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贫富差距(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通用8篇）

篇1：贫富差距(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与解决方案

一、中国贫富差距现状

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突破4000美元，但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却比较突出，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造成经济增长停滞、社会不稳定、政局动荡等问题，被称为“拉美现象”或“中等收入陷阱”。

（一）贫富差距概念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

[1]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状况分析

贫富差距有一个可衡量的指标基尼指数。

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一个社会的基尼指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内外所有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数据也表明，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1、我国贫富差距有如下的表现：

（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2）、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3）、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2、我国贫富差距原因：

(1)、“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执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3）、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

（4）、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毋庸置疑，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5）、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4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解决办法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5]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6]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

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参考文献湖北经济学院黄磊

篇2：贫富差距(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收入差距属于经济问题,受生产要素的效益和分配方式制约.贫富差距属于社会问题,主要由社会制度决定.在市场经济下,收入差距直接导致贫富差距.但是,现阶段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二者的`关系比较复杂.

作 者：李宝怀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刊 名：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5(3) 分类号：F124.7 关键词：收入差距   贫富差距   相互关系  

篇3：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探究

对于我国为何会出现贫富差距, 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可谓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我认为,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要从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考虑。

一、收入问题, 这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首先, 要界定清楚收入的概念。根据欧文·费雪 (Irving Fisher) 对收入的定义, 收入就是财产 (资产、资源) 或者人本身的能力, 源源不断地提供的服务, 而且他认为收入最重要的作用是带来享受。以此来解释人们的行为, 即人们争取收入就是争取享受, 所以应该把所有财富带来的服务性的东西都考虑进来。简单地讲, 就是不能只考虑货币工资, 因为很多享受和货币工资无关,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转型社会中。要把货币的, 非货币的、实物的、合法的、非法的、灰色的统一起来, 从整体考虑收入分配问题。比如公务员的收入, 实际工资是一块, 福利是一块, 享受的办公条件是一块, 工作稳定性又是一块, 还应该再加上转型经济中权力搅到市场以后非法的、灰色的收入。

收入分配可分为正常因素和不正常因素两类, 正常者, 比如在国家财力增强的背景下, 通过正常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程序, 定期提高了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 其中包括工作在政府机关、军队、政法系统及各国家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再比如具备真才实学者, 依靠勤奋工作或是在市场竞争中做出业绩, 因而也取得了较高收入。他们中有在国家科技、文化、体育、教育等各个领域做出突出业绩者, 还包括成功的企业家、工商业人士、出色的技术工人及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这类高收入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需要有效的界定和保护。比如说姚明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很大, 但因此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没有多大的分配不公, 社会大众并未产生不满。普通人的不满并非出于为富不仁的旧观念, 他们不是在患“分配不均”, 而是在患“分配不公”, 即由于非正常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 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原因:

一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 广大农民没有共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农民增收难,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1978年为2.6∶1, 2010年扩大至3.23∶1。如果将城市居民享受带有很大福利成分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计算在内,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5∶1或6∶1。尤其是1997年后, 城乡差距加剧扩大, 远远超过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 成为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大推进因素。2004年政府对社会利益关系调控力度比较大, 特别是减免农业税、对粮食种植进行现金补贴等, 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农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 比上年增长14.9%,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 增长11.3%, 实际增长7.8%。这是199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第一次超过城镇。即便如此, 也没有改变总体上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

二是城镇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 但分布也明显趋于不平等, 城镇居民内部差距拉大。1985年城市人均收入, 最高收入10%住户的收入是最低收入10%住户的2.9倍;而2004年最高是最低的8.7倍。一方面, 与我国市场经济的起步、完善到初步建立的各个阶段相对应, 不同的社会群体因不同原因致富。在80年代中后期首先富裕起来的是一些做买卖的商人和个体户, 80年代末90年代初富裕起来的是一些金融证券领域的从业人员以及一些专业股民, 90年代中期到现在富裕起来的人是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人。一句话, 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造就了不同的富人群体。另一方面, 有许多原因使城镇居民致贫。如进城务工农民不断增多, 城镇劳动力竞争激烈, 劳动力普遍过剩, 这种供求形势决定了他们的收入很难提高。再如工人下岗得不到正常补偿, 农民工工资被恶意拖欠。还有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 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 城镇的退休人员、失业人员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等等。

三是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毋庸置疑, 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 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 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 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频繁出现在福布斯 (或胡润) 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 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必须建立在收入分配规范化的基础上, 也就是至少有关部门要知道谁的收入是多少, 收入的项目是什么。但在我国, 由于收入分配的非规范化, 除了工薪阶层的工资性收入之外, 有关部门对上述数据很难掌握。近年来, 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 收入分配规范化有所进展, 但这种进展也仍然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上。这种状况下, 各级政府陆续出台的一些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 其初衷本来是调节贫富差距的, 甚至是为了实现“提低、扩中、调高”的目标的, 但在实践中却导致这样的结果, 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逃避了调控, 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 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牺牲品。因为相对来说, 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是最高的, 其个人收入所得税也最容易征收。

四是初次分配过程中不平等竞争的存在使得行业收入差距大。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 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 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 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 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 在那些带有行政垄断特征的经营性行业中的从业者, 如:电信、电力、金融、房地产、邮政、铁路、民航、公办教育、医疗等行业, 这些行业的经营过程尽管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 也是通过市场去售卖其产品和服务, 但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收入过高是与行业特有的行政垄断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垄断行业的问题, 说明我们的制度不到位、体制改革不到位。这不是因为搞市场经济, 而是因为有些还没有市场经济。

五是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突出。虽然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收入分配范畴, 但通过非法收入确实造就了一批暴富者, 并从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分配过程。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 进行走私、逃税、制造假冒伪劣品等非法、违法经营活动;一部分人把权力资本化, 利用公权谋私利, 如在各式的行政审批制度主导的活动中, 在项目审批、物资调拨等方面, 一些公职机构和人员通过“设租”、“寻租”获得高收入;或使一些商业目的装扮成公共利益, 在公共建设的名义下, 用行政和法律手段严重压低拆迁和征用必须支付给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成本, 使经营者靠侵吞私人财产聚敛财富;以及在一些国企的经营、改制活动中, 掌权者通过蚕食、侵吞社会的资产去获取高收入。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 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

二、支出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比较快, 但是支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几大项目支出, 过去是免费提供, 现在要花钱了。由于费用大幅度提高, 人们将医疗、教育、住房称为新的“三座大山”, 其中住宅支出增长最快。究其原因, 第一, 从长远来看, 中国经历了工业化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 相伴生是工业化的阶段, 更多的人口转向城市一定会推动城市住宅价格的上升, 长期来看是毫无疑问的。第二, 房价高涨主要是由于地价上升。现在基本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分税安排, 地方负担很多支出义务, 但收入来源相对匮乏, 于是土地的拍卖所得就变成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在有限的供给面前, 地价一定是会往上涨的, 地方政府的动力是推动地价提高, 这说明政府的财政政策有问题。第三, 经过房改以后, 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 物价指数、基本的生活、居住条件不同决定了房子的差价很大。

几年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就“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时发现, 如果采用人均收入作为贫困指标, 则全国城市贫困人口为1470万人;但如换成人均支出指标, 则贫困人口总数立即增至3710万人。这说明, 支出的大量增加, 成为一部分居民致贫的直接原因。

综上所述, 收入分配方面的诸多问题是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关键。同时我们应认识到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分配的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现状的问题。中国经济现状是什么呢?中国经济现状是:第一, 我们是一个体制转轨国家, 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这当中会出现很多问题。第二,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人均GDP仍然很低, 只有4000多美元的水平。我们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强.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EB/0l].http://www.tjrb.com.cn/hotnews/txjj/201102/t20110204_3354975.html, 2011-02-14.

[2]盛甫斌.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刍议[EB/0l].ht-tp://www.forumcn.com/inews/html/bzcjlw_1/hgjj_8/gnjj_44/2007-02/1172388880.php, 2007-02-25.

[3]彭晓旭.我国收入差距被低估灰色收入是差距过大主因[EB/0l].http://www.chinavalue.net/NewsDig/Ne-wsDig.aspx?DigId=2702, 2007-05-28.

篇4：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剔除通胀因素后，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在1979年到2007年间增长了275%。而同期中产阶级的收入仅增长了40%。

为什么位于社会顶部的1%人口，境况会比其他人好那么多？乔治•伊士曼(George?Eastman)为摄影技术带来革命性创新之后，不仅自己扬名立万，还因为他需要大量美国民众帮助他实现设想，而让罗切斯特市的中产阶级延续了两代人的繁荣。相比之下，史蒂夫•乔布斯为个人电脑带来了革命性的创新，他和苹果公司(Apple)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东们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然而流向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却少很多。一个原因是生产外包，另一个原因是电脑和软件的生产并不需要特别高的劳动密集性。

毫无疑问，比起该如何应对市场体制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对工业国家的政治更加重要——正是市场体制导致回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但到目前为止，公共辩论却令人痛苦地趋于分化。

一方面，讨论一直跳不出零和博弈的圈子，将中产阶级收入缺乏增长这一令人失望的状况，归咎于富人的成功。持这种观点的人应当扪心自问，美国多一些像苹果、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Facebook创始人这样的企业家更好，还是少一些更好？他们每个人都极大地推动了不平等的加剧，但值得强调的是，只有一位所有者的公司（如私人股本企业）向成功的CEO支付的报酬要超过上市公司。对于那些通过向广大民众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而赚取大量财富的人，他们不应受到诋毁。

另一方面，一些人总是武断地认为，任何对不平等加剧的担忧都是不适当的，或者为其贴上“阶级斗争”产物的标签。这些人的说法则更加没有道理。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今，总体经济增长率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分配也同样、甚至更加重要。不平等的加剧，主要反映了收入最高的人群通过损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而获得的收益。这一点进一步说明，只要经济改善就能减少不平等的想法是错误的。

的确，致力于保护美国的竞争力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如果这意味着对那些主要生产活动不在美国的企业减税、或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的话。

那么，对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当前的政治讨论中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我们亟需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以下是三个建议。

第一，政府必须谨慎地避免因给予富人特殊优惠而加剧不平等。在政府处置资产或发放许可证时，有必要更多地使用所有人都能获得准入的拍卖手段。

第二，支持公平、支持增长的税收改革有其局限。在社会创造出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政府赤字却越来越大之时，很难说废除遗产税的时机已经到了。由于家庭规模变小，富人的投资选择又越来越多，“富不过三代”的老话可能真的会过时，富人的财富可能会像王朝一样传承。

第三，公共部门必须确保一些最重要的领域能够更加平等。在市场经济中，永远都会有一些人拥有豪宅、享受艺术、能够以奢华的方式旅行。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学费上涨、公立大学和院校大幅削减经费，已严重加重了中产阶级家庭子女上大学的负担。

此外，在美国的许多地区，面向富人子女的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与普通民众享有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之间，已经拉开了差距。最令人警醒的是，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富人和普通人的预期寿命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近一倍。

在后工业化经济中，无论是两极分化的政治观点，还是“位高则责重”的政治观点，都无助于保障中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

篇5：贫富差距思考

将眼睛仅仅盯在收入工资上，要想说清楚中国的贫富格局，能够解决的问题很有限。要将中国贫富问题说清楚，至少要考虑到这样四个环节：首先是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其次是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转移，再次是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最后是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

这些年我们讨论贫富问题，更多的是用收入分配的概念，但我觉得现在以收入分配的概念来说明当前中国贫富问题，能解释的已经很有限。要将中国贫富问题说清楚，至少要考虑到这样四个环节：首先是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其次是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转移，再次是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最后是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

[b]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b]

一年里创造的财富，大体可以用G D P表示，2010年中国的G D P近40万亿，也就是说2010年新创造的财富大约是40万亿。这40万亿的财富是怎么分配的？理论上来说是在三家之间分———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但问题首先就出在这三家分的时候。

最近这些年在分配上有些明显的趋势，比如企业拿的越来越多。企业利润已从几年前的19.0%上升到31.3%.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近些年来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大大增加。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金属、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一倍。但更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快速增长，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21.3%.政府和企业拿的越来越多，劳动者拿的就只能越来越少。2002年之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2003年下降到49.6%，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有指标调整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劳动者的收入现在只占当年创造财富的40%.而且，就是劳动者拿到的很有限的这一块，还有相当部分是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达到15倍。另一个说法是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所有的工资、奖金、津贴加上福利，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在哪儿了。

在当年的收入分配上，创造财富的分配上，接着的问题是什么呢？政府拿的多，这不见得就是问题，一些西方福利国家政府拿的也不少，但是有一点，它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在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保障等等方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进行直接投资和维持庞大行政机构的运转，用来进行再分配的部分很有限。

政府拿的多之后，这钱用得还有问题，这是当年财富分配和使用当中的第二点。但是还没有完，在这个环节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当年创造的财富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可以说分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给分没了。

经济学家王小鲁先生的研究表明，2008年中国G D P是30万亿元，而隐性收入总计有9.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63%的部分集中在10%的家庭。而这一年中国的灰色收入金额有5.4万亿元，也就是说在这30万亿元当中，接近20%，5.4万亿元分得不清不楚、，给分丢了。这些灰色收入主要来自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流失、和垄断性收入的不合理分配。

王小鲁等人据此推算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按城镇居民家庭10%分组，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分别是5350元和13.9万元，差

距是26倍，而按统计数据计算只有9倍。用城镇最高收入20%的家庭和农村最低收入20%的家庭来近似地代表全国最高和最低收入10%家庭，那么全国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9.7万元，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500元，两者在2008年相差65倍，而按统计数据计算只有23倍。由此可见，灰色收入对于拉大我国国民收入差距，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b]财富在政府和个人之间是如何转移的？[/b]

第二个环节需要考虑的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财富转移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个人财富会通过一些途径转移到国家的手里，反过来转移到国家形成的公共财富又有一部分会流到个人的手里。将个人的财富转移到政府的手里，有明的、有暗的，其中最明显的环节有三个，税收、社保缴费、出让土地的收入。从中我们能看出，政府从社会中抽取的资源过多。

首先是税负的增加，这是我们都会明显感受到的，尤其在最近的这几年，政府所有的调控到最后几乎都变成了一个字，那就是钱，如果说两个字那就是收钱，还有一个理由，“理顺税制”，说要理顺税制很多税种要出台，你有房子要收房产税，开车要收环境税，你要社会保障要收一点社会保障税。税负的增长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几年前我就说过，税负的加重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矛盾新的焦点。

第二个是社保缴费。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香港和台湾）的4.6倍。

再有则是出让土地的收入。严格来说出让土地的收入不能看做是个人财富向政府的转移。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数据，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总价款为1.59万亿元，同比增加63.4%.2010年中国卖地收入2.7万亿，增幅超70%.虽然土地收入不能完全看做是民间财富向国家的转移，但至少其中农民在土地上的损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暗的途径。一是物价，现在国有垄断企业无论提供的是商品还是服务，价格都非常高，人们在消费这些商品和服务时是多花了钱的，通过这样的途径，个人的财富直接转移到了国有垄断企业那里去，这等于间接向政府或向国家的转移。

还有一个是人们不太容易发现的出口和外汇管理体制，以及由这种体制造成的财富缩水所导致的财富转移。按照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人们在出口获得美元之后，是要把美元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再按照汇率印发人民币。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的陷阱，即经济增长越快，出口越多，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越多，印的钞票也越来越多。换言之，中国的经济越发展，通货膨胀会越严重。这样就使民间财富以贬值的方式流入政府手中。

财富到了政府的手里，形成了公共财富，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向个人转移。这个转移有正当的途径，有不正当的途径。正当的途径就是所谓的再分配。政府提供公共福利、公共服务，提供社会保障等等。总体上中国政府再分配的比重比较小，再分配的职能也还是有限。但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不断加大，也意味着通过这种方式国家财富向个人的转移在明显增加，这对于缓解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失衡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但与此相伴随的是更大的政府公共财富向个人不正当的转移，这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有资料显示，国有资产改制破产过程中，通过低估漏估、低价转让，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此外还有矿产资源领域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个就是不正当的福利和三公消费，这实际上也是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的过程。

[b]个人财富存量的变化[/b]

改革开放30年我们正在从一个无产的社会变成一个有产的社会。财富的变动可以说对整个现在中国的贫富格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在有的财富价值变动，对于现在的贫富格局的影响很可能超过工资收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因素。

现在中国有产的究竟有多少呢？如果以住房来表示，现在中国居民拥有的住房总的价值大约在100多万亿。这100多万亿按照有的学者提出的3/4和1/4在城乡之间进行划分的话，城市居民大约拥有的75万亿元住房，农村居民拥有的是25万亿元。在研究中国目前贫富格局的时候，我们应当对这个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近些年来，随着房价的大幅上涨，由此实现的财富升值是相当可观的。

我在2009年曾提出过在我国存在一个“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的问题。而这种财富形成和升值过程对整个社会的贫富格局有着重大影响。

比如说刚刚过去的2010年，2010年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这是1998年之后这12年中的头一次，假如说就从收入的意义来说，过去这一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有所缩小的，但我们能够据此说这一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也是缩小了吗？这一年城乡贫富差距其实是在急剧拉大，别的都不说，城市居民拥有的这75万亿元的房子，按照去年统计局的说法，7 0个城市平均房价涨了9.99%，也就是说城市居民这一年通过财富增值的就有六七百亿，远远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那一点。从收入的角度，这一年可以说城乡差距缩小，但是从财富的角度是大大扩大了，这个因素考虑进来和不考虑进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朋友说这算什么财富，房子还不是房子，都是纸面上的财富。我个人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这当中肯定有泡沫，有物价的因素，甚至有人为的炒作因素，这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认为现在的房价上升不完全是因为这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当中其实隐含着财富的转移过程。

更形象一些来说，假如说一个人在这里以3000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买了一套房子，两个人同时在这里买了房子，过了一段时间地铁修过来，在那个地方有一站，3000一下子变成了6000，那个也涨了一点，变成了4000，多出来的部分是从哪儿来的呢？不能完全是看做泡沫或者是物价的因素，实际上地铁这部分的一部分财富转移渗透到这里了。现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超常发展时期，另外从分配的角度来说，这个社会在整体分配的盘子里，直接分到个人人头上的比较少，政府拿的多，政府拿的多的部分，相当一部分也要投入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中，转移过来的财富、渗透过来的财富量就很大，对于现在的贫富格局影响也就很大。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因素，但是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财富转移和渗透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不平等的。

[b]财富在不同群体或个人间是如何转移的？[/b]

刚才说了分也分了、转也转了、征也征了，这个时候你口袋里的还不就是你的，还得有一个掏腰包的过程，就看谁掏谁的。这个掏腰包的过程，是指财富还有一个在个人和群体之间进行转移的过程。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北师大的经济学家钟伟，他在2004年时曾经进行过一个研究，虽然他不是正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但是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计算了四种方式的掏腰包。

第一种是企业老板掏劳动者的腰包、掏工人的腰包，指以压低工资、少给社会保障的方式获得超额的利润，当时他说工人的工资和社保偏离正常的状态大约每个月有200块钱，打工者当时是1.85亿，计算下来老板和企业大约是掏了工人4400亿元的腰包。

第二，通过银行存贷款的方式实现的掏腰包。银行的存贷款，实质是富人、企业向一般的老百姓、穷人借钱的过程。这在中国有掏腰包的意思，不是说不还，问题是出在

利率上，就是说你借了钱，你得付给人家利息，但问题是我们这是负利率，正常情况下是两个点的负利率，简单来说就意味着你年初时将这100块钱存到银行里，到第二年初了，银行将这个本给你了，同时给你3块钱的利息，但是这103元已经相当于你存进去时的98元了，也就是说借钱的人少向被借的人支付了利息，这就相当于掏腰包了。按照当时钟伟的计算，这个大约一年有600亿元，但是考虑到现在存贷款的规模，考虑到今年和去年的物价，通过这个实现的掏腰包，也就是说借钱的人向被借钱的人掏腰包应该是在1000亿元以上。

第三是中小股民的损失。2004年时还是一个熊市，根据他的计算当时中小股民在股市上的损失是1500亿元。

第四是在土地转让的过程中，钟伟计算是3300亿元，上面提到耕地变成商业地，100万中政府拿40万，我们将之算在第二个环节里，但开发商拿的40万，就属于掏腰包的过程。

按照今天的情况来看，至少有另外几种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首先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中实现的财富转移。这主要涉及两个环节。一是直接融资。按照道理说，个人在股市中的投资应当是属于投资的范畴，应算在个人财富的变动当中。但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股市融资额达到3.7万亿元，而给予公众投资者的分红却不到4000亿元。但在同时，由公司上市造就了824个亿万富翁。二是个人或机构在股市交易中的盈亏。2010年全年中国股市蒸发了上万亿元财富，年跌幅达14.31%，投资者70%亏损。由此实现的财富转移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数字。

另一个因素就是通过价格实现的财富转移。“移动通讯与中国社会”课题组对居民使用手机的状况的调查显示，手机资费已经占到居民收入的5.43%，而在年收入不到10000元的手机人口中，占到了10.31%.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定，受高通行费的影响，中国成为了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统计，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 D 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由此可见，由垄断造成的财富转移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再有是行贿受贿。类似的财富转移渠道是广泛存在的，比如提成、回扣有许多就属于这一种。人情往来中实现的财富转移也值得重视。这方面既缺少相关的统计数据，也缺少系统的调查数据。但推断应当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当中有一部分会互相抵消，但我们知道，在不同地位人们人情往来中，远不是对等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掏腰包不仅仅是在国内掏的，国与国之间还得掏，但问题是我们中国肯定是被掏的。被掏至少有这么三种方式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资产直接向海外转移，通过移民的方式也好，留学的方式也好，或者人不出去直接将财产转出去的方式也好，我们每年大量的财富转移到海外，这个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第二是出口的补贴退税。出口补贴退税实际上是财富向国外转移的过程，为了保证出口，价格就得低，就要大量补贴退税，造成了国外很多商品比国内便宜得多，这等于用我们公共财政补贴了国外消费者。现在每年对出口的补贴和退税有多少呢？5000亿，美国差不多占1/3.还有就是海外上市公司的分红。像中石油，中石油在海外上市时融资29亿美元，在最初的四年当中分红高达119亿美元，相当于融资的四倍。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一千亿美元，合计六七千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刚刚超过2000亿人民币。

篇6：贫富差距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多数人如农民、城镇下岗职工以及国家公务员等并没有从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取得多少实惠，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大幅提高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1.完善社会保障

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和他们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无关系的。与之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才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石。它不但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能否安居乐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还关系到亿万个家庭以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能够覆盖全国所有人口(包括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2.健全财税制度

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健全我国的税收制度，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征收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消费税等。此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

3.加强法制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导致一些人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现实生活中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对此，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并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进而有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此外，我们还要建立相关法律，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办教育、办慈善事业或修路等。

4.降低垄断收入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时间尚短，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很完善。原有的某些体制性或政策性的原因，使得电力、电信、铁路等行业至今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垄断。并可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也拉开了这些行业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为此，我们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垄断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降低行业的垄断性收入。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5.继续两大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享受了优惠的政策，东部地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东部的发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中、西部。为了解决日益增大的地区差距，党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伟大战略。实践证明，两大战略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还不太明显。因此，我们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吸引国外投资者和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到中西部地区，从而有效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生活水平，最终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

篇7：缩小贫富差距论文

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保障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功能。巴西在发挥社会福利制度效能、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中的做法，启发我国应统筹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以消除日益拉大的城乡贫富差距。我国一直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社会福利制度也呈现“二元”格局。总体看，城市社会福利无论覆盖范围，还是制度水平都远高于农村。因此，缩小城乡贫富差距，首先应在社会福利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保证城乡居民在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下参与市场竞争，让福利制度同等地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这就要求统筹发展城乡社会福利制度。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应建立全面、公平、适度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福利度，打破因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不公平而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城乡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实现城乡医疗资源的共享、共用；打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新农保”之间的制度障碍，实现养老保险一体化；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其他生活救助项目的一体化，做到社会救助资金的城乡统筹使用；实现基础福利设施等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总之，统筹建设城乡社会福利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和制度保障。

(二)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再分配功能

收人再分配在巴西减贫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中国，再分配的减贫作用则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依靠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来达到社会减贫的目的。¨纠社会保险对个人的再分配功能体现为：不分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凡是参加社会保险的职工都按照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以达到风险预防的目的。当这种风险变成事实时，根据损失大小确定补偿的多少。一般来讲，高收入、生活富裕的劳动者对于疾病及其他风险的承受能力要高于低收入和生活贫穷的人。因此，高收入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多但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反而较低，从而实现财富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转移，缩小贫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我国在消除贫富差距时应十分重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较低收入水平人员的社会保险待遇，从而实现财富从富裕者手巾向贫穷者手中的转移。以养老保险为例，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从2000年的13 617．47Y人，增长到2009年的23 549．97)-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也达到30％左右。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无疑使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收入再分配中来，能实现财富从富裕者向贫穷者的转移。而且，从2005年开始，我国已连续七年提高企业养老金待遇,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富差距的作用。(三)整合发展城乡社会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内容广泛，但从当前我国社会救助的情况看，无论哪项救助活动，在城市的实施都要比农村全面且有力。而且，城乡之间的救助资源很少能共享和统筹使用，形成城市救助资金来源广泛、数额巨大、救助项目齐全、救助标准较高而农村救助资金来源单

一、数额较少、项目不全、标准偏低的状况。我国可借鉴巴西“家庭补助金计划”的社会救助做法，整合与统筹发展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实现农村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继续发挥城市吸纳救助资金渠道广、数额大的特点，做大社会救助资金的“蛋糕”。尤其是在救助资金的使用方面，要实现城乡统筹，扩大农村社会救助的范围，提高农村社会救助的水平，从而缩会救助的水平，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四)促进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首先，重视和发展农村教育。由于农村教育础差、教学设施落后、教师待遇低，教育水平和 质量一直难以与城市相比。城市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使优秀的教学资源流向城市。农村教育质量低下直接导致乡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低下，并成为他们日后谋生和致富的障碍，久而久之，造成恶性循环，农村劳动力的收入逐渐与城市拉大，形成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应从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开始，应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其次，促进城乡教育的公平化。当前的城乡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受教育机会和权利不公平，城乡教育发展不公平等。这些教育不公平将导致城乡居民素质和能力的差距，最终将导致就业机会的不公和财富分配的不均，从而拉大城乡贫富差距。因此，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主要应消除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与不公平，实现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国富民强之路，但不容否定的是，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渐扩大。国际上，通常把0.4（用来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的一个数值）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说明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表明社会不安定。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造成我国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

对于基尼系数的发布，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只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释说，靠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偏低，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仅看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逼近国际警戒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称，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

无论基尼系数是否突破警戒线，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收入差距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该《报告》引用统计局数据测算，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

虽然十六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分配改革并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快速提高，但整体上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明显偏大。《报告》认为，过去一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应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

资本收入高于工资收入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事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究其原因：一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一次性分配结构中，资本收入比重大，工资性收入偏低。二是在二次性分配中，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调节做得不够，通俗说，就是“杀富济贫”做得不够，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还需要加强。三是在经济转轨中，有些人抓住机会先富了起来，拉开了收入差距。四是长期以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更低于税收增长，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五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够发达，老百姓投资理财的机会较少，而资本市场，比如股市也没给股民带来更多回报，老百姓大多只能进行储蓄，可是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又偏低，这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拉大。六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历史欠账多，账户也做得不实，影响了老百姓收入。

收入差距的形成还与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制度有关。徐洪才说，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而国有资产规模又一直在壮大，普通老百姓从中却得不到实惠，政策在这方面也没什么突破。还有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没有突破。农民的自留地、小产权土地没进入商品流通，农民因此就没得到级差地租带来的增值收益。如果农民富了，消费也就火了。

“提低控高”提高百姓收入

如何遏制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为此，要下大力气“提低控高”。其中，“提低”尤其具有紧迫性，同时也具有可行性；而调节高收入虽然具有必要性，但受客观条件制约较大，需要从长计议多方创造条件稳步推进。因此，当前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重点是“提低”，同时创造条件“控高”。做好上述收入分配改革工作，必须同时“治本”：在一次分配领域，其侧重点应该放在更好地营造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上。此外，二次分配一定要解决当前存在的某些逆向分配的状况，切实保证二次分配发挥调节初次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功能，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随着经济发展，应该把普通百姓收入适当领先经济增长2到3个百分点作为目标。老百姓收入提高后能拉动内需，也能转变过去依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竟然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此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那么什么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促进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在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社会自然条件、政策的影响。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另外之前中央对东部地区以及城市的政策优势，使得这些地区快速发展起来，造成东西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还未完全形成。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方面，一些非经济因素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

三、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因为种种原因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主要是因为我国人过众多，国情复杂，从而形成我国目前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新三座大山。社会保障体系对贫困地区，下岗失业人员的扶持力度也不够大。

因此，要解决贫富差距不多扩大的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差距太大，再分配纠正的成本就会过高。初次分配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公平，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应国民收入依法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金、欠薪应急周转金等制度，努力促进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工资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要扭转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关键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加强财税调节。财政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强力工具。在收入方面，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利用税收杠杆达到“限高补低”的效果，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收取方式、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等。在支出方面，应建立起财政增加对民生投入的长效机制，确保财力向基层倾斜、向民生倾斜，比如硬性规定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省（区、市）向区县转移支付的占比等。通过提高执法力度，减少税收漏洞，降低中低等收入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开征某些特殊的税种如遗产税、财产税等，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三，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充分就业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础。促进就业创业，一靠发展，即通过加快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比如支持内陆省份发展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实现产业发展与劳动力优化配置等；二靠政策，即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扶持更多新生劳动力和困难群众就业，比如推行免费中职教育帮助农民工及新生劳动力提升就业技能，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以带动大中专毕业生等群体创业等。“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要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

第四，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充分发挥教育作为社会公平孵化器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机会，不让处于弱势的社会成员输在“起跑线”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是加大财政投入，补齐农村教育在“软件”、“硬件”两方面的“短板”，比如始终保持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 D P的4%及其以上、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教育照顾好农村留守儿童、完善困难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等。

第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体制面临的风险 提高政府的财政支出，切实解决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失业保障金的管理上，严厉打击某些贪赃枉法者将“救命钱”挪作他用的行为。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通过各种措施解决他们的难处。

第六，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2)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七，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

第八，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第九，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强制度建设，杜绝腐败和非法收入的渠道；加强收入管理，提高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切实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篇8：理性分析收入差距与贫富矛盾

一、关于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现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我们对基尼系数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拉大必须保持理智的态度。首先应当认识到,与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条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其次,从整体来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其三,对于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的问题,国家决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高度关注;其四,面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尤其是两极分化的问题,要着眼制定有效措施加以实际的解决,但切忌在舆论上盲目和过度地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社会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关于“仇富”思想

“仇富”思想古已有之,并非改革开放的产物,对“仇富”思想要进行具体分析。一种是平均主义思想太严重的人,见别人的生活比自己好,就生出“红眼病”来,这种见富就仇的思想是一种不健康的病态心理;另一种是当社会整体差距确实非正常地过度拉大了,或出于对穷人的同情,或穷人出于渴求公平的心理反应,这是正常的。其实在我国大可不必把人们的“仇富”心理看得太绝对、太普遍了。

同时,我们有必要把“仇富”的对象搞清楚。一般来说,人们“仇”的,一是“权贵资本”,包括利用公权搞腐败的贪官和老板;二是那些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黑心商人;三是利用企业改制侵吞国有资产的人;四是偷税漏税以获取非法所得者;五是不顾工人死活、克扣拖欠工人工资的黑心老板;六是因行业垄断而收入过高者等等。人们面对这些富人时的“仇富”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推进社会进步、深化改革的动力。

三、调节收入分配,关注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收入过低和贫困状况。同情社会弱势阶层是社会公众的一般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而公正首先来自符合效率原则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增长,永不衰竭。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来看,首先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腐败和廉政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的勤政问题,让官员真正为民众解决实际问题,带来看得见的利益。

2、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人口平稳有效地向非农城市转移。

3、要为解决行业间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

要着力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切实打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4、要为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

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劳工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过分悬殊的问题,从而在劳工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促进劳资和谐。

5、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要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积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同时,还应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捐赠制度,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构建贫富和谐的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