的三大自然要素, 土地、水和矿产资源, 中国已耗损大半。耕地现已逼近18亿亩耕地红线。水资源严重短缺, 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100立方米, 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 每年城市缺水量达58亿吨。矿产资源的保障能力也非常有限, 石油、铁、铜、铝、钾盐等大宗矿产的进口量大幅攀升, 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未来10~20年, 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 矿产资源需求呈现刚性上升态势, 资源短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将进一步增强;在环境污染方面, 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根本遏制。仅2012年我国环境污染损失达2万多亿, 占GDP比重超6%, 甚至已经超过了教育支出。全国大、中城市浅层地下水不同程度的遭受污染, 如河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等农业开发区, 浅层地下水已出现面状污染态势。在生态系统退化方面, 我国环境承载力下降比较严重。2008年, 我国的《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分析, 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生态脆弱分布面积最大, 类型最多, 脆弱性表现也是最明显的国家之一。我国多种生态系统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退化。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青山不再、绿水难流。生态系统的退化, 导致生态损失逐年上升, 极端天气、防灾减灾已经成为各地比较突出的行政方面的事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理念的提出, 好比是对一辆行进中有些超速的汽车及时点了刹车, 让不堪重负的自然环境能够得到喘息、休整, 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建设生态文明是对群众生态诉求的积极回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 人们不仅期待安居、乐业、增收, 更期待天蓝、地绿、水净。当前, 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健康水平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任何项目一遇到环保质量问题, 群众不支持甚至强烈反对的现象越来越多。2012的年什邡、启东、宁波镇海等群体性事件, 就是证明。因次, 我们只有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才能回应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环境诉求, 才能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指数。

四、建设生态文明是对国际形势变化的主动出击

近年来, 资源环境问题已演变成重大的国际问题, 围绕能源资源、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问题的博弈日趋激烈, 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绿色发展正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和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不少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绿色发展规划, 力争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促进经济转型, 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国跟不上世界转向的脚步, 我国经济将很难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我国政府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O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增强我国在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的话语权, 提升我国参与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国际谈判和对话交流的位势, 有效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和负责任大国形象, 为全球的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总之, 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 建设生态文明刚刚启航, 目标远大, 任务艰巨, 任重而道远, 但是, 只要我们能自觉地珍爱自然, 积极地保护生态, 美丽中国就一定会实现,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也一定会到来。

摘要：生态文明是对物质文明的反思, 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总结和升华。建设生态文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科学扬弃, 是对我国发展困境的重大突破, 是对群众生态诉求的积极回应, 是对国际形势变化的主动出击。

篇4：园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党的十七大；反腐倡廉建设；意义

收稿日期：2011-03-12

作者简介：易小兵（1974-）,男，江西东乡人，永城职业学院思政部副主任、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十七大报告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的位置，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在全国党代会报告中还是第一次。十七大提出的反腐倡廉建设，是我们党的党风和廉政工作理论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的党风和廉政建设已经形成理论体系，它对今后的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以往谈到反腐倡廉问题时，用的是“反腐倡廉工作”，十七大报告则是用“反腐倡廉建设”这一新概念，这表明，反腐倡廉工作作为一项建设，既可在国家建设中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并列，又可在党的建设中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相并列，但同时又具有自身特殊性，这更加明确地界定了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它是高度综合性的，横跨八大建设，八大建设都要以反腐倡廉建设为重要议题，这无疑强调和提升了反腐倡廉的战略地位。

（一）将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常态性与系统化工作,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各项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损害群众利益等现象还时有发生，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到统筹兼顾，任何一方不可偏废。如果我们只强调在政治领域或经济领域，而不强调在各个领域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就难以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有力的保证和促进作用，只有自觉地把反腐倡廉建设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反腐倡廉建设必须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必须遵循全面发展的原则，坚持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切实做到全面推进。在政治领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在经济领域，坚决防止权钱交易；在文化领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在社会领域，把反腐倡廉融入社会管理中，把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与发挥群众作用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群众参与反腐败的保障机制。

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起重要保证和促进作用，反腐倡廉融入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最根本的是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检验反腐倡廉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二）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核心，把反腐倡廉建设纳入党的建设体系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这表明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高度，也明确了其地位和重要性。在十七大报告中，谈到党的建设时，提出了“一条主线”，“五个重点”，“总体要求”，“六个着力点”。其中在“五个重点”中，把“反腐倡廉建”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在一起，它们既有各自的任务和内涵，又紧密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了“党的五大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既是其他“四大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又对其他“四大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保证作用，一言以蔽之，反腐倡廉建设，在党的建设领域表现为，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监督检查，认真解决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立保持和发展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党中央非常重视包括反腐倡廉建设在内的党的建设工作，反腐倡廉建设实际是一个党的执政能力问题，执政能力有多方面的内容，它包括巩固权力的能力、运用权力的能力、防止权力腐蚀（反腐倡廉）的能力，其中反腐倡廉的能力是核心的能力。因为，反腐倡廉能力影响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治政能力，即运用权力的能力，反腐倡廉能力又影响党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和从人民那里获得继续支持能力，即巩固权力的能力。所以说，反腐倡廉建设，对于执政党来说，关乎执政地位，影响执政基础，考验执政能力。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一個政党，如果不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不坚决反对和有效预防腐败，就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总之，“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强调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因为党与腐败水火不容。

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同我国的实际和党的建设实践紧密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反腐倡廉建设是胡锦涛2007年６月２５日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的新概念，这里说首次，是指在党的纲领性文献中）将反腐倡廉定位为“建设”，这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第一，将反腐倡廉定位为“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并列，至此，党的建设由“四大建设”发展为“五大建设”，这不仅开辟了党的建设的新领域，而且完善了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使之更科学、更系统。这一提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二，反腐倡廉建设强调了“反腐”与“倡廉”的协调、配合与相互促进，表明党对廉政的认识、理解更加全面、深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基本思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十五大报告提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把廉政建设的重心设定为“反对腐败”；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这基本上延续了十五大报告的精神。十七大报告宣称要“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则发展了党对廉政建设的认识，主张不仅要“反对腐败”，还要“倡导廉洁”，提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重点抓好党的宗旨教育、公仆意识教育、廉洁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真正懂得廉洁是为官之德，自律是做人之本，增强自觉辨腐、拒腐、抗腐、抑腐、治腐的能力和“自我保洁”的能力。这说明反腐防腐既要靠外在的制度机制的约束，又要靠内在的廉洁自律。

三、为党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思路，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第一，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30年的艰苦探索，我们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这一道路的确立，也标志着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概括起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方面”。一个中心，就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个中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反腐的途径的认识，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即由“思想影响”到“权力制约”和由“运动反腐”到“制度等综合反腐”，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是腐败得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应当说，这一判断切中要害，抓住了关键。因此，十七大报告中在论及反“腐倡廉建设”时，明确指出“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十六字战略方针，二是坚持将反腐倡廉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格局。在理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方面”时，还需把握以下三個方面：1.建立惩防体系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目标。2.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布局决定了惩防体系建设的范围和内容。3.十六字战略方针规定了惩防体系的发展方向。

第二，形成了反腐倡廉较为完整的思路。反腐倡廉的思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反腐倡廉内在规律方面。在这方面我们的党已有了清醒的认识，提出了坚持“十六字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坚持这个方针，就是要把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始终贯穿于反腐倡廉的全过程，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二是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在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上，围绕着构建反腐倡廉。在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围绕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反腐倡廉。在执政党内部关系上，围绕着党的建设反腐倡廉。三是事业总体布局方面，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中，这一方面前文已述，在此不再赘述。所以说，反腐倡廉建设是一个三维体系，要抓好它，不仅要在这三个方面做好总体部署，还要处理好这三方面之间辩证关系，它们既有各自的任务和内涵，又紧密联系，与此同时，每一方面内部联系也不可偏废。

篇5：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

党和国家的农村方针政策是大学生村官考试中公共基础知识部分考查的内容之一，下面知鸟教育人事考试网就其中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作出如下归纳：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来看，我国是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好农民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民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从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中心内容来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又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村是我国最辽阔的地域但又是最穷的地域，因此，实现工农业全面发展、城乡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都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从本世纪起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目前，我国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我国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也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从实际看来，我国农村居民还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处于较为困难的状态。“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主要是考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关键是把农村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的一个重大创新，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在于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在变化中协调，收入在稳定中提高，生活在发展中改善。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地区之间等方面的差距还都比较大，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相对落后，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农业基础相对薄弱。特别是我们建国以来甚至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向城市倾斜、向工业倾斜的政策，是造成今日农村相对落后的一个基本原因。这虽然在一定时期有其必要性，然而到今天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快速调整的时期，各种利益关系复杂、社会矛盾凸显，这更要求我们必须在发展战略和政策把握上得当，把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处理好，尽快扭转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才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反之，就会造成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扩大，就会增加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甚至出现社会动荡。

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实现农村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篇6：园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浅析推进党校精品课建设的重大意义

作者：徐安勇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12年第09期

[摘 要] 新形势下党中央更加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党校是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党校教育必须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切实加强党校教学工作，根据干部成长的特点和需求，牢固树立按需培训理念，增强干部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推进党校精品课建设，提高党校教学质量，增强干部培训实际的效果是加强党校教学工作的关键所在，新形势下推进党校精品课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党校；精品课；意义

[作者简介] 徐安勇，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福建 福州，350014

篇7：园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农村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是我国当前的一个基本国情。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只有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加快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才能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如果我们忽视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切身利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我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无法落实。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更加自觉、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我们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因此，我们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篇8：园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无他选择

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1],处于贫富差距过大区间的较高位置。劳资利益关系失衡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的因素:首先,劳资分配属于初次分配领域,范围最广,涉及人数最多,因而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最大。据2010年两会公布的数据,1997—2007年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2]。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占全国企业职工总数约90%,企业盈余和劳动者报酬状况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劳资分配状况。相应地,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3年的0.2641[3]上升至2007年的0.484[4]。其次,劳资差距是导致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对贫富差距发挥着叠加效应。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9亿人,其中外出的农民工1.66亿,农民工月均收入是2 609元,农民工收入已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50%[5]。农民工是劳动力的主体,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打工地多是城市,而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尽管近年来他们的绝对收入有较大增长,但相对收入即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偏低,实际上使社会分配向城市和东部地区倾斜,从而拉大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进而加重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

劳资协商,是劳动力价格形成的重要机制。劳动力价格与物质商品价格不同,是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实现价格均衡,这是因为物质商品的供求双方是平等的市场主体,而劳动力供求双方是不平等的:一是劳资在经济地位上不平等;二是劳动者单枪匹马,而企业是高度组织化的,劳资在组织程度上不平等;三是劳动力市场一般是买方市场,劳资在供求关系上不平等。除此之外,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将工资降低1%就意味着增加了1%的竞争力,因而企业总是最大程度地利用其优势地位压低工资。纯市场条件下的工资只能反映劳动力供求关系,而不能反映、并且总是低于劳动力的真实价格。劳资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博弈是不平等的,需要第二次博弈,即劳资协商来纠正市场失灵的一面,劳动力的真实价格才能显现出来。协商的前提是主体地位基本平等,而劳资地位具有天然不平等性,这就需要市场之外的社会力量来填平劳资之间的地位差:一是组建工会,以弥补劳动者与企业在组织程度上的差距;二是政府,通过制定对劳方倾斜的劳动政策和法规,抬高劳方地位;通过制定劳资协商的政策和法规,使傲气的资方坐到工资协商的会议桌前,并使劳资双方有效执行协议。

国家不仅在保护劳方利益上具有责无旁贷的职责,而且是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三大主体之一,其财税制度影响着劳资分配状况:一是如果税负较重,企业就会将其转嫁给劳动者,导致税收侵蚀工资;二是如果国家对用工没有优惠政策,企业就会为降低成本而竞相压低工资。从世界范围来看,依法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已经成为通行的做法。在税负上,国家通过立法制定涉及范围广、针对性强、方式多样的优惠政策,并注重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协调性,如美国1981年修订了《经济复兴税法》,日本1963年颁布了《中小企业基本法》,德国1967年颁布了《关于保持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法令》,英国1983年颁布了《企业扩展计划》,法国1995年颁布了《振兴中小企业计划》。在用工上,国家用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和提高工资,如法国政府规定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企业将获减1万法郎所得税,最高减免50万法郎,同时还将职工工资总额作为税收减免的因变量;英国从1997年开始,中小企业每招收1名工人可获得政府每周75镑的补贴[6]。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所实行的完善、细致而长期的优惠政策,得益于成熟的三方协商机制。三方协商机制将政府也摆进劳资分配格局中来,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促进政府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做出自己应尽的职责,从而促使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之间合理分配。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多数为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小,市场竞争激烈,财税扶持对于营造宽松的劳资分配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缺乏成熟的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导致劳资之间缺乏平等对话,国家和社会之间缺乏平等对话,工资仅由市场决定,必然使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长期偏低,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可见,积极构建工资三方协商机制是扭转社会贫富差距的无他选择。

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人们看待分配问题常常带有较强的价值观色彩,马克思曾指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7]大力推进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建设是否正当其时,首先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即看其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从微观经济来看,大力推进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建设是中国非公有制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 000美元大关,生活水平提高使劳动力成本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低廉的工资让农民工入不敷出,他们只好退避三舍,于是2004年开始出现“民工荒”。也就在2003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达到历史顶峰2 000万,此后便以平均每年170万的速度下降[8]。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首次下降,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9]。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将越来越稀薄,劳动者的主动权将有所增长。在2003年前,劳动者是不稳定劳动关系和低廉工资的受害者,而企业是受益者,他们利用短期用工方式来压低工资,以低工资扩大利润空间。涌动了二十多年的“民工潮”让企业习惯于低工资制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方式。可是2003年后,特别是当前,如果企业不改变用工方式,“用工难”将成为常态,劳动者和企业都会成为不稳定劳动关系和低廉工资的受害者。大力推进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建设,使劳资双方通过沟通、对话,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以形成稳定、合理的劳动关系,这不仅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需要,也是维护企业持续发展的需要。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只有每个企业发展顺畅,整个国民经济的机体才能健康发展。

从宏观经济来看,大力推进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建设是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发展动力开始乏力,需要新的发展动力时,却固守原有发展模式而缺乏创新,于是陷入经济增长下滑或者长期停滞的现象。尽管有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有所发展,如墨西哥2012年人均GDP达到10 265元[10],但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从当时3 000美元中等收入到10 000美元高收入所用时间长得多,如墨西哥用了四十六年,而韩国只用了八年,而且两国在发展后劲上也有较大差距。贫富悬殊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通病,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较好解决了贫富差距问题。1980—1989年,墨西哥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过大区间,并从0.506上升为0.550[11],而1980—1988年,韩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合理区间,并且从0.367下降至0.320[12]。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贫富差距过大。这是因为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消费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生产规模越大,对消费的依存度越高。穷人消费倾向高于富人,如果穷人过多,必然抑制社会消费,导致生产过剩,经济结构升级困难,进而使经济发展受阻。社会大多数家庭和人口依靠劳动报酬为生,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工资在劳资分配中长期低迷,就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制约经济向高层次发展。由此可见,劳资关系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工资在企业看来是生产成本,在社会看来是拉动生产的消费。提高工资虽然有利于社会,但直接不利于企业,或许对企业有少量的间接利益,但也远远小于直接损失,因而单个企业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每个企业都想方设法地降低工资,最终会使自己和整个社会都受到严重伤害。这时就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推动工资劳资集体协商,制定每一个企业都应遵守的行业基本工资标准,使企业共担扩大内需的责任,又共享内需增加的利益。因此,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把消费作为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必须依靠工资三方协商机制。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 857美元。1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收入划分的标准——低收入经济体为1 005美元或以下者;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在1 006美元 ~3 975美元之间;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在3 976美元 ~12 275美元之间;高收入经济体为12 276美元或以上者,中国已经进入到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仅同样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迫切需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国能否最终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关键的就是看我们能不能跳出长期以低工资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形成以消费为牵引的新的增长点。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体现了我们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谋划:一是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凡事都靠政府亲力亲为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调动包括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的积极性。二是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问题。管理是国家或政府自上而下式的单向推动,而治理强调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用法制而不是人治的方式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三是解决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合法性问题。管理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而治理是包容的、合作的、注重实效的,其合理性、科学性更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因而具有更高的合法性。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建设以治理为理念,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性。

首先,大力推进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是这个比重究竟是多少,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是千差万别的,“这里不存在魔幻公式。在许多国家是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共同协商,以确定标准。”[13]合理的工资率是市场、劳方、资方、政府、社会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受到生产力发展、科技发展及运用程度、经济制度和体制、政治制度和体制、意识形态、劳动者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是一个社会治理的过程,仅靠某个或部分力量就会失偏,这就要求给予各种力量表达利益、相互角力又相互妥协的机会和场合。例如,“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14],这就需要政府通过三方协商机制广泛听取劳资双方的意见,综合考虑行业特点、社会道德水准和经济发展需要分门别类制定行业工作日标准和加班费标准。没有三方协商机制,政府的善良愿望可能适得其反,例如如果政府一厢情愿地将工作时间定得过短,职工就会为增加工资而与资方“合谋违法加班”。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5]劳资关系是一种公共产品,理应属于国家治理范畴,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实则是国家治理的一种必要形式。

其次,大力推进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建设有利于加快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改变了以往“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要求扭转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应进入初次分配领域,而不能只在再分配领域徘徊。可是,怎样在初次分配领域中调节分配关系?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怎样与企业和劳动者打交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这些方面都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一是管理意识浓厚,治理意识淡薄。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不愿意俯下身子与社会组织、与群众平等对话和合作,更不愿意向社会放权。二是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工会和工商联尽管是事业单位,但在工资待遇和管理方式与公务员基本相同,实则是政府的附属机构,行政性有余而群众代表性不足,被称为“二政府”。治理主体缺位,这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完善的重要方面。三是管理方式简单,发动群众能力差。当前多数集体劳动合同并非劳资协商的结果,而是照抄照搬法律条文,其效用仅仅在于督促企业遵守劳动法规。这样的集体合同基本上脱离群众,变成了政府管理企业的一种手段。当前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实效性差强人意的状况,其实就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能力欠缺的一个具体写照。大力推进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建设,可以促使政府职能转换,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组织和参与社会力量的博弈中得到提升和完善。

篇9：建设用地审批方式调整意义重大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调整不涉及建设用地审批权，调整的只是建设用地审批方式，依法应由国务院批准建设用地的城市的建设用地审批权仍在国务院，不存在下放问题。该负责人同时表示：“这是土地管理特别是新增建设用地审批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有利于加强土地宏观调控，强化省级政府责任。”

此前建设用地由城市政府一年多次申报，国务院多次审批，报批内容由国土资源部审查以及城市政府自行审查，审批时间长，审批程序繁，尤其是省级政府只充当“二传手”角色，权责不明，徒增环节。审批方式调整后，省级政府不仅负责汇总申报，而且负责审核把关过去需报国务院审查和城市政府审查把关的部分内容，也就是说，省级政府要对城市建设用地负总责。

当前我国违法违规用地现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即使在治理整顿期间土地“闸门”也没能真正把住，症结之一在于权力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原来的建设用地审批方式未能合理解决各级政府权责划分和制约监督问题：中央部门面对一大批城市，很难面面俱到明察秋毫，且陷于日常审批事务，难免影响宏观调控和土地监管；城市政府自报自查，其弊端不言自明；省级政府只相当于“二传手”，积极性自然不高，也很难追究其责任。一些地方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不制止、不查处，甚至隐瞒不报、压案不查，在土地管理和调控问题上有意无意地当起了“甩手掌柜”，与原来的审批方式有很大关系。

新的审批方式在加大省级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强化了省级政府的责任，权责一致成为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重要手段，今后土地方面再出问题，将直接追究有关地方负责人的领导责任。省级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负总责，总体上说就是对申报城市建设用地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合理性负总责，包括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是否符合规划计划、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否符合用地申报有关要求、用地是否结构合理、确实需要、节约集约等。具体而言，省级政府的责任主要体现于对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审核把关、检查指导。一是对城市申报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严格审查。二是在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后，对城市申报的实施方案进行审核把关。三是对城市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与实施方案的申报、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这种形势下，省级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审查和监管会更加严格。”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用地，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安置途径不可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补充耕地不到位、土地供应和利用等不符合有关规定，以及未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将不会审核同意实施方案和办理回复文件。

此次审批方式调整是城市建设用地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科学划分了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的权责。中央部门主要审查用地规模、区位和规划用途，有利于国家加强土地宏观调控；许多具体的审查事项放到了省一级，有利于强化省级政府责任；在国务院一次性批准用地后，城市政府向省级政府申请实施方案更便捷、灵活，有利于减少审批环节，提高行政效能。对于国土资源部及各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而言，此次调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国土资源部可以从繁杂的城市建设用地审批事务中解脱出来，加强调查研究与对地方工作督导，有利于更好地转变职能，强化用地监管；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则可以进行近距离监管，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解决本地土地使用和土地管理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