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蒂的后现代主义和幸福主义

论罗蒂的后现代主义和幸福主义（精选10篇）

篇1：论罗蒂的后现代主义和幸福主义

罗蒂的取消主义

取消主义是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的很重要的一种理论,罗蒂是其代表之一.文章从分析罗蒂取消主义的思想形成过程出发,阐述了罗蒂取消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取消心身关系、否认心理状态的存在、用神经科学来解释心理现象等等.从而说明罗蒂的取消主义思想虽然具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还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作 者：刘化军 郭佩萍 作者单位：刘化军(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

郭佩萍(普洱县同心中学,云南,普洱,650000)

刊 名：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MUSI EDUCATION INSTITUTE年，卷(期)：“”(1)分类号：B505关键词：罗蒂 取消主义

篇2：论罗蒂的后现代主义和幸福主义

罗蒂新实用主义的若干思考

在当今的哲学家中,罗蒂(Richard.Rorty)无疑不应当被忽略.尽管他常常被英美主流的分析哲学有意无意地边缘化(罗蒂现在被聘为比较文学系教授而不是哲学教授,也许可以看作是这种边缘化的.一个例证),但其工作的意义却并未因此而湮没.作为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蒂复兴实用主义传统的尝试中包含着值得关注之点.这里,仅做若干简略评论.

作 者：杨国荣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62刊 名：哲学动态 PKU CSSCI英文刊名：PHILOSOPHICAL TRENDS年，卷(期)：“”(11)分类号：B087关键词：

篇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

说起哲学是什么, 有多少个哲学家恐怕就有多少个定义。我们在生活中, 行动中, 总是有着很多问题, 也有着很多问题是我们都无法预知的, 但哲学恰恰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说白了, 哲学就是可以给人生的一种指导的科学。很模糊, 说具体是什么, 还又说不太清楚。有时候, 我忽然想问, 为什么我们要学哲学?为什么我们要读那些书, 去深入的研究哲学?哲学对我们生活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 哲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就是为什么要活着, 活着, 首先是为了幸福。

二、古希腊哲学家们对哲学中幸福的定义

活着无关乎就是想怎么能够好好活下去, 怎么能够满足自身的愿望和欲望, 最后有那种幸福的感觉。古希腊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等人, 一再提及到幸福的定义。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人, 对幸福谈得很少。苏格拉底也并没长篇累牍地论述, 因为他爱发问, 从别人的回答中诱导出早已存在的答案。所以即使他讲了一些, 也应是谈论而非论断;但他的确追问过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姑且称其为“问福”。到了柏拉图, 他似乎未正面谈过这问题。但就“理想国”中人们的生活而言, 我们可以推断他对幸福的看法:一个人的幸福不太重要, 应去过“平等人”式的生活;国家的“幸福” (利益) 则是至上的, 可以通过牺牲个人幸福而获得。这或许可叫“减福”或“增福”吧!而亚里士多德则谈了很多, “善就是幸福”, “德行乃是达到幸福的手段”, “完美的幸福在于最好的活动, 即静观”, “最高的幸福则存在于理性的运用里, 因为理性就是人”……静观, 最高的德行, 是幸福的所在, 不妨称此为“静观法”。因为亚里士多德的一生都是光辉的。他不像苏格拉底, 悲惨的境遇, 注定了他的悲剧, 也不像其师柏拉图光荣一生, 却落得流放客死他乡的命运, 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一生都是幸福的, 他也就能感觉到幸福的存在。而其后的基督教哲学, 无关乎也就是想让人们, 劳苦大众们, 感受到幸福。时至今天, 宗教信仰已成了西方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反观基督教的种种传说与神话, 与荷马史诗及古希腊的诸神话相形见绌。假如在一个和平稳定健康发展的时代, 这些拙劣的东西难让人相信。想不到时势这种戏剧性的转变, 成就了这么一个宗教。看来这些幸福观的转变, 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

三、幸福与不幸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家

说起幸福, 就不能不谈不幸, 就不自觉的想起尼采和叔本华。尼采的权力意志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实际是同一个东西, 即求生存的欲望和创造的本能。不过二者也有差别。在叔本华那里, 事物的生存意志的目标仅仅在于求生存, 尼采则认为事物的生存意志除了求生存以外, 更重要的还在于求权力、求强大、求优势、求自身超越。求生存可以说是事物最基本的, 也是最低的要求。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决不会满足于这种要求, 凡有意志存在的地方, 即一切事物, 都必须追求力量的强大, 竭力占据优势。难道没有强大的力量, 不占据优势, 能够统治、征服、战胜他物而生存下来吗?!当尼采把生存意志本来就包含着的意义揭示出来, 并加以强调时, 他就把生存意志叫做“权力意志”” (又译“强力意志”) 了。

四、马克思的幸福哲学观

古今中外, 最科学的哲学要属马克思主义哲学了。马克思的一生, 也属于怀才不遇, 各种受到当时社会的迫害与打压, 只是因为他思想的前瞻性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所不容。马克思既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富有人文精神的思想家, 又是一位头脑冷静的具有严谨科学精神的学者。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 面对正在蓬勃兴起向全世界扩张的资本主义, 一方面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巨大的进步;另一方面, 猛烈抨击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空前苦难、资本主义的历史罪恶。马克思希望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说明资本主义的前世、今生, 继而揭示人类可能的光明前景。马克思全部理论的宏伟架构, 决定了其所具有的巨大时间跨度, 不仅涵盖了19、20世纪, 即使对于21世纪来说依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 幸福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 幸福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 是享受与劳动的统一, 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幸福的阐释, 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追求和创造幸福生活,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 幸福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

马克思以前的幸福观, 往往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割裂或对立起来。这些幸福尽管形形色色, 但归结起来, 最主要的有两大类:一种是把幸福归结为禁欲主义, 认为人的物质欲望即为邪念, 肉体的需要即为罪恶, 必须加以压抑和禁止。另一种是把幸福归纳为享乐主义, 强调个人的物质享受, 否定健康的精神生活。

(三) 幸福是享受与劳动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 幸福范畴不仅包含着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享受, 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劳动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创造。劳动是人的根本的生存方式, 劳动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展开的过程。人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者, 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最本质的需要。人的需要不仅指向能够满足其需要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 而且指向生产这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劳动本身。

(四) 幸福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

篇4：论罗蒂的后现代主义和幸福主义

关键词：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对话哲学；协同性

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主流就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罗蒂认为传统哲学之所以必须终结是因为基础主义诟病横行。首先，基础主义是一种哲学信念，作为一个哲学前提先天存在，从柏拉图直至今天的整个哲学系统甚至文化领域，都以这种信念为前提，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政治等都需要在此前提许可或者论证完毕之后才有其合法性的存在。其实，这种基础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传统，自柏拉图起就贯穿着整个西方哲学历史，并不断得到众多哲学大家的推崇：从柏拉图理念论，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兴起，从现代实证主义兴盛到语言哲学发生转向，整个西方文化传统都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近代的自然科学也仍然是笛卡尔基础主义的典型成果，并作为基础主义的一部分主导着整个现代西方，并成为现代人赖以生存的人性前提。从这个简单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基础主义的一次次演绎，罗蒂说“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也只不过是用语言学、逻辑学的语汇重新描述了西方传统哲学问题而已。”因为，在罗蒂的思维中，基础主义就像是一个梦魇，深深地扎根于每一位哲学家的内心之中，不可自拔，尽管每一位哲学家都试图逃离这个梦魇——基础主义所设定的“完满的圆圈”之中，但仍然一无所获。原因何在？罗蒂认为自古至此哲学的发生发展，甚至注定为基础主义的命运根源都在于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自我否定。为此，罗蒂描绘了基础主义自我否定的轨迹并分析了基础主义产生的原因。

1 基础主义的产生源于人将自己的视觉行为等同于认知行为

具体来讲，近代哲学以来的知识问题都源于古希腊哲学——柏拉图的真理观。柏拉图认为知识，或者更确切地说，真理都是对理念世界的真实再现与模仿（洞穴理论暗示出知识就是人们所见到的实在事物），罗蒂认为这种客观实在性对于人的认识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制约性，犹如一面能产生形态万千表象的镜子——罗蒂称之为自然之镜——强迫人接受它所映射的各类表象，因此人们对此表象的准确性毫不怀疑。

确切地说，基础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虚假的系统哲学。这个庞大的系统看似复杂，其实它的中心就类似于一个阿基米德点来支撑整个系统哲学，而这个阿基米德点就是“本质”，包括世界的本质、人的本质、知识的本质。罗蒂认为，这样一种类似太阳系的哲学系统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甚至是自欺欺人。

2 如同太阳系的基础主义哲学大厦必然崩塌

因为人类社会千差万别，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概念只是人们担心在其生存的界限之内无法进行交流而产生出来的词汇，并将这种词汇赋予交往的价值意义，一旦交往与沟通脱离知识的范畴或界限，交往不再只是词汇的互换，那这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就毫无存在的价值了。

罗蒂认为，哲学家们坚持基础主义的信念还有另一方面的现实的道德原因。

因为基础主义的大厦是建立在永世轮回的信念之上，相信真理世界是不朽的世界，一旦传统的形而上学大厦顷刻坍塌，短暂的人生就更需要人的关注并认真对待了。同时，生命的短暂与脆弱也使得人们对于建设永恒制度的强烈愿望有所减弱，以至于后现代虚无主义情绪泛滥。这样一种社会现状使得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知道，整个人类社会所以“相安无事”是由于法律的制约与道德的约束，从康德的道德律中我们可以得知道德的权威性来源于它的客观性和绝对性，也就是说道德是具有客观性的、普遍性的知识。一旦这种知识的客观性与绝对性丧失，人类能否有足够的自律意志力来抵挡现代主义的各种诱惑：物质、利益、贪婪等，这是保卫基础主义的学者对罗蒂的质疑。

针对基础主义者的质疑，罗蒂反驳到“世间何曾有过绝对的基础、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善美所构造的梦想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我们都应该放弃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拼尽全力能够得到的只能是我们“合理地期望拥有的东西”。我们能够做的也必须要做的事情是：通过对话、交流来获取有效信息，正如罗蒂所言“对话和交流是探究真理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祈求于绝对，将自己置身于“绝对的安全之镜”之中。

因为，如果对话取代知识，知识就不必再寻求形而上学的基础，而只是以赞成、忍让的品德来探求通畅的交流，也就是说将对话的达成通过伦理道德的规则进行，并达成一致。

因此，知识的目的不是追求客观性而是要达到协同性，而知识的获得应该是一种参与协同的活动；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并不要求参与者的论断事先符合形而上的设定即先验的准则，而是寄希望于参与者达到“相对的、暂时的和大多数的一致”，这一看法很大程度上可以弥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

3 结语

这样，哲学就不再如之前的传统哲学那样，具有审判官的权威或奠基地位，而更像是一个文化批评家。知识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对话双方尽管秉持不同的理论意见仍然可以通过协同、说服、忍让等达成一致，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在倡导对话、交流的今天，罗蒂的知识观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M].三联书店，1987.

[2]理查德·罗蒂，黄勇译.后哲学文化[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理查德·罗蒂.哲学与未来[J].张国洪，译，国外社会科学，1994，（4）

[4]Richard Rorty “Objectivity ，R elativism and Truth”.Vol，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5]张石金.论罗蒂对传统真理观的批评[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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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试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中国化

马克思对于幸福观的解释是丰富而又深刻的, 马克思认为幸福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倡导为人类解放做出贡献才是真正的幸福, 马克思在青年时就把解放全人类作为己任, 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孜孜不倦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主张精神与物质并重, 创造与享受相统一等, 他强调二者不可偏废其一。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幸福。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 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也是其中的必然要求。这一最高命题, 需要世世代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去落实、去实践, 终有一天会实现马克思主义伟大的设想,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也自然得以实现。

二邓小平的幸福观

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新时代。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极具魄力地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 让中国越来越富强, 人民越来越富足, 百姓越来越幸福。在邓小平的引领下中国走出了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逐渐走上了幸福的小康之路。

邓小平实行了改革开放, 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我国经济越来越好;同时也实行了政治体制方面的革新, 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经济越来越好, 政治越来越清明, 人民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幸福指数陡然增长。邓小平实行共同富裕的政策,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好政策都让人民感觉到幸福, 就像歌曲里唱的“越来越好”“今天是个好日子”, 这是真实写照。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在邓小平这一代领导集体里取得了长足发展, 这一代领导集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江泽民的幸福观

江泽民这一代领导集体, 接过前一代领导集体的重担, 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完善,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改革思路, 我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江泽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是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发展, 是新时代的科学先进的幸福观, 尤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尤为突出地显示出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发展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理论获得巨大发展, 理论的生命在于落实, 在这一时期幸福观更是落地生根, 得到了落实践行, 人民更加幸福。

四胡锦涛的幸福观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 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更进一步发展。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在其指导下, 领导集体又开创性地发展出了新的中国化的理论。胡锦涛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 强调以人为本。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体现出了对人民的高度负责, 这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根本手段。胡锦涛肯定人民的首创精神, 在这一时期,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人民幸福又上一个新台阶。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又一次发展与升华, 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最先进、正确的幸福观。在科学的幸福观指导下, 我国社会越来越和谐, 人民的精神需要、物质需要、文化需要也得到了极大满足, 幸福感自然有了巨大提升。

胡锦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必然是美丽的社会, 和谐社会必然是幸福的社会, 幸福的社会里必然是幸福的人民。胡锦涛高度重视百姓的安居乐业, 安居乐业后百姓的幸福感、满足感是必然随之而来的。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一大突破性发展, 在胡锦涛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正确带领下, 人民越来越幸福, 社会越来越和谐。

五习近平的幸福观

新的时期,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继续大刀阔斧地对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实行强有力的改革。习近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行反腐败斗争, 实行了“中央八项规定”“反四风”“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专题学习”等。通过种种有力举措, 为人民幸福打造良好环境, 创造便利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中国梦, 是人民的梦, 是富强梦, 是幸福梦, 饱含了对幸福的期盼和憧憬, 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幸福的庄严承诺。习总书记倡导“美丽中国”, 这必然也是幸福的中国, “美丽的中国”让人民更幸福, 这有助于伟大中国梦的实现。习总书记的种种论述, 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坚持和发展, 是中国化的进步、科学的幸福观, 是幸福观的最新理论成果,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落实与践行。

六结语

总而言之, 本文简单地概括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以及后来者如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丰富发展。邓小平的“共同富裕”,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习近平的“中国梦”, 都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突出成就、伟大贡献、喜人创举。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历程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紧密结合, 在新的时期, 在新的领导集体的共同智慧努力下, 产生了众多优秀进步的理论, 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不断推向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中国化是路不是站, 必然随着新的实践、新的条件不断推进、更加完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年

[4]胡锦涛.胡锦涛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

篇6：理查德?罗蒂的反讽自由主义初探

【关键词】罗蒂；反讽；自由主义；重新描述

理查德？罗蒂是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之一，他不仅对传统西方哲学中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展开批判，同时试图为西方哲学寻找新的出路而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罗蒂提出了与传统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并不需要理性主义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反讽自由主义的理论。

一、私人领域：反讽者

传统的自由主义认为，基于普遍的人性与法制原则，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得以达成统一。然而，罗蒂却否认了这种观念。他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普遍人性和共有信念、欲望將个人与社会结合起来。他认为所有的人性学说都只是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预设了一种普遍的理性作为前提条件。个人的自我创造与社会的演变实际上只是偶然性的产物，它们之间并没有某种内在必然性。因此，罗蒂断定自我和社会不可能被真正地统一起来。对此，弗洛伊德在其理论中也将自我创造的私人伦理和相互协调的公共伦理截然划分开来，试图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并没有所谓普遍共同具有的信念或欲望。罗蒂用反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方式来表述出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连接，是否意味着罗蒂所描述的社会将陷入分裂状态，甚至会在没有理性和普遍性的保障下，走向敌对？罗蒂对此提出了解决方法，即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进行区分并确定不同的目标和规则。在私人领域，罗蒂创造了反讽者形象；在公共领域，他创造了自由主义者形象。两种形象的结合，就是他的自由主义反讽者形象也是自由主义社会中的理想公民。

反讽的观点来自于罗蒂的语言观。他认为普遍主义存在尖锐逻辑矛盾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它将语言和现实分离了。在罗蒂看来，语言只是应对环境的工具，它的不断累积最终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终极语汇”（final vocabulary）。它是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产生的话语工具，我们利用它们来认识世界、处理人际关系、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愿望，语言最终构成了“自我”的信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们无法超出自己所使用的语汇范围，但语汇却不断地吸收新的隐喻并把它变成本义，从而扩大自身的范围，进而让私人性的东西得到丰富，这就是反讽。

二、公共领域：避免残酷与侮辱的自由主义

反讽的概念遭到了许多质疑，人们认为它会威胁到自由主义成员之间亲密联系的基础。然而，罗蒂相信只要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做出明确的区分，使它们互不僭越，就完全可以实现自由主义和反讽主义的结合：在私人领域，用反讽的方法重新描述自我的形象；当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则采取另一套语汇。

自由主义形而上学家认为，一个稳定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其中的基本秩序和准则，这些秩序和准则便是来源于社会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的共同本质。对于社会成员的基本共识，罗蒂与自由主义形而上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形而上学家认为，自由社会的基本共识只有建立在普遍人性和价值原则上才是有可能的。如前文所述，罗蒂的反讽主义认为根本不存在这个前提条件，取而代之的是由不同语汇所表达的信念和思想。反讽似乎把形而上学家所寻求共通语汇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事情，这在形而上学家看来将直接导致维系自由主义社会之团结所需的共识不复存在。对此，罗蒂运用了休谟的观点为反讽进行辩护：“人类的共识不是来自某种理性的、普遍的、抽象的东西，而是来自于一种直观的、具体的、感受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感受痛苦的能力。”反讽不会去除作为稳定社会基础的人类的共识，因为人们的共识或团结感是建立在对人类共有的危险的感受上，而非共同的人性或共享的力量。

三、思考

反讽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自由主义的传统理论基础进行批判，同时要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别开来：一个人文化、艺术的关注纯粹是私人的事情，和他的政治、道德倾向没有必然的关联。这种分割是否可能？文化作为一种公共的资源，是所有人成长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早已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身处的文化环境而任意地创造他的“自我”，可以说“私人的”在根本上来自于“公共的”，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个人决定了最终社会的模样。事实上罗蒂承认，在实际生活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虽然不可以综合，但两者的相互影响确实不可能截然分开。也许罗蒂的意思是，尽管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不可避免会相互影响，但最好还是将它们分开以便给私人领域留有一个自由反讽的空间。然而，这个愿望在在现今对普遍主义持有坚定信念的社会文化中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如果突然撤掉某种基础观念，可能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心理纽带的瓦解。尽管罗蒂的反讽自由主义理论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们仍应看到这一理论在缺少私人空间、矛盾凸显的当今社会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

[2]理查德·鲁玛纳：《罗蒂》，中华书局。

[3]董山民：《罗蒂政治道德哲学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湖北武汉湖北大学哲学院简介：肖濛（1988-），女，湖北武汉人，汉族，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篇7：论罗蒂的后现代主义和幸福主义

一、绘画艺术中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的贡献

在印象派产生之前的绘画艺术, 不过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固有色”表现。在十九世纪现代科学技术的启发下, 人们拥有了光和色的理论知识, 艺术家们才对色彩原理和现象有了全新的认识。印象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他们主张绘画要忠实于视觉所见, 侧重色彩的客观变化, 以色彩为表现核心, 感受和捕捉条件色彩, 而不是形状。印象主义的这种色彩写实写生绘画, 丰富了色彩的表现语言, 使人类绘画艺术的进程向前迈了一大步。

印象派画家莫奈、马奈、雷诺阿、德加等人认为自然界的物质在太阳的照耀下并不带有固有色。绿色的草地在夕阳下会闪烁着红光, 蓝色的衣服有时也会被橘红色的阳光吞没, 这些色彩变化都是在光线作用下发生的, 莫奈从早到晚追赶着太阳, 推着几少十个画架画不同光线下的草垛、卢昂大教堂, 以至巴黎人说莫奈的画就像精确的天气预报表, 令人叹为观止!莫奈的画充满了跳荡的诗意和抒情的灵性。

后印象主义不满足于印象主义片面地追求外光和色彩, 而强调自我感受的抒发, 表现主观情感和情绪, 重视形和构成的线条、色块和体面。个性化和内心化的风格是他们创作的特色。

塞尚用色的团块表现色彩的本质, 使色彩处于一种永恒而实质的状态;用几种基本的几何形因素构造形象, 他专注于物质的本质及内在结构的表现。如塞尚所作的《椅中的塞尚夫人》像中, 明确地表现了他的绘画特点。

梵高个人色彩表现复杂而多变, 追求色彩的单纯感和表现力。他有感于德拉色彩的暗示功能 (如作品:《夜间咖啡馆》色彩暗示睡眠) , 在他的语汇中, 更主要的是针对情感的“修辞”。

塞尚、梵高、高更三个后印象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的艺术都在不断发展。前期他们的艺术归于后印象主义, 此种艺术还坚守着传统绘画的基本原则;而他们在艺术发展阶段的后期, 则对新的艺术理念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尝试。

二、分析中国油画的特点

西方油画几百年的艺术演变, 中国油画百余年的历史几乎都经历了。中国人对油画的探索、吸纳和尝试, 说明中国油画家面对世界油画的发展和变化进行了多元化、多方位的研究与实践, 使得中国油画艺术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和发展。中国油画的各类艺术家有着张扬的个性和前卫的思想, 并且有着各种艺术群体, 展示着不同地域性和院派式风格;油画作品也是佳作迭起, 令人叹服。这些成果的取得其实就是中国艺术家不同程度融合传统和外来文化的结果。

艺术之间从来就不是封闭的, 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动, 中国油画家将中国画和油画在表现技法和精神层面上使这两种异质文化进行了融合。西方的现、当代艺术受到东方文化的启发和影响, 出现后印象主义、野兽主义、象征主义等等。而中国油画吸收中国画和书法艺术的笔法运用到画上, 使中国油画有了本土艺术的特点和魅力。总之, 东西方艺术是互相吸收对方长处并向前发展的。

摘要：油画艺术这一绘画形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变革, 直到印象主义的产生。它是人类绘画艺术史上的以色彩为焦点的一场革命。它丰富了色彩的表现语言, 使人类绘画艺术的进程向前迈了一大步。后印象主义则强调自我感受的抒发, 表现主观情感和情绪。中国的民族油画经历了引进、学习吸收和努力发展的过程, 要想很好的发展中国民族油画, 就应该合理的借鉴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绘画理论与技法, 使中国民族油画发展成为健康、强壮的架上绘画艺术, 使其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关键词：印象主义,色彩,后印象主义,油画

参考文献

(1) 《新艺术的震撼》 (美) 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汪晴、张禾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年6月第236页.

(2) 《后形式主义、图象学与符号学》曹意强《美苑》. (鲁迅美术学院学报) 2005年3期。

(3) 《中国意象油画百年》尚辉《美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 2005年06期

(4) 《外国美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年5月第1版

篇8：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命体的存在和智力的健全是实现幸福的载体，它表现在人们能够完全自由地发挥自身拥有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价值需求是幸福的内动力，满足人类正当的追求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舍弃需求的幸福是缺少前提和没有意义的。“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满足需求是实现人的幸福的基本条件，而需求的满足只能依靠创造性的劳动实践，劳动实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存在方式，通过劳动实践又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使人获得更高层次的幸福，因此劳动实践成为了人类实现幸福的源泉和根本途径。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幸福的两个层面的主要内容，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则认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相统一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人类生活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抛弃任何一方都将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恩格斯曾说过，“他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谈话、辩论、活动、消费和加工对象”。物质生活是实现幸福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状况决定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层次；反过来，精神生活同时也影响着物质生活的品质。

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强调：“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达到完善”，“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看成是最高境界的幸福。所以，我们只有把两者真正统一起来，把个人幸福提升到为集体、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层面，才是最崇高的、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西方资本主义幸福观和中国传统幸福观之比较分析

西方资本主义幸福观是建立在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基础上，强调的主要是生物人、经济人。它的基本特征是以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思想。享乐主义幸福观认为现时的物质享受、精神享受和个人私欲的满足是衡量幸福快乐与否的尺度，恩格斯说：“享乐哲学是随同封建主义的崩溃以及封建地主贵族变成君主专制时期的贪图享乐和挥金如土的宫廷贵族而产生的。”功利主义幸福观的核心是趋利避害，功利主义幸福观维护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秩序。拜金主义幸福观认为金钱是实现物质和欲望的最直接和最有效途径，追求金钱的数量是生活的全部目标。这一切在促进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导致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盛行，把满足人们无止境的贪欲作为一种向往和追求，把能够实现贪欲的人作为个人心中崇拜的楷模。这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给自然环境和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牺牲和扭曲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代价，违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影响。

中国传统的幸福观是建立在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重视社会人、道德人。主要有儒、释、道等各派，其中以儒家的思想影响更为深远。儒文化很注重“礼”、“节”；强调的是“忠”、“孝”，子要“孝”父，臣要“忠”君；提倡的是“仁”、“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推己及人”。这些幸福的标准强调的都是德性的方面。中国传统的幸福观思想是及其丰富的，比如：“向用五福，威用六极”，“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福禄寿喜才”，“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还有财富功名、男耕女织等等都是传统的中国人所认可的幸福人生和幸福生活的准则。中国传统的幸福观是建立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因此有着深刻的文化底蕴，其中蕴含的深刻的、丰富的、合理的幸福伦理思想至今是中国人所向往和追求的价值目标。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吸取了西方资本主义幸福观和中国传统幸福观的合理成分，克服了其不足之处。它揭示了人之所以不幸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从而指出了一条通往实现真正幸福方向的道路。我们要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基础上，大力弘扬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用它来指导人们的各种实践，有助于人们克服千难万险，实现个人的幸福人生和全人类的共同幸福。

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幸福观

马克思在他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都有对共产主义实现原理的科学论证和描述，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关于《费尔巴哈》中充分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只有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高度发达时共产主义就会实现，那时劳动将消亡，阶级不复存在，整个社会将形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那时的人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将会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和批判者。”这种终极的幸福就是一种高品质的自由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生活境界。

现在，已经有了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萌芽和状态，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离共产主义确实还有距离，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地区间存在差距，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有分歧，所以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是艰难而又曲折的。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前进，必将推动共产主义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物质基础之上。由此看来，发展是解决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创造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和基础，“发展是硬道理”。所以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心一意搞建设、专心致志谋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会有很多波折、艰难险阻，甚至是暂时的倒退。我们要勇敢面对发展的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阻力，毫不气馁，毫不动摇，坚定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坚信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一定会到来。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和以往的任何幸福观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对以往幸福观的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在总结以往幸福观的基础上，采用扬弃的方法，提取出其合理和精华的部分，剔除掉其不合理和糟粕的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科学的幸福观，它源于传统幸福观，而高于一切幸福观。我们应该在实践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投身于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伟大实践中，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充实，有意义，有幸福感。

篇9：试论周星驰的无厘头和后现代主义

一、无厘头手法

无厘头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电影平民化的表现,通过反映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追求,拉近与普通观影者的距离。当然,这种无厘头指向的更多是下层百姓,这与当时香港的情况有关。

香港社会绝大多数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不仅处在一个在蕴涵中国文化同时又兼容西方文化的特色地带,这种中西式文化,造就了香港市民新旧交融的思想意识——既对西方的商业文化充斥着欲望,但又斩不断中国传统文化的纽带。商业化的运作使生活于其中的市民都在为赚钱奔忙,整个香港社会充斥着物欲和急功近利。相应地,文化便成为休闲、娱乐的代名词。而对传统文化的牵绊,使香港市民想要发掘人生的价值所在,两者的碰撞从而产生矛盾心理,想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中去发掘、实现人的价值,但面对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带来的迷惘和不知所措,于是只能通过无奈的自嘲去掩盖内心的无措。这一部分人就成为了周星驰电影的主要受众。

因此,无厘头是具有时代性的一种文化特征,所以我们讨论的无厘头,只是周星驰早期电影的一个特有属性,同时,这种特有属性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而不是周星驰个人的特点。

二、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主要反对的是唯一性质的领导,倡导个体具有平等表达的权力,相较于学院派专一表达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周星驰的电影更多的是源于自身的某些思考,无意识的因素要多一些。

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在一个文本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统帅所有结构构成成分的中心,因而那个被结构主义认定的超然不变的结构以及在这一结构规定下的文本终极意义,都是不存在的。相较于文本,后现代电影更倾向于使观众对历史言论,或历史上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的主题产生怀疑,并以平凡的小人物、平凡而琐碎的故事等取代或利用堂皇叙事与平凡话语间的杂糅、拼贴和交替衍生来反衬、嘲弄元叙事的理性偏激。这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是极为常见的。后现代作品更倾向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或者说提倡多元式的话语异质。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表现性。

1、对元叙事的怀疑

周星驰的电影对元叙事的怀疑,其实大多数是对传统的颠覆。比如,《西游降魔篇》中,对着鱼妖唱《儿歌三百首》的唐僧,猥琐邪恶、号称“花果山十三太保之首”的孙悟空等这些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印象中传统的角色形象。可以说,颠覆常识,是周星驰电影中的常态化的手法。通过不断的颠覆常识,截断人们固定的思维回路,人们在为事物超过预期的发展百感交集的同时,会不自觉的思考超情节发展的合理性,这也意味着对常规合理性的怀疑。

2、深度的削平与历史感的消失

周星驰的影片消解了种种深度模式,不再试图对哲学的必然、人性的本性等深度主题作挖掘和表现,影片以轻松的无深刻意义的搞笑形态存在。和卓别林“我即真理”的社会讽刺喜剧不同的是,周星驰电影不再采用以喜剧揭示悲剧的模式,也拒绝对社会、国家、民族等宏大主题作展示,同时放弃了站在精英文化立场上的启蒙和反思精神,完全地沉浸在大众文化市俗的狂欢之中。

3、形成文体的杂糅或强调戏仿、拼贴

纵观周星驰影片,每一部都会有标新立异的情节构思,交错杂糅的故事架构,怪诞奇异的时空转换,稀奇古怪的道具设计,或者令人啼笑皆非的搞怪细节。无厘头影片打破传统的创作规范,大胆借鉴其它艺术样式,兼收杂取,拼贴戏仿,花样翻新,不求完整统一,但求在强烈的反差与不和谐中挖掘出反逻辑的喜剧韵味。这样的戏仿拼贴,是艺术的借鉴与更生,是后工业时代香港社会生活图景的折射,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的象征性表述。

三、结语

综上所述,周星驰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无厘头与后现代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虽然其矛头都指向了权威,具有相同的对象,但是其目的与手段并不相同。无厘头并不反对权威,而是面对权威时滋生出来的无力感与无奈的心境促使它进行讽刺与嘲讽,以此来获得心理安慰与自我保护。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彻底的批判权威,强调结构并重构,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胜无厘头。可以说,周星驰正是由无厘头逐渐走向后现代主义,这与他的电影分期是基本相吻合的。

参考文献

[1]师永刚、刘琼雄:《周星驰映画》,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2]梁建华、温键键:《周星驰影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4]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篇10：论罗蒂的后现代主义和幸福主义

王占阳在2006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说，功能与价值是同一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价值论概念。“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所谓社会主义的价值，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价值……按照这个原则来解释，我们才能合乎逻辑地阐明为什么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等等不同的价值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因而也才能够合乎逻辑地阐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和功能，构成了新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王占阳强调自由、民主与人权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他说：“没有社会主义自由化，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专制、奴役和压迫，都是反社会主义的。他说：“社会主义如果不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难道要以专制、独裁、仇恨为口号？”王占阳说，官本位、官僚主义、裙带关系、干部特权、政治腐败等，都是反社会主义的现象。

王占阳认为，苏东剧变，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非社会主义的僵化专制体制。

王占阳认为，新社会主义的经济也是普遍幸福主义的经济，普遍富裕的经济，它应该同时具备效率和平等这两个基本特征。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即公众普遍占有生产资料。西方现代经济制度具备了普遍幸福的功能，因此这种经济制度应该成为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基础，再加以改革和创新。

2011年，王占阳根据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概念，作了进一步思考，指出以瑞典为代表的欧洲一批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则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徐景安也赞成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观念。他首先在南方竭力推动幸福深圳、幸福广东的观念，获得广东省领导层支持，幸福广东遂成为地方执政理念。近年来，徐景安又提出幸福中国。他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仅要富裕，还要民主，还要文明，这就是幸福。之所以提出幸福中国，就是为了把中国从发展第一的偏执中解放出来，否则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好。他建议以幸福中国为旗帜，启动新一轮改革。徐景安的努力，把普遍幸福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引进了实践层面。

2006年9月，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首届社会主义论坛上，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这在中国国内属于首次，因而受到瞩目。著名法学家江平看了胡星斗的文章之后说，赞成宪政社会主义的提法，希望中央逐渐采纳。如今，这篇文章在“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发表传播。

胡星斗说，根据中国国情，他主张宪政优先于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优先于建设民主国家。

胡星斗认为，宪政即限制政府权力，实现分权与制衡。应设立宪法法院，审查政府违宪，保护公民权利。他说：“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充分尊重社会主义的公平价值观和中国国情，既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建设法治国家，又要保证政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既要吸收现代人类文明最高成果——宪政，又要继承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发展公平市场经济，铲除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和腐败，建设人本、人道、公正、公开、共有、共富的现代中华文明，实现四民主义——民有（人民拥有主权）、民授（人民授权）、民治（基层人民自治）、民享（人民分享成果），以四民主義进一步改革中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统一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胡星斗提倡“可控民主”，即室内民主（在电视、礼堂、教室等地发表竞选演说）、协商民主（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平等协商）、法治民主（反对“文革”式无法无天的民主）、间接民主，而反对街头民主。他主张法治优先于民主，建立代议制度，公民只选举产生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然后由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通过选举及协商产生行政官员。

胡星斗说，宪政因其法治和程序，避免了暴民政治，所以对执政者是安全的；又因其驯服了权力，把政府关在笼子里，所以对公民也是安全的。也只有实行宪政，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和道德文明，从根本上改变谎言和暴力的传统政治，避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胡星斗提出，改革应该从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入手，如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通过公开竞选产生人民代表、各级政务官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