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伦理的理论

企业管理伦理的理论（共8篇）

篇1：企业管理伦理的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伦理管理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之后,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渐完善和发展.本文认为,从企业经营行为的道德性假设出发,将伦理管理纳入其研究范畴,并将伦理管理看成是企业履行与利益相关者长期隐形契约的内在要求,从而使伦理管理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并形成和发展了伦理管理的.保障措施,推动企业伦理管理进一步向前发展.

作 者：陈宏辉 贾生华 作者单位：陈宏辉(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贾生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浙江,杭州,310027)

刊 名：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A年，卷(期)：“”(6)分类号：B82 C93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企业伦理管理 道德假设

篇2：企业管理伦理的理论

（一）公共管理伦理概述

1、定义：公共管理伦理或行政道德是以“责、权、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

公共管理伦理就是特殊领域中的角色伦理，其主体是公共管理系统或者公共管理者

2、公共管理伦理与个人伦理的不同

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和公共组织形式以及活动，本身就包含一定伦理的基础和根据，所以他与伦理质监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加工过管理还由于它所固有的特殊性质和地位，绝地了必然在伦理上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和内在规定性。公共管理伦理与个人伦理原则的不同点有一下几点：

（1）主体不同：一为公共管理系统和公共管理者，一为个人，公共管理系统虽是人建立的，公共管理者也是人，但是本身却是非人格化的，它代表的不是个人的抑制动机，二是糅合了多种人的动机，是“多种合力”的产物，代表的事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

（2）影响不同：个人伦理是一个人和其他人与社会发生关系，实际受其影响的只是少数人，而公共管理伦理与所有人活社会的所有成员发生关系，它的一举一动对整个社会所有人都关系甚大。

（3）约束方式、依靠力量不同：个人伦理主要通过良知和舆论起作用；公共管理除了舆论和内心信念起作用外，制度的约束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4）评价标准不同：公共管理伦理与个人伦理处在不同的领域，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评价，主要是看这一公共管理系统的实际功能和作用，看他实际指向什么基本价值，遵循什么正义原则，实际上在禁止什么，提倡什么，保护什么。

3、公共管理伦理的类型： 公共管理伦理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在，主要包括：

（1）体制伦理：由行政体质内在的一系列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原则、规范所构成，并通过社会结构关系，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条例和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制度等环节表现出来。

（2）公共政策伦理：公共政策伦理，作为公共伦理的一种建构，有两层含义，一指维护某种公共秩序所需的伦理规范，是与政府或其他社会权威机构设计、制定和推广的；一指对于政府倡导的这些公共领域的伦理规范，除了用社会舆论、良心自律等软约束手段支持外，还要为其配置正策划的硬约束手段，使这些伦理规范真正成为公众在这一公共领域中的普遍化行为方式。

（3）公务员职业伦理。公共管理者既要具备社会成员的一般伦理，又要具备作为政治角色的职业伦理，它的实质是就是责任与义务的表现。

4、公共管理伦理的功能

公共管理伦理是产生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并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它一经产生便对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起到能动的反作用。公共管理伦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具体表现在一下四个方面：

（1）引导功能：公共管理伦理是行政系统中的群体有明确的正义目标，大家同心同德围这一目标努力奋斗。公共管理伦理是现实社会的主体道德，内容具有社会的公共性和示范性。

（2）规范功能：公共管理伦理是以一定的概念、范畴和一系列的伦理规范反映并作用于行政过程和行政行为而存在的。这种规范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以善恶来认识、评价和把我行政过程中担任行政角色的行政行为，通过外在的舆论评价和内心信念的体验以及一定的制度约束，形成强大的规范场，引导和约束行政系统的运行和行政管理者的行政行为，即通过伦理规范限定行政获得的活动范围，行为模式，是行政过程趋于程序化、规范化。

（3）维系功能：公共管理伦理使行政系统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有一种广泛的新人关系，公共管理伦理在行政主体与行政对象之见形成沟通得桥梁，使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形成凝聚力。

（4）选择功能：所谓行政选择是至行政主体在一定伦理意识支配下，根据某一伦理标准，在不同的价值和善恶冲突之见做出的自觉自愿的抉择。从根本上讲，利益与利益关系是影响行政主体进行行政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成为一切公共管理伦理现象的基础。也就是说行政认知、行政责任、行政良心、行政价值目标等是实际影响行政选择的基本环节。

二、公共责任

公共管理和工责任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责任是工管理伦理的具体化。

1、公共责任

广义：是指国家公共挂历部门的行政人员，在工作中必须对国家权力主体负责，必须提高自身职责的履行，来为国民谋利益；

狭义：是指国家公务人员违反行政组织及其管理工作的规定，违反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义务和职责是，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2、特征：

（1）公共责任是普遍义务。公共责任在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的约束下，表现为与普遍的伦理价值相一致的义务。公共组织必须对公民、对人民负责，其行为必须符合公民的一直喝人民大众的利益。

（2）公共责任是公共组织及其内部成员的职责。（3）公共责任是可以以外在力量为支持的约束方式，具有强制性。公共责任是可以以歪理深知国家强制力为支持的约束方式。比如用法律来惩罚腐败。

3、类型：

按内容分，工责任可分为：

（1）政治责任：指政府的整治觉得和整治行动必须以民意为基础，增进民众福祉为目的，为人民负责。（整治责任通过代议制度、监督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等制度安排得以追诉

（2）行政责任：指政府的行政分支秉承法的授权而做出决定和行动，并对此决定和行动负有法定的或纪律的责任。

（3）法律责任：是指经由司法过程对政府的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所做的责任追究和责任判定，包括司法审查、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侵权赔偿等。

（4）道德责任：是指政府的决定和行动必须符合民众对政府角色伦理的认同。

4、公共责任的自律与他律

公共管理人员拥有行政职权的同时就意味着负有一种责任，公共组织的管理者怎样才能保证对公共事务采取负责任的行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公共组织中保持负责任的行为有两种一般方法：一种是内部控制即自律；一种是外部即他律。

（1）外部控制------他律。公共管理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显然具有强制性的含义，属于外部控制既“他律”所具有的意义。行政管理者履行行政责任是义务要求。

（2）内部控制-----自律。公共管理的自律就是培养一种内部控制以保证公共组织中的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负责任行为是由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组成的，而且在缺乏规则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也能够履行和服道德规范的行为。

行政责任行为的能力最终来源于一系列内化了的态度、价值观和信仰，而不是来源于外部的规则和程序，该规则和程序是以被人的要求和命令的形式操作的。

内化在行政人员心中的价值观总是能在决策过程中起作用。

内部控制有助于产生一个更为负责任的和更具有创新性的官僚制度。要培养一套内部控制价值系统，以提供裁决过程中的自信感和处理突发问题的自觉感，行政人员可以在适当的价值系统的指导下从事活动。

现实的公共管理实务却要求我们超越自律与他律这种两分法。现实的问题几乎总是要求怎样才能将这两个方法融合成一个方案，以期在特定的时间、精力、人力等条件下实践最负责任的行为。

5、公共责任与公共管理伦理

公共管理是一种权力，同时也是一种责任，权力是手段，责任是目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公共责任作为一个伦理范畴，表现为在处理个人对政府、对行政机关以及对人民的利益关系时应该履行的行政义务。

（1）．公共管理伦理的一般原则

从制度的角度看，公共管理伦理就是要追求公正。为什么要追求公正？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公正？

古希腊思想家徳谟克里特就认为，义务就是应当按照“公正”的原则去做。“公正要人尽自己的义务，反之，不公正则要人不尽自己的义务而背弃自己的义务”。公正，是正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公正（正义）历来是政治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围绕着正义展开的，认为理想的国家就是正义的国家。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是什么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由于公正问题产生在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中，所以利益关系的种类就决定了公正问题的划分。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中，有两种最基本的关系形式：一是利益交换关系；二是利益分配关系。与此相应的就有两种最基本的公正形式：一是交换公正；二是分配公正。

（2）．公共管理伦理的责任冲突

责任冲突是公共管理伦理困境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实践中，行政责任冲突最常见的三种形式是：权力冲突、角色冲突和利益冲突。

a)权力冲突。面对反映客观责任的权力冲突，必须澄清你自己的主观责任并考虑更为广阔和更为基本的客观责任；运用价值观和原则来确定哪一种措施最可取以及如何才能证明你的做法是正当的；通过对主观责任的评估和对更为基本的客观责任的确定，试图找到一个能同时履行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的办法。

b)角色冲突。角色概念是角色责任冲突的关键原因。在特定的情形中，我们所体验到的特定角色的价值观是不相容的或者是互相排斥的。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和个人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不再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为某一个角色或某一些角色，而是复杂的网络系统中相互关联的角色群。然而，每一种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些不同的角色之间时常会发生冲突，必须有效地处理这种冲突以防止一种角色对另一种角色的否定。

c)利益冲突。在利益冲突中，我们必须处理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法律所提供的道德最低标准足以解决现时的困境。然而，为了防止用法律思考替代伦理思考，我们必须研究如何权衡我们的个人利益与我们所承担的公务员责任之间的关系。

（3）．公共管理伦理的选择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义与利等等的矛盾冲突是始终存在的。因此。关于伦理问题的讨论也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三、转轨时期公共管理伦理建设

1、建构负责行为的要素（1）个人道德品质

个人道德品质包括：伦理决策技巧、作为品性特征或内在道德品质的德性以及职业价值观。

a.伦理决策技巧。培养伦理决策技巧，一个典型的方法就是学会将决策模式应用到案例研究中。

b.职业道德内化。我们对职业道德的理性理解加以内化，并获得了一些伦理决策技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为就一定能符合道德规范。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总是倾向于去做我们理解为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即我们有一套伦理态度，而且还有一种合乎伦理的行为意愿的使命感。

(2)组织制度

另一种保证公共组织中的道德行为的因素与组织制度有关。负责任的行为的关键就是既不能忽视个人也不能忽视组织制度。在公共管理领域，组织制度是行政人员个人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重要的工作环境之一，因此，它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

(3)组织文化

保持公共组织中的道德行为的第三个因素与组织文化有关。组织文化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4)社会期待

负责任的行政行为的最后的一个因素与社会对公务员的期待有关。这是最难以处理的因素，也是组织领导最不容易把握的因素。社会期待在这里指的是人们在不同的方面对于那些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员所寄予的希望。

首先，公众期待。准确地将公众情感即公民的喜好、需求和厌恶界定为行政责任中的一个主导因素。行政人员还需要更多的意识到与其职责相关的社会潮流。

其次，公共管理必须在广义的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框架之内进行，因为这些广义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代表了更为一般和持久的公众意愿。在行政责任中，法律和政策是一种对行政人员的行为进行外部控制的力量，即它们界定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最大范围。

2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途径(1)现阶段公共管理伦理失范的表现

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旧的体制的作用削弱了，新的体制还在建立过程中。因此，公共管理伦理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类型：

a权力交易。权力交易是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以权换权，即谋求权力的最大化。政治腐败和司法腐败就常常表现为权力的滥用和非法交易。

b渎职失责。渎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不尽职责；失责，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人对自身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的一种无视和糟蹋。c权钱交易。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形成和发育时期。由于体制的不完善，经济腐败寻租行为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2)．加强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途径

a）加强公共管理伦理教育。良好的公共管理伦理，有赖与正确的行政价值观的确立，行政意识、行政理论、行政认知、行政情感、行政态度等行政文化的诸多要素构成了行政模式取向，直接决定着公共管理伦理的状况。

b)强调公共管理伦理立法。公共管理伦理立法，是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使伦理具有与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同等地位的监督、执法权力的法律效力和作用。道德良心作为软件必须通过政治法律等硬件系统的功能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硬件措施，再好的道德体系也很难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c)发展公民社会对行政活动的干预和监督。在民主政治中，行政人员的公务活动是公共责任的行为，应当面向整个公民社会而不是一部分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们，发展这种公共政治传统是消除公共生活中私人化倾向和无契约、无承诺、无准则的行为倾向的基本办法。促进社会成员对公共政策的干预和参与，加强公民的政府责任意识，尤其在行政系统的输入方面要强化，民众不仅仅是行政系统输出方面的被动接受器，而应该在输入和输出双向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3、合理有效的公共管理伦理体系的形成

(1)公共管理伦理的制度规范与公共管理伦理的理想信念的协调互补

现代社会是高度法制化规范化的社会，制度建设是根本性的，但制度作为一种“硬件”的公共管理伦理规范也是有局限的，它要求有相应的行政人员的伦理信念这一“软件”的配合才能达到充分有效。伦理规范与伦理信念的协调互补，可胃“理”与“情”或“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的协调互补。(2)确定公共管理伦理的最低要求和公共管理伦理的理想追求

公共管理伦理的最低要求就是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要求，也就是公共管理伦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的要求。它的基本内容是，建立一套广泛可行的最起码的公共管理伦理规范体系。

现代公共管理伦理基本建设还应该包括行政道德的最高要求或公共管理伦理的理想层面。最高和最低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前者代表着广泛可行性和普遍可接受性的话，那么，后者则代表着现代社会行政道德的一种理想价值追求。

篇3：企业管理伦理的理论

一、教育管理伦理的发展历程

教育管理伦理指的是教育管理制度、管理关系、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的基本伦理规范与道德意义。在西方,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出现了有关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 教育管理伦理学科已经比较成熟,而我国对于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稍显滞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教育管理和学校管理道德与伦理的话题始见于教育伦理的相关文献之中,而独立的教育管理伦理的相关著作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近十多年来, 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非常活跃,并且进展迅速,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我国当前对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主要把握教育管理活动中的伦理关系,探讨教育管理理念、政策、制度与行为伦理化的可能性及路径,对教育管理活动道德化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 探寻教育管理活动道德化的现实保障机制。

二、教育管理伦理的基本观点

1.教育制度伦理

从古至今,“伦理”通常被规划于个人道德和修养,是一种个人品质的反应。事实上,教育管理伦理首先应该表现在制度伦理上。制度决定了管理的效用。只有在制度中植入能够激励和保护公正、正义和善的追求时,才能够称得上是体现伦理精神的制度, 才能够实行一种道德的管理。约翰·罗尔斯对此曾经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离开制度的正义性来谈个人道德的修养和完善,甚至对个人提出严格的道德要求,那么,即使本人真诚相信和努力奉行这些要求,充其量也只是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而已。”因此,在现代社会,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和选择优先于对个人的道德评价与选择,人们总是首先选择用于制度的根本道德原则,然后才能选择用于个人的道德准则。

华东师范大学郅庭瑾老师认为教育管理制度伦理问题包括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制度伦理化指的是教育管理制度的合伦理性、合道德性;伦理制度化指的是把一定的伦理原则或道德标准转化为明确、具体的道德要求,并制定成为教育管理中的刚性规则制度。

2.教育观念伦理

要使教育管理伦理规则尽可能达到广泛的认同和接受,成为所有教育管理人员的基本行为准则和内心自觉,就需要伦理规范与伦理信念的相互协调。管理德行和行政美德无论对于管理主体还是被管理者,都是极为重要的资质和条件。教育管理理念与理想是教育管理理论最基本的内在构成要素。一种教育管理理念与理想的正常确立,必然是在特定道德价值理念或道德理想的支撑下完成的。深入剖析过去、现在被广泛认可的教育管理理念与理想中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和伦理精神,对于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理念和理想至关重要,对教育管理实践的开展也具有观念引领和理论指导的功能。

3.关于教育管理行为的伦理研究

以往人们对管理行为的关注较多地停留在管理行为与组织目标达成程度的分析上。然而对管理行为进行伦理学的分析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通过对公平、公正与人文关怀的强调, 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对于教育管理来说,注重伦理的管理行为本身就具有道德教育的意义。这对提升学校德育的效果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教育管理制度伦理、教育管理观念的伦理以及教育管理行为的伦理共同构成了教育管理伦理的有机统一体。制度和政策是由人制定的,人又受制于一定的制度和政策。而人在管理过程中,无论怎样严格执行制度和政策,总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情感、信念和价值观等非理性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教育管理一方面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如何达到规则化、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又必须加强对于如何体现伦理化、道德化的关注与思考。

三、教育管理伦理对教育管理理论的启示

篇4：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伦理取向

客观地讲，科学管理理论本身确实有它的不足之处，但较之于先前的经验管理有了很大的进步。反对者大多是在道德层面上批判泰罗制的。其实，在泰罗的管理理论体系中，也蕴涵着一些朴素的管理伦理思想，这些思想对现代管理伦理思想的建立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从管理伦理的角度分析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以揭示其蕴涵的伦理取向。

“人性”假设

管理对人性的假设主要有四种：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每一种管理理论实际上都是基于对人的本性的某种认识而提出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他把社会上一切经济现象都看成是“经济人”活动的结果。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秉承了“经济人”这种对人的本性的认识，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的，但他同时也看到了人作为“社会人”的价值和尊严。当时，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着“磨洋工”现象，工人消极怠工，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泰罗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旧式的计时工资制和计日工资制而不是工人的自私和贪婪。他说：“有很多人把工人看成是贪心，自私、贪婪，甚至更坏的人，我完全不同意这些在社会上散布的侮辱工人的流言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工人同社会上各个阶层上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贪婪、更加自私，他们也不比其他阶层的人少贪婪、少自私……”。泰罗对于那些忽视工人存在的做法深恶痛绝，他说：“作为雇主，手上戴着一双小山羊皮的柔软手套；穿过车间时，从不弄脏自己的手和衣服。有时也同工人谈谈话，可是摆出一副假仁假义或赏面子的态度，否则就干脆一言不发。这样他永远不可能弄清工人的思想或情感。”泰罗始终强调仅仅靠经济手段是不够的，必须关注人的情感需求，其人性观念包含了“人性化管理”和“人本管理”的伦理思想。

“精神革命”

泰罗认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确保每一个雇主和雇员事业的高度繁荣，即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的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泰罗坚信雇主和雇员的真正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以双方长期的增长来保证各自的得益。为此，就要求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进行亲密无间的友好合作，来一场“精神革命”，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盈余的分配上。当他们用友谊合作，相互帮助来代替敌对情绪时通过共同努力，就会创造出比过去大得多的盈余，完全可以做到既增加工人的工资又增加资方的利润。泰罗认为，用和平代替斗争，用全心全意兄弟般的合作代替争吵和冲突，用向同一方向的努力代替背道而驰，用互相信任代替相互猜疑，双方成为朋友而不是对头，这正是科学管理的精华所在。泰罗还指出，无论哪种管理制度，不管多好也不能过于死板，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人与人的适当关系必须保持。由此可见，泰罗强调企业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认为资方应该关心工人，尊重工人，强调消除工作环境中的不愉快因素，使工人心情愉快地工作，以激发他们最大的工作能力，从而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然而泰罗期望的这种思想革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的这种伦理思想在其科学管理思想体系中是客观存在的。

科学选拔工人

泰罗在科学管理理论中提出，应根据工人的不同情况选择安排不同的工作，这对雇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雇主作为管理者，自身就要有一定的才能，首先要学会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泰罗认为，在过去的管理中 工人和管理者没有明确的责任概念，工人被分派的工作是否能胜任，工人是否用心干活，工人的工资标准，对于这些问题管理者都是凭直觉和预感作出决定的，因而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办法和科学的用人之道。对于什么是科学的用人办法，泰罗认为：应按照每个人的能力和体力给以最合适的工作。如，适合搬运生铁的工人，必备条件是，他是一种较为迟钝、具有好静气质的人，最好几乎要像牛一样。那些智力活跃、思维敏捷的人，不适于安排这种性质的工作，他们会感到单调乏味，难以忍受。所以泰罗认为管理者的责任一方面是仔细研究工人的性格脾气和工作表现，找出他们的能力，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另一方面是发现每个工人的潜能，并系统地训练他们，帮助和指导他们，为他们提供上进的机会。

“参与式”管理

在科学管理体制下，工人提出的有关改进方法和工具的建议，都应受到鼓励而且管理部门应对此进行细致研究。如果必要，还要进行一系列试验，以精确地了解新建议相对于旧方法的优缺点。一旦发现新方法优于旧方法，就要立即把新方法作为标准方法予以全面推广 同时对工人的这种才智和功绩给予正式承认，并给以现金奖励。泰罗认为上级人员同工人来往时，最好用平等的态度同工人谈话鼓励每一个工人同自己讨论问题，甚至对工人的偏见也应予以考虑，给每个工人以机会把心里话发泄出来。工人可以对雇主吐露真情，如果车间主任是个讲道理的人，并以尊重的态度听取和处理工人的意见，那么工人就没有任何理由成立工会或举行罢工。泰罗的这些主张很好地体现了“参与式”管理的方法，可以调动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合理的工作定额

泰罗认为，妨碍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和谐合作的最大障碍，在于管理人员不知道多大的工作量才是一个工人一天真正适当的工作量。旧体制下，管理人员是凭经验来制定工作定额的，而泰罗制定工作定额不仅有技术依据，经济依据，还包括心理和生理依据。心理依据和生理依据不仅包括劳动环境条件对操作者的影响，如劳动者的负重、体态、神经紧张程度、照明度、操作速度、温度、湿度、热辐射、噪音、振动等，还包括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比重，劳动分工与协作等。他认为，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不利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只有保护劳动者心理和生理健康的定额，才是有科学依据的定额。因此，在制定工作定额时，泰罗总是不断地试验、观察和研究，以求制定出的工作定额既能保证较高的劳动生产效率，又不损害工人身心健康，使工人保持旺盛的精力。

刺激性工资制度

篇5：论网络伦理学基本理论的选择论文

“善”与“恶”的道德问题需要用伦理学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伦理学的理论视角，就是用以观察、分析、讨论各种伦理问题的立足点。伦理学的理论视角一旦产生，它就为观察问题选择了角度，为分析问题提供了尺度，为讨论问题确立了重心。虽然说网络伦理学不同于传统伦理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网络伦理和其他伦理一样，都需要确立和选择一种伦理视角。

一、现代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及现实价值

西方伦理学家一般认为，伦理学的理论就是以什么样的理论模式来推理人的行为怎样才是“善”的，怎样才是“恶”的;中国伦理学家普遍认为，伦理学理论指人的行为是“善”还是“恶”的道德评价的根据是什么。现代伦理学理论可以分为：功利论、义务论和德性论。

(一)功利论及其现实价值

功利论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它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要看行为的结果。凡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或带来利大于弊的结果，则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

功利论也称“功利主义”是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学说。功利主义理论是一种被一些人认为最受欢迎、最有内容、最有生命力的效果论理论。西方最具代表意义的功利主义是两位英国学者边沁和穆勒，后来分化为“行动功利主义”和“准则功利主义”等流派。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是基于“义利之辩”来发展的，以“墨子――李靓――王安石――陈亮――叶适――颜元”为代表。他们认为正当的行为增进总体的“善”总体的善可以用“效用”来描述，效用原则是道德的基础，是正当与错误的终极评判的标准。

功利论具有现实价值，首先，使道德这种社会意识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避免了空洞的道德说教;其次，有效防止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出现道德的乌托邦，还道德以本来的、真实的面目;再次，还为“革命的功利主义”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义务论及其现实价值

义务论与功利论相反，它是指人的行为必须按照某种道德原则或某种正当性去行动的道德理论，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不是行为的结果，而是行为本身或行为依据的原则，即行为动机正确与否。凡行为本身是正确的，或行为依据的原则是正确的，不论结果如何都是道德的。

义务论这一理论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认为一个行为的后果在道德上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依据义务而实践的行为，其道德价值在于决定此行为的准则，因为这个准则可以显示行为的动机为何，而这个动机决定该行为是否有价值，所以行为的价值决定在它所依据的准则。”iapll3)此外，还有英国哲学家罗斯提出一种多元论的规则义务论体系;美国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提出正义为最高理想的义务伦理学。

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具有时代价值，首先，它强调人的行为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对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质具有意义;其次，提出人是目的，对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风尚具有价值;再次，提出道德的自律对提高公民道德修养和个体修养途径具有积极意义。

(三)德性论及其现实价值

德性论和功利论、义务论一样，都是道德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利论和义务论着眼于行为或原则的善恶，而德性论看重于那些履行行为的、具有动机的、遵循原则的行为者。判断行为主体是否道德，不仅对他的行为是否会产生善的效果做出判断，而且要对他的“意愿性”做出判断。

德性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英国著名哲学家麦金太尔则是现代德性论杰出代表。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也称为“德性”美德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美德，另一类是道德的美德。善行是理智美德和道德美德的结合。麦金太尔在其名着《德性之后》中提出他的德性论，认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

德性论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德性论强调道德的践行，把行为主体对善的追求与人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其次，德性论认为面对道德危机应该寻找社会个体追求人的自我完善;再次，德性论对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精神文明有积极影响。

二、基于网络伦理学的功利论和义务论存在的不足分析

对于与现实社会不同的网络社会而言，网络伦理视阈中的功利论和义务论为伦理学道德问题的论证提出了十分有效的方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功利论的理论视角，注重对行为后果的分析，认为是否造成一定的道德效果以及造成什么样的道德效果，是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和依据。功利论的长处，在于看到了道德基础的客观性和实在性。道德基础应当是客观的和实在的，如果缺乏客观性和实在性，道德价值就可能成为虚幻的东西，只能存在于渺茫的想象之中。功利论之不足，则在于这种理论视角偏执于效果而可能无视行为主体的主观道德状态，并因而可能导致对于道德的主体性、对于个体的内在道德品质之意义的否定。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某种不道德的目的，而在表面上做出一些貌似道德的行为，这在目的论的眼光中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功利论还有一个致命的障碍就是客观计算行为或政策的后果是很困难的，也很难恰当地衡量它们的权重。例如：公司监视员工电子邮件的决策,从法律上好像无可挑剔，但是它是否侵犯了员工的隐私权呢?下面是用成本――效益法分析公司决策效果的案例，在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效益论这一缺点。

义务论的理论视角，把是否为了履行某种义务作为善恶评价的主要根据，主张绝对按照某种正当性去行动或履行某种既定的道德原则，而不论履行某种义务的行为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义务论的长处，在于突出了道德的明确性和指导性。道德因为有了具体的义务指标而能够实现对行为的明确的指导。如果道德缺乏明确性和指导性，那么，人的行为就不会得到道德的有效指引，道德也就难以对人的行为产生实际的作用。义务论之不足，在于其忽视了道德价值的客观性和实在性。按照义务论的观点，只要某种行为是出自义务的，那么，即使这种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好的结果也是无可非议的。

例如，在网络上，“不说谎”作为一项具体的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恪守，即使对行恶者说真话(会见行恶网友)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也不能违背“不说谎”的道德义务。在这种情形下,存在一个明显的道德冲突：不说谎的道德律令和面对行恶者的道德律令。正如美国学者尤因(A.C.Ewing)所指出的：在两个律令冲突的情况下，很难明白我们如何理性地在两者之间做出决定，除非考虑到后果的善与恶。不管讲真话多么重要，说谎多么可恶，但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只有说谎才能避免更大的恶，那么，说谎是错误的吗?

美国学者理查德?斯皮内洛在网络电子出现的道德两难问题的情况下，对功利论和义务论比较时，认为尽管目的论(也即功利论)和义务论可能存在相互冲突，但应该把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互联网对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提出了从未想象到的伦理挑战，尽管这些理论为应付互联网伦理问题提供了一般的理论方法。

功利论和义务论存在短处，因此，有人把功利论和义务论的核心元素结合起来，詹姆士?摩尔的“公正后果论”就是这样一种尝试MP21)。摩尔认识到了效果银功利论)的缺陷，提出必须用公正观调和效果论。道德推理的出发点是保障人权，如生命、幸福和自由等，我们的行为和政策应当保护这些权利，电子信息网络也是如此。但是，有害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并导致行为与政策的冲突。他举例说，我们不应当给他人造成伤害，但是，如果别人威胁到我的生命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摩尔引用了伯纳德?戈特的着作《道德》中的“道德公平”的概念，认为两个旨在促进网络隐私保护的政策都有公正的一面，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结果最好、利益明显超过成本的政策。因此,公正后果论具有一些明显的优点：它使我们分析道德两难问题时，能够通过“后果之镜又不失充分关注公正和人权问题;即使为了相关社会福利后果的最大化，也不能牺牲公正和人权。

三、网络伦理学基本理论模式的选择

那么网络社会到底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模式来构建网络伦理呢?笔者认为网络伦理学的构建应该选择德性论的理论模式。

首先，网络社会的交往虽然是“人――机――人”模式的交往，但是，这是以人为主体的交往，而德性论也以人为着眼点，这一点昭示着网络伦理的构建应该选择德性论的理论模式。

功利论、义务论着眼于行为或原则的善恶，而德性论则着眼于那些履行行为的、具有动机的、遵循原则的行为者，即道德主体人。我们判断行为主体的道德价值，不仅要对他是否履行义务或他的行为是否产生了善的效果作出判断,而且要对他的“意愿性”作出判断。例如，行为主体作出了正确的道德选择，并履行了义务，这并不必然说明他是具有德性。因为也许尽义务的人蔑视这个义务，并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履行他的道德责任。功利论、义务论解决“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或“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德性论解决“应该成为什么样性质的人的问题”。德性论着眼于道德主体的品行，把人的道德素质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网络伦理的困境在于诸如网络垃圾、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等网络伦理问题，针对这一困境，虽然有法律和技术解决手段出台，但在网上还是很难控制和跟踪，近年来复兴的德性论不啻为一条出路。规范伦理学理论对道德机制“规范――权力――个体”的设计遗漏了道德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德性，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伦理学强调规范性和客观性是必要的，但是，面对网络社会单纯强调规范性的作用，就会忽视道德的主体性，从而使伦理学患上迈克尔?斯托克所说的“道德精神分裂症”(moialschizophrenia)[4]P19)。毕竟，伦理学是主体性和规范性的统一。事实上道德规范只有内化为主体自觉自愿的`德性，才能算是完整稳固。

其次，网络社会具有虚拟性，网民在网上的行为是匿名隐蔽的，这要求网民行为上自觉追求自我完善，而伦理只不过是人类自我发展和完善的一个方面，这决定了网络伦理的构建应该选择德性论的理论模式。

德性论的杰出代表――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麦金太尔从“实践”概念入手，阐明其德性的内涵wP47)，认为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利益有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的区分，外在利益是人们通过实践获得的权势、地位和金钱，功利主义就是如此;内在利益是在追求实践活动本身的卓越过程，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还认为没有德性(美德)实践就不可能维持下去，没有德性实践只能获得外在利益。德性论从内在利益上调动人的积极性，具有外在利益不可替代的优点，面对网络伦理问题的出现网民应该通过自我完善，在道德理想的引领下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自我完善到自我发展才是伦理学的本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重视自我完善的途径――“慎独这对网络条件下网络伦理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慎独”本质上来说就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自律或他律都是相对于个体而言。个体就其自身来说，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活动，是一种自律。但对于社会来说，个体在其社会活动中，必须遵守各种外在的规范，从而又构成了一种他律。由于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个体的自律源自社会的他律，又对他人和社会发挥作用，促进社会道德进步。而社会的他律又以环境作用于个人的自律，为之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德性的自律性是社会伦理发展和道德进步的重要力量。

再次，网络社会虚虚实实即虚拟实在的相互转换，令现实生活中的有德之人难以找到幸福感，而德性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幸福感的生活态度，这就决定了网络伦理的构建应该选择德性论的理论模式。

篇6：企业管理伦理的理论

试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当代理论缺失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在人格修养上,儒家伦理道德注重士人、君子和圣人理想人格的培养,而对普通民众的.道德关注不够,因此缺乏普适性;在伦理道德体系上,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导致私德发达,而公德缺弱;在性质上,儒家伦理道德因其注重个体的内在修养而忽视对他人的德性要求,因而是一种自我范导的道德,而不是相互范导的道德.

作 者：李慧敏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刊 名：社会科学论坛英文刊名：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6)分类号：B82关键词：儒家 人格 血缘 公德

篇7：当代中国生态伦理思潮理论探源

当代中国生态伦理思潮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这一思潮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渊源、理论依据.尽管西方学者较中国更早地系统关注生态伦理问题,但中国古代学者著述中关于生态伦理的直观、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伦理规范仍具有积极的价值,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中国当代生态伦理思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 者：刘小勤  作者单位：昆明医学院,社科部,云南,昆明,650031 刊 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1(4) 分类号：B82-058 关键词：生态伦理思潮   现实背景   理论渊源  

篇8：企业管理伦理的理论

关键词：库珀,行政伦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简述库珀行政伦理理论

库珀是美国著名的行政伦理学家, 长期致力于公共行政伦理与公民权研究。他侧重于从行政管理实践的角度来探讨行政伦理问题, 关注的是行政人员在行政实践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时的应对和解决办法。库珀强调行政责任是行政伦理的核心问题, 认为行政责任冲突是造成行政伦理困境的根源。因此, 为了使行政伦理得到实现, 库珀认为应该整合内外控制机制, 形成一个支持负责任行政行为的环境。

二、行政伦理建设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一) 行政伦理建设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价值导向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对政府机构的改革和重组, 更重要的是要在改革中树立一种正确的行政价值观, 使政府的行政行为能真正做到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行政管理体制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 这种关系一方面有赖于制度的定位和法律的调整, 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伦理道德加以规范, 而公正、仁爱、忠诚等伦理原则正可以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二) 行政伦理建设可以规范行政人员的价值取向

当行政人员陷入行政伦理困境、发生责任冲突时, 他们需要采取行动来消除冲突。如果他们采取的行动不能受到正确价值取向的引导和规范, 就很容易使行政行为偏离公共利益而为自己牟利。而行政伦理建设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伦理水平和道德良知, 使其在面临行政伦理困境时能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法和解决过程, 把公共利益放在各项利益和角色义务的首位, 确保行政人员做出负责任的行政决策。

(三) 政府入世后需要建立与世界接轨的行政伦理体系

我国加入WTO后, 首先应是政府入世。我国政府必须在WTO的框架下运作, 政府职能要与国际接轨, 政府行政伦理体系也需要符合世界公共行政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 要改革我国行政管理体制, 就必须建立以符合当代世界发展需要的行政伦理价值观为指导, 转变其行政范式, 使我国行政伦理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价值认同, 政府职能和结构能适应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和跨国组织发展的需要。

三、行政伦理视角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传统的“政府本位”思想主导了我国政府的行政价值

从政府的产生原因来看, 政府是因社会及其社会中的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在价值评价关系中, 政府应处于被评价的地位, 而社会则是价值评价主体。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 再加上目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政府往往被建设成管理社会一切事务的“全能政府”, 社会常常丧失了作为价值评价主体的地位, 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 形成了“政府本位”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我国政府要求全社会都服从于其统一管理和指挥, 行政活动是围绕着政府的利益来展开的, 社会公民的个人利益只能通过政府提供的渠道才能得到实现。

(二) 缺乏伦理道德教育机制, 行政人员应对“伦理困境”的能力不高

为了提高政府机构的行政效率, 政府把效率作为行政人员工作绩效的重要评价标准。因此, 行政人员更多的是关注如何更低成本、更少时间来完成工作任务, “把事情作对”, 而对“是否作对事情”以及行政行为的后果如何却很少思考。在这种工作环境下, 政府和行政人员往往都忽视了行政伦理道德, 看不到系统学习行政伦理知识的重要性。由于平时不重视伦理理论的学习和道德规范的约束, 行政人员在遇到行政伦理困境时常常束手无策, 往往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点草率地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 由此使公共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

(三) 行政伦理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

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对行政人员的人性研究都是以“道德人”假设为前提, 所以很注重通过“自律”来提高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水平。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人员应该追求集体利益, 牺牲个人利益, 在“性善论”观念的指导下希望通过对于行政人员不断进行文件精神的道德教育和树立伦理道德榜样来达到培养行政人员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这种寄希望于单纯通过伦理道德的教育, 来转化为行政人员内在自觉性进而指导其行政行为伦理化的观念, 使我国忽视了行政伦理制度监督约束机制的建设。在没有强制性制度监督约束下, 一些自律性不强的行政人员往往无法保持行政行为中的公共利益取向, 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无法得到很好的控制。

四、库珀行政伦理思想下加快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探讨

库珀认为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行政行为是不可能在孤立的情况下形成并得以有效维持的。由此, 他提出要把传统的解决伦理困境的内、外部控制机制相整合, 来构造一种有利环境来支持负责任的行政行为。这种环境支持系统把体现为个人道德品质的内部控制与组织制度、组织文化和社会期待等外部控制相整合, 使这4种要素都能被调整到可以最大限度的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强化彼此作用的发挥, 产生对负责任的行政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功能。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也应努力构建起这样一种负责任的行政行为的环境支持系统, 以便使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更加伦理化、服务化、责任化。

(一) 个人道德品质

政府是行政人员的集合体, 一切行政管理体制的设计都必须通过一定的行政主体才能得以实施, 否则行政管理体制便无法显示其功用。库珀认为只有被内化了的个人道德品质才能对行政人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持续性指导, 保证负责任的行政行为。因此, 我国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 必须重视行政人员伦理意识的塑造。

1、强调行政伦理的重要性, 培养行政人员的伦理品质。

通过对行政伦理困境的分析并结合行政人员的具体实践经验, 使行政人员认识要学习行政伦理的必要性, 提高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行政人员对行政伦理的认识, 使其明白权力的本位是人民, 坚持“执政为民”是行政管理的本质特征,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价值观。

2、行政伦理教育要规范化、制度化。

要专门设置或选定行政伦理教育机构, 负责开展行政伦理教育。对行政伦理培训和考评应当日常化、制度化, 以督促公务员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重点锻炼行政人员处理伦理困境的能力, 养成行政伦理习惯。通过不断的伦理案例指导和行政人员反复的社会实践操作, 使其能在伦理困境中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二) 组织制度

在库珀看来, 组织制度是行政人员个人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工作环境之一, 它不仅能规范和约束行政人员的行为, 同时其权威性也会被用来压制道德行为。因此, 要改革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 就必须强调其制度的伦理性。

1、转变政府职能, 整合行政机构。

政府是为了社会及其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 其职能也应该是基于社会需求, 为公民服务。因此, 我国政府应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模式, 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限政府”模式, 健全政府职责体系, 规定好政府权威的界限和职责的范围。从不该管的领域退出,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遏制行政伦理的失范;同时, 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重视行政工作中的伦理道德倾向, 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和伦理道德的建设。要根据政府职能的转变重新设置和定位行政机构, 加大机构整合力度, 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 提高行政效率。进一步完善机构间和机构内部的分权制衡的权力监督体制, 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确保行政伦理规范能在权力结构和运行体制中得到遵守和落实。

2、建设“责任行政”的行政范式。

首先要权责明确, 做到权责统一。作为行政组织有必要对行政人员的岗位职责进行明确规定, 使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活动前必须清楚自己的行政责任, 明白自己的行政角色义务。其次要建立行政问责制, 对行政行为追究责任。由于行政官员需要对不良行政行为或者行政不作为造成的后果负责, 能促使行政官员产生危机意识, 增强责任心, 妥善处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

3、完善行政伦理制度。

首先要加强行政伦理立法。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在行政伦理的价值标准比较混乱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制定出一部体现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法, 来赋予行政伦理道德以法律的意义, 弥补行政人员自我伦理约束的不足。其次应整合现有的存在于人大监督机构、党的纪检部门和政府监察部中的伦理监督部门, 设置专门的行政伦理监督机构。负责对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予以伦理评议和道德鉴定, 并以此作为行政人员工作状态评价的主要依据, 直接与其工资、奖励及职位晋升等利益挂钩, 保证通过立法确立的行政伦理道德准则能够得到有效地贯彻和执行。

(三) 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它既可以强有力的打击非道德行为, 同时也可以怂恿组织成员背离组织的正式规章和制度。为此库珀指出, 我们应努力使组织文化对于行政伦理行为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并用组织文化来指导并渗透到组织结构和职能的改革中来。把库珀的观点运用到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来, 就是要强调在政府机构中形成正确的行政价值观, 并以其来主导改革进程, 促进行政组织形成良好的伦理意识。

1、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价值观, 建设服务型政府。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这要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必须由原来的“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 建立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行政价值观的服务型政府。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就要坚持政府服务体制构建的“顾客导向”。政府的职能及其行政决策与行政行为必须紧紧围绕公众这一顾客的多样性需求展开, 从制度与体制上保证政府决策与行为由“以政府为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转移, 这样就能够在政府内部创建起一个良好的伦理责任氛围, 把实现和维护公众利益作为其价值取向, 把公众的满意度作为其运行的最大使命。

2、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行政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行政人员作为“职业公民”, 其行为价值取向就是要为公共利益负责, 做“负责任的管理者”。而要把这些把模糊、概念化的责任理念和意识转化为行政人员的行动准则和规范, 就需要建立具体一致、可操作性的符号性行政职业道德规范。行政组织应根据党的十七大确立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我国传统的德治理念,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关于行政主体道德规范建设的核心内容, 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应现阶段我国国情的新型行政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四) 社会期待

决策是政府的主要职能, 具有伦理价值取向的决策必然影响并引导行政行为的价值取向, 而行政决策的民主程度则是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能否遵循伦理价值取向的关键。因此, 库珀指出公民参与不仅有助于政府澄清和明确法律和政策的意图, 而且公民还可以通过与行政人员的互动而对行政人员施加影响, 使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注重公众意识。因此,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必须要高度重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 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

1、建立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机制。

首先要建立专家咨询、公众参与决策制度。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过程中, 要重视专家智力支持系统的建设, 同时在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保证在公共利益的分配过程中体现公众意志。其次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等社会其他方面的力量, 建立行政决策监督制度。要实现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充分发挥群众组织对行政决策过程的影响度, 发挥大众传媒作为政策辩论舞台, 形成社会舆论, 全面影响行政决策制定的功能作用。

2、重视政府形象建设, 构建“透明政府”。

政府是基于社会公民对其信任而授予其管理社会的权力, 因此社会公民对政府的支持度和信任感决定了政府的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和接受度。要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首先要建立行政信用制度。采取行政主体信用登记的措施, 记录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信用状况, 并作为行政主体考核和奖惩等方面的重要依据, 以此来打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其次要公开政府政务和财务。通过加快“电子政务”、“政务超市”等的建设步伐, 使公民能够及时了解并监督政府具体行政过程和行政开支, 以提高行政主体行为的透明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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