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论文

贫富差距论文（共6篇）

篇1：贫富差距论文

(一)应统筹建设城乡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保障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功能。巴西在发挥社会福利制度效能、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中的做法，启发我国应统筹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以消除日益拉大的城乡贫富差距。我国一直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社会福利制度也呈现“二元”格局。总体看，城市社会福利无论覆盖范围，还是制度水平都远高于农村。因此，缩小城乡贫富差距，首先应在社会福利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保证城乡居民在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下参与市场竞争，让福利制度同等地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这就要求统筹发展城乡社会福利制度。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应建立全面、公平、适度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福利度，打破因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不公平而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城乡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实现城乡医疗资源的共享、共用；打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新农保”之间的制度障碍，实现养老保险一体化；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其他生活救助项目的一体化，做到社会救助资金的城乡统筹使用；实现基础福利设施等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总之，统筹建设城乡社会福利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和制度保障。

(二)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再分配功能

收人再分配在巴西减贫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中国，再分配的减贫作用则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依靠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来达到社会减贫的目的。¨纠社会保险对个人的再分配功能体现为：不分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凡是参加社会保险的职工都按照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以达到风险预防的目的。当这种风险变成事实时，根据损失大小确定补偿的多少。一般来讲，高收入、生活富裕的劳动者对于疾病及其他风险的承受能力要高于低收入和生活贫穷的人。因此，高收入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多但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反而较低，从而实现财富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转移，缩小贫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我国在消除贫富差距时应十分重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较低收入水平人员的社会保险待遇，从而实现财富从富裕者手巾向贫穷者手中的转移。以养老保险为例，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从2000年的13 617．47Y人，增长到2009年的23 549．97)-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也达到30％左右。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无疑使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收入再分配中来，能实现财富从富裕者向贫穷者的转移。而且，从2005年开始，我国已连续七年提高企业养老金待遇,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富差距的作用。(三)整合发展城乡社会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内容广泛，但从当前我国社会救助的情况看，无论哪项救助活动，在城市的实施都要比农村全面且有力。而且，城乡之间的救助资源很少能共享和统筹使用，形成城市救助资金来源广泛、数额巨大、救助项目齐全、救助标准较高而农村救助资金来源单

一、数额较少、项目不全、标准偏低的状况。我国可借鉴巴西“家庭补助金计划”的社会救助做法，整合与统筹发展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实现农村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继续发挥城市吸纳救助资金渠道广、数额大的特点，做大社会救助资金的“蛋糕”。尤其是在救助资金的使用方面，要实现城乡统筹，扩大农村社会救助的范围，提高农村社会救助的水平，从而缩会救助的水平，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四)促进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首先，重视和发展农村教育。由于农村教育础差、教学设施落后、教师待遇低，教育水平和 质量一直难以与城市相比。城市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使优秀的教学资源流向城市。农村教育质量低下直接导致乡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低下，并成为他们日后谋生和致富的障碍，久而久之，造成恶性循环，农村劳动力的收入逐渐与城市拉大，形成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应从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开始，应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其次，促进城乡教育的公平化。当前的城乡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受教育机会和权利不公平，城乡教育发展不公平等。这些教育不公平将导致城乡居民素质和能力的差距，最终将导致就业机会的不公和财富分配的不均，从而拉大城乡贫富差距。因此，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主要应消除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与不公平，实现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国富民强之路，但不容否定的是，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渐扩大。国际上，通常把0.4（用来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的一个数值）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说明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表明社会不安定。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造成我国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

对于基尼系数的发布，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只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释说，靠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偏低，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仅看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逼近国际警戒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称，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

无论基尼系数是否突破警戒线，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收入差距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该《报告》引用统计局数据测算，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

虽然十六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分配改革并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快速提高，但整体上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明显偏大。《报告》认为，过去一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应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

资本收入高于工资收入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事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究其原因：一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一次性分配结构中，资本收入比重大，工资性收入偏低。二是在二次性分配中，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调节做得不够，通俗说，就是“杀富济贫”做得不够，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还需要加强。三是在经济转轨中，有些人抓住机会先富了起来，拉开了收入差距。四是长期以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更低于税收增长，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五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够发达，老百姓投资理财的机会较少，而资本市场，比如股市也没给股民带来更多回报，老百姓大多只能进行储蓄，可是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又偏低，这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拉大。六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历史欠账多，账户也做得不实，影响了老百姓收入。

收入差距的形成还与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制度有关。徐洪才说，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而国有资产规模又一直在壮大，普通老百姓从中却得不到实惠，政策在这方面也没什么突破。还有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没有突破。农民的自留地、小产权土地没进入商品流通，农民因此就没得到级差地租带来的增值收益。如果农民富了，消费也就火了。

“提低控高”提高百姓收入

如何遏制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为此，要下大力气“提低控高”。其中，“提低”尤其具有紧迫性，同时也具有可行性；而调节高收入虽然具有必要性，但受客观条件制约较大，需要从长计议多方创造条件稳步推进。因此，当前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重点是“提低”，同时创造条件“控高”。做好上述收入分配改革工作，必须同时“治本”：在一次分配领域，其侧重点应该放在更好地营造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上。此外，二次分配一定要解决当前存在的某些逆向分配的状况，切实保证二次分配发挥调节初次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功能，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随着经济发展，应该把普通百姓收入适当领先经济增长2到3个百分点作为目标。老百姓收入提高后能拉动内需，也能转变过去依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竟然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此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那么什么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促进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在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社会自然条件、政策的影响。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另外之前中央对东部地区以及城市的政策优势，使得这些地区快速发展起来，造成东西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还未完全形成。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方面，一些非经济因素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

三、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因为种种原因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主要是因为我国人过众多，国情复杂，从而形成我国目前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新三座大山。社会保障体系对贫困地区，下岗失业人员的扶持力度也不够大。

因此，要解决贫富差距不多扩大的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差距太大，再分配纠正的成本就会过高。初次分配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公平，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应国民收入依法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金、欠薪应急周转金等制度，努力促进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工资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要扭转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关键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加强财税调节。财政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强力工具。在收入方面，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利用税收杠杆达到“限高补低”的效果，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收取方式、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等。在支出方面，应建立起财政增加对民生投入的长效机制，确保财力向基层倾斜、向民生倾斜，比如硬性规定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省（区、市）向区县转移支付的占比等。通过提高执法力度，减少税收漏洞，降低中低等收入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开征某些特殊的税种如遗产税、财产税等，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三，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充分就业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础。促进就业创业，一靠发展，即通过加快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比如支持内陆省份发展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实现产业发展与劳动力优化配置等；二靠政策，即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扶持更多新生劳动力和困难群众就业，比如推行免费中职教育帮助农民工及新生劳动力提升就业技能，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以带动大中专毕业生等群体创业等。“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要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

第四，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充分发挥教育作为社会公平孵化器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机会，不让处于弱势的社会成员输在“起跑线”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是加大财政投入，补齐农村教育在“软件”、“硬件”两方面的“短板”，比如始终保持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 D P的4%及其以上、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教育照顾好农村留守儿童、完善困难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等。

第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体制面临的风险 提高政府的财政支出，切实解决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失业保障金的管理上，严厉打击某些贪赃枉法者将“救命钱”挪作他用的行为。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通过各种措施解决他们的难处。

第六，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2)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七，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

第八，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第九，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强制度建设，杜绝腐败和非法收入的渠道；加强收入管理，提高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切实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因此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人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对实现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篇2：贫富差距论文

人穷志不短。万达公司，阿里巴巴，还有腾讯以及他们的老板王健林家族，马云，还有马化腾，他们的身价都是千亿呀!千亿是什么概念？你这一辈子，见过一块钱，见过一毛钱，见过十块钱，你甚至见过红色的大钞票一百，可一千亿是什么概念？那是10亿张百元大钞叠加在一起，那需要多少辆火车拉，堆到多少米啊!你一生能花千万元，就已经算不错了，而一个亿就是十个千万呀，相当于十个普通人一生所花的钱数。而千亿相当于千人之多使劲花使劲花才能花完的数字。看人跟人的差距有多大呀!

世界上按财产，只能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富人，另一种是穷人。而中国人则分为三种人，富人，穷人，普通人，假如这三种人按金币量来算，自己的财富，富人赚一万个金币，普通人则只有几十个金币，而穷人，可以说，只有一两个金币。富人下辈子就算不劳动，躺着睡着，也能大富大贵的生活下去，甚至这财产几十辈人也花不完，而他们依然拼命的赚钱，无止无休地寻找财富。可是他们轻轻地动动脑子，轻轻松松的赚个普通人的几百倍财富。而补充的，类似平湖只能混个自己，养活自己的钱而已。而且永远，一辈子，汗流尽，血流光，过着风餐露宿，吃不饱喝不足的`，简陋生活。穷人只希望能吃一顿饱饭，普通人只想生活过得更滋润一些，稍微轻松一点。而富人只想赚更多更多的钱。

而不管从古至今，富人都是在压榨穷人，穷人拼命的劳动换来的只是能有一口饭吃而已，而富人通过对别人的压榨，换来的是更多更多的财富，更加丰裕的生活。地主压迫平农，资产阶级压榨平民，可以说不同的社会形态，都存在着富人压迫着穷人的现实问题。而面对这种问题，不同的统治者还有领导级的人物，都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但是，这种贫富差距的分化，还是很难很难去解决。

贫富差距，在现代生活，变得很明显，他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有很大的阻碍力。因此，我希望祖国能够让更多的普通人功能上更富足的小康社会，不，贫富差距的问题在当代这个文明的时代，严重的上演，影响民生，影响国家的前途发展。

篇3：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探究

对于我国为何会出现贫富差距, 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可谓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我认为,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要从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考虑。

一、收入问题, 这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首先, 要界定清楚收入的概念。根据欧文·费雪 (Irving Fisher) 对收入的定义, 收入就是财产 (资产、资源) 或者人本身的能力, 源源不断地提供的服务, 而且他认为收入最重要的作用是带来享受。以此来解释人们的行为, 即人们争取收入就是争取享受, 所以应该把所有财富带来的服务性的东西都考虑进来。简单地讲, 就是不能只考虑货币工资, 因为很多享受和货币工资无关,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转型社会中。要把货币的, 非货币的、实物的、合法的、非法的、灰色的统一起来, 从整体考虑收入分配问题。比如公务员的收入, 实际工资是一块, 福利是一块, 享受的办公条件是一块, 工作稳定性又是一块, 还应该再加上转型经济中权力搅到市场以后非法的、灰色的收入。

收入分配可分为正常因素和不正常因素两类, 正常者, 比如在国家财力增强的背景下, 通过正常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程序, 定期提高了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 其中包括工作在政府机关、军队、政法系统及各国家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再比如具备真才实学者, 依靠勤奋工作或是在市场竞争中做出业绩, 因而也取得了较高收入。他们中有在国家科技、文化、体育、教育等各个领域做出突出业绩者, 还包括成功的企业家、工商业人士、出色的技术工人及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这类高收入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需要有效的界定和保护。比如说姚明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很大, 但因此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没有多大的分配不公, 社会大众并未产生不满。普通人的不满并非出于为富不仁的旧观念, 他们不是在患“分配不均”, 而是在患“分配不公”, 即由于非正常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 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原因:

一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 广大农民没有共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农民增收难,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1978年为2.6∶1, 2010年扩大至3.23∶1。如果将城市居民享受带有很大福利成分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计算在内,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5∶1或6∶1。尤其是1997年后, 城乡差距加剧扩大, 远远超过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 成为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大推进因素。2004年政府对社会利益关系调控力度比较大, 特别是减免农业税、对粮食种植进行现金补贴等, 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农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 比上年增长14.9%,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 增长11.3%, 实际增长7.8%。这是199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第一次超过城镇。即便如此, 也没有改变总体上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

二是城镇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 但分布也明显趋于不平等, 城镇居民内部差距拉大。1985年城市人均收入, 最高收入10%住户的收入是最低收入10%住户的2.9倍;而2004年最高是最低的8.7倍。一方面, 与我国市场经济的起步、完善到初步建立的各个阶段相对应, 不同的社会群体因不同原因致富。在80年代中后期首先富裕起来的是一些做买卖的商人和个体户, 80年代末90年代初富裕起来的是一些金融证券领域的从业人员以及一些专业股民, 90年代中期到现在富裕起来的人是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人。一句话, 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造就了不同的富人群体。另一方面, 有许多原因使城镇居民致贫。如进城务工农民不断增多, 城镇劳动力竞争激烈, 劳动力普遍过剩, 这种供求形势决定了他们的收入很难提高。再如工人下岗得不到正常补偿, 农民工工资被恶意拖欠。还有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 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 城镇的退休人员、失业人员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等等。

三是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毋庸置疑, 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 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 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 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频繁出现在福布斯 (或胡润) 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 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必须建立在收入分配规范化的基础上, 也就是至少有关部门要知道谁的收入是多少, 收入的项目是什么。但在我国, 由于收入分配的非规范化, 除了工薪阶层的工资性收入之外, 有关部门对上述数据很难掌握。近年来, 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 收入分配规范化有所进展, 但这种进展也仍然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上。这种状况下, 各级政府陆续出台的一些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 其初衷本来是调节贫富差距的, 甚至是为了实现“提低、扩中、调高”的目标的, 但在实践中却导致这样的结果, 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逃避了调控, 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 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牺牲品。因为相对来说, 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是最高的, 其个人收入所得税也最容易征收。

四是初次分配过程中不平等竞争的存在使得行业收入差距大。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 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 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 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 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 在那些带有行政垄断特征的经营性行业中的从业者, 如:电信、电力、金融、房地产、邮政、铁路、民航、公办教育、医疗等行业, 这些行业的经营过程尽管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 也是通过市场去售卖其产品和服务, 但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收入过高是与行业特有的行政垄断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垄断行业的问题, 说明我们的制度不到位、体制改革不到位。这不是因为搞市场经济, 而是因为有些还没有市场经济。

五是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突出。虽然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收入分配范畴, 但通过非法收入确实造就了一批暴富者, 并从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分配过程。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 进行走私、逃税、制造假冒伪劣品等非法、违法经营活动;一部分人把权力资本化, 利用公权谋私利, 如在各式的行政审批制度主导的活动中, 在项目审批、物资调拨等方面, 一些公职机构和人员通过“设租”、“寻租”获得高收入;或使一些商业目的装扮成公共利益, 在公共建设的名义下, 用行政和法律手段严重压低拆迁和征用必须支付给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成本, 使经营者靠侵吞私人财产聚敛财富;以及在一些国企的经营、改制活动中, 掌权者通过蚕食、侵吞社会的资产去获取高收入。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 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

二、支出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比较快, 但是支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几大项目支出, 过去是免费提供, 现在要花钱了。由于费用大幅度提高, 人们将医疗、教育、住房称为新的“三座大山”, 其中住宅支出增长最快。究其原因, 第一, 从长远来看, 中国经历了工业化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 相伴生是工业化的阶段, 更多的人口转向城市一定会推动城市住宅价格的上升, 长期来看是毫无疑问的。第二, 房价高涨主要是由于地价上升。现在基本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分税安排, 地方负担很多支出义务, 但收入来源相对匮乏, 于是土地的拍卖所得就变成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在有限的供给面前, 地价一定是会往上涨的, 地方政府的动力是推动地价提高, 这说明政府的财政政策有问题。第三, 经过房改以后, 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 物价指数、基本的生活、居住条件不同决定了房子的差价很大。

几年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就“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时发现, 如果采用人均收入作为贫困指标, 则全国城市贫困人口为1470万人;但如换成人均支出指标, 则贫困人口总数立即增至3710万人。这说明, 支出的大量增加, 成为一部分居民致贫的直接原因。

综上所述, 收入分配方面的诸多问题是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关键。同时我们应认识到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分配的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现状的问题。中国经济现状是什么呢?中国经济现状是:第一, 我们是一个体制转轨国家, 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这当中会出现很多问题。第二,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人均GDP仍然很低, 只有4000多美元的水平。我们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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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剔除通胀因素后，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在1979年到2007年间增长了275%。而同期中产阶级的收入仅增长了40%。

为什么位于社会顶部的1%人口，境况会比其他人好那么多？乔治•伊士曼(George?Eastman)为摄影技术带来革命性创新之后，不仅自己扬名立万，还因为他需要大量美国民众帮助他实现设想，而让罗切斯特市的中产阶级延续了两代人的繁荣。相比之下，史蒂夫•乔布斯为个人电脑带来了革命性的创新，他和苹果公司(Apple)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东们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然而流向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却少很多。一个原因是生产外包，另一个原因是电脑和软件的生产并不需要特别高的劳动密集性。

毫无疑问，比起该如何应对市场体制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对工业国家的政治更加重要——正是市场体制导致回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但到目前为止，公共辩论却令人痛苦地趋于分化。

一方面，讨论一直跳不出零和博弈的圈子，将中产阶级收入缺乏增长这一令人失望的状况，归咎于富人的成功。持这种观点的人应当扪心自问，美国多一些像苹果、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Facebook创始人这样的企业家更好，还是少一些更好？他们每个人都极大地推动了不平等的加剧，但值得强调的是，只有一位所有者的公司（如私人股本企业）向成功的CEO支付的报酬要超过上市公司。对于那些通过向广大民众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而赚取大量财富的人，他们不应受到诋毁。

另一方面，一些人总是武断地认为，任何对不平等加剧的担忧都是不适当的，或者为其贴上“阶级斗争”产物的标签。这些人的说法则更加没有道理。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今，总体经济增长率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分配也同样、甚至更加重要。不平等的加剧，主要反映了收入最高的人群通过损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而获得的收益。这一点进一步说明，只要经济改善就能减少不平等的想法是错误的。

的确，致力于保护美国的竞争力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如果这意味着对那些主要生产活动不在美国的企业减税、或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的话。

那么，对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当前的政治讨论中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我们亟需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以下是三个建议。

第一，政府必须谨慎地避免因给予富人特殊优惠而加剧不平等。在政府处置资产或发放许可证时，有必要更多地使用所有人都能获得准入的拍卖手段。

第二，支持公平、支持增长的税收改革有其局限。在社会创造出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政府赤字却越来越大之时，很难说废除遗产税的时机已经到了。由于家庭规模变小，富人的投资选择又越来越多，“富不过三代”的老话可能真的会过时，富人的财富可能会像王朝一样传承。

第三，公共部门必须确保一些最重要的领域能够更加平等。在市场经济中，永远都会有一些人拥有豪宅、享受艺术、能够以奢华的方式旅行。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学费上涨、公立大学和院校大幅削减经费，已严重加重了中产阶级家庭子女上大学的负担。

此外，在美国的许多地区，面向富人子女的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与普通民众享有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之间，已经拉开了差距。最令人警醒的是，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富人和普通人的预期寿命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近一倍。

在后工业化经济中，无论是两极分化的政治观点，还是“位高则责重”的政治观点，都无助于保障中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

篇5：贫富差距论文

5个月前，炫富女“郭美美”事件轰动全国。一条生活炫富网帖让一个女孩一夜红透，从而揭开了慈善背后的故事。5个月后，又一个炫富女在网络上晒自己的生活，于是在无数网友的围观之下，这位本名叫赵白然的女孩子，大有取代“郭美美”，成为下一个网络红人之势，且称为“赵美美”。尽管“赵美美”母亲及时站出来解释，但还是一遍质疑，舆论一边倒，大有泰山压顶之势，舆论似乎根本听不进解释的声音，很多人挖空心思猜想和爆料，令其父也认为“网上搞得乱七八糟的”。

上个月，舆论“群殴”副县长“名鞋哥”，“暴揍”跨省擦鞋司机等等，何以出现这样网络舆论？其中的一个共同点，要么就是仇官，要么就是仇富，几乎人人都想来个报复性的耳光，发泄一下，几成定式，也似成一种社会病态。网络围殴“赵美美”恰恰是仇官和仇富的并发症。而这正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问题造成的后果。本文将结合中外的数据和对比资料，对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分析，并提出应对策略。

——对贫富差距的本质认识

贫富差距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大家能够普遍接受的差距,这种收入差距即使扩大也不会影响到人们的情绪;还有一种差距是不公平造成的,很容易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从理论上来讲,社会公平意味着在平等的规则下,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以达到最终资源分配上的公平。因此,社会公平意味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以及分配上的公平。【1】

尽管可以说,严重的贫富不均必然是社会有失公平的一种体现,但是一般程度上的贫富差距的 存在并不必然反映社会公平的丧失。贫富差距与历史同在,是一个不可回避而且无法消灭的客观存在。自从人类开始拥有私有财产,开始稳定地创造财富以来,贫富差距的问题就已经存在。由于不同的个体之间在自然秉赋方面的不同,后天主观努力的不同,把握客观规律和机遇的能力不同,因此,不同的个体在进行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和社会地位形成方面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分化,形成贫富差距。

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不等于要消灭贫富差距,而是强调要将贫富差距控制一定的范围之内,防止贫富差距拉大超出合理的界限。社会需要一些人从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以此保持社会的活力,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对此拉开的距离要有个度,我们固然要鼓励富人,但也不能忘怀贫者。【1】

——贫富差距发展现状：国内外对比。

徐元宫通过中俄贫富分化数据对比，总结出中俄贫富分化的异同：

1.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俄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但是中国的贫富分化是在中国居民收人较以前普遍都有所增加的基础之上的贫富分化。

2.转型时期俄罗斯贫富分化的速度，相对于中国贫富分化的速度而言要迅猛。主要是由于中俄两国社会转型的最终取向以及各自所选择的社会转型模式的不同使然，中国选择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先进行试点试验，等试验成功了之后再行推广，如果试验不成功就进行修正或者干脆放弃；而俄罗斯采取了激进转型模式，试图将计划经济体制一夜之间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导致了“一夜之间”严重的贫富分化的出现。3，转型时期俄罗斯贫富分化的程度，相对于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而言要严重。4.转型时期俄罗斯贫富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相对于中国贫富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而言要严重。由于中国推行渐进改革，连续多年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做大了社会财富总量这只蛋糕，使各阶层社会成员相对于改革以前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收益。因此相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的贫富分化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要轻。【4】 另外，杨素芳等就中国与巴西贫富差距进行比较并给出一下数据和结论：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的基尼系数是0.32上升至2007年的0.47，从正常状态上升至警戒状态，巴西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59降至2007年的0.53.目前中巴两国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1.城乡间贫富差距大 2.地区间贫富差距问题严重 3.行业间收入差距大【5】

——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效应：

关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一个焦点问题。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危及到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公平和谐。

不可否认,非法暴富者在我们的社会比比皆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非法商人的牟取暴利等等,这些人往往独占社会资源,巧取豪夺,极大地破坏社会的公平分配。富人为富不仁引发“仇富”心态,官员腐败引发“仇官”心态,这两种偏激心态在现实的贫富差距面前进一步被放大了。

由贫富差距所带来的“仇富”心理,并非社会上基于贫富差距而产生了一般性的对富裕阶层的敌视和痛恨,而是表现为人们对财富来源是否合法、获得财富的机会是否正当的高度怀疑,人们并不仇视那些依靠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的人们,对于这一部分先富者人们还是给予基本的认可和尊重。在“仇富”心理的形成之中,富裕阶层的社会表现也有着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富有怜悯之心、具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的富人不会引来什么仇视;富人寡税,为富不仁,财富缺乏道德的匹配,以及骄奢淫逸和飞扬跋扈的做派,必然引起人们的反感。

任何一个公平的社会,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而是控制差距的范围;不可能消灭公平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使这种结果不至于无限扩大。【1】

在众多研究中,学者们都指出贫富差距会引发社会公平危机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从长远观点看,经济发展固然能创造出比传统社会更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但在短时期内,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很容易扩大贫富之间的差距,而这种贫富差距又很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然而,从贫富差距角度讨论社会安全问题,更需侧重于国民的经济生活及其对经济生活的感受。因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近些年来一直呈现攀升的局面,而经济发展也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且社会也一直呈现相对稳定的状况【3】 郎友兴对先富群体进行调查，通过分析数据表明，先富群体认为目前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无论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社会成员之间行业收入差距，还是社会成员间财富占有量、区域性差距，绝大多数先富者都认为差距过大。而造成这种差距过大的原因，他们主要将其归之为社会制度性的因素例如分配制度。【6】

——贫富差距产生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从“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中国正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富强的康庄大道坚实地迈进,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更为世人瞩目。然而,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富裕阶层的出现,中国贫与富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 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比较严重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拉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合理的因素又包括不合理的因素,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贫富差距的扩大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本身所带来的,是鼓励竞争、追求效率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是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由于旧体制没有能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及时进行改革造成的,比如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当中出现一些法律和制度上空白,政策之间不协调、不平衡,分配制度和政策上的偏差,城乡二元结构,行政垄断,部门利益等,是改革不到位、规则不平等的结果。再有一个就是腐败问题,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借“改革”之名,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贪污腐败,这也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1】

苏劲松认为非法非正常因素是造成目前贫富悬殊过大的主要原因，政策失误是导致贫富悬殊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部分当权者宗旨意识淡漠是造成贫富悬殊过大的根本原因，弱势群体对重大利益问题缺乏参与权是造成贫富悬殊过大的原因之一。【2】

杨素芳在对比了中国与巴西的贫富差距发展情况之后提出自然条件与历史因素、政策因素、国家税收和社保体系因素和教育因素是导致贫富差距增大的主要原因。【5】

——贫富差距应对对策：

政府首先要解决规则问题,如果能在起点、过程上解决了参与权利的分配不公,那么结果上的分配不公就自然减小了;即使差距较大,人们也会认可和容纳。同时为富裕阶层进入社会救济领域提供合法渠道,并提供相应的鼓励机制,例如,允许私人建立各种非营利性基金会、鼓励富裕者介入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等等。

社会公平与正义,是长治久安的基础。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也随着温饱问题普遍解决以后,人们对权利的要求更加迫切和明确,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正上升到一个突出的位置。自古稳定的社会来自于社会阶层流动的畅通,和财富获得机会的平等和程序的公正,惟有如此,才会消除仇富的社会心态,构筑社会和谐共处的基石。【1】 徐元宫对比了中俄应对贫富分化的对策，指出其共同点1.中俄两国政府都很重视转型时期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都以发展本国经济作为最终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根本对策和主要手段。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中俄两国应对贫富分化加剧的共同举措。3.中俄两国都加大了税制改革的力度，以期通过税收杠杆尽量缩小贫富差距。4.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中俄两国都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和国家的支持力度，减轻农民负担。此外，中俄两国还都采取了打击经济犯罪、积极发展中小企业、惩治腐败等应对贫富分化加剧的其他措施。

中国应对转型时期贫富分化的对策侧重点是:(l)针对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并且大多数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广大农村这一基本国情，近年来中国政府强调要发展农村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人，把“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2)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的西部地区，中国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3)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为解决城镇居民贫富分化加剧问题的一个重要对策，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来遏制国有资产的流失，使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并且增加就业机会，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4】

篇6：贫富差距论文

邓山 41634030

金融数学

摘要：

自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重大变化。在人民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取得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居民的利益差别出现了明显失衡。而贫富差距扩大已成为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这一问题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措施的制定和推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社会现象。贫富差距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现实问题，研究思路各不相同。

由于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期，而当前的贫富差距虽不断扩大，但处于我国居民尚能承受的心理范围内。但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这将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贫富差距 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

一、分配制度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为打破平均主义的束缚，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分配机制改革首当其冲，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客观地讲，它对于消除平均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是通过市场力量的发挥，刺激社会成员提高效率、扩大产出，彻底扭转计划时期供给短缺的现象，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平与效率的内在统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原则无形中导致人们只重视提高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随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方针的实施，我国总体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作为利益初次分配的价值取向，尽管实现了对平均主义均富公平观的修正，却偏离了现代公平观的应有意义，致使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偏向市场竞争能力强的个人和企业。这加剧了当前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并且使得收入再分配调控乏力。

二、财税体制改革滞后

在不受干预的条件下市场将趋于扩大地区差距，采取税收手段来平抑地区差距是一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年的分税制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使地区差距扩大的倾向未得到有效的抑制。

分税制使地方和中央共同分享主要财税收入，地方收入必然减少，这客观上给税源单一的贫困地方政府带来极大的冲击。财政收支不平衡和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对等使得贫困地区的政府压缩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项目的投入，而发达的东部地区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优惠条件获得用于地方公共支出的税收，来提升本地投资环境和吸引国内外投资商。分税制下的“税收返还”是调节区域经济的一项主要政策，以其来改善各地区公共服务不均等的严重状况。但由于延续旧体制的以各地区上年为基数予以支付的基数法，使得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无实质性改动，达不到平衡地区发展和调整地区间财政分配的功能。而且富裕地区得到的转移支付额不断增加，实际上冲抵了分税制改革的效应，没能起到缩小地区差距的目的。

当前税收的征缴和分配也存在很大问题。体现在衡量居民的资产和收入标准不

一、产权界定和保护意识缺乏、居民自觉缴税的积极性不高以及税收中的交易成本。这就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引导税收的运行和调控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垄断行业的存在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产生于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致使在不同行业工作的员工的收入差别不断扩大。在我国的石油、电信、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等这些自然和行政垄断部门，它们凭借对关键资源的占有或政府赋予的生产某种产品的排他权，具有独自定价的能力和垄断优势，从而在产品或要素市场上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些利润中的相应部分会以额外收入的方式发给员工，形成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高于其他行业。

改革开放以来，垄断部门通过经济租金获得非生产利益，己被人民群众所垢病。要消除这种收入差异的有效措施，就必须打破部门垄断。改变其内部的单一所有制，构建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规范垄断性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使利润分配更趋合理。

四、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指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和其他来源不明的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灰色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共资金的漏失、金融腐败、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和垄断行业收入等五个方面。而公款消费是“灰色收入”中的一个典型。超范围的职务消费和部门经费，使得财务预算不仅未起到控制公款消费的预期目的，反成为领导随意突破标准和谋取私利的借口。特别是政府部门配置的公务车、手提电脑等，基本上是私人消费、公私兼用，政府买单。制度缺陷下产生的灰色收入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国民收入分配。不仅在初次分配上扭曲要素的配置，导致效率降低并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而且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使得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资金被权力相关者以各种非正当途径挤占挪用，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当前灰色收入的产生均与政府部门公共权力的滥用有关。这就需要加快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转变政府职能，从体制上消除灰色收入滋生的空间。

五、改革开放本身的阶段性调整

改革开放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先沿海后内地”的开放次序使得各地区间存在明显的改革收益差距。1978年开始，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东部地区获准了优越于西部地区的较多优惠性政策，使得其经济快速发展，非均衡的开放策略造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制度上的“势差”。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粤、浙等东部区域，由于制度优势，使得资源的积聚配置能迅速实现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市场化改革滞后及受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使得要素的积累、投入和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东部明显优势的吸引下，内陆地区的人才、技术和资源“东南飞”，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

如果沿海与内地差距继续拉大，将会加深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给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带来不利影响。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地区直接投资，但渐进开放形成的内陆地区的不利局面使得的地区分布无显著改变，改革开放仍将深刻影响居民的收入分配。

总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年年，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但居民的收入普遍提高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以来，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开始出现贫困者收入下降的现象。在当前转轨和转型背景下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是历史和现实多种原因作用的结果，是体制、政策和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贫富差距拉大趋势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受生产力总体水平和发展速度的制约，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意识主导下还可能扩大。经济增长和开放并不能自动解决贫富差距现象，也不能自动地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贫富差距作为我国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问题，其性质决定了只能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协调这种利益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适中的利益补偿和调控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利益关系调适中的各自作用，实现群众利益共享，才能缩小贫富差距的扩大。

结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取得全面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看到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所带来的消极性，切实采取措施消除改革道路上的这种不利影响。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而和谐的社会环境要求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因此：

1、当前要采取有力措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使地区、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在实现第三步宏伟战略目标中，党和中央政府应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缩小作为和谐社会建设和统筹发展战略的一项具体任务，纳入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及其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