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刑罚思想考察

先秦儒家刑罚思想考察（精选6篇）

篇1：先秦儒家刑罚思想考察

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摘要：先秦儒家思想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国家治理理念崇尚“德治，仁政，礼制，重教化”，对先秦时期影响巨大，不仅如此对当今中国社会和国家政治影响深远。为我们所熟知的内圣外王思想，礼乐制度，教化哲学，无一不体现其思想内含，当然孔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强调修身为先时，最后还是寄希望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十分重视国家政治明治，仁政，礼制，德治，教化是我在本文中着重研究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儒家，思想，仁政，礼制，德治，教化

一、关于儒家内圣外王——治道思想研究

儒家社会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德化的治道”，是德治型的人治。王道是儒家治道的理想，孔子将周公王道的宗旨归结为两条

1、“以德配天，保民而王”，这是统治者和管理者自律的原则。周公总结历史得出结论：夏殷兴亡的根本在于统治者的“德”，夏禹殷汤有德而治兴，夏桀商纣无德而乱亡，他认为天子是天命所归，天命以民心为转移，所以德首先在于“保民”，即爱民利民恤民，为百姓兴利除害；其次是用贤，即将治权于政权分离，治权委托贤能之人，打破亲亲、尊尊的用人局限。

2、“明德慎刑”这是管理被管理者的原则。明德即明道德，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素质，主要措施有道德示范、礼乐教化和尚贤任能，慎刑即刑罚的实施以宽仁为主。

孔孟都把人的能动性局限于道德方面，孔子讲“为仁由己”、“富贵在天”。孟子认为善德是“求在我者”，富贵寿夭等是“求在天者”这种偏重道德因素的倾向构成儒家人治的基本特色道德心里素质是制约主体能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精神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是孔孟忽视了智能因素和客观规律，使得他们的人治模式无法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

荀子对孔孟治道进行修正和完善，第一在坚持德主刑辅原则的前提下，强调了礼法的相关性。荀子的治道以“礼治”为宗旨，但他所讲的礼与孔子不同，他所讲的礼虽在礼仪规范上脱胎于周礼，但实际上维护的与西周不同的社会秩序，另外荀子认为礼与法不仅不相互对立，反而相互依存，“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非礼，是无法也”然而荀子的立场仍以人为中心，坚持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先教后刑。第二突出构成主体能动性的智能因素，他认为认识事务的不同属性和规律，从而“知天命而用之”，而且他将智视为道德心里素质形成的基础。第三、荀子吸取了法家崇信的管理原则，信是制度规范客观性确定性的表现。

对霸道的修正和完善是《管子》的贡献，《管子》的治道原则是先富后教，教而后法。其中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财政方面实行无税政策。此外，法是不可缺少的管理依据，立法权虽属于君主，但是必须遵循两项客观依据一是道和原则，而是民意。

二、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认识 儒家致力于“大一统”社会建设，先秦时候的”大一统”思想本质上同于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做，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思想。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君主应该实施仁政德治，以德感化人，以仁政思想为治国之本，这样才能很好的满足百姓的需求，进而让他们可以安居乐业。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从家内、国内推向天下，从私有制的小康运行的公有制的大同社会，这是孔子“天下归人”的理想。“大一统”的建设必须从人心识仁并志于仁开始，这依赖于素质的提高，不是外在的法的强制规范和赏罚所能做到，只有伦理人格的感召，道德品行的示范和礼乐教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价值观和荣辱观，使社会规范内化为自由意志，在道德自律的作用下，自觉自愿、自在自为地“居仁由义”，为此，儒家崇尚人治的领导方式，反对法治的强制手段，因为法的强权在儒家看来治标不治本，只有一时一地的绩效，人的道德自律示范与教化等领导方式才能标本兼治，收到长期稳定可靠的效果。儒家强调人治，德治，从而施仁政，最终达到教化众人，自觉遵守，自愿行为。实现“大一统”的美好政治理想，儒家追求纯仁纯义、大公无私的圣贤人格，所推行的也是纯正不偏、通体透明的王天下之道，儒家认为王道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道，尤其孔子尊王贱霸，王道治安长久，霸道威势短促，一方面是孔子推崇王道圣贤，另一方面表露出对王推德治，仁政。

三、仁与礼思想的认识

仁与礼，可以说是先秦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两个基本范畴，《礼记》在强调礼治、乐教的关系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我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仁和义都要讲差别，不是爱无等差，义无原则，礼即由此产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将“仁”立于自然亲情的关系上，由亲及疏，由远及近。容易被接受，人们从“爱亲”推及“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德很容易普及天下。《礼记》认为，内有爱人之心，外表必然合乎礼仪，礼的形式必须与仁的内容相结合，但内心的爱是根本，如果没有内在的哀戚之情，外表礼仪会丧失意义。《礼器》说“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这句话实际上也是讲人与礼相辅相成的关系。

早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就极力倡导仁，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号召士人仁以为己任。孟子构筑仁政思想体系，希望统治者全面推行仁政，“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体群臣则士之抱礼重，自庶民则百姓劝”这样亲情融融的社会方可形成。

另外，儒家的礼与诗歌和音乐有密切关系。儒家教育中典范的共同沟通“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告诫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熟练地引用《诗经》被视为是精通礼的一种表现。从战国时期开始，引用诗歌或者其他典籍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中国人宴会礼仪的一个特色。恰当的引用所涉及的表达与呈现形式的意义经前人之用法塑造，代代相传而成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然而不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些形式在新语境下适当地使用就包含新的含义，这些意义在保留以前的内容的基础上又丰富了现有的内容。同样的道理，一个音乐作品只会因为被不同的音乐家演奏而更加丰富，而不会有所损失。

四、儒家思想的新诠释——教化哲学，一种新的认识 儒学有自己的义理之学和哲学系统，称其为“哲学”，毫无疑问。余英时教授指出，在中国文化中，精英层面的大传统与民间生活小传统之间拥有密切的交流互动，这使儒学大行其“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儒学与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联性，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价值基础和教化之本。文化或教化的理念，与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直接相关，而这种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形式中，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混淆，儒学的文化和教化理念被用来直接干预现实的政治和权利运作过程。孔子所讲的仁根源与孝悌亲情，与其依据周代的礼乐文明以建立其思想的系统，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礼乐，直接关乎社会生活中人的行为和实践所以从文化继承和理论创造的角度来看，对礼乐文明的反思，更具有文化和教化意义上的重要性，言礼，着重在行为、实践的仪文形式方面；而“仁”，所体现的正是这仪文形式的精神内涵。

儒家在先秦，本为“百家”之一，当时的儒家，一方面具有一种积极入仕的精神，但同时也保持着一种对现实政治的独立意识。内圣外王，德位一体，在儒家，本身是一种理想，一种超越性的价值理念；它与现实政治运作之间存在一种间距和张力的关系，中国现代以来儒学与现实政治制度和权力运作的解构，为儒学的教化理念真正恢复其理想性和超越性价值，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儒学教化作用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小结：先秦儒家思想中无论是治道，还是德治都突出表现其希望统治者实施仁政，爱民，亲民，从而实现理想“大同”，其关于仁爱的思想也并非空虚的泛爱，上层统治者仁政爱民，士人修身养性以治国，人爱人之所爱，并且相互爱护，亲亲融融，和和睦睦。不仅如此先秦儒学推崇礼，仁与礼，教化社会，从而社会重礼，达到礼与义的融合，共建和谐社会。当然，先秦儒学对当今社会影响深远，重礼仪，施仁政，建设和谐社会。参考文献：《内圣外王，儒家的社会哲学》

《礼乐源薮》

《教化的哲学》

《道德哲学与儒家传统》

《《论语》的管理智慧》

《儒家宪政与中国未来》

篇2：先秦儒家刑罚思想考察

先秦儒家消费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第一个大“黄金时代”.中国以后的政治、经济、伦理、消费等思想理论无不发轫于此,而儒家的消费思想又独树一帜,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共同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消费思想体系,并在中国经济思想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

作 者：高力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刊 名：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英文刊名：CHINA BUSINESS年，卷(期)：“”(6)分类号：B2关键词：先秦儒家 孔子 孟子 荀子 消费思想

篇3：先秦儒家死亡思想探析

一、“死生有命”

先秦儒家认为死亡是自然现象, 谁也无法逃脱。孔子提出了“死生有命”的思想[1]488。《论语·颜渊》中提到:“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孔子的意思是说人的生死都要听从命运的安排, 而富贵荣华则要依从上天的安排。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释说:“命禀于有生之初, 非今所能移。天莫之为而为, 非我所能必, 但当顺受而已。”意思是说明人的生命存在与世俗人在现实人生中所追求的幸福, 是在人的自由之外的。伯牛是个有德行之人, 然而却患上了不治之症, 在孔子看来, 这也是命, 是无法更改的:“亡之,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论语·雍也》)

先秦儒家不仅认为生与死密切相关, 还把生与死视为完整的生命。于是, 死亡和出生一样, 既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那么生与死就成为了人生命中两个必经之点[2]18。荀子曾指出:“生, 人之始也;死, 人之终也;终始俱善, 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惧终。终始如一, 是君子之道, 礼义之文也。” (《荀子·礼论》) 可以看出, 荀子不仅将生死视为人生的“始”与“终”, 更提出了善始善终的思想。以儒家的视角来看, 人既要有生的价值, 又应有死的价值, 并且要尽可能“终始俱善”、“终始如一”, 体现生命的完整意义。

虽然先秦儒家认为死亡是必然的, 但却反对无谓的死亡。“子曰:‘暴虎冯河, 死而无悔者, 吾不与也。’” (《论语·述而》) 孔子认为, 那种空手搏虎, 赤足过河, 即使死了都不会悔悟的人, 他是不会与其共事的。因为这样的死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孟子也认为在可死可不死的情况下, 就没必要选择死亡:“可以死, 可以无死;死伤勇。” (《孟子·离娄下》) [3]579上述言论就突出反映了儒家在不必要的死亡上所持的坚定的反对态度。

二、“人之所恶, 死甚矣”

先秦儒家认为死亡是悲哀的事情。《论语·子张》中提到:“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必也亲丧乎!’”这里借曾子之口, 表达了孔子的观点, 认为死亡会引发人们极大的悲哀之情。作为孔子的得意门生, 颜渊的死令孔子悲恸欲绝:“子哭之恸”, “噫!天丧予!天丧予” (《论语·先进》) , 认为老天爷想要他的命。又如“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 人之大恶存焉” (《孔子家语·礼运》) 。在孔子看来, 食欲和性欲, 是人最基本的欲望;而死亡和贫苦, 则是人最厌恶的事情。孟子也认为人们害怕并讨厌死亡:“今恶死亡而乐不仁, 是犹恶醉而强酒。” (《孟子·离娄上》) 指出现在的人既害怕死亡却又乐于做不仁义的事, 这就好像既害怕醉酒却又偏偏要喝酒一样。“哭死而哀, 非为生者也。” (《孟子·尽心下》) 为死者哭得悲哀, 不是做给生者看的。可见, 孟子也认为死亡可悲。《荀子·正名》指出:“人之所欲, 生甚矣;人之所恶, 死甚矣。”荀子认为, 生对于人来讲, 乃是最大的追求;而死对于人们来讲, 则是极其厌恶的事。

然而, 看似矛盾的是, 先秦儒家又表现出了一种“以死为息”的观念, 认为死亡是一件乐事。《荀子》中的子贡与孔子的问答充分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 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 执事有恪。’事君难, 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 永锡尔类。’事亲难, 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妻子难, 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 摄以威仪。’朋友难, 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 宵尔索绹, 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谷。’耕难, 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 皋如也, 颠如也, 鬲如也, 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小人休焉。” (《荀子·大略》)

孔子指出, 人们生前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 都要勤奋努力, 不能懈怠。因此, 只有那高耸的坟墓, 才是人们真正的安息之所。在儒家看来, 人活一世, 劳累一生, 在生活中孜孜不倦地修身养性, 终其一生也无法放纵、休息, 而死亡则是他们最好的安息之处[4]。

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在死亡价值问题上, 先秦儒家认为人是天地之杰, 万物之灵[5]87, 秉承了天地正气, 因此, 儒家对于道德的追求超越了对生死的欲求。所以, 尽管十分厌恶死亡, 但当他们面临生死与仁义的抉择之时, 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慷慨赴死。

众所周知,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孔子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 可以舍生忘死。“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孔子提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坚韧不拔地追求仁道, 为了实现仁道, 可以牺牲生命。“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在生死攸关之际, 当生命与仁道发生矛盾时, 不能够苟且偷生, 而是必须牺牲生命以成就仁德[6]4。《孟子·告子上》指出:“生, 亦我所欲也。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认为为了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 仁人志士在必要时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孟子·尽心上》还提出“天下有道, 以道殉身;天下无道, 以身殉道”, 说明人们为了坚持道义, 应该视死如归, 勇往直前[7]33。荀子提出:“人之所欲, 生甚矣;人之所恶, 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 非不欲生而欲死也, 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 (《荀子·正名》) 他认为弃生从死者, 并非不愿意生存而愿意选择死亡, 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生存已没有意义, 与其苟且偷生, 不如慷慨赴死。

那么在生死关头, 是否只有选择死亡才能称为成仁呢?先秦儒家并不这样认为。《论语》中记载了子路、子贡与孔子关于管仲是否应该自杀, 不自杀是否算是“仁”的讨论。“管仲九合诸侯, 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 “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 吾其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 。在孔子看来, 管仲在生死关头虽然没有赴死, 但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使百姓受到了极大的恩惠, 乃是最大的“仁”[8]8。这也显现了孔子的灵活性, 即根本出发点是成仁, 生和死都只是方式而已。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孟子身上:“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 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 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 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 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权也。’” (《孟子·离娄上》) 孟子认为, 固然礼很重要, 但也要具体区分, 加以权衡。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礼”, 而白白送命。

先秦儒家在生死与仁义之间态度鲜明, 他们视仁义为人生根本准则, 在两者必选其一的情形下只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明确肯定了死亡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会超过生命, 并强调人生时应该为仁道而努力奋斗, 面对死亡的威胁时, 也应该为实现仁道而从容就死。

四、“慎终追远”

虽然重生, 但先秦儒家对于死亡也很关注, 尤其重视丧葬祭祀。先秦儒家对丧葬、祭祀等死亡仪式非常看重。《论语·尧曰》中提到“所重:民、食、丧、祭”。孔子将丧葬祭祀之事与吃饭相提并论, 可以看出他的重视程度。孔子主张重视祭祀, 并对此身体力行:“吾不与祭, 如不祭。” (《论语·八佾》) 孟子认为与养活父母相比, 给他们送终才算大事。“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 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孟子·离娄下》) 《荀子·礼论》指出:“故丧礼者, 无它焉, 明死生之义, 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他认为葬礼的作用是向生者表明人生和死亡的意义, 以悲痛和尊敬来送别死者, 以隆重地表示人的一生的完成。

他们认为丧葬和祭祀不能随便进行, 要依礼而行。孔子提出, 对待父母, 无论生前死后, 都要依礼侍奉、埋葬和祭祀。“子曰:‘生, 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 而孟子也强调祭祀要依礼而行, “牲杀、器皿、衣服不备, 不敢以祭, 则不敢以宴, 亦不足吊乎” (《孟子·滕文公下》) [3]422。

《论语·学而》中的一句话点明了先秦儒家重视死亡仪式的原因:“慎终, 追远, 民德归厚矣。”谨慎地对待死亡, 虔诚地追祭祖先, 人民的道德就会变得忠厚老实[1]23-24。

先秦儒家重生, 但不回避死亡, 并且可以正视死亡, 做到达观生死。他们既珍视生命的价值, 又承认死亡的意义;将生与死有机地统一起来。正确揭示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使有限的生命具有了无限的生存价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已广为流传, 影响深远。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时期, 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死亡思想, 不仅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重新创建具有重要意义, 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完善也将有积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 1990.

[2]毕治国.“未知死, 焉知生”——中国古代死亡观探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3 (4) .

[3]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4]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88.

[5]陈志霞.儒家生死智慧论[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3) .

[6]刘宗贤.孔子仁爱思想与生死观[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0 (1) .

[7]李姝睿.儒家文化中生存价值的伦理解读[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9 (3) .

篇4：先秦儒家的体育思想

在夏、商、周三代的学校教育中，将体育作为教学内容最迟在商代，学校分别称其为“校”、“序”、“庠”，孟子认为，“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其中的“序”是商代的学校称呼，其教学内容以习射为主，这与殷人尚武之风是一致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承继了夏商以来的学校教育的理念，关于体育的思想当然也是源于此处。这也成为后来孔子教授“六艺”的主要内容。

“六艺”，即：礼、乐、书、数、射、御。 “御”，也就是驾车。射、御是孔子“六艺”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他全面发展教育的体育内容。《论语·述而》中讲到，“予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当中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体力活动及行为规范等。当然，孔子教学生射、御，原则上不是主张武力战争，不是让学生学会打仗的本领。射和御有信礼的成分和内容，但就其活动的本质来说，它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目的是提高练习者的身体机能，具有了现代体育的雏形。

在孔子看来，培养人才要注意仁、知、勇三个方面。“仁”是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属于德育的范畴；“知”是文化方面的要求，属于智育的范畴；至于“勇”则基本上属于体育的范畴。“勇”主要是指勇敢的意思，但也包括了勇敢的行为和技能。在《论语》中有九处讲到“勇”。“勇者不惧”、“仁者必有勇”，这里的“勇”主要是指“见义勇为”的勇敢精神。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健壮的身体，掌握当时所盛行的射、御等体育技能。从孔子的得意门生七十二人来看，子张、公良孺等都是精通武艺的勇士。儒家教育这种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实际上是将社会的改良与国家的稳定依托于人素质的提高，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在理论上提倡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全面教育外，孔子在实践上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来影响社会。据载：“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类，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在射箭方面相当有名，据说“孔子射于瞿相之圃，观者如堵墙”。当孔子听老百姓说自己是“博学而无所成名”时，便开始学习“御”。此外，孔子还擅长驾车，并且喜好郊游、登山、钓鱼等体育活动。总之通过自身的实践，孔子培养了大批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孔子及其弟子的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先秦儒家的体育思想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他树立了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新形象，这种儒者风范与后来儒家“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截然不同的。

众所周知，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问题的关键是，军事竞技运动怎样才能不为战争而为和平、为“仁”服务呢？孔子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引“礼”入“艺”。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抑或是荀子都认为，礼是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体育活动也不例外，无论是射御，都必须中礼。其中射礼分为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等。御礼中对车的制造、大小、马匹数量几驾车者皆有规定。各等级之间不能互相逾礼，如果礼乱了，“艺”将有害于“仁”，有害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礼”在“艺”与“仁”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先秦儒家将礼引入体育运动中，其积极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了体育在全民中发挥全面教育的作用。由于礼居于竞技比赛的主导地位，就改变了人们对竞技目的的认识。因为把竞技当作习礼的过程，从而竞技运动不再具有残酷的色彩，吸引着人们自觉投入体育运动中来。通过礼的引导，使一种少数人从事的竞技运动变成了多数人喜爱的体育运动。竞技运动的社会化标志着真正成熟的体育教育的诞生。二是使体育活动的开展比较健康。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儒家思想要求凡事都要以“礼”来衡量。因此，体育活动也基本上是在礼所容许的范围内发展。一般传统体育运动中没有淫秽、怪异和粗野的动作，没有危险、野蛮的活动。三是使运动的参与者懂得遵守规则，合理竞争，点到为止，“礼”在“艺”先。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只要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行了。此外，要加强友谊，比赛双方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节、礼貌。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是可贵的体育道德观。当然，儒家的引“礼”入“艺”，也有其消极影响，本文不再赘述。

（作者单位 西安石油大学体育系）

篇5：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儒家开创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构建的孝道观，则是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儒家人文理论的基石。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是中国人个人道德的根源。它不但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众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一、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 、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在《论语 ·学而》中，“孝”被作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认为“孝”不仅体现在父母生前，最难的是保持到最终。“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孟子对孝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和发挥，认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懒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亦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 ，五不孝也”(《孟子 ·离娄下》)。战国后期的墨家认为：以爱亲利亲为己任，就是孝，孝不必图回报。此外，《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专篇论“孝”，战国时还产生了《孝经》，这些文献表明孝道的框架在先秦已经完成。《孝经》把孝与治理国家的政治手段相结合，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孝的道德观念也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有影响、最富特色的规范之一。

二、对先秦儒家“孝道”的辩证分析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有其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它已经成为指导我国人民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先秦儒家孝道有其合理性因素也有其不合理性因素，对此我们应作辩证分析。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赡养父母。赡养父母的规定表明在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状况下，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是人类种族繁衍的需要，也是人生 自然规律发展的要求。当子女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时，父母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当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则应尽赡养扶助的义务。传统孝道中赡养双亲的这一规定符合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人生从小到老的自然规律性，是积极合理的内容，应该继承弘扬。

2.爱亲、敬亲。每个人生下来都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在这种养育的亲密关系中，必会自然地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尊敬之情 ，但这种感情害怕时间一长，由于受到多种干扰而被丢弃，因而儒家提倡孝这一文化道德规范，以维护人类的这种美好感情。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很难想像一个人连给予 自己的生命的父母或者养育自己的人都不爱不敬，他怎么能生发对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的爱呢?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结构和良好品质呢?因此，爱敬父母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永恒价值。

3.尊老敬老。儒家把孝不仅仅限于父子关系，而且要求尊重家族中的一切老者尊者。根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他们由尊养家庭老者再扩大到尊养社会上所有长者和老人，要求人们不但孝敬 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尊老的确是中华 民族的独特传统，它已经以言语、警句的形式，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之中，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孝道又有其不合理因素，先秦儒家把“孝”作为仁之本，把“孝”看成“诸德之首”，使“孝”这一伦理范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强化，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其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

1.“无违”之孝道。使家庭伦理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父子之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产生了权威人格倾向传统孝道讲究“父慈子孝”，但一向讲“子孝”的场合多，讲“父慈”地方少。“子孝”要求儿子对父母尽义务，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无条件地绝对顺从父母，父亲死后还要尽三年之丧，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这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社会家长制的意识，父子之间人格上具有明显的隶属关系。这“无违”之孝道，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服从的基础上，这样的孝道，对维护家庭制度是有功的，却不容易培养出独立的人格。

篇6：简论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论文摘要：先秦是指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这个时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诸子百家活跃的时代。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学说。文章旨在通过对先秦儒家产生的背景及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梳理，还原儒家思想的特点，进而阐发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先秦;先秦儒家;儒家思想;哲学思想

从先秦百家争鸣中一支普通的流派，到秦焚书坑儒法家称雄时的短暂消沉，再到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接着北宋程朱理学备受争议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今天掀起的新儒热。反观这个演进历程，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千百年来哺育和教化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精神和信仰的文化支撑。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儒家产生背景是什么?其思想体系应该怎么概说?其发展走向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笔者对此做了一些初步研究。

一、儒家产生的背景

“诸子百家”，即儒家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活跃。“诸子”是指活跃于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百家”是指不同的学派。当时对诸子百家的论述较集中地文献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五蠹篇》。“诸子百家”都指谁?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名、墨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和东汉班固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纵横、小说、名、墨、农、杂十家。但是，他们都丢掉了相当重要的一家——兵家。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急剧动荡，社会结构中的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一)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从生产力开始的。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大量出现，这使劳动者只能用大规模的群体合作来弥补生产工具之低劣的时代骤然结束，劳动者个人用铁制作的生产工具有能力个人开垦土地。孟子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虽然是对他理想中村社生活的设想，但这种劳动成果的分成方式——劳役地租在当时无疑是存在的。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变。但生产关系的转化不平衡，由此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变更不平衡，主动变更、变更早、变更较彻底的贵族很快就富裕起来了。这些贵族，开始不满足于眼前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开始在政治上有大的举动。于是卿大夫凌驾于诸侯之上，“陪臣执国命”的事层出不穷。整个局面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而政治上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思想。

(三)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

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首先，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大体上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现在又出现了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其次，既出现了大量的破落贵族，又出现了大量的新贵。再次，职业的构成呈现多样化。原来只有农牧业和一些手工业，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多样化，职业种类多了。除农夫之外，还出现了职业工商者、职业官僚、职业军人、职业政客、职业谋士、职业教师、职业艺术工作者。

(四)文化的地域特色凸显出来，并汇聚到中原相互交流

当时的区域特色有：齐鲁文化、燕齐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郑卫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宋文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以上经济、政治、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发展，必然在思想领域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儒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其哲学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起起落落，却又一直占据中华民族思想不倒的道路。

二、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及哲学思想

说起“儒家”，首先想到的是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当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以六艺教人，“仁”“礼”并举，从而吸引众多学生，通常我们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随着孔子思想的流传，孔子逐渐被看做是“儒”的象征，而他与那些追随他的理想，致力于整理、解释和教授古代经典，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保存和研习古代礼乐的群体，被称为儒家。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变化，但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为他的弟子们所继承。并出现了孟子和荀子这样能够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后学。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就是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在儒家发展史上应是首创者。后世许多思想都是从孔子那里开始。其哲学思想概括如下：

第一，“礼”的理论思想。第一点是“正名”的理论，所谓“正名”，也就是根据周礼确定人的身份和地位。孔子说礼的功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第二点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理论。《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节貌者，礼乐之事也。”第三点是关于“中庸”的理论。中庸之道贯穿孔子思想始终。他提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第二，重视“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个比“礼”更为重要的概念。此外，“仁”是在他对“礼”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据统计《论语》讲“仁”104次。孔子还讲“义”“忠”“恕”，“义”源于“仁”的内在，“忠”“恕”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说：“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义。行仁义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此“仁”包含“义”“忠”“恕”。

第三，政治思想。除了“仁”和“礼”之外，孔子讲得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政”。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方略，会逐渐培养起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会使百姓真诚地热爱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统治。

第四，“学”的思想。孔子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成就自己。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自己就以“闻道”为期许。他说：“朝为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可以说是他的终极关怀，在他看来，人就是为了“闻道”而活着的，不懂得道理，人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闻什么“道”呢?闻为人之道，为政之道。懂得了如何成为“仁人”、如何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不虚度此生，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孟子学说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意思不是说人从出生就是圣人。相反他承认，还存有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适当控制，就不会通向恶。孟子认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诸种道德都是自己的本性中固有的，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所以说人性是善的。

第二，修养说。孟子非常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修养论。他认为，道德修养首先是“存心”。孟子所谓“心”是指“四端”，也叫做“良心”、“本心”。“四端”犹如种子，很幼小，很微弱，需要精心养护才能萌发为道德，稍不小心便会丧失。因此他告诫人们要时刻注意良心的走失，做到“存心”。

第三，仁政说。孟子倡导仁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哲学思想吸收了战国时代更多地区的更多学派的思想和知识。所以学术内容和学术背景都显得更加丰富和宽广。其学说归纳为：

第一，性恶说。这是荀子最著名的学说。与孟子的性善学说正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化的哲学，他认为，人性必须加以教化，凡是没有经过教化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在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第二，礼乐说。“礼”是荀学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于人的化性起伪，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有序，“礼”都是至关重要的。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组织好社会，避免纷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能群”的优势，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国家得以繁荣和强盛。他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因此，人必须要结合成群体，组织成社会，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官天地、财万物。

第三，王制说。荀子不是讲“德治”，也不是讲“仁政”，而是讲“王制”。所谓“王制”，本来是指圣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权设置，但荀子在讲这个问题时却把它扩大为包括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治国方略，集中代表了他得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平政爱民;二是隆礼敬士;三是尚贤使能。

以上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哲学思想的归纳梳理。

三、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特点

通过对儒家先哲思想的梳理，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都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例如关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问题，而对于宇宙的本质和起源，上帝鬼神之有无，人的吉凶祸福等则很少考虑。即使谈到，也是当做现实问题来谈的。又如关于性和命这类性质的问题，孔子很少谈到，孟子和荀子虽然争论性善性恶，但仍不是把它抽象化，看做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做解决现实政治或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二，中庸主义。孔子特别提倡“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第三，民本主义。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渊源于周初，发展于春秋时期，至孔子时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仁的学说。古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为了巩固、维护它的统治，必须顾及到被统治者的利益，不能违反民意而一意孤行，否则民人会起来造反，推翻它的政权，因而在施政上有保民的思想和措施。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就是这个意思。

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儒家、道家和佛教这三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做了形象的说明：“佛学像百货店，……人们可去可不去;道家则像药店，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可以看出，作为“粮食店”的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是非常重要性，过去的人和当今的人都需要“粮食”。实际上，儒学很多思想还留在人们心中，例如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都不会过时的。义者也是如此，是适宜的意思，合理的意思。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得地方，都是需要的。智，原先是指知道仁义礼，如今则把它解释为智慧、智力。信，则是指讲信用，也可以称之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最起码的道德。可见，儒家“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

儒家讲仁政，以民为本，将仁爱精神贯彻在行政中，主要体现在公正上。公正原则也体现在义上，坚持大义，坚持合理性，是儒家构建并维护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也是儒家对和谐社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