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

2022-04-20

2.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083)摘要: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突出表现在北疆和南疆内部差距过大,这成为制约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障碍。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 篇1:

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及对策研究

摘要:首先构建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依据实证结果将其划分为:发达城市、次发达城市、一般城市、欠发达城市四个梯队,然后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安徽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区域经济;经济增长;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文献标识码:A

16721101(2015)06004208

Research on the dispar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and possible solutions

-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CHEN Chang-yun, XUN Shou-kui, MOU Y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China)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y; economical growth;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曾一度扩大,严重挑战着我国区域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期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变化态势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上。许月卿、贾秀丽(2005)通过变异系数、威廉森系数研究发现,1990年以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距明显且呈两极化发展[1]。魏后凯(2007)分析得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四大区域间经济差距一直在扩大,而省际差距则以1990年为拐点呈U形变化[2]。刘天宝、韩增林(2009)通过对人均GDP等变量的动态分析,指出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正逐步缩小,且长远来看呈区域收敛态势[3]。洪名勇(2003)提出科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区域经济差距[4]。任建军、阳国梁(2010)则认为是投资差异导致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5]。

随着安徽省区域经济的布局和发展,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顾宗武借助绝对和相对指标分别对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演变进行了测度,得出差异正呈逐年扩大趋势[6]。盛楠通过对标准差、变异系数、比率、相对发展速度等参数的计算,分析了安徽省内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和空间特征[7]。笔者认为只有明确安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差距现状,弄清造成差距的成因,才能为缩小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正确的对策和建议。

一、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近年来,随着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的推进,安徽省经济一直保持着相对较快的持续增长势头。2014年全年实现GDP20 84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3年增长9.2%。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 392.4亿元、11 204亿元、7 252.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6%、10.3%和8.8%。人均GDP达34 427元,接近规划提出的中部地区2015年人均GDP达到36 000元的目标。

然而,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背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也日益凸显。

表1为笔者根据2014年统计年鉴整理所得的各地级市GDP、GDP占比、GDP增长率、人均GDP、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离差数据,数据显示,安徽省内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着明显差距。

表1安徽省2013年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数据比较

GDP(亿元)GDP占全省GDP

百分比(%)GDP较2012年

增长率(%)人均GDP(元/人)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离差

合肥4 672.9124.54 11.561 55529 973.07

淮北703.73.709.132 9961 312

亳州791.14.159.716 071-15 613

宿州1 014.335.3210.518 784-12 900

蚌埠1 007.855.28 11.131 482-202

阜阳1 062.55.58 9.713 839-17 845

淮南819.44.30 9.734 8978 163

滁州1 086.175.7011.127 474-4 210

六安1 010.35.308.017 778-13 906

马鞍山1 2936.78 11.058 55926 875

芜湖2 099.5311.0312.054 67622 992

宣城842.84.4310.732 928

1 244

铜陵680.63.5711.392 59960 915

池州462.22.4310.232 541857

安庆1 418.27.4410.526 534-5 150

黄山470.32.459.334 7253 041

安徽省19 038.9100.00

10.431 6840

数据来源: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4》直接或经过统计加工所得

从GDP总量及其比重看,仅合肥和芜湖两市就贡献了全省GDP的35.57%,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余14市贡献了64.43%,池州市、黄山市贡献最低,只有2.43%和2.45%。从GDP增长速度上看,芜湖较上年增长12.0%,位居第一;依次是合肥、铜陵、蚌埠和滁州、马鞍山,皆保持11.0%及以上的增长率;六安增长缓慢,仅有8.0%,与上述城市相差较大。从人均GDP水平看,铜陵市遥遥领先,人均GDP为92 599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达60 915元;依次是合肥、马鞍山、芜湖,分别高出平均水平29 973.07元、26 875元、22 992元;而阜阳、亳州、六安、宿州则远位于平均水平之下。

由此可见,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依然严重,是安徽省在统筹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二、基于差距视角对安徽省区域经济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选择及数据来源

对差异的测度通常使用变异指标,包括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但两类指标都只能通过单一指标从一个方面进行测度,无法综合多种因素进行测度和评价,鉴于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笔者选用综合差异测度方法中的因子

分析和聚类分析法[8]。

笔者以安徽省16个各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4》及《安徽省2013年科技统计公报》进行统计数据的加工和整理。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涉及经济、政治、环境、资源等多方面,所选指标既要能反映经济总量,又要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人民生活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等,考虑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典型性、可比性、可取得性,在咨询专家意见基础上,笔者最终构建了表2的指标体系[9-12]。

资料来源:根据《

安徽省统计年鉴2014》及各地级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安徽省2013年科技统计公报》直接或间接计算所得

(三)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通过降维处理将原本多个指标变量降为少数几个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提取出来的少数几个指标成为公因子,每一公因子综合反映了原来多个变量的共同特征,彼此互不相关。

笔者首先对初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进行KMO 和 Bartlett 检验,结果表明:KMO检验为0.730,Sig值为0.000。0.730在0.7和0.8之间表明较适合做因子分析,Sig值为0.000<0.001,否定原假设,说明变量间具有显著相关性,较适合做因子分析,见表3。

表3KMO检验 和 Bartlett 检验结果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730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dfSig.456.836105.000

笔者运用spass20.0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变量X1-X15标准化后的Z值进行了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数据表明,前两个因子特征值λ>1,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5.598%和31.076%,两者累计贡献率达到86.674%>85%,说明这两个因子可以综合反映原15个指标的主要特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可作为公因子。

为进一步直观反映每个变量在公因子上的荷载,采用最大方差(Varimax)正交旋转法,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荷载矩阵,如表5所示。

表中数据表明,公因子1在X1、X6、X7、X9、X11、X12、X13、X14上荷载较大,是综合反映安徽省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总量、政府管理与投资、创新能力的因子,笔者将其命名为综合竞争力因子,用FAC1表示;公因子2在X2 、X3、X4、X5 、X10、X15上荷载较大,主要反映人均水平高低,笔者将其命名为社会发展水平因子,用FAC2表示。

为进一步分析,笔者用spass20.0计算出各公因子的得分,再以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出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综合得分,F代表综合得分,即:,并进行了排序,详细计算结果见表6。

综合得分数据表明:只有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四

市得分为正,居于平均发展水平之上,合肥得分2.335 604,遥遥领先,其他12市都居于平均发展水平之下,亳州得分最低为-0.504 92。由此可见,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四)聚类分析

鉴于安徽省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而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内容丰富,战略发展区域之间有很多交叉,为进一步认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为政府更好地进行区域经济规划提供参考意见,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安徽省各区域根据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划分。为实现以上目的,笔者采用系统聚类法用spass20.0进行了聚类分析,聚类结果见图1。

可以看出,安徽省16个地级市可采用三种不同分类。结合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笔者将其划分为四类:合肥为第一类,芜湖、马鞍山、铜陵为第二类,亳州、宿州、阜阳、六安、安庆为第三类,其余7市为第四类,分别归属为发达城市、次发达城市、欠发达城市和一般城市四个梯队。

表616个地级市的因子得分及综合排名

地区FAC1FAC2F综合排名

合肥3.360 24.502 432.335 6041

淮北-.541 95-.149 99-0.401 4211

亳州-.191 00-1.066 56-0.504 9216

宿州-.211 71-.967 71-0.482 7714

蚌埠-.080 41-.060 46-0.073 265

阜阳.160 26-1.441 33-0.413 9712

淮南-.449 66-.037 97-0.302 059

滁州-.097 93-.096 23-0.097 326

六安.044 94-1.113 28-0.370 3310

马鞍山-.115 981.562 060.485 6633

芜湖.857 79.953 060.891 9482

宣城-.434 72.297 80-0.172 087

铜陵-.868 942.194 270.229 344

池州-.758 93-.041 53-0.501 7115

安庆.208 40-.946 77-0.205 778

黄山-.880 41.412 21-0.416 9613

图1 安徽省16个地级市聚类分析树状图

三、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原因分析

(一)自然资源差异分析

在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下,自然条件虽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具有不可改变性。

第一、二梯队中四市地处沿江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条件便利。境内矿产资源丰富,马鞍山拥有铁矿资源,铜陵是著名的铜都,冶炼产业发达。与长三角临近,水路、铁路、公路交通便利,可以很好地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区位优势明显。

第三梯队中的淮南、淮北虽拥有丰富优质的矿产资源,且已形成其支柱产业,但近年来受到煤炭行业不景气的严重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宣城、池州、黄山位于安徽南部山区,农业基础薄弱,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区位上紧邻浙江、江苏发达地区,受其辐射,经济发展较好。滁州地处安徽东部,地势平坦,农业生产发达,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区位上是苏皖交汇之地,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南京都市圈”、“长三角城市圈”、“皖江示范区”的成员城市,经济发展势头迅猛,2013年GDP达1 090亿元,名义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实际增速位居全省第二。

第四梯队中阜阳、宿州、亳州地处安徽北部,虽属平原但土地质量较差,易受到干旱、洪涝灾害影响,自然资源匮乏且人口众多。区位上,与河南、山东和江苏的不发达地区接壤,远离长三角、环渤海等发达地区,且远离省内第一、二梯队。六安、安庆地处安徽西南部,境内地貌复杂,不利于开展农业规模化发展。近年来,两市借助大别山、天柱山开发了一系列旅游资源,但因交通不便,旅游竞争力不强。

(二)产业结构差异分析

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区域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当前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都与产业结构息息相关。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大致趋势应该是:第一产业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先不断上升后速度放缓至趋于稳定,第三产业应一直上升,产业结构最终由一、二、三产业的正三角形形态转变为倒三角形形态[13]。

表7表明:第一、二梯队第一产业比重较低;第二产业占比排名靠前;第三产业排名参差不齐,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第四梯队第一产业比重最大;第二产业占比较低;第三产业占比相对较高。整体上,一方面呈现出受自然条件影响的产业结构特点,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徽省第三产业整体薄弱的现状。

2013年安徽省三次产业结构为12.3:54.6:33.1,安徽省“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将其调整到9:53:38。纵观各市,离规划目标甚远,未来仍需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努力降低第一产业占比,提升第二、三产业占比,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

(三)创新能力差异分析

如今,创新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创新能力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潜力,区域经济格局也与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许吉黎、韩玉刚根据2011年安徽省统计数据,采用因子和聚类分析法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科研创新能力进行了测度和划分,结果表明:从综合创新能力看,合肥得分最高,处于核心地位;芜湖第二;铜陵、马鞍山、蚌埠属于第三层次;淮南、淮北、宣城、黄山属于第四层次;阜阳、安庆、滁州、六安、池州、亳州、宿州科研创新能力处于最末层次[14]。时隔两年,指标数值虽有所变化,但对笔者的研究依然很有支撑作用,鉴于本文研究主题和篇幅原因,笔者在此不再根据2013年数据进行科研能力差异实证分析,直接借鉴两位学者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第一、二梯队创新能力居于全省前列,第四梯队居于末列,第三梯队基本居于中间,区域创新能力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格局一致。

(四)支持机制差异分析

经济格局并非一朝一夕所致,支持机制长久以来的累积影响不容小觑。从区域发展政策上看,无论是80年代提出的“两核一中心”还是90年代提出的“两点一线”,以及之后陆续提出的“合芜蚌实验区”、“合淮同城化”、“皖江城市带”、“泛长三角”等发展战略中,合肥都作为中心城市,芜湖、马鞍山皆居于重要的战略发展地位[15]。战略上的支持无形中引导了金融和资本的倾斜,促进了战略地区对外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人才引入的比较优势,城市创新能力随之增强,最终实现了战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区域经济差距的事实。

四、促进安徽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依靠各地资源,挖掘潜力,发展特色经济

“打铁还需自身硬”,经济建设需要因地制宜,各地应在现有资源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潜力,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经济。第三梯队的黄山、池州、宣城可借助“皖南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契机加强基础设施投入,提高旅游竞争力,一方面加强与苏、杭、庐地区合作,进行旅游资源整合,打造富有竞争力的旅游集群;一方面开发更多旅游关联产品,进一步挖掘旅游产业附加值。第三梯队的淮南、淮北是重要的能源城市,一方面应依靠煤炭资源发展煤炭、煤电、煤化工等产业,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现有产业孵化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和创新,防止对煤炭产业的过度依赖。第四梯队的亳州、宿州、阜阳等地劳动力资源富足、农业基础好,可在现有农业生产基础上进行农副产品深加工,增加农业附加值。其中,亳州地区可发展中药材产业,打造中药材文化名片。

(二)不断推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根据安徽省产业结构数据及配第克拉克定理,安徽省处于工业化尚未完成阶段,未来首当其冲要实现第二产业转型升级,其次是拓展第三产业。淮南、淮北、铜陵、马鞍山等资源型和重工业城市,需要在现有工业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加工深度和广度,延伸产业链,提高技术、知识要素投入,增加工业附加值,促进工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芜湖、合肥、宣城等轻工业城市要提升家电、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产业等行业竞争力,不断创新,积极研发和引入高新技术,在3D打印、人工智能、低碳环保、人性化等前沿主题上下功夫,不断突破,在保持原有产业竞争力基础上开发出更多战略性新兴产业[16-17]。

滁州、亳州、阜阳、宿州、六安等农业大市,必须走农业规模化道路,减少劳动力投入,提高生产效率,为开发其他产业提供基础。在传统农业基础上,开发经济附加值高的农业产品,打造特色农产品和延伸产业,如有机农产品、地方特产、乡村旅游等。

第三产业是安徽省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开发服务品种,提升服务深度。第三产业的发展既要根据其他产业发展需要突出重点,对交通、物流、金融、信息、旅游、商务等优先发展,注意和其他产业相融合,又要多样化全面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另外,在产业布局上,要统筹兼顾,合理布局,突出地方特色,优势互补,尽量避免同质化竞争。

(三)注重创新人才培养和引入,鼓励创新,提高创新能力

创新人才引入有两条路径:一是自己培养,二是积极引入。安徽省内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科院等高校和科研结构林立,每年都为社会培养了大量高科技人才,但留在安徽服务于安徽的却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安徽省整体经济水平不高和用人机制缺乏吸引力所致。鉴于此,安徽省及各地应创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完善用人机制,以优惠的条件留住人才,以人性化的服务满足人才所需。企业也要主动根据发展需要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第一、二梯队可利用经济发展优势,以高科技园区、高新产业开发、知名企业、课题招标等为载体,积极引入高科技创新人才。人才引进要多样化,既可通过咨询服务、挂职锻炼、人才租赁、项目招标解决短时间内人才需求,也可以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建立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由于省内各地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人才吸引力也存在很大差异,政府应积极给予第三、四梯队更多优惠政策,适当倾斜,减少差异。

与此同时也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创新,积极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加强交流和合作,实现创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开发,提高创新效率。

(四)加强政府引导和统筹,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按照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总是先让一部分城市和产业先发展起来,形成增长极,然后借助其带动和辐射促进其他区域发展,通过“点—线—面”演变,最终实现共同发展[18]。目前第一、二梯队已成长为安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对周边城市有一定的辐射能力。而第四梯队离这些增长极城市甚远,邻近的河南、山东等城市经济发展也较落后,政府可以考虑培育相对条件较好的蚌埠市作为一个新的增长极,辅以城市带建设,从而推动第四梯队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差距是必然的,但是必须缩小,过大的发展差距会影响安徽省整体发展,这就需要政府认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现状,从大局出发,利用政策手段,统筹布局,协调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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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君李丽]

作者:陈昌云 荀守奎 牟勇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 篇2:

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

2.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摘 要: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突出表现在北疆和南疆内部差距过大,这成为制约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障碍。本文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对比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考虑劳动力流动因素后的模型显著性较不考虑劳动力流动因素的模型显著性得到明显提升,劳动力流动抑制了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趋势,但是新疆劳动力流动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差异,对经济较发达的北疆地区差距缩小有正向效应,而对经济欠发达的南疆地区差距缩小有负向效应。对此,协调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应重视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破除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注重对不同区域流动劳动力人口实施差别性治理政策。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区域经济差距;条件收敛;新疆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1.007

收稿日期:2014-06-17;修订日期:2014-09-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区域公平与新疆跨越式发展”(12AZD057)。

作者简介:王淑娟,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笳旭,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李豫新,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A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Labor Mobility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Gap:Evidences from Xinjiang

WANG Shujuan1,WANG Jiaxu2,LI Yuxin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Urumqi 832000, China;

2.China Rural Research Center,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1期

王淑娟,等: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

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空间动态演变的突出特点之一。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状态,实现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协调区域间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大,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也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势,劳动力从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的流动并没有使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出现理论上预期的缩小结果。劳动力流动真的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吗?如果能,那又如何解释现实与理论的悖论?

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争论:其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对区域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具有消极作用。周加来、李刚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认为前者对后者具有扩大作用,尤其在1991-2006年间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区域差距扩大的作用更加明显[1]。段均、杨俊认为劳动力转移虽然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效应,但是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收入分配均等化效应下降,导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2]。其二,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能够有效地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李实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提高外出务工家庭的收入水平,从全国而言有助于抑制农村收入差距扩大[3]。刘强认为区际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是经济收敛的重要诱因,是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方法[4]。王小鲁、樊纲认为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5]。李宾、马九杰将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发现三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影响能够缩小区域差距,而我国呈现的区域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同时扩大的原因在于工业化、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和对外贸易等因素的影响[6]。其三,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许召元、李善同对劳动力流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观点持怀疑态度,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外部性、劳动力不完全流动和拥挤效应的两区域模型说明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不一定能缩小区域差距[7]。洪兴建对我国八大区域人口流动份额影响经济增长极化效应的分析也显示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并不显著[8]。樊士德、姜德波的研究也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增长差距的经济效应存在不确定性[9]。李浴发现东部地区劳动力流入的加快有助于缩小东西部区域间差距,而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的加快则会导致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加大[10]。

新疆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典型省份,区内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已是学界和社会的共识,高志刚、李建新、付金存等、李江南等均对新疆区域经济差距与协调发展问题做过较为深入的分析[11-14]。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有可能引起社会政治问题,严重不利于新疆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15]。新疆作为我国主要的劳动力流入省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西北民族省份居首。近年来,新疆区域内劳动力流动也日益活跃,庞大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规模会带动资本和技术在区域间的重新配置,势必对新疆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在以往研究中却对此关注不足,未能从实证角度揭示劳动力流动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没有明确指出新疆劳动力流动是否有助于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不利于从流动劳动力的管理层面制定行之有效的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政策措施。

因此,本文借鉴以往相关研究成果,首先运用泰尔指数对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继而构建了新疆区域经济差距收敛模型,对比分析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效果,并深入分析了新疆各区域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地区的不同效应,进而求证劳动力流动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的重要性,以期能够从劳动力流动层面为促进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供新的视角和途径。

二、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水平测度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9.0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7505.31亿元,增长了近192倍,人均收入水平也从1978年的317元上涨到33796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新疆整体经济增长的背后却存在着不平衡发展的内生后果,即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突出。

1.测度方法与数据选取说明

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方法多种多样,各种方法也各有利弊,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这主要是基于泰尔指数具有可加分解的特性[16]。泰尔指数不仅能够衡量新疆整体经济发展的差距水平,而且能够将新疆划分为有限区域,衡量各区域的差距水平和各区域差距对新疆整体差距的贡献水平。

根据新疆的传统划分习惯和地域分布特点,本文将新疆划分为三大区域,分别为北疆地区(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伊犁直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州)、南疆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克州)和东疆地区(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兵团直辖的五家渠市(北疆)、图木舒克市和阿拉尔市(南疆)由于数据限制,暂未列入研究范围,考虑到以上三个市地域相对狭小,故不会影响整体研究结果。,并用TN、TS和TE分别表示北疆地区内部差距、南疆地区内部差距和东疆地区内部差距,TD表示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采用以GDP加权的泰尔指数,因此,新疆整体差距T可表示如下:

T=TD+GDPNGDPTN+GDPSGDPTS+GDPEGDPTE (1)

即总体差距等于区域间差距与区域内差距的加权和,区域间差距和区域内部差距的计算方式分别如下:

TD=∑iGDPiGDPlnGDPi/GDPPi/P(2)

Ti=∑iGDPijGDPilnGDPij/GDPiPij/Pi(3)

其中,GDPiGDP表示各区域GDP占新疆总GDP的比重,GDPijGDPi为各区域内部地州市GDP占该区域GDP的比重,PiP表示各区域人口占总人口比重,PijPi表示各区域内部地州市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比重。

本文选取1990-2012年新疆各地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总量来分析新疆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动情况,相关数据来源于1991-2013年各年份的新疆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地州市当年的统计公报。

2.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泰尔指数对新疆整体差距、三大区域差距及各地州市差距的分解计算,本文发现,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性较大,这种不平衡性不仅表现在传统上认为的新疆南北疆之间差距过大上,同时更主要的表现在南疆内部和北疆内部差距过大。各区域泰尔指数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泰尔指数分解趋势图

首先,新疆总体经济发展差距在1990-2012年间呈倒“U”型发展趋势,符合威廉姆森经济发展差距先扩大再缩小的发展趋势。1990-1998年新疆区域经济差距变动平稳,1999-2006年新疆经济发展差距出现了较快的扩大态势,而在2006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差距迅速缩小的阶段。总体上,1999-2006年新疆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而在2006年以后迅速缩小。2010年以后新疆区域经济差距又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并且区域经济差距也处于较高的水平。

其次,南北疆内部差距变化趋势较为相似,也呈现了倒“U”型的发展趋势,均是在2006年前后达到区域内部差距最大阶段。2008年之前,北疆地区的内部差距高于南疆地区,而2008年以后南疆地区的内部差距更加突出,在三大区域内部差距中居最高水平。东疆地区的内部差距在三大区域中差距最小,且近年来东疆地区内部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总的来看,从2006年以后三大区域内部差距都出现了趋同的趋势。

再次,新疆三大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幅度较小,并呈现逐渐收敛趋势。新疆三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并没有表现出如同区域内部差距一样的高度波动形式,在整个时期内运行比较稳定,大致在0.030左右,在1999年达到最大值0.039,而后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在2007年降到0.025。近年来新疆区域间差距出现小幅的上升趋势,但整体上区域间差距的水平远低于北疆内部差距和南疆内部差距水平。

图2反映了新疆三大区域内部差距和三大区域间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造成新疆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是北疆区域内部差距和南疆区域内部差距过大,新疆区域间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率处于不断缩小的态势。随着哈密地区的开发,东疆地区内部差距已近消弭;南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为巴州和阿克苏地区,这些地区与经济发展缓慢的和田和克州等地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北疆发展主要围绕“乌鲁木齐—石河子—克拉玛依”一线,其他地区的发展亦相对缓慢,因此,北疆地区内部差距趋同也存在很大困难。

图2 新疆各区域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率

三、新疆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处理

新古典增长的收敛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与初始水平产出有关,初始期的人均产出水平越高,则增长速度越慢,初始期的人均产出水平越低,则经济增长越迅速,基于这一思想,新古典理论认为贫穷地区的经济最终会趋同于富裕地区,即经济实现收敛。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收敛模型如下:

1T-t·lnYi,TYi,t=α-1-e-β0T-tT-t·lnYi,t+βXi,t+μi,t(4)

其中,β0为收敛系数,表示初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向稳态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收敛速度,Yi,t为初始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i,T为考察期期末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t代表考察期的长度,Xi,t为一组控制变量。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模型为绝对收敛模型,如果β0系数为正,则意味着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从而说明存在着绝对收敛,β0值的大小反映了收敛趋势的强弱。

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对外贸易、制度因素等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根源[17-19]。新疆区域经济差距出现波动既有地区先天优势方面的原因,也有地区间经济结构差异方面的原因,还包括各地区政策差异等原因。新疆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在政策上国家给予了大量的照顾,优惠性政策的落实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落户新疆,但投资倾向具有倾斜性,因此,我们将新疆的物质资本积累纳入控制变量组,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当年GDP比重(INV)替代物质资本积累。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陆路边境口岸和内陆口岸构成了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基地,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也可能是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因此将此指标纳入控制变量组,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OPEN)衡量市场开放度。同时,采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FIN)作为评判市场化程度的指标,市场化程度指标是一个逆向指标,即财政支出占比越高说明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性越高,则市场化程度越低。对于模型中的关键变量劳动力流动水平,我们用新疆的劳动力流动率(MIG)来衡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这里用新疆人口的净迁移量占该地区总人口比重进行替代。同时我们加入表示地区差异的虚拟变量Di,t,将劳动力的净流入地区视为发达地区,并将D赋值为1,劳动力的净流出地视为欠发达地区,并将其赋值为0。由此,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模型如下式所示:

1T-t·lnyi,Tyi,t=α±α1lnyi,t+β1·MIGi,t+β2·INVi,t+β3·FINi,t+

β4·OPENi,t+Di,t+μit(5)

我们选取新疆15个地州市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横截面数据,对流动人口的数据统计以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为准,劳动力流动率的计算是根据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的差除以期初与期末人口折算获得。其他指标数据依据当年统计年鉴获得。

2.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5)式对新疆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1990-2010年的地区经济增长进行条件收敛分析。由于在分析中地区虚拟变量不显著,因而在模型中剔除地区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模型一为不存在劳动力流动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模型二为加入劳动力流动后的经济增长收敛模型。

从模型一中可以发现,当控制了条件变量的影响后,新疆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1990-2010年的初期人均产出水平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56、0.012和0.078,这三个时期的人均产出水平收敛系数只有第一个时期通过了10%的假设检验,并且1990-2000年的回归系数表明这阶段新疆地区差距具有条件收敛的特性。虽然后两个阶段的分析中初期产出水平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但是从其符号均为正可知,新疆的地区差距呈扩大的趋势。从各控制变量对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看,在三个阶段的分析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化程度均对地区差距的扩大起到了促进作用。

而加入地区劳动力流动变量后,各阶段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变好,由此可以断定新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从1990-2000年的回归结果看,加入劳动力流动后的初期产出水平的收敛系数为-0.635,较不考虑劳动力流动的-0.556具有更好的收敛效果,说明这时期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地区差距的收敛起到了促进作用,劳动力流动缩小了新疆地区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从2000-2010年的回归结果看,加入劳动力流动后,初期人均产出的回归系数为-0.034,而不考虑劳动力流动的模型显示其值为正,说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流动也有助于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并且这一阶段的劳动力流动对于新疆地区间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的效果,劳动力流动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会缩小0.012个百分点。从1990-2010年的整个时期看,劳动力流动有效地降低了新疆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由于劳动力流动使得初期人均产出的收敛系数从0.078下降到0.015,从而减缓了新疆地区经济差距的发展速度。对比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缩小的作用可以发现,劳动力流动对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在增强。另外,我们也能发现,在劳动力流动的同时,物质资本积累的效应扩大了,这可能是因为迁移劳动力携带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劳动力流动间接地带动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从上述回归结果我们很难看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内部经济差距的影响。实际上,从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远高于东疆地区和南疆地区,因此我们这里将北疆地区默认为经济发达地区,而将南疆和东疆地区默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由于横截面数据模型回归对截面个数的限制,故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南疆地区和东疆地区合并处理。,运用2000-2010年的横截面数据对新疆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效果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

首先,从模型的回归结果看,该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新疆各地州市的经济增长情况,新疆经济发达地区除了开放程度指标外其他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模型对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拟合程度达到0.9892的高水平;欠发达地区的物质资本积累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余指标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度较高,通过了10%以内的假设检验;各个指标对新疆整体经济增长收敛性的拟合程度也比较高,劳动力流动和开放度指标通过了1%的假设检验,物质资本积累和市场化程度指标通过了5%的假设检验,其余指标也通过了10%的假设检验,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达到0.7541。

其次,2000-2010年,新疆初始产出水平的收敛系数都比较显著,较好地契合了新疆整体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北疆发达地区的人均产出增长的收敛系数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南疆和东疆欠发达地区的人均产出增长的收敛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全疆各地州市的人均产出水平的收敛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初始水平的人均产出与地区经济差距的拟合程度较好。但从系数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分别为0.0517和0.0115,系数为正说明仅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各地州市的发展情况看,并不存在经济发展的收敛,反而表现为各自的发散趋势。新疆整体的回归系数为-0.0061,由此算出收敛速度为0.0059,若以此速度发展,新疆将至少需要115年才能消除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差距的一半,这表明新疆经济发展的收敛性较弱。以上实证分析结果与我们对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分解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都反映出了新疆南北疆内部发展的发散性。

再次,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化程度等指标的影响,原因可能是忽视了迁移劳动力所携带的资源禀赋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迁移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力量,同时也反映了由于受户籍制度限制,导致人口流动性不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但从分析中还是能够清晰发现,经济发达的北疆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收敛作用,而经济欠发达的南疆和东疆地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发散作用,但从整体看,劳动力流动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收敛仍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一直是新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本文首先通过泰尔指数测度了新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水平。其次,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分析了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原因,在考虑和控制劳动力迁移流动两种情况下对比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基本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首先,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仅表现为南疆、北疆和东疆三大区域间的差距,而且也存在三大区域内部的差距,并且后者是导致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最主要原因,区域间差距对新疆整体差距的贡献度逐渐降低。

其次,物质资本投资和市场化程度与新疆地区间经济差距具有正向关系,新疆物质资本投资增加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加剧了新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而劳动力流动和对外开放程度与新疆区域间差距呈负相关,新疆劳动力流动规模扩大和实施更广泛的对外贸易有助于新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

再次,劳动力流动能够加速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收敛。考虑劳动力流动因素后,新疆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明显抑制,说明劳动力流动对抑制区域差距扩大具有积极作用,加速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是缩小区域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

最后,新疆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劳动力流动对于发达地区内部差距缩小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差距缩小具有显著负效应,但从新疆整体看劳动力流动对差距缩小的积极效应高于消极效应。

由此可见,劳动力流动在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平衡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加速新疆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新疆区域经济差距。但目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长期以来缺乏对流动劳动力的有效引导和管理。对此,新疆在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促进劳动力流动政策体制建设,进一步破除户籍制度等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确保流动劳动力在迁入地的合法权益。针对新疆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不同区域应制定有差别的人口政策,积极引导高素质劳动力向南疆和东疆较为落后的地区流动,从而带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加大对经济欠发达的南疆和东疆地区的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覆盖流动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统一的劳动力服务市场,协调好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发挥地区间流动劳动力的协同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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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武 玉,方 志]

作者:王淑娟 王笳旭 李豫新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 篇3:

地方政府竞争视野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

摘要:在对我国市场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便引入了竞争机制,这样一来,阐述了地方政府间竞争,而且迅速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在任何一个方面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本文主要对地方政府竞争视野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差距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地方政府;竞争视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探究

一、前言

从整体上来看,区域发展是具有国际性普遍意义的问题,然而,区域经济差异又成为普遍经济现象。所以,区域经济发展,关于地方政府竞争进行探究具有以下几点价值:(1)在将和地方政府竞争进行比较研究后,能够使中西部地方政府清楚的认识到自身经济发展所存在的差距,进而切实提高政府核心竞争力;(2)在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地方政府核心竞争通过比较和分析,能够有效控制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差距,从而迫使他们找寻新发展途径;(3)各个地方政府竞争,能够使民族更加团结、社会发展更加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由此看来,地方政府竞争,有利于控制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二、地方政府竞争界定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发展,尤其是在实施分税制度后,地方政府竞争更加显著。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追求辖区利益成为地方政府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然而,此种体现不只是纯粹的竞争关系,是经济主体间的一种竞争。在文章中,地方政府竞争指的是将地方政府作为主体,为人民提供相高质量的服务与公共产品,不断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只追求辖区经济利益,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竞争行为。

三、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现状和特点

1.基本现状

(1)GDP差距。结合有关部门的数据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地区人均GDP增长速率没有任何显著差别。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要比其它地区增长速度快得多,而且此种区域增长率差距都是非常大的。在实施改革开放后,因我国各地区经济都有明显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最快是为东部沿海地区。

(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结合有关部门的数据统计,三大区域差距依然存在,并且这种差距依然在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实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我国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分别占东部地区的75%、66%;由此看来,东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直到现在,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依然在逐步扩大。

2.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特点分析

(1)不平衡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由动态发展分析,指的是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距,其中有些地区增长速度较快,然而,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则是非常慢的;然而,由静态来分析,指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来说,则都是由上述两方面原因所造成的。

(2)多样性。由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予以分析,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东部和西部地区差距十分显著,再加上,此种差距依然在持续扩大;另外,由区域内部发展分析,各个地区省际经济不能同步发展,因此,必然会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因各个省份、自治区特殊性,导致此种差距集中表现在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上。这样一来,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多样性趋势发展。

四、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

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整体分析,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區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导致这一局面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例如: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经济发展结构等。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产生较大差距的多个因素相互作用而得出的结果,事实上,地方政府竞争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不够平衡与产生较大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进而对区域经济发展要素、地方政府竞争、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机理进行深入探究。

五、有效控制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措施

1.利用中央政府权威有效规范地方政府竞争

为能够将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国中央政府部门要制定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对其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居民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等方方面面开始左手,从而更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

2.加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交流与合作

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整体分析,传统的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经济结构不够科学、发展能力偏低的现状未彻底改变,因此,很难缩小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针对此现状,我们只能及时采取有效对策,加强中部和西部地区交流、沟通与合作。

六、结束语

总体来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地方政府竞争力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而我们只有针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从而不断将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予以规范,这样一来,才能有效控制与缩小各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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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旗晨亮 张 波:浅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态势[J].北方经济,2012,8(1):104-106.

作者:韩凤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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