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纠纷案

工伤认定纠纷案（精选8篇）

篇1：工伤认定纠纷案

【文书标题】杨某0诉B单位工伤认定行政纠纷案声明

【审理法院】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件字号】

【审理日期】2007.10.12 【调解日期】

【案件分类】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

【全文】 【法宝引证码】CLI.C.89967

杨某0诉B单位工伤认定行政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工伤认定申请时效应当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算。这里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应当包括工伤事故导致的伤害结果实际发生之日。工伤事故发生时伤害结果尚未实际发生，工伤职工在伤害结果实际发生后一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不属于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情形。

原告：杨某0。

被告：B单位。

法定代表人：钱宗建，该局局长。

第三人：C单位。

法定代表人：王国强，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杨某0因与被告B单位(以下简称无锡市劳动局)发生工伤认定纠纷，向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杨某0诉称：原告于2004年3月进入无锡市市级机关汽车修理所(以下简称汽车修理所)从事汽车修理工作。后汽车修理所改制为第三人C单位(以下简称汽车修理公司)。2004年6月某日，原告与师傅王继聪拆一辆汽车的拉杆球头，用榔头敲打球头时铁屑溅入原告左眼中。当时原告只是感到左眼疼痛，视物有点模糊不清，随即停下手中的工作，但并没有特别在意，汽车修理所也没有及时送 1 原告就医诊治。2006年10月3日，原告左眼突然剧烈疼痛，感到视觉模糊，10月4日左眼即看不到任何东西。原告由父亲陪同到医院诊治，确诊为陈旧性铁锈症，经过手术治疗，虽然病情趋于稳定，但造成左眼永久性失明。而且，根据医生的陈述，从医学的角度看，此类陈旧性铁锈症如果造成一眼失明，则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感染发展，导致另一眼的失明。原告于 2006年12月21日向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及其上级主管部门赔偿原告因涉案事故受到的损失，并承担后续治疗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系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应请求工伤保险赔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遂于2007年4月9日向被告无锡市劳动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07年4月11日以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已超过法定的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而不是被告所称的事故发生之日。涉案事故虽然发生在2004年6月，但当时伤害结果并没有实际发生，至2006年10月3日原告眼疾发作时，才是涉案事故伤害发生的时间，2006年10月13日原告在医院手术后取出铁屑之时，才是最终确诊涉案事故伤害的时间，也是原告得知自己所受伤害系由涉案事故所致的时间。因此，原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效，应从2006年10月13日医院确诊开始计算。综上，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违反了《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规定。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2007]第000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

原告杨某0提交以下证据：

1．被告无锡市劳动局作出的[2007]第 000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一份，用以证明无锡市劳动局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

2．杨某0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杨某0的身份及其诉讼主体资格；

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根据原告杨某0的申请，调取了该院(2007)南民一初字第2号案件卷宗内的以下证据：

1．两次庭审笔录以及证人王继聪、傅生龙、周仁良的当庭证言，用以证明涉案事故发生的情况；

2．杨某0的医疗费凭证、出院记录，用以证明杨某0因涉案事故受到的伤害后果、该伤害后果与涉案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杨某0为此所支出的医疗 2 费用；

3．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最初对杨某0主治医生王祥群所作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杨某0眼睛所受伤害在病理上的特殊性，以及铁屑溅入眼睛后因受伤部位的不同和病人感觉情况的个体差异，可能导致伤害潜伏期，并证明涉案事故与杨某0所受伤害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4．杨某0的工资表，用以证明杨某0与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5．企业转制材料，用以证明汽车修理公司应对涉案事故负责；

6．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2007)南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原告就涉案事故提起民事诉讼，被法院依法裁定驳回。

被告无锡市劳动局辩称：2007年4月 9日，原告杨某0以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职工的名义，申请被告对其在2004年6月从事汽车修理工作时发生的事故进行工伤认定。被告受理后，经调查取证，查明原告确于2004年6月在工作中发生事故，但原告直至2007年4月9日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已经超过法定的工伤认定申请时效。故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和《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于2007年4月11日作出涉案《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杨某0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理由如下：1．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涉案事故发生于2004年6月份，原告于2007年4月9日才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早已超过了工伤认定申请时效。根据《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不具备申请资格的或者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超过规定时效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因此，被告作出的涉案《不予受理通知书》完全正确。2．原告关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里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是针对工伤认定申请时效起算时间的规定，强调的是“日”这一固定的时间点，即事故与伤害有直接因果关系的那一日。原告认为应认定 2006年10月13日最终确诊之日为涉案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并认为其工伤认定申请时效应从该日起开始计算。其诉讼主张并无法律依据。没有事故就没有伤害，事故与伤害密切相关，事故发生之日也就是伤害发生之日，这一时间点应当是固 3 定的，不是随意可以变动的。《工伤保险条例》之所以规定工伤认定申请时效，就是要在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对工伤职工怠于申请工伤认定作出一定的限制，以节约行政管理资源，提高办事效率，便于劳动保障部门及时、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综上，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杨某0工伤认定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无锡市劳动局提交以下证据：

1．被告作出的[2007]第000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的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

2．《工伤认定申请表》、原告杨某0的工资表、身份证、医疗证明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审核杨某0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所依据的材料；

3．被告对原告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被告在涉案工伤认定程序中进行了调查并形成相关材料；

4． 《无锡市职工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接收单》、涉案《不予受理通知书》交寄邮件清单、送达回执，用以证明被告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

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述称：同意被告无锡市劳动局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用以证明第三人的法人资格；

2．单位转制批复，用以证明汽车修理所改制为第三人的情况。

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杨某0于2004年3月进入汽车修理所(该单位于2005年6月因改制变更为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从事汽车修理工作。2004年6月，原告与其师傅王继聪共同拆卸一辆汽车的拉杆球头，王继聪用榔头敲打球头时导致铁屑溅入原告的左眼中。原告当时感觉左眼疼痛，滴了眼药水后疼痛缓解，故未去医院检查。2006年10月 3日，原告感觉左眼剧烈疼痛，视觉模糊，于同年10月5日到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诊疗，同年10月11日至13日经医院手术治疗，诊断为：1．左眼外伤性白内障；2．左眼铁锈沉着综合症；3．左眼球内附异物。虽经治疗，原告的左眼视力明显减弱。医生诊断认为杨某0左眼所受伤害与涉案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从医学角度看此类事故伤害可以存在较长的潜伏期。2007年4月9日，原 4 告向被告无锡市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和《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于同年4月11日以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已超过规定的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了[2007]第000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于同年4月17日邮寄送达给原告和汽车修理公司。原告不服，于2007年 4月25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涉案《不予受理通知书》。

另查明：2006年12月21日，原告杨某0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起诉无锡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系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汽车修理公司，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因涉案事故伤害就医诊疗所支出的医疗费人民币10 718．29元并承担后续治疗费用。案经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请求工伤保险赔偿，不能直接对用人单位提起民事诉讼，故于2007年4月 26日作出(2007)南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工伤事故发生时伤害后果尚未发生，伤害后果发生后经医生诊断证明确系工伤事故导致的，应当如何确定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

篇2：工伤认定纠纷案

理

词

审判长、陪审员：

我依法接受本案原告人XXXXXXX有限公司委托，担任原告人XXXXXXX有限公司的全权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同时，在庭审前，也是本事件的全程见证人。5.27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我既接受XXXXXXX有限公司之委托，带车急送伤者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XXX医院救治;其间与XXX家属代表及其所聘律师就补偿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因双方期望值相差巨大磋商未果;以后按照原告要求，提供了相关举证材料；今天又参加了庭审调查。对本案的案件事实有着充分的了解。

首先，我受XXXXXXX有限公司之委托，代表公司领导及全体员工，对伤者的受伤表示惋惜和同情，公司领导表态，愿意为XXX在当地最好的医院已经治疗痊愈的情况下，再给予适当的救助和补偿。

根据事实与法律，提出证明被告（某市人社局。以下同。）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违法的资料和意见，维护原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受托代理人的当然职责。纵观本案，受托代理人认为：

一、被告工伤认定程序不合法

被告在答辩状中所列各项程序详细，时间节点明确，看似条理清晰、程序合法。但是，被告故意回避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规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可以根据需要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根据工作需要，进入有关单位和事故现场”；第二款规定：“依法查阅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询问有关人员并做出调查笔录”。本受托

代理人认为，《办法中》的“需要”是指双方当事人意见不一，产生分歧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中的双方，正是多次协商未果，产生了巨大分歧，一方当事人才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的。所以，对于被告在法律上是“需要”的，即被告必须履行的职责。被告无视原告根据被告要求所提供的各项举证材料，更不对当事人、事故现场及相关人员进行走访、调查和取证，草率的做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现在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只要是在工作单位受的伤，无论什么情况，都是工伤，单位就得赔偿，甚至有关社保行政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也不止一次的对我们说过类似的话。难道这就是合法的吗，就是公平的吗。用人单位是合法纳税人，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尊重和维护。不要认为这些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真的与本案无关，这些事实（不管社保行政部门是否清楚的了解，很多认定的轻率，伤者过度的强势意识和用人单位的无奈），在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已经成为相关参与者的常识、不言自明的社会认知或潜意识。这些事实已经深深嵌入打工人员、社保行政部门、用人单位等案件参与者的内心深处，成为这些案件参与者做出认知、决定、盲目服从的理所当然的、无需思索的条件。从另一个方面说，社保行政部门即使认定错误却受不到相应的行政处分和责罚，甚至完全没有任何行政处分和责罚。这也是人们无奈的、共知的“社会事实”。

二、被告认定事实不清楚

被告在答辩状中所表述的事故发生的经过是清楚的，但经过不一 定就是事实真相，有时甚至是掩盖了事实真相，本案恰是如此。被告认为“原告陈述XXX故意将手伸进输送皮带并涉嫌故意诈骗的情况没有公安机关的认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陈述的内容全部基于原

告自己的推论和设想，原告没有认定XXX是否涉嫌故意诈骗的职权不应妄下结论”。事实是：

1、当时XXX的手还在皮带里绞着，疼痛难忍的情况下，原告人不能也没有权力置伤者的伤情而不顾，坐等公安机关来认定是否涉嫌诈骗，原告只能紧急拆除机器，救出伤者，送往医院。

2、对于“必须先停机，再处理，未停机严禁将手伸入皮带”的规定，当班员工XX证明：“他（指XXX）应该知道，天天强调，大伙都知道，我也没想到他用手去弄”。当班值班领导XXX证明：“这次事故的发生，完全是XXX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和事后了解，XXX是在未停机、机器运转的情况下，拒不听同事XX的提醒，故意把手伸入皮带造成的”；对于操作规程“全体员工是非常认真遵守的，唯独XXX不遵守操作规程造成如此后果”这就是证据，足以证明当时的实际情况。

3、XXX无视安全操作规程，拒不听从当班领导和当班同事的告诫、提醒，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而追求这种结果发生，既不是疏忽大意因为“天天强调”，也不是不可预料因为“大伙都知道”，只能是故意。既然是故意，就有可能涉嫌自残，涉嫌诈骗。这样的推论，我认为是严谨的、科学的，也是合法、合情、合理的，而不是所谓的“妄下结论”。被告认为“原告陈述XXX班前引用了大量白酒，是酗酒，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事实是：当班值班领导XXX证明：“更重要一点，XXX班前饮酒，这也是与此事故有联系的”。这就是证据。这些如此重要的证人证言，被告却只字不提，只要求原告出具公安机关的认定和酒精检测报告，不能出具，就认为是妄下结论。而原告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做到的。由此，被告对原告的举证刁难是显而易见的。

三、被告适用法律法规不准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为工伤：1.故意犯罪的。2.酗酒或者吸毒的。3.自残或者自杀的。被告认为：“XXX发生事故的情况，没有证据证明具有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况，理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有一个事实，被告在答辩状中未曾提及，本受托代理人认为，应当向法庭如实阐明：首先，XXX班前酗酒，班中不顾领导的告诫、同事的提醒，在完全没有非排除不可的故障的情况下，毫无征兆的、突然地将手伸入皮带内，造成受伤；其次，XXX刚刚被送入医院治疗，伤情尚未稳定之时，其家属及不明身份人员6人，来厂大闹，强索赔偿20万元；再次，XXX家属多次向本受托代理人和他人说：“我家欠别人外债十几万，好几年了，就是没钱还”。“这次起码还个差不多”，等等。凡此种种事实，相互关联，环环相扣，在内容上具有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明确的证明了一个清晰的、完整的证据链条。本受托代理人认为：如前所述，原告向被告提供了较多的证据证明XXX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其行为符合故意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既然是故意，就有可能具有法定的三大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为工伤的法定情形。如此多的证据指向，被告却视而不见，而简单地归为“职工因疏忽大意未严格遵守”，更证明了被告的长久形成的行为惯性和思维定式。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是简单草率的。对于XXX一方的证据照单全收，对于原告方的证据视而不见，对于不利与XXX一方的法律规定，只字不提，不但无法明确本事故的全部事实，而且把全部利益均归于XXX一方，在这份认定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被告人按照长久形成的思维定式，草率认定，应付差事的懒政行为；不难看出，这份认定书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加以勉强的论证，意在造成已经认定的既成事实。那么，法律何在，天理何在，公理何在。我所代理的原告方，只能仰仗法律之天威，依靠法院的公正，来维护自身应有的尊严、应有的公平。

此致

XXX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受托代理人： XXX

篇3：工伤认定纠纷案

案情回放

王某为某大学教授, 平日里与学生关系很好, 业余生活非常喜欢跳舞, 不少人向他学习舞蹈, 他与舞伴的绯闻一直没有间断。结婚3年, 为了王某跳舞的事情, 妻子李某没少与他争吵, 终于在一次“排雷”过程中, 李某发现了王某出轨的事实。勃然大怒的李某当即提出离婚, 经王某苦苦哀求, 考虑到孩子才两岁, 李某同意暂时不离婚, 但要求其签下“夫妻忠诚协议书”。该份协议约定: (1) 夫妻双方应当互敬互爱, 对家庭、对子女要有基本的道德观念; (2) 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一方违反夫妻忠诚义务出轨 (发生婚外情) 的, 出轨方必须同意另一方的离婚要求, 二人婚后购买的房产不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而是无过错方的个人财产; (3) 出轨一方在离婚时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且每月向无过错方支付3000元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有了这份协议的保障, 李某自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 就在3个月后, 李某再次发现王某发生婚外性行为, 一场激烈的争吵不可避免, 甚至通过民警才让这场家庭保卫战平息下来。冷静下来的李某想到了之前那份夫妻忠诚协议, 当即一纸诉状诉至法院, 要求离婚, 同时要求按照协议约定将房产作为李某的个人财产, 并确定孩子的抚养权。

法院经审理之后, 准许二人离婚, 但驳回了李某按照夫妻忠诚协议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

律师解析

夫妻间的忠实义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忠实义务, 主要是指夫妻贞操义务, 也就是夫妻婚后互负专一的性生活义务, 不得有婚外性行为。广义的夫妻忠实义务, 除指夫妻贞操义务外, 还包括不得恶意遗弃配偶, 不得为第三人的利益而损害或牺牲配偶他方的利益”, 本文所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主要是指狭义的忠实义务, 即夫妻不得为婚外性行为。

在实践中, 签订忠诚协议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一种是新婚夫妻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 以保障婚姻的纯洁为目的, 由夫妻双方共同拟定, 此时的协议带有更多的浪漫色彩。而另一种是婚后一方出轨被另一方发现以后签订的协议, 这时的协议绝大多数为书面形式, 基本都是由无过错方拟定, 过错方对协议内容只能默默服从、被动签字。在这种协议中通常会约定高额的违约金, 如果一方再次出轨, 那么其将承担巨额的财产损失, 例如此案中的房产。有些人甚至在协议中约定, 一方出轨的, 必须同意另一方的离婚要求, 并且放弃孩子的抚养权、探视权。

对于上述协议的效力问题, 法律界观点不一, 主张认定其有效的一方认为“对于婚姻契约之类的纠纷, 关键是审查有关协议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如果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则应当尊重婚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按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处理”;有的认为“《婚姻法》第4条规定了‘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忠实’, 而夫妻忠诚协议的内容正是对法律抽象义务的具体化, 完全符合了婚姻法所倡扬的文明家庭秩序。”

而主张认定其无效的一方认为:“通过人为约定的方式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是不合法的, 夫妻忠诚协议实际上就是通过协议方式, 将夫妻双方的一些基本人身权利特别是人身自由、性自由给予限制甚至是剥夺, 就其本质而言, 是违背宪法的, 是不可能产生法律效力的”;“损害赔偿是以损害事实为基础, 其数额不能由双方当事人预先约定。损害赔偿适用填补原则, 数额上应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计算, 而不是凭空想象。夫妻忠诚协议通过协议预先确定今后可能发生的违反协议后的损害赔偿额, 是与基本法理相违背的”。针对该问题,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 (征求意见稿) 》也给出了截然对立两种观点。

根据多年实践, 本律师认为, 对于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不能一概而论。夫妻忠诚协议应当分为:以忠诚为义务的财产协议、以忠诚为义务的人身协议、以忠诚为义务的财产人身协议。

对于以忠诚为义务的人身协议, 以忠诚为义务的财产人身协议, 如:“一方发生婚外性行为的, 必须同意另一方的离婚要求”“因一方出轨而离婚的, 必须放弃孩子的抚养权、探视权”“一方出轨的, 必须同意另一方的离婚要求, 同时在离婚时将房产无条件给予对方作为赔偿”等等, 像这样限制一方离婚自由、剥夺孩子抚养权、探视权的条款因其涉及人身关系, 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等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 法院一般都不会予以支持。

而对于以忠诚为义务的财产协议, 尽管其不涉及人身关系, 也不能一概认定其有效。只有双方当事人出于真实意愿, 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订, 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也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约定的数额具有可行性, 未影响另一方的基本生活, 并且在判决准予离婚的前提下, 法院才可能谨慎地认定该协议有效。

前文所述案例中, 双方对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争议, 但该房产是否能够按照夫妻忠诚协议分割, 则取决于该份忠诚协议的效力。法院之所以没有支持李某按照忠诚协议分割共同财产的请求, 是因为该份协议剥夺了王某的离婚自由权、抚养权等人身权利。若该份协议未涉及人身权利, 仅对房产做出约定, 根据司法实践, 不排除法院认定该份协议有效的可能性。

篇4：工伤认定纠纷案

案例概述:

1987年,因离异王某与邹某再婚,当时王某所生已成年但未婚的儿子陆某也一同生活在一起。1992年,陆某与郭某结婚并继续与王某、邹某共同生活、居住,没有区分家庭财产。1997年,家庭原有三间平房拆除,在原址以王某、邹某、陆某、郭某及陆、郭二人所生女儿(四岁)5人名义共同重新申请翻建二层五间楼房一幢(产权登记在邹某名下,实际建房199.87平方米,经政府相关部门核查,仅认定该楼房拥有179.6平方米合法产权,故楼房超建20.27平方米),并继续共同生活居住。2007年6月,王某与邹某因故离婚,但对共同所有、居住的楼房没有进行析产。2008年6月,王某将邹某及家庭的其他成员告上法院,要求析产。法庭上,双方对楼房共有和居住没有异议,但陆某夫妇认为他们对房产形成贡献较大,故应当多分。陆某夫妇为证明自己出资较多,提供了郭某几位亲戚作证,以证明向他们借款的事实,但证人仅有借款过程的陈述而没有像借条、银行存取记录、还款收条等书面证据佐证,原告王某称对建房借款不知情。法院审理法官仅根据郭某几位亲戚的证言,最后支持了陆某夫妇要求多分房产的请求,且财产分配倾斜度很大。

案件解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系陆某夫妇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否证明其对农村共有房产投入明显高于其他共有人,即是否应当享受多占房产份额的权利?

我国法律规定,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依照协议分割,没有协议一般采取等份分割的原则,但部分共有人能够证明对财产形成投入较多或贡献较大的可以多分。

由于我国对农村房产采取“二元”式管理模式,即农村宅基地与地面房屋分别管理,故享有共同宅基地使用权的家庭成员并不必然对地面房产享有共有产权,如本案当中的陆某与郭某所生女儿因建房时还是未成年人,故对本案争议房产不享有共有权利。另外,农村自有房屋的形成并不完全与城市商品房的建设相同。由于受经济或现实条件的制约,村民自行备料和建造房屋的现象较多,即农村房屋形成交织着具体货币、自有材料、购置材料、自有人工投入、购买劳力等等投入情形。正是这种复杂的房产形成类型,导致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分割农村房产上存在很大的困难。

本案讼争房屋从建房到纠纷产生已逾10年,很多当年存在的零碎证据早已灭失,要想区分每个共有人实际应得房产份额十分困难。法庭上,原、被告对共有房产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被告陆某、郭某认为,楼房起建留有外债,系其二人负责还款的,并向法庭提供郭某几位亲戚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

证人证言作为民事证据的一种形式,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本案证人证言从证据学角度看属于间接证据,另从民事证据应同时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三性角度分析,证人证言除了真实、合法二性外还须与案件处理具有实质性的关联性才具有真正诉讼意义。综合考虑,几位证人证言从形式上具有法律效力。

但仅凭几位证人证言是否就可以认定陆某及郭某借款都是用于建房的呢?从证据学的角度判断,本案的证人证言仅能勉强证明借款的事实,但要证明借款用于建房的事实,还得有工钱支付收条、建筑材料购买票据等等其他间接证据予以印证,并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因此,要想在仅能勉强认定借款事实的条件下却无法证明借款是用来建房之用且由本人实际还款的,并以此来支持房产共有人出资较多或贡献较大理由,显然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撑。本案审理法官在判决中支持了被告陆某、郭某要求多分房产的意见,唯一的可能就是在证据不足且欠缺的前提下运用了“自由心证”。

作者认为,象证人证言这样的间接证据,在没有得到其他相关间接证据的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的情况下,法院在认定相关事实时应当慎重。即使运用法官心证认定案件事实,也必须在现有证据达到相当盖然性的条件才可以使用。况且,我国法律对法官是否可以及如何运用自由心证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农村家庭成员共同建房、生活居住在农村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成员间在家庭财产的收入和支出方面往往相互交融,一般很难区分。即使象建房这样的重大经济活动也不是仅凭几件零碎的证据材料能够查明的,除非有明确的家庭共同建房出资协议这样的直接证据,但往往这种情形却十分的罕见,也可以说在法院诉讼中几乎难以遇见。故笔者认为,涉及农村家庭共有房屋分割纠纷的案件,法官应当严格审查和认定当事人提供的间接证据的效力,对没有其他间接证据印证并存疑的案件事实应当做不利于提供证据当事人的理解和解释,以更好地保護所有房屋共有人的利益。处理农村房屋析产案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有协议的按照协议分割,没有协议的按照等份分割原则处理”。

篇5：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认定解析

王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了买卖的价格和房屋的交付时间。此后，王某依约支付了约定的合同价款，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商品房房交付王某使用，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王某又与李某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约定将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购得的商品房以每平方米高于原购入价500元卖给李某。但后因此房价格上涨，王某拒不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且主张其与李某的买卖合同无效，李某因之诉至法院。

二、分歧

本案审理中首要的一点是认定王某与李某间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对此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合同无效，理由为：买卖合同违反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无产权房屋不得买卖的禁止性规定。

第二种意见认为合同效力待定，理由为：王某未取得产权而处分他人财产，是无权处分，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待定。

第三种意见认为合同有效，理由为：王某将其对房屋开发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自己，这一债权转让合同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三、评析

审理本案的第一关键在于对认定李某与王某间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结合上文的分歧意见，我们归纳出本案中有争议的法律问题为：王某与李某的买卖合同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王某将转让商品房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还是有权处分;如果上述行为是无权处分，那这一行为的效力如何;如果上述行为是有权处分，那这一行为是否属于债权让与。现分析如下：

1、《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无产权房屋不得买卖是否是认定合同无效的强制性条款。《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的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认定合同无效的重要依据之一。王某认为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第1款的第6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其与李某所订立的合同违反了这一强制性的规定，故为无效。我们认为，这一规定不是《合同法》第52条所谓的强制性条款，第一、在法理上，凡法律条文冠以“不得”等字样不必然代表此条文为强制性条款，也可以是带有指引性质的条款;第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是1994年颁布的法律，此法的颁布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在立法技术上多用“不得”等字样来表达方便行政的寓意。同时在立法的内容上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下的商品房交易状况，有滞后性;第三、从《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原则出发，对实践中如王某与李某相类似的买卖合同都认定为无效不利用物价值的有效且充分使用，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应尽量减小合同无效的范围;第四、买卖合同标的物的`特征表明，其标的物无须是现已存在的物或现属于出卖人的物，即使是非房屋所有权人也可能成为房屋的出卖人。综上，以本案讼争买卖合同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观点是错误的。

2、王某转让商品房的行为是否是无权处分。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王利明民法159页)无权处分中的“处分”主要是指处分财产所有权或债权的行为。因此，判断王某的行为是否是无权处分就要看王某对商品房是否享有财产所有权或者是债权。本案中，因房地产开发公司履行合同，将商品房交付王某使用，王某因此获得了对商品房的直接占有，占有是所有权的重要权能之一，王某对商品房的实际占有使得王某对商品房有管领和支配的权力。但由于我国民法采取的是不动产变动登记主义，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登记为标志，因此，王某取得的是一个欠缺登记要件的不充分的所有权。综上，我们认为，王某转让商品房给李某的行为是有权处分，不是无权处分，故而本案讼争的买卖合同不应当认定为效力待定。

3、王某的有权处分是否是债权转让。债权让与的概念指，在不改变合同关系内容的前提下，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依法将其合同权利和义务全部或者部分地转让给第三人的法律行为。本案中王某将商品房转让给李某时抬高了合同价格，改变了合同关系的内容。同时，房地产开发公司依约将商品房交付王某实际使用，王某不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是因为其自己拒绝办理的原因所致，所以可以认为，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王某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因履行而消灭，故认定王某与李某间合同为债权让与合同并进而认为买卖合同有效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总之，我们认为，本案适当的处理方式认定王某与李某间的合同是有效的，王某的转让行为是有权处分。王某违反合同约定，李某诉请王某继续履行合同应予以支持。

四、余论

上文论证中的一个主要争议问题可能是在王某转让商品房的行为到底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上。如果认定为无权处分，根据通说的观点，因《合同法》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被认为是效力待定的，因此，王某与李某间的合同效力会被认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此时买卖合同会因为王某恶意拒绝办理产权手续而使合同一直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显然不符合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解决王某与李某间的纠纷。况且，对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我国法学界本来就存有争议，同样有观点认为无权处分合同是有效的。(参见王轶的观点)

本案中认定王某的转让行为是有权处分，可能有人会认为这和我国民法传统中认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要件相矛盾，之所以有这样的矛盾实质上是因为我国法律上的登记制度不规范所致。司法实践基于公平和正义的理由应在个案中有所突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本案中王某将商品房借给他人居住，同样是一种处分行为，法律认定这种处分行为无效或是效力待定，毫无意义。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11条有关房屋的转移占有及风险转移的规定就表明了审判机关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物权理论。

篇6：常见的工伤纠纷知识

1、未签合同发生工伤怎么办?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只要存在事实上的劳动用工关系，法律通过“默示”形式承认劳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只要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工作中负伤的，因此应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应承担因工伤造成的经济损失。

2、劳动合同中的生死条款有法律效力吗?

劳动者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社会保险待遇是强制性的，不因约定而发生无效。

根据《劳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下列合同无效：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2.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确认劳动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

有些单位借劳动者对有关法律法规不甚清楚的情况，与劳动者签订有生死条款的劳动合同，发生事故后以劳动合同为根据不予赔偿，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是法所不容的。 当然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为慎重起见，应对劳动合同的各项条款逐一审查，一旦发现有生死条款或类似条款，应及时提出，越早解决问题，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因工伤残造成间接的经济损失是否应当赔偿?

应当，但不同于直接经济损失。因工伤残在给劳动者造成直接损失的同时，也会造成间接的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是指劳动者在发生伤残事故后个人在本单位所受的经济损失，包括支出的增加和收入的减少，对劳动者其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必须给予全部的补偿。间接经济损失是指职工直接经济收入以外的其他经济收入的损失，包括兼职收入、业余其他劳动收入等。这部分收入不是人人都有，是不固定的、时有时无的额外收入。社会保险主要是保障其基本生活，因而这部份经济损失不应与前者同等对待。

4、因工伤残与非因工伤残在待遇上有区别吗?

有。劳动者因工伤残是劳动者个人在工作中付出的代价，应规定较高的待遇。这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而且在精神上也是一种奖励和安慰，具有“物质奖励”的意义。非因工伤残，付出的代价，不是为社会劳动所付出的代价，保险待遇相对较低。它同疾病社会保险待遇一样，属于“物质帮助”的范畴。

5、劳动者是否应为工伤事故中本人的过错(非故意)承担责任?

不承担。因为工伤保险的投保人为用人单位，被保险人是与该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工伤保险所保之“险”为职业的危险，指在生产工作中的工伤事故和职业性有害因素对职工健康和生命造成的危险。工伤保险的方式是对已经遭受工伤危害的职工及其供养亲属给予物质帮助和经济补偿。因此，工伤保险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论工伤事故的责任归于用人单位还是职工，用人单位均应承担保险责任。

6、用人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否影响劳动者的权利?

不影响。我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这就决定了保险当事人，不得自行确定是否参加保险，以及选择所参加的保险项目。被保险人及其所在用人单位，必须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的保险金额缴纳保险费，并不能自行选择缴费标准。即使用人单位未按期缴纳保险费，也不影响劳动者依据社会保险制度所享有的物质帮助权。社会保险的这一特点，使其与以自愿为基本特征的商业保险区别开来。

7、工伤保险赔偿是否应当包括康复费用?

包括。工伤保险制度包括预防事故发生和帮助伤者康复。世界各国的立法都要求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康复承担责任。用人单位中努力减少事故发生，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对劳动者的安全培训，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及时纠正排除。一旦发生事故要及时治疗，采取包括度假、治疗等措施促进职工早日康复。帮助工伤残疾人员恢复劳动能力，为伤残人员生活和劳动创造条件。职业康复旨在帮助工伤残疾人员尽可能恢复劳动力和提高生活能力。为此，用人单位应积极帮助劳动者康复，培训残疾人员。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并需要通过专门培训恢复或提高劳动能力的工伤残疾人员，用人单位都有责任积极组织专门培训，所需费用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的职业康复费用中支付。

8、我被评为工伤七级，单位已经发给我伤残补偿金，请问我能否再向单位提出精神补偿金的请求?

伤残赔偿金本身具有精神抚慰金的性质，一般不会重复支持。

9、工伤如何赔偿?

答：职工因工死亡，应按照以下规定发给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伤补助金：

篇7：婚约财产纠纷主体认定1

婚约财产纠纷主体不限于男女双方

婚约财产纠纷是指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女双方在婚约关系存在期间因维持该关系而产生的财产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了三种情形：(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却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属于这三种情形的，如果给付人要求返还，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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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给付人和接受人不一定是订立婚约关系的男女双方，因此，对何人能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何人能作为被告承担义务认识不一。有人认为，婚约关系就是订婚男女双方之间的关系，因此，婚约财产产生纠纷的当事人应是男女双方而不应是其他人。

笔者认为，这类案件的主体不应限于男女双方，原因是：就给付人而言，有时给付人是男方本人，有时给付人是男方父母或其他近亲属;就接受人而言,有时接受人是女方本人，有时接受人是女方父母或近亲属。从彩礼的来源看，有些是男方本人打工所挣，有些是全家共同财产，有些是全家共同举债。由此看来，给付彩礼的问题，并不单单是男女双方当事人的事情，它往往涉及双方的家庭关系。

篇8：工伤认定纠纷案

(一) 快递纠纷数量的上升

据国家邮政局调查分析发现, 进入21世纪, 我国快递行业的业务量均保持在年增幅20%以上。快递作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力量之一, 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 带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朝阳行业。但是我国快递行业具有起步晚、技术性差、行业自律不足等粗放发展特征, 导致快递纠纷时有发生。据国家邮政局2012年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调查, 快递服务总体满意度为71.2%, 售后服务与揽收服务满意度相差16.9%, 快递重视接收客户不重视后期的赔偿现象非常严重, 而在2011年调查的数据显示有关快递损毁赔偿纠纷达到34%。[1]查阅圆通快递公司与用户签订的《国内快递服务协议》中对保价的货物发生损毁的赔偿是按照实际损失价值赔偿, 最高不超过快件的保价金额, 未保价的赔偿额为所付资费的三倍。 (其他民营快递公司都提供了诸如此类赔偿机制的格式条款) 但是保价额并不等于实际价值, 这样就引发对保价货物发生损毁是按照与保价额有关赔偿还是实际损失赔偿的争议。举个例子予以说明, 某人通过圆通快递公司邮寄一本相册, 这本相册对寄件人的意义非常大, 实际它只有两百元钱的价值, 但是寄件人为它设置了两千元钱的保价金额。如果相册在邮寄的过程中由于快递公司的过失发生损毁, 是依据寄件人与圆通签订的《国内快递服务协议》中规定的实际损失还是《邮政法》中规定的保价额确定赔偿额。笔者认为应该按照《邮政法》中的规定:一方面寄件人与圆通签订的《国内快递服务协议》必须在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基础上方能生效, 这是《邮政法》的立法价值所在, 《邮政法》是快递赔偿规则对快递公司的最低要求, 只有符合法律的规定, 双方的约定才有效;另一方面大部分寄件人在填写保价额时一般都不会低于实际价值, 问卷调查发现只有23%的人会选择保价, 而一旦选择保价则货物价值都比较大, 如果保价额的填写只能作为赔偿的最高参考价, 就会出现同保价额不同赔偿额的矛盾, 保价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确定约定满足《邮政法》的最低条款后, 也并不代表所有的情况都能按照特殊法的规定, 《邮政法》的限制赔偿责任也有例外。如果因为快递公司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货物损失 (此与《合同法》中的免责条款无效的规定相一致) , 或者未在营业场所的告示中和提供给用户的给据邮件单据上, 以足以引起用户注意的方式载明限制性赔偿责任相关规定, 就不能按照《邮政法》的规定进行赔偿, 而要按照《合同法》的规定, 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实际价格计算赔偿。

综上所述, 快递服务按照约定确定的赔偿额在达到不低于《邮政法》的规定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处理:有保价的全部损毁按照保价额进行赔偿, 部分损毁按照保价额与邮件全部价值的比例对邮件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无保价的如果在订立合同之前以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限制性赔偿条款按照实际损失而最高额又不高于至少三倍 (具体按照各快递公司的承诺) 所收资费进行赔偿, 如果没有履行提示义务, 则要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的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赔偿。但是矛盾还不止于此, 《邮政法》对“履行提醒义务后的限制性赔偿条款”予以肯定, 但是《合同法》却对此存在争议。

(二) 《合同法》中相关法条的冲突

依据《邮政法》以及《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对于未保价的货物在订立快递服务协议时, 快递公司如果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则该条款有效, 未保价货物赔偿标准就可以直接适用限制性赔偿条款即最高不超过几倍所收资费。而《合同法》四十条却对此予以了否定。《合同法》三十九条与四十条素来存在争议。梁慧星教授认为, 三十九条的格式条款的免责规定与四十条的无效条款相矛盾。[2]而王利明教授认为, 二者之间不冲突, 四十条是格式条款中绝对无效的条件, 如果格式条款满足此规定, 自始无效, 免除了现在应承担的责任, 但是格式合同双方当事人未来发生争议, 订立合同之时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如果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 则第三十九条可以成为它免除责任的依据。[3]笔者赞同梁慧星教授的观点, 《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使得三十九条失去了意义, 四十条中“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属于三十九条中的“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有了四十条的规定, 不管提供合同条款一方当事人有没有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 条款当然无效。运输合同是建立在双方平等基础之上的, 寄件人缴纳了运费, 双方之间的快递服务合同成立, 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快递公司就有义务将货物准时、安全、完整地送到接收人手中。如果还要另外收取寄件人的保价金, 才能达到此目的, 势必加重了寄件人的负担, 符合《合同法》四十条中“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 格式条款无效。不管快递公司有没有以合理方式提醒寄件人注意限制其责任条款, 只要有这一条款合同自始无效, 快递公司需要按照货物的实际损毁价值予以赔偿。

(三) 实际损失价值的认定

按照实际损失价值进行赔偿又牵涉出新的矛盾, 实际价值由谁定, 如何定, 依据的标准……, 我国快递具有发展起步晚、快递数量大、快递物品繁多、快递人员专业性弱等特点, 调查发现90%的快递方很少做到先验货再填单, 在寄发货物的时候, 很难有时间和技能做到对货物进行价值的评定, 进而让发生损毁时有据可查, 《邮政法》的保价额赔偿在这时显得更有必要, 但是没有保价的货物实际损毁该如何确认呢。[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寄件人主张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的请求时负有“谁主张谁举证”的义务, 对实际货物价值的举证责任加重了寄件人的责任, 快递公司往往会不承认寄件人的举证价值。但是根据《快递业服务标准》, 快递公司在接收货物时负有对货物检查的义务, 这样就构成了他们对货物价值不认同的有力反驳, 从而把举证的义务推向了快递公司。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 一方面可以督促快递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货物验收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对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举证责任的免除、或是举证责任倒置, 更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三、完善快递赔偿制度建设的建议

对于快递赔偿纠纷的解决, 不管是依据“契约自由”原则, 还是依据《邮政法》, 还是依据《合同法》等等, 都有他们一定的合理性。为了维护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统一和严肃性, 便于规范快递服务合同, 便于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 必须通过必要的手段对快递赔偿解决机制进行修改和弥补, 使其符合公平正义的目的。笔者认为, 解决这一矛盾, 不能只依靠快递公司的力量, 应当建立快递行业保险机制。我国快递市场每年平均丢失的物品价值已经超过千万元, 尤其是一些小的民营快递公司, 如果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去赔偿有失公平, 也不利于快递公司更好的发展业务。[5]笔者建议可以依照铁路赔偿机制的做法, 要求每位寄件人强制保险, 而非保价, 保险由快递公司代保险公司收取。按照保险学上的原理, 寄件人数量大, 分担到每位寄件人身上的保险费相应减少, 也不会加重寄件人的负担。发生损毁纠纷时, 寄件人只需要向保险公司证明损毁事实的发生, 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赔偿, 而追究快递公司的过错责任则交由专业的保险公司负责, 同时保险公司也可以对快递公司进行行业监督, 推动其不断完善自我。

摘要：快递作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力量之一, 解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 带动了电子商务、交通运输业等的发展, 是我国经济的朝阳产业, 具有极强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但是我国快递行业具有起步晚、技术缺乏、各快递公司发展参差不齐、行业自律不足等特点, 导致快递损毁时有发生。同时相关法律依据的不足、解决机制的紊乱、不完善, 致使各地方处理的赔偿标准、认定形式、责任承担等大不相同。明确、统一快递损毁赔偿责任认定标准成为我国快递业未来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快递损毁,赔偿责任,保价

参考文献

[1]马胜军.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2]梁慧星.统一合同法:成功与不足[J].中国法学, 1999.

[3]王利明.对<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J].政法论坛, 1999.

[4]孙晓琳.快递保价运输若干法律问题探析[J].法制与社会, 2009,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