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教育论文

2022-04-23

【摘要】作为儒家思想体系中核心内容的先秦儒家义利观，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对中华民族的价值判断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虽然当前我国社会实际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仍然具有时代意义，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民大众的价值判断。总结和提炼先秦儒家义利观中的精华，对培养大学生健康的义利观和提高当代义利观教育效果有着重要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教育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教育论文篇1：

“礼治”思想及其启示——从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出发

[摘要]先秦儒家以周“礼”思想为源泉提出了“礼治”思想。“礼治”思想主要概括为“亲亲”“尊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孝忠”思想和“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等，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关键词]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礼治”；启示

《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起源于部落中的祭祀活动。人类伊始，对大自然的威力和自身的无助使得人们祈祷天地鬼神的保护，确保自身、家人乃至整个部落的四季平安，祭祀成为先民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而祭祀须有仪式程序，于是就有了礼。在向国家过渡的漫长进程中它规范着本部落成员言行，确立早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成为一种习惯，它对每一个成员都有约束力，其执行靠每一个成员的信仰，部落首领的威望，而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执行。祭祀的内容除了敬神外，还具有敬祖的内容。《史记·礼志》沿用荀子之说，总结道：“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敬祖的目的在于维系血缘的亲情，团结氏族成员。这表明了“礼”不仅仅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而且它是人与鬼（祖先）沟通的媒介，所以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礼”与亲属制度关系密切。正如考究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历史学者所言，“礼制起源于原始宗教，在原始宗教中祖先崇拜对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祖先崇拜并不只存在于中国上古时代，在世界上许多民族中均存在过祖先崇拜，但只有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大，也最为发达，这种发达的祖先崇拜才使中国先民对血缘关系异常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繁复的亲属制度”。[1]由此可见，“礼”正是因为源于敬神和敬祖的祭祀活动，并且不断扩大它的调整范围，逐步发展成一套规范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礼仪制度，可以说“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2]《尚书·皋陶谟》中有“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即上天安排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常次序，并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这五种人应该遵守的礼节。当时的人们对“天”和自然界有了原始概念和初步认识，并认为如果倒行逆施，轻视并违背自然规律，怠慢并放弃社会历法，上天将抛弃苍生，使之没有饭吃，不得安宁。殷人的世界观是绝对相信天命，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天命不可违，否则必受惩罚。

从周代开始，周人不像殷人那样迷信天命，“礼”真正具有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涵义。周公教导康叔不可迷信天命，而要注意民情；武王“伐纣灭殷”的事实促使周人的思想认识发生质变，由敬天转为保民。他们认识到天命不可信，不可安于天命；认识到人民力量之伟大，人为因素是人民产生怨恨情绪的根源，应该重民轻天。为了使社会秩序井然，管理好民众，于是出现宗法等级观念。“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3]即上级贵族是下级贵族的君，而下级贵族则是上级的臣，上下级贵族之间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事实上，这种划分等级的人身隶属关系或君臣关系叫“名分”，故有“礼达而分定”，“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4]于是，人们对“礼”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并开始为儒家法律思想所吸收和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重民轻神思想兴起，奴隶制、王权、神权以及天命思想都受到严重冲击，“礼”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礼”的涵义较此前得到了极大丰富，开始转变成为维护分封制、宗法制和世袭制的工具，起到调整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婚姻家庭等各种关系的作用，也是西周典章制度的总汇。

一、先秦儒家的“礼治”思想

先秦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最大学派，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提倡“礼治”。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仍然主张“礼让为国”，提出并建构了以“仁”为本源、以“经国”为目标、以“复礼”为愿景的“礼治”思想体系，作为儒家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

儒家“礼治”思想的出发点是“性善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5]他認为人有四种“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礼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6]从人的“善端”出发，儒家概括地提出“礼者，天地之序也”，认为“礼”是合乎天道的“天理”，而欲顺应天道就必须顺应“礼”，遵守上下尊卑的等级原则。可以说，儒家这套说法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礼教和封建司法立法的法理的结合体，也是“天人合一”的自然法。

先秦儒家的“礼治”思想推崇“亲亲”“尊尊”的宗教等级名分。所谓“亲亲”是指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它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亲亲”主张家族利益为上，故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人犯法应隐而不报。所谓“尊尊”是指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要服从国君。“尊尊”实质上是将人等级化，要求低贱者尊崇尊贵者，承认贵族特权。孔孟尤重“亲亲”原则，认为“亲亲”为大、“尊尊”次之，因为“亲亲”中的子弟孝顺父兄和下级服从上级已经包含了“尊尊”。所以，当“亲亲”原则和法律法规发生矛盾时，仍然主张“亲亲”至上，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事实上，儒家对周礼的“亲亲”原则有所修正，周礼讲究“任人唯亲”，而孔孟提倡“举贤才”，荀况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可以破格提拔，尽管荀子认为，在贤能相同条件下应该由亲及疏。

为维护“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制度，孔子提出“五伦”以“正名”。他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基本关系，但是，“五伦”并非对等的，而是有名分的。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7]这里的“名”实指“礼”所规定的人的身份地位，正名就是用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去要求一个人，使他的言行与名分相符。孟子宣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荀子明确将“贵贱有等，长幼有差”的伦理精神视作“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儒家的这种分贵贱等级思想实际上使具有特殊“身份”的特权阶层在政治上享有特殊的权力，在“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的社会里对法律起到了支配作用。

以“五伦”思想为基础，以“亲亲”“尊尊”为原则，儒家提出了以家族为本位的“孝忠”思想。孔子一再强调“笃于亲”，认为孝亲是“为仁之本”。孟子阐发道“：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8]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9]不孝”则是“十恶”之中的大罪。儒家认为家国一体，君父相通。“家国一体”相应地要求“孝”和“忠”“，孝”体现了“亲亲”的宗法原则，“忠”体现了“尊尊”的等级制度，统治者重宗法，亦即“亲亲”，且“孝”体现并包含了“忠”，代表了家族利益，故有“孝”为重。儒家提倡“孝”的最终目的却是“忠”。“忠”以“孝”为基础，“孝”以“忠”为归宿，“孝”的延伸便是忠君。这便将维护家长制的宗法原则导入法律体系中，法律便有了通过保护孝道来实现忠君守法的使命。

“礼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谓“礼不下庶人”是指普通劳动人民一律不能享受“礼”所赋予贵族阶级的特权，但必须服从“礼”所规定的义务。“礼不下庶人”强调了“礼”的等级性和差别性，天子有天子之礼，诸侯有诸侯之礼，庶人有庶人之礼，不同等级之间，不能僭越。“刑不上大夫”主要指刑罚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劳动人民，而不是指向贵族阶级的。[10]大夫以上那些身份高贵的贵族是君主的左膀右臂，因此，他们在犯罪行刑上是不同于庶人的，大夫“违礼入刑”，可“议而罪”。但是，如果大夫以上的贵族实施谋反、叛逆等“十恶”大罪时，同样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处罚。可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原则否定了人天生的平等性，强调了平民百姓与官僚贵族之间的不平等性，进而使他们所享受的权利和义务严重失衡，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特权。

二、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

为了维护礼治,孔丘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仍主张“为国以礼”,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在法律上,孔丘主张必须以“礼”作为刑罚的指导,只有在“礼乐”的指导下,刑罚的运用才能得当。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孟轲也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荀子虽然反对礼所规定的贵族世袭制,但却特别推崇礼所维护的等级制,指出:“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也。”要求以维护等级制的“礼”作为指导立法和审判的根本原则。

在古代，道德是以宗法伦常为核心的血缘人伦道德，一切道德规范都包含于“礼”“，礼”外无德。儒家的“礼”具有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双重属性，礼的外延远大于法，法在礼中，“礼”外无法。儒家尚“礼”是不争事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1]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祀、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2]如果社会没有“礼”，道德衰败，那么，纵使拥有完备的法律，国家也难为其政，社会也难以稳定。刑罚“繁如秋荼”“密如凝脂”的秦王朝国运短暂便是例证。

儒家推崇礼治，重视德政，汲取周公“明德慎罚”的思想，提出“德主刑辅”的观点。在儒家的统治方法上,“德”占有重要的地位。提倡“为政以德”的“德治”,或“以德服人”的“仁政”,主张“王道”,反对“霸道”,也就是重视道德感化作用,轻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它强调注重教化，反对滥用刑罚，在定罪量刑时，要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3]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14]孔子眼里的“礼”具有法律甚至根本法的性质。孟子认为“天下有道，大德役小德，大贤役小贤”，[15]主张以德服人，重视教化，认为善政不如善教，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儒家同时也肯定了“法”与“刑”的重要性。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6]主张君子既要“怀德”，又要“怀刑”。孔子同时提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7]认为“礼乐”是运用刑罚的指导，是刑罚得当的前提。孔子总结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8]即著名的“宽猛相济”说。对于“刑”，孟子主张“省刑罚”，他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9]道德与法律各有优劣，应该结合起来，既反对“上无道揆”，也反对“下无法守”，而应该“礼法互补、综合为治”。

荀子说“：礼者，节之准也”，即礼是法律的标准。“礼”是创制法制的根据，是法度的渊源和价值基础。他认为“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20]并指出：“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也。”[21]要求以维护等级制的“礼”作为指导立法和审判的根本原则。同时，荀子很重视教化与刑罚的结合运用，因为礼义教化不是万能的，不是改造人性恶的惟一方法，社会上总有礼义所不能教化的人，对于这些不听从教化的人，只能待之以刑。荀子把法看作是治理好国家的开端，他甚至提出法和礼是治国安邦不可偏废的两大根本手段，故“隆礼重法则国有常”。荀子反对不教而诛，也反对教而不誅。他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勖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22]即“教而不诛”（强调道德教化、忽视法律）和“不教而诛”（强调使用法律而不注重思想教育和道德感化）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教而不诛”的后果是犯罪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不教而诛”的后果必然是刑罚越来越繁复却不能有效地禁止犯罪，其结论是“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23]

作为儒家法律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根本原则，“礼治”思想的具体贯彻体现在“引礼入法”的过程，即将具体的礼治规范引入国家法律当中，从而确保儒家所倡导的各种社会道德准则可以依靠国家法律的强制实施得以推行。于是，法律成为所谓“最低限度的道德”，成为实现德化天下这一至善目标的手段。“引礼入法”在中国法制史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除秦和汉代早期的律令所含“礼”的成分甚少以外，历代法典几乎都出于儒者之手。真正引“礼”入法、把“礼治”思想全面贯彻到律令中，是在秦亡以后，其代表人物如汉初的贾谊和东汉董仲舒、陈宠等。

三、启示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带有浓厚的贵贱等级名分色彩，如“亲亲”、“尊尊”的基本原则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根本特征都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否定了人天生的平等性，权利赋予了贵族，义务留给了平民，其终极目的是维护封建贵族特权。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礼”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新的含义，它既可以表示尊敬的语言或动作，如敬礼，也可以表示礼物、送礼等，肯定了人在地位上的平等性。“礼”区别于法律，“礼”是一种在社会生活中由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言行举止的规范性仪式，是一些基本的禮貌、礼节和个人修养，属于道德范畴；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定权利义务关系的社会规范体系。道德和法律非对等关系，道德是一种内在约束机制，靠人们内心的信念、修养来维系，而法律则是外在强制力，靠国家强制力来维持。“礼”也应用于法律，“礼”作为习惯法被国家认可，如国家赋予社会上某些早已存在的礼仪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在民事法律中，“赔礼”是民事责任的一种重要形式。“赔礼道歉”也是民法上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一。可见，今日之“礼”已非古时之“礼”，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礼治”思想。一方面，我们应该绝对抛弃其中为维护封建等级特权而提出的一些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借鉴其中的积极因素，保留并且赋予全新内容，以丰富我国法律制度，服务法治建设。

1.现代法律应该绝对排斥“亲亲相隐”思想。我们提倡亲爱自己的亲属，更提倡亲爱众人，但不再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不再以家族利益为上。最大自由的获得必须是以严格遵守法律为前提的，“亲亲相隐”必然导致不公正和不公平，最终损害自己、他人和社会利益，所以要绝对抛弃“亲亲相隐”思想。

2.现代法律应该绝对抛弃“尊尊”思想中的贵贱等级观念，因为“贵者恒贵，贱者恒贱”的封建贵贱等级观念违背了现代法律思想中追求“人人平等”的发展潮流。但是，我们可以赋予“尊尊”全新的内容，如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工作生活得更协调，更能享受到作为社会主人的权利，体会到平等的真正含义。

3.现代法律已不需要“正名分”，因为儒家“正名分”的前提是承认人的贵贱等级差别性，这显然背离人天生的平等性。但是，我们更提倡分工合作，提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主张在充分享受法律所规定的权利的同时，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使权利和义务相一致。

4.现代法律应该绝对抛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因为它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责自负原则。在现代社会，所有触犯刑法者均会受到刑法的处罚，定罪量刑以犯罪事实为根据而非犯法者的身份、以刑事法律为准绳，结合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来量刑，以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公平性和公正性。

5.现代社会应该继续提倡“孝忠”思想，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和活力，以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平。现代社会应该提倡不以家族为本位的“孝”，敬老爱幼、孝敬父母是我们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不赡养父母甚至虐待父母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定义务，违背了社会道德。新时代的“忠”既可以理解为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也可以理解为忠诚于他人。

6.“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思想是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它揭示了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关系，这可以给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我们以重要启示。要实现依法治国，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反对人治，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另一方面要加强新时期的道德建设，重视德育工作，使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同步进行，协调发展，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

礼治解决社会问题方法论的逻辑起点是个体修养,逻辑终点（最后的目标和归宿）是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和谐。在个体修养问题上,强调的是自我对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的遵从。孔子以君子的道德人格为和谐的典范,以“智”、“勇”、“信”、“义”、“忠”等作为君子的基本人格要求。个人要恪守礼法,自我控制,不得妄为,与社会的发展形成有机的协调。在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上,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人与人要互相爱护,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这就要求人们社会生活中做到上下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爱、兄弟有悌、朋友有信,以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人,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人的价值,把别人也当作与自己同类的人看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的和谐人际关系。这样由内而外、由点及面,家庭和顺,国家有序,天下就会进入和谐状态依据礼义文化机制回归生命的意义世界,避免因礼义失范导致的精神萎靡与价值虚无，重新恢复生活、家庭、社会、文化、体制应有的人性化、人文化特征,乃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的一大关键。以礼为治是我国古代社会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礼治观对当代中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施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教育出版社，2000.

[3][18]左传·昭公二十年.

[4][12]礼记·曲礼.

[5]孟子·告子上.

[6][15]孟子·公孙丑上.

[7][17]论语·子路.

[8]孟子·万章上.

[9]孝经.

[10]张国华,刘富起.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1]论语·颜渊.

[13][16]论语·为政.

[14]左传·隐公十一年.

[19]孟子·离娄上.

[20]荀子·礼论.

[21]荀子·劝学.

[22]荀子·富国篇.

[23]荀子·成相.

[作者简介]吴艳（1984—），女，广西桂平人，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民法教研室教师。

作者：吴艳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教育论文篇2：

浅论先秦儒家与当代大学生之义利观

【关键词】先秦儒家;义利观;当代大学生

一、先秦儒家义利观概述

（一）义利观的内涵

义利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由于对义和利的概念界定不同，义利观的内涵也不尽相同。但是总结起来大致可以把我国古代义利观的内涵分为以下两种。一，把“义”和“利”界定在道义与利益的范畴，义利观的内涵也就是处理物质利益与道德规范之间关系的一种价值取向。二，由于“义”与“利”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不同，因此义利观的内涵也就更加丰富。

而到了当代，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内涵对中国古代义利观的内涵不仅有继承而且有发展。作为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结合社会实际被概括为：“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它在继承古代义利观重视化会公利、道德理想和主张见利思义、义利并重等积极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要求，是对义利关系的科学认识和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基本观点。”

（二）先秦儒家义利观中的积极内容

1. “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先秦儒家的义利思想体系中“利”的内涵主要代表的一种个人层面上的物质利益。孔孟的义利思想将义利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主张在义利两者发生矛盾时，守“义”的价值选择要远远高于求“利”的价值选择，坚持一种“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价值判断。

2. “义利并举”的道德主张

先秦儒家把“重义较利”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同时，并不绝对否定人们的“求利”行为。“孔子不主绝欲之论，其主张亦并非寂静主义。富贵可求，但以在治世为限。”虽然先秦儒家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义利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但是其中也包含着许多对“利”的肯定。在强调“义”的道德至高性的同时，也肯定了个人利益的合理性。

（三）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局限性

1.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历史局限

先秦儒家义利观中所包含的“公利胜私欲”及其倡导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为当时社会稳定和发展都发挥了其积极作用。但是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公利的背后，先秦儒家义利观摆脱不了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被打上沦为阶级统治工具的烙印。

2.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理论局限

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虽然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对道德价值的人为拔高，轻视了对个人利益合理性的考量。使得义利之间的对立关系更加的突出，从而不能正确把握义利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一理论缺陷具有保守和落后的一面，也不适用于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倡导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价值理念。

二、当代大学生的义利观的主要问题

（一）“私欲胜公义”的利己主义倾向

“利己”作为人的一种天性，其本身并非都是与道德矛盾的。人们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得到对自己有益的利益是值得肯定和保护的。但是如果脱离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且不顾及集体和他人的利益，甚至是以损害他人和集体的利益为途径而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种“利己”就超越了它的合理的范围，成为了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倾向。

（二）“重利轻义”的功利主义倾向

一，学习态度功利化。从入学时期的专业选择中，一些大学生就出现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倾向。有些大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往往表现的很“务实”，把就业前景和专业的实用性作为考虑的出发点，却忽视了自身的爱好和特长。二，职业选择的功利化。很多大学生以一种功利的态度选择自己的职业。诚然一份福利待遇很好的工作对于一个出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讲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单单把待遇作为择业的标准也过于片面。

三、先秦儒家义利观在大学生义利观教育中的价值实现

（一）借鉴先秦儒家优秀义利思想，丰富义利观教育的教学内容

要想积极借鉴先秦儒家义利观，可以将其思想体系进巧当代转换。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剔除其思想中不适应当前社会实际的糟粕，提炼出与满足我国当前社会需求的部分。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义利观理论的同时，可以积极借鉴先秦儒家义利观中与之相匹配的思想内容，将其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理论体系之中，使其更加具有民族亲和力。

（二）借鉴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改善义利观教育的教学方式

重视“以文化人”在义利观教学中的应用，提高先秦儒家义利观在义利观教育中的思想渗透性。要想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不仅仅是从客观上丰富教学内容和改善教学方式提高义利观教学的质量，而且也要从大学生自身出发，提高大学生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价值认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先贤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其中的蕴涵着丰富的精神财富，对大学生的义利观教育具有丰富的教化意义，为实现“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合格的筑梦人。

参考文献：

[1]高晓红.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J]. 学术界， 2006（05）：222-226.

[2]杨树森.论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变及现代意义[J].社会科学辑刊， 2001（02）：19-24.

[3]黄宣桦.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D]. 湖南师范大学.

[4]李莹.对当代青年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探讨[J]. 思想教育研究， 2005， 000（001）：36-38.

[5]张艳红，刘赞英，王岚.当前德育新课题：大学生义利观教育之对策研究[J]. 黑龍江高教研究，2004，000（003）：69-71.

作者信息：黄婧瑶（2000年11月6日），女，汉族，湖北武汉，本科在读，天津大学，文学院，英语，天津大学，HuangJingyao00@163.com

作者：黄婧瑶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教育论文篇3：

通往儒者之道

摘要：儒家作为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学派，其思想精髓延续至今。孔孟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其道德教育内容与自我修身有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有着深远的启示。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当代大学生德育现代价值

何谓“儒者”？可以概括简单地说，凡是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换句话说，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有学无品，有才无品，只有知识技能而无道德，甚或假借知识技能以作恶者，乃儒家所深恶痛绝之人。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认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一个人真正的儒者，必须通过哲学对他的人生进行有系统的反思，以达到生命的最高点——成圣。在这个过程之中，道德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能够成为一个高尚，以至完美的儒者。儒家通过爱的延伸，使人心既超越“我”与他人的界限，又超越“我”与物的界限，到达天地境界。

一、关于儒家德育思想的概念阐述

（一）关于“儒家”的内涵

冯先生在“诸子的由来”这一章中讲道，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儒字的本义是读书人（儒生）或思想者。①学界把尊奉与信仰孔子之道的学派，称之为“儒家”。儒家在政治方面，提倡“德治”、“仁政”、“内圣外王”等；在道德教化方面，强调“仁义”、“忠恕”、“知命”和自我修身等。两汉时期，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方针的确立，儒家学术开始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受到历代王朝的高度重视而得到相应发展。伴随不同的历史条件，儒家思想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两汉时期董仲舒等为代表的“两汉经学”；隋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道统说”；宋明时期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些思想都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都是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推陈出新。

（二）何为德育

所谓德育，即思想道德教育的简称，它是运用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说服相应的教育对象，使之接受某种思想观念或理论原则并改变其原有思想认识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活动。道德教育所涉内容非常广泛，包括道德价值教育、道德规范教育、道德情感教育、道德精神教育等。“德育”，既然是“思想道德教育”的简称，那么它在内涵上也必然是以道德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同时容纳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以及其他有关思想观念方面的教育内容。②

（三）“儒家德育”解析

按照上述理解，不难看出儒家德育乃是儒家学者所倡导的思想道德教育。儒家德育思想，就是儒家学者关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系统理论、主张、方法、原则等。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容阐述

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始，到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孟子，再到现实主义流派荀子，以至秦汉以降的中国历代儒家学者,都有相应的较为完整体系的思想道德教育思想，以下对先秦时期儒家德育思想进行介绍与分析。

（一）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德育思想

1.关于道德教育内容的设计

孔子的突出贡献在于创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从而为儒家道德教育内容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无可非议，“仁”是孔子德育思想的最高条目，辅之以义、礼、忠、恕、孝、悌、诚、爱等一系列具体实践条目。

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③其所渴求的“道”，主要就是“仁”道。“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就有他应循的义务，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其本质在于“爱人”，即“仁”。

在仁的实践中还包含了为人着想。“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④这两方面就是“忠恕之道”，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即“仁之方”。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内心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挈矩），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自己和别人，也称为“挈矩之道”。

2.关于自我修身的一些原则

孔子从“义”发展出“为而无所求”的思想，认为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而不在于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孔子的一生就是这种主张的例证。“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⑤这种人生态度是作为君子的一个重要条件：竭尽全力，成败在所不计。这也就是孔子何以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⑥

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⑦必须先立志学道，懂得了行事为人的准则，从而懂得人生的智慧，领悟了天命和顺命，最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造诣。

（二）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德育思想

1.以“性善论”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

在中国道德教育史上，孟子是第一位提出“性善论”的思想家，“性善论”也是孟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正是这“四心”，使人们天赋有“仁、义、礼、智”四德。并且提出德之四端乃是人区别于野兽之所在，只有人发展德之四端，才能真正成为人。这一理论从特定的角度要求人们回归善性，具有积极意义，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

2.孟子的道德修养方法论

虽然人具有“善”的本性，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多已丢失，只有圣人能保存下来。因此就必须进行相应的道德修养，使人们回归善的本性。孟子十分注重道德主体的自我教育，集中表现为“反省内求”的修养方式。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能否成为“尧舜”，关键在于自我修身能否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也提出了“养浩然之气”的道德修养实践，要求人们光明正大地做人、做事，实行忠恕之道，不断扩展善的本性所体现的充满正义的精神，最后实现“万物皆备于我”的高尚境界。

（三）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德育思想

1.以“性恶论”为基础的道德教化论

荀子十分重视后天的教化，这一思想倾向是以其“性恶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与孟子的思想相反，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恶端，但是人又生来就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也就是说人具有改变心性的能力。不难看出，荀子在其中强调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道德教化对人的成长十分重要。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道德生活。在这方面，古代圣王尧舜可以作为典范：“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⑧

2.以重“行”为特征的道德教育方法论

荀子认为人的品性是在特定环境作用下后天养成的，所以荀子在他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论体系中特别重视环境对人的塑造。另外，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身教示范”的教育方法，提出“师以身为正仪”，强调老师要以自身为标准去引导启迪学生。在修身方面，荀子强调践行、行善积德、坚守诚德、学思并重等修身原则。

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大学生德育中的现实价值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正在加快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步伐。近年党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公民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把公民道德建设作为“提高全民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来看待。为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借鉴学习前人的德育学说，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拓展，必须基于每一时代的具体问题，站在儒家的立场予以合情、合理、合时的新解答，而得到契合中国人精神与态度的新解答，即可谓儒家的态度。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无疑也需要古人德育思想的支撑，需要古人民族精神的启迪与熏陶。中国古代先秦儒家所创造的优秀道德成果，特别是“仁爱”观、“忠信”观、“民本”观等，对于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仍有不可低估的重大现实价值，完全可以用来启迪教育当代大学生，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一）“自强不息”的学习精神

“自强不息”一语，出自《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先哲带头践行这一美德。孔子“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认为自我通过一个渐进而具有活力的发展过程而学习，这种学习永不停息：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关头它都不会变得多余，或是变得与我们无关；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每个人都有一种潜力能够接触到我们人性中的固有品质，这其中包括仁、义、礼、智；荀子反对孟子而坚持“性恶论”，但他们二人都有对于人性能够臻于完美的那种信念。所以说学是一个仁化的无休无止的过程，只有学习才能全面实现人的潜力。⑨

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任务是很重的，这其中包括书本知识的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学习。那么如何学习，如何完成学习任务，如何在学习中不断发展自己？《中庸》中说到学习有“学”、“问、”“思”、“辨”、“行”五个重要环节，并要有自强不息、持之以恒的精神。可见，先秦儒家对于“学”的态度与精神是十分值得当代大学生继承与发扬的，完全可以用来武装大学生的头脑，激励当代大学生在成就事业、奉献社会的征程中努力奋斗。

（二）“慎独正己”的修身之道

“慎独”指的是人们在个人独自居住的时候也能自觉地严以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能否做到“慎独”，以及坚持“慎独”所能达到的程度高低，是衡量人们是否坚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绩大小的重要标尺。“慎独”作为“入德之方”，可以提高道德主体修身的自觉性、真诚性，古往今来受到思想家们的重视。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崛起的依托，必须而且应该继承这一优良的修身传统，不做违反道德规范、有损道德完美的事，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为将来走进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保持良好的道德风尚、高尚的道德情操打好坚实的基础。

“正己”，就是要求修身主体严以律己，带头实践社会道德规范。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主张正人者必先正己，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在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中，教育者首先要以自身做楷模，给当代大学生以示范和启迪。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只有自己有善行，才能要求大学生立善行；只有自己戒掉了恶习，才有资格也才能真正有力量帮助大学生改掉恶习。

（三）“博爱大众”的仁义精神

孔子讲“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表达了“博爱大众”的情怀。中华民族的“尊老爱幼”、“同舟共济”、“济困扶危”等优良美德代代相传，都是博爱大众精神的重要内容。

在现代社会中各种“私”的思想的泛滥，催促我们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要注重实现中华民族的“博爱大众”精神的现代回归。当代大学生是人民大众用血汗培养出来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所以，我们应当十分重视教导当代大学生树立博爱大众的情怀，培养他们对广大劳动人民真诚的爱与无私奉献的精神，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坚持以人为本，舍己为人，尊老爱幼，自觉对人民群众奉献爱心，自觉为人民服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

（四）“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

“天下为公”一语，最先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相传这是孔子的思想。这一观念是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在现代德育过程中要注重对大学生的“天下为公”精神的教育，以激励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自觉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积极投身民族复兴大业。

在当代，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落在当代大学生的肩上，国土尚未统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挑衅，当代大学生需要以爱国主义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抵御外国侵略，推进社会大力发展。我们应当重视培养当代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把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爱祖国、爱家乡、爱集体，立志为国家多作贡献。激励大学生用“天下为公”精神来塑造自我，自觉培养爱国主义情怀，以国家民族兴旺为己任，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毕生精力。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9.

②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

③《论语·理仁》.

④《论语·颜渊》.

⑤《论语·尧曰》.

⑥《论语·子罕》.

⑦《论语·为政》.

⑧《荀子·正论》.

⑨辜鸿铭，章太炎等.儒家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346.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