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伦理参与经营管理论文

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持续提升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建设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强国的核心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基本制度得以确立，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企业逐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我国企业、产业和国家创新实力大幅增强，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大国。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企业伦理参与经营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企业伦理参与经营管理论文 篇1：

浅谈我国企业伦理问题

[摘 要]企业伦理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应遵守的行为准则，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诸多企业伦理问题不断涌现。文章从受侵害的相关利益主体的角度出发，总结了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企业伦理问题，并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为改善企业伦理缺失现状提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伦理;相关利益主体;文化建设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20.14.059

0     引 言

德国古典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墓志铭上有这样一段话：“世界上有两种最奇妙的东西长期震撼着我的心灵，一种是头上浩瀚的灿烂星空，一种是心中神圣的道德准则”。道德准则足以与灿烂的星空相媲美，可见其非凡的重要性。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道德伦理，使人们有了处理社会生活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企业伦理就是将伦理的概念具体到商业领域，是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但由于企业本身的逐利性、市场的刺激力及外部监督匮乏等因素，企业常会做出违背伦理的行为，不仅损害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也制约了自身的长远发展。

1     企业伦理及现实背景

企业伦理，即规范企业的商业行为，其作用是帮助企业处理好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但其约束力不具有强制性。企业伦理作为一种内在的约束力，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而后者又会反过来映射前者，使企业在反思中不断加固或重塑自身文化架构，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状况取得了巨大飞跃，各类企业蓬勃兴起。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文化力的作用不断突显，企业开始意识到文化伦理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作为国内最早提出企业文化理念的海尔集团，通过十几年的发展实践向人们证明：较高的企业伦理水平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在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了文化的重要地位，“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由此可知，企业文化建设非常重要，企业只有具备较高的伦理水平，才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益持续增长。

然而，现阶段我国各类企业普遍存在一系列伦理问题，如假冒伪劣产品、虚假广告宣传层出不穷，违背企业伦理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我国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放缓，GDP增速维持在6.6%～7.0%，再加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行业竞争异常激烈，企业深陷“红海”市场难以突破;技术研发难度加大，产品更新换代加快。企业为了应对危机、谋求生存，很容易剑走偏锋，为一己私利做出损害其他主体利益的不良行为，但此种行为不仅损人不利己，甚至会动摇社会的道德根基。因此，深入分析企业伦理问题意义重大。

2     我国普遍存在的企业伦理问题

本文以受侵害的相关利益主体为划分依据，具体从消费者、员工、股东与债权人以及环境4个角度，总结了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企业伦理问题。

2.1   消费者角度

企业趋于逐利的动机常常会将自身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置消费者的利益于不顾，具体表现为：在产品品质与广告宣传上欺骗、误导消费者。第一，消费者购买产品或服务，首要目的是使用。企业力图尽可能降低成本以牟取暴利，不惜生产质量低劣、有毒有害的不合格产品。2018年，“315晚会”上曝光了服装企业的质量黑幕，尤其是童装生产企业，各种成分如纤维含量、甲醛含量均不达標。第二，人并非纯粹理性的，很难完全不受外界干扰，所以企业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吸引消费者，激发其购买欲望，但企业常常会在广告中夸大其词，宣传与实际效果不一致的内容，甚至不守诚信，在实现了预定的销售目标后违背最初的广告承诺。

2.2   员工角度

企业作为雇主，以支付报酬换取员工的劳动，然而，全年通勤、不定期加班的超负荷工作状态已成为如今城市白领的工作常态，不少青年才俊因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而患病，甚至猝死。员工在身心俱疲的同时，还时刻面临失业的风险。近年来，互联网企业“暴力裁员”事件频发，2019年某互联网技术公司裁掉患病老员工的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被裁员工通过社交媒体曝光了自己被公司逼迫、威胁、驱赶的惨痛经历。企业将员工简单粗暴地视为工作机器，缺少人性化关怀，未给予员工应有的尊重，使员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

2.3   股东与债权人角度

股东与债权人是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企业的经营管理应维护其合法利益。但在现实中，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经常会遭到侵害。从股东角度看，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股东通常无法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而企业的管理者因其报酬与企业业绩挂钩，因此，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倾向选择短期内立竿见影的投资计划，而这类投资往往会给企业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此外，一些管理者不惜使用虚报财务数据、侵吞企业财产等手段来谋取私利，损害企业的整体利益。从债权人角度看，企业对债权人负有到期按时足额还款的义务，但一些大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常凭借其在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以大欺小，拖欠账款，给债权人的资金周转和经济运营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2.4   环境角度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环保监管力度，整改关停了众多污染严重的中小企业，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企业在应对环保检查方面也相继出现了许多新的手段，形式主义现象肆虐猖獗。“矿山刷绿漆”“盆栽式复绿”等造假闹剧不时上演，通过人为、技术手段干预监测、应付检查。这是企业掩耳盗铃的行为，更是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

3     企业出现伦理问题的原因

3.1   企业文化建设缺失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神内涵，决定了企业未来的成败。但是，我国大多数企业不重视文化建设。据统计，在发达国家排名前500位的大型企业中，建立自身商业伦理守则的企业占8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企业的占比不足发达国家的1/3。我国大部分企业对文化建设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企业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获利上，花费精力、物力搞文化建设没有太大必要。由于自身文化积淀缺失，企业如同无木之木，在制定重大决策时，易被企业的逐利性本质驱使，做出损害相关主体利益的行为。

3.2   政府监管不到位

政府监管不到位是导致企业违背伦理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体现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和执法监管不到位。一方面，我国目前有关企业伦理规范方面的法律法规既不完善也不系统，大多零散分布于《公司法》《劳动法》等诸多法律中，且处罚力度也大多在企业的可承受范围内，威慑力度不大。另一方面，在执法监督上，相关部门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地方大企业常具有高度的政治关联性，相关部门在对企业进行审查时，常会掺杂对当地政绩和私人交情的考量，使审查流于形式，变成走过场。

3.3   社会监督缺失

社会监督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伦理问题的蔓延。新闻媒体作为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具有重要的外部监督作用。但不难发现，近年来，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信息更新速度加快，海量信息铺天盖地、真假难辨，各家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不惜报道虚假新闻，制造噱头恶意炒作。除了信息的质量严重下降外，媒体报道逐渐向娱乐方向倾斜，如今的头条大多被某某流量明星所占据，导致更应值得关注的重大社会事件常常被淹没。社会媒体在舆论监督道路上的偏离，使企业违背伦理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4    改善企业伦理缺失现状的对策

4.1   政府做好“检察官”，筑牢底线

一方面，制定和颁布关于企业伦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使企业及相关利益主体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将执法监管真正落实到位，为有效防范政企勾结，可采取异地互换检查方式，最好是跨省合作，随机配对，交换选出的分属两地的执法部门，对异地企业实施突击审查。此外，还要加大处罚力度，使企业不得不顾虑因违背伦理而付出巨大代价。

4.2   媒体做好“侦察兵”，防范示警

首先，媒体应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宣传正向、积极的伦理观念，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其次，及时披露企业背离伦理的行为，真实陈述事件的始末，以社会舆论为武器，对企业示警。同時，媒体记者及其所属机构要注意对自己的保护，防止恶霸企业打击报复，必要时可申请政府的庇护。

4.3   企业加强“内修”，转变观念

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文化建设，明确核心理念，并将其灌输给所有员工，打造一套完整的企业文化价值体系。同时，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不过分看重短期收益，而将长期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创造视为企业存在的理由。

5     结 语

企业伦理问题涉及多方相关利益主体，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使企业伦理缺失问题较为普遍。因此，为了改善现状，企业在加强自身管理的同时，需要与外部机构合作，使企业在内外部约束下不再轻易踏出商业道德的红线之外。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津琛.商业伦理与企业发展——以海尔集团为例[J].中国市场，2019（23）：95-96.

[2]张艳琴.浅析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的重建[J].市场论坛，2019（9）：48-50.

[3]王刚.我国商业伦理的缺失与重建研究[J].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18（9）：15.

[4]张玉鑫.基于华帝公司俄罗斯世界杯策划案的企业伦理思考[J].现代商业，2019（35）：13-14.

[5]张燕.“暴力裁员”背后网易游戏还好吗？[J].中国经济周刊，2019（22）：70-71.

[6]蔡晓辉.“矿山刷绿漆”式的造假何以重复上演[N].河北日报，2019-12-24.

作者：贾一宪

企业伦理参与经营管理论文 篇2：

企业经营管理基本规律与模式

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持续提升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建设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强国的核心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基本制度得以确立，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企业逐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我国企业、产业和国家创新实力大幅增强，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大国。

然而，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仍然面临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内部方面，与国外领先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经营管理整体效能仍亟待提高，激励创新包容失败的企业文化尚未有效建立，企业子公司和分支部门中仍然存在信息孤岛，企业经营管理对创新能力和经济绩效的提升价值亟需进一步释放。外部方面，我国企业和产业核心技术对外依赖仍然十分严重，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仍任重道远；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以后，我国企业不但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也需要与“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相结合，深度融入和优化全球创新发展体系。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科技创新做出了全面系统部署，明确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明确经营管理基本规律，对我国企业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培育全球持续竞争优势，加快科技强国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

生存和发展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目标，但是，纵观企业发展史，尤其是回顾那些对人类社会和产业进步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的卓越企业，必须认识到，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目标不是单纯追求规模大、产值高或市场占有率高，也不单是追求单一市场或单一技术、产品优势，更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商业的本质是创造和傳递价值，那些卓越和令人尊敬的企业，往往是将技术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机结合的企业。具体而言，企业经营管理要立足本土，面向全球，愿景清晰，使命高远，秉持企业家精神，有效把握和运用企业经营管理基本规律，一方面依靠艰苦奋斗和持续创新持续引领企业和产业技术跃迁，从而有能力、有效和持续地进行经济价值创造，另一方面也要承担社群与国家发展使命，推动全球包容可持续发展，赋能人的价值实现与幸福感提升。

无论是诸如微软、亚马逊、苹果、谷歌、杜邦、西门子、丰田、IBM等先发国家的优秀企业，还是如中国中车、中集集团、华为、阿里巴巴、腾讯、海尔、蚂蚁金服等正在走出国门影响全球的中国企业，他们具有典型的共同特征：不但在销售额、市值、市场占有率等硬实力上显著超越同一产业、同领域、同时代的其他竞争者，同时也在创新力、社会责任与影响力、公众信任度与尊敬度等软实力上拥有卓越表现。创新是企业生命力的源泉，他们据此实现效率、效益和品质领先，持续引领国内外资源配置、行业技术创新、全球产业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
70年来我国企业经营管理改革经验

建国7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在波动起伏中不断探索、改革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时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加速转型，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的国内外环境加速改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和市场化竞争体系逐渐确立和不断完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创新驱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也正在通过创新驱动转型，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与合作，发挥中国企业的全球影响力。

70年来我国企业改革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提供了有益指导。这些经验主要有：（1）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管理和发展中的主导优势，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途径优化国有经济的经营管理效能和创新能力，是当前和未来企业改革的重点内容；（2）塑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微观经济主体是企业改革的着眼点，也是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活力与创造力的主要途径之一；（3）产权改革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前提；（4）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健全企业管理体制和激励体系是企业良性运行、持续发展的基础；（5）增强企业创新意识，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力度是企业塑造核心能力和持续获得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6）立足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的文化与制度情境，积极应用国内外管理理论，建设和完善企业创新管理体系，加强非技术要素的积累和运用，是企业赢得用户和市场的保证；（7）针对企业外部环境和市场趋势的变动，及时和前瞻性地调整经营管理模式与方向，抓住国内外技术和市场变革的机遇，是企业持续引领技术和市场需求跃迁，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规律与模式

被誉为“创新的先知”的熊彼特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推动时代转型与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企业经营管理基本规律和典型模式随着历史阶段与时代转型而不断演化丰富，跨时代企业的实践探索也推动着人们对企业经营管理规律认知的升级与完善。

科学发现和突破要遵循基本的科学范式和科研规律，企业要想实现基业长青和经营管理的综合目标，更是要在遵循经营管理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自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以来，管理学思想和管理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成为最为重要的社会学科之一。德鲁克在1954年出版《管理的实践》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开始。之后，哈罗德·孔茨、斯蒂夫·罗宾斯等著名学者所构建的体系为管理知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杰出贡献，为全世界各类组织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过去，企业往往通过经典的成本领先战略达成产销世界第一的目标，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伦理化的不断深入，知识与创新成为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组织成员更需要给予关爱与支撑。源自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以运营效率为导向、忽视人性的管理学思想和体系，在指导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和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的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显得难以适应。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思想必须由传统的运营导向转变为创新导向，重点通过差异化的定位战略和持续创新变革的发展战略，朝着基业长青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目标迈进。

研究与企业改革表明，中国作为兼具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特色的后发经济体，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规律集中体现为四个方面，也即战略制胜、全面创新、人企合一和自我积累。具体表述为，在充分发挥以知识工作者为核心的全体员工和经营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构筑先进扎实的技术基础与管理基础，形成和发展企业的核心能力，以市场和社会所需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并增加企业的积累（如图1）。

优势战略制胜规律。也即需求导向，以核心能力为基础的优势战略制胜规律，强调转型时期的权变思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融入现有国际竞争体系时期，企业运用这一规律要遵循以下五个具体运营要点，也即：需求导向与遵循国家战略意图相结合；战略导向，长短期计划相结合；战略全球化；能力培植优先，能力与需求、任务相匹配；企业家超前战略决策和全员参与管理相结合。

企业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组合能够带来能力的积累和提升，而核心能力则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战略是最重要的计划形式之一，是组织的一种总体行动方案，是为实现愿景和使命而作的重点部署和安排。明确而清晰的战略是使组织在竞争中取胜并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前提。战略管理则是企业为实现战略目标，制定战略决策，实施战略方案，控制战略绩效的一个动态管理过程。例如IBM的战略谋划重点经历了打孔机、计算机、电子商务到如今的智慧地球，确保其持续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领袖。而西门子的“战略之窗”工具使得西门子将社会经济大趋势、挑战与企业经营战略动态结合。杜邦公司的战略变革则有效推动了杜邦从炸药之乡向化学王国再到如今材料帝国的持续转型。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战略管理更应该关注长远思考，更加关注人类的未来，关注组织愿景，关注社会与环境效益。

全面创新规律。也即战略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规律。这一规律强调全员全要素全时空创新。在转型初期，要把握四个具体的运营要点，也即战略导向；组合创新；能力积累优先；重视建立技术创新机制和技术创新系统。

环境和市场是永恒变化的，企业为了适应环境变化、满足客户需要，必须以战略为导向，持续的开展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培育和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创新是国家、产业和企业持续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企业领导者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创新与一般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不同，在于技术创新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甚至颠覆产业和价值链竞争模式。然而，由于创新存在路径多元化、涉及部门和环节多、投入大、周期长、市场不确定性等特征，企业开展创新活动面临着比普通的经营管理活动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高的风险。建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在创新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得益于我国在管理制度、思想、文化、市场等多方面的改革。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技术能力、社会经济体制和文化的差异，改革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发达国家的创新模式大多是基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核心技術供给；而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早期大多数基于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模仿和改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创新模式是典型的“3I”模式，也即经历了“模仿（Imitation）—改进（Improvement）—创新（Innovation）”三个阶段。然而，环境和市场是永恒变化的，企业为了适应环境变化、满足客户需要，必须以战略为导向，持续的开展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培育和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在如今我国企业对内面临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对外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限制，亟需突破技术引进模仿和改进的模式，培育技术核心能力，适应环境变化的同时满足乃至引领客户需要。而要保证这个中心任务得以实现，就必须持续地开展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通过战略导向的创新机制和创新系统建设，同时推动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模式创新，激活组织与个体创造力，实现组织内外各要素的组合式创新提升，达到积累核心能力的目的。例如华为公司自成立以来持续重视研发投入，并通过制定《华为基本法》和财务制度、研发管理、人力资源体系等一系列战略导向的创新，来加速核心技术创新与突破，为赢得5G和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主导权提供了有效保障。

人企合一规律。也即贯彻以人为本管理理念，凝聚以知识工作者为主体的全体员工，运用多种激励手段，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与积极性，融育人与用人为一体的人企合一规律。这一规律的运作要点与原则有：凝聚全体员工；多元化激励手段；推动人力资本向组织资本的转化；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增强集中领导为先、责权利相统一；注重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

人企合一企业经营管理规律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在当今变革剧烈而迅猛的社会，领导者必须培养组织和个体出色的适应变革和不断创新的能力，同时又要确保组织经营目标的连贯一致和经营绩效的持续提升，因此要善于发掘员工固有的应变能力和创造力。领导者的使命是激活组织，激发个体创新的激情、使命与跨界协同而非依靠控制，重视创新者的培养和个体与团队创造力的提升，以此实现组织和个体的共同价值实现和幸福感提升。例如发达国家的惠普、谷歌、3M、微软、Netflix以及新兴经济体中的华为、腾讯、阿里巴巴、海尔，以各具特色的模式践行人企合一的经营管理规律，重视通过赋予员工自由创造时间，高度民主、透明且密切的联系、扁平化制度、差异化奖励等体系建设营造鼓励创新、从失败中学习的创新型文化，最大化企业愿景和个体目标。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帮助企业获得短期竞争优势的资源与能力积累可能固化成为阻碍企业持续成功的“核心刚性”，需要企业充分认识技术变革的非连续性，因时因势打破路径依赖，抓住新技术机会，打造动态能力，打破“成功者的诅咒”。

自我积累规律。也即以节约劳动为基础，以企业核心能力积累为引擎，重视资本增值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规律。这一普遍性规律具体体现为：企业要重视积累和培育技术核心能力与管理核心能力，双轮驱动企业内生发展；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要大于职工平均收入增长率；企业要注重节约劳动，减少无效劳动消耗；开展资本运营，提高资本增值效率和效益；有效运用约束监督机制，加快企业自我积累。

资源基础观等理论认为企业可以看作是资源的有机组合，这些资源包括人员、财务、设施、技术、管理资源等有形资源，也包括文化、品牌、关系等无形资源。企业资源的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保障了企业能力的异质性和持续性。然而，仅仅拥有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企业还需要组织内部的群体学习能力来释放异质性资源的价值，并且要能够主动创造、购买和转化组织内外的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企业最核心的资源，那些能够创造和运用知识的公司则更能保持和提升核心能力。企业可以通过组织学习、内向聚焦、外向整合和扩展运用四个途径来加快实现自我积累。例如亚马逊通过引入科技经济学家创造了支撑全球化电商生态的核心能力，华为则通过持续高密度的研发投入实现了5G和物联网核心技术的突破。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帮助企业获得短期竞争优势的资源与能力积累可能固化成为阻碍企业持续成功的“核心刚性”，需要企业充分认识技术变革的非连续性，因时因势打破路径依赖，抓住新技术机会，打造动态能力，打破“成功者的诅咒”。如海尔集团自成立以来通过技术创新、技术与市场协同、技术与市场和战略协同，逐次实现了单一技术能力、组合创新能力和全面创新能力的动态提升，实现了与时俱进，持续领先。
企业管理的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对外开放迈入新阶段，全球范围内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工业经济加速向知识经济转型；中国发展也正在从需求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从引进模仿和追赶为主迈向超越追赶引领创新，深度参与并重构全球价值链，并正在积极倡导新型区域和全球经贸与创新体系。这一时代背景下，更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而支撑我国企业全面提升经营管理绩效，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科技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转向工业经济时代，互联网和信息化又推动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型，知识工作者成为重要的创新主体。如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组织发展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挑战，以量子理论、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也正在将人类推进至人机交互、增强智能和有机更新的“新智人”时代。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经济模式的转型，为我国企业经营管理升级创造了新机遇，而数据隐私、生命权利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也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道德与伦理维度的要求。哲学与人文精神融入企业愿景，践行科技向善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企业经营管理的新趋势。

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和趋势下，企业经营管理必须回归商业的本质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本源。长期以来，以科层制理论和科学管理思想为代表，几乎所有的管理、组织变革和人的行为理论与方法都基于机械观，认为员工都是缺乏创造性、只能按照规章制度运作的机器，严重束缚了员工的创新积极性和组织共同愿景的实现。然而，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生命系统，机械观主导下的方法论无法理解和应对复杂性系统，生活和生命系统为应对快速变化和无止境创造的世界提供了全新视角。视组织为生命系统的新世界观为领导者提供了打造卓越组织的新原则，包括：有意义的工作才能激发创造力，创造力依赖于多样性，多样性是实现一致性的途径，员工创造力的觉醒和自我激励能够为共同愿景的实现和变革提供持续动力。

展望未来，管理学范式经历了从古典管理到现代管理再到后现代管理的两次跃迁，而新科技革命和中国特色管理实践，正推动着管理学向中国哲学引领的第四代管理学——整合管理——转型。第四代管理学侧重整体观和系统观，强调科技与哲学融合、东西方文化融合、规范管理与创新管理融合，旨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面向新时代和全球创新競争趋势，超越单一文化维度、单一经济发展理念，强调人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以及幸福感提升，是新时代管理学理论的立足点，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价值原点。

中国的管理学者和企业领导者肩负着探索发展“中国模式”、总结升华“中国经验”的转型使命。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情境的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建设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强国，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的整合性思考，面向全球共同挑战与趋势，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与中国智慧，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作者：许庆瑞 陈劲 尹西明

企业伦理参与经营管理论文 篇3：

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路径、限度与规引

[摘 要]民营企业是社会治理体系应予接纳和认可的主体力量之一。一方面，民企对外履行各种社会责任，协同提供公共服务，引领服务共享意识，可概括为衍生性社会治理参与；另一方面，民企对内促进了近1.5亿体制外人群物质与后物质需要的满足，承担了“类单位”职能，对于增进社会公平与稳定意义深刻，具有显著的社会治理意涵与效应，可理解为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当然，根源于自身私有性质与逐利追求，以及转型期相对不成熟的市场法治环境，民企社会治理参与限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妨碍公共部门以民企党组织为核心和纽带，经由相关政策供给与规引，从而有效激发民企内外向度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以至实现政府、社会以及民企的多方共赢，臻于社会治理利益最大化。

[关键词]民营企业；社会治理；非公党建；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公共服务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就“治理”一词本义而言，强调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中协同发挥作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推进社会治理也同样需要激励和支持各方面的参与，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而不是政府管控的作用[1]（P16）。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民营企业是社会治理当然主体之一，从治理所坚持的“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出发，进一步将社会力量区分为与政府部门对应的私人部门以及第三部门，则更应肯定民营企业的社会治理主体地位与参与意义，民营企业是真正意义上代表私人部门，“民营企业家才是市场意义上的真正商人，政府与民商的关系，才典型地体现着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2]。

然而，一直以来，民营企业对社会治理的参与作用往往并不受待见，社会治理通常被理解为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主要是“三社”——社会组织、社区组织以及社工人员）联动从事的事务，是运用法、理、情三种社会控制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以达到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目的的一种协调性社会行动[3]。在此意义上理解，社会治理的主体构成与民营企业无涉，或民营企业劳资矛盾较为集中，矛盾双方阶层对峙意味又十分鲜明，轻易就会被视为社会治理须重点防范的对象。梳理现有文献亦可说明：截至2017年8月初，笔者以“企业”兼“社会治理”为关键词在CNKI上搜索，所得文献仅18篇，其中，专门探讨非公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仅1篇，其余文献也多从社会责任的单一视角入手作出阐述。概括而言，对于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理论研究显现出较为严重的不足，究其原因，小部分或归于“社会治理”仍属于一个较新的政策话语，但深层的原因，则很可能源于民营企业经常被研究者乃至各级官员简单理解为社会治理的客体而非主体之一。

本文将要分析指出，一方面，从以往政府行政管理本位向多主体协同共治的逻辑转变，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4]。有鉴于此，就更应注意到，民营企业实践中不单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经济力量，同样是新兴的社会治理力量，民营企业的社会治理参与作用亟待引起重视、发掘与鼓励。概括来说，转型期社会治理突出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要回应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社会转型期凸显出来的社会问题，维系社会公平与稳定；二是要满足民众合理需求，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5]。当前，民营企业正围绕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显示出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参与，展现对于社会治理不容小觑的正面意义。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究其本质属性，不会（事实上也无须）将促进社会公平当成自身的核心使命，从而使社会治理难以进入其根本利益的考量范畴，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有着结构性限度，甚至在转型期市场法治不健全以及自身资本、资源禀赋有限的情形下，民营企业社会治理参与限度会进一步放大，但这并不构成可以轻视乃至否定民营企业社会治理参与价值的理由，应在企业内外综合施策，尤其要发挥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调节、规范民营企业所为，控制其有可能对于社会治理施加的负面影响，更大程度上激发民营企业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释放对于社會治理的“正能量”。

二、民营企业社会治理参与路径

相比在资本规模上通常占优作为公共部门一部分从而须以促进公共利益、协力社会治理为天职的国有企业，体现私有属性、资本规模亦总体较弱的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和意义鲜少被关注和理解，或者干脆被“忽略不计”，然而事实却是，民营企业沿着对外、对内两个向度，显示衍生性和自给性两种社会治理参与路径。

（一）外部向度：民营企业衍生性社会治理参与

衍生性社会治理参与表征为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参与或推动社会服务等，从而对社会治理产生明显的支持和促进作用，重点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担负社会责任，助力社会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基本功能指向即为社会治理，因其可以提升社会福利与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6]。2013年，全国工商联联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开展的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76.76%的家族企业认为“应该参与社会管理，这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7]。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从担负社会责任角度，体现出企业外部向度的衍生性社会治理参与，并且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承担经济性社会责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就业机会以及公共税收资源。从提供就业来说，我国民营企业的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数量的70%以上，吸纳了城镇就业的80%和每年新增就业的90%。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实有私营企业1684.5万户，私营企业雇工人员和私营经济投资者人数分别达到1.14亿人和30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为14.76%和3.88%[8]。当前，私营企业虽面临局部“招工难”问题，但绝大部分能够比较灵活地应对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变化，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的新增用工需求[9]。从税收贡献来说，经测算，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广义民营经济占全国税收的比重大约为68.3%[10]，在民营企业扎推的温州，40多万家民企税收贡献率超90%以上[11]。二是担当伦理性社会责任越来越认真。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伦理经济，不合社会伦理的企业终将被淘汰，加之供给侧改革下，社会监督不断加强，民营企业担负各种伦理社会责任愈发自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履行了更多的中级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则履行了更多的基本社会责任和高级社会责任，对投资者、供应商、环境和弱势群体与公益群体的关注相对较高[12]，这些方面也较多归属为伦理社会责任范畴。慈善最集中体现了民营企业的伦理性社会责任状况，2016年发布的第十三届中国慈善榜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成为国内大额捐款的主力军，内地民营企业2015年捐赠表现依然强劲，共有219家民营企业上榜，占榜单所有企业总数的62.75%，其捐款总额达到39.1749亿元，占榜单总捐款额的八成，比上一年度多出两成。民企公益慈善捐赠持续活跃，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贡献越来越大[13]。

第二，协同供给公共服务，助益社会治理。新公共管理提倡政府应该“转向一种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桨）分开的体制”[14]（P11-12），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之间有着明显且重要的区别，提供（掌舵）仍应由政府来承担，但生产（划桨）可以民营化方式完成，只要实施得当，可以大大改善绩效[15]（68-177）。鉴于此，尽管面临各种争议，民营化目前在我国各类公共服务中仍可谓顺风顺水，发展迅速。比如，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成为政府社会治理核心命题之一。按照国际上5%的老年人要利用机构养老的经验，中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缺口达540万张。民营养老机构正可以有效填补这些缺口。在各地政策鼓励下，全国民办养老机构发展迅猛，目前已约占养老机构总数的40%，许多省份已经超过50%[16]。民营养老机构踊跃参与养老公共物品供给，既打开了市场盈利新渠道，弥补了政府失灵，实质上也协助政府担当了社会治理职能。再如一些地方出现的“治安外包”“城管外包”等行为，也体现出民营企业与政府一道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治理。虽则存在一些负面倾向，需在监管层面进一步作出改进和完善，但其对于增进社会治理成效仍属于有意义的尝试。

第三，强化服务共享意识，助推社会治理。步入新世纪以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企业承担责任进而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即服务利益相关者和公共利益、加强社会服务意识[17]。现实来讲，民营企业的政治地位、经济资源与市场空间均有限，一定意义上，更驱使很多民营企业重视以服务取胜。事实上，民营企业目前也正是较多集中于以提供服务价值为增值主渠道的各类服务业，尤其是大量民企涌向“互联网+”创造的各种共享经济新业态，这些新业态的运行与快速发展，不但显著增强了参与其中的民营企业服务与共享意识，而且也整体带动了市场经济下社会公众之间的共享与服务意识，有人形象地描述为“共享主义社会”已经到来，由此，“五星点赞”“互利共享”渐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流行价值偏好，这既与社会治理的主旨相吻合，也为社会治理注入了精神动力。

（二）内部向度：民营企业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

目前，我国的民营企业投资人员与就业人员合计近1.5亿人左右，吸纳如此大规模人群，民营企业内部公平与稳定就不仅仅是企业内部事务，同时也体现公共性与外溢性，关系社会公平与安定。质言之，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特别是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的改善，有着显著的社会治理意蕴。不但如此，由于民营企业就业人员均为体制外人员，一线员工乃至部分管理人员以农民工居多，民营企业为解决这部分人群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担负了十分重要的责任，有学者以“类单位化”一词来概括民营企业相关所为，其使得企业员工可以通过生存于企业而生存于企业所在的城市（或地区）[18]。另外，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民营企业为保障员工劳动关系稳定性和长期性亦担负了法律责任。所有这些均可以说明，民营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行为，尤其是为了稳定员工队伍、维持企业生产秩序而（合法）作出的相关努力，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治理性质，或构成全社会范围内社会治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客观上可以帮助政府分担针对民企内部人群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农民工的社会治理职责，为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差别，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不妨概括和理解为民营企业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而其深刻意义还在于，如其相关努力不足，易触发或加剧劳资矛盾，并且极有可能向企业外部蔓延，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值得关注和肯定的是，近年来，民营企业除了通过提供劳务报酬、代缴社会保险与公积金等满足民营企业员工物质需求外，也越发重视员工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重视员工心理与生理问题的排解。例如，为员工创造培训发展机会，开展各类体育、联欢、旅游活动，开展心理咨询、开设文化讲堂等，既有助于提高员工技术素质，帮助员工了解企业发展定位，也充實了员工内心世界和业余生活，增进了员工心理与生理健康，实现了员工后物质层次需求的满足，从而提升了民营企业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的境界与效果。

增进民营企业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企业党组织可以发挥引导作用。目前，部分地区仍有一些民营企业担心企业党组织设立和运转会增加成本、束缚经营，因此，对于在本企业开展党建活动热情不高、主动性不强，但在温州、泉州、厦门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对于企业党建总体持积极态度。2010年，温州曾出现25家中小民营企业由市委组织部牵头，以10-20万年薪向全国公开招选企业党组织书记[19]。民营企业之所以重视引入“红色CEO”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原因是确实从企业党建中尝到了甜头。企业党组织通过引领企业文化建设，激励员工爱岗敬业，为企业争做贡献，比如，晋江某民营企业党委打造“党员标杆生产线”，通过党员定岗定责等10项新型管理方式，实现设备生产效率提升37.11%，每年为企业节约成本3000多万元；另一民营企业党委设立“党员车间”“党员仓库”，实现交货达成率上升至100%、过程不良率降为零、客户投诉率降为零[20]。由此，实现了党建与企业利益的双赢。更主要的是，企业党组织成为服务型政府和经济政策红利惠及民营企业的组织渠道。例如，温州建立了非公企业书记直通制度，发挥书记的政策直通、服务直通、问题直通功能，凡是上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开展的服务，都由党组织书记负责传达和组织，发挥党组织书记作为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书记直通制度实行短短一年，党组织书记争取上级部门开展的服务项目210个，牵头化解难题1890个，组织开展政策宣传活动7230多场次[21]。由于党组织这些作用的发挥，党建工作受到民营企业主的欢迎和支持，企业工会、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机构也随之健全或正常开展工作，从而形成党建合力，企业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相关活动由此可以顺利开展，呈现出健康、活跃的局面。温州民企党组织不做“花架子”，当好“红色引擎”，换来企业主对企业党建的高度支持与配合，从而企业党群组织协同配合，以党建为载体，帮助和推动企业开展针对员工的各种暖心之举。例如，K民企设立的“情感交流站”，推行8年多来，为员工解决了1500多个问题，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民企推出“如家”党建品牌，创造一切条件，在吃、住、行、乐等方面采取各项措施，使员工感受到在企业就如同在家里一样温馨；民企设立“红色调解员”队伍，成功地解决了多起员工之间的摩擦，成为了职工间的“和事佬”“老娘舅”。诸如此类做法，提高了员工队伍的稳定性，构建了温州民企整体上较为和谐的劳动关系[22]，进而有力支撑和促进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和谐与安定。

三、民营企业社会治理参与限度及规引

基于上述对外对内社会治理参与表现，民营企业社会治理参与价值应予肯定，但其限度也是明显的。概括来说，一是鉴于民营企业的私有和盈利性质，无论是衍生性社会治理参与，抑或是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其最主要动机仍在于为了确立企业良好社会形象以及维系企业基本生产秩序，从而服务于企业利润追求，这构成了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限制条件，只有企业盈利追求与社会治理公益追求存在一致性时，民营企业才可能参与社会治理。不但如此，从私益追求与逐利本性出发，民营企业也完全有可能做出各种逆社会治理行为，转而成为社会公平和市场秩序的“麻烦制造者”。二是民营企业大多规模较小、布点分散，一方面其社会治理参与作用易被忽视，从而导致激励、劝引的政策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对其各种有害于社会治理的行为也较难作出有效监管。

由于这些原因，民营企业社会治理参与就必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限度，与上文分析维度一致，突出表现为规避社会责任以及制造劳资矛盾两个方面。一方面，民营企业对于经济性、伦理性社会责任的担当总体仍显欠缺，妨碍了企业衍生性社会治理参与。一项针对浙江73家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从因子得分来看，民营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总体水平仍不高，社会责任各因子履行亦处于不平衡状态[23]。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不足突出表现在极为普遍、难于防范的偷逃税行为、制假行为、环境污染行为，有不少民营企业“依靠偷税漏税骗税，或是依靠假冒伪劣，或是通过骗取国家财政资金等手段来支撑企业的发展”[24]。A股民营上市公司甚至战略性地通过承担某些社会责任，掩饰企业税收规避行为[25]。环境污染方面，民企多为中小以下规模，难于相互集中以规模经济方式处理污染物，对其环境监测也存在诸多难题，从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后果亦是十分严重的，并且治理难度更大。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内部劳资纠纷十分普遍，并且易于激化为群发事件，从而影响和削弱了企业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江苏省2014年7月开通全国首创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服务平台一年后统计，涉案单位以民营企业为主，发生在民营企业的案件为3192件，占总量的78.43%[26]。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从2000年至2013年间，我国总共发生了871件群体性事件，其中有267件由劳资纠纷引起，占群体性事件的30.65%，劳资纠纷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27]。2017年5月，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近十年群体性案件处理分析研究报告则显示，劳动纠纷群体性案件多发于民营企业，占总数的74.11%。从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的诱因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用工不规范导致纠纷，如不支付加班费、不缴纳社保等；另一类则是企业停产停业引发的如拖欠工资等纠纷[28]。

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确有其限度，应最大程度地激发民营企业社会治理参与，转变观念，注意到民营企业对外衍生性社会治理参与以及对内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两方面所作出的诸多努力，进而认可其作为社会治理“合作生产者”的地位。

从推动民营企业衍生性社会治理参与来说，首先，落实民营企业市场平等地位，为其更大程度上承担社会责任提供可能和保障。这是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要求的。其次，进一步激励和推动民营企业担当社会责任。尤其要注重以利为导，建立与企业切身利益相关的机制，以提高企业自身对履行社会责任的认同度[29]。比如，赋予社会责任履行程度高的民营企业以政治地位，通过合法的政治关联激励民营企业将社会责任的履行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从政府及社会的外在压力转变为企业内生性的需求，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赢[30]。行政部门也应健全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促进民营企业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从而形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外约束机制。以温州为例，温州市经信委于2009年底即已牵头编制《温州市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估体系》，这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民营企业设立的社会责任评估体系，由“经营责任、权益责任、环境责任、诚信责任、和谐责任”等5大类100项标准组成，将欧盟社会责任（BSCI）亦融合其中，十分详细，被誉为“温州样本”，经国际专家随机抽查，该评估体系目前在首批试点企业已取得明显成效。2015年，在该市经信委指导下，全市有46家民营企业出具社会责任报告，并有35家优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上报至浙江省经信委[31]。最后，进一步推进政府自我革命。凡是民营企业可以做好甚至做得更好的社会性公共服务，均可以由民营企业承担，政府在外部政策扶持和提高监管能力上做好文章，这既是构建规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所需，也是民营企业总体上相较于公共部门的效率优势使然。尼斯坎南通过具体实例论证发现，官僚的产出要增长1倍，官僚要得到的预算远远大于1倍。当提供可以直接度量的产出时，官僚机构要比私人部门花费更高的成本。“取消一项由私人部门进行的活动将使这一活动的单位成本翻番”[32]。

从推进民营企业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来说，“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状况，既取决于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能力，更取决于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33]。民营企业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本质上也正体现出公民组织化自我管理，应通过绿色公共采购、绿色信贷等政策工具予以支持，对于民营企业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状况委托第三方评估、定级，给予相应的奖励。提升民营企业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水平，关键在于发挥民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整合作用，民营企业党组织工作模式必须区别于公共部门党组织，应将着力点放在推动企业发展、培育企业文化、关心关爱职工、履行社会责任上，避免党组织行政化、官僚化，致力于搭建两个桥梁来推动企业对内社会治理。一是企业与党和政府的桥梁，为服务企业以及引导企业健康发展、实现“亲”“清”政商关系与促进经济稳定作出具体努力。二是企业与员工的桥梁，基于客观、公正立场，推进公司治理，完善对话平台，达到企业主与员工经常化、制度化沟通，实现相互间协商议事、移情思考与利益共容。一项对珠三角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对劳资关系不和谐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协商沟通不良”[34]，可见促进劳资沟通何其重要，民营企业党组织尤须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应通过组织工作，有效聚合企业“老三会”与群团力量，探索运用现代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等方法，积极尝试移动自媒体途径实现与员工、企业主及其“新三会”管理层的经常性互动交流，争做员工的贴心人、企业主的知心人。精心策划各项文化娱乐和社会活动，构造劳资双方团结、和谐的企业文化。与此相联系，建立健全组织部门、企业主、员工三方参与的企业党建考核机制，根據中央对非公企业党组织的动能定位——“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的科学设计指标，综合评价党组织各项工作表现。鉴于民营企业党组织以及其他群团组织专业力量的不足，应通过企业党组织牵线搭桥，引入其他力量参与企业社会工作。

四、结语

将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纳入社会治理体系，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力量和效益的最大化。民营企业无论对内对外均显示出其独有的社会治理参与价值，尽管存在一定的限度，但并不妨碍公共部门寻求社会治理公益目标与民营企业私益目标的最大公约数。以民营企业党组织为核心和纽带，经由相关政策供给与导引，从而最大程度激发民营企业内外向度的社会治理参与，实现政府、社会以及民营企业的多方共赢，臻于社会治理利益最大化。需要注意的是，基于社会分工以及民营企业的本质属性，民营企业衍生性社会治理参与或许只能是附加性质的，不应在这方面对于民营企业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诉求，做到守法经营，即是民营企业最重要的底线。应高度重视的是民营企业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作为上亿农民工的主要工作组织和生活场域，民营企业自给性社会治理参与无论对于企业自身的安定团结与发展，还是对于社会公平和稳定，均可谓意义卓著，在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与整体部署中，应给予更多的政策研究与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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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佐国

作者：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