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通用4篇）

篇1：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美国学者胡安·林茨是提出威权主义政治框架的第一人, 他将威权政体定义为:“政治系统具有有限的不承担责任的政治多元化, 没有精致的具有指导性的意识形态, 但具备独特的精神, 且除了在发展中的某些时刻外, 不存在广泛或深入的动员, 由一个领导人或者有时是一个小团体行使权力, 这些权力受到正式的但不甚明了的限制, 而它们事实上又是可以预测的。”他认为威权主义具有四个独特方面即“有限的多元主义、精神、某种程度上受限的领导权以及弱动员, 这些能够长期地凝结成一个不断加固、一体化的、相对稳定的制度。”这可以理解为政治制度不对社会进行动员;政治制度领袖行使权力, 但权力受到规范的限制;政治制度从老精英中指派职位;国家公务和军队有一定的自主性;有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多元化;半反对派有一些空间;政治制度没有指导性意识形态, 但有独特的精神。林茨认为, “威权主义是现代世界的常见政体类型, 而且, 威权政体并不必然向另一个政体类型转变。”参照林茨的定义, 可以发现中国有很多相符合的地方, 只是在“没有精致的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上存疑。”

比照威权主义的定义可以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威权主义政体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不同于传统的威权政体, 社会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存在, 使我们的政体具有了更多的民主因素。有些西方学者忽视了这一点, 也就产生了一定的误读。另外中国威权主义的方向并不是多数国外学者们担忧的, 会走向极权或是原地不变。我们的道路很明确, 走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 不同于西方所倡导的民主转型道路。这也是产生误解的一点。

本文将就国外学者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威权主义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的观点以及他们所预测的中国威权主义的未来进行叙述, 并指出其中有所误读的部分。

一、国外学者对中国威权主义历史与现状的评析

1. 中国精密的人事管理系统确保其威权主义的可持续

皮埃尔·兰德里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认为中国威权主义的可持续性更多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如何控制党政官员上。

人事管理体系在平衡政治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兰德里阐释了共产党是如何变得既有适应性而又谨慎的, 为了有活力的、高效的官僚体系, 党改变了人事管理政策, 废除了公社代之以镇, 逐步减少任期, 使城市直接对国家负责, 并设计多种地方政府形式比如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市。但是, 这些变动被避免在国家层面实验。党在政治系统的统治是被精细的人事政策所保持着的。政治可靠性一直是人事决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中国的人事管理具有局限性, 那就是党从来没有想出有效的方法来评价干部的职能。指标是肤浅的和有偏见的, 信息往往是被操纵的。因此, 党不能严格根据干部们的表现奖励或处分他们。但这问题不大, 它可以针对小且对地方政府至关重要的子集进行奖惩。这有助于维持干部的稳定。这种方法类似于党处理腐败问题的策略。因为它没有根除普遍腐败的能力, 所以专注于惩罚最恶名昭彰的罪犯而让许多其他腐败官员们警醒, 即针对典型进行奖惩。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独特的制度安排的有效利用, 可以用来防止低级官员挑战中央权威。中国是独特的。中国的领导阶层、历史和思想遗产、政治文化、显著的经济增长、其进入全球舞台上的时机, 都影响了党保留现在的分权式的威权政权的能力。中国式的政治改革不是导向民主化, 而是保护甚至加强党的控制。

以上这些举措, 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可持续性。

2. 中国维护其政权的重要标准是能否满足群众的基本需求

伊丽莎白·裴宜理教授, 有一篇论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她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后, 股票经济的繁荣创造了个人权利的新的来源。无论是农民还是城里人对于个人权利都有了更高的需求。

农民和城里人对待经济改革有不同的态度, 农民更相信经济改革可以使他们过上舒适的日子, 城里人则更焦虑。中国有8亿农民, 政权的合法性更多得由农民所决定。农村乡镇工业快速发展, 国家强制的流动性限制放宽, 模糊了城市与乡村的界限, 使城市人口的比重加大。隐性支持 (需要至少勉强符合工人和其他城市居民的需求) 越来越成为维护政权的重要标准。

经济的高速发展既丰富了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也为过去被严格控制的公众关于国家失职的抱怨提供了宣泄的途径, 制造了一个“公民社会”。文化开放, 社会中出现诸如行贿、敲诈、抢劫、毒品等问题, 形成了一系列犯罪团伙。

3. 中国威权主义体制越来越为公众所认同

特里萨·赖特教授通过对中国五类人群 (私营企业主、专家学者、普通国有企业工人、普通私营企业工人还有农民) 的调查与分析, 认为中国公民的政治态度和公共行为来自三个关键因素的相互作用: (1) 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 (2) 与后期工业化相关的市场力量; (3) 社会主义遗产。在中国的改革时代, 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 不仅使经济的增长产生了较高的政治满意度, 更重要的是, 在中国公民倾向于相信具有权威的国家政权能够带来国家层面以及个人层面的经济增长, 从而使生活更美好。

一些重点部门比如私营企业主与国有企业主享受中共提供的特权, 而且中国较晚向全球市场开放的现实, 带来了激烈的职业竞争。这些人更加要去保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农民和私营部门的工人则不然, 他们对现有秩序的依赖度不如以上的那部分群体, 他们对政治变革的态度更加开放。然而, 因为社会主义政策继续保障这些人的土地权利, 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所以他们对于系统性政治变革的倾向在慢慢削弱。随着改革时代的不断发展, 中国公民, 包括过去最为激进的学生群体, 都越来越倾向与接受甚至主动去延续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后期工业化的市场力量和社会主义遗产[1]给了大多数中国公民理由接受威权政治的现状。首先, 这些因素的融合, 提高了大多数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状况;其次,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关键领域上一直依赖中国共产党;第三, 国家的融合——发展政策和市场力量已经产生了一个高度倾斜的社会经济结构, 就像洋葱式圆顶的形状, 相对稳定;第四, 中国政府政治监督能力在逐步发展。公民对于中央非常有信心, 并且缺乏寻求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结构的渴望。[3]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威权主义未来的预测

1. 中国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导向民主化

皮埃尔·兰德里认为, 中国领导人知道反对普遍需求的政策 (民主) 会导致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是政权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先村庄然后城市选举的主要原因。在今天的中国, 改革开放给市民更多的权利, 这些会导致经济快速增长, 但是也会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 增加犯罪、社会不稳定和某些实质性的削弱 (如保证住房、就业、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权利) 。领导阶层已经意识到它不能依靠一个僵化的、不变的行政和政治制度来管理这些新问题, 也了解到社区参与决策可以帮助节省成本, 避免错误, 形成更好的地方治理。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但中国独特的人事管理系统保证了中央的强大领导力, 所以中国式的政治改革不是导向民主化, 而是保护甚至加强党的控制。

2. 中国试图在威权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伊丽莎白·裴宜理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跟不上经济体制的发展, 这造成了许多的社会问题, 影响党的长久统治。随着经济的发展, 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加大。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国有企业逐渐转移到集体和私人经济手中, 这导致党或国家统治的重要支柱被拆除。地方政府, 特别是乡镇层面, 显然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一趋势的结果可能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地方政府网络, 从而使指令性经济崩溃。国外资本的投资, 大大发展了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 但是国有经济依然掌握着经济的命脉。当代中国经济的活力表明政治改革在中国更有可能走出自下而上的行动。

在后邓小平时代, 领导阶层继续试图引导新权威主义下的市场自由和政治限制。期望获得与香港、台湾、南韩和新加坡相似的成就。这存在着谬误, 在疆域较小的或是同质性较强的国家, 强人政治也许确实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但中国不是。同样的, 她认为权威主义在东亚语境中更为适合, 权威主义的思想来源与孔子的思想也是存疑的。日本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同四小龙时期不同的是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后冷战时代, 现代传媒的发展, 中国留学生的增多, 视野的开阔使文化自由与政治表达的诉求越来越难以抑制。威权主义已经不再适应历史的潮流。

3. 中国系统性政治变革的民众压力不大

特里萨·赖特认为, 中国巨大的经济改革已经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事实上, 由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越来越紧张, 所以中国无视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期望, 在中国, 系统性政治变革的公共压力几乎已经不再存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众支持一直保持着高指标。虽然这并不妨碍社会未来对于民主化的追求, 因为当前社会公众的政治倾向表明了这一点。改革的过程是渐进的, 按步骤进行的, 以后阶段的改革可能会在不同的时刻支持不同的政治关系。当前政治制度的成功不排除在以后某个阶段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尽管在国家主导发展政策、后工业化的市场力量社会主义遗产中, 使共产党能够享受到民众大量的认可, 但这看似是“固定的, 僵化的关系”也可能被证明为是短暂的, 脆弱。

三、国外学者们对中国威权主义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误读与评析

1. 国外学者们的误读之处

根据以上三位学者对中国威权主义未来的预测, 可以发现这些学者对中国的未来是否民主都持着一种疑虑的观点, 都认为中国将会长时间地保持着威权政治的状态。这些学者们虽然有的对中国公民的政治态度进行了细致的数据分析, 有的就出生在中国。但毕竟接受的都是西方式的教育, 生活环境也主要处在西方, 天然的对共产党的政权有着偏见与疑虑。比照苏联, 他们认为中国也会如同苏联一样, 国家领导人掌握巨大的权力, 成为事实上的皇帝, 如果没有和平演变, 将会由威权转变为极权。他们认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如今的习近平时代, 中国的政治形态似乎并没有任何变化, 党的领导被一再强调, 让他们担忧中国的政治生态还会不会走向民主。

皮埃尔·兰德里对中国的人事管理系统研究较多, 认为这是中国威权主义得以延续下去的关键, 他承认中国正在进行着政治改革, 但是中国式的政治改革不是导向民主化, 而是保护甚至加强党的控制。这存在着误读。

关于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本身追求的就是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先进的生产力与中国的先进文化, 中国一系列改革的前提都是要坚持党的领导, 没有党的领导, 中国的改革就会停滞或是转向别的方向, 是否还有改革奇迹的出现就另说了。另外笔者认为一个党派加强其领导力无可厚非。中国肯定不会走西方式的民主化, 西方的民主不能代表民主的一切, 中国正在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代表中国民主性的人民代表制度与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人民的利益越来越得到官方的尊重, 应该说中国正走在中国式民主的道路上。

出生在上海的伊丽莎白·裴宜理教授认为中国政府的强有力的手不管是在封建时代还是在今天, 几乎没有显示出屈服于市场的无形之手的迹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加保守。而后邓小平时代的国家领导人所引领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用一种表面民主实则依然有很大的政治限制的新权威来进行的。笔者不认同这部分观点。

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十八大之后, 在指导思想上,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已由基础性变成了决定性, 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作为今后执政的目标。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提到了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 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 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十八大报告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国将建立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要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尊重广大人民的利益, 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 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度虽渐渐上升, 但毕竟参与者依然很少, 作为后发国家, 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要动用威权推进自己的改革, 就现在来讲内里威权的因素是有一些, 但是随着人大代表会议制度与政协制度得愈加完善, 我们终将会走向真正的民主, 中国特色的民主。

特里萨·赖特教授的误读之处在于, 他认为中国公民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 对于中国系统的政治变革并无特别的需求, 中国的政治改革缺乏国内民众的压力, 这导致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缓慢。

关于这一点, 中国公民这些年也不是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或温和或激烈的政治斗争, 对于中国的政治变革, 比如乡村的直选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人大代表在每次人代会上的反应与提议, 也对中国解决医疗、住房、教育等问题有过促进, 中国改革的推进不仅仅是共产党的推动, 国内民众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中国民主改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 国内公民民主参与的热情与能力还不高, 还需要时间来进行培养, 短时间内国家威权的引导是必不可少的, 在各项民主标准都未达到的情况下, 强行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最终只会导致国内的动乱。中国的改革必须缓慢的。

2. 评析国外学者们对中国威权主义误解

以上这些是笔者认为的三位学者们有一定误读的方面, 这应该是源于他们对中国式的民主发展道路不理解或是有偏见, 是对中国的误读。他们认为威权主义并不适应历史的潮流, 最终会被淘汰, 这点是有道理的, 我国官方也都承认, 不过中国也未将威权主义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 而是将其作为促进自身发展的手段。担忧中国的未来是否会走向民主是没有必要的。

党的代表大会决定着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最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 我们党提出塑造现代政府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创新社会治理, 实行善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目标。

报告也讲到了法治问题包括许多现代法律制度甚至宪政的内容, 如强调建设法治中国,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拥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审判权、检察权。

从中可以发现, 中国政治体制的未来是在向着法治、民主的方向转变。我们确实看到了威权主义的发展方式所存在的问题, 但没有去遮掩它, 而是以我们的方式来改革它, 建设中国式的民主。

所以, 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不能简单以威权主义来评价概括。国外一些学者对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冠之以威权主义的标签来进行分析, 如同前文所给出的, 他们认为中国的威权主义因素很是浓厚, 具备威权主义国家的共性。当然, 他们也不避讳中国存在着特殊性, 与以往威权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有所不同。

但同时他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对于建设法治国家、民主制度的努力, 对于历届党代会的公报有些忽略, 看不到中国的走向, 没能准确预测中国的未来。因此, 可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 有些误读, 中国不是不要民主、抑制民主, 而是按步骤、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防止走入西方模式化民主的误区。

从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的目标来看, 中国正在走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上。西方学者们应该更多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 放弃偏见, 将中国本身的政治体制视为一种新生的从未有过的体制进行研究, 不要受到社会主义或是威权主义标签的干扰。

四、结论与讨论

威权主义本身不能作为一种政治发展模式去追求, 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点国外学者们已经深刻地加以诠释, 本文中也已经给予展示。但是就我国而言, 我们从未将威权主义作为一种应当被追求的目标, 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追求, 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借鉴东亚四小龙的发展模式,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加强中央权威, 限制公民的一些自由权利, 以集中国家力量来保障社会稳定和改革的顺利进行, 由此也出现了政府监管, 权力腐败等一系列的问题, 但这是工业化发展较晚国家都要经历的过程, 是我们在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几代人所要付出的代价。

国外学者们深刻分析这些问题的同时, 由于本身的偏见或是仅仅针对一段时期的情况进行调查, 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因此他们的分析也就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产生许多的误解。

改革是渐进的, 按步骤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 历届党代会的一系列重要决策以及所取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 充分地展现了我国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不同于专制威权的政治体制, 也不是西方所倡导宣扬的他们所信奉的自由民主。民主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自然也是我们国家的追求, 但中国的未来必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与自由。现阶段带有威权色彩的政治体制, 只是为了保障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的胜利实现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而且现在我们也在进行权力制约机制的改革, 建立现代政治制度, 加强反腐整治力度等, 领导集体也看到了群众对于民主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并在民众的选举、表达意见等方面提供更多的便利。我们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的地走下去, 相信我们的未来社会必定是政治民主的, 国外学者们看到的问题也会一一得到解决。

摘要：国外一些学者将中国视为威权主义国家, 从中国威权主义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面谈中国问题。在现状上, 认为中国精密的人事管理系统确保其威权主义的持续性, 中国维护其政权的重要标准是否能满足群众的基本需求, 中国威权主义体制越来越为公众所认同等。在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上, 其认为中国政治改革不是导向民主化而是加强党的统治, 中国会在威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国公民对于社会现状有很高的容忍度。笔者并不认同这些国外学者们的部分观点, 国外学者们或多或少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偏见, 而且有时并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 所以笔者认为他们存在对中国民主发展进程误读的问题。中国不是不要民主, 抑制民主, 而是按步骤, 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 防止走入西方式民主的误区。

篇2：国家治理中的新威权主义

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威权时代, 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几乎占据了主导作用, 这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在最底层人民群众当中所建立起来的个人魅力和权威。而那时的威权政治具有极其严重的危险性, 个人的魅力主导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使得整个政治体系存在严重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一旦这个最顶端的领导人出现决策失误, 那么整个政治秩序就会错误运行。“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挫折就体现了这种威权政治的不可取性。而邓小平时代的到来则意味着中国新威权主义时代的到来。其核心内容, 著名学者萧功秦认为, 一是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 二是在政治秩序稳定的条件下, 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他认为, 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开明的新威权体制, 有强大的社会功效, 是一种举国性的社会动员体制, 能够在转型中起到杠杆作用。在这种新威权主义的领导下, 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三十年的发展让我们亲身尝到了经济繁荣的甜头, 但也造成了一些利益格局的固化, 两极分化严重, 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显现。主要是与政府主导者相关的一些部门、单位、企业、利益团体在改革转型中的获利巨大, 形成利益固化, 导致贫富分化、国富民穷、国企病、政治贪污腐败, 官风不正等。面对多样性的社会诉求和“非制度性参与”, 政府 ( 尤其是地方政府) 的决策权威下降, 行政负荷增加, 执行能力普遍弱化。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回应能力成为目前中国转型治理的首要任务。习李体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形成, 新发展了新的威权主义。在我看来新时期新威权主义的特点包括, 首先最根本的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 其次, 加强中央的权力, 将地方的权力相对削弱; 然后在中央层面, 加强高层的集体领导, 并且特别是领导人的强硬政治; 最后是开明的推进协商民主以及推进经济方面更加市场化的改革, 创新建立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等。而前三个是最后一个得以实现和推进的保障。也就是这种开明的新威权主义是新一轮改革得以顺利运行和推进的政治保障。

二、国家治理需要新威权主义

———突破利益格局, 为改革新方向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重要领导人都反复强调中国的民主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政治改革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和改变现行制度, 而是要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 提升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政策的合理性, 发挥现有制度的优越性。由此可见,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和政策一直是坚守着大的前提的, 这个大的前提前面也已经提到是新威权主义所特有的特点之一。那么为了继续保持这种改革的前提, 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的稳定, 又能顺利的为改革冲破各种利益、体制机制的障碍, 新威权主义者只有利用“铁腕政治”才能挥动新一轮改革方向的大旗。

此外, 上面已经提到, 三十年改革所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固化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不断爆发, 社会上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 凸显出的不仅仅是人民对于新一轮改革的需要, 对于自身合法正当利益的诉求, 更是体现了中国所面临的体制机制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说, 现有问题而后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策, 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机制的滞后性, 使得当下的问题显得如此亟待解决, 但是这种滞后性又是自然规律, 是无法改变的, 因此, “改革是问题的倒逼”不能激进也不能保守, 只有走稳妥的进一步改革之路, 走中庸之路, 才能在维护正常的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谈改革, 促改革,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用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以及“敢想敢干”的魄力, 去“试错”, 去进行政治体制机制的创新和调试。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坚强的领导集体, 这个领导集体内是民主的、协商的、集中的决策和运行; 需要掌控全局的强大政治权力力量的凝聚, 能够体现绩效型的政府运作, 运筹帷幄, 高效科学; 需要收地方权力与中央, 简政放权, 避免地方之间利益分化和拉锯战; 而这就是开明的新威权主义, 可以说新权威主义时代的到来有利于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推进, 有利于持续释放改革的经济红利, 更是中国社会自治与政府管制的协调。

但是, 我们必须清楚的搞清楚这种新威权主义只有把握好尺度, 才能发挥它的优势, 避免走向极权主义, 它的本质应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体制和手段, 是走向真正的民主宪政体制的过渡模式。

摘要：美国的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他的统治形式而在于他的统治能力。”1国家治理的概念史是一种威权体系, 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问题。自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就是威权政治, 这种威权是专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的政治体系, 是依靠政治精英的魅力以及权威的政治体系, 但是却区别于萨托利所说的党国体制, 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改革方向, 这种改革是中国走向新的开明的新威权主义,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创新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国家治理,威权政治,改革新方向,新威权主义

参考文献

[1]塞纽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徐湘林.中国的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历史比较的角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 (5) .

[3]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篇3：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自由”是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是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超越与创新, 也是马克思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之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由主要是指, 马克思在立足现实与实践的基础上, 把自由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 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不自由”来不断揭示人的社会关系制约性的深层根源, 从而来寻求每个现实的人的自由, 以及整个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的科学的道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由概念, 对于当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尤其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价值指导, 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自由是中国人民的终极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自由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它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现实性, 以及深刻的批判性, 它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谈自由。

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实际上就蕴含着马克思的“现实”的自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认为自由的实现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以及斗争, 终于让人民翻身做了主人, 之后又不断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建设, 尽管走了弯路并且受资产阶级自由思潮的影响, 让大家谈“自由”而色变, 但是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事实上就是要从根本上打破束缚人的社会上的各种政治经济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自由”;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要不断改变和消灭奴役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最终也是为了实现人在社会面前的“自由”。总之, 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价值取向上就是要不断破除各种束缚人、奴役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关系, 最终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都获得丰富的发展, 使社会成员达到共同富裕。这样的话, 人的解放与发展、自由与幸福、价值与尊严、人的崇高目的性就内在地统一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中。现阶段我国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五位一体”的建设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创造与改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总之, 中国共产党做的一切是不断地为每个人的自由解放以至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实现, 来创造优越的社会环境与物质文化基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作为对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再一次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由价值的诉求。“以人为本”理念强调的也是要关注每个人的发展、生存状况, 重视人的主体性。一句话, “以人为本”的理念实际上与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在价值层面上也是一致的。“以人为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它包含了时代性、人的自由个性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性。马克思认为, 从无产阶级的解放性质、解放条件以及它的历史使命来看的话, 共产党执政的最终目的, 不是使无产阶级政权千秋万代永世长存, 而是要消灭包括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权自身的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权, 构建无阶级的自由联合体。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 但这里的“人”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每一个人。因此, 实际上“以人为本”是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出了现实的个人的自身的独立品质、自由个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

此外,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执政价值观的提出, 它实际上从根本上反映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由概念的价值逻辑。因为, 在某种意义上“以人为本”中的“人”, 与马克思所畅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联合体意义上的“人”在逻辑上具有递进性, 同时在内涵上也有着一致性。我国以人为本的提出, 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历史性超越。由此可见,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当代阐释, 它辩证地统一了低级阶段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要求, 它蕴含着马克思自由观的基本品质, 因而使得它作为一种执政价值观具有了时代意蕴与科学意义。因此, 十八大报告继续坚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我国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价值观就是把马克思的自由思想解放与我国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以及人民奋斗的历程相结合, 从历史的角度总体的角度可知, 自由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终极价值诉求。

二、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范畴

十八大把“自由”作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范畴并把它写入了党章, 由此可见我国对自由的重视程度已经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当然理解和确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需要我们尊重和理解中国人民百年的现代化史和价值的发展史。只有把其放在历史的视野中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深切的历史厚重感。我国确立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核心价值观, 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百年来中国人民的现代化的价值理想付诸实践,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秩序。

现代社会既不同于传统社会, 也有别于后现代社会。“自由”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价值, 现代社会应尤其重视自由的价值。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属于现代社会的, 同时也是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第二大社会形态”之中的, 因而其价值也就是现代社会的价值, 即自由应该是其社会的独特价值。因此我们不能把现代价值与传统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相混。

在我国国学的盛行往往容易使我们的价值判断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把传统的价值误置于现代价值上, 同时随着后现代主义在我国社会的发展, 他们主张的“否定现代的主体性价值”等的价值观, 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从而认为我们对自由的追求不被重视。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是属于现代社会的, 因此, 它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现代社会价值观保持一致, 所以十八大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范畴不仅是对当代价值的认同, 同时也是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继承与深化。

当前整个世界尽管全球化、一体化在不断的加速, 但是多极化的趋势造成的价值多元化的现象也深深影响着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是走共产党执政的道路, 但是当前的价值仍然是处于一种多元的状态中。价值多元既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也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的重要特征。我国自古追求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 如果国家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共识, 那么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整个社会可能会陷入一种无序和动荡中。因此在多元价值中寻找共同价值是很有必要的。十八大报告中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范畴, 作为我国共同的价值之一, 恰当地切合了人文学科真理的价值, 因而它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能使我们不断地在包容多样中增进价值共识, 同时在尊重差异中扩大价值认同。因而它能起到凝聚人们的思想、统一人们的意识、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 这对于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有着重要意义。

三、自由是人们追求幸福的前提和实现“中国梦”的价值基础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 社会民主法制日益完善, 按理人们的幸福感以及自由感应该是越来越强, 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现代人虽然在物质上获得极大的满足, 但人获得的越多反倒越感觉不自由, 并且越来越处于新的恐惧和压迫状态中。科技的日新月异和飞快的生活节奏使人们往往忽视了自身的生存意义和价值。那么在这种新的现实情况下如何解决现代人的自由问题呢?如何真正提高人的幸福感?如何实践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梦”呢?

笔者认为应当在结合现代人生存状况的基础上, 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与时俱进地运用到实践中, 充分发挥其推进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作用, 充分发挥其对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文明建设所起的重大的鼓舞作用和引导作用。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自由观”, 消灭私有制, 用先进的、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生产交换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关系, 消除导致现实颠倒关系的客观条件, 最终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 才能彻底满足人类文明的发展需求, 彻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国梦”。因此, 我们的理论和实践要与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相一致, 要有利于人类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说:“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 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我们目前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 改革束缚人的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制度, 促进“五个文明”的进步, 就是为了不断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 不断提高人的各种素质, 不断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 不断扩大人的自由, 也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012年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实现“中国梦”。“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 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 并且强调“不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终极的价值追求, 必将极大提升“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他说,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 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这与马克思所一直关注的现实的人异曲同工, 中国梦的提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由概念与时俱进的时代表现。

摘要：十八大报告中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概念写进党纲, 体现了我国对自由的重视程度,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作为对西方自由思想的超越在当代仍然有其重大意义:它是中国人民的终极的价值诉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范畴;是人们追求幸福的前提和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始终必须以此为共同的价值导向, 不断地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与时代相结合, 与时俱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由概念,现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94.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56.

篇4：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20世纪上半叶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们和达达主义者一样, 刚刚经历了四年的全面战争, 这使得超现实主义者更着重于诗人的孤独。因为厌恶战争的残酷和恐怖, 他们选择了探索人类灵魂深处的潜意识时空, 选择了以梦遁世, 以期把现实抛之脑后。哈布瓦赫在他的《论集体的记忆》一书中曾说到:“不是在记忆中而是在梦境中, 心智最大限度地遁离了社会。”⑴梦是人类灵魂的避难所, 信奉梦境万能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就是以表现梦境和潜意识领域为特色, 而它恰恰又在两战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生成, 这无疑也给它披上了一层回避现实、崇尚虚无和荒诞的色彩。可是做为社会最敏感的人群, 正如丹纳所说:“除非发生极大的奇迹, 艺术家才能置身事外, 不受洪流冲击。”⑵超现实主义作家们三十年代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采用伤口和疾病的意象作为个人痛苦和社会弊病的隐喻, 与此同时, 死亡、暴力以及骨状物等恐怖主题和意象也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中赫然出现, 这绝非巧合。

我们不难感觉到, 由超现实主义画家们所揭示的已被理性掩盖的潜意识世界, 由超现实主义画家们所创作的不安宁乃至狂暴的画面, 极为深刻地反映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人们所特有的真实状态。超现实主义画家们是在对梦境领域做大规模开拓的同时, 进行着对他们所身处的时代的下意识表现的。亨利?米勒对超现实主义做过几篇精彩的论述, 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宇宙混乱的体现”, 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秘密语言”。⑶这番论述深刻揭示了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重大历史意义, 我们从以下几位超现实主义代表艺术家的创作中可以得到进一步印证。

恩斯特:不和谐的幻想风景

一战爆发时, 适龄的德国画家马克斯?恩斯特 (Ernst) 应召入伍, 亲历了战争的残虐。战后的他说:“1914年8月1日, 恩斯特死亡。他在1918年11月11日复活。”1939年, 二战的爆发仍使已避战美国的恩斯特那充满幻想的艺术王国无形中笼罩上了战争的阴影。当时他的超现实主义绘画正变得更加富于寓意性, 他创作了一些借用大自然来喻示社会现象的作品, 不过, 以往象征生命的鲜艳绿色在此期的画作中已不复存在, 更多的是让人联想到战争和毁灭的血红色彩。《母与子》 (1940-1941) 本来是无限温馨的主题, 但此时, 却充满了恐怖和凄惨的意味:母亲身上穿着烧焦了的树皮似的衣服, 牵着狮头人面的孩子正欲跨超被火焚烧过的森林, 脚下几只蜷缩着的鸟惊惶不安的眼神显出受难的模样。《雨后的欧洲》 (1940-42) 是在二战的高潮中所作, 树木枯萎, 一切都毫无生机可言, 地上有倒卧的战马和巨大的马蹄, 画中央一个矿物化的女人形象, 画家以经过暴雨冲刷过的山川象征遭受战争洗劫的欧洲, 旨在告诉人们, 二战后的欧洲即将也必定出现的情景, 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 恩斯特做了一次极为准确的预告。战争带给人的战栗之感在《新娘的婚纱》 (1939) 一画中表现得最为强烈, 华美的婚妆所衬托的竟是一张让人不寒而栗的鹰骘面孔。此外, 《生的渴望》 (1936) 中疯狂生长的植物、《神的显灵》 (1940) 中冰冷的寒日……这些创作于二战前后———这个敏感时间段期间的作品无不让人联想并感受到严酷现实的阴影在画家心灵的投射。

米罗:笔下的凶险画面

西班牙画家胡安?米罗, (Miro) 以其超然的恬淡显得似乎对政治毫不关心, 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艺术毫不缺乏指涉现实的意义, 因为在特定的阶段里, 他的作品是以罕见的充满暴力的面目呈现着。在庆祝米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 西班牙文化艺术界盛赞他是“本世纪最能表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画家之一。”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米罗的超现实主义画作中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接关乎政治的主题, 但是借助他所独创的一系列别具特色的潜意识符号, 米罗却成功地把战争带给他的悲愤等痛苦情绪表达了出来。1979年, 在巴塞罗那大学授与他荣誉博士的受职典礼上, 米罗发表了这样的演讲:“当大部分的人没有机会表达时, 身为一位艺术家就必须以隐喻的‘声音’来代表大众的心声。”

在法西斯横行的年代里, 他早期作品中的欢乐和童真的气氛消失殆尽。三十年代中期, 米罗的艺术一改幽默柔和的风格, 开始趋向激昂和愤怒。1934年的《女人》 (1934) 等一组作品 (大约包括十来张色粉画) 的出现, 成为其后不久一批强有力作品的先兆。怪异得让人不安的女人形象, 瞪着突兀的眼睛, 诱人的标题和充满魅力的色彩全被愤怒的脸孔抵消殆尽。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 濒临战争边缘的欧洲的动荡时局已经让艺术家感到深深的不安了。在画作《自然面前的人》 (1935) 中, 血染的天空衬托着一个庞大的咬牙切齿的怪物……当时的欧洲时局已经十分动荡, 米罗心中的苦闷与恐怖在画中表露无遗。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不久, 米罗的画中更加显现出一种激愤恣肆乃至狂乱的调子。这段时期被人们称为其“野蛮绘画”时期, 昆虫有若人类, 色彩极其粗野。1937年的作品《有旧鞋的静物画》 (1937) , 米罗赋与了寻常静物以极其强烈的感性内涵:旧鞋、酒瓶、插着叉子的苹果、一端变成一个头盖骨的已被切开的面包, 这些物体被安排在一个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凶险空间里, 来路不明且变幻不定的光影显出前所未有的暧昧和恐怖。强烈反映了米罗对发生在西班牙的事变的厌恶和痛伤之情。多年以后, 米罗曾向他的友人解释了这幅画中意象符号的象征涵义, 他说:“叉子仿佛是一把刺刀, 向苹果进攻, 苹果就是西班牙。”

米罗有过一段对1940年二战期间进行《星座》组画 (1939~1941) 创作的心理叙述, 可以做为理解他艺术作品现实意义的极好注解, 他说:“当时, 我十分沮丧, 我以为法西斯的胜利不可避免, 而我们所热爱的一切以及我们为之生存的东西却永远地陷入深渊。我以为我们失败了, 没有更多的希望, 我想用符号和形象来表达这种情绪和极度的痛苦, 我在沙滩上画画, 让波浪立即把它们冲走, 或在空中设计各种图案和流动的线条, 它们象烟一样飞上天去拥抱星星, 逃出希特勒和他的同伙建立起来的臭气熏天、腐朽败坏的世界。”而实际上, 《星座》组画却是一组极为连贯而又抒情的作品, 画面上细节纷呈, 色彩极其绚烂, 洋溢着的极其静谧和美妙的气氛, 甚至达到令战后和平岁月中创作的作品所再难企及的境界。这看似让人费解, 不过, 联系马格利特在四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 (德军占领比利时之际) 出人意料地进入他艺术生涯短暂的“阳光风格”时期, 也就好理解了。

达利:“时代变乱的先知”

按照史论界的共识, 萨尔瓦多?达利 (Dali) 在1929至1939年间是个完完全全的超现实主义者, 而这又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段, 一战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是1937年西班牙内战爆发, 事实上成为二战的彩排。尽管达利宣称, 我至死都要反复强调的是, 我所有的创作并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政治涵义。可同时他却又不断对时事作出敏感反应。也许达利只是想强调自己进行无意识创作的纯粹性吧, 不过, 不管他这些是出于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他厌恶和反对战争的意味和态度却是相当明显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 无疑已成为噩梦之渊薮, 整个三十年代, 达利似乎陷进凶残的梦境中自拔不出, 他创作了许多“恶梦”之作, 并且几乎每一件作品都与战争有关。让人难解的是, 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带有预言的性质, 艺评家摩赛因此曾指出:“我认为达利是时代变乱的先知。”

预言是对即将发生的事实的提前感知和预告, 这样的画作, 它的现实性特征当是毋庸置疑的。比如他的《内战的预感》 (1936) , 完成于西班牙内战实际爆发前六个月, 而六个月之后的1936年7月, 在德国纳粹政权的支持下,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果然挑起了全面内战。就象一个血腥的恶梦, 湛蓝的天空正被乌云布满, 残破的肢体充塞于天地。达利正是用这个正在挣扎分裂的形象来象征一个整体的内在冲突, 他说:“内战的预感老是缠绕着我, 激发我创作的欲望……在战争爆发前六个月就给它起名为《内战的预感》, 这完全是达利的预言。”

达利喜欢用自然史的现象来解释同样残忍的政治现象, 他说:“我认为内战是自然历史的一种现象。”对出现在《秋天的食人狂》 (1936-1937) 一画中的古怪生物, 达利做出这样的解释, 他说:“这些在秋天里相互吞噬的伊比利亚 (古西班牙) 生物表现了内战的悲怆……。”⑿《怪物的发明》 (1937) , 其主题也是战争的预兆, 是达利在纳粹德国并吞奥地利的前几个月在维也纳附近塞麦林山区画的, 人们称它为达利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预言性的纪念之作。画面中充满了燃烧的长颈鹿等怪异形象, 完全是由一堆怪物组成的世界。达利后来解释道:“按照诺斯特拉丹姆斯 (Nostradamus) 的观点, 怪物的出现是战争的一种预兆。这幅画是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几个月在维也纳附近的塞麦林山区画的, 它具有预言性的特点。”

1937年, 达利还画了一幅《希特勒之谜》 (1937) 来预言希特勒之死, 他说, “我把希特勒看作是一个受虐狂, 被发动战争的思想苦苦纠缠, 最终将悲壮地遭到失败。”⒁画面上只见一只断了线的听筒挂在掉光了叶子的橄榄树枝上……这个意象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失败”。1940年以后, 他干脆直接画出了《战争的面孔》 (1940) , 诉诸人的视觉的赫然是一个代表死亡的巨大骷髅, 而组成这个骷髅五官的, 是一些更小的死人头骨, 缠附在这个巨大头骨之上的, 是梅杜莎头上那些邪恶的化身。如此让人惊傈的意象无疑是在暗示和控诉着战争的凶残。

以绘画的形式, 呈现存在于内心世界的本质, 这是现代艺术产生之后艺术本身所肩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 超现实主义绘画也不例外, 虽然那不安宁的画面更多呈现着荒诞和非理性色彩, 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超现实主义绘画, 正是当时疯狂、混乱、丧失了理性的特定时代投射到人们内心的真实记录。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讲,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既是乱世苦难生活的体验者, 同时也是严酷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他们在特定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不可否认地具有着强烈的社会和历史观照意义, 对超现实主义绘画艺术所体现的严肃现实性特征以及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我们有必要给予充分认识和客观评价。

参考文献

[1]见《欧洲史》第526页

[2]见 (美) H-H-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