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新探

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新探（共6篇）

篇1：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新探

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新探

中国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完全不可比附,民本与尊神是护卫君权的有机统一体,民本是君权的附庸.伸天仁民是董仲舒民本思想的特色,董仲舒在伸天主张掩护下的亲民思想,比先秦的民本思想有新的.发展,并且达到了这种思想所能够达到的高峰.他强调“仁”应该施及民众.他较早提出了关注民生,调剂贫富的主张.他的教化思想出发点是建立君仁民从的和谐社会,然而难免成为愚民的重要途径.

作 者：万义广 林倩 作者单位：万义广(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南昌,330027)

林倩(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西,南昌,330029)

刊 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37(5)分类号：B234.5关键词：董仲舒 民本思想 伸天仁民

篇2：董仲舒的儒家礼乐思想

一、董仲舒的儒学思想

汉朝开国以来即信奉“黄老之学”到汉武帝时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他即位后不久建元元年十月即召开了《举贤良对策》会议, 汉武帝在面试董仲舒时就天道、人世、治乱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进行了三次策问, 史称“天人三策”。他建议“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也不是单纯以尊儒为目的, 它的目的是树立一种国家唯一的统治思想, 用思想上的统一来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服务。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 孔子之道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话表明人文学术脱离不了政治, 坦白“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旨在支持政治。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并不是禁绝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 只是在选拔人才和统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诸家。他向汉武帝建议要“明教化”、“正法度”, 力主实行“德主刑辅”的仁政, 希望通过广设学校, 来散布儒家道德礼仪, 维护儒家地位和君主专制政权。他的这些思想使得儒家思想从一种地方思想一跃而成为汉代的官方思想。

二、儒家的礼乐教化

在中国“礼”之于“乐”, 犹如阴之于阳, 两者密不可分, “礼”也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因素。西周开国功臣周公把殷败亡的最根本原因, 归之于对民情的背逆。他总结了“乐不乐者, 其民必怨” (《吕氏春秋·侈乐》) 的历史经验教训, 制定礼乐, 以巩固其周室王朝的统治。《史记·周本纪》载, 周公协助武王伐纣的战役中, “纣师虽众, 皆无战心, 心欲武王亟入”, 使他明白民情不可忽视, 要让西周百姓服从于统治, 遵守一系列典章制度, 来维护尊卑有序的宗法制及等级制, 就必须“以乐、礼教和, 则民不乖” (《周礼·地官·大司徒》) 。周公这种由“乐与天和”到“乐与礼和”的进化, 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它直接被儒家所继承, 并发展为“乐与政通”的音乐思想。

儒家上承西周礼乐教化传统, 向来就重视礼乐教化尤其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弗雷格认为一方面, 既可以将专名“亚里士多德”理解为“柏拉图的学生”, 又可以理解为“亚历山大的老师”等。另一方面, 他认为专名必须通过其含义才能指称其所指。他说:“指号, 它的含义和它的指称之间的正常联系是这样的:与某个指号相对应的是特定的含义, 与特定的含义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指称, 而与一个指称 (对象) 相对应的可能不是只有一个指号。”

这个理论套在荀子的“共名”和“别名”理论中:“专名”相当于“共名”, 而“摹状词”相当于“别名”。一方面, 既可以将专名“马”理解成“白马”, 又可以理解成“小马”等, 印证了弗雷格“一个指称 (对象) 相对应的可能不是只有一个指号”这句话;另一方面, 专名“马”只是个概念, 必须通过“白”和“小”才能指其所指, 指到具体之物。

在《正名篇》最后, 荀子告诫天下学子:“无稽之言, 不见之行, 不闻之谋, 君子慎之!”对那些徒以言辞辩术标新立异惊人耳目的言行, 一定要慎重辨别。学术是慎重的, 需步步求证、环环相扣, 严谨而博学。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时刻保持科学求证的礼乐的社会性教化功能, 把礼乐作为政治的附属去教化民众, 礼乐相辅相成, 进一步适应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 从而达到政和的目的。孔子曰:“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安上治民, 莫善于礼。”“是故先王之制礼作乐也, 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 而反人道之政也。”礼乐在这个时代并不是要满足人的欲望, 他是教导人民选择好恶的标准。这是礼乐在无道乱世中的效用, 孔子主张制定礼乐的原因。

三、董仲舒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是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开始的。在汉代思想文化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政策, 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 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 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董仲舒说, 汉得天下以来, 常谋求善治 (黄老之治) , 要想实现“善治”就必须“更化”, 强调教化的作用, 一定要注重文化体制的调整。在汉武帝即位前的“七国之乱”使他认识到了中央集权大一统的重要性, 于是他采用了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学, 因为要想实现他一生的政治理想——中央集权, 就必须有高度集中的政权, 更离不开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是从这个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思想, 长期统一中国。

儒家提倡“乐和”以德治国, 其中德治就包括礼的规定与乐的配合。自汉“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后, 儒家思想就成为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方面, 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整, 它独霸了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 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法律等各个层面。但物极必反, 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单一的思想模式同样也对我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即理想人格的培养和理想社会的建构, 儒家创始人孔子建立的以“仁”、“礼”关系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即“内圣”和“外王”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它有其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2]贻业等编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献.长沙-乐麗书社

[3]于迎春等编.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

[4]杨儒宾译.孔子的乐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江文也著

篇3：董仲舒民本思想浅析

【关键词】董仲舒；民本思想；春秋繁露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民本思想对实现社会和谐，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深远影响，对统治者治国安邦，巩固政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大师，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不断总结民与君主治国兴邦的关系，为民本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及其他相关著作为依据，对其民本思想的渊源与继承，民本思想与天人感应思想的关系，及其进步性与局限性做一些简要的探讨。

一、继承先秦民本思想的成果，反映西汉社会与时代的精神

董仲舒对《春秋》一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阐述《春秋》中的思想为现实服务。董仲舒深谙《春秋公羊传》的义理，积极从中汲取养分。他指出统治者为政有三端，其中一端是“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1]董仲舒之所以重视对百姓的教化，是因为百姓是“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2]在他看来，“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故君民者，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故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3]所以，作为君主，就要重视对民众的教化，教导人民以孝悌为贵，爱好礼义，重视仁廉，轻视财利，君主以身作则教化百姓，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春秋》中反战保民、爱民重民的思想，对董仲舒民本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董仲舒认为：“《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4]战争使本该受到君主爱护的民众被无辜杀戮，这样的行为并非善的行为。董仲舒分析战争对人民的伤害，指出：“《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5]董仲舒引述《春秋》的思想，告诫喜好征战杀戮的统治者：“《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6]“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7]

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春秋公羊传》关于保障民利的思想，认为与民争利造成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会对君主的统治产生严重威胁。董仲舒认为社会上贫富差距悬殊，会为国家的安定埋下隐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8]因此，统治者在施政时，应考虑保障民众的利益，调和贫富之间的矛盾，防止贫富悬殊过大，要做到“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9]董仲舒建议统治者要遵循上天的旨意，保障民利，上层的贵族官僚不与民争利，则“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10]倘若上层贵族官僚对此置若罔闻，为了一己之私与民争利，就会造成“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11]民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被逼无奈之下势必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君主的统治和社会的安定将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二、重视民众，以民为本，与天人感应思想相辅相成

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2]“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13]他认为，君主以民为本，保护民利是上天的旨意，君主作为上天的代言人，理应遵守上天的旨意：“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14]上天时刻关注君主的德行，并以此作为奖惩君主的依据：“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5]董仲舒引述《春秋公羊传》中的“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16]说明上天授命于天子，天子就要代上天行使管理万民的责任。若是君主顺应上天的命令，百姓就会顺从君主的命令，治理国家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倘若君主违背了上天的意愿，逆天行道，百姓就不会顺从君主，国家就会变得混乱无序陷入危机，而上天也会因此惩罚君主。董仲舒所说的上天的旨意，就是要保护民众，以民为本。君主不仅是代行上天旨意的代言人，而且是万民福祸所系的关键。因此，君主的行为，必须顺应天意，顺应天意就是顺应上天爱护民众、保障民利的本意。

董仲舒以“王”字为例，说明了天、地、人与君主的关系：“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17]他认为，君主是连接天、地与人的桥梁，是向万民传递上天旨意的媒介。作为上天的代言人，君主的是责任十分重大的，“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18]君主要向百姓宣扬上天的旨意，传达上天的命令，用上天的法则治理百姓，播撒上天的仁爱之心。“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19]君主继承上天“仁爱”用以治理国家、管理百姓，其效果是显著的：“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20]这样的结果，既符合上天的旨意，也有利于君主统治国家的长远利益。

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意愿应与上天的意愿保持一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21]他将君主的脾气与四季更替相结合，使君主的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一一对应，提出“天出此四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类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22]董仲舒将君主的庆赏罚刑与四季节气相对应，提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23]由此可知，君主需顺应天意，顺应天意既是顺应民意。统治者按时合理的推行政策，以民为本，为民谋福祉，则国富民强长治久安；如若不然，会使国家陷入混乱和危险的困境。

三、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继承了前代思想的精髓，又结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使民本思想在这一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也为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增添了许多进步的因素。

首先，董仲舒以古讽今，以史为鉴。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多次以春秋往事为例，解释并分析其中利弊。他赞扬楚将司马子反率军进攻宋国时，在得知“宋人易子而食，楚人亦只有七日粮”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楚宋交战双方无辜民众，“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24]不顾楚王令其伐宋的指示，与宋军主将私自议和。董仲舒对司马子反这种保民护民的行为予以了褒扬：“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25]董仲舒对古代圣王珍惜民力，爱护百姓的举措大加赞赏：“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26]君主采取这样的措施，使统治内的百姓“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27]民众的生活有了保障，安居乐业，社会不安的隐患就会消除，从而消除统治的一大隐患。

其次，董仲舒劝谏统治者的行为要与上天的旨意保持一致，向百姓传达上天的仁爱，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权利的绝对化极易造成统治者盲目自信、闭目塞听、愚昧专横，对国家对民众都将产生极大的危害，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制约君主的力量，即“天意”，以此作为约束和劝谏统治者约束自身的重要途径。统治者作为天子，也只有“天”才能约束统治者的行为。“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28]“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29]因此“受命于天”[30]的统治者，代表上天向百姓播撒仁爱，生养抚育百姓，爱护民众，使自身的行为与上天保持一致，此举可有效防止统治者肆意妄为残害百姓的行为，既约束了统治者，又保障了民众。

再次，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反映出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已经意识到了民众的力量。西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暴秦后建立起来的，“秦行暴政导致迅速灭亡的历史事实从反面说明以民为本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的极端重要性”[31]因此，西汉王朝上层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深知民众的力量对国家统治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吸取亡秦的经验教训时，也在不断探寻安民保民的途径。随着西汉中期社会矛盾的加剧，董仲舒为改变社会现状，立足于现实，积极寻求出路。他继承并不断发展了自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将民本思想作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缓和了社会矛盾。

四、董仲舒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过于理想化

董仲舒“将民本思想与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批判现实，表达主张革新政治的要求。”[32]一种思想能否由理想变为现实，要受到诸多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董仲舒看到了民众在国家长治久安中的重要作用，要求统治者要以民为本，要保民爱民利民。然而这一思想要变为现实，除了统治者自身素质以外，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是否具备实施的条件。改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先要取得统治者的信任，让统治者意识到民众的作用，认识到民众对国家统治的重要意义，下定决心，励精图治。倘若统治者意识不到民众的作用，或是对此不屑一顾，则民本思想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其次，要减少统治集团内部的阻力，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为了一己之私、与民争利的情况，会对民本思想的付诸实践造成困扰。由此可见，民本思想真正要付诸实施，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二）明确的目的性

“董仲舒民本思想虽然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且从本质上而言，他安民、乐民、为民、重民，也是出于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33]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有明确的目的，即维护封建统治利益。这是由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受到的教育以及自身的经历影响而决定的。董仲舒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蓬勃发展时期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忠君爱国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他自觉地维护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利益。虽然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也认识到了民众的重要性，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沉疴已久的社会矛盾，只能采取缓和的措施，而当尖锐的社会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一触即发的局面，就任何缓和的措施都将于事无补。

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民本思想 “将民众视为国家的根本所在，强调民对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34]董仲舒广泛吸收和继承前代思想的丰厚成果，立足当时社会实际，其民本思想反映出他对政治、对现实、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是时代背景与个人思考相结合的产物。这其中既有许多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少封建糟粕。我们应当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进行辩证分析和深入探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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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8；75；78.

[33]汪高鑫.略论董仲舒的民本思想[J].学术界，1994，（4）：38.

[34]庞天佑.思想与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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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秦汉时期董仲舒的社会思想

关键词：董仲舒,社会思想,独尊儒术

秦朝覆亡后, 汉朝建立, 在继承了秦留下的遗产同时, 也存在着隐患。董仲舒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法, 并运用天意和阴阳五行加以论证, 形成董学。回顾历史和分析其社会思想, 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过去社会的运行状况和治理模式, 更有助于我们探索当今社会的发展之道。

一﹑秦汉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1. 任人

殷纣“逆天暴物, 杀戮贤知, 残贼百姓”, 所以, “天下去殷而从周”。秦不用儒士而用“残酷之吏”, 所以国家才会灭亡。汉朝在任人方面如何呢?董仲舒认为其存在着严重的用人问题。“累日以取贵, 积久以致官, 是以廉耻贸乱, 贤不肖浑殽, 未得其真。”郡守﹑县令“暴虐百姓, 与奸为市, 贫苦孤弱, 冤苦失职”, 这都是因为没有任用贤能所造成的。董仲舒重视任人以贤, 从办太学培养知识分子到选拔贤才、考察贤才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方法, 自此, 中国确立了文官选拔制度。

2. 由道

汉继秦之后, 秦的“遗毒余烈, 至今未灭, 使习俗薄恶, 人民嚚顽, 抵冒殊扞, 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王者本来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 现在汉朝制度“废先王德教之官, 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据《汉书》记载他讲秦政之弊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分化引起社会不安定, 这些社会问题也同样出现在汉代社会, 认为汉想治理好国家, 就必须改变“任刑而不任德”的暴政。于是董仲舒提出了社会改革的主张, 即遵循王者三原则, 按儒家思想办事、教育人民、讲防御。

二、董仲舒的社会思想

1.人性论

要解决社会问题, 首先应该了解其组成元素——人。董仲舒认为人性是先天禀赋, 其中蕴含着善恶等道德观念, 不能简单地以善﹑恶为评价, 须承认人性是善恶兼具。他还提出性三品, 即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人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儒家高度理想化的人格, 不必接受王者教化;斗筲之性是指品质低下的小人;这两类人被排除在讨论一般人性的特定范围之外, 只有中性之人才是讨论人性善恶的对象, 可以通过王者教化达到性善境界。

2.天人感应

董仲舒对天人感应进行了论证, 他认为天主宰人类社会, 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天人感应说有两个含义:一方面说皇帝代表天意, 人民要服从皇帝, 这即是“君权神授”。另一方面要皇帝尊天保民, 不要胡乱非为, 这就是“神道设教”。天人感应说符合当时社会政治需要和思想状况, 因此后来学者相随效法形成了经学思想。

3. 大一统

为了在政治统一的新形势下确定一种合理的治国方案, 以指导新王朝的政治实践, 董仲舒提出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指天人之间的统一, 指郡县制国家在政令﹑思想上的整齐划一, 即统一于中央之政令。天人之间的统一有两层含义:一为受命, 二为革命。强调地上的权力或世俗政权的合法性, 在于秉承天命而统治。而人君受命于天, 若有失德, 天便会显示出种种灾害与异象, 以使人君反省, 或另立新王。

三﹑独尊儒术

黄老之学因适应汉初上层社会的心理需要而鼎盛一时, 其适宜于因循守成, 而不适用于改制创新。在“无为而治”政治下, 权贵官僚逾制的问题日益严重, 强化政府职能成为客观需要, “强为”取代“无为”政治, 已是历史必然。汉武帝深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社会发展, 他采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实现了社会的变革。

董仲舒对封建社会所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做了研究, 他的思想推动了汉武帝施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独尊儒术对此后的政治﹑文化格局,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称之为我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参考文献

[1]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篇5：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新探

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对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董仲舒“天人思想”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要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思想为我国现代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的未来发展开拓了一种新的思路。

天人关系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命题。董仲舒认为天既有理性成分, 也有神秘因素, 既指自然规律, 也包括伦理原则。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三方面含义。

第一方面董仲舒认为人是天以自身为参照, 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董仲舒认为天为万物之祖。他说:“天者, 万物之祖, 万物非天不生。”既然万物都是由天创造的, 那么人类也不例外:“天地者, 万物之本, 先祖之所出也。”董仲舒把天作为先祖之所出, 敬天意识的强烈由此可见。人的一切都是来源于天, 天是人之成为人的本原和依据。

第二方面董仲舒认为人的精神意志和道德意识都体现了天的意志。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 与人相通。”他把人的这种情感与天的四时变化即春夏秋冬的清暖寒暑之气联系在一起:“春, 爱志也;夏, 乐志也;秋, 严志也;冬, 哀志也。故爱而有严, 乐而有哀, 四时之则也。”董仲舒把人类具有的喜怒哀乐四种基本情感跟天联系起来, 为论证人与天有相同的思想情感。

第三方面是董仲舒认为天涵容人, 并与人相沟通。天在运行之中, 产生了阴阳五行, 并通过它们与人相沟通。董仲舒把仁、义、礼、智、信与阴阳五行相比附, 将君臣、父子、夫妇与天地、阴阳结合在一起, 认为这些纲常伦理的尊卑是象天则地、永恒不变的。

董仲舒认为天、地、人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各有其独特的作用, 它们对于人类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人不能脱离其他因素而单独存在, 必须以天地为自身存在的前提条件。

二、天人合一思想对城市建设的意义

“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是主张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来考虑, 既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 又要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在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的生产活动, 从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关系。这种思想对我们现在进行的城市建设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大规模城市投资、建设和大规模改变自然与人类环境的关键时期。如何能够使我们的城市建设走向一条能够持续发展的道路一直是人们在思考的问题。而今我们可以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得到启示。那就是我们在进行城市建设时要做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的城市发展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我国现在的很多地方的在搞城市建设时奉行大拆大建的原则, 为了追求所谓的“异域风情”和施工管理上的简便, 一味地追求城市美化亮化, 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 营造了越来越多的人工环境, 从而使城市演变成典型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的发展不应该以自然生态环境的丧失为代价, 要尽可能地保护原有的自然系统, 使城市建设同自然生态系统和谐融合。

我们当前的城市建设缺乏长远的规划。城市化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无视生态环境。没有对城市绿地、城市建筑群的密度和高度、城市基础设施进行精心设计和安排。尤其是现在困扰城市建设的一个非要重要的难点就是城市的排水系统。每年一到雨季城市中就会形成内涝现象, 给人们的出行造成了困扰, 有时甚至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命。而在我国古代的城镇建设中, 人们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 建设的水利系统给我们今天在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比如建于北宋熙宁年间赣州城区排水干道系统——福寿沟, 采取分区排水的原则, 用明沟与暗渠相结合的方式建设的。出水口与城区池塘串联起来, 形成了主次分明、排蓄结合的排水网络, 对改善城区环境卫生、居住条件起了重要作用。这个系统同时组成了排水网络中容量很大的蓄水库, 以调节暴雨流量, 减少下水道溢流, 平时还可利用污水养鱼种菜。福寿沟在水系规划上既方便利用, 又不破坏原有的水系的生态性。

城市建设要想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要想把城市建设成为宜居的、生态化的城市就必须深刻理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我们要古为今用, 要把城市建设与保护自然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摘要：当前我国各地的城市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致使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交通拥挤不堪, 环境污染严重。而生活在这种钢筋混土里的居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迫感和精神桎梏感。如何消除这种城市化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危机, 一直是人们思考的问题。而中国古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则给这个问题带来了转机。

篇6：董仲舒法律思想浅析

关键词：天人合一,三纲五常,德主刑辅,春秋决狱

董仲舒 (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 , 广川人 (今河北枣强县) 人。少治公羊春秋, 孝敬帝时为博士, 兼通五经, 为群儒之首。汉武帝时号召各地举荐贤良方正极言敢谏之士, 他上“天人三策”, 提出“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重视。曾任江都相、胶西相。晚年居家著书。朝廷有疑难案件, 常向他咨询, 他首创“春秋决狱”的作法, 对当时及后世的司法影响极大。其著作有《春秋繁露》、《贤良对策》 (《汉书.董仲舒传》) 。

董仲舒远承孔孟, 近取荀子, 兼收阴阳五行及某些神权思想因素, 构成了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他的法律思想标志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确立。

1.“天人合一”的神学思想

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并派生万物的人格神。“天者, 百神之大君也”;“天者, 群物之祖也。”①“天”为人类社会派生出两件东西:一是“天之子”, 即帝王:“受命之君, 天命之所予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二是整个封建制度:“仁义制度之数, 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 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皆取诸阴阳之道”。

董仲舒的理论是对专制皇权的一曲赞美之诗, 其价值在于将皇权神化, 使其拥有理论上的确定性。这种立场显然与孔孟异旨而同于荀子及法家。但是他又主张:“天之生民, 非为王也, 而天立王, 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 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 天夺之。”②

2.“德主刑辅”、“大德小刑”

董仲舒认为, 人类社会的政治行为应当效法天道:“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 故以庆副暖而当春, 以赏副暑而当夏, 以罚副凉而当秋, 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 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天道的精神是以阴阳来体现的, 这个精神就是阳为主而阴为辅, 阳主德而阴主刑;“刑者德之辅, 阴者阳之助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 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夏属阳, 故行德政;秋冬属阴, 故为刑罚。治国以刑罚为务, 是违背天道的。但是若废除刑罚, 也不符合天道。

这种神秘理论的意义是:一方面神话了孔孟的“为政以德”的传统主张, 另一方面也纠正秦朝专人刑罚的政策, 也把法家的法治安顿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或者说也是法家的法治具有了神性。这样就把荀子的德刑兼重的主张理论化权威化了, 从而把本来是对立的主张在神学模式下融合了起来。

3.首创“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

在儒家思想被奉为官方正统思想而法律实践领域依然遵循法家传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董仲舒首创“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 并作《春秋决狱》。这一做法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唐以前的长期司法活动施以极大影响。

西汉武帝时代, 曾出现意识形态与法律实践分道扬镳的奇特现象:在意识形态领域, 由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使儒学上升为正宗学术, 儒家著作成为官方经典, 儒学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法律领域, 由于汉承秦制、汉承秦吏、汉承秦法, 致使当时的法律和司法活动仍体现秦律和法家的基本精神。

董仲舒是“春秋决狱”的始作俑者。当时廷尉张汤每遇到义关伦常的疑难案件, 便向董仲舒请教。董仲舒便以儒家经典 (特别是《春秋》) 所载的古老判例、故事或某种原则来予以裁定, 并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 为当时法官审判时所援引。此书大约在隋唐后失传, 今《太平御览》、《通典》仅存其零星片段。

“春秋决狱”在形式上可分为两类:

其一是引古判例以断案。《太平御览》六四〇载一案:“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 甲即以杖击丙, 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 当枭首。 (仲舒) 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 闻其斗, 莫不有怵怅之心。抚杖而救之, 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 许止父病, 进药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 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 不当坐。”董仲舒援引《春秋》中记载的一宗判例:许止父病, 许止进药而未曾先尝, 致使其父吃错药而病故, 当时的法官因许止无“弑父”的动机, 只宜于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而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其二是引经义以论狱。《太平御览》六四〇又载一案:“甲夫乙将船, 会海风盛, 船没逆流死亡, 不得葬。四月, 甲母丙即嫁甲, 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 法无许嫁, 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 言夫人归于齐, 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 听从为顺, 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 无淫行之心, 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 皆无罪名, 不当坐。”董仲舒从《春秋》中引出“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和“夫人无专制擅恣之行”两条原则, 施于本案, 免除对当事人的处罚。又《通典》载一案:“时有疑狱曰:甲无子, 拾道旁弃儿乙为养子, 以为子。及乙长, 有罪杀人, 以状语甲, 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 振活养乙, 虽非所生, 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 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董仲舒从《诗经》、《春秋》中引出“养父如同亲父”和“父为子隐”两条原则, 遂得出甲虽隐瞒乙杀人罪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

“春秋决狱”强调法官对行为人的真实动机和目的进行深入慎重的探究, 叫做“原心论罪”, 这是对秦汉法律中“客观归罪”精神的否定。董仲舒提出重要的审判原则:“毕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即以犯罪事实为依据, 兼而参考行为人的动机、目的。这是一条正确的审判方针, 至于有人片面夸大行为人心理状态的作用, “志善而违于法者免, 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从“客观归罪”跳到“主观归罪”, 这不能归咎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

4.结语

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 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 适应和满足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 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董仲舒在树立一套进行思想控制的大一统意识形态上, 在承认并且膜拜这种权威的同时, 借助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专制力量所企图进行的种种制衡上都是非常杰出而有创意的, 对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以及儒家学说的首要地位上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注释

1《春秋繁露王道通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