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行政抗诉书

检察院行政抗诉书（精选6篇）

篇1：检察院行政抗诉书

一、二审刑事抗诉书

XXX人民检察院 刑事抗诉书

检

刑抗〔

〕

号

XXX人民法院以XXX号判决（裁定）书对被告人XXX涉嫌XX一案判决（裁定）„„（判决、裁定结果）。本院依法审查后认为，该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包括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理由如下：

„„（根据不同情况，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几个方面阐述）综上所述„„（概括上述理由）为维护司法公正，准确惩治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判处。此致

XXX人民法院

XXX人民检察院

XXX年X月X日

附：

1．被告人______现羁押于______（或者现住______）。2．新的证人名单或者证据目录。

二、再审刑事抗诉书

XXX人民检察院

刑事抗诉书（审判监督程序适用）

检

刑抗[

] 号

原审被告人„„（依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职业、单位及职务、住址、服刑情况。有数名被告人的，依犯罪事实情节由重至轻的顺序分别列出）。

______人民法院以______号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对被告人______（姓名）„„（案由）一案判决（裁定）„„（写明生效的一审判决、裁定或者一审及二审判决、裁定情况）。经依法审查（如果是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而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或者有关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应当写明这一程序，然后再写“经依法审查”），本案的事实如下：

„„（概括叙述检察机关认定的事实、情节。）

本院认为，该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包括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理由如下：

„„（根据情况，理由可以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和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几方面分别论述。）

综上所述„„（概括上述理由），为维护司法公正，准确惩治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对______法院______号刑事判决（裁定）书，提出抗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______人民法院

检察员：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院印）

附：

1．被告人______现服刑于______（或者现住______）。2．新的证人名单或者证据目录。

篇2：检察院行政抗诉书

检抗[]号

原审被告人……（依次写明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单位及职务，住址，被采取强制措施或服刑情况。数名被告人的依从重至轻顺序分别列出）。

原审被告人***……一案（写明姓名、案由），由***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本院年月日提起公诉（对自侦案件，相应改写为“本院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对自诉案件，相应改写为“自诉人***于年月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以*号刑事判决书（裁定书）作出判决（裁定）：（判决、裁定结果）。经依法审查（如果是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而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应当写明这一程序。如果是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应当写明生效的一审判决或二审判决情况、有关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程序。然后再写“经依法审查，本案的事实如下”）：

概括叙写检察机关认定的事实、情节。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证据情况，围绕刑法规定此罪构成要件特别是争议问题，简明扼要叙写案件事实、情节。一般应当具备时间、地点、动机、目的、关键行为、情节、数额、危害结果、作案后表现等有关定罪量刑的事实、情节要素。一案有数罪、各罪有数次作案的，应依由重至轻或时间顺序叙写。但是，文字应当简明扼要。

原审被告人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以下写明对判决（裁定）的审查意见和抗诉理由。层次是：

1、“本院认为”之后，先概括指出被告人行为危害程度、情节轻重程度，依法应当如何判决。

2、再明确指出原审判决（裁定）的核心之处，明确写明抗诉焦点，如“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等。

3、集中阐述抗诉理由，具体分析原审判决（裁定）错误所在，论证检察机关正确意见。抗诉理由可以另分段、分项详细分析论证。）

综上所述，为严肃国法，准确惩治犯罪（或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1条（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引用第205条第3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改判。

此致

****人民法院

检察员

年月日（院印）

附：

1、被告人现在处所；

2、证据目录；

3、证人名单；

篇3：检察院行政抗诉书

(一) 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地位决定了民行抗诉权的立

足点并非干预私法范畴的民事法律关系, 而是监督与制衡同属公法范畴的审判活动

民行抗诉权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的冲突与契合, 是我院民行部门探索和求证民行抗诉观过程中难以回避且首当其冲的争议焦点民事权利属于私权利, 私权是可以放弃的, 在诉讼中体现为当事人的处分原则, 这一原则贯穿于我国民诉法的始终。也正是因为国家对民事纠纷实行干预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秩序的平衡与稳定, 当事人服从判决意味着被损害的私法秩序在新的基础上获得了平衡和恢复, 此时对当事人双方已经服判的民事纠纷又通过抗诉启动再审程序, 那么已经平衡的私法秩序将重新“洗牌”, 这似乎不是在解决纠纷, 而是制造新的纠纷。 (1) 由此, 实践中出现了误认为当事人申诉且申诉理由成立, 是检察机关启动抗诉程序必要前提的认识, 仍而, 从权力属性上看, 审判权具有“公权”解决“私权”纠纷的属性, 要受“不告不理”和当事人处分原则的约束, 当事人服判意味着“私权”已经不存在纠纷, 裁判者就没有必要“强人所难”; (2) 而民行抗诉权则旨在“公权”解决“公权”纠纷, 设置民行抗诉权的目的在于监督审判权依法运行。《民诉法》规定的再审程序启动方式有三:一为当事人申请再审;二为人民法院居中提起再审;三为检察院抗诉。其中民诉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受裁判生效两年内的时间限制, 人民法院居中提起再审也仅限于裁判、调解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 而只有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没有这两方面的限制。由此也表明, 人民检察院民行抗诉追求的目标是司法公正, 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 只要裁判未能体现公平正义, 民行抗诉监督就责无旁贷。

(二) “裁判确有错误”不等于裁判者存在过错, 民行检察依职权行使抗诉权并不以裁判者存在过错为前提

在传统观念上, 民行抗诉指向的对象是错误裁判, 有些同志因此得出裁判错误, 那么裁判者必然存在过错的结论,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将“有新的证据, 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裁定”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改变”纳入了再审和抗诉的范围。出现“新证据”及“生效文书被撤销或改变”不能说裁判者就存在过错, 由此可见, “裁判确有错误”不能等同于“裁判者存在过错”, (3) 而仅指裁判的结果符合法定的再审和抗诉事由, 必须明确的是, 以错案来推定裁判者有过错必将混淆了是非观念而陷入怀疑主义的泥潭, 抗诉监督实质上就是纠正有违法定情形的裁判。司法的终级目标是要保障公平正义, 只要裁判存在法定的抗诉事由, 无论怎么强调法官无过错, 都难以掩盖公平正义的光芒四射!民行检察依职权行使抗诉权并不以裁判者存在过错为前提。

(三) 更新民行抗诉的执法观念, 从“为当事人伸冤”走向“居中监督审判”的抗诉观, 是民行检察监督立场的基本内涵

法律要求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 但检察监督不能站在申诉人的立场上, 为一方当事人“伸冤”, 也不能拘泥于原审裁判者是否存在过错, 而只能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上监督法律的实施, 这就是民行检察监督立场的基本内涵。立足于当事人申诉为前提和拘泥于原审法官有过错的“为当事人伸冤”式的抗诉观, 实际上均背离了法律的客观要求, 这必然制约民行检察职能的全面履行, 使国家立法期待检察机关专职的法律监督成为维护司法公正最坚强防线的初衷大打折扣。 (4) 人民检察院依职权监督“居中审判活动”也不意味着民行抗诉不当地削弱了裁判既判力, 一个完整的抗诉涉及两个相对独立的程序。检察机关抗诉引发再审后, 抗诉理由是否成立, 仍然由法院裁判, 民行抗诉虽然在事实上起到了削弱裁判既判力的结果, 但这一弊端并非源自抗诉制度本身而是再审制度的必然产物, 只要再审制度存在, 无论何种方式启动再审, 都将导致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动摇, 这恰恰是为了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国家立法对程序安定性所作的必要妥协。

二、树立与贯彻“居中监督审判”抗诉观是现实的理性选择

(一) “居中监督审判”的抗诉观, 拓展了监督视野, 切实改变了监督规模不足的局面

从根本上看,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民行抗诉权并非为了解决纠纷, 民行抗诉权行使的最终目的在于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而强化“居中监督审判”, 不拘泥于当事人意志和原审裁判者的过错行使抗诉权, 恰恰是民行抗诉权目的实现的有效方式及必要途径, (5) 此举有效化解了基层检察机关民行诉讼监督案源不足的瓶颈, 切实改变了基层民行检察部门受制于案源, 对审判活动监督不力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 弥补了过于依赖当事人申诉和原审裁判者的过错致使民行抗诉权难以体现其专职性、权威性、排他性的不足。现实中, 不服一审裁判又未上诉, 径行向基层检察院申诉的情况屈指可数, 没有了民行诉讼监督案件作为依托, 基层民行检察监督权的行使存在虚置化的趋势, (6) 由此我院民行检察部门存在更新抗诉执法观念、强化依职权居中监督的内在动因。

(二) “居中监督审判”的抗诉观, 促使我院民行诉讼监督案件的立案率、抗诉率大幅提高, 促进了监督实效

实务中, 有些案件, 当事人的申诉理由不成立, 此时案件无“冤”可伸, 但是否意味着裁判就体现了公平正义, 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这引起了我院民行部门的普遍关注。通过探讨和求证, 三年来, 我院民行检察部门转变执法理念, “居中监督审判”的抗诉观已成为我院民行检察队伍的共识, 这一理念体现在具体办案中, 就是强化了“居中监督审判”的意识, 不拘泥于“为当事人伸冤”的抗诉观, 将检察机关监督审判、保障公平正义的宪法使命落到实处, 于是干警们审查案件的视野, 不再局限于有无当事人申诉和当事人的申诉理由是否成立, 而是从案件的基本正义、从案件的处理是否体现国家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出发。

转变抗诉执法理念, 最明显的成效是案件的立案率和提抗率大幅提高, 案件质量也有了质的飞跃。据统计, 2007年我院民行部门受理抗诉监督案件34件, 立案16件, 立案率为47%, 提请抗诉2件, 提抗率为5%;2008年我院民行部门受理抗诉监督案件35件, 立案24件, 立案率为68.5%, 提请抗诉5件, 提抗率为14.2%;2009年受理抗诉监督案件46件, 立案42件, 立案率增长为91.3%, 其中抗诉 (市院“一体化”交办案件) 或提请抗诉13件, 以检察建议启动再审获改判3件, 提抗率 (包括检察建议启动再审) 大幅提高为34.7%。而2010年受理抗诉监督案件102件, 立案97件, 立案率增长为95%, 其中抗诉 (市院“一体化”交办案件) 或提请抗诉、以检察建议启动再审19件, 发送检察建议51份。

(三) 更新民行抗诉观, 极大地推动了我院民行检察队伍业务素质和办案质量的提高

树立和贯彻“居中监督审判”的抗诉观, 势必要求民行干警拓展案件审查的视野, 提高业务素质, 增强捕捉“抗点”的能力, 促使民行检察人员潜心对民商和行政法理论与实务之探究, 强化对民行抗诉技能之解读, 进一步提升和把握抗诉之素养, 这对我院民行检察人员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三年来, 我院民行干警更新执法观念, 焕发了刻苦钻研的激情, 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案件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2008至2010年, 我院民行部门共提请 (提出) 抗诉和提出再审检察建议43件, 占全市六区院总数的35%, 发出检察建议91件, 占全市六区院的61%, 在全市民行部门业务考核中被确认的精品案件共27件, 占全市六区院总数的38%, 抗诉监督工作各项主要业务指标均在全市六区院中位列前茅。由此可见, 我院民行抗诉监督的整体工作水平在全市六区院中居于领先地位。2008至2010年, 我院民行检察部门在全市检察机关民行业务考核中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在2010年度全省检察机关基层院民行业务考核中也荣登榜首, 我院民行检察部门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市六区院民行系统的排头兵。

三、“依法纠错”不能等同于“有错必抗”

人民检察院应在什么情形下启动抗诉程序始终是实务争论的焦点问题。《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十三项外加一款应当启动抗诉的条件, 这表明并非生效裁判的任何错误, 都要依据抗诉程序予以纠正, 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不等于“有错必抗”。我们认为, 行使民行抗诉权需坚持三个原则:1.有限抗诉原则。并非裁判的所有错误都会对实质正义产生影响, 有必要加以区分, 依裁判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分别采用抗诉、发送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的方式予以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和避免民行抗诉的盲动性, 也才能更好地兼顾裁判的确定性与稳定性。2.抗诉效率原则。追求公正不等于完全不顾及成本, 公平正义本身就包含了对效率的追求。在这种理念下, 民行抗诉的过程是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法律效果的活动。在民行抗诉理念中, 以尽可能小的不平等去换取尽可能高的效率, 或者以尽可能小的效率损失去换取尽可能大的平等, 这是民行检察工作所能作出的最佳选择。3.调解息诉原则。通过非诉的手段来解决诉争的纠纷, 乃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之一, 裁判存在错误, 但不符合抗诉条件, 那么如何维护公平正义、如何防止矛盾激化?调解息诉、通过当事人的民事自治权利, 对裁判的实际后果作出修正无疑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居中监督审判”的抗诉观, 为我院民行检察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理论和制度基础, 提供了深化改革和创新民行工作的契机;为全面、规范、高效开展检察监督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充分认识到推行“居中监督审判”抗诉观的现实意义绝不仅限于维护抗诉公正, 它还将为我院民行检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其它各项民行改革提供契机。

摘要：“]为当事人伸冤”式的抗诉观影响民行检察监督的效果, 使国家立法期待检察机关专职的法律监督成为维护司法公正的愿望受损, 而在民行检察实务中树立和贯彻“居中监督审判”的抗诉观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地位和宪法使命的必然要求, 符合民行抗诉权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保障司法公正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民行检察,居中监督,抗诉观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李浩:《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 载《法学研究》第5期。

②参见冯晓青, 刘淑华:《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 载《中国法学》, 2004年第1期。

③参见方如初:《民事抗诉权质疑和民事检察工作的基本思路》, 载《法治论丛》, 1992年第2期。

④参见曹呈宏:《分权制衡中的检察权定位》, 载《人民检察》2002年第11期。

⑤参见庄建南、黄生林、糜方强、曹呈宏、邓楚开、胡勇:《检察机关公正执法观念的理论与实证考察》, 载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7期。

篇4：检察院行政抗诉书

[关键词]刑事抗诉；难开展；原因分析；对策

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或裁定提出抗诉，对于纠正法院量刑不当，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当前基层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仍然存在抗诉难、抗诉案件少、抗诉改判率低的问题，此种情况如不及时得到有效解决，将严重制约刑事抗诉工作的正常开展，削弱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本文结合钦州市钦北区检察院实际，简要分析了当前基层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难于开展的原因和对策。

一、近五年来钦北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案件抗诉的现状

2007—2011年，钦北区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为823件1114人，提出抗诉的刑事案件3件3人，被市院支持抗诉2件2人，经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的2件2人，抗诉率仅为0.27%。而2007、2010、2011年，每年的受理起诉案件数为200件左右，而提抗件数为零。从上述数字不难看出，检察机关的抗诉率低已经制约了检察业务正常开展，同检察事业的正常发展不相适应。

二、制约基层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难于开展的原因分析

（一）部分基层办案人员缺乏牢固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

主要表现为少数基层办案人员未能正确处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抗议工作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不良倾向。实体与程序并重，是刑事审判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许多基层办案人员却没有这种正确的监督理念，往往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通病，没有对人民法院在程序方面的判决或裁定进行认真细致的审查，导致抗诉质量不高，抗诉案件少。以笔者所在院为例，2007—2011年没有抗诉案件对程序方面提出抗诉，抗诉的案件2件全部是实体方面的抗诉。

（二）重配合，轻制约，检察机关缺乏敢于监督的勇气

为提高诉讼效率，化解检法分歧，检法建立起沟通、协商机制，使双方的分歧意见得到统一，保证了案件的公正、高效处理，出发点本身是好的。但实践中，检法是对口兄弟单位，尤其是检察院的公诉科和法院的刑庭更是联系密切，交集颇多，工作中担心行使抗诉权会影响检法关系，在处理同法院关系上，重配合、轻监督的现象普遍存在。抱着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心态，过多地考虑两家的工作关系，怕撕破脸皮伤感情，在抗诉问题上采取迁就态度，放弃职责，应当抗诉而未抗诉，这与刑事訴讼法规定检法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背道而驰的。

（三）基层院办案人少案多矛盾突出，办案人员办案任务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刑事抗诉工作的开展

基层检察院人少案多的矛盾突出，工作任务繁重，能完成自己的审查起诉的任务已经相当满足，不想再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加上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对抗诉权的行使比较消极，认为是否抗诉应该由领导决定，领导不提出来抗诉，自己也就不会去主动找麻烦。只要法院判决有罪，往往不过多追究实体上和程序上存在的问题，忽略自己法律监督的职能。

（四）检察机关的基层检察院绩效考核标准直接影响基层院的抗诉率

为了取得考评好成绩，基层检察担心提出的抗诉案件上级院不支持被扣分而不敢提出抗诉，上级院则由于担心抗诉案件不改判被扣分而不支持基层院抗诉，其结果造成抗诉案件数量减少，应当抗诉的案件没有提出抗诉。

（五）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对起诉案件把关不严，起诉案件质量不高，导致抗诉成功率低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成功抗诉的基础，质量不高的案件即便判决存在错误，也只能勉强抗诉，抗诉成功率低已是必然结果。如钦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杨某某故意伤害致死一案，对杨某某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把握不准，冒然向法院提起公诉，最后一审法院认为杨某某行为属正当防卫判决杨某某无罪，虽然提出抗诉，但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六）上级院对下级院抗诉支持、指导力度不够，影响了基层检察院抗诉信心

基层检察院提出抗诉后，需要上级院的支持才能启动二审程序。抗诉权的最终实现，是基层院提起抗诉和上级院支持抗诉的有机结合，这种抗诉权的合力机制要求两级院必须协调配合。但目前存在着考虑本部门利益多，考虑全系统审判监工作少的现象。上级院针对基层检察院的抗诉请示，不能依据刑事抗诉的标准认真审查，而是从抗诉能否成功、抗诉未改判能否被扣分的局部利益考虑，轻易否定基层院的抗诉意见。虽然上级院多次强调加强审判监督工作，但对于基层院刑事抗诉工作没有明确的年度指导意见和统筹部署，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抗诉对策和措施，正确指导全市抗诉工作的健康发展。

三、基层检察院加强刑事抗诉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一）及时修改法律法规，完善刑事监督权

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现行法律的依据太少、内容单薄，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应该改变当前刑事审判监督中存在的“监督为辅，配合为主”的现状，从监督方式手段上完善强化刑事审判监督权的效力。应当进一步明确刑事审判监督的有关内容，尽量将监督的内容具体化、程序化。同时，通过立法赋予法律监督权的法定权威性和强制力，对不接受监督的主体，如造成严重后果，给国家、集体和公民造成损失的，应追究其责任。

（二）从思想上转变执法观念，敢于抗诉

以科学的抗诉工作观念全面指导刑事抗诉工作，做到抗诉观念“三个结合”、“四个防止”。“三个结合”即：一是刑事政策和依法抗诉有机结合，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二是抗诉质量与数量的有机结合，通过高质量的个案积累数量，又善于从案件中总结提炼经验，来提高个案的质量；三是审判监督与检法协作有机结合，坚决摒弃“重协作、轻监督”的工作思路。“四个防止”即：一是防止因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放弃监督；二是防止因办案人员少、工作量大、任务繁重而放弃监督；三是防止因强调快速办理案件、提高工作效率而放弃监督；四是防止因强调司法协调和加强检法沟通而放弃监督。

（三）上级检察机关要加大对抗诉工作的重视力度，形成自上而下的抗诉氛围，帮助基层院消除畏难情绪，最大限度地发挥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逐步将抗诉工作引向正确的轨道。建议上级院将抗诉工作纳入考核重点，并适当提高抗诉在考核中所占的比重，同时修改考核标准。在考核工作中不以二审法院是否改判作为检验抗诉质量的唯一标准，而是将上级院支持、发回重审等考核标准引入抗诉质量考评机制，进行综合评价，以充分调动基层检察机关开展刑事抗诉工作的积极性。

（四）明确抗诉重点，吃准案件“抗点”，将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畸重、因徇私枉法和违反诉讼程序造成错误的案件以及各类错误裁判的重大案件、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作为刑事抗诉重点，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符合抗诉条件的，要坚决依法提出抗诉。对于检法两家对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争议较大的案件，必须努力找准“抗点”，并以准确、合法、合理的抗诉理由赢得二审法院的认同。

（五）加强与人大和政法委的沟通和联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抗诉案件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通知》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一律将抗诉书副本报同级人大常委会，使抗诉案件引起人大的重视，让监督机关提前介入抗诉案件，以取得人大的支持。因此在抗诉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阻力时，要及时通报上级检察院及向领导机关报告，充分发挥领导机关的协调作用，形成监督合力，摒弃只要提出抗诉就行，抗诉结果无所谓的错误观念，确保抗诉取得实效。

（六）建立健全抗诉工作机制，形成抗诉工作合力，为了提高二审改判率，确保抗诉案件的质量，应当建立健全抗诉工作机制，力求做到检察机关内部上下协调，达成共识。一是加强对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的审查，采取案件承办人、部门负责人、主管检察长三级负责程序；二是把好案件提抗关，对于基层院提抗的案件要求各基层院向法院提出刑事抗诉前，要事先将案件情况与市院沟通，共同分析研究法院裁判中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和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探讨案件的可抗性，准确把握抗诉条件，争取上级院的支持。

篇5：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书

闫桂艮因与大同煤矿集团四台矿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同立字第48号民事裁定向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我院抗诉。我院对该案进行了审查，现已查明：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闫桂艮（又名闫桂英），女，1985年11月24日出生，无业，住大同市四台东路1栋2单元203室。

对方当事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台矿，住所地大同市矿区四台街。负责人刘建高，该矿矿长。

闫桂艮自述于是989年到大同煤矿集团的前身大同矿务局四台沟筹备处参加工作，1992年调到该矿行政科干部招待所当服务员，1997年被调到污水厂当开泵工，2002年被调到洗煤厂原煤队捡矸石，2006年因病请假休息，后来多次找四台矿要求安排上岗工作，四台矿一直未予安排工作。按照法律规定四台矿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有职工实行同工同酬，而且应为所有职工依法参加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但四台矿长年发放的是临时工工资，对其按临时工对待，从未给缴纳过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费用。

2008年闫桂艮向大同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2008年12月19日，仲裁委员会以超出法定受理时效为由作出同劳仲不字（2008）第118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2009年1月12日，闫桂艮向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补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费用，补发工资损失。

2009年6月29日，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2009）矿民初字第145号民事裁定：因闫桂艮所提供证据无法证明其与四台矿之间存大事实劳动

关系，故驳回闫桂艮起诉。

2009年7月22日，闫桂艮提出上诉，2009年9月3日，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同立终字第48号民事裁定：因闫桂艮未能提交其与四台矿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相关证据，故其主体不适格，故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0年9月14日，闫桂艮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本院认为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同立终字第48号裁定认定闫桂艮与四台矿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

（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等招用记录；

（四）考勤记录；

（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的规定，闫桂艮虽未与四台矿签定过书面劳动合同，但原四台矿行政科科长陈正太证明其担任科研单位长期间，闫桂艮1990年上半年在运销站上班，下半年调到行政科上班；王桂兰、张引富、刘清臻等证人证明他们与闫桂艮一起在四台矿运销站、行政科及污水处理厂工作过。上述证人证言已能证明闫桂艮与四台矿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其次，工资支付凭证、职工工资花名册、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持有，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规定，该类证据应由用人单位。本案中，四台矿并未供该类证据，因此，应认定闫桂艮与四台矿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综上所述，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同立终字第 48号裁定认定闫桂艮与四台矿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向你院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此致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篇6：检察院行政抗诉书

请书

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邢志红，女，汉族，1975年8月28日出生，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赤侨村人，电话：***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惠清，女，汉族，1976年8月7 日出生，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慧得佳茗福茶庄业主，住太原市双塔西街小南关北街8号1号楼6单元1号1户。申请抗诉请求：请求人民检察院对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0）小民初字第239号民事判决书、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并民终字第67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提起抗诉，要求人民法院撤消一、二审判决书，再审改判支持申请人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一意孤行，确定案由错误。申请人从被申请人处购买的太平猴魁茶叶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在一审法院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立案时，申请人一再提出应确定此案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在两种法律关系竞合的情况下，而一审法院不尊重申请人的请求权，一意孤行，强行把案由错误确定为“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为此后的一审、二审法院带有倾向性的、不公正的审理判决埋下了伏笔。

——依《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内容 ：“

四、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属于主从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以主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但当事人仅以从法律关系起诉的，则以从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不属于主从关系的，则以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

3、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二、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无食品标识，申请人所购茶叶已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1、申请人从被申请人处所购买的太平猴魁茶叶，其包装上无“QS” 质量安全标识，无生产日期，无厂名厂址等，外包装没有标注食品标识（内容不全），标识与食品及其包装也不得分离，依规定可知申请人明显销售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食品安全标准包括下列内容：四，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含分装）、销售的食品的标识标注和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食品标识是指粘贴、印刷、标记在食品或者其包装上，用以表示食品名称、质量等级、商品量、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等相关信息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以及其它说明的总称。”

第十四条：“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及QS标志。”

第二十条：“食品标识不得与食品或者其包装分离。”

第二十一条：“食品标识应当直接标注在最小销售单元的食品或者其包装上。”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食品标识与食品或者其包装分离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

2、一审、二审判决书认为被申请人“在销售时未将厂家随产品附带的有关厂名、厂址，QS标识等不干胶贴，粘贴于本案所销售的茶叶外包装上是我方销售环节存在瑕疵，但实质上对茶叶本身的质量及食品安全标准不产生任何影响。”一审、二审法官全然无视《食品安全法》、《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对食品标识是食品安全标准的重要内容的规定，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二）被申请人擅自分装茶叶，是违规违法的，影响茶叶质量。

1、被申请人称在大包装回来后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另行包装，同时为客人提供便于携代的由厂家提供的包装盒，也就是说被申请人在没有茶叶（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分装，分装后贴QS标识等是违规作业，而分装依法属于生产环节，如此违规违法操作，茶叶在销售环节中，受到被申请人行为的污染，有了二次污染，不能再次保证茶叶的质量。——《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审查通则》（国质检监[2004]558号）规定：“

（四）分装企业要求。允许分装生产加工的食品，分装企业应当具备与生产企业一样的生产环境、原辅材料仓库、成品库，具有审查细则中规定的分装包装设备，具有出厂检验能力，并具有审查细则中要求的与其分装产品相适应的其他必备条件。其分装的食品来自国内的，必须提供供货企业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来自境外的，必须具有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合格证明。” ——《茶叶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版》（国质检食监函〔2006〕462号）规定：“

一、发证产品范围及申证单元

茶叶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

（二）容易出现的质量安全问题。3.茶叶在加工、运输、储藏的过程中，易受设备、用具、场所和人员行为的污染，影响茶叶品质和卫生质量。

二、基本生产流程及关键控制环节

（一）基本生产流程。4.分装加工

原料-拼配匀堆-包装。

三、必备的生产资源

（二）必备的生产设备。11.分装企业必须具备称量、干燥、包装设备。

九、其他要求

（三）茶叶产品必须包装出厂。”

2、二审判决书认为“邢志红所述当时购买时向对方要求的是原包装，其认为原包装的含义即是原生产厂家出厂时就已包装好的，而高惠清认为原包装的含义是指产品系直接从生产厂家所购买，包装亦是生产厂家给其提供的原包装，……故双方出现了对原包装概念的一种理解差异，仅此不能证明高惠清对消费邢志红构成欺诈……”。二审法官好一个“和稀泥抹光墙”，堪称“高级泥瓦匠”。被申请人是一个体经营者，既没有分装生产的所具备的场地、设备等条件，也没有分装生产许可证，就擅自把已经包装出厂的茶叶拆散分装，把二次污染的茶叶，以次充好，还违规购得冒用原生产厂家的外包装，劣质茶叶如此“乔装打扮”，就被被申请人堂而皇之欺诈销售给消费者。三、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即法律条文的引用，一般法和特别法都有规定的，应当引用特别法；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也称后法优于先法原则，其含义为新法、旧法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新法的效力优于旧法。”本案涉案商品茶叶属于食品，食品是特殊的商品，《食品安全法》是新法、特别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旧法、一般法。故对销售违法食品的赔偿，应当优适用《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是不以欺诈为前提的，只要消费者购买了问题食品，就可以享受十倍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反之亦然，商家只要销售了问题食品，就应当给消费者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二审法院认为“且邢志红购买此茶叶后并未食用，未造成人身、财产的损害，故其要求赔偿十倍的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此结论明显是错误的，申请人没有食用此问题茶叶，故没有造成人身、财产的间接损害；但确实造成了花费价款的直接经济损失，（损失了价款840元却购买的是问题茶叶），故申请人提出的赔偿价款损失外，还向被申请人提出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