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收入差距分析论文

2022-04-26

摘要:生产要素是居民获取收入的根本来源,因而要素价格体系决定着收入分配格局和居民收入差距。当前中国生产要素价格严重失衡,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运用协整和回归分析对我国要素价格体系和收入差距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近些年来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区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论,并从要素体系层面提出了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我国区域收入差距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国区域收入差距分析论文 篇1:

基于偏离—份额模型的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研究

摘要:经济收敛文献总体上反映出一种忽视产业结构与收敛联系的趋势。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是劳动力从低效产业转向高效产业的流动过程,它会不断提高经济体的生产率,一个落后的经济体可以从滞后的产业结构变动中获得“后发优势”,从而步入快速的经济增长阶段,并最终与发达经济体实现经济收敛。我国六区域在2002-2008年间总体上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收敛趋势,但从产业水平上看,第一、第三产业表现出了较弱的收敛趋势,而第二产业出现了很强的反收敛趋势。基于产业结构变动视角,本文对于六区域总体与各个产业增长趋势的不一致给予解释,通过使用偏离-份额模型发现如果缺乏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六区域间总体生产率收敛速度平均每年会下降一半以上,这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经济收敛;产业结构;生产率;偏离-份额模型

一、引言

贫穷经济体是否会与富裕经济体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平?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增长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各个经济体之间是否会出现经济收敛。如果用人均福利来替代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水平,那么经济收敛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经济体(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它初始的人均福利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贫穷经济体要比富裕经济体增长得更快一些,因此这两类经济体的人均福利差距会不断缩小。实际上,经济收敛并不是一个现代词汇,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1750年Hume就提出了这种理论,他认为:富裕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会因为一种“内生衰退”的过程而表现出一种自然放慢的趋势,这就给贫穷经济体创造了迎头赶上并实现收敛的机会。现代收敛理论的研究起源于Gerschenkron(1962),他认为“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可以在技术、经济、制度、知识等多方面模仿发达经济体而获得后发优势,这种优势会使得落后经济体以更快的增长速度不断追赶发达经济体并最终与其实现经济收敛。

尽管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不同程度地预言了经济收敛,但经济收敛是否存在仍需要大量的实证文献予以解答。Baumol(1986)对OECD国家的收敛分析开创了此类研究的先例,至此以后,大量的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Barro and Sala-i-Martín (1991)通过研究不同的经济体(美国各州之间或欧洲各国之间等)证实了经济收敛的存在,他们认为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大约以每年2%的速度收敛。其他学者通过采用不同的实证方法对经济收敛进行了研究,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基本上都证实了Barro and Sala-i-Martín的看法(Mankiw,Romer and Weil,1992; Durlauf and Johnson, 1995)。此后,Barro(1996)系统总结了各国学者对经济收敛的研究成果,并分别考察了各种因素(人均GDP的初始水平、受教育程度、预期寿命、生育率、政府支出、法律的执行情况、通货膨胀率、贸易条件、政治自由程度、政治权利和民主)对经济收敛的具体效应。

国内学者对经济收敛是否存在有着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区域间并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例如林毅夫等(1998)利用基尼系数分析了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问题,他认为1978-1995年期间我国省际间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都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不过省际间反收敛(经济发散)的趋势并不明显,而三大区域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反收敛趋势。蔡昉、都阳(2000)分别利用了泰尔系数和β收敛检验来分析经济收敛问题,他们认为我国省际间和东中西三大区域间都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但三大区域内部却各自存在着俱乐部收敛。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区域间存在着经济收敛趋势,例如申海(1999)利用β收敛检验法考察了经济收敛,他发现我国省际间存在着β收敛,但是省际间人均收入的收敛速度要慢于人均GDP的收敛速度。刘强(2001)也根据β收敛检验法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发现我国各省在1981-1998年期间的收敛系数β仅为0.0014,即我国各省存在着并不明显的弱收敛趋势;但把这一段时期拆分为两段以后,各省就呈现出不同的增长趋势:在1981-1989年期间,我国省际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收敛,其收敛系数β为0.024,这意味着落后省份以每年高于发达省份2.4%的速度实现着收敛;但1989-1998年间,我国省际间并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即在不同时期,我国地区间具有不同的经济收敛趋势。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经济收敛发生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随着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的改变,学者们对经济收敛的存在与否有着不同的看法。近些年,已经有大量学者开始关注经济收敛的内在形成机制,不过主要都是从资本、技术、制度、贸易等传统角度去思考经济收敛的形成逻辑;但对经济收敛的结构特征却鲜有人关注。众所周知,产业结构的变动就是劳动力不断从传统产业转移到现代产业,也就是从低效产业不断转向高效产业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高效产业不断替代低效产业而实现了生产率的提高,更高的生产率会推动更高的人均福利,贫穷经济体的产业结构通常远远滞后于富裕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因此贫穷经济体可以从产业结构变动中获取一种后发优势,即产业结构变动推动了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收敛。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引入偏离-份额模型,并从产业结构角度重新探讨了该模型的意义,以及如何从这个模型出发去研究区域间经济收敛问题。第三部分为计量实证部分,首先讨论了我国六大区域的划分标准和产业结构的衡量基准,并据此寻找模型所需数据然后进行计量分析。第四部分为总结,在此部分中,我们将根据计量的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建立

产业结构变动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一种重要机制”①。贫穷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往往滞后于富裕经济体,而落后的产业结构又是以传统的第一产业为主,所以随着劳动力不断从生产率低下的第一产业移往生产率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落后经济体的生产率会经历一个较快增长的过程,而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已经相对合理,产业结构的变动就会相对缓和,所以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就不会因此实现快速的增长。因此,落后经济体产业结构更快的变动促进了与富裕经济体之间生产率水平的收敛。

为了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所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偏离-份额模型作为研究分析的框架。偏离-份额模型在Dunn (1960)之后得到了充分的应用。这种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地区性经济问题:例如区域内或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失业率或者劳动生产率等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②。本文运用偏离-份额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将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归于以下三种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竞争效应和交叉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测量了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假定各个产业的生产率水平保持不变)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竞争效应测量了一个地区各个产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假定产业结构保持不变)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交叉效应测量了前面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种效应是该地区专门从事具有生产优势的产业所带来的。

如前所述,尽管偏离-份额模型最初主要用于分析地区失业率问题,但是本文却根据它的三种效应对其进行扩展,从而用来分析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收敛的影响。此处,我们将一个地区的产业整体生产率表示为该地区各个产业部门的生产率的加权之和,可见,该地区的产业生产率若要高于其他地区的产业生产率,那么该地区就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一种可能的产业结构是,该地区每个产业部门的生产率都要高于其他地区相应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另一种可能的产业结构是,该地区专门从事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产业部门,从而使得产业整体生产率高于其他地区的生产率水平。下面,我们将依据Kennedy (1971)的方法构造偏离-份额模型的三种效应来解释各个区域的生产率差异。

三、计量实证

(一)区域划分

区域的划分要考虑到省份间的同质性,即区域内部各省份间应该具有类似的产业体系、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水平等,而通常的东中西三大区域划分方法却显得过于笼统,因为每个区域内部都包括彼此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省份,有鉴于此,本文采用黄作平(1998)的区域划分方法,他认为区域划分应该考虑四种标准:首先,中心-外围标准,即将经济中心以及它所覆盖的外围地区算作一个区域;其次,地理自然环境标准,即应该讲具有相似自然禀赋的地区算作一个区域;再次,行政、经济区域标准,即将一个完整的行政省份以及经济功能相似的地区算作一个区域;最后,目前发展和未来演变标准,即将目前发展水平相似以及未来演变趋势相近的地区算作一个区域。由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制度与中国大陆整体的差别,故将排除这三个地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我国分为六个区域,详细见表1。

(二)数据收集

根据前面的模型可知,我们收集数据的时候需要考虑三个维度:首先,我们只考虑大陆地区六大区域的31个省份(或直辖市)③。其次,由于各个省份数据的局限,我们将只考虑三大产业总体所构成的产业结构,不再进一步考虑三大产业的内部结构。最后,根据偏离-份额模型可知,我们需要收集两类数据:就业人数和各个产业的产值,然后计算出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因此,本文将参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挑选1998-2008年间各个省份的相应数据,其中三大产业产值根据1998年不变价格计算而成,人口分别根据三大产业的就业人口汇总而得。

(三)实证结果

根据第二部分构建偏离-份额模型的步骤,我们首先计算出产业生产率的变异系数。图1描绘了六大区域总体变异系数和每项产业变异系数的变动趋势,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六大区域总体生产率的变异系数从2002年开始不断下降,即六大区域总体上从2002年开始出现了经济收敛趋势,但是三大产业的变异系数曲线却都没有表现出持续的下降趋势,因此从每个产业来看,六大区域并没有实现显著的经济收敛趋势。

图1明确地告诉我们六大区域总体上是从2002年开始进入收敛阶段的,因此以下研究都以2002年为初期,2008年为末期。根据变异系数,我们可以计算出各个产业独自和总体的收敛速度。表2给出了关于我国总体生产率以及各产业生产率的收敛速度,从表看出,六区域在整个阶段实现了较强的经济收敛(每年变异系数都在下降),平均每年收敛速度大约为1.88%,这与Barro and Sala-i-Martín (1991)所发现的2%收敛速度非常接近。虽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水平差异最终减少了,但是它的变异系数并没有出现持续下降趋势,即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只有微弱的收敛迹象;第二产业没有出现收敛趋势,其生产率水平差异明显扩大了,平均每年扩大的速度为2.08%。

表3给出了六区域各种生产率与相应均值的比率,从总体生产率与均值的比率来看,2002年生产率比值大于1的区域包括华南、长江、华北和东北四区域,这四个区域2008年的比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即这四个区域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都低于六区域的平均增长速度;而2002年生产率比值小于1的两个区域西北和西南却出现了不同的趋势,西北地区2008年的比值得到了提高,这表明西北地区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六区域的平均增长速度;而西南地区2008年的比值却稍微下降了,这说明西南地区与其他五个区域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综上所述,虽然西南地区表现出了反收敛的趋势,但是这种微弱的趋势要小于其他五个地区所表现出的强势收敛趋势,所以六个区域总体才表现出了经济收敛现象。

从第一产业生产率比值角度来看,2002年比值大于1的区域有华南、长江和东北地区,其中只有华南地区到2008年时比值发生了下降,长江和东北的比值都出现了增长,也就是说长江和东北产生了反收敛的趋势;而2002年比值小于1的三个区域中,华北和西北地区在2008年时比值得到了提高,西南地区的比值却相对地下降了。由此可见,六区域并未明确地表现出收敛趋势,这与表2中发现的第一产业弱收敛趋势(每年0.33%)是相吻合的。第二产业方面,初期比值大于1的两个区域,华南在2008年时出现了比值下降,而东北却进一步上升;比值原先小于1的四个区域中只有西北地区的比值得到了提高,长江、华北、西南三个区域的比值都发生了下降,可见只有华南和西北两个地区表现出了经济收敛的趋势,而其他四个区域都产生了反收敛态势,这与表2中第二产业的反收敛情形是一致的。而在第三产业中,2002年比值大于1的三个区域都在2008年时实现了比值的下降,而最初比值小于1的三个区域中也只有西南地区在2008年时仍然出现了比值下降,即五个区域都表现了经济收敛的趋势,而西南地区表现了较弱地反收敛趋势,这与表2中第三产业出现经济收敛现象也是相符合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了六区域总体层面和各产业层面的增长趋势,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产业结构在这种趋势下是如何变动的,因此我们将各个区域和全国在2002-2008年间产业结构变动的情况总结到了表4之中。由表4可知全国第一产业的平均份额(即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为45.09%,平均每年下降3.19个百分点,而每个区域的第一产业份额也都表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但是各个区域第一产业占三大产业的份额仍然是最大的,其中西南地区的平均份额达到了59.41%,西北地区达到了53.08%。第二产业全国的平均份额为24.73%,除了东北表现出轻微的下降以外,其他五个区域的第二产业份额都有所上升。在第三产业方面,全国的平均份额为30.18%,六个区域的第三产业份额都在不断上升着。由此可见,六个区域的第一产业份额在不断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分额在不断增加,也就是说,每个区域的劳动力都在不断地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中,即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动,又根据前文可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普遍高于第一产业,因此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自然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了解了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情况后,就可以开始测算产业结构变动对生产率收敛的作用了。如前所述,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收敛的作用不仅包括产业结构效应,而且还包括一部分交叉效应(交叉效应是产业结构效与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为了估算产业结构变动对六大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我们不能只估算产业结构效应的大小,还需要考虑交叉效应中产业结构变动的部分。在具体的估算过程中,我们通过排除竞争效应和部分交叉效应来测算产业结构变动的总效应。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比较CVt、CVT,t和CVT*I,t三者的变化趋势,其中CVt和CVT,t二者变化的差异便是产业结构变动和交叉效应对区域间经济收敛的作用大小,而CVt和CVT *I,t二者变化的差异便是产业结构效应对经济收敛的作用大小,产业结构变动对收敛的总效应应该居于这两个数值之间。

如表5,在2002-2008年的整个期间,CVt平均每年的变化速度要快于CVT,t和CVT*I,t,其中CVt、CVT,t和CVT*I,t分别每年以1.88%、1.04%和0.96%的速度不断下降,可见排除掉产业结构效应后的生产率变异系数的下降速度明显变慢了,根据数据可知,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收敛速度的贡献大约介于0.86%和0.92%之间,即区域间经济收敛一半的速度都来源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可见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间的经济收敛的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六区域在总体生产率方面具有较强的收敛性,其收敛速度平均每年为1.88%。但各个产业却表现出了不同的变化趋势:第二产业出现了显著的发散趋势,速度平均每年为2.08%;第一产业表现出了微弱的收敛趋势,收敛速度平均每年为0.33%;第三产业也只表现出了微弱的收敛趋势,收敛速度平均每年为1.21%,但它和第一产业都没有实现持续性的经济收敛。通过使用偏离—份额模型,我们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具有显著的收敛效应,这种效应所实现的收敛速度几乎占到了总体经济收敛速度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产业结构保持不变,那么六区域总体生产率的收敛速度就将减少一半左右。

正如Gerschenkron (1962)、Baumol (1986)等学者强调的,落后经济体之所以具有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是因为它们在落后的前提下获得了某种优势(后发优势),这种优势(落后经济体可以不断模仿、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先进之处)使得落后经济体具备了快速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我们通常把这种后发优势定义为技术的模仿、资本报酬的递减、人力资本的积累、贸易的自由化和先进制度的借鉴,却对产业结构变动这种后发优势缺乏足够的重视,正如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落后经济体的传统低效产业往往占有较大的结构比例,随着劳动力不断从这类产业移往更加高效的产业,落后经济体的总体生产率会不断提高,正如前面所证实的那样,产业结构变动具有显著的经济收敛效应。

从政策含义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劳动力进入更加高效的产业部门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凭借这种产业结构变动促使我国以更快的速度追赶发达国家。不过对于我国的不同区域的而言,我国政府要有不同的发展策略,首先,应该努力倡导落后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这样不仅可以促使落后区域实现更加快速地经济增长,而且还可以不断缩小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最终实现区域间经济一体化。对于发达区域而言,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作用已经相对减小,所以对于这些区域应该更加重视能够同时提高各个产业生产率的发展策略,即应该重视教育水平、基础设施、产权制度等经济基础发面的发展。

注释:

① 引自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NESC)(199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Growth in Ireland, NESC, Dublin.

② 其中包括Paci and Pigliaru, 1999; Cuadrado et al., 2000; Esteban, 2000; Landesmann and Stehrer, 2001。

③ 由于经济制度的差异,故排除掉台湾、香港和澳门。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李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6).

[2] 黄作平.中国经济区域新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3] 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J].经济研究,2000(10).

[4] 刘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1(6).

[5] 胡志丁,骆华松,李江苏.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收敛[J].商业研究,2010(5).

[6] 罗伯特·J.巴罗,夏威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7] 菲利普·阿格因,彼得·豪伊特.增长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9] Barro RJ.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407-443.

[10]Barro RJ, Sala-I-Martin XX.Convergence across states and regions[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1(1):107-158.

[11]Baumol, WJ.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12).

[12]Dunn, E.S.A Statistical and Analytical Technique for Regional Anlysis[J].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1960,6:97-112.

[13]Gerschenkron, A.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B.F. Hoselitz (ed.), The Progress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14]Hotelling, H.,Review of “The triumph of mediocrity in business”,by Horace Secrist[J].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33,28(184).

[15]Hume, D.“Of Money”, reprinted in A.A. Walters (ed.), Money and Banking, Published by Penguin,1752.

A Study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Based on the Shift-Share Method

GUO Pei-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Key words:economic convergence;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ductivity; shift-share model

(责任编辑:严元)

作者:郭佩颖

我国区域收入差距分析论文 篇2:

要素价格失衡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研究

摘要:生产要素是居民获取收入的根本来源,因而要素价格体系决定着收入分配格局和居民收入差距。当前中国生产要素价格严重失衡,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运用协整和回归分析对我国要素价格体系和收入差距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近些年来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区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论,并从要素体系层面提出了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要素价格;收入差距;劳动报酬占比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4.010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显著发展。在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11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477,高居国际警戒线之上。

首先,收入差距的存在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在学术界,陆铭等从经济学角度对收入分配不均的三大影响(贫困、社会流动性、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认为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中国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负的[1]。刘生龙引入政府政策因子,使用代际交叠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收入分配越平等,私人越是能自主地使用其所获得的投资收益,从而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反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2]。王少平和欧阳志刚通过阈值协整模型探讨城乡收入差距与实际经济增长的效应,认为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也不断强化[3]。

其次,收入差距扩大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姜学洙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户籍制度、二元的经济结构及二元的社会结构[4]。而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垄断的存在、行业之间的差异等原因则导致了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5]。区域收入差距之所以存在并扩大,主要原因是国民经济战略与政策倾斜、地理区位和资源的差异、劳动力素质的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市场化发育程度差异[6],除此之外,FDI、对外贸易等因素对区域收入差距也有一定的影响[78]。还有一些学者将区域收入差距归因于区域之间在资本流动、投资收益率、城市化程度、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9]。

在大多数学者从外部客观环境或者宏观层面来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原因的同时,有少数学者从生产要素价格的角度分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他们认为我国生产要素价格存在扭曲现象且这一现象对经济、收入差距都有负面影响。其中,劳动力、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进而引发了整个产业结构的扭曲[10]。并且,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为低质量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扭曲的获利空间,低的劳动成本、低利率、低资源价格都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11]。进一步来说,有学者从国际分工和要素价格扭曲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区域差距的形成,认为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广度和深度、要素价格市场扭曲及要素价格政策扭曲是这一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12]。与此同时,还有些学者使用 C—D生产函数或基于劳动报酬份额变化对劳动报酬进行了研究,认为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产出弹性、资本价格及资本产出弹性内在地决定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且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呈现“U”型规律[1314]。

由于一方面少有学者从生产要素这一层面来思考收入差距存在及扩大的原因,另一方面,学者们对要素价格的研究还比较零散,不够全面,主要集中于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的片面研究,所以本文将改善这两方面的不足,对土地、资本、劳动力、企业家才能这四种生产要素进行全面明确的定价,并且围绕四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区域收入差距这两条主线进一步展开,探讨要素价格失衡对中国区域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

二、劳动报酬占比与收入差距变化的特点

目前,我国生产要素价格呈不均衡发展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生产要素报酬在GDP中占比的扭曲发展态势,其中劳动力这一要素的扭曲现象最为明显。

1983年,我国劳动报酬在名义GDP中的占比为56.5%,是改革开放后历史最高值,此后这一占比趋于下降。由图1可知,1997年,这一比值仅为23.38%,尔后缓慢回升并于2003年达到一个小峰值26.55%,但自2003年之后,这一比值逐年下降,并在2011年降至历史最低值,为22.5%。总之,近十五年来我国劳动力在GDP中的占比一直屈居于30%的水平之下并且与国际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与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在GDP占比的持续上升,其比重在二十年内将近上升了2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生产要素价格呈非均衡发展。

图1 1997—2011年中国劳动报酬在名义GDP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2年中國统计年鉴

与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在GDP占比的持续上升,其比重在二十年内将近上升了2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生产要素价格呈非均衡发展状态。

在要素价格呈现非均衡发展状态的同时,我国区域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将全国31个省市划分为四个区域,即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东部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河北、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中部包括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内蒙古、河南。西部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重庆、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部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由于地理区位及资源差异、改革开放政策倾向、劳动力差异等,区域发展不平衡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十五年来,我国区域收入差距逐年扩大。我国四个区域城镇居民收入人均年收入见表1。

由表1可见,中部、西部、东北部三个区域的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始终低于东部,与东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亦是逐年增大的,并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从1997-2011年,中部与东部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由1887.2元上升为9357.8元,西部与东部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由2186.9元上升为9358元,东北部与东部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由2077.7元上升至9062.8元。

用基于区域的全国基尼系数能更好地说明我国区域收入差距的变化特点。由于四个区域的划分是在2005年提出的,因而为了保证数据前后的统一性,本文将东北部地区的辽宁并入东部地区,黑龙江和吉林并入中部地区。在获取各省市基尼系数的前提下使用相应计算公式得出基于区域的全国基尼系数[ 15 ] ,又由于2011年相关统计数据尚未公布,因而此年的基尼系数暂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居民基尼系数0.477。从而可得到近15年基于区域的全国基尼系数,见表2。

数据来源:1997年-1999年数据根据田卫民的《省域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测算及其变动趋势分析》一文中各省市基尼系数和国家统计年鉴中各省市人口数量计算而来;2000-2010年数据源于彭定赟的《中国区域基尼系数的测算及其非参数模型研究》一文中相应数据;2011年数据取自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城乡基尼系数0.477 。

由表2可知,基于区域的基尼系数在近15年内处于稳中有升的趋势,在前10年这一数值一直上升并于2006年达到峰值,2006年后这一数值小幅度下跌尔后又上涨,即我国区域收入差距在前10年处于一直扩大的状态,后5年区域收入差距先是缩小然后又扩大,并于2011年再次缩小。但是由于这一数值在21世纪后就一直处于0.4的警戒线之上,并在2006年后居于0.47及以上水平,说明我国区域收入差距依然比较大。区域收入差距的存在及扩大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而有必要研究对收入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在其中的具体影响程度。

三、 模型构建与相关变量赋值

以基尼系数G衡量被解释变量区域收入差距,以衡量劳动力价格的中国人均工资性收入X1、衡量土地价格的单位土地购置费用X2、代表资本价格的股票平均价格X3以及衡量企业家才能价格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X4这四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指标体系。由于所获取的基尼系数与四种要素价格的数值之间存在数值上的巨大差距,因而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企业家才能价格使用较小的单位来衡量,可得变量的指标衡量情况,见表3。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看到,模型的修正决定系数超过了0.95,但这两个自变量的t值却较小,均小于0.5,因而考虑模型中四个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当VIF大于10而小于100时则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通过计算可得到本文回归的方差膨胀因子等于24,因而表明其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由于经济变量之间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内在联系,并且某些解释变量在时间轴上有同方向变动的趋势,因此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多重共线性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本文的回归结果,这一点也有待后续改进。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中國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自1997年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为30%以下水平,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且自2003年之后,除个别年份外劳动报酬占比呈下降趋势。

2.四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近些年来都呈上涨趋势。近十五年来,土地、劳动力及企业家才能这三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是逐年上涨的,而资本价格的涨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3.劳动力价格和资本价格与基尼系数成反比,土地价格和企业家才能价格与基尼系数成正比。具体来看,当其它变量保持不变的时候,劳动力价格每增长1%,基尼系数减少0.008988个单位;土地价格每增长1%,基尼系数增加0.006369个单位;资本价格每增长1%则G减少0.020759个单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增长1%,被解释变量G增加0.058267个单位。总之,增加劳动力价格及资本价格有利于减小基尼系数进而缩小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而土地价格及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增加则会提高基尼系数从而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

(二)对策建议

由于劳动力价格和资本价格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区域收入差距,而土地价格和管理价格的提高则会扩大区域收入差距,所以可以从生产要素层面来缓解收入差距问题。而要素价格的多少是由要素市场的供需决定的,因此以下所提对策建议主要基于政府在再分配领域中的宏观调控措施。

第一,大力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可重视劳动力并对劳动力给予人文关怀、规范劳动力市场并严格劳动执法、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三个途径来实现。与此同时,还可通过个人所得税的差别征收、社会保障水平的调整来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适度提高资本报酬。虽然我国资本价格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我国资本市场依然存在资本运作效率较低、运营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首先要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放开利率管制,让利率的多少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反映市场风险的高低。其次要提高企业资本的运营质量,只有当资本运营质量提高了,资本获取利润的能力及资本报酬率才会提高,从而资本报酬也会随之提高。

第三,调节土地价格,规范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于土地价格,一要促进土地开发的市场化,将土地一级市场的开发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的作用来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二要加快土地的开发,为土地二级市场提供足够的供给;三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政府应将其在土地市场上的职能转为管理与服务。另外,当前我国一些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高得离谱,所获薪酬与对公司的贡献不相匹配等情况依然存在,监管部门应出台相应措施,辅助上市公司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评价制度,让高管薪酬真实反映其对公司的贡献。

第四,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可以将生产要素置于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和定价作用,使市场供需决定一个合理的要素价格,从而间接地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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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作者:兰肇华 许弯弯

我国区域收入差距分析论文 篇3:

国际贸易对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发展非常快,为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不同区域间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不平衡,东部远超中西部地区。而从这三大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来看,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最小,但处于不断扩大的态势中;中部地区收入比次之,也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收入比最大,但一直保持稳定。为了更好地发挥出国际贸易对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从各方面进行积极引导,同时要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只有把握好这两大核心,才能使国际贸易真正发挥出提高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同时缩小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

关键词:国际贸易;区域城乡收入;实证分析

引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际贸易发展迅速,大大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整体的收入水平。不过,虽然国际贸易对我国人均收入的提升作用明显,但具体到不同区域以及城乡之间,所起的影响又出现明显的差异性[1]。因此,有必要就当前国际贸易对我国各区域以及区域之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更好地发挥国际贸易对不同区域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缩小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一、当前国际贸易对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现状

(一)国际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一直呈现稳定发展的局面,虽然偶尔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导致个别年份出现小幅下降,但总体上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这一点我们从具体的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还只有206.4亿美元,而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则上升到了36420.68亿美元,和1978年相比,已经翻了177倍,而且总体上都保持着贸易顺差的局面。

国际贸易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然而,在国民收入整体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比在改革开放时还只有2.57,而到2010年则攀升到了3.23,而且从2001年开始,国内的城乡收入差距一直超过国际警戒线(3:1),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和扭转,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和发展[2]。

(二)国际贸易对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由于区位因素的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表1),各自区域内的城乡收入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从下表中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在2010年进出口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7个省市(直辖市)均位于东部地区。而排名靠后的几乎都是中西部省、市和自治区,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这种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

从这三大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分析,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明显超过了中西部地区,而城乡收入比却低于中西部地区。以2010年的数据进行横向比较,在当年东部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为8925.87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

22789.90元,城乡收入比为2.55;中部地区相应的数据分别是

5654.51元、15592.41元和2.76;西部地区为4392.42元、

15389.20元和3.50,城乡收入比已超国际警戒线。如果从纵向来看,自2000年到2010年的这11年里,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比整体上保持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2.26稳步提升到2010年的2.55;而中部地区虽出现一些波动,但也保持着上升的态势,由2000年的2.49上升到2010年的2.76;西部地区在这11年中却一直保持平稳的状态,在3.50左右徘徊。

二、国际贸易对我国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前公认的决定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城乡二元经济、教育水平、GDP的增长和区位因素。在这里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来分析国际贸易对我国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将前面所列的四个影响因素引入回归模型,接着将贸易依存度和外商依存度这两个因子也纳入进去,然后开始进行显著性检验。由于东、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而且城乡经济和制度环境各不相同。为保证实证分析的科学性,本文利用全国3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建立以下模型:

DISPARITYi=f{OPEN,i Xi}+ui

模型里的DISPARITY指的是被解释变量,它通过引入各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距。

四个主要控制变量分别是DUAL、EDU、GDP和DUM

MY,其中DUAL指的是二元对比系数,它主要用于表示二元经济里,农业与非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从中可以看出经济的二元化程度。EDU指的是教育发展水平。EDU通常情况下都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来表示。DUMMY是虚拟变量,由于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之间经济发展程度和城乡居民收入比差距比较显著,为将它们加以区别,沿海省份设定为DUMMY=1,而内陆省份设定为DUMMY=0。当模型的检验结果出现DUMMY系数为负的情况时,那么就表明沿海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比内陆省份小,反之就说明比内陆省份还大。为了减小异方差性,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引入上述变量(除虚拟变量DUMMY)的自然对数形式,用L表示除LOG,即LDIS

PARITY、LDUA、LEDU、LGDP。

在对这四个主要控制变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接着引入因子贸易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贸易依存度在这里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外资依存度则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GDP的比值表示。假如它们之间的系数为正,那么就表明,国际贸易的增加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系数为负,那么就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会起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在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没有引入贸易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的时候,LDUAL、LEDU、LGDP和LUMMY的系数分别为-0.095,0. 276,0. 382,-0. 090,且这些系数都比较显著,在使用F值检验后则显示,模型在0. 1水平上显著。

在加入贸易依存度及外资依存度后,四个控制变量的系数变为-0. 122,0. 245,0. 250, 0. 093,而变量LFDI和LTRADE的系数则分别为-0. 004和-0. 118。经过F值检验后发现,这一模型在0. 001水平上非常显著。结果明白地显示出引入贸易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后模型的拟合程度和未引入前相比更好。贸易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的系数均是负数,这表明国际贸易具有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突出作用。

三、缩小我国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

(一) 政府从各方面进行积极引导。由上面的可以知道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助于缓和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当从政策层面上入手,通过贸易政策的制定来促各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例如,对当前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有重要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政府要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加以扶持,在资金、人力和技术等方面进行倾斜,吸引和鼓励外资流投入这些产业;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政府要保持必要的投入,通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研发高新农业科技,推广农业技术等多种形式来不断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扩大农产品出口;对发展缓慢的中、西部地区,要出台政策鼓励它们持续加大开放的力度,为保证该区域企业发展的活力,可适当下放部分外经贸经营权;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以活跃地区的市场经济;协调不同地区间的关系,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势力,以减少它们的贸易壁垒;在利用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引资政策,制定时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必要的倾斜,加大引资力度,促进当地贸易的发展等。

(二)建立统一、完善的要素市场。从我国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安排不合理,以往在制度安排上过于向城市地区倾斜,使得城乡之间在人口流动、受教育、就业和工资待遇等各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差距,最终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建立起统一、完善的要素市场。具体来说,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目前,中央和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这样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减少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的各种障碍。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科学、合理转移能够起到平衡城乡工资收入水平的作用,最终起到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另外,还要不断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并相应提高保障水平,以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使他们在从农业生产向城市各行业转移时,能够分享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

结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以及对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还将继续稳步增强。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分化的局面,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国际贸易作为缓和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杠杆,国家应该加大对它的研究和利用,使它更好地发挥出提高国民整体的收入水平同时缩小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纪明,赵菊花.出口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人差距的影响——基于发展演化视角的经验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0,(3):21-24.

[2] 林江,黄亮雄,孙辉. 贸易开放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 型关系吗——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非参数估计[J].学术研究,2011,(5):67-68.

作者:杨怡婷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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