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人性与伦理教化思想研究

2022-09-10

人性思想是伦理思想的理论预设。从某种视界来讲, 也即人性的“实然”引导者伦理道德的“应然”, 而伦理“应然”反过来又丰富着人性的“实然”。本文拟通过董仲舒的人性理论来探究其伦理教化思想, 重点放在其人性理论的主体性基础上, 将其人性理论的社会客观基础问题穿插其中。

1 董仲舒的人性与伦理关系的神秘式论证

董仲舒讨论人性的文字主要集中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的《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和《实性第三十六》两篇里, 以及这两篇前面的《玉杯》、《竹林》、《玉英》等篇, 从《诸侯第三十二》至书末《天道施第八十二》皆是论述天地阴阳五行的文字。有学者认为《春秋繁露》有两个系统, 即非天论“春秋系统”和“天论阴阳五行系统”[1]。但本文还是坚持认为:《春秋繁露》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根据在于其通过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 来论述其人性伦理教化思想,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天地阴阳五行的神秘概念, 通过“同类相通”的论证方式来论证“三纲五纪, 八端之理”的神圣权威性, 使得“天人“能够“合一”。在人性与伦理的关系上, 有一句话可以代表他的观点, 他说:无其质, 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 则质朴不能善。 (《春秋繁露·实性》) [2]“质”即人性之质, “教”即伦理教化, 要对封建万民进行教化, 就必须了解万民之性;万民之性只是“质朴”, 具有善的可能性, 不会自然而然地善, 还需要“王教”使之向善。但“王教”需要一定的权威才行, 这个权威即董仲舒所求助的神秘之“天”。他通过非人格神的神学目的论方式, 以“天人合一”、“天人相类”为理论核心, “推阴阳之变, ‘究天人之际’, 发‘春秋之义’举‘三纲’之道, 又综合名法, 不废黄老……从神学宇宙论的高度论证道德纲常的本原。”[3]他运用“五 (伍) 其比, 偶其类”的非科学类比方式, 先将现实的封建伦理道德从社会关系中抽出而配以天地阴阳五行, 达到将自然之天神秘化和伦理化的目的, 赋予“天”绝对的权威性;在此基础上, 再通过“天人合类”、“天人感应”的类比方法, 又将具有绝对权威之天的封建道德属性赋予社会、赋予个人。这样, 封建道德和天一样都具有了不可抗拒的绝对权威性, 实现了宇宙本体 (天) 道德化和道德本体化的统一。这样论证的目的是要将封建伦理道德神圣化, 为汉朝的“大一统”作理论的论证, 在论证的过程中, 董仲舒必然要借鉴先秦儒家思想及汉初陆贾、贾谊所总结的“秦王汉兴”教训, 强调“任德不任性”在提高社会道德教化中的重要性。

2 董仲舒的性情思想及其对“伦理教化”思想的影响

性或者说人性, 在董仲舒的思想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历史地讲, 人性自先秦以来皆指“心性”。人性论的形态和意义是由心性论的形态来确定的。董仲舒以前, 人性理论主要有四种观点: (1) 性善论; (2) 性恶论; (3) 性无善无恶论; (4) 性有善有恶论。但董仲舒的人性思想与四者都不同, 他认为性有善质而未能善, 善质此时只是一种可能性善而非现实性善。因为正如:

米出于粟, 而粟不可谓之米。米出于璞, 而璞不可谓玉。善出于性, 而性不可谓善。其比着多在物着为然, 在性着以为不然, 何不通于类也。卯之性未能作雏也, 茧之性未能作丝也, 麻之性未能作缕也, 粟之性未能为米也。 (《实性》)

董仲舒通过类比的方式, 认为就像“粟可为米”、“璞可为玉”、“卵可为雏”一样, “善质可为善”而不能为谓善。对于这种由物及人的推论方式, 本身就属于异类相比, 违背基本的“异类不比”的形式逻辑规律, 但他却要通过两者的相似性推论出两者的同质性, 否则就“何不通于类也”。虽然论证方式不科学, 但能从两者的相似性, 推出“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性待教而后善”还是难能可贵的, 这也说明了伦理教化的可能性, 否则, 伦理教化就成了无源之水。

在这里, “性”与“教”的关系, 也就是“人性”与“伦理”关系, “性”乃“教”的前提。按董仲舒的推论, 假如性已善, 则“不几乎无教而如其自然, 又不顺乎为政之道矣”, 这样王政圣人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他认为是不合乎天道的。他认为唯有性有善质而未能善, 才需要圣人教而使之善。

在善与恶、性与情的问题上, 董仲舒的观点也不同与前人。首先, 在善于恶的问题上, 他认为性中不但有善质而且还有恶质, 既然性中还有恶质, 那么更需要圣人教之向善了, 伦理教化的必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其次, 在性与情的问题上, 董仲舒认为情亦性, 即情和性一样有善质也有恶质, 他说:

如其生之自然之资之谓性。 (《深察名号》)

天地之所生, 谓之性情, 性与情相与为暝, 情亦性也。谓性已善。奈其情何?故圣人末谓性善, 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 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 (《深察名号》)

这是讲心含性情也是天施阴阳之气的结果, 实际上, 也是对荀子性恶论的反驳, 荀子由人之情恶推至人之性恶, 董仲舒认为情和性一样, 只是具有善恶之质而不可言善恶, 情和性一样也有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与伦理教化的理想人格和方法

在人性的层次上, 董仲舒首次提出性三品说, 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 但又认为:

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 斗筲之性不可以名性, 名性者, 中民之性。 (《实性》)

性之得名不是用最高的标准也不是用最低的标准而是根据适中的标准而来, “名性不以上, 不以下, 以其中名之”, 那么人性的品级又是怎样确定的?他认为上品乃圣人之善, 圣人只有善质而没有恶质, 并超脱了善恶, 因为“圣人过善”, 圣人之善即“循三纲五纪, 通八端之理, 忠信而博爱, 敦厚而好礼, 乃可谓圣人之善也”;中品指“万民之性”, 其性“质与禽兽之性, 则万民之性善矣。至于人道之善, 则民性弗及也”;下品也就是斗筲之性, 斗筲之民, “弗系人数而已”, 就是说他们不能算人, 因为他们身上只有恶质而无善质, 认为他们向鸟兽一样“苟为生、为利而已”, 教之也无益。这样, 圣人不待教而善;中人善恶之并存, 待教而善;下, 斗筲之民, 仅有恶质而无善质, 教之无益。

董仲舒对性、性之善质恶质性与情等的思想是和其性三品说紧密相关联的, 这些思想又为其伦理教化理论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教之者, 王、圣人;被教者, 中民之性;标准, 天道下的“三纲五常”“八端之理”以及“忠信而博爱, 敦厚而好礼”的圣人之善。至此, 董仲舒的人性与伦理思想真正融为一体, 伦理教化实践前的理论准备工作完成了。

4 结语

董仲舒的伦理教化思想之所以不同于前人, 除了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的原因外, 更重要的是他能在现实的社会基础以及前人人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自己独特的人性思想, 从而跳出将性直接与善恶联系起来的圈子, 提出“性有善质而未善”, “性待教而后善”, 将性与善恶进行间接地联系, 从而获得了理论突破。惟其如此, 儒学在董仲舒这里又获得了新生, 并定儒家思想于“一尊”, 而他本人也被称为“前继孔子, 后接程朱”的一代“醇儒”, 配享孔庙。

摘要：人性思想是伦理思想的预设理论前提, 伦理思想又反过来体现、丰富着人性思想, 二者共同成为伦理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本文拟通过西汉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的人性伦理思想来深化人性与伦理的关系, 以探究他特殊的人性与伦理教化关系。

关键词：董仲舒,人性,伦理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