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论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共9篇）

篇1：论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论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

笔落宣纸，他行云流水般一挥而就。展望窗外，鸟语芳菲，意兴阑珊，苍凉的天地间此时也仿佛涂抹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几十年的风雨漫漫、桑海沉浮，终换得今朝笑看乾坤，风骚独领，弹指间，人间已换。嘴角微启，他欣慰的一笑。

白云苍狗，数不清的萧索空离，恰如1927年的秋天，当一场腥风血雨席卷过这片神州大地时，仿佛天地间的魂哭鬼泣是全为这个命运多舛的民族而奏。

而谁又将在这乾坤将逆之时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中国九派，茫茫东流，南北一线，烟雨莽苍，大江龟蛇。他在革命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时，只一句“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将悲愤化为一种豪情，重新振作。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

也许古往今来令无数英雄气短的也就只有儿女情长了，毛泽东，作为处于这个乱世之中的最终者，似乎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羁绊，而“问君清秋知几许，可堪回首，红颜梦里头”的无奈又在烽火乱世中徒增了浪漫与悲凉。想那“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无奈，“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欲言无语，“人有病，天知否”的苍凉，“重比翼，和云翥”的希冀，一句“算人间知己吾与汝”已是两颗红线最好诠释。也许这份血色浪漫正是毛泽东内心深处最不可割舍的财富与伤痛吧。

只是本身价值的存在就不能允许他过多的儿女情长吧，他载着许多人的梦又从新上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将炮灰浇凉了国民大众的心，他必须用红旗来让中国再度狂热。

只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诸般色彩，留下的只是弹洞前村壁的斑斑伤痕，当年鏖战，马革裹尸，在那本应凄苦的年代，他却高唱着“战地黄花芬外香”的英雄气概，也许他就是天生不会被打倒的战士，即使在多次围剿下，仍然从容淡定，“敌军围我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身居陋帐，却运筹帷幄，敌强我弱，却仍向天疾问“何时缚住苍龙”，可能正如他之所料，“井冈山上红旗展”“更加众志成城”吧。

长空雁叫，西风多情，霜打晨月，凌乱的脚步踏碎征尘如血的残阳苍白了喇叭声。也许是命运的玩笑，也许是考验的需要，真正的革命总应该在更加狂烈的腥风血雨中遭受洗礼。一纸荒唐言，错误的指令令无数热血头颅空抛疆场，同时红军也失去苦心经营良久的红色根据地。但是在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时我并没有看到他的抱怨、他的气馁，相反的，我看到的却是血溅雄关漫道，待从头，收拾旧河山的豪迈。是因为他始终相信“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吧。

月照孤岸，铁锁横江，十里飞度；千里雪漫，冰欺三尺，步留沧桑；金沙拍岸，云崖水暖，赤水留情。漫漫长征。本是用血肉书写的军事神话，他却笑谈风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万里长征，他同样是一往无前，但更多的是他字里行间的沧桑浪漫与豪迈乐观。

十年的内战被卢沟桥上的残垣断壁强迫终止，但是仿佛外夷的白旗并没有给中国的新局面打开大门，似乎一切革命的结果又重回原点，重庆和谈最终阻止不了国共双方对阵交锋的宿命。

“欲与天公试比高”，江山社稷，国运民途，到底中国该走哪条路，逐鹿中原，谁定天下？！“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看千年苍茫大地，英雄岁暮，大浪淘沙，他仰天而召，“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似乎早已是彩排好的剧本，民心所向，是为国制。毛泽东是中国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伟大领袖，而在他决胜千里之外，挥手定乾坤的卓越才能之外，他的诗词也贯穿与整个革命与中国命途的探索中，恰如一份特殊的史诗绝唱，给予这个满是死亡与苍白的天地间一份内心的浪漫与精神的超脱共鸣。毛泽东的诗词全已将整个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无力转换了一种优美的色彩，也许本身就具有的诗人的情怀，才能包纳各种挫折，应对各种情况。理性与感性并存，他的诗词为浪漫诠释了另一种行的概念。

11级保本王兴林

篇2：论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一把雨伞撑破了三座大山 一次长征横跨了宇宙空间 一种思想唤醒了千年雄狮 一个声音震撼了整个世界

一代伟人 走遍了千山,走出了韶山

……………..这首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歌，又一次把人们带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只要一回到毛泽东时代，任何人都必然会领略到毛泽东那崇高的，博大的胸怀，任何人都无法抗拒毛泽东那感人肺腑而又催人奋进的诗词艺术的巨大魅力。

一位西方哲人说得好：“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的世界。”是的，毛泽东就赢得了一个世界，就是以诗开创了一个大中国。因为他的政治，军事，哲学，同时也是因为他的诗。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同时又是独树一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诗人。

他的诗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但都是历经革命上的浪漫。李白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只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去体验现实，体验社会，体验人生。毛泽东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他站在中国历史文化巅峰，胸中装着中华民族，装着中国的老百姓。

他体验的是“千军万马战犹酣”，唤醒沉睡的东方巨龙。体验的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百万雄师过大江”。体验的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体验的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体验的是“一唱雄鸡天下白”“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用自己的诗促进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他的诗无比浪漫，无比洒脱，无比豪放，因而才无比大气。他用自己的行动改写了中国历史，他用自己的智慧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他的气概撼山岳，泣鬼神。他的胸怀装千山，容百川，盛天地，纳宇宙。谁能与之并提？他的事业，他的气概，他的胸怀，造就了他博大精深的艺术境界。他用自己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诗篇讴歌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自豪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不，是站在珠穆朗玛峰，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个不解之谜，他不是神而能料事如神。何以能料事如神？从他那堆满文献的床头和四壁的书，你便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毛泽东那坚韧的毅力，把他推向了事业的峰顶，人生的峰顶，推向了世人懒于或畏惧涉足的及奇险，极悠远，极瑰丽的文化巅峰。只有充满豪情和气魄的人才能涉入险远之地满载而归。要获得这些金子，就必须淘尽狂沙，获得了中华民族的真金。那真金就是中国的聪明智慧。

他的诗词深受曹操，李白，苏轼的影响，但无论从诗才和诗的气度来看，他都超过了他的老师们。他最喜欢三李，李白的浪漫，李贺的想象，李商隐的缠绵。而这三种风格都融入在他的诗里。他的诗充满了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在他的生命里找不到半点消沉，消极和悲观。他的诗是革命乐观的，向上的，是催人奋起的号角，这是他诗词的艺术魅力所在。

毛泽东不是用笔来写诗，而是用枪声来写；不是趴在书桌上写，而是骑在马背上哼。他最好的诗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哼出来的，是在枪林弹雨中哼出来的，在啸啸马鸣中押韵，用隆隆的炮声来合辙，因此他是革命诗人，是战斗诗人。

长征途中，他写下了八首诗，最有代表性的是----《长征》，气魄宏大，铿锵有力，鼓舞了全军斗士，引导者红军走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历时12个月，纵横11个省，共翻越了18条山脉，横跨24条河流。毛泽东领导着红军，越五岭，跨乌蒙，翻雪山，过六盘，渡长江，跨铁索经过了无数的高山峻岭，历经万千难险，却无所畏惧，乐观豪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那连绵起伏的五岭，就像轻轻地微波细浪，那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就像是红军脚下的小小泥丸，真是太奇妙了！它简直就是几幅流动着的画构成一组历史画卷：有山势逶迤的五岭图，有群峰叠嶂的乌蒙图，有水拍云崖的金沙图，有桥横铁索的大渡图，有雪盖岷山的行军图，还有红军跋涉两万里的英姿图。古今中外，谁有如此手笔，只有伟大的历史才造就毛泽东那样伟大的诗人，只有那样伟大的诗人，才能吟唱出如此伟大的诗篇。

打开《毛泽东诗词》，处处是浪漫的，力拔山河的警句和佳篇。“狂狂飙为我从天落”铿锵豪放。“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掷地有声。“沧山如海，残阳如血”意境壮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由大自然的变化挥洒到政治风云。“人生易老天难老”却丝毫没有慨叹。“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充满了革命必胜的豪迈情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表达了诗人坚强的革命意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是无私无畏，英勇奋斗，分秒必争的豪情。他的诗词不同于任何文人笔下的诗篇，也不隶属于文坛上哪一流派，而是一个领袖人物在革命过程中的抒情言志，是千古绝唱的第一人，他的诗只属于他自己-----毛泽东！

毛泽东学古而不泥古，富于创造性，并写出新意。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被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对”而毛泽东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人间正道是沧桑”。表达了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深刻含义。李白的“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铜镜月”。而毛泽东拿过来即是：“我欲因之梦辽阔，芙蓉国里尽朝晖”。充满了革命豪情。李贺的“雄鸡一声天下白”堪称千古绝唱，而毛泽东却点化为“一唱雄鸡天下白”，象征全国解放后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中国，非常贴切自然。

篇3：论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毛泽东的诗词气魄雄伟豪迈,格调阳刚恢弘,意境高远壮阔,树立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典范。对于山水画家而言,以毛泽东诗词为创作题材,既是表达对一代伟人的无限崇敬与爱戴,彰显山水画的社会意义与教化功能,又是充分挖掘诗词中潜在的可创作因素,寻找山水画创新的突破口,实践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谈到新民歌时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同年5月,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统一。”1960年7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扬作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进一步肯定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提倡两结合文艺创作方法的五、六十年代,毛主席诗词深深感染着山水画家,极大刺激了他们的创作欲望,山水画家几乎人人都画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如傅抱石、李可染、钱松喦、陆俨少、关山月、黎雄才、魏紫熙、何海霞、潘天寿、张凭等。尤其是傅抱石和李可染,他们一生画了大量毛主席诗意山水画,有的诗词主题反复图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山水画品类。

五六十年代的毛泽东诗意山水画中,最能体现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无疑是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1959年)。《江山如此多娇》表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词意,突破了时空界限,描绘了云开雪霁、旭日东升时,莽莽神州妖娆壮阔的图景。这幅山水画不但画幅巨大,在我国绘画史上罕有其匹,而且画面气魄之大,意境之新,布局之美,也是我国绘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作品表现出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心态,树立了民族绘画新的审美范式。

傅抱石早在创作《江山如此多娇》之前,就开始毛泽东诗意山水画的探索。1950年,他根据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一词创作了第一幅毛泽东诗意画,之后便一直乐此不疲,直到生命的最后。傅抱石是新中国美术史上探索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创作最先取得历史性突破和成就的画家,他将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引入大众化审美领域,并为山水画家的创作思路开启了新的门牖。诗画皆为文艺巨擘之作,相得益彰,珠联璧合,诗因名传,画因诗显,从而使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在新山水画中获得了崇高的文艺声誉和政治地位,为传统的山水画摆脱在50年代的生存困境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继傅抱石之后,将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创作推向更新艺术境界的代表画家是李可染。李可染为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创作树立了更为新型的时代审美范式。五六十年代是李可染艺术变革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李可染多次长途旅行写生,并直接对景创作大量速写和水墨画稿,在此基础上构思了许多富有现代感和个性风格的山水画作品,初步展现出“李家山水”的风范。他将西画的素描造型技巧和光影效果融合在传统水墨的表现语言中,使画面浑厚华滋,幽邃莽苍,富有时代气息。

李可染对毛泽东的诗词分外倾心。1959年秋,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江山如此多娇——李可染水墨写生画展”,这是他山水画艺术探索期的总展示。1963年,他以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词意创作了《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是李可染毛泽东诗意山水画的成熟之作。此作抒写南国深秋景色,带有理想化和抒情性的诗意色彩。画家采用积色法,大量使用朱砂、朱膘,使画面局部产生如油画般的笔触和肌理效果,成为一个时代的“红色经典”图式;同时,该画又不废中国画传统,在笔墨语言上融会中西,在瑰丽深沉的色彩中融入中国画传统笔墨神韵,色墨并用,皴擦结合,产生出苍润浑厚、绚丽华滋的艺术效果;构图饱满丰实,气势沉雄博大,格调高旷典雅,意境幽邃蕴藉。

傅抱石和李可染的山水画都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恰当地表现出毛泽东诗词的恢弘意境,形成了一种时代文化气象,为中国画的创新树立了成功的典范,拓展出中国画表现的广阔空间。

篇4：从毛泽东诗词看中国革命

有人说，不了解毛泽东，就不可能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欣赏毛泽东的一些诗词，来了解一下毛泽东其人，来感受一下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和波澜壮阔。这里的革命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19年—1927年）

1919年—1927年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 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矛盾；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其突出特点是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同推动国民大革命的进行。这一 时期，毛泽东参加过中共“一大”、“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并先后担任一些重要的职务；在国民大革命中，已经开始关注农民运动，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这一 时期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有四首，分别是《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等。我们主要介绍后两首。

第一首：《沁园春﹒长沙》

词中“忆往昔”的内容，是作者回忆在长沙一师求学期间，与同学们一块畅游湘江、针砭时政的情景。而词中的“怅”则引出了作者的困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结合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形势，想想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但关于合作后的领导权问题，这次大会并没有明确规定。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但从合作开始，共产党就一直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排挤。这首词写作的背景就是1925年，因受国民党右派的排挤，作者回乡一面“养病”，一面组织农民运动，其间遭到湖南政府当局捕拿而潜入长沙，故地重游情景。作者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一首《菩萨蛮﹒黄鹤楼》就体现了大革命失败前夕作者凄凉的心情。

第二首：《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沉沉、莽苍苍、锁，几个字眼勾勒了一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画面，令人压抑的笔调，表达了一种苍凉的心情。结合1927年春大革命的形势，想想作者的心情为什么如此沉重？

1927年春，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向共产党和革命志士举起了屠刀；而党内陈独秀仍然把持政权，右派投降主义日趋严重，大革命处于失败的前夕，所以作者心情沉重，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随后，汪精卫也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一场轰轰烈烈的前所未有的大革命就这样落下了帷幕。正所谓“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路在何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似暴风雨来临前的声声惊雷，给布满阴霾的中国大地又送来了丝丝希望。

﹙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7年—1937年）

1927年—1937年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艰难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从幼稚走向成熟。同时，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局势也逐渐由内战走向抗日。

这时期也是革命最艰难的时期，革命道路的坎坷，个人命运的沉浮，战争环境的艰难，战斗场面的惨烈，给了诗人更多的灵感，一 首首脍炙人口的诗也应运而生。存在决定意识，此时毛泽东的诗词，既有对革命斗争写实般的记载，如《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七律.长征》等，又有因个人命运的沉浮而引发的对人生的思考，如《十六字令三首》、《清平乐.六盘山》等，又有对人物的讴歌赞美，如《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等。因此这一 时期也是毛泽东创作诗的高峰期。我们主要来看五首，分别是：《西江月.秋收起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沁园春.雪》。

第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的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工农革命军；由于敌人力量强大，起义军损失严重，毛泽东开始带领军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创建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毛泽东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终于使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大为恐慌。1930年—1933年，国民党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国民党与红军之间展开了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毛泽东对次也作了史诗般的记载。

第二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这首词写得痛快淋漓。词中提到“七百里驱十五日”，反映了红军作战的主要方式是以运动战为主。在共产党领导的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前三次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中央苏区军队的领导权，“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周恩来、朱德抵制了王明等人的错误指令，仍然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第四次“反围剿”也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是在博古、李德的领导下，执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这也是红军长征的原因。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但一曲《忆秦娥娄山关》则又如柳暗花明，作者心情豁然开朗。

第三首：《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晨月、凄鸣的寒雁，哽咽的军号，细碎的马蹄声，把人引如悲壮萧杀的境地。而“从头越”，三字则陡露了作者瘦虎雄心之威，死地后生之勇。何为如铁雄关，今也要从头越过。想一想：作者的心情为什么如此豪迈？在正确与错误的对比中，历史重又选择了毛泽东。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所以毛泽东的心情是豪迈的，遵义会议也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然后渡过金沙江，冲破敌人的包围圈；又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过大草地，进入甘肃、陕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同陕北红军会师。身后的脚印，已化作了留给大地的诗行，如此惊心动魄的征程，总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对毛泽东来说，最好的表达方式依然是写诗。于是，我们又听见了诗人的吟哦。

第四首：《七律.长征》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长征的路线。长征是什么？在作家魏巍的笔下，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在美国作家素尔兹.伯里笔下，长征是“前所未有”的事；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在毛泽东笔下，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也开始了”。1936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征时，到达清涧县袁家沟准备渡黄河时，适逢大雪。皑皑白雪把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这又激起了素爱白雪的毛泽东的无限诗兴。一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便在陕北小小的窑洞里诞生了。

第五首：《沁园春.雪》

平生爱雪，正好置身于雪的世界，凭着雄奇的构思，给我们描绘了半个中国的雪色：内外茫茫的长城，顿失滔滔的大河，如银蛇逶迤的山群，似蜡像驱驰的高原；忽而又想到了红日照耀雪国的妖娆壮美。长征中牺牲的许多战士的身影一浮现出来了，一种荡气回肠的壮烈情怀化为意欲超出历代有为政治家的具体图像。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但真正让世人领略到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是啊，没有经历过艰难险阻，没有博古通今的文化积淀，怎能写出如此大气的诗篇？词中提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写于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表达了作者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豪情壮志。1958年，毛泽东在自注中提到，“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是啊，在毛泽东眼里，只有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方才造出真正的风流人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看第三篇“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三）民族阵线，救国良方﹙1937年7月—1945年8月﹚

1937年7月-1945年8月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得以巩固和扩大直至战争完全胜利。除了《四言.祭黄陵》和《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外，毛泽东很少写诗。但在这个时期，他理论方面的著作却很多，如《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这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来看第四篇《天翻地覆慷而慨》。

﹙四﹚天翻地覆慷而慨﹙1945年8月—1949年10月﹚

1945年8月—1949年10月属于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这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艰难地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取得了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时期毛泽东的诗主要有三首：《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两首描述的是作者离开延安后转战陕北时战斗的场面或战后的感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写于渡江战役后。诗中提到“不可沽名学霸王”，“霸王”指的是项羽。项羽先胜后败的严重教训，使得这位政治家诗人能够遇喜不亢，临胜不骄，不去怜悯毒蛇一 样的恶人，而择取彻底消灭顽敌，一统中国的历史必由之路。

（五）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1956年）

1949年—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了决定性胜利。这时期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有《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五律.看山》、《七律.莫干山》、《七绝.五云山》、《水调歌头.游泳》。我们主要来看《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一 阕《水调歌头.游泳》，道出了无限的乐趣和无穷的奥秘。毛泽东说这首词是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词中提到“一桥飞架南北”中的“一桥”指的是武汉长江大桥，它是万里长江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1955年9月开始修建，1957年10月建成通车。词中“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指的是三峡工程。经过几十年的论证，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006年三峡大坝全线建成。由当时正成为现实的“一桥飞架南北”，而憧憬“高峡出平湖”，不正是毛泽东勃勃雄心的诗化吗？正象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所预言的“我们将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历史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历史最终证明了这一点。

篇5：论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三九页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四七页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九页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一零一页

„„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三六页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一三页

你们在消灭敌人的斗争中，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克服了很多的艰难困苦，表现了极大的勇敢、智慧和积极性。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祝词（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篇6：论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在黎明时，在奋进中，在困难前，在挫折里，在风雨后……在每一个平淡的日子里。读毛泽东的诗词，总会让您激情澎湃；读毛泽东的诗词也会让您找回自己。今天，吴歌频道推出一位青年干部的读后感，跟他一起感受这个时代的回响。

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退役回乡继续务农，身无长物，唯有一口旧式帆布箱为他视若珍宝。我第一次打开这口箱子是在8岁那年，记忆犹新。里面有一顶海军帽；一包肩章、领章之类的小玩意；一卷绷带，估计是行军途中用来捆被子的。除此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一包大大小小的弹壳，还有就是一本“红宝书”.80年代初，家庭收藏书籍报刊的还比较稀罕，课外读物极少。彼时刚识了一些字，我对印有文字的纸制品兴趣极大，假模假样看了半天，里面的内容大半不懂，但封皮上“毛主席诗词”五个字还能认。后来年纪渐长，还是会时时拿出来翻看，也慢慢懂得什么是词牌名，什么是格律，以及诗词创作的历史背景等等。虽然谈不上鉴赏能力，但是那份波澜壮阔、酣畅淋漓的意境还是能感受到，读来总是让人视野开阔、心胸宽广。

据记载，毛泽东写的第一首诗是十六岁那年在湘乡县东山小学读书时改写的《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舍我其谁的霸气跃然纸上，很难想象这是一名16岁少年的思想。两年后，毛泽东到长沙继续求学，又写下了表达其凌云壮志的诗篇：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写于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既抒发了诗人刚健遒劲、魅力非凡的豪情壮志，更处处流露出对旧体制、旧秩序的不满，活脱脱一个热血青年的典型。

参加革命后，毛泽东诗词中的乐观、向上的精神愈发浓烈，丝毫没有因为反围剿的失利、个人的失意以及革命的低潮而有所转变，而是处处展现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迈。写于1930年2月红军经广昌攻打吉安的《减字花木兰·广昌路上》之“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勾勒出一幅雄伟壮丽的雪中行军图：漫天风雪，红旗翻舞，万马奔腾，山岳动摇。“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是毛泽东于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在马背上吟成，写出了当时红军的高昂斗志和准备再次迎战围剿之敌的决心和信心。写于1934—1935年间的“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短短48字，将毛泽东博大的胸怀、宏伟的抱负和超凡的品格显露无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把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表现出的亘古未有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勇毅精神和无畏牺牲的乐观主义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表现的是不畏艰险的意志，苦中作乐的洒脱。《清平乐·六盘山》中“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写于红军长征结束之际，则以宏伟气魄表现了红军迫不及待渴望杀敌、勇往直前保家卫国的急切心情。

从1927年的秋收起义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青壮年时期的毛泽东经历了人生中的多次大起大落，但他却始终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心态等闲视之，于逆境中坚守本真、坚持调查研究，吸收运用唯物辩证法，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纲领性文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指明了方向。

可反观当下不少的年轻人，在面对现实问题或挫折时，往往更多地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通过将自我悬置起来，来寻求内心的平静。2017岁末，各种“盘点”集中登场，其中“佛系青年”成为各大媒体竞相讨论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佛系青年”,并不是真的出家，而是形容一些青年人的生活态度：无欲无求，看淡一切，心若止水，怎么都行。显而易见，“佛系青年”是一个群体与一种哲学的结合，其现实土壤是当前青年人的生存处境，究其实质则是一些青年人逃避现实压力的一种精神选择。

诚然，现实的社会确实竞争激烈、压力空前。虽然大部分年轻人远离了贫穷，但房贷、子女教育、养老等问题，正一步步将他们变得愈加迷惶焦灼。但从古至今，无数的先贤已经明证，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具备着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物质达到一定的基础后，精神要重要得多。精神的死亡，意味着人另一种形式的死亡。所以，理想的精神状态，应该是既有着对生活的稳健务实，又有着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注与激情。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希望大家都能从毛泽东诗词中找回自己的精神。

文章作者：蔡强

篇7：论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一、毛泽东的实践观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实践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突出的地位,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首要和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 实践是人类有目的地进行的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 是人类能动地把握世界的活动, 它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正因如此, 不懂得实践, 不懂得实践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基础地位, 就不可能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做出合理的说明。

通过实践, 人不仅能动地改造客观物质世界, 而且还能动地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既是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分化对立的根本原因, 也是实现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统一的基础和途径。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列宁认为, 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3]。毛泽东则进一步把实践简要地规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4]。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是决定其他一切的活动的东西。人的社会实践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需要社会的人参加。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步有低级向高级发展, 人的认识活动也是由浅入深,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而人们认识的正确与否也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才能得到检验。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实践观的突出表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同志以一位无畏革命者的身份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 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武装头脑, 发扬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精神, 总结形成自己的实践观,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从“笔杆子”到“枪杆子”的转变。在革命运动的早期, 中国共产党以发动工人罢工等非暴力形式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压迫, 而对于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革命还停留在感性的认识上。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中, 中国共产党完全处于被领导的地位, 没有掌握独立自主的斗争权利。后来,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而中国共产党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使得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正确分析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对大革命失败后发动农民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作了重要阐述, 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著名论断。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总结出的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形式, 是由感性认识慢慢地向理性分析过渡的结果。随后, 毛泽东结合实际, 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认真分析, 并亲身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运动。毛泽东开始从“笔杆子”向“枪杆子”转变, 这是毛泽东实践观的具体发展。

其次是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城市包围农村”是俄国革命的实践道路, 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也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 打破思想禁锢和教条主义的束缚, 指出单靠工农革命军的力量不可能攻占大城市, 为保存革命力量, 必须放弃攻占长沙的计划, 沿罗霄山脉南下, 寻求立足点。, 从此,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

再次, 毛泽东的军事斗争思想是毛泽东实践观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他的高超的军事斗争艺术来源于不断地实践, 不断地总结。早期, 中国共产党由于自身力量薄弱和军事斗争经验不足, 一直在艰难的斗争中摸索自己的军事策略。毛泽东指出:“战争的领导者, 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 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 (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 的深刻的指导规律, 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 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5]。这说明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人, 失败是难免的。而在不断的失败中经历的感性经验又是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前提。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思考总结, 才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战术。毛泽东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 旧战术不能适用于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这就要求改变战术, 避实击虚,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毛泽东是在理解并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性的基础上, 将游击战争基本原则概括为"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十六字, 以此指导战争实践, 取得显著成效。在前四次的反“围剿”中, 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 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 成功地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博古、李德采取同红军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则完全相反的战略战术, 导致红军受到严重损失, 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这一路线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没有把握住战争的规律, 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表现。

结语

毛泽东的实践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方面,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 工农武装割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中国的革命, 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建立了新中国,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摘要：毛泽东的实践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革命形势十分严峻, 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艰苦斗争中, 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和自身革命经验, 创立了切合中国实际的实践观, 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土地革命战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5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55.

[3]《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39.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77.

篇8：试论毛泽东诗词中山的意象

姓名 ： 邓伟

摘 要：毛泽东喜好踏山，尤其喜爱写山。他能以“山”记史，以“山”言志。毛泽东笔下的山有着气势磅礴之美，绚丽璀璨之美。这与他的生活实践有关，与他的崇高人格，远大志向，宏伟抱负和理想是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山意象

自古以来山一直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她与华夏几千年的历史紧密相连。作为炎黄子孙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更因其特殊的经历与豪迈的个性而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率领群众从山里闹起了革命，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也因此对“山”倾注了特殊的感情。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多数处处有山，有些诗词篇篇皆山。本来，山作为一种诗歌意象，从《诗经》起便已有了，“节彼南山，维石岩岩”（《小雅·节南山》），这一起兴之句便是写山的高峻。随后山的意象就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并逐渐发展为专门状山写水的文学流派。但作品中更多的是状山之容而很少言其志，傍山之下而不敢越其上。但毛泽东笔下的山却与其不同而独领风骚。

毛泽东诗词中“山”的第一个特征是：山起着历史的见证者的作用。毛泽东是一位豪放的浪漫诗人。他可以“指点江山”（《沁园春·长沙》），“可上九天揽月”（《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他甚至还要以声震寰宇的威势对昆仑山发话：“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念奴娇·昆仑》）。在毛泽东诗词中还有许多美妙神奇的想象，不同凡响的夸张。这些都足以证明毛泽东诗词的风格浪漫。毛泽东诗词产生在他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他的全部诗词也正是对伟大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艺术上作出的概括，其中的一些诗词还具有纪念碑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诗词也是一部壮丽的史诗，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一部形象的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的各重要时期与重大事件，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出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与红色政权的创造与发展，特别是波澜壮阔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等等，都成了毛泽东诗词壮阔的历史背景。“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实则暗含当时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之意，并由此引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的重大问题。“龟蛇锁大江”（《菩萨蛮·黄鹤楼》）则会使我们联想到汪、蒋布下的反革命阴云。“黄洋界上炮声隆”（《西江月·井冈山》），井冈山革命起先锋。“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 1

剿”》），讲五次反“围剿”的史实。写长征的诗词更离不开山，每一首诗都写到山。有“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的娄山关，有逶迤的五岭，磅礴的乌蒙，冰雪千里的岷山，有“六盘山上高峰”（《清平乐·六盘山》），还有许多崇山峻岭的形象。只是所有这些“万水千山”都不过是等闲之辈，碰上我英勇的红军，天险也将不险了。“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沁园春·雪》），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钟山风雨起苍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预告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毛泽东的这些言史的诗词几乎都写到了山。即使建国以后，毛泽东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山”。只是这时的龟蛇不再那么嚣张，而是老老实实呆在那里，等着人们把“天堑变通途”（《水调歌头·游泳》）。纵览毛泽东诗词，我们说它是中国革命的史诗，而其中的山则是史书中的文字。其中不少的山是历史的见证，毛泽东正通过它们记下了中国革命的历程，即以“山”记史。

毛泽东诗词中“山”的特征之二就是：以“山”言志。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有着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信念，在他的诗词里，毛泽东通过写景、咏物，抒发心志情怀，表现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他可以通过对祖国瑰丽山河的描绘，对风花雪月的描写，以表壮志、抒豪情、现精神、展胸怀。而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便是钟情山水。毛泽东喜欢临水，更爱登山、写山。登山即情满于山，写山则将山人格化。早在1910年，毛泽东就借用日本西乡隆盛的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送给父亲，以表心志。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长沙》），又抒发了作者远大的抱负，高昂的爱国激情。“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沁园春·雪》）表现了宏伟的气魄和胆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样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他的诗词表现了他改造、重整山河的壮志与决心。流露了他的豪情壮志、洒脱乐观、豁达大度的胸襟和风度。在毛泽东的一身中他不但没有怨山，反而爱山、唱山、写山。《十六字令三首》简直就是歌唱大山的组诗，词中他歌唱山的高大、磅礴、坚毅。而在《念奴娇·昆仑》中他又赞叹山的苍莽、雄浑与伟力。长征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写下了光辉的诗篇《七律·长征》。诗中对长征路上的一切艰难和牺牲都不提了，而以轻松欢快的调子表现对胜利的喜悦和对困难牺牲的蔑视。整首诗都昂扬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其实毛泽东也是人，而不是神，也有常人所有的歌哭嘻笑，再加上他作为伟人所具有的崇高伟岸的人格和志向，使得毛泽东的感情世界色彩斑斓。1923年写给爱妻的《贺新郎》一词，一方面跟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那样的描写离别相思之苦的诗一样哀婉缠绵，另一方面却又有为献身民众而弃“小家”顾“大家”的壮志豪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舍却贤妻爱子，是何等宽广的胸怀？“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送纵宇一郎东行》）是对友人罗章龙的热情赞扬。毛泽东对待同志是如此恳切，可对敌人就毫不客气了：“白云山头云欲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上的云头也愤怒得要同敌人博斗了。

毛泽东诗词中“山”的特征之三就是：以“山”造境。毛泽东诗词中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高大的艺术形象。有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的群体形象，有革命知识青年的群象，有红军将士的形象，也有解放军的群象。解放后又创造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兵群体的高大形象。然而这些形象中许多是以山为背景呈现出来的，有的干脆通过塑造山的形象以喻指革命者和无产阶级。“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活脱地表现了红军将士在敌人重重围困的危急形势下，仍镇定自若，万众一心，如山岗一样“岿然不动”的形象。“万水千山只等闲”（《七律·长征》），“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狮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塑造了人民军队骁勇、威武、高大的英雄群象。毛泽东诗词中还有一类艺术形象是“我”。这个“我”是兼含抒情主人公诗人毛泽东和无产阶级代表的，是“大我”的形象。如《念奴娇·昆仑》中的“我”就是典型：“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把“我”塑造得极其崇高伟大。以上这些都是以山作背景，烘云托月式的产生出来的，也算是以“山”塑象的一种类型。另一种情况便是完全通过塑造山的形象以喻指另外的形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十六字令三首》。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这一首写山之高，状山之高峻，表现红军形象的高大。第二首写群山之起伏，主要是状其磅礴：“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通过山的动态来表现革命战士的精神状态。第三首状山之峭直坚挺：“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柱其间。”喻指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党所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擎天柱。这些小令描写山的形象，但目的却不只是写山，而是为了借“山”写人，以“山”塑象。

意象的有机结合便是意境，但境生乎象而超乎象，有真情者，才能创造出真境界。毛泽东情感丰富，又特别钟情于豪放与雄劲，因此他写诗词就极善于把强烈深沉的感情熔铸在生动的画面之中，形成一处处艺术的创造之境。《忆秦娥·娄山关》上阕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啼声碎，喇叭声咽。”描写的是云贵高原山区早春的晨景。寒风中，残月下，嘎嘎大雁掠过，红军脚踏冰霜急促行军，但听得马蹄声声，军号咽呜，给人以紧张的气氛。下阕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也是那样壮阔苍凉。而《清平乐·六盘山》一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首词画面鲜明，情绪自豪欢快，与上首词的气氛迥然不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作为红军统帅的毛泽东在写这两首词的时候心情是不一样的。前者写于长征开始阶段，后面还有万千困难；后者写于长征即将胜利结束之时，心情轻松愉快。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下写的诗词会有不同的格调，笔端流露出的感情自然也就不同。同样是写山，会因其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个人经历情趣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意向。毛泽东高瞻远瞩，雄才大略，他的诗情虽触发于山水之间却又超越于山水之外，能机杼独出，因而风采卓异别具一番景观。

毛泽东笔下的山，有着瑰伟雄奇之美，绚丽璀璨之美，流动回旋之美，甚至也

有微婉隐约之美。毛泽东喜欢把山置于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有时还赋之以浓重的色彩和光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忆秦娥·娄山关》）；“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菩萨蛮·大柏地》）。然而这还不足为奇，毛泽东诗词中最为出色的要算流动回旋之美。即使写到了“龟蛇静”，其目的也在于静中显动。在古典诗词中写山的动态的不是没有。如“湖上青山千万叠，倏如阵马交驰”；[1]“群山左顾右盼，如虎更如龙”；[2]“西风瞥起云横度，忽见东南天一柱”。[3]但就其背景与气势而言都比不上毛泽东笔下的山。“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沁园春·雪》）写得意气豪迈，背景是广阔无垠的秦晋高原，而不是“湖上青山”，也不仅仅是交头接耳，而是整个山脉的闪动。“昆仑崩绝壁”气势非凡。“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不是“阵马”而是“万马”，还用江海喻山，别具一格。总其一点，便是气韵生动，惟其气韵生动，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钟情于山，而又要超越于山？其实这与他的生活实践有关，同时，也与他的崇高人格，远大志向，宏伟抱负和理想一脉相承。毛泽东自小与山打交道，跟传统的中国人一样认识到了山的伟岸。青壮年时期带领部队跋山涉水，凭借天险，红军不但保存壮大了自己的势力，还常常利用有利的时机狠狠打击敌人。在这些“山”的地方，革命队伍成了广大人民的希望。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达到了高潮。他写了七八首诗词，而且篇篇写山。而在延安时期，在这十年稳定的窑洞生涯中，诗人毛泽东反而没有留下多少诗词。是艰苦的环境激起了毛泽东的诗情，是山触发了毛泽东的灵感。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是社会的产物！但艺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同时也必须表现出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人格和创作个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风格即人格。德国大诗人歌德曾写道：“总的说来，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4]鲁迅则说：“美术家固然要有精熟的技巧，但必须有进步的思想和崇高的人格。他的创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5]毛泽东的诗词风格当然与他自身的素质有关，而毛泽东本人就是一首诗，具有诗一般的性格。在毛泽东的个性世界里，有的是挑战者的人格，有的是超越的情怀，也不乏雅趣之本色。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挑战者。斗争的风云伴他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他向传统挑战，向帝国主义挑战，向国内的反动阶级挑战，也向自然的险阻挑战。在中国古代，山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皇帝还亲自对山祭祀，在人们的眼里，山就占有类似于皇帝的地位，它主持着宇宙自然的秩序。而山的险峻本身也给登山者带来严重的威胁。可毛泽东不管这一套，他就喜欢挑战，这些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险峻的山正好成了他挑战的对象。当然这不仅仅是对险恶自然的挑战，也是对那些貌似凶狠的反动派的挑战。他自己也就在这些挑战中显示了自信与顽强。与他挑战性格密切联系的是尚动主变。在紧张新奇的斗争中求平衡、求生存、求实现、求幸福是毛泽东一贯的基本的人生观。他喜读“事态百变”的历史，而讨厌传统文化中所偏重的和谐、不争、守成、世故。在毛泽东诗词中很少有静谧的境界，他宁可接受“风吹浪打”，也不肯在“闲庭信步”。毛泽东个性的另一面是他的超越情怀。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显示出一种气吞山河的气

概。毛泽东的时空观是极其广阔久远的。但在这历史长河中他又始终关注“现在”，在广阔无垠的空间里又时刻关注“我”的位置。因此在毛泽东笔下，山有时被写得“横空出世”，气势磅礴；有时又显得异常渺小，“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这正好体现了一代伟人对于时空的把握，天地之大，历史之久都被他把玩于掌中。

结语

总之毛泽东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宽广的胸怀，远大的志向，独特的人格魅力与不平凡的人身经历，致使他对山有着特殊的感情，同时也铸造他诗词中“山”的特殊意象。

参考文献：

[1]倪称《临江仙》，选自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第2册，第1331页

[2]王质《水调歌头·游银山寺和壁间张安国作》，《全宋词》（同上），第3册，第1942页

[3]辛弃疾《玉楼春·戏赋云山》，《全宋词》（同上），第3册，第1942页

[4]《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9页

[5]《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郑，第404页

致 谢

篇9：论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一、毛泽东有关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必要性的重要论述

第一, 毛泽东小中见大、由点及面, 将话语言说升华到本体论上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认识论上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的原则高度加以审视, 主张自觉地推进话语创新是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求真务实的形式外显。存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存在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 逻辑性地延伸开来, 由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即推出认识论上的经验论, 由本体论上的唯心主义即导出认识论上的先验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既离不开正反两方面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伟大锻造, 又和毛泽东同党内部分同志在学风、党风、文风等错误倾向的不断斗争紧密相连。

如果说延安整风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所批判的“不注重研究现状, 不注重研究历史, 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主观主义者是认识论上的先验论在学风上的集中体现的话, 那么《整顿党的作风》所批判的在党内关系上表现为闹独立另立山头、在党外关系上表现为不谙时局、罔顾大局的宗派主义者的思想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主观主义的, 扩而广之, 《反对党八股》着重所批判的形式主义者则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别样表现形式, 是其最后的藏身之所, 在言说方式上往往表现为“空话连篇, 言之无物”“装腔作势, 借以吓人”“无的放矢, 不看对象”“语言无味, 像个瘪三”“甲乙丙丁, 开中药铺”, 实践下来往往“不负责任, 到处害人”“流毒全党, 妨害革命”“传播出去, 祸国殃民”, 惯于纸上谈兵、闭门造车、“钦差大臣满天飞”“对牛弹琴”, 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贻害无穷。因此, 在毛泽东看来, 端正学风、党风、文风, 既要反对主观主义, 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学风, 又要反对宗派主义, 提倡原则灵活兼顾的党风, 也要反对党八股, 提倡言之有物、文质彬彬的文风。三者三位一体, 相互影响、相互牵制。“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 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 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 ‘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 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1) 毛泽东由此为我们解决了之所以强调话语创新的思想前提问题。

第二, 自觉地推进话语创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旨归“向谁说”的必然要求。思想前提问题解决后,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为我们指出了话语创新的中心问题, 即“什么是我们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 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 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 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 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 (2) 可谓入木三分, 抓住了法门所在。

话语言说当中一个重中之重的方面就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和“向谁说”的问题, 众所周知, “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重要分歧之一, 进而有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之别, 成为判别一个政党是否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及理论皆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旨归。要服务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解放及福祉, 其先决前提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民众。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 对于人民大众, 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 在革命前, 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 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 都是群众的。……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 就是‘无兵司令’。” (3) 毛泽东强调民众有效的对敌斗争需要枪杆子和笔杆子兼而有之, 人民的军事路线和文化战线刚柔并济,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革命的文化人如果“向谁说”不明确、工作对象不清, 人不熟、语言不通, 必然宗旨、服务意识不强, 难与群众打成一片, 英雄难有用武之地, 思想上沉浸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孤芳自赏, 宣传上表现为装腔作势群众不买账, 形式上流为前述党八股的种种表现, 进而话语创新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犹如水中月镜中花。相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旨归纯正的革命者则会审时度势、风生水起、如鱼得水, 话语创新水到渠成。

第三, 自觉地推进话语创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向大众“如何说”的必然要求。回答完话语言说中心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向谁说”的问题后, 另一个方面“如何说”紧随而来。“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春笋, 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 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 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 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4)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 是马克思、恩格斯用西方语言在西方文化语境、思维方式、世界视野下对其所处时代的沉思。对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现代中国来说, 对于生活在西方文化传统之外的中国大众来说, 不同视野、境域下的中西方的文化鸿沟和隔膜横亘其间, 惯于短小精悍、只言片语、谙于直觉顿悟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长篇累牍”为形式外观的马克思主义尚待时日克服其间的语言、思维等阅读障碍, 在当时救亡压倒启蒙的疾风骤雨的近代中国, 如何有效地向文盲居多的广大民众宣传合乎时宜、简明扼要而又非断章取义的革命主张确实需要魄力、能力及话语艺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

二、毛泽东论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必要性的重要意义

第一, 毛泽东关于话语创新事关宣传工作“说什么”的重要论述可以说是思想路线斗争在宣传战线上的延伸, 为清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提供了助力, 端正了学风, 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外的阵地, 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为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做了理论铺垫。依照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宣传工作“说什么”, 所宣传的皆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对当年自诩为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而嘲笑“毛泽东们”所实践的不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对于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对主观主义不啻为一次振聋发聩、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宣传”。

第二, 毛泽东关于话语创新事关宣传工作“向谁说”的重要论述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在宣传战线上的较量, 是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一次清算, 端正了党风, 在对比中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分清了敌我, 明确了团结谁反对谁, 扩大了统一战线, 将敌人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有效地推进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

第三, 毛泽东关于话语创新事关宣传工作“如何说”的重要论述是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最后避难之所摧枯拉朽般地扫荡, 端正了文风, 是直面中国国情、现实的清醒明智的理性选择, 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作风, 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 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摘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必要性有着深刻的体会, 从事关“说什么”的理论高度、“向谁说”的价值高度以及“如何说”的实践高度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必要性, 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形成了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富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创新,毛泽东

注释

1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30, 853-854.

2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