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方不能申请工伤认定

2024-04-19

受害方不能申请工伤认定(共5篇)

篇1:受害方不能申请工伤认定

受害方不能申请工伤认定

2003年4月,曾某将自己的一辆中型自卸货车挂靠在某汽车配件经营部,并以该经营部名义对外经营,每年向其缴纳400元服务费。5月5日,曾某个人出面聘请吕某为其驾驶该货车,吕某的支出费用全部由曾某个人负担。9月5日,吕某驾驶该车时因塌方坠入路边河沟,曾某和吕某死亡。10月24日,吕某近亲属向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认为无证据证明吕某与汽车配件经营部建立了劳动关系,曾某又不属于法定用人单位,故吕某死亡性质认定不属于我国劳动法调整范围,不予受理工伤认定,建议通过民事法律途径解决。吕某近亲属不服上述认定,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我国实行道路运输许可制度,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车辆挂靠或承包具有运输资格的公司中从事运输工作。在挂靠或承包关系中,挂靠人、承包人所聘用的劳动者与被挂靠方、发包方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劳动者受伤后是否享受工伤待遇,我国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有意见认为,吕某与汽车配件经营部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不属工伤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应予撤销。理由如下:

吕某间接与汽车配件经营部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从曾某与汽车配件经营部签订的合同看,曾某将自己的货车挂靠该经营部,车籍单位为该经营部。曾某虽以个人名义招聘吕某为驾驶员,但曾某是以该经营部的名义对外从事货运服务的,曾某个人并无资格从事货运工作,故汽车配件经营部是吕某法律上的雇主,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而且劳动法的立法精神是最大可能地保护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遭受事故伤害后的保障权利,吕某在工作期间发生事故,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应认定为工伤。

笔者认为,吕某与汽车配件经营部之间未形成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不予认定为工伤关系是正确的,应予维持。理由如下:

1.吕某与曾某之间是一种劳务关系。本案中,曾某以自己的名义招聘吕某为驾驶员,为其长期从事货物运输开车,双方之间是一种固定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劳务关系,但双方是否适 用劳动法调整呢?根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劳务关系不能认定为工伤关系,故曾某与吕某之间的雇佣关系不受劳动法和《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条例》调整。

2.曾某与汽车配件经营部之间是挂靠关系。我国从事道路运输(包括客运和货运)应当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曾某未办理有关手续,以汽车配件经营部的名义对外从事货物运输,双方形成挂靠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合同关系。从民法关系上讲,双方是一种连带法律关系,即曾某对外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由汽车配件经营部承担连带责任而不是完全由经营部承担民事责任。

3.吕某与汽车配件经营部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吕某受雇于曾某,曾某虽挂靠汽车配件经营部,以该经营部的名义对外从事货物运输,但该经营部与曾某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合同关系。经营部每年仅收取曾某400元的服务费,其应履行的义务包括介绍货源、代办手续、代收运费、代办车辆的有关证明、代交有关税费等,双方的权利义务基本一致,经营部从曾某的身上并未获利。而吕某的一切费用均由曾某直接开支,吕某与经营部之间并未直接发生任何法律关系,曾某是否雇佣吕某仅是曾某的个人行为,与经营部无关,也并不需要取得经营部的同意,故吕某与汽车配件经营部之间未形成劳动关系。

虽然吕某与汽车配件经营部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吕某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吕某近亲属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要求曾某和汽车配件经营部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封素玲 彭永怡

篇2:受害方不能申请工伤认定

职工未申请认定工伤不能直接起诉索赔

近日,某县人民法院审理了李某状告莒县某橡塑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一案,因李某未认定工伤,不符合受理条件,只得申请撤回了起诉。

李某自2009年3月份起在该公司从事机器操作工作。2011年3月19日,李某在工作中将手指挤伤,伤后住院治疗。李某于10月11日诉至法院,请求人身损害赔偿。该公司辩称:根据《劳动法》及《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李某应当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不能直接到法院起诉。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原告与被告形成了劳动关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据此,法院向原告说明应先申请认定工伤,才可以按工伤要求赔偿。原告遂向法院申请撤回了起诉。

篇3:意外工伤认定有“七不能”

案例:

有大货车司机驾驶证的乡下农民于某 (男, 46岁) 被市郊个体运输业者闫某雇为司机。双方口头约定:于某为大货车司机兼装卸工工作, 每月工钱为3000元至3500元, 出差食宿等费用另行计算;运输淡季遇到临时无运输活时, 于某可到闫某处等候任务, 也可在家中等待电话通知。于某除了患有高血压外 (需要经常服用降压药, 闫某对此清楚) , 无其他疾病。2013年3月13日, 于某与另一名司机前往北京运送货物, 当晚7点25时许, 于某于饭后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 经医院诊断为高血压复发引发脑出血身亡。

事后, 闫某以双方是雇佣关系, 也没为于某缴纳工伤保险, 不可能享受工伤待遇。

分析:

于某与闫某虽然未签订劳动合同, 但经口头约定后, 从用工之日起就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 只要形成劳动关系, 即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 适用劳动法。

退一步讲, 即使于某是雇工, 依法也应当享受工伤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 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 (以下称职工) 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体工商户的雇工, 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请注意这里的法律用词是“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 所表明的法律用意与“必须”相等同。可见, 个体工商户为雇工缴纳工伤保险已经成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 (一) 项规定: (因工外出期间)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同工伤。于某是因工外出从事运输任务的过程中突发脑出血, 在24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 依法应享受工伤待遇。

二、不能以非“正常上下班路径”拒绝工伤

案例:

齐女士是某制衣厂员工。某日中午, 齐女士因事与同学约会, 饭后返回的路上, 被李某驾驶的轿车撞伤。经交警部门认定, 李某负主要责任。齐女士住院治疗52天, 被定为十级伤残。事后, 齐女士向当地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提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社保局认为, 齐女士所在单位供应免费午餐, 齐女士午休期间去会同学, 并非是正常上下班, 而且事发地的行走路线也并非齐女士平日里由其家到单位的正常路线, 不符合工伤认定情形。

分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六) 项规定的“上下班途中”并无居住地址与单位地址“通常经过路径”的限制性要求。既然没有这种“限制性要求”, 那么任何对该法律做扩大解释和运用都应是无权、无效的;既然法律对“上下班途中”的要求是原则性的, 那么, 只要是基于日常生活中 (会同学应视为员工社会交往) 的合理需要 (但应注意不能做无限延长、延伸理解) , 其上下班的途中, 均应视为“上下班途中”。从《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与本意出发, 工伤保险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 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根据这一立法本意, 不宜对“上下班途中”做出过于呆板、机械、教条式的理解, 而应充分考虑劳动者为了合理的生活需要, 做出既客观又公平、公正理解, 以充分体现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依法保护。

三、不能以“非直接工作原因”否认工伤

案例:

麻先生系于热电有限公司职工, 某日上午10时许, 麻先生拿着水壶到公司一楼开水房接开水, 准备回来沏茶。因电热水箱出水开关水阀不好用, 麻先生双手用力转动水阀开关时, 由于用力过猛, 不慎将开关水阀拔出来, 瞬间, 滚烫的开水直接喷到麻先生右眼及面部, 被烫伤后右眼低视力为2级, 并被鉴定为八级伤残, 已构成视力严重受损。事后, 公司认为, 麻先生虽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的伤害, 但并非“因工作原因”, 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情形, 不应认定为工伤。

分析:

本案争论的焦点是:在工作时间饮水 (致伤) 是否与工作相关联;或者说, 饮水是否属于与工作密不可分的、必要的生理需要, 如果是, 饮水当属于工作的一种需要。所谓必要的生理需求, 通常应理解为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合理的生活 (生理) 需求, 也是无法回避的、必须的。如吃饭、喝水、上厕所, 等等。这些必须的需求, 是为了满足健康、必要的生理需要, 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 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麻先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为满足必要的生理需求, 因饮水 (间接工作原因) 受到伤害, 与工作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性, 其行为应认定为由于工作原因所致, 应当享受工伤待遇。

可见, 因工作原因受伤可分为二种情形, 一种是直接原因, 即在工作中因从事具体劳动工作时受到伤害;一种是间接原因, 即为了解决无法回避的、与正常工作密不可分的、必须的、合理的生活 (生理) 需求, 而受到伤害, 也应当理解为工作原因受伤。

四、不能以实习生而拒绝工伤

案例:

18周岁的何智伟从某机电学校 (中专) 毕业时, 经机电学校联系, 何智伟与某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甲方) 、机电学校 (乙方) 3方共同签订《实习协议书》, 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学生实习基地, 实习期为5个月, 工资待遇等享受正式职工试用期标准。期满后表现良好的学生可在甲方继续工作, 并享受正式员工待遇。何智伟在工作到3个月时, 不慎腰部被机械零件砸伤。何智伟要求享受工伤待遇, 安装公司则认为, 何智伟是实习生, 3方签订的是实习协议, 并非劳动关系, 不能享受工伤。

分析:

本案3方虽然签订的是实习协议, 但是否成立劳动关系, 主要应从劳动关系构成的二个主要要件来加以确认:一是看实习生的身份、隶属关系, 如果实习生是已毕业的成年人, 其身份不属于在校学生, 不隶属于学校管理, 则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主体资格;二是看其与用人单位之间所形成的是何种性质关系, 若在劳动强度、管理以及工资待遇等方面, 用人单位是按在职员工来对待, 则符合劳动关系要件。结合本案, 何智伟已是成年人, 已经从学校毕业, 不属于在校实习生, 他到该公司工作时已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和行为能力。而且, 何智伟是以就业为目的, 不符合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在校生勤工助学, 不视为就业, 未建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之情形。3方从签订实习协议书之日起, 何智伟从事与其他正式员工一样的劳动强度工作, 工资待遇等享受正式职工试用期标准, 并接受公司的管理。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因此, 实习协议书不应成为认定劳动关系的障碍。

五、不能以有约在先否认工伤

案例:

刘大军系某个体山石厂合同工。2010年11月初入厂时, 双方所签订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员工发生事故伤死亡的, 厂方一次性补偿3万元;受伤的一概不管。”见先前的员工都是如此签订合同, 刘大军只好随大流签了合同。2012年1月15日, 刘大军在清理石厂上方土坡时忽然遇到塌方, 腰部严重受伤, 住院治疗2个月就花费医疗费37000余元, 并已丧失部分劳动能力。事后, 石厂老板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已经写明“受伤厂方概不负责”为由, 不同意对刘大军赔偿。

分析:

“生死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从业人员签订的含有“工伤概不负责”等内容, 旨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逃避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的协议。当下, 有的用人单位利用从业人员急于就业的心理, 不依法与其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 要求“工伤自理”。这种“生死合同”, 以“合法”的形式, 把生产经营单位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 (二) 项规定: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劳动合同无效。《安全生产法》第44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 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本案, 因山石厂与刘大军所签订的合同该项内容与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相违背而无效, 刘大军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受伤, 无论山石厂是否为刘大军缴纳工伤保险, 都不影响刘大军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六、不能以获侵权人赔偿而拒绝享受工伤待遇

案例:

某饮料厂清洗工韩小溪于步行的下班途中, 被田某驾驶的货车撞伤, 经交警责任认定, 田某负事故主要责任。韩小溪被鉴定为八级伤残后, 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田某与保险公司共同一次性赔偿韩小溪医疗费、伤残费、误工费等共计6.5万元, 事后, 韩小溪向当地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提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该局很快于9月24日做出“不属于工伤的认定决定”。

分析:

《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 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 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 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该条法律表明, 由于第三人侵权的原因造成工伤, 受伤职工可以按照侵权责任法向侵权人请求民事侵权赔偿, 也可以按社会保险法请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但须除了工伤医疗费用外。换言之, 除了“医疗费用”, 受害人可以兼得。可见, 我国《社会保险法》在因第三人侵权的工伤赔偿方面, 并没有否定“双重赔偿”, 而是采取了“部分兼得”的“限制性”赔偿模式, 即除“医疗费用”之外, 工伤职工的其他民事赔偿和工作待遇可全部兼得。

至于《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十一条关于已经从第三人处获得医疗费用、工伤医疗费用, 则不应再次获得同类的 (赔偿) 待遇之规定, 因该办法属于部门规章, 其规定与《社会保险法》等国家法律规定不一致时, 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 应以《社会保险法》为准。

对此, 本案中的韩小溪可依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用人单位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或者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七、不能以涉嫌故意犯罪, 而一概不认定工伤

案例:

丁某系一家物业公司合同制保安。丁某所在的小区因有多名业主未按时交纳停车位费, 公司专门在小区门口贴出告示:“10月10日起, 凡欠停车位租赁费的车辆一律不得驶入小区”, 并要求保安严格检查落实。丁某当班的傍晚, 业主周某开车向小区驶来并鸣喇叭示意丁某打开护栏。此时, 丁发现周某所开轿车牌号为欠费车, 便告诉他得补交停车位费, 否则不得入内。2人由此发生争吵, 并于厮打中, 周某不慎将丁某眼睛划伤, 丁某于愤怒中猛力挥拳回击, 一拳打在周某的左耳部, 导致左耳外伤性鼓膜穿孔, 构成轻伤。事后, 丁某因故意伤害罪被立案侦查, 同一时间被取保候审。丁某眼睛受伤经医院诊断为左眼损伤致功能障碍, 后经司法鉴定构成九级伤残。事后, 丁找到所在的物业公司要求享受工伤待遇。公司以丁某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犯罪为由予以拒绝。

分析:

《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第 (一) 项规定:职工因故意犯罪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 不能认定为工伤。这里要求的要件是故意犯罪与工伤构成因果关系, 即工伤是因故意犯罪行为所引发、所导致。换句话, 职工本人受伤的原因是由本人故意犯罪所致, 若没有故意犯罪就不会引发工伤, 故意犯罪在先, 职工受伤在后, 前者为“因”, 后者为“果”。

篇4:受害方不能申请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那么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职工的工伤能否认定?近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2015)15号参阅案例回答了这个问题。

2012年6月12日早晨6时20分左右,施建新驾驶二轮摩托车前往公司上班途中与一辆白色小型货车相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小型白色货车逃离现场。施建新因此受伤,经医院救治诊断为左肩锁骨关节脱位、左多发性肋骨骨折。由于小型白色货车逃离,2012年8月2日,当地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2012年10月29日,施建新所在单位力强钢丝制品有限公司以施建新在上班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为由,向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2013年9月29日,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施建新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无法认定,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认定工伤的情形,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施建新不服,向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港闸区法院审理认为,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事故责任认定的唯一形式。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能够分清责任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一种是成因无法查明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社会保险部门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并不排除受害职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施建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为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并未排除的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的情形。

最后,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的职责。本案由于肇事车辆至今未被查获,使原告试图通过民事诉讼确定事故责任承担方式已暂不可能,如果将此情形下劳动者所受伤害一律不认定为工伤,等同于让弱者承担了全部的事故结果,这与社会法保护弱者的立法目的亦相背离。而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如果对这类情形的伤害一律不予认定工伤,那么从形式上看虽然保留了劳动者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主张工伤保险的权利,但一律不予认定工伤的结果实质上变相剥夺了劳动者获得救济的途径。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根据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并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定。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

综上,港闸区法院认定被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没有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职工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的工伤认定

工伤认定案件关乎普通劳动者的生存保障,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伤认定中的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本案即为工伤认定的又一起典型案例。当前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无法认定结论的现象十分普遍,作为肩负工伤认定职权的劳动保障部门,如果一味草率地根据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将这类事故中受害职工置于工伤保障大门之外,无异于变相拒绝履行劳动保障职责。

《工伤保险条例》属于《劳动法》的范畴,根据《劳动法》第一条的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该法的立法精神。在《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一条中,也均体现了该立法目的。因此,劳动保障部门作出工伤认定时,应当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体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本案中,施建新对交通事故是否负主要责任处于难以认定的灰色地带,根据立法本意,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并进而认定为工伤。

篇5:受害方不能申请工伤认定

受害人能否享受工伤和交通事故双重赔偿

朱奇伟

在现实中,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事故时有发生,比如职工在上下班途中被他人违章驾驶的机动车撞伤,就是非常典型的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那么工伤职工在获得侵害人的赔偿后,还能否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呢?

对于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给司法实践造成了很大的困惑;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贯彻《工伤条例》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如有第三方责任赔偿的部分,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关待遇。这样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与《工伤条例》的规定相抵触,侵害工伤职工依《工伤条例》获得工伤保险救济的权利,直接影响到工伤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一个清晰的分析,以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笔者试以手头一案例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案情介绍:

韩某是某公司的驾驶员,2004年7月31日在前往南京联系业务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后经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04年10月20日死亡。后经法院主持调解,交通肇事者及其保险公司与韩某的亲属就交通事故赔偿金达成调解协议,按协议共计需向韩某的亲属赔偿380000元。事故处理后,韩某的亲属多次要求韩某所属公司按《工伤保险条例》对韩某之死给予工伤补偿,同时向该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2005年2月25日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韩某死亡属工伤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之后,韩某亲属以韩某身前所在公司作为被申诉人,向该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就韩某死后的工伤补偿问题申请仲裁。2005年6月27日,该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韩某是交通事故引起的因工死亡,在已先进行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情况下,工伤待遇应本着补足民事赔偿低于工伤待遇差额的原则处理。被诉人有关申诉人重复享受工伤待遇的主张于法无据,不应支持的意见,本委予以支持”2005年7月,韩某亲属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张某亲属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即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亲属供养抚恤金;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公司辩称,原告之亲属韩某系我公司员工。韩某在我公司上班期间因工死亡之事属实。但韩某是死于交通事故,经法院调解,其亲属从交通肇事者处可得到交通事故赔偿金380000元,我公司不应再向原告支付工伤事故的相应补助金。

二、法律评析

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职工因交通事故导致工伤,在已得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后,还能否再享受工伤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即在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中,存在着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的重叠。在司法实践中,对该情形,应如何适用法律,就成为一个争点和难点。

根据原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8条的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医疗费、丧葬费、护理费、残疾用具费、误工工资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交通事故赔偿的误工工资相当于工伤津贴);已给付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的,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偿金不再发给(但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偿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根据上述规定,员工因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工伤待遇与交通事故赔偿是不能重复享受的。

但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对此不再作相应规定。而2003年12月26日公布,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按《工伤保险条例》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劳动者可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工伤保险关系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当《工伤保险条例》不再规定“取得了交通事故赔偿,就不再支付相应工伤待遇”时,劳动者完全可以既依《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又依《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获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即工伤待遇与交通事故赔偿可以兼得,本案中的韩某亲属可获得工伤和交通事故损害的双重赔偿。

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韩某亲属可获得工伤和交通事故损害的双重赔偿。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交通事故造成工伤后,工伤补偿与侵权赔偿能否双重赔偿不能适用《合同法》第122条有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要求受害人只能择一请求赔偿”的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这是关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主要特征有:l、必须是同一不法行为。如果行为人实施两个以上的不法行为引起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同时发生的,应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承担不同的责任。2、同一不法行为既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使两个民事责任在同一不法行为上并存。3、必须是同一民事主体。引起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同时发生的同一不法行为,是由一个民事主体实施的。这一不法行为同时符合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因而,其可能承担双重责任的主体是同一人,其可能享有双重请求权的主体也是同一人。4、只能发生同一给付内容。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同时并存,相互冲突,但当事人只能获得一次给付满足,如同时并存获多次满足,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

交通事故造成工伤后,二种请求权的基础不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也是不同的,法律性质不同。因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易言之,即赔偿权利人向赔偿义务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向造成损害的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赔偿责任人为第三人,承担的是民事侵权责任,是属于私法领域规定的赔偿。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进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也可以说,遭受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的职工或者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向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和《条例》的规定,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请求权,补偿责任人是劳动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承担的是社会工伤保险责任,是属于公法领域规定的赔偿。一属公法领域,另一属私法领域,两者性质不同,不能相互替代。

因此,在因交通事故造成工伤后,工伤补偿与侵权赔偿不是同一民事责任的竞合,不能参照适用《合同法》第122条关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要求受害人只能择一请求赔偿的规定。由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工伤条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救济方式。所以,工伤职工当然有权同时选择两种救济方式,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二、享有工伤待遇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也是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法定的义务,必须依法予以执行,扣减工伤保险待遇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我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劳动者在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的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另外,《工伤保险条例》第五章专门对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是国家法律强制规定,是社会保障机构或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是受害人基于劳动者的身份,依法所应享受的权利。如果职工发生事故并依法认定为工伤的,作为给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支付保险待遇,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是不能减少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否则就是不合法的。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职工发生工伤,按照《工伤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保险条例》规定的全部工伤保险待遇(包括本应由工伤保险基金负担的部分)。用人单位同样也不得以侵权第三人赔偿了相关费用而拒绝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同时,《工伤条例》及其他法律也并没有赋予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对因侵权引起工伤的侵害人享有代位求偿权,用人单位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要求工伤职工必须先向侵害人索赔后才能申请工伤保险待遇,也不能从工伤职工应享有的保险待遇中扣减其从侵害人处获得赔偿款项。

第三、实行双重赔偿符合我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意图,也并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

《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工人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这表明我国实行工伤保险目的在于加强对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保护,保证能够在遭遇工伤事故时获得及时的救助和补偿,维持其本人或遗属的正常生活,而不是让用人单位规避本应由其自己承担并有能力承担的责任。实际上在工伤保险中的赔偿责任已经由用人单位的个别责任转化为由社保机构承担的普遍的社会责任,成为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义务。用人单位即使对自己的员工所发生的工伤事故,也仅负间接的补偿责任。只要用人单位依法足额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就意味其完成了补偿责任。我国社会保险保障制度,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强制缴纳工伤保险,也就是说,不发生工伤事故,也必须缴纳工伤保险费用。如果用人单位违背法律法规,未缴纳工伤保险,而由其单独承担工伤赔偿费用,是其因自身过错导致的责任承担,当然不存在增加负担问题。

第四、1996年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文)其第二十八条已经不能适用

1996年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文)其第二十八条:“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的部分,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而且规定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这实质是规定因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也就是说,该《办法》对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采取的是不可兼得,相互抵免的方式,这也是主张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不能获得双重赔偿者的主要法律依据。但其现已不能适用,理由如下:

1、从法律效力等级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规定来看,原劳动部制定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属于部门规章,而且只是试行办法,在其上位法《工伤保险条例》没有规定两种请求权重叠时的处理规则的情况下,规定以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替代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请求权,违反了《立法法》的规定。其次,根据《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7条第1款的规定,《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制定机关发现与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的,或者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相抵触的,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因此,在《工伤保险条例》施行后,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而不能适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

2、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8条规定本身来看,也不能得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全部替代《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的保险待遇的结论,如《试行办法》第28条第3项的规定。

3、从江苏省的实际来看,2005年4月1日施行的《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作为原《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具体配套规定的《江苏城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规定》已废止。在现行有效的《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中已经取消了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有关的规定。

4、从其它法律的规定来看,《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8条规定也已不能适用。首先,该条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已明令废止。其次,因为最高院《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出台,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已定性为物质损失,已经不同于原来属于精神损害表现形式的定性,所以,《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有关原有关相互抵免的赔偿项目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实质内容已经发生质的不同的情况下,继续适用也是没有依据的。

因此,笔者认为《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现已被《工伤保险条例》取代,已不具有法律效力了。仍然沿袭旧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做法,只是深受《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影响,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

第五、处理工伤事故,采用双重赔偿兼得的方式,有例可循,有法可依,也是我国工伤赔偿立法的趋势。

1)、1996年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文)其第二十八条:“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的部分,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而且规定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这实质主张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不能获得双重赔偿。但这一规定已不能适用,具体理由上一条已经阐明。

2)、2002年我国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的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同年颁布的《安全生产法》第48条也规定:因生产安全受到损失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该规定首次提出职工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还能享有民事侵权赔偿请求权,《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双重赔偿”虽然与本文所讲的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双重赔偿”有所区别,但从立法上体现了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可双重赔偿”的立法意图。

3)、2004年1月1日始开始施行的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不再规定“取得了交通事故赔偿,就不再支付相应工伤待遇”,既然法律明确取消了禁止,其实质就是允许双重赔偿。劳动者完全可以既依《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又依《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获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4)、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的第一款是规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因此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工伤条例》的规定处理。另外,该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明确了发生工伤的职工不能向用人单位提出人身损害赔偿,只能按照《工伤条例》的规定向用人单位要求工伤保险待遇,不能再以人身损害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第二款是规范用人单位以外的侵权第三人与被侵害职工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非常明确地规定劳动者向第三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应当支持。所以,当工伤事故与第三人侵权发生竞合,受害职工可以分别依照不同的法律获得救济。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款延续了《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立法思路,明确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劳动者可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成为受害职工得到双重赔偿的重要法律依据。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新闻发布会上,黄松有副院长在答记者问中也讲到“如果劳动者遭受工伤,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例如职工因工出差遭遇交通事故,工伤职工虽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对交通肇事负有责任的第三人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可见,其也是比较赞成双重赔偿的观点。

5)、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续一)》(征求意见稿)中,对工伤事故赔偿请求权作出以下规定:“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受到伤害,在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又请求用人单位依法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该征求意见稿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这也进一步表明采取双重赔偿兼得的方式处理工伤事故,是我国工伤补偿立法的发展趋势。

其次,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过程中没有要求肇事方赔偿的费用,不能视为原告也是对工伤保险关系中的当事人的放弃,在工伤保险关系处理的程序中,有关费用仍然可以向工伤保险关系的当事人主张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工伤待遇的补偿,二者请求权的基础不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也是不同的,法律性质不同。

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即赔偿权利人向赔偿义务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向造成损害的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赔偿责任人为第三人,承担的是民事侵权责任,是属于私法领域规定的赔偿。

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进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也可以说,遭受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的职工或者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向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和《条例》的规定,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请求权,补偿责任人是劳动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承担的是社会工伤保险责任,是属于公法领域规定的赔偿。一属公法领域,另一属私法领域,两者性质不同,不能相互替代。

综上,因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工伤待遇补偿的请求权的基础不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也是不同的,法律性质不同。根本是两个不可相互替代的处理,所以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程序中没有要求肇事方赔偿的费用或者放弃的费用,不能视为也已对工伤保险关系程序中的对方当事人的放弃。因此,笔者认为: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程序中没有要求肇事方赔偿的费用或者放弃的费用,在工伤保险关系处理的程序中,仍然可以向工伤保险关系的当事人主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工伤职工在获得侵权责任人的赔偿后,仍有权依据《工伤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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