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通用8篇）

篇1：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文章标题：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随着我国“市民社会”的初步建立和日趋成熟，民事主体循利而动，在民事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不惜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国有资产流失、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行业垄断，以及不正当竞争等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案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谁来代表国家和公众提起诉讼？目前，对于追诉

民事主体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问题上，我国法律在由谁作为诉讼主体行使诉权尚处于立法的“真空”状态。这种立法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某些当事人通过民事、行政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既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也不利于法律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诸如上述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发生后，因为没有适格的诉讼主体，或有关主体不敢起诉、不愿起诉，无力起诉、起诉不力，而使得国家、社会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由此可见，在我国建立保护因当事人违反行政法、民商法等私法而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的公益诉讼制度，并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众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已经成为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立法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以下，笔者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公益诉讼的起源和概念

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的程式诉讼中有关于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划分，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公益诉讼乃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以提起。到了近代，以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均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并可以上诉。在英美法系，公益诉讼制度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诉讼；另一种是由私人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个人的利益，以国家名义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

我国对于公益诉讼的定义，过去讨论较少，现行法律中也无任何规定，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也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我国诉讼法只规定有共同诉讼、代表诉讼和代理诉讼，除此之外，没有从诉讼的效果或诉讼的目的上划分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笔者认为：所谓公益诉讼，应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其主要的法律特征有：

1、公益诉讼是与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私益诉讼是因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而引发的诉讼；公益诉讼则是因保障国家或公共利益而引发的诉讼。

2、公益诉讼包括基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产生的诉讼即我国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诉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国家公诉”；以及特定的国家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民事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活动和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有关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活动。后者在我国立法上处于“真空”状态，本文的“公益诉讼”特指排除“国家公诉”外的公益诉讼。

3、公益诉讼应当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和公益行政诉讼。

二、赋予中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权的合理性

（一）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诉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将是一种抽象权力，而法律监督本身将必然是无力和苍白的。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对一切法律活动有权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均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最突出、最主要的职责是代表国家把被告人（刑事被告人、民事被告人、行政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和违法事实提供给法院，要求其依法进行审理和裁判，并对审理的过程及裁判的结果进行监督。刑事案件由于直接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的安危，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诉讼的诉权。对于检察机关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实施的对行政、民商事的法律监督，法律应当同等的赋予其相应的诉权。唯此，当民事主体通过民事行为、行政机关以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能够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提起诉讼，以达到起法律监督的目的。

（二）将公益诉讼权赋予检察机关是由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的。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军事机关。公益诉讼权从性质上属于司法范畴，将其赋予司法机关行使理所应当。我国的司法机关具体包括审判机关即法院和法律监督机关即检察院。若将公益诉讼权利赋予审判机关行使即由法院主动追究违法行为者的责任，必将违反“不告不理”诉讼基本原

则，从而陷入法律冲突的泥潭。故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有如下优点：其一，检察机关是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司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行使国家诉权，由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于法有据；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地位超脱，不易受干扰。其三，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

（三）赋予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权是由于公益诉讼自身性质决定的。首先，公益的特点就是涉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该类利益较公民的人身、财产利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不便把握性，个体公民或法人往往感受不到该类利益的存在，或者不能及时全面的感知因该类利益受到侵害而造成自身利益间接受损的状态，如基于行业垄断而造成的移动电话“漫游资费”居高不下等事实。其次，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额巨大，诉讼费用较高，个人往往无力负担，或者不愿负担；最后，公益诉讼案件取证较难，被告往往是大集团或行政机关，公民个人的法律专业水平无法与之抗衡，原、被告双方在实体地位、司法资源及诉讼手段上差距较大。在我国官本位思想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在行政诉讼中尤为明湿。故为了平衡原、被告之间的差距，将公益诉讼权赋予检察机关不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符合市场经济效益原则、能有效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国有资产流失、公害案件以及随着行政权的扩张等案件，侵害的不只是单独的民事主体，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公众，直至一个国家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若要求单个主体提起诉讼，其必然将承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不符合公平负担的原则。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代表，有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职责。由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人参与诉讼既符合其职能要求，又能简化诉讼程序，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彻底的解决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构建

笔者在撰写本文前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发现，目前不少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倾向于我国借鉴和发展英美法系公益诉讼的模式，构筑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为主，其他公益团体和社会组织公益诉讼为辅的公益诉讼制度。但笔者认为我国的公益诉讼权仅赋予检察机关更具合理性，其理由在上文中已阐明，在此不作赘述。

四、检察机关进行公益诉讼的范围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范围，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和现存的立法、司法体系，将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目前亟需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涉及国有资产流失，侵犯国家利益的案件。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侵害国家经济利益案件，往往对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交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而对已经流失的国有资产则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追缴。将该类案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通过启动诉讼程序，可以达到追究侵害人的经济责任、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的目的。

(2)公害案件。公害案件是侵害人因其违法行为造成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案件。公害案件多表现为环境污染案件：如擅自采伐造成资源的破坏性开采、毁坏风景名胜、违规排放污水、废气等案件。该类案件一般较为复杂，应当将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

(3)垄断案件。垄断案件多表现为不正当竞争案件，如公用企业的限定购买或不合理搭售行为、地方政府的地区封锁行为等引发的案件。目前在我国很多公用事业是由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垄断经营的，如供电、邮政、电信、铁路运输等等。消费者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将该类案件归由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范围也是十分必要的。

(4)其他损害公益的案件。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根据这一规定，检察机关应有权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社会和公共利益的合同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并依法追缴行为人非法所得，以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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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进入了一个整合时期，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需要得到法津规范的调整。这个时期的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司法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法院及法官的一些违法审判行为游离于检察监督之外，群众呼声较大；当审判公正出现问题时，人们对监督者的作用寄

予了更高的期望。所以强化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顺应社会的需要。

一、民行检察工作的现状

民行检察开展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八十五条至一百八十八条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做了具体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四条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做了规定。目前民行检察主要业务：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或监督起诉；其中只有抗诉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抗诉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有一定的强制效力；但其对审判工作仅仅是程序上的影响，在实体的判决结果上发挥不了监督作用，任凭你抗诉理由千千条，再审时完全可以置于一边。实践中，各级法院更是对检察监督采取或明或暗的抵制，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责难多于理性的分析和思考，甚至于心存抵触知错不改或者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被拖得精疲力竭，欲罢不能。这直接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效果。人们形容抗诉与再审冲突的现象：“你抗你的，我判我的”，早已向社会揭示了再审抗诉程序设计不科学所致的不良后果，不论抗诉再审若干，最终决定权也属于法院。特别是要纠正最高法院的错误裁判必须依靠最高法院自身。这样，法院实质上执掌的是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完整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异化为“以法院为准绳”。至于检察建议，法院更是爱理就理，不理便如同废纸。支持起诉工作由于没有法律依据，不仅要取得企业的配合，还要恳求法院的支持协助，其中不仅体会不到丝毫监督者的凛然，反而觉得为完成工作任务得到别人的帮助而欠了别人的情；这应该是监督者的悲哀。

二、完善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消除立法缺陷

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也是国家权利配置的结果,同时更具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但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规定的过于原则笼统，没有程序上的系统性；造成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要强化民行检察监督，使民行检察制度真正体现其价值，就必须从立法上完善法律监督程序，使民行检察监督有法可依，使操作程序系统、规范并趋于科学合理；为达到监督效果可否在立法上着重明确以下几点：

1、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对于某些损害国家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的民事行政行为，如果还没有启动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就无法对其合法性进行监督，这无疑是检察监督的“盲区”；公诉权是检察权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我国却无人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对此，我国立法应当考虑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我国《宪法》中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附带提起民事诉讼。据此推论，检察机关应当具有民行公诉权。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权理论在国外由来已久，并被许多国家所采用；在我国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就规定检察官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基于涉及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启动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因民事行政行为受到损害或可能受到损害，且无其他途径可救济的条件下，应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包括：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案件，诸如：资源保护、环境污染、重大责任事故等；损坏社会公共设施的案件；没有起诉主体或受侵害对象为群体的重大民事案件；涉及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政案件；均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

2、赋予检察机关可以参与民事诉讼全过程的权力。其目的在于：监督审判人员的审判行为，防止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有利于今后对已生效且有法定抗诉事由的案件提起抗诉，或为查办法官渎职犯罪案件获取相关证据。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除对明显的程序违法行为可以提出纠正意见外，在法庭上既不对法庭调查发表意见，也不参与辩论，同时也不能干预法官对审判活动的组织、指挥；即不能妨碍审判独立。检察机关享有参加民事诉讼的权力，建立了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开放性体系，可以排除审判人员违法裁判的侥幸心理；达到对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制约的目的。

3、强化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抗诉是我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确立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法定唯一方式。由于立法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笼统，造成了实际操作的种种困难。所以，应明确规定：抗诉案件的审限，审限规定是及

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基本保证。还应规定：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地位、任务及权限。最起码要明确规定：再审判决必须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做出明确合理的回答，以避免法院再审时脱离抗诉对其的制约关系。

4、授予检察机关监督执行的权利。执行活动是审判活动的延伸。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

里的“审判活动”不仅包括法院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还包括执行；因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行使一些实体上的裁判权，执行的作为与不作为，同样可能出现违法行为；因此，不应将检察监督从执行程序中剥离。

5、赋予基层检察院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现行民诉法设定的监督方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生效裁判、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情形的，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按此规定，唯有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才具有抗诉权，但上级检察院要直接、迅速发现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错误缺乏有效途径，必须依赖于下级院的提请，这样费时费力，增加诉讼成本。实际上，上级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法院也多采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作法。所以，应规定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由同一级检察院向同一级法院提出。这样规定也必将促使法院对检察建议的重视。

6、发挥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作用。应明确规定若检察院的抗诉法院再审后不予纠正，检察院仍认为法院裁判错误的，在当事人坚持申诉的情况下，可由检察院提请人大常委会通过论证、审议决定，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两院必须执行。

三、加强民行检察自身建设

我们在分析民行检察工作监督不力的外因时，也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目前民行检察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检察机关对民行检察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置不足。检察机关内部重反贪重起诉，精兵强将多安排在其中，对民行部门往往是凑个人数，以短期整合的民行队伍监督应对长期从事民行审判工作的法官，民行检察官队伍的政治素质、能力素质和业务素质需要提高。民行检察工作需要既精通民商、行政法，还要擅长侦查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在人力资源上一定要实行高配置。

2、民行检察的工作重点定位不准。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违反法律的判决、裁定的抗诉，二是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侦查、追究刑事责任。民行检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硬一手软，导至最终结果是被动地受制于人；在此局面下我们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查处上；对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者的惩处便是最好的监督。目前全国各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人员配备少，且大量精力放在寻找抗诉案源、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监督起诉等工作上，以完成上级院下达的岗位目标评比任务，致使在查处法官职务犯罪工作上没有力度；后果是抗诉案件数量上升，改判却很少，检察建议发出不少，往往与废纸无异；社会各界对监督的效果却并不认同，难以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监督效果。

3、民行检察的工作方式不当。一是充当一方当事人代理人的角色，绞尽脑汁替当事人找理由、寻证据，淡化监督理念。二是将刑事检察理念及工作方法带入民行检察，习惯于采用调查取证的方式去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刻意追寻案件的客观真实，忽略案件的法律事实，违背举证责任原则的理念。

针对上述问题，应在思想上提高对民行检察制度的认识，树立监督理念，不断的总结民行检察工作的规律；从法律上保障民行检察监督的有效性，用制度规范民行检察工作的健康发展；培养造就一支民行检察专业队伍，靠素质和质量树立民行检察工作的权威。

篇3：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一) 立法现状

民事执行是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环节, 缺少这一环节, 法院的审判结果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目前我国民事执行存在两个很突出的问题, 即“执行难”和“执行乱”。原因之一就是对民事执行问题缺乏强有力的监督。为解决这个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两个规定”:1998年7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和2000年1月的《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后者主要解决的是民事执行监督问题, 这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执行监督问题的重视。概括起来, 两者对民事执行监督的规定如下:其一, 监督主体是本法院院长和上级人民法院。其二, 监督范围是法院在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行政行为, 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执行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的职称和任职情况也进行监督, 监督的前提是前述行为不当、错误或违法。其三, 监督方式有四:一是指令, 即上级法院指令下级法院纠正不当、错误或违法行为, 并可通知暂缓执行;二是直接为一定行为, 即在必要时, 上级法院可代替下级法院作出相关裁定或决定;三是督促, 即对下级法院逾期未执行结案的, 上级法院应督促下级法院限期执行或采取相关措施。其四, 指定执行, 即必要时, 上级法院可指定下级法院执行某些案件。

(二) 不足之处

我国民事执行监督的立法存在很多的不足, 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督程序不明。首先, 监督程序的启动权限不明。监督程序的启动是监督主体依职权还是依当事人的申请?如果依职权, 监督主体如何发现问题的所在?如果依申请, 当事人申请的条件和程序又如何?其次, 监督管辖不明。依相关规定, 监督主体只有法院院长和上级人民法院。当事人向哪一个上级法院寻求救济比较合适?此外, 《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还规定, 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只是上级法院执行机构而非上级法院的监督, 这对监督的力度大打折扣。再次, 执行监督审查程序和决定程序不明确, 难以保证监督的公开、公正和效率。二是监督范围过于笼统。从前述两个规定来看, 执行监督的范围是执行过程中不当、错误或违法的裁定、决定或具体执行行为。何为不当、错误和违法?标准不明确。三是仅规定了法院系统内部的自身监督, 而党政监管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检察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当事人监督又特别是检察院的检察监督等外部监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这是执行监督立法上的一大缺憾。加之法院系统内部的监督力度不够, 执行监督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

二、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依据

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不是凭空想象, 它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我国人民检察院及其权力的特殊性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现实性是其理论依据;监督和制约民事执行权、保障民事判决的既判力、维护司法的终局性和法律权威, 保护执行当事人利益是其现实依据, 现实的需要是构建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直接动力。

(一) 理论依据

我国人民检察院及其权力的性质是大前提。检察机关及其权力的性质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目前, 我国对检察权的性质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二是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三是检察权兼具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性;四是检察权是一种独立权, 即法律监督权。关于检察权性质的前三种观点都是囿于“三权分立”的思想基础, 正因为它们跳不出这个思维的怪圈, 所以无法真正的确定我国检察权的性质[1]。本文认为, 我国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 其行使的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 理由在于: (1) 法律的规定。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其行使的检察权也应是法律监督权。可见, 我国人民检察院及其权力的特殊性源于法律的特别规定。 (2) 法治建设的需要。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时期, “法治就是对权力的制约, 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是限制权力, 没有权力的相互制约, 所谓法治只能是虚设的法治[2]。”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的行使正是权力制约的表现。 (3) 如果将检察机关认定为司法机关, 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检察机关与法院分享审判权, 与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相矛盾;二是会产生检察机关既是司法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双重角色, 从而导致检察机关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冲突[3]。人民检察院既是法律监督机关, 自然就肩负着对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监督职能, 这就为检察院监督民事执行问题提供了可能。

民事检察监督的存在是最有力的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问题在于:民事检察监督有无必要?“民事审判活动”是否包括民事执行程序?首先, 民事诉讼法是与刑事诉讼法平等的部门法, 既然有刑事检察监督, 为何不能有民事检察监督?人民检察院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 民事审判活动理应是其监督的对象。随着法治国家的建设, 民事检察监督不仅成为必要, 而且还要加强。其次, “民事审判活动”包括民事执行程序, 这符合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在民事诉法制定当时,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王汉斌主任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 (修改草案) 的说明》中指出:“执行是审判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 有效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从学理上看, 就民事诉讼而言,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大陆法系国家都将民事执行作为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4]。因此, 对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活动”应当作广义的理解, 即民事检察监督包括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从司法实践看, 应将民事执行程序纳入民事审判活动中。如果审判归审判, 执行归执行, 不但不能体现诉讼的完整性, 还会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 导致民事纠纷得不到解决, 最终不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总之, 民事检察监督的存在为民事执行监督的建立创造了最有力的条件。

(二) 现实依据

监督和制约民事执行权。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利[5]。”民事执行权也是权力的一种, 所以他也适用权力制约理论。有争议的是, 民事执行权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目前, 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共识:执行权兼有司法权和行政权双从性质, 既非单纯的司法权, 也非单纯的行政权;执行权在构造上由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组成, 前者属司法权, 后者属行政权[6]。不管它属于何种权力, 确定的是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时都要受到监督。在目前民事执行外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 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很有必要的。

保障民事判决的既判力、维护司法的终局性和法律权威,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既判力是指生效判决对法院和当事人的拘束力。判决的既判力需要法院、当事人甚至是其他案外人共同遵守才能得以实现。在民事执行程序中, 执行机构故意逾期不执行、错误执行或重复执行都是违背判决既判力原理的表现。而前述执行机构的不当执行行为, 光靠法院自身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建立强大的外部监督机制。检察院的检察监督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 因为检察院是我国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的检察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督促法院和当事人遵守判决既判力的作用。同时, 也使法院判决的内容得以实现, 有效的减少了当事人重复起诉的可能, 从而维护了司法的最终性和法律的权威。此外, 检察院对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是最有效的外部监督力量, 这也更有利于保护执行当事人利益。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构建

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 首要的问题是赋予该制度以合法性, 即通过立法形式确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 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其次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保证该制度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本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一) 立法建议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对民事执行的立法主要有两种方案:一是继续保持现状, 即将民事执行问题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编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二是单独设立《强制执行法》。不管最后采用哪种方案, 笔者认为都应当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立。首先, 在民事诉讼法中作总的规定。把民事诉讼法第14条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活动包括了从起诉到受理再到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其次, 不管采用哪一种立法方式, 都要把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管辖、范围、方式、具体程序等内容一并做出规定。此外, 可在人民检察院设立民行案件执行检察监督庭, 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立。

(二)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管辖

依照《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的规定, 国内外仲裁裁决、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裁定、专利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国务院各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和海关做出的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是执行的对象。在执行管辖中, 依级别看, 主要由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依地域管辖看, 主要由执行被申请人和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管辖。不管执行管辖如何, 民事执行监督的管辖实行同级管辖制, 即由执行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进行检察监督。基于上下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当事人从相关的人民检察院那得不到救济时, 可请求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采取相应措施, 督促其履行检察监督职能。

(三)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

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关键是要明确监督范围, 否则实践操作就会一片混乱。有人认为, 民事执行权由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组成。前者属于司法权, 应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而后者属于行政权, 由执行局自己解决。本文认为, 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行为均应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在此, 还要明确一点, 因为检察院的监督是有限监督, 所以其监督的范围只对执行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具体范围包括: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生效但违法的裁定、决定;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采取的违法的执行措施;执行人员徇私枉法行为。

(四)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监督方式

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主要是抗诉,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有相关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8月1日在《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中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为保证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其它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 不属于抗诉范围”。该批复将人民法院在执行中的裁定排除在民诉法第185条所确定的检察机关抗诉范围之外。由于该批复,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无法进行有效监督, 甚至是监督失位。我们应以基本法立法的形式改变这一批复, 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创造法律依据。监督方式因监督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具体有四:第一, 抗诉。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发生法律效力的符合法定情形的判决、裁定有权提出抗诉。这一规定也应适用于民事执行程序。所以, 在进行检察监督时, 检察院对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已生效的符合法定情形的裁定可以提出抗诉。这里的法定情形与民诉法第185规定的具体情形一致。裁定生效的时间也与民诉法规定的一样。第二, 监察建议 (包括暂缓执行建议) 。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一) 原判决、裁定符合抗诉条件, 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协商一致, 人民法院同意再审的; (二) 原裁定确有错误, 但依法不能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 (三) 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再审的庭审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 (四) 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其他情形。”其中的第 (二) 、 (四) 项规定就成为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民事执行工作进行监督的法律依据。从实践的情况看, 使用这种方式对民事执行工作进行监督也最为普遍。该方式既适用于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又适用于决定和具体的执行措施[8]。第三, 纠正违法通知书。该种监督方式在监督范围内都适用, 具有迅速、便捷、高效的特点。只要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错误, 检察院在查证属实后视违法程度可作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第四, 现场监督。现场监督适用于当事人申请检察院判员出庭监督和关系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的执行。关系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的执行, 人民法院要依法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

(五)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程序

程序是公正、秩序的保障, 所以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的监督要遵循一定的程序, 并且因监督的范围不同监督程序会有所不同。具体程序如下:一是抗诉程序。首先, 抗诉程序的启动。分两种情形:一是依当事人申请启动。这主要是指检察院没有现场监督而没有及时发现违法情形的情况。二是检察院依职权启动。这主要适用于检察院现场监督的情况。其次, 决定和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抗诉应当由有抗诉权的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第三, 抗诉书。人民检察院决定抗诉的案件, 应当制作《抗诉书》。《抗诉书》应当载明案件来源、基本案情、人民法院民事执行裁定情况及抗诉理由。《抗诉书》由检察长签发, 加盖人民检察院印章。抗诉书副本应当送达当事人, 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第四, 撤销和撤回抗诉。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不当的, 有权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接到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撤销抗诉决定书》, 应当制作《撤回抗诉决定书》, 送达同级人民法院, 通知当事人, 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第五,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确有错误的, 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9]。二是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程序。两者适用的范围基本相同, 不同的是后者比前者的效力更强, 一般在错误比较明显, 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使用。人民法院在收到检察院提出的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后, 执行机构应认真审查, 如果确有错误应及时纠正, 并把结果通知检察院。如果不采纳意见或认为行为没有违法, 也应把审查结果告知检察院。三是现场监督程序。检察院现场监督的前提是当事人申请或法院通知参加。在现场监督过程中, 检察院发现法院的执行活动违法的, 可视情况提出抗诉、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

摘要：民事“执行难”、“执行乱”是不争的事实。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出台了《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它加强了民事执行的监督, 使民事执行问题有所改善。但该规定所谓的监督只是法院系统内部的监督, 民事“执行难”、“执行乱”还是没有改变。因此, 有必要在法院系统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即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 包括监督管辖、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监督程序等内容。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监督范围,监督程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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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廖中洪.关于强制执行立法几个理论误区的探讨[J].现代法学.2006 (, 5) .

[8]孙加瑞.检察机关实行民事执行监督之程序设计[J].人民检察.2007 (, 13) .

篇4：试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法律监督；民事检察；民事诉权

0引言

民事检察行政监督制度指的是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之后，人民检察院对于其行政处理和诉讼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的制度[1]。当前，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导致某些案件的处理有失规范和公平性。因此，为了维护司法行为的公正，保证公民的正当利益，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积极投入到有关于民事诉讼工作的法律监督过程中，防止不公的裁决发生，这对于提升人民法院的办案能力、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和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礼仪具有重要的意义。

1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1部分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规定不够具体

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某些规定过于简要，以致于某些规定不够明确，不便于检察机构职能的行使。首先，对于检察机构来说，检察机构要想要进行案件的审查就必须要调阅相关的卷宗以便获得相关信息，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立法中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权利，导致检察机关调卷困难，不能正常地进行有关的案件检察工作。另外，关于调查取证的工作来说，检察机构也没有权利随便进行，只有在当事人无法自行进行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相关要求，但法院没有正当理由不予以调取时，才能够有检察机构出面，这样的流程对于检察机构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来说十分不便。其次，检察院进行监督的方式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2]。对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来说，如果检察院需要对于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进行监督，只有抗诉的方式才能实现。现有立法不支持抗诉以外的任何方式，没有法律的支持其职能和工作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只能按照现有规章处理。第三，抗诉的范围不明确。由于抗诉范围不甚明确，导致检察院和法院对于此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法院有一些相关举措是架空了检察机关对于执行和调节等方面的监督职能。如人民法院规定，已在执行中的裁定将被排除在抗诉范围之外，这就避免了这些案件的外部监督。但关于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力的行使范围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民事主体所产生的民事活动；第二，民事程序活动。这一规定与法院的规定有所冲突，将执行过程也容纳在检察范围之内，导致检察机关监督工作进行的困难。

1.2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总则和分则不能统一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规定，检察机关具有对于民事审判活动以及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3]。但该条文的界定过于宽泛不够明确，按照该规定来说，检察机关具有对于所有经人民法院办理的案件及其办案过程进行监督的权利。但在分则中却对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进行了细化和严格的规定，检查机关仅仅能够对于产生法律效应、有错误判断、裁定后进行抗诉的案件进行检查和监督，对于其他情况则不具有相应的权利。这种不统一导致了总则规定进行全面监督的本意变更为对于提出抗诉的案件进行事后监督的情况，这就导致民事检察监督机构执行职权困难的根本所在。

2完善民事行政监察制度的建议

2.1立法给予检查机关调查取证以及调阅卷宗的权利

针对以上检察机构调阅卷宗苦难以及调查取证程序复杂的现状，应该给予检查机关相应的权利，以此来保证抗诉的准确和有效性，对于司法工作进行有效监督并保证其公正性。但注意还是需要对于该形式该权利的范围作出具体规定，避免不必要的滥用权力导致相关人员的利益受损。

2.2明确抗诉的范围

从宪法和法理角度来看，国家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于我国法律进行监督的权利，为了保障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公平公正的统一有效实施，就不应该对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力进行范围的限制，其中也应当包括对于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民事执行程序虽然属于人民法院执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的行为，但是人属于司法行为的一部分，具有进行司法救济的权利。

2.3增加对于案件进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目前来说，检察机构只能涉入提出抗诉的案件，对于其他案件的参与则没有相应的权利进行支撑。但在此基础之上，对于需要进行检察监督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有权利提出民事行政诉讼和参与到民事行政诉讼的过程中去。民事诉讼是指对于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利益或者有关公民的重要权利时，在没有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代表国家将案件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情况。检察机关应当具有提出公益诉讼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同样需要有一定的执行范围，首先，案件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其次没有原告提起诉讼，但检查机关在其中只有代表诉讼的权利，不具有实体权利[4]。其次，对于民事诉讼的参与工作，在正式诉讼程序开始之后，检察机关认为其中涉及到国际和社会的利益，有必要对于案件的审理进行监督检察时，可以在其中发挥监督的作用，保证案件审理和裁判的公正合法。

3结束语

对于权力的运行应该要有一定的外部监督，只有建立了相应的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使得权力运行的规范和有效。如果忽视对于权力的监督，就有可能造成滥用或者错用权力的后果，导致腐败和独断行为的产生，对民事行政权也包括在其中。检察机关能够对于法律的执行和实施进行有效的监控，保证法院执行活动的合理规范、公正有效。但就我国现有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机制来说其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漏洞和问题，其中种种不明确的规定导致检察机关不能很好地进行法律检察工作[5]。为了保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必要的完善工作。

参考文献：

[1]张思卿.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98-3-10.

[2]任建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8-3-10.

[3]崔敏.论司法权的合理配置.诉讼法新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张晋红，郑斌峰.论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所及的范围.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8）.

[5]张晋红，郑斌峰.论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完善及检察机关民事诉权之理论基础.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8）.

篇5：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摘要：行政监督是现代公共行政管理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监督和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监督体制对于行政管理活动的正常运行，实现行政管理法制化，以及维护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的正确贯彻实施，促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勤政廉政，提高行政效能以及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经过长期发展已逐渐完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仍存在一些问题，使其积极作用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我们需要针对问题提出完善的对策，使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我国构建高效、权威的行政监督体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行政监督体制;问题;完善对策

行政监督是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是行政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治生活和行政管理中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列为“加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四项内容之一。所以在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

一、对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概述

公共行政学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对行政监督进行了定义。狭义上的行政监督，是指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主要是上级对下级）和行政系统内部专设的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活动进行的视察和督导。广义上的行政监督，是指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对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所进行的监督。简言之，就是对行政的监督。行政监督体制是指有由公共行政监督的主体、对象、内容、程序、方式、手段等要素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我国的行政监督产生于新中国成立时期，经过多年的曲折发展和建设，到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有效的中国特色的行政监督体制。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日趋规范，日趋完美，在监督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勤政廉政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地作用。从总体上说，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与我国的国情是相适应的，但是不可否认，在现实中行政监督体制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二、我国行政监督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行政监督的制度化、体制化发展在促进政府依法办事、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公务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国行政监督体系发展较晚，并且整个监督体系庞杂，行政监督制度尚不完善，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我国行政监督工作的有效性，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了许多明显的不足及问题。

（一）行政监督整体功能不强，缺乏合力

经过多年的不断建设，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全面、系统的多元化行政监督体系，监督主体、方式和渠道多，这是一个优势。但是由于多元监督主体之间的相互权责关系并没有完全理清处理，各种监督主体又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不够明确具体等问题，彼此又缺乏联系和沟通，造成了职责权限不清、职能要么交叉重复，要么监督缺位，以至于乱用权利力，推诿扯皮，互争管辖权等现象屡屡发生，这必然损害行政监督的权威和效率，削弱了监督机制的整体效能。

（二）行政监督立法滞后，法律法规不完善

行政监督必须依法进行，健全的监督法律体系是保证行政监督效能充分发挥的法律基础。近年来，我国在建立健全行政法制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完善和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和法规，为加强我国的行政监督职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行政监督立法不够完善，监督法律制度不足。具体表现有：缺失重要的监督法律、完善的监督法律体系和必须的监督法律法规；现有的法律中有关监督的规范不完善，缺乏明确的监督范围和监督程序；部分领域甚至有空白，一些监督主体的合法权益未得到保障，另外还存在着一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三）行政监督主体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任何权力制约机制的有效运行都毫无例外的取决于其地位的独立，独立性是行政监督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但是就我国行政监督的内部监督体系来看，行政监督主体的地位不独立，导致监督缺乏力度，从目前我国行政监督主体实际情况看，我国的行政监督机关受到同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这种领导体制，易导致行政监督主体的缺位、监督功能错位等现象，严重制约了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四）行政监督形式单一化，重事后监督，缺乏预防监督

行政监督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应该遵循经常性联系性的原则，贯穿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全过程。依据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实施监督的阶段不同，行政监督可以划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三个阶段，只有三者全方位有机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监督方式比较单一，监督主体一直将监督工作的重点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忽略了预防和控制，没有把预防为主作为行政监督工作的根本目标，同时又缺乏应有的控制力度，以致造成行政偏差过多，陷入被动消极的不利局面。因此，有效的行政监督应该是问题发生前的预防和控制，建立起对行政权力使用过程的全方位监督机制，使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三为一体，提高监督效能。

（五）行政监督开放性、透明度不高，公民参与意识不强

在我国行政活动的公开化、透明性不高，使“暗箱操作”、“报喜不报忧”等现象频频发生，造成政府公开的缺失和非透明，最终导致监督信息的不平等、渠道不畅通，使行政监督难以发挥实效。此外，公民的参与及监督意识不强，当公民的利益受到主管行政机关的侵犯时，不能正确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监督权利。

（六）部分行政监督人员素质不高

行政监督人员是行政监督工作的具体承担者和实施者，提高行政监督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人员的素质。从总体上说，我国行政监督主体的人员结构、知识层次、能力水平比较好。但是部分监督人员仍需提高，存在一些问题：一些行政监督人员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不高；思想素质不到位，办事不坚持原则、贪污腐败、监督不当等，这些问题阻碍了行政监督的有效开展。

三、完善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对策分析

（一）建立行政监督体制的协调机制，增强行政监督的整体合力

只有当行政监督体系发挥整体效能时，才会加强行政监督的力度和权威。因此，要建立内部与外部监督体系的协调机制，使各系统的监督主体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形成合力，才能取得良好的监督效果。具体做法有：通过立法出台有关协作方面的制度，有力地保障监督机构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调；建立综合性协调机构，负责对各监督主体的监督目标和活动过程进行总体把握、具体指导和综合协调；建立严谨的监督网络，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便利条件，互通信息，联合合作，增强我国行政监督的整合性。

（二）健全行政监督法律体系，实现行政监督的法制化

行政监督立法是依法实行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既是对行政监督权力及其行使的规范，又是对这种权力及行使的保障。所以，加强行政监督方面的立法，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的体系，能为积极有效的行政监督提供基本的规范程序，做到有法可依，减少监督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这是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我国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行政监督的职责、地位以及工作程序等，使之更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为依法实行行政监督提供基本的规范程序和保障。

（三）提高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有效的行政监督必须要求监督机构相对于被监督机构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受监督对象的制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实践证明，我国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体系实行的双重领导体制在发挥优势的同时，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又易受人情关系的影响，从而使监督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所以，应该建立并实行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外部监督体系，提升行政监督部门的地位，将其从行政机关中独立出来，保证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四）构建全程行政监督体系，注重事前的预防和事中的监督

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要改变“亡羊补牢”的做法，在实际的监督活动中，把好入口关，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这是行政监督的根本任务所在。要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有效结合，既做好预防工作，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最终提高行政监督的效能。

(五）增强行政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完善监督机制

政务公开是指在国家政务活动中，凡是涉及公共事务、公共服务的事项，只有不属于国家机密都应向社会和群众公开，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我们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对内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有效监督政府。对外加强宣传，让公民增强参与意识，同时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让人们知道监督什么、怎么监督和坚决曝光违法乱纪行为，真正做到行政的公开和透明。

（六）加强行政监督队伍建设，提高监督人员的职业素质和道德素质

行政监督是通过行政监督人员的工作来实现的，要提高行政监督效能就必须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建设行政监督的高水平队伍。一方面，行政监督人员要提高理论知识水平，可以通过培训学习提高工作业务能力，更好的服务于人民，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做事将原则，有道德责任感，培养高尚的行政伦理精神，最终提高行政监督工作的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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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开展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收到了实际的效果，发挥了诉讼法律监督的作用。同时，现行民事检察工作在立法和实际操作中的存在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有待于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现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现行民事检察制度的局限性和立法上如何进一步完善作一些肤浅的探讨。

一、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立法上的局限性

1、现行立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相互矛盾。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诉讼检察的规定，总则和分则不相一致。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规定的范围十分宽泛。但是，在分则中，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又十分狭窄。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由于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仅仅按照分则的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放弃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全面监督，有悖于总则规定的精神;然而，按照总则的规定实施全面监督，则没有分则的法律依据。

2、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过于狭窄。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完整的抗诉权是将法院全部的判决、裁定、调解都置于监督之下，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裁定、调解和二审判决、裁定、调解都可以抗诉，而不论其是否生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权，并不是完整的抗诉权，而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按照这样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二审判决、裁定和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是所谓的“事后监督”。同样，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也没有监督权，而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和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判决可以提出抗诉，那么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调解检察机关也应有权提出抗诉。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却没有赋予机关此项权利。这些充分说明现行民事检察工作中的抗诉权过于狭窄，是不完整的抗诉权。

3、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权过于狭窄。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职能既然是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那么，就不应当仅仅享有抗诉权，仅仅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中的生效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面监督。这种全面监督，不仅仅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包括对起诉至判决、裁定、执行全部活动的监督，以及对重要的民事案件参与诉讼的权力和对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益的案件的起诉权。这样的民事检察监督，才是完整的法律监督。然而，现行立法除了赋予检察机关所谓的“事后监督”的抗诉权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在这样的立法面前，无法实施全面的法律监督职责。

二、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实践中存在问题

1、民事抗诉案件的审限太长。现行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抗诉案件再审期限，人民法院接受抗诉案件后“久拖不审”、“久审不决”，明显造成抗诉案件周期长、速度慢的现象，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裁判，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检察机关的权威，一些申诉人也因此对向检察机关申诉失去信心，这也是民行检察部门案源不足的原因之一。

2、对妨碍民事检察的行为缺乏强制措施。实践中，妨碍民事检察的行为时有发生。如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对诉讼参与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进行侮辱、诽谤、殴打或者打击报复、不配合检

篇7：试析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乌兰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这次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执行检察权。执行检察监督是对法院执行活动最有效的监督途径，应当遵循民行检察工作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根据实践需要，应适度扩大执行检察监督范围，规范监督方式，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和规范化建设。

论文关键词 执行检察监督 监督范围 检察建议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现，民事执行是民事法律得以实现必不可少的形式和途径，是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确立和展示的纽带。近年来，各地民事执行工作都存在“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主要包括怠于执行、执行案外人财产、增加被执行人以及执行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近些年来，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在民事执行监督这个领域进行了许多有效的尝试和探索。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文件，在部分省、市、自治区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同时对执行检察监督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规范。人民检察院在国家司法体制中的独立地位和在诉讼活动中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它对民事执行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应当说，作为专门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是最为有效的监督方式。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基于法律监督职责，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决定及执行行为进行监督，并依照法定程序要求人民法院对执行活动中的实体和程序瑕疵予以矫正的司法制度。今年8月份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235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执行检察权，使得检察机关开展执行检察监督拥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仅用一个条文对人民检察院的执行检察监督进行了授权规定，对监督范围、方式、程序、权限等一些具体问题还应进一步论证和细化，使这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取得更好的监督效果。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依据

《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因此，我国的检察机关是行使国家法律监督权的专门机关，有权监督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与执行。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其实质是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在民事执行活动中的体现与落实。

在这次修改之前，《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人民检察院有无执行监督权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该条中“审判活动”的理解上，即“审判活动”是否包含了执行行为。笔者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法官在执行阶段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失职渎职等行为拥有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方面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在追究民事执行人员的失职或滥用职权行为时，必然要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相关审查和监督，对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就成为该法的应有之义。可以说，从刑事法律角度来讲，早已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行为的法律监督权。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民事诉讼法》第14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将民事执行活动正式纳入检察监督范围。

之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主要集中在民事抗诉再审后的诉后监督领域，主要对法院的裁判结果进行监督。应当说，将检察监督延伸到执行监督领域，对法院的裁判结果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是检察工作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必然需求。审判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要在法院的审判和执行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和正义的精神。豎如果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在执行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必然会损害审判公正，进而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和信心。审判程序的结束只是当事人实体权利获得了法律上的确认，权益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当事人的自动履行或法院的强制执行。当前，能够自动履行的案件并不多，多数实体权益的实现更依赖于执行程序的保障。豏执行检察监督的专门性、专业性和针对性决定了其成为对法院执行活动最有效的监督途径。

二、明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定位和基本原则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对象是人民法院及执行人员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活动。检察机关开展执行检察工作，必须准确把握职能定位，坚持检察监督不能代行执行权的基本要求。执行检察监督作为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一项延伸和拓展，应当遵循民行检察工作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

（一）规范监督原则

开展执行检察应树立规范意识。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履行执行检察监督职责，监督程序、监督方式及法律文书都要有明确的依据和规范，避免随意性。

（二）居中监督原则

执行检察监督是以公权力监督公权力。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执行监督职责，既不代表执行案件当事人，也不代表人民法院；既不能代行执行权，也不能与法院共同执行或协助法院执行。

（三）有限监督原则

执行检察监督应当适度。凡属法院自由裁量权范围的事项，如证据的采信，实体法律问题的决定等，检察机关不得干预。检察机关执行检察启动的时机和采取监督措施的强度都要适当，避免干涉司法独立。

（四）同级监督原则

执行检察应主要实行同级监督，即执行监督的检察机关与执行法院级别相对应，改变现行的抗诉监督的上级监督模式，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公平和效率成为了法律最为核心的价值。将民事执行案件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并实行同级监督，正契合了当代社会公平和效率相平衡的法律价值观。

三、适度扩大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范围

根据“两高”会签文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监督主要集中在以下五种违法情形：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期限未将款物给付申请执行人的；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当事人、案外人的书面异议、复议申请作出裁定的；无正当理由自立案之日起超过两年未采取适当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提供了足以保障执行的款物，并经申请执行人认可后，仍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实践中，民事执行监督案件主要集中在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但法院怠于执行或者执行不力的（尚未超过2年）；超标的执行的；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的；执行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为更好的适应民事执行领域维护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有必要适度扩大目前的监督范围。民事执行监督的范围主要应包括人民法院执行民事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仲裁决定以及公证文书等活动，具体包括执行裁定、执行决定和执行行为。考虑到目前执行检察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很多具体工作内容还需要逐步探索，笔者建议在目前的五种情形之外，增加对超范围执行；执行案外人财产；执行人员不作为；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等措施；执行人员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几种情形的监督，以适应目前的形势需要。

四、规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在监督方式方面，民事执行监督应以检察建议为主，暂缓执行通知书、促成和解、移送犯罪线索等其他方式为辅。

（一）规范使用检察建议

对于执行裁定、决定及具体执行实施行为中确有违法和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问题的，检察机关可及时采取检察建议的方式指出法院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执行法院和执行法官及时纠正。检察建议的运用方法相对比较灵活，可以自由掌握，也便于法院接受。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违法情形拟发出检察建议的，应当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并以书面形式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人民法院应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依据和理由以书面形式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回复有异议的，还可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

（二）暂缓执行通知书

对于执行后可能出现执行回转困难或根本无法实现执行回转的案件，以及案外人遭到错误执行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可以向法院发出《暂缓执行通知书》，尽量减少被执行人因裁判错误或执行错误而可能遭受的损失。检察机关的《暂缓执行通知书》一经送达，法院即应暂缓对本案生效裁判的执行。

（三）促成和解

检察人员在审查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如发现执行法官在执行过程中，未尽力进行执行和解或当事人双方有和解倾向的情况，可主动联系双方当事人，积极参与并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解决实际纠纷矛盾，实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四）移送犯罪线索

在执行监督工作中应注意收集和发现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在监督工作开展过程中，发现涉及执行工作人员涉嫌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线索，及时移送相关职能部门。

在办理执行监督案件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享有调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即有权调阅或复制人民法院的卷宗、审查案卷材料、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检察机关受理执行案件后，认为有必要的，有权向法院调取相关卷宗，法院应当迅速、及时地提供卷宗。检察机关在监督过程中，有权就当事人申请的或自己认为必要的情况展开调查和获取有关证据。检察机关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如询问、查询、录音录像、拍照、复印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予以配合。要注意的是，此时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并非没有限制，法院不能依职权调查的，检察机关也不能调查，否则势必打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衡。

五、加强民事执行检察工作机制建设和规范化建设

民事执行检察工作和其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有着一些共同特征，但也有其自身的不同特点。要将这项工作顺利向前推进，必须根据其自身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和规范化建设。要建立健全执行监督办案机制和考核考评机制。首先，应制定适应工作需要的办案流程，包括受理、立案、审查、决定监督、发出法律文书、后续跟踪监督等程序和环节都要具体、明晰。其次，要有相对统一的法律文书格式，统计报表和相关工作制度也要健全。再次，要设计、实施一套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民事执行监督工作考核考评体系，考评项目、考评标准及分值都应规范和细化。科学的考核考评体系不仅能够进一步强化上级院对下级院执行监督工作的领导和指导，还能够为下级院指明这项工作的重心和发展方向，起到对工作的引领、促进作用。最后，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与人民法院信息沟通交流机制。开展执行监督要特别注重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及时协调解决好监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才能够保证执行检察权在合法、合理、健康的轨道上运行。

参考文献：

篇8：论我国民事再审检察监督的完善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近年来民事再审程序在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逐渐加重,我国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民事再审监督制度,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了检察院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监督保障机制。目前我国检察机关行使再审检察权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其一,通过抗诉行使检察监督权,其二,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检察建议。2012年民事诉讼法对于审判监督制度的修改增加了第209条、第210条,并且完善了第211条,由此可见我国对于民事诉讼程序中再审检察监督的重视。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也将法院的调解书纳入了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的范围内,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共同构成了我国民事再审检察监督制度,二者在民事再审监督的司法实践活动相辅相成。

二、比较法视野下我国民事再审检察制度现状的缺失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构建的目的是使存在错误的民事裁判能够及时得到救助,维护当事人权益,保证民事诉讼的公正,但是从目前我国再审检察监督工作现状来看,检察机关对抗诉权的行使会与人民法院生效民事法律文书的既判力相抵触,也可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诉权行使。

我国在现阶段的民事诉讼法立法中对于再审的法定事由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对再审事由限定的不严密导致再审程序的频启动,不仅破坏了民事诉讼程序的稳定性也侵害到有效民事裁判既判力的权威地位。再审事由并没有得到严格合理的限制,如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对于此处的“新证据”的“新”要怎样判定呢,同一法律条文中关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规定,对于此处的“确有错误”又是应该如何来认定呢,确实存在什么样的错误才能提抗诉或再审建议呢,如果任何错误甚至是对裁判结果和性质毫无影响的错误也要提起再审的话,那可就大大地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了。“重实体、轻程序”的潜在理念在再审事由的认定中也有所体现,从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许多再审事由的要求都是实体性事由多过程序性事由,在一些其他法治建设比较完备的国家,程序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都是收到同样重视的。

再审建议是由人民检察院对原审民事案件的作出有效裁判的同一级的人民法院提出,用“再审建议”这种带有商讨性质的方式来建议人民法院启动再审,那么人民检察院提出这个再审及建议之后,那么对于法院的后续是否才能和反馈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对此人民检察院需要后续的监督手段。

三、我国民事再审检查制度完善对策与实现路径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在司法活动中的实际应用依然存在很多阻碍和困难,我们需要突破固有思维,从多重角度出发,改进固有的再审检察监督方式和手段。首先,我国许多普通公民在参与民事案件中会产生诸多不解,可以采取多种手段使更多基层群众了解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运行,向公民讲述民事案件的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适用范围、申请条件和申请办法等信息,以便群众更方便、快捷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多种渠道在检法机关、法律援助工作单位设立宣传栏,积极展开普法宣传,使基层司法机关与人民群众保持沟通联系。其次,需建立健全检法机关的内部联系体制,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提出再审后,其后一系列的一些审查、复核、决议等司法活动中均有检、法机关工作的相互涉及,及时满足法院、检察院之间的沟通协调,更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工作效率。

为了保证在再审监督程序中法院和检察院对司法工作有更好的配合,可以建立在检察机关提出再审建议以前的法院与检察院的意见交换机制,改善再审检察建议经常被忽视的现象,保证再审建议的法律监督效果。在司法工作实践中,构建民事再审案件的事前交换意见机制,这样能够促进检、法两院之间通过沟通对再审案件达成一些共识,促进检、法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在日后的司法工作中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不仅可以实现再审检察建议最初设立的目的和价值,也是使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再审建议的有效方法,为完善再审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维护再审程序稳定做了铺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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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卫平.再审事由规范的再调整[J].中国法学,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