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的挣扎——对《伊芙琳》的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解读

2022-09-11

1 作品简介

《伊芙琳》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 (1882—1941) 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 (Dubliners, 1914) 的第四篇作品。《都柏林人》分为四个部分也象征着人生的四个阶段:童年、青少年、成年和社会生活。《伊芙琳》反映的是介于青少年和成年之间, 是这篇短篇小说集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它不仅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意图, 也最好地体现了《都柏林人》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试图逃避瘫痪的社会现实以及逃避的最终失败。

2 新历史主义角度的解读

新历史主义著名的代表人物史蒂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 在《看不见的子弹》 (Invisible Bullet) 一文中曾提出两个颇具政治化的概念:“颠覆” (Subversion) 与“抑制” (Containment) 。他认为, “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颠覆;而“抑制”则是对这种颠覆力量的抑制, 统治者允许并鼓励颠覆与抑制同时存在, 通过适当的刺激使普通大众对现存统治秩序和意识形态进行颠覆, 在不危及统治阶级的实质利益和不改变现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前提下, 使普通大众的不满得以宣泄, 从而达到对真正有破坏力的颠覆给予安全抑制的目的。在小说《伊芙琳》中, 我们不难看出, 主人公伊芙琳不仅被弗兰克的活力与朝气所吸引也被他的美好誓言所诱惑, 下定决心与水手弗兰克远走他乡, 去寻找和追求自己向往的幸福生活。这不仅仅是对长期以来死气沉沉, 缺乏生机的都柏林生活的一种抗争, 对于这个十九岁女孩自己内心而言, 更是对“越来越蛮横无理, 独断专横”的“父亲权利”一种“颠覆”。因为当时的爱尔兰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男权社会”, 认为女性的位置由男性规定, 只有家庭才是女人生活的中心。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心甘情愿的为男性付出一切, 是没有自我的附属品, 也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从某种程度上, 其实伊芙琳是对这种传统的腐朽的意识形态的一种“颠覆”和挑战。然而遗憾的是, 最终她还是没能战胜自己, 战胜这个对她产生极大影响的“男权社会”, 与其说她的梦想和追求是被她的胆怯与犹豫所“抑制”, 不如说是被长期以来始终影响她并支配她的旧式衡量女性道德的传统意识形态所“抑制”。

3 女性主义角度的解读

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 在男权制社会中, 男性中心主义根深蒂固, 关于女性气质和女性社会性别角色有一套完备的社会性别话语。这些社会性别话语控制和支配着人们的传统意识, 形成社会习俗和观念, 从而对女性身心状况及生存处境起着决定和制约作用。女权主义批评家也早已认识到女性除了受到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之外, 还受到双重压迫——男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压迫。在日益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中, 她们奋起揭露男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与男人分享平等的权益——这无疑是进步的, 应该得到一切具有社会正义感的人们的支持和同情。但是, 也许是因为受压迫过于深重, 或由于认识上的模糊, 最终还是被“抑制”被淹没在男权主义意识形态之中。虽然她们没能够彻底的“颠覆”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反抗男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的运动, 正在改变着人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 改变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她们所提倡的反对女性的屈从地位, 争取女性的解放, 是西方, 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目前中国女性主义者倡导的女性意识的核心内容。乔伊斯在写作《都柏林人》时也正值西方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风气云涌之际, 在他的故事中有许多是以女性为中心人物的。如《陪衬物》、《小云彩》、以及《粘土》, 也包括《伊芙琳》。在这些作品中, 乔伊斯不仅深切关注了女性的困境和挫折, 并跨越自己的男性身份, 从女性的立场和视角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揭示出了女性往往由于自身的性别身份而遭受更多的不幸与不公, 被禁锢在家庭牢笼中成为“受害者中的受害者”。尽管他笔下的女性都在试图冲破“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制约而寻求自我, 然而乔伊斯也似乎对她们的未来依然感到迷茫, 不知她们的出路终将何处。

4 乔伊斯本人

通过对伊芙琳的分析, 也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乔伊斯他本人。乔伊斯虽然没有选择激进的方式, 对统治阶级控制下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反抗与斗争;也并没能够推翻那个专制与腐败的政府, 但他选择了用文学作品去展现整个爱尔兰的精神麻痹与瘫痪的状态, 从而来唤醒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起到了“颠覆”作用。就像他自己曾说过的一样:“我的目标是要为祖国写一篇精神史。我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 因为在我看来, 这城市仍是麻痹的中心。我深信, 在按照现在的方式谱写这章道德史之后, 我已经向我们国家的精神解放迈出了第一部”。可是不幸的是, 由于乔伊斯对于爱尔兰社会生活过于大胆地揭露, 很多出版商拒绝为他发表, 以致八年之后《都柏林人》才最终得以问世。而且也常常被指责为“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 受到许多人的责骂, 长期被一些国家列为禁书, 还曾被法庭起诉, 处以罚款。虽然他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进步的, 可是他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 而统治阶级有形与无形的权利又无处不在, 必然受到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抑制”。

5 结语

然而, 尽管伊芙琳没能把理想变为现实, 但值得我们赞赏的是, 伊芙琳虽然退缩了妥协了, 但是她并没有完全麻木, 她不仅产生了对新生活的渴望, 同时也产生出她不愿因袭女性传统角色、重蹈母亲的覆辙, 不愿失去自由与追求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伊芙琳的抗争与“颠覆”既含有乔伊斯那样的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也含有自我追求与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意识上已经觉醒, 但在行动上的却迟疑的原因。这一方面说明爱尔兰社会的精神瘫痪状态对人的麻痹和桎梏之深,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对女性来说, 最难挣脱的, 最能“抑制”她们行为的恐怕是社会性别话语在女性自身的内化作用, 或者女性追求幸福的愿望不一定依靠男性来实现[4]。尽管她终未成行,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伊芙琳已经不是从前的伊芙琳, 因为她在思想上已经经历过了一次痛苦且让她成熟的洗礼。

摘要：本文试以新历史主义的两个概念:“颠覆” (Subversion) 与“抑制” (Containment) , 分析了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女性人物伊芙琳对“男权社会”所定义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抗争与“颠覆”, 以及始终没能脱离“男权社会”的束缚, 最终被淹没被“抑制”其中。

关键词：伊芙琳,颠覆,抑制,男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