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论改革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精选6篇）

篇1：论改革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论改革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进入了一个整合时期，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需要得到法津规范的调整。这个时期的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司法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法院及法官的一些违法审判行为游离于检察监督之外，群众呼声较大；当审判公正出现问题时，人们对监督者的作用寄

予了更高的期望。所以强化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顺应社会的需要。

一、民行检察工作的现状

民行检察开展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八十五条至一百八十八条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做了具体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四条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做了规定。目前民行检察主要业务：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或监督起诉；其中只有抗诉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抗诉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有一定的强制效力；但其对审判工作仅仅是程序上的影响，在实体的判决结果上发挥不了监督作用，任凭你抗诉理由千千条，再审时完全可以置于一边。实践中，各级法院更是对检察监督采取或明或暗的抵制，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责难多于理性的分析和思考，甚至于心存抵触知错不改或者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被拖得精疲力竭，欲罢不能。这直接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效果。人们形容抗诉与再审冲突的现象：“你抗你的，我判我的”，早已向社会揭示了再审抗诉程序设计不科学所致的不良后果，不论抗诉再审若干，最终决定权也属于法院。特别是要纠正最高法院的错误裁判必须依靠最高法院自身。这样，法院实质上执掌的是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完整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异化为“以法院为准绳”。至于检察建议，法院更是爱理就理，不理便如同废纸。支持起诉工作由于没有法律依据，不仅要取得企业的配合，还要恳求法院的支持协助，其中不仅体会不到丝毫监督者的凛然，反而觉得为完成工作任务得到别人的帮助而欠了别人的情；这应该是监督者的悲哀。

二、完善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消除立法缺陷

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也是国家权利配置的结果,同时更具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但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规定的过于原则笼统，没有程序上的系统性；造成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要强化民行检察监督，使民行检察制度真正体现其价值，就必须从立法上完善法律监督程序，使民行检察监督有法可依，使操作程序系统、规范并趋于科学合理；为达到监督效果可否在立法上着重明确以下几点：

1、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对于某些损害国家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的民事行政行为，如果还没有启动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就无法对其合法性进行监督，这无疑是检察监督的“盲区”；公诉权是检察权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我国却无人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对此，我国立法应当考虑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我国《宪法》中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附带提起民事诉讼。据此推论，检察机关应当具有民行公诉权。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权理论在国外由来已久，并被许多国家所采用；在我国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就规定检察官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基于涉及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启动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因民事行政行为受到损害或可能受到损害，且无其他途径可救济的条件下，应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包括：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案件，诸如：资源保护、环境污染、重大责任事故等；损坏社会公共设施的案件；没有起诉主体或受侵害对象为群体的重大民事案件；涉及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政案件；均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

2、赋予检察机关可以参与民事诉讼全过程的权力。其目的在于：监督审判人员的审判行为，防止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有利于今后对已生效且有法定抗诉事由的案件提起抗诉，或为查办法官渎职犯罪案件获取相关证据。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除对明显的程序违法行为可以提出纠正意见外，在法庭上既不对法庭调查发表意见，也不参与辩论，同时也不能干预法官对审判活动的组织、指挥；即不能妨碍审判独立。检察机关享有参加民事诉讼的权力，建立了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开放性体系，可以排除审判人员违法裁判的侥幸心理；达到对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制约的目的。

3、强化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抗诉是我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确立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法定唯一方式。由于立法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笼统，造成了实际操作的种种困难。所以，应明确规定：抗诉案件的审限，审限规定是及

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基本保证。还应规定：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地位、任务及权限。最起码要明确规定：再审判决必须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做出明确合理的回答，以避免法院再审时脱离抗诉对其的制约关系。

4、授予检察机关监督执行的权利。执行活动是审判活动的延伸。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

里的“审判活动”不仅包括法院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还包括执行；因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行使一些实体上的裁判权，执行的作为与不作为，同样可能出现违法行为；因此，不应将检察监督从执行程序中剥离。

5、赋予基层检察院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现行民诉法设定的监督方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生效裁判、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情形的，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按此规定，唯有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才具有抗诉权，但上级检察院要直接、迅速发现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错误缺乏有效途径，必须依赖于下级院的提请，这样费时费力，增加诉讼成本。实际上，上级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法院也多采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作法。所以，应规定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由同一级检察院向同一级法院提出。这样规定也必将促使法院对检察建议的重视。

6、发挥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作用。应明确规定若检察院的抗诉法院再审后不予纠正，检察院仍认为法院裁判错误的，在当事人坚持申诉的情况下，可由检察院提请人大常委会通过论证、审议决定，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两院必须执行。

三、加强民行检察自身建设

我们在分析民行检察工作监督不力的外因时，也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目前民行检察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检察机关对民行检察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置不足。检察机关内部重反贪重起诉，精兵强将多安排在其中，对民行部门往往是凑个人数，以短期整合的民行队伍监督应对长期从事民行审判工作的法官，民行检察官队伍的政治素质、能力素质和业务素质需要提高。民行检察工作需要既精通民商、行政法，还要擅长侦查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在人力资源上一定要实行高配置。

2、民行检察的工作重点定位不准。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违反法律的判决、裁定的抗诉，二是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侦查、追究刑事责任。民行检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硬一手软，导至最终结果是被动地受制于人；在此局面下我们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查处上；对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者的惩处便是最好的监督。目前全国各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人员配备少，且大量精力放在寻找抗诉案源、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监督起诉等工作上，以完成上级院下达的岗位目标评比任务，致使在查处法官职务犯罪工作上没有力度；后果是抗诉案件数量上升，改判却很少，检察建议发出不少，往往与废纸无异；社会各界对监督的效果却并不认同，难以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监督效果。

3、民行检察的工作方式不当。一是充当一方当事人代理人的角色，绞尽脑汁替当事人找理由、寻证据，淡化监督理念。二是将刑事检察理念及工作方法带入民行检察，习惯于采用调查取证的方式去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刻意追寻案件的客观真实，忽略案件的法律事实，违背举证责任原则的理念。

针对上述问题，应在思想上提高对民行检察制度的认识，树立监督理念，不断的总结民行检察工作的规律；从法律上保障民行检察监督的有效性，用制度规范民行检察工作的健康发展；培养造就一支民行检察专业队伍，靠素质和质量树立民行检察工作的权威。

民行检察工作是检察业务发展的新方向，随着社会的发展将更显民行检察的重要性；所以，改革和完善民行检察监督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民行检察工作的实际需要。培根在《论司法》中形象地论述：“一次不公平的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民行检察的职责便是守护“水源”，确保“水源”的清净。我们作为基层检察院的民行检察官深感任重而道远，为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确实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篇2：论改革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随着我国“市民社会”的初步建立和日趋成熟，民事主体循利而动，在民事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不惜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国有资产流失、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行业垄断，以及不正当竞争等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案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谁来代表国家和公众提起诉讼？目前，对于追诉

民事主体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问题上，我国法律在由谁作为诉讼主体行使诉权尚处于立法的“真空”状态。这种立法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某些当事人通过民事、行政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既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也不利于法律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诸如上述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发生后，因为没有适格的诉讼主体，或有关主体不敢起诉、不愿起诉，无力起诉、起诉不力，而使得国家、社会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由此可见，在我国建立保护因当事人违反行政法、民商法等私法而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的公益诉讼制度，并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众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已经成为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立法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以下，笔者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公益诉讼的起源和概念

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的程式诉讼中有关于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划分，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公益诉讼乃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以提起。到了近代，以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均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并可以上诉。在英美法系，公益诉讼制度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诉讼；另一种是由私人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个人的利益，以国家名义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

我国对于公益诉讼的定义，过去讨论较少，现行法律中也无任何规定，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也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我国诉讼法只规定有共同诉讼、代表诉讼和代理诉讼，除此之外，没有从诉讼的效果或诉讼的目的上划分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笔者认为：所谓公益诉讼，应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其主要的法律特征有：

1、公益诉讼是与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私益诉讼是因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而引发的诉讼；公益诉讼则是因保障国家或公共利益而引发的诉讼。

2、公益诉讼包括基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产生的诉讼即我国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诉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国家公诉”；以及特定的国家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民事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活动和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有关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活动。后者在我国立法上处于“真空”状态，本文的“公益诉讼”特指排除“国家公诉”外的公益诉讼。

3、公益诉讼应当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和公益行政诉讼。

二、赋予中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权的合理性

（一）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诉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将是一种抽象权力，而法律监督本身将必然是无力和苍白的。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对一切法律活动有权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均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最突出、最主要的职责是代表国家把被告人（刑事被告人、民事被告人、行政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和违法事实提供给法院，要求其依法进行审理和裁判，并对审理的过程及裁判的结果进行监督。刑事案件由于直接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的安危，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诉讼的诉权。对于检察机关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实施的对行政、民商事的法律监督，法律应当同等的赋予其相应的诉权。唯此，当民事主体通过民事行为、行政机关以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能够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提起诉讼，以达到起法律监督的目的。

（二）将公益诉讼权赋予检察机关是由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的。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军事机关。公益诉讼权从性质上属于司法范畴，将其赋予司法机关行使理所应当。我国的司法机关具体包括审判机关即法院和法律监督机关即检察院。若将公益诉讼权利赋予审判机关行使即由法院主动追究违法行为者的责任，必将违反“不告不理”诉讼基本原

则，从而陷入法律冲突的泥潭。故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有如下优点：其一，检察机关是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司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行使国家诉权，由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于法有据；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地位超脱，不易受干扰。其三，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

（三）赋予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权是由于公益诉讼自身性质决定的。首先，公益的特点就是涉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该类利益较公民的人身、财产利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不便把握性，个体公民或法人往往感受不到该类利益的存在，或者不能及时全面的感知因该类利益受到侵害而造成自身利益间接受损的状态，如基于行业垄断而造成的移动电话“漫游资费”居高不下等事实。其次，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额巨大，诉讼费用较高，个人往往无力负担，或者不愿负担；最后，公益诉讼案件取证较难，被告往往是大集团或行政机关，公民个人的法律专业水平无法与之抗衡，原、被告双方在实体地位、司法资源及诉讼手段上差距较大。在我国官本位思想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在行政诉讼中尤为明湿。故为了平衡原、被告之间的差距，将公益诉讼权赋予检察机关不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符合市场经济效益原则、能有效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国有资产流失、公害案件以及随着行政权的扩张等案件，侵害的不只是单独的民事主体，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公众，直至一个国家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若要求单个主体提起诉讼，其必然将承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不符合公平负担的原则。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代表，有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职责。由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人参与诉讼既符合其职能要求，又能简化诉讼程序，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彻底的解决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构建

笔者在撰写本文前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发现，目前不少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倾向于我国借鉴和发展英美法系公益诉讼的模式，构筑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为主，其他公益团体和社会组织公益诉讼为辅的公益诉讼制度。但笔者认为我国的公益诉讼权仅赋予检察机关更具合理性，其理由在上文中已阐明，在此不作赘述。

四、检察机关进行公益诉讼的范围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范围，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和现存的立法、司法体系，将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目前亟需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涉及国有资产流失，侵犯国家利益的案件。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侵害国家经济利益案件，往往对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交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而对已经流失的国有资产则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追缴。将该类案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通过启动诉讼程序，可以达到追究侵害人的经济责任、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的目的。

(2)公害案件。公害案件是侵害人因其违法行为造成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案件。公害案件多表现为环境污染案件：如擅自采伐造成资源的破坏性开采、毁坏风景名胜、违规排放污水、废气等案件。该类案件一般较为复杂，应当将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

(3)垄断案件。垄断案件多表现为不正当竞争案件，如公用企业的限定购买或不合理搭售行为、地方政府的地区封锁行为等引发的案件。目前在我国很多公用事业是由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垄断经营的，如供电、邮政、电信、铁路运输等等。消费者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将该类案件归由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范围也是十分必要的。

(4)其他损害公益的案件。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根据这一规定，检察机关应有权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社会和公共利益的合同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并依法追缴行为人非法所得，以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篇3：论我国民事再审检察监督的完善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近年来民事再审程序在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逐渐加重,我国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民事再审监督制度,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了检察院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监督保障机制。目前我国检察机关行使再审检察权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其一,通过抗诉行使检察监督权,其二,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检察建议。2012年民事诉讼法对于审判监督制度的修改增加了第209条、第210条,并且完善了第211条,由此可见我国对于民事诉讼程序中再审检察监督的重视。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也将法院的调解书纳入了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的范围内,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共同构成了我国民事再审检察监督制度,二者在民事再审监督的司法实践活动相辅相成。

二、比较法视野下我国民事再审检察制度现状的缺失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构建的目的是使存在错误的民事裁判能够及时得到救助,维护当事人权益,保证民事诉讼的公正,但是从目前我国再审检察监督工作现状来看,检察机关对抗诉权的行使会与人民法院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既判力相抵触,也可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诉权行使。

我国在现阶段的民事诉讼法立法中对于再审的法定事由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对再审事由限定的不严密导致再审程序的频启动,不仅破坏了民事诉讼程序的稳定性也侵害到有效民事裁判既判力的权威地位。再审事由并没有得到严格合理的限制,如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对于此处的“新证据”的“新”要怎样判定呢,同一法律条文中关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规定,对于此处的“确有错误”又是应该如何来认定呢,确实存在什么样的错误才能提抗诉或再审建议呢,如果任何错误甚至是对裁判结果和性质毫无影响的错误也要提起再审的话,那可就大大地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了。“重实体、轻程序”的潜在理念在再审事由的认定中也有所体现,从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许多再审事由的要求都是实体性事由多过程序性事由,在一些其他法治建设比较完备的国家,程序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都是收到同样重视的。

再审建议是由人民检察院对原审民事案件的作出有效裁判的同一级的人民法院提出,用“再审建议”这种带有商讨性质的方式来建议人民法院启动再审,那么人民检察院提出这个再审及建议之后,那么对于法院的后续是否才能和反馈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对此人民检察院需要后续的监督手段。

三、我国民事再审检查制度完善对策与实现路径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在司法活动中的实际应用依然存在很多阻碍和困难,我们需要突破固有思维,从多重角度出发,改进固有的再审检察监督方式和手段。首先,我国许多普通公民在参与民事案件中会产生诸多不解,可以采取多种手段使更多基层群众了解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运行,向公民讲述民事案件的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适用范围、申请条件和申请办法等信息,以便群众更方便、快捷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多种渠道在检法机关、法律援助工作单位设立宣传栏,积极展开普法宣传,使基层司法机关与人民群众保持沟通联系。其次,需建立健全检法机关的内部联系体制,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提出再审后,其后一系列的一些审查、复核、决议等司法活动中均有检、法机关工作的相互涉及,及时满足法院、检察院之间的沟通协调,更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工作效率。

为了保证在再审监督程序中法院和检察院对司法工作有更好的配合,可以建立在检察机关提出再审建议以前的法院与检察院的意见交换机制,改善再审检察建议经常被忽视的现象,保证再审建议的法律监督效果。在司法工作实践中,构建民事再审案件的事前交换意见机制,这样能够促进检、法两院之间通过沟通对再审案件达成一些共识,促进检、法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在日后的司法工作中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不仅可以实现再审检察建议最初设立的目的和价值,也是使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再审建议的有效方法,为完善再审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维护再审程序稳定做了铺垫。

参考文献

[1]谭兵,李浩.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5).

[2]赵彩燕,赵宇.明确适用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范围和程序[N].检察日报,2013-10-27.

[3]张卫平.再审事由规范的再调整[J].中国法学,2011(3).

篇4：试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法律监督；民事检察；民事诉权

0引言

民事检察行政监督制度指的是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之后，人民检察院对于其行政处理和诉讼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的制度[1]。当前，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导致某些案件的处理有失规范和公平性。因此，为了维护司法行为的公正，保证公民的正当利益，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积极投入到有关于民事诉讼工作的法律监督过程中，防止不公的裁决发生，这对于提升人民法院的办案能力、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和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礼仪具有重要的意义。

1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1部分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规定不够具体

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某些规定过于简要，以致于某些规定不够明确，不便于检察机构职能的行使。首先，对于检察机构来说，检察机构要想要进行案件的审查就必须要调阅相关的卷宗以便获得相关信息，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立法中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权利，导致检察机关调卷困难，不能正常地进行有关的案件检察工作。另外，关于调查取证的工作来说，检察机构也没有权利随便进行，只有在当事人无法自行进行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相关要求，但法院没有正当理由不予以调取时，才能够有检察机构出面，这样的流程对于检察机构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来说十分不便。其次，检察院进行监督的方式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2]。对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来说，如果检察院需要对于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进行监督，只有抗诉的方式才能实现。现有立法不支持抗诉以外的任何方式，没有法律的支持其职能和工作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只能按照现有规章处理。第三，抗诉的范围不明确。由于抗诉范围不甚明确，导致检察院和法院对于此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法院有一些相关举措是架空了检察机关对于执行和调节等方面的监督职能。如人民法院规定，已在执行中的裁定将被排除在抗诉范围之外，这就避免了这些案件的外部监督。但关于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力的行使范围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民事主体所产生的民事活动；第二，民事程序活动。这一规定与法院的规定有所冲突，将执行过程也容纳在检察范围之内，导致检察机关监督工作进行的困难。

1.2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总则和分则不能统一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规定，检察机关具有对于民事审判活动以及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3]。但该条文的界定过于宽泛不够明确，按照该规定来说，检察机关具有对于所有经人民法院办理的案件及其办案过程进行监督的权利。但在分则中却对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进行了细化和严格的规定，检查机关仅仅能够对于产生法律效应、有错误判断、裁定后进行抗诉的案件进行检查和监督，对于其他情况则不具有相应的权利。这种不统一导致了总则规定进行全面监督的本意变更为对于提出抗诉的案件进行事后监督的情况，这就导致民事检察监督机构执行职权困难的根本所在。

2完善民事行政监察制度的建议

2.1立法给予检查机关调查取证以及调阅卷宗的权利

针对以上检察机构调阅卷宗苦难以及调查取证程序复杂的现状，应该给予检查机关相应的权利，以此来保证抗诉的准确和有效性，对于司法工作进行有效监督并保证其公正性。但注意还是需要对于该形式该权利的范围作出具体规定，避免不必要的滥用权力导致相关人员的利益受损。

2.2明确抗诉的范围

从宪法和法理角度来看，国家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于我国法律进行监督的权利，为了保障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公平公正的统一有效实施，就不应该对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力进行范围的限制，其中也应当包括对于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民事执行程序虽然属于人民法院执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的行为，但是人属于司法行为的一部分，具有进行司法救济的权利。

2.3增加对于案件进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目前来说，检察机构只能涉入提出抗诉的案件，对于其他案件的参与则没有相应的权利进行支撑。但在此基础之上，对于需要进行检察监督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有权利提出民事行政诉讼和参与到民事行政诉讼的过程中去。民事诉讼是指对于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利益或者有关公民的重要权利时，在没有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代表国家将案件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情况。检察机关应当具有提出公益诉讼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同样需要有一定的执行范围，首先，案件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其次没有原告提起诉讼，但检查机关在其中只有代表诉讼的权利，不具有实体权利[4]。其次，对于民事诉讼的参与工作，在正式诉讼程序开始之后，检察机关认为其中涉及到国际和社会的利益，有必要对于案件的审理进行监督检察时，可以在其中发挥监督的作用，保证案件审理和裁判的公正合法。

3结束语

对于权力的运行应该要有一定的外部监督，只有建立了相应的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使得权力运行的规范和有效。如果忽视对于权力的监督，就有可能造成滥用或者错用权力的后果，导致腐败和独断行为的产生，对民事行政权也包括在其中。检察机关能够对于法律的执行和实施进行有效的监控，保证法院执行活动的合理规范、公正有效。但就我国现有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机制来说其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漏洞和问题，其中种种不明确的规定导致检察机关不能很好地进行法律检察工作[5]。为了保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必要的完善工作。

参考文献：

[1]张思卿.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98-3-10.

[2]任建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8-3-10.

[3]崔敏.论司法权的合理配置.诉讼法新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张晋红，郑斌峰.论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所及的范围.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8）.

[5]张晋红，郑斌峰.论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完善及检察机关民事诉权之理论基础.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8）.

篇5：论改革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田平安 李浩

提要: 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近几年来法学界十分热门的一个话题。2003 年9 月14 日至18日，中国诉讼法学会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民行检察厅，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共同举办了第七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术研讨会。会议对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进行了深入讨论。本刊特邀请了参会的几位著名学者，各陈已见，以期进一步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

对民事检察监督的两点看法

田平安(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民诉专业委员会主任)

众所周知，近段时间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民事检察监督问题均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关注的焦点是:在以法院为主体推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今天，如何看待民事检察监督? 是强化? 是弱化? 抑或取消? 先是法院的精英与检察机关的精英在报上争论，后有民诉学者的加盟，唇枪舌剑、各抒已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年九月，民事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在新疆召开第七届学术年会，与会的学术界和检察系统的名流精英专门针对民事检察监督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若干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次笔谈的目的是想在上次会议的基础上深化研讨。我先抛砖，盼诸君献玉。鉴于篇幅，只谈两点。

一、现阶段对民事审判实行检察监督是必要还是不必要?

我认为，对一种法律制度是承认还是否认，首先要审视有无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5 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

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186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第187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应当制作抗诉书。”第188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

可见，对民事审判实行民事检察监督不但有宪法依据还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姑且不论现阶段进行的审判改革的合法性，既使正确，无论怎么样改革，在法律未作出明文修改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应该借口改革而否定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存在也是现实需要。我曾听到法院的同志抱怨:法院的权力太小了;我也曾听到非法院的同志说:法院的权力太大了。愚意以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是源于两种视角得出的不同结论。从国家权力的架构看，法院的权力偏小;从当事人与法院的架构看，法院的权力偏大。而现时谈论民事检察监督是仅就后者而言。试看那种“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法官在生活中绝无仅有吗?那种我即是法，我说了算的法官各地不是都有吗? 至于违反程序、无视事实，动辄“勾兑”的现象则比比皆是。所以说，在事实层面上，民事违法是存在的，民事错案是存在的。据法院工作报告称:2000 年审结各类抗诉案共14069 件，改判的3185 件，2001 年审结各类抗诉案件21098 件，改判的4697 件，“从1999 年到2002 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民事抗诉案件占全部再审案件的比例从13 ·15 %上升到24 ·6 %.”[1] 1999 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审判监督案件98756 件，占全部案件的1.58 %，1998 年，全国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共提起公诉案件8438 件，实际进行再审的5306 件。1991 年至1999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民事行政案件283521 件，立案审查109288 件，提出抗诉34778 件，法院再审审结16490 件，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调解13566 件。我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数字的就在于证明，民事违法是一种不

争的事实，民事检察监督有客观生成的土壤。从理论上说，有权力必须有制约权力的办法，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在诉权与审判权失衡的环境中加进第三者的法律监督的必要性，这个道理还需要更多地展开吗?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问题，应当分四个层面来分析。首先，我不主张所谓全方位的监督。民事诉讼是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的诉权交互作用的过程。为了保持当事双方力量适度的平衡和国家权力在民事诉讼中的相对中立，外来的附加力量尽量少一些总比多一些好。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在民事起诉阶段、诉讼阶段和执行阶段，检察机关以不加入为宜。其次，现阶段维持适度的抗诉应是要坚持的方式。尽管每年的抗诉案件不多，抗诉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存在有利于法院依法审案。有观点认为，民事抗诉制度将危及司法的权威，导致法院的判决、裁定永远受到挑战，本人认为，权威的存在源于人们的信任，而信任根植于判决的正确性和人们心理上的安全感、满足感程度。抗诉只能帮助民事判决的正确性确立和当事人安全感和满足感的生成。尤其在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现象日益凸显的时候，保留民事抗诉制度还有助于消减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重树民事司法的权威。还有人讲，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在国外几乎没有先例，因此认为抗诉应予取消。我以为各国有各国的国情，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作法为唯一的标准，更不能动辄以国际接轨为说辞。因为国家政体、国体、司法制度的设计、权力的架构、人文环境和风俗习惯诸因素深深地制约着法律制度。别人有的我们可以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可以有。国与国之间，学习是相互的，接轨也是相互的。再次，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方式是对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进行追究。最后，检察机关应有权针对同级法院在一定阶段的民事审判和民事执行倾向性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二、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关注点应逐渐放在涉及公益的民事案件上

所谓公益，指的是不局限于公民个人之间，而是涉及社会相当多数成员且具有社会性的利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市场经济框架的逐渐构筑，国有资产的流失、环境污染、侵害消费者权益、侵害众多劳动者权益，以及不正当竞争的事件层出不穷。有的无人管，有的受害者势单力薄。如果没有一个机构从维护社会公益的角度站出来支持受害者通过民事司法程序救济公众的利益的话，不仅社会公众的利益得不到必要的保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类恶性侵权行为的放纵，无法维持建设小康社会所必须具

备的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其后果无疑是十分严重的。笔者以为，在一定的案件范围内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公诉权是可以的。

大陆法系各国与英美法系各国，虽然在检察机构的设置，以及归属划分上有所不同。但是不论是那一类型法系的国家，就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领域内的职责权限而言，无不授予其对于特定案件的民事公诉权。

法国作为大陆法系中最早建立检察机构的国家，自检察机构设定之时起就授予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领域内的公诉权。《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421条规定:“检察院得作为主当事人进行诉讼，或者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于法律规定之情形，检察院代表社会。”第422 条规定:“在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检察院依职权进行诉讼。”第423 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外，在事实妨害公共秩序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第425 条规定:“下列案件，应当通报检察院:1.涉及亲子关系、未成年人监护安排、成年人监护的设置与变更的案件;2.先行中止追诉程序、集体核查负债程序、个人破产程序或其他制裁;涉及法人时，裁判清理或财产清算程序，裁判清算与裁判重整程序以及有关公司负责人金钱性责任的案件;对法律规定检察院应当提出其意见的所有案件，检察院均应得到案件的通报。”[2]除了民事诉讼法中的这些规定外，《法国民法典》中还有大量的类似规定。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84 条规定。“凡违反第144、146、147、161、162 及第163 条规定的婚姻、夫妻，一切利害关系人或检察院有权提出起诉”。第190 条规定。“国王检察官(共和国检察官)，对适用第184条的所有情况下，除第185 条的修正外，在夫妻生存时应提出婚姻无效之诉，并请求判令分离。”

1877 年公布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69 条规定:“(1)检察官有权参与婚姻事件。(2)检察官可以出席在法院以及在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前进行的辩论，任何期日均应依职权通知检察官。(3)检察官可以对应该宣告的裁判发表意见，为了维持婚姻，还可以提出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方法。(4)在法庭记录里应记明检察官的姓名，并应记载检察官所提出的申请。”

1898 年、1938 年、1958 年德国民诉法修改中也都基本保留了这一规定。

英国作为英美法系中最早建立检察机构的国家，检察机构也享有广泛的参与民事诉讼的权利。由于英国的检察制度是由国王的法律代理人演变而来的，因而按照英国法律规定，检察长为公益事项参与民事诉讼，强化国家干涉，对于涉及皇室权益的民事案件、告发诉讼案件，确认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合法身份的案件，以及缠讼案件，检察长有权参加诉讼。在参加这些案件的诉讼中，检察长是必要的当事人，享有当事人的权利。美国立法上对检察机构民事公诉权的授予，起源于19 世纪未制定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1890 年美国为了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打击和限制垄断，制定和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Antit rust Act of 1890).该法除了授予美国检察机关以刑事手段严厉打击垄断行为以外，还授予地方检察官和美国司法部采用民事诉讼的方式禁止和制止违反谢尔曼法的行为。除此之外，1914 年通过的《克莱顿法》;1969 年的环境保护法;1970 年的防止空气污染条例和防止水流污染条例;1972 年的防止港口和河流污染条例、噪声控制条例、危险货物运输条例;1986 年重新生效的反欺骗政府法等等法律、法规中，均授予检察官提起相应诉讼的权利，或者支持相关人员提起诉讼的权利。

《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41 条规定:“如果检察长认为对保护国家或社会利益，或保护公民权利及合法利益有必要，他有权提起诉讼或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上参加案件。如果法律有规定，或法院认为检察长有必要参加该案件，检察长必须参加民事案件的审理。参加案件的检察长可以查阅案件材料，申请回避，提出证据，参加对证据的审查，提出申请，就审理案件时发生的问题或就整个案件的实质提出意见，以及实施法律所规定的其他诉讼行为。”

当然，有关民事检察监督的问题还多，一些不明确的程序、制度诸如:民事抗诉的具体操作;对追究法官违法行为的具体程序设计;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民事公诉的程序、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等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并期待立法机关的立法修改。翼希同仁贡献宝贵的意见。

检察机关依据新证据提出抗诉问题探析

李 浩(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

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实务中，检察机关常常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过程收集到的能够证明法院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认定的证据提出抗诉。相对于原审中的证据而言，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亦是一种新的证据。对检察机关的这一做法，理论界有人表示异议。不赞成的理由主要有两条:其一是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把有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证据作为抗诉的法定事由;其二是如果允许检察机关依据其调查的新证据提出抗诉，就会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失衡的地位，使申请抗诉的一方可以借助检察机关的公权力来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上述异议引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检察机关在抗诉监督的过程中能否对已被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重新调查取证? 能否依据调取的新证据提出抗诉? 欲给出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需要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的法定情形作深入的剖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对抗诉的法定事由总共规定了四种情形，即(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与民事诉讼法第179 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相比，抗诉监督的法定事由少了“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判决、裁定的”一种。在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的四种情形中，与认定事实错误直接相关的是第一种情形。

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实际上是指法院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当事人争议的案件的主要事实作出了认定。这主要包括四种情形:其一是法院依据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显然是不充分的证据就认定其主张的事实存在，如仅依据与当事人一方有亲戚关系的两个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就轻率地作出认定;其二是对同一争议事实，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提出了本证，否认的一方则提供了相应的反证，法院在未能确定反证不真实的情况下就采信了本证。之所以把这种情形也归入主要证据不足，是由于反证的存在，本证的证明力已被抵销或严重削弱;其三是法院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主要证据存在着重大瑕疵。第三种情形虽然给人以认定事实证据充分的表象，但重大瑕疵一旦被揭露，法院的裁判便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塌。其四是指法院未依法调查收集证据，致使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因证据不足而未被认定其存在。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实际上也是法院关于事实上主张的一种评价和判断，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与法院认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存在并无二致，因而不予认定其实也是法院认定事实的一种形态。当法院依

法有义务调查收集证据而未履行其义务，致使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因举证不足而不被认定时，不能不认为法院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过早地作出了对事实的认定。

在上述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四种情形中，第一、第二两种检察机关即使不调查收集证据也能够提出抗诉，而对第三、第四两种情形，检察机关为了形成正确而有力的抗诉意见常常需要调查取证。笔者认为，在以下两种情形下，检察机关依据其调查所获得的新证据提出抗诉，不仅是履行抗诉监督的职能所必须的，而且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一)检察机关为证明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的重大瑕疵而对证据及相关的事实进行调查当检察机关怀疑原裁判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为虚假或伪造时，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取证以确定自己的怀疑是否有根据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进行必要的调查，检察机关就难以揭露当事人伪造或变造证据的事实，就无法针对这类错误裁判提出确有根据的抗诉。

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包括证据形成的过程不合法和证据系伪造、变造两种主要情形，因而检察机关抗诉时对证据的调查也主要针对这两种情形进行。在实务中检察机关有不少通过调查获得新证据抗诉成功的实例。前者如汪太平诉涉县燃料公司房屋损害赔偿案件。在该案件中涉县法院依据涉县质量监督站付林榜出具的鉴定结论判决燃料公司赔偿房屋维修费5 万余元，燃料公司向涉县检察院申诉后，检察机关对鉴定结论这一主要证据的形成情况进行了调查。查明鉴定人付林榜无《鉴定作业证明》，无从事鉴定的资质，又是一个人前去鉴定，违反了必须由两名以上鉴定人参加鉴定的程序规则。后者如刘小娥诉刘蔚华要求返还房屋一案。在该案中，上诉人刘蔚华于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供了一份房屋所有人刘英芳生前所立的遗嘱，遗嘱中表示去世后房屋由我妹刘蔚华继承，法院委托西安市公安局对遗嘱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署名刘英芳的遗嘱书是刘英芳所写”。二审法院以这份遗嘱为主要证据判决系争的三间房屋由刘小娥(系刘英芳之养女)、刘蔚华各继承一半。终审判决宣告后，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刘小娥申诉后委托公安部、陕西省公安厅对这份存在诸多疑点的遗嘱进行了鉴定，结论均为“署名刘英芳遗嘱的字迹不是刘英芳所写的”[3]

(二)法院对依法应当由其调查收集的证据未调查收集时，检察机关可以针对这类证据调查取证我国民事诉讼第64 条确立了证据的调查收集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为主，法院在必要时给予协助的模式，一方面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另一方面又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由于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应当调查取证的情形规定得较为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 年颁发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 条将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具体化为四种情形，即(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2)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3)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有矛盾，无法认定的;(4)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

2001 年12 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以往的司法解释作出了重大的变更。首先，它不再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有矛盾、无法认定的”作为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并明确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其次，它明确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仅指下列两种情形:(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属于广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有约束力。在调查收集证据问题上，各级法院须按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证据规则行事，否则即属于违法。检察机关在此问题上的职责是监督法院是否切实遵守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调查取证规则。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需要依据最高法院确定的规则实施监督，而不能仅依据自己作出的规定进行监督。如果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调查取证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检察机关就需要按照新的规则实施监督。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新规则，检察机关在抗诉监督中可以收集的证据包括:(1)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对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的证据，已向法院申请调取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线索，法院未进行调查收集或未认真调查收集的;(2)应当由法院调查的有关程序事项的证据中能引起再审的证据，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例如，败诉的一方当事人以一审法官有应当回避的法定情形而未回避作为理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在审理时竟未对此进行调查，便以当事人举证不足为由驳回了上诉，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抗诉时可收集一审法官存在应当回避情形的证据。(3)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的证据，法院在审理中未收集的。这类问题主要存在于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以诉讼方式谋取非法利益的场合。当事人进行这类诉讼前，一般都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在法庭审理时也不会轻易暴露，所以法官也不易察觉。另一方面，恶意诉讼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损害也常常是在诉讼终结后的一段时间内才会显现。因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将这类证据规定为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但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却往往没有调查收集。检察机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理所当然地应调查收集这类证据。

从以上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检察机关只要是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设定的规则对法院的认定事实活动实施监督，并为了履行监督职责进行调查取证，其调查收集证据和提出新证据的行为便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如果越出了这一范围，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活动的正当性就可能产生问题。

论人民检察院发动再审权和对其它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

章武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民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对错误的生效裁判人民检察院可以依职权发动再审。但是，现行民诉法的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有效地运作，民事检察工作开展非常困难，检法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并由此引发了理论和实务界对是否应保留检察机关在民诉中抗诉监督权之争。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取消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把当事人申请再审作为发动再审的唯一途径。取消的主要理由是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与民事诉讼的性质、特点不符，干预了属于私法的民事关系，与处分原则相抵触。而且检察机关参加诉讼支持一方当事人，也必然造成当事人诉讼权利和诉讼地位的不平等。[4]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抗诉监督在现阶段不仅不能取消，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这一制度，使之在程序上更合理，更具有实效性。因为检察机关的抗诉是一种制度化的审判监督，它具有当事人申请再审无法比拟的作用。同时，它与处分原则并不冲突，因为从抗诉的实践看，几乎百分之百的抗诉案件均起源于当事人的申诉。[5]第三种观点在加强和完善现行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方面的意见与第二种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其不仅仅局限于完善现有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其认为“检察机关在这样的立法面前，作为不大”。检察机关“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面的监督。这种全面的监督，不仅仅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不仅仅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还应当包括对起诉至判决、裁定执行的全部的监督活动，以及检察机关对于重要的民事诉讼案件的参与诉讼的权力和对于涉及国有资产权益和社会公益的案件的起诉权。”上述三种主张，均有一定的道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认为，对我国民事、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发动再审的程序，应作如下定位:

1.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有提起诉讼、参加诉讼和发动再审的权力。主要理由是:

首先，人民检察院参与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不违背民事诉讼法理，且符合国际惯例。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是以诉讼主体对其民事权益可自由处分，奉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等为基轴运行的，但不少属平等主体之间民事纠纷的案件(如婚姻、公害等)均涉及公共利益。鉴于该类案件的民事处分涉及到公益，所以在民事诉讼中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仅应限制适用当事人主义原则，而且国家往往需要对这类案件置缘其间。否则允许当事人假借维护私权为名，恣意侵损公共利益而无人过问，只能说是国家的失职。检察机关因超然于当事人双方，无疑最适合充当代表国家公权干预特定民事诉讼的角色。在西方“，作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代表者”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参与不乏其例。如1976 年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422 条规定:“在法律专门规定的案件中，检察机关作为主要当事人提起诉讼”。第423条规定:“除上述案件外，在公共秩序受到损害时，它可以为维护公共秩序而提起诉讼”。在再审之诉的规定上，法国最高法院的再审之诉不仅当事人有权提起，检察长也可以提起。当事人未及时提起上诉而该判决违反了法律或法院的判决属越权行为，检察长可以提起再审之诉。法国的检察理论认为，检察机关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益。[6]在日本、美国等国家也有类似规定。

其次，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让其参与涉及公益案件的民事诉讼，还有现实的紧迫感。笔者之所以在民事诉讼中主张保留检察机关发动再审的权力，主要还缘于现在有许多严重侵蚀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相当比重。然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国家的利益却遭到了极大的侵蚀，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资产重组过程中当事人合谋规避法律，私分、侵吞国有资产，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已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公共投资领域中发包方和承包方为了个人私利或小集团利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而在这些案件中，国家不介入，当事人双方谁也不会主动提起诉讼或再审。在资本主义国家，尚有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进行干预，以维护公益，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更不能消极无为。而现行法却使检察机关对该类案件的处理显得软弱无力。虽然民诉法在总则中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有权进行监督，但分则中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却十分狭窄。使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造成了大量涉及公益案件的检察监督无法开展。于是，一些学者针对这种情况大声呼吁:“我国法院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而完善法律监督制度是保障法律充分获得实施的非常重要的条件”。[7]我们认为，对检察监督权作适当的扩张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赋予检察机关对涉及公益的案件广泛的民事检察监督权如起诉权、发动再审权，不仅能维护国家公共利益，而且对于发现犯罪分子，惩治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也是大有裨益的。

最后，检察机关参与涉及公益的民事诉讼，还缘于近年来出现的大量现代诉讼。这类诉讼是围绕公共利益产生的纠纷基础上形成的诉讼，其典型形态是与环境污染有关的公害诉讼、消费者权益诉讼、纳税人诉讼等。我国随着科技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进步，这类诉讼也在逐渐增多。它与传统的诉讼相比较有较大的差异。如原被告之间力量对比的较大差异。其裁判不仅直接拘束本案中的诉讼当事人，而且对未涉讼的一般公众也有拘束力、引导力等特点。在该类型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地位极不平衡，极易使裁决不利于原告一方;而且现代诉讼的任务并非完全是私权纠纷的解决，它还肩负形成社会公共政策的神圣使命。如何衡平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地位，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并使法与世推演及时创设权利、设定义务，成为现代国家

所共同面临的课题。让检察院参与该诉讼，使其在社会公共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考虑。

2.对于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一般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不能发动再审，当然也不宜提起或参加诉讼。主要理由是:

第一，人民检察院参与一般民事案件，极易侵犯当事人的处分权，打破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对此，上述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发动再审权者的理由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人民检察院参与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违背诉讼经济原则。诉讼成本是设计民事诉讼程序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检、法两院和当事人对同一再审案件重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则有违诉讼经济原则。

第三，赋予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的发动再审权，不利于制止滥用申诉权的行为。众所周知，申诉状“满天飞”的状况是多年来困扰我国法院的一个问题。立法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权后，当事人向法院申诉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但若立法继续保留检察院对一般民事案件的发动再审权，申诉状“满天飞”的状况无疑会从法院转向检察院。这当然是我们在设计程序制度时不能允许的。

第四，赋予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的发动再审权，不利于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法院的裁判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司法对纠纷的最终解决，涉及到国家法律的权威。因此，世界各国主要是通过上诉审程序来纠正错案，而对改变生效裁判的再审则设定了严格的程序，即只有该裁判被认为有错误，且是比较严重的，达到了必须纠正的程度才予以再审。我国由于现行审级制度的缺陷和司法不独立以及法官素质不高等原因，造成了错案的大幅度上升。有错必纠的再审指导思想和多元化发动再审的主体进一步加剧了再审案件的无限扩大，造成了两审终审的名存实亡。因此，改革审级制度(即有原则意义的案件和重大案件实行三审终审)，严格控制再审程序的发动，提高法官素质应成为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

篇6：论改革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审判监督程序也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为了保障法院裁决的公正，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依法纠正错案，提高办案质量和法官的业务素质等，都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和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通过认真总结多年来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中确实也存在一些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种指导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重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充分体现了实体公正，尤其强调了个案的公正，使每一个案件都得到正确处理，每一个错案都得到彻底纠正。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非常理想的。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度，“有错必纠”强调过分了也会有副作用。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错案，错案的范围如何确定，错到什么程度就得必纠，这需要有一个明确、具体、合理的标准。其次，司法程序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一道程序，生效的判决、裁定是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确定，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其特征之一是具有稳定性、终局性，不可任意变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具有安全感，使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社会的发展也才有序。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内容之一即是当事人如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提起再审。从中不难看出，现行民事诉讼法从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出发，规定当事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提供证据，一审可以，二审可以，终审后发现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的还可以申请再审。这对于再审申请人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其权利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但是，这种规定的弊端也十分明显。首先，有违两审终审制原则。两审终审制的含义，应当包括案件的所有证据尤其是主要证据只经过两级法院审理质证;其次，为当事人制造假证创造机会。现实中，有些当事人在终审判决后，针对一、二审已经质证的证据，挖空心思地寻找能够推翻原证据的“新证据”。有的给原证人好处费让其推翻原证据，有的则采取威胁的手段令原证人提供“新证据”，而多数证人为了摆脱困扰而违心地推翻了原证据。对于法院来讲，对上述情况却很难查清，导致在再审审理时，陷入进退两难，极其被动的境地。可以说正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这一规定，才给予了当事人制造假证的机会。一般情况下，在一、二审审理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向法庭提交证据。如果在一、二审审理中有条件提交但没有提交，而在事隔一、两年后又向法庭提交的所谓“新证据”其证据效力令人置疑。一旦法院依据这样的“新证据”对原终审判决进行改判，极有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决;再次，不符合诉讼效率和成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诉讼效率和成本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没有必要的诉讼效率和成本，诉讼公正也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无从谈起。试想，如果当事人为了1万元的标的，打了几年的官司，其付出已接近甚至超过1万元的话，公正的判决结果对他而言又有什么意义?举证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做法，显然会大大影响整个诉讼的进程，降低诉讼效率和成本。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规定了举证时效制度，有的国家甚至还规定二审中当事人不得再举证，更何况二审终审之后呢?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对再审作如下必要的限制：

第一，一审判决以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权的不得申请再审。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设立二审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和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更充分、合理的保护，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监督审。一审判决后，如果当事人对判决不服，自然应当提起上诉，进入二审程序。如果当事人未上诉，说明其服判或行使了处分权，放弃要求上级法院改判的权利。所以一审判决生效后，若当事人又以原判决有错误为由申请再审，则不符合处分原则的要求，是对其权利的滥用，也是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一种损害，故此种情况不应当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

第二，终审后发现新证据的不能申请再审。如前所述，举证应有时效制度，否则既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也不利于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参照世界许多国家的做法，终审后发现新证据不应作为提起再审的理由。

第三，已经经过再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案件只能再审一次。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