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法律资讯】如何申请检察院抗诉

【最新法律资讯】如何申请检察院抗诉（精选5篇）

篇1：【最新法律资讯】如何申请检察院抗诉

【最新法律资讯】：如何向申请检察院抗诉

【现状】：

面对已经发生效力的民事判决，如果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应当走什么样的救济途径？很多律师首先想到的途径便是向法院提出申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但这种再审的后果如何？如果法院不受理或者通知不予受理再审怎么办呢？当然，除了向法院申请再审外，另一条途径则是向检察院提出申诉，申请检察院依照职权发挥审判监督职能，向法院抗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但是，根据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法院的实践，当事人如果不服生效判决，向省一级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的，以及对受理申请再审的法院不予受理等的情况，最高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会让当事人先向省一级检察院申请抗诉。

【依据】：

最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申请抗诉程序】

(一)检察院受理

当事人决定申诉后，应向检察院提交申诉材料，检察院会在收到申诉状后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送达是否受理告知书。如果做出受理决定，检察院应在受理之日起7日内分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1、不服同级或者下一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裁定的，移送本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处理;

2、下级人民检察院有抗诉权的，转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处理;

3、依法属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主管范围的，移送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处理。

(二)检察院立案

检察院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应做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书。如果检察院决定立案的，则会通知申诉人和其他当事人。其他当事人可以在收到《立案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提出书面意见。检察院应当在立案后调(借)阅法院审判案卷，并在调(借)阅审判案卷后三个月内审查终结。如果检察院决定不立案的案件，应当通知申诉人。

(三)检察院审查

检察院立案以后，会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审查。对于审查终结的案件，检察院的应当分情况作出是否提起抗诉的决定。立案审查期一般为自调（借）阅法院审判案卷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复杂疑难的案件为六个月内。

(四)检察院提请抗诉

对于同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经检察院审查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会提请上一级检察院抗诉。如果检察院认为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将做出不提请抗诉决定，并在作出该决定之日起5日内送达《不提请抗诉决定书》。对于检察院做出不提请抗诉或不抗诉决定的申诉案件，当事人再行申诉的，检察院不再受理。

(五)再审开庭

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受理抗诉的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提出抗诉的检察院可以指令再审法院的同级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

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副主任张洪 律师

电话：***地址：成都市营门口路88号四威大厦A座13楼3号

篇2：【最新法律资讯】如何申请检察院抗诉

面对已经发生效力的民事判决，如果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应当走什么样的救济途径?一种是向法院提出申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另一种则是向检察院提出申诉，申请检察院依照职权发挥审判监督职能，向法院抗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也就是申请检察院抗诉。那该如何来做呢?这就需要了解申请检察院抗诉的条件、理由、抗诉程序。下面，华律网小编将详细介绍这些知识，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

一、检察院受理民事申诉的条件

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的规定，对于已经生效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诉：(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二、民事申诉的理由

因为申诉的对象是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的民事判决、裁定，这要求律师应当具有扎实的民法学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样才能发现法院所做判决、裁定的错误之处。因此，在民事申诉请求中，应当针对法院做出的生效判决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充分的理由，这样才有可能说服检察院向法院提出抗诉，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的理由为以下情况之一：

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不足的;

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可能错误的;

3、原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4、有证据证明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行为的。因此，律师在提交给检察院的申诉状及申诉材料中也应当围绕这几个关键点。

三、提出民事申诉的程序

我国《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如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可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这项申诉权利没有诉讼时效的限制，因此可以说是当事人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

(一)检察院受理

当事人决定申诉后，应向检察院提交申诉材料，检察院会在收到申诉状后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送达是否受理告知书。如果做出受理决定，检察院应在受理之日起7日内分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1、不服同级或者下一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裁定的，移送本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处理;

2、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抗诉权的，转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处理;

3、依法属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主管范围的，移送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处理。

(二)检察院立案

检察院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应做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书。如果检察院决定立案的，则会通知申诉人和其他当事人。其他当事人可以在收到《立案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提出书面意见。检察院应当在立案后调(借)阅法院审判案卷，并在调(借)阅审判案卷后三个月内审查终结。如果检察院决定不立案的案件，应当通知申诉人。

(三)检察院审查

检察院立案以后，会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审查。对于审查终结的案件，检察院应当分情况作出是否提起抗诉的决定。立案审查期一般为自调(借)阅法院审判案卷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复杂疑难的案件为六个月内。

(四)检察院提请抗诉

对于同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经检察院审查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会提请上一级检察院抗诉。如果检察院认为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将做出不提请抗诉决定，并在作出该决定之日起5日内送达《不提请抗诉决定书》。对于检察院做出不提请抗诉或不抗诉决定的申诉案件，当事人再行申诉的，检察院不再受理。

(五)再审开庭

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受理抗诉的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提出抗诉的检察院可以指令再审法院的同级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

篇3：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请求抗诉事项：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2014)高行(知)终字第2464号行政判决书，特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法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直通车可以作为描述其服务特点的标志使用”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高行(知)终字第2464号(第6、7页)本院认为“:……争议商标为“直通车”文字，在各种服务上使用该文字，说明了服务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不管是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保险服务，还是其他类型的服务，均可以作为描述其服务特点的标志使用，因此属于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 4)一中知行初字第1501号(第5页第7段)“ 本案中，因相关公众对于“直通车”所具有的方便快捷的含义具有认知能力，而对于服务行业而言，方便快捷显然是很多服务的特点，对于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保险类服务亦不例外。”上述法院认定“直通车”在各种服务上使用，说明了该服务的特点，保险亦不例外。

《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依据《商标审查标准》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的标志是指：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质量、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主要原料、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功能、用途、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重量、数量。依据2 0 0 1年《商标法》及《商标审查标准》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错误如下：

1、依据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其中“仅仅直接表示指定服务的特点”是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的必要条件。根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解释：商标的显著特征，是指商标应当具备的足以使相关公众区分商品来源的特征。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商标，才应被认定为缺乏显著性。所谓“仅仅直接表示”，是指商标仅仅对所指定使用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具有直接说明性和描述性的标志构成。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回避了“仅仅直接表示”，更无表明保险类服务的特点与“直通车”及其喻意方便快捷的关联，无事实证据认定直通车商标属于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2、申请人“直通车”商标注册证显示，该商标的核定服务项目(第36保险类)内容为：事故保险、保险经纪、保险、火灾保险、健康保险、海上保险、人寿保险、保险咨询、保险统计和保险信息等。依据分类注释指：“与保险有关的服务，如保险代理人或经纪人提供的服务，为被保险人和承保人提供的服务”。保险本质上是保障，是补偿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在人身保险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金金的一种经济补偿行为，保险类服务特点是基于其本质所表现出的特点，直通车或其喻意的“方便快捷”与保险类服务特点毫无相关，国内外任何权威的文献和文件中，均未发现说明直通车的本意或其喻意“方便快捷”是保险类服务的特点，由此可见，“直通车”完全不是第36类保险核定服务项目的特点。

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知行字第125号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书(第4页3、4段)认定的事实即“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表明直通车一般表示各种服务的特点”、“直通车并非直接表示保险类服务的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关于“争议商标为直通车文字，在各种服务上使用该文字，说明了服务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不管是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保险服务，还是其他类型的服务，均可以作为描述其服务特点的标志使用”的事实依据是完全错误的。

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以“直通车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以“直通车亦属于对保险类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上述二者将“直通车”认定是“商贸用语”及“保险类服务其他相关特点”，不仅事实认定错误，且未经质证，擅自扩大法律规定范围，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段指出“直通车不仅是描述保险服务行业特点的标志，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因此也可以构成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判决书提出“商贸用语”的观点并未经过质证，并不是商评委裁定书的事实依据，甚至在商评委长达1年半的质证过程中，人财保险公司也一直强调“直通车直接表示了保险服务的特点”，并未提及“商贸用语”的任何事实依据，这在商评委裁定书中完全可以看到，因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商贸用语”的理由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商贸用语”能否注册为商标，依据《商标审查标准》第二部分商标显著特征的审查第五条“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第九款规定是指：本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或者标志不能注册为商标。在商标争议的质证阶段，已证明直通车不是保险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通用名称或者标志，依法注册有其合理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将“商贸用语”不能注册的情形在《商标审查标准》是指“本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或者标志”混淆为“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依此扩大法律适用范围,认定构成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错误的。

篇4：提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马某。

申请请求：申请人不服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判决书，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适用法律，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基本情况概况：

申请人及其丈夫孙某与李某之间长期存在煤炭买卖业务往来。申请人系以自己承包的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方便考虑，申请人（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也曾委托李某代为在包头地区办理煤炭的发货、结算等业务。

2002年起至2005年9月业务终止，申请人与李某双方往来业务大约在200万元，李某结欠申请人款项。

因往来业务繁多，帐目混乱。2005年9月30日，李某就双方往来进行对帐。对帐清单中，就双方存在的争议，双方确认为：

1、关于03年12月24日至30日中，李某有否从农行包头市昆区支行汇出过15万元给申请人；

2、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的17万元，由李某去核查。

2005年10月2日，双方又在无锡市石塘湾派出所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李某回包头查昆区农行由2003年12月份孙（指申请人的丈夫孙某）汇出的15万元的单据，如查出单据是孙汇出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孙全部承担，如查不出此款的单据，一切由李某承担损失及此款。双方同时在协议书中又约定“青山农行孙某的款项单据金额为17万元，由李拿出未拿此款证据为依据，如果李拿不出依据，由李承担；如果拿出依据，由孙承担”。

上述协议订立后，李某未提供证据，又不归还争议款项。申请人即于2005年12月12日，向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006年7月6日，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05）民二初字某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申请人不服，提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某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

二、上述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

1、对双方有关17万元货款的争议，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

一审诉讼中，法院认定2004年1月7日，孙某（申请人的丈夫）开设的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有取款17万元的事实，并认定该17万元款项被孙某提取。对此，申请人认为，一二判决根本无视申请人与李某已有的约定。

依据双方9月30日的对帐清单以及10月2日的协议书(为表述计，下文对前述对帐清单及协议书统称为“协议”)内容，双方对孙某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曾被提取17万元的事实无争议，而争议焦点是：李某否认最终系由其实际获取了该17万元，因而双方的对帐单以及协议书均约定由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因此，根据如前约定，说明双方并不确认系孙某最终获取上述17万元，相反是要求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举证责任确定给了李某。

既然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应由李某负责去核查以及提供证据，那么，在诉讼中，相关的举证责任，也应当由李某来承担。

而现一二审判决均不顾如上协议约定，没有安排正确的举证责任分配，仅从常规角度出发，却要求申请人举证，此违反了上述协议的约定，违反了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导致了案件的错误判决。

现申请人在二审判决后，经过努力，就17万元的款项去向，取得了重要的证据，已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申请人获取的证据表明：

2004年1月7日当天，李某与孙某从银行取出17万元后，李某将款项直接解入申请人的业务单位某公司，该公司即作为申请人的预付款入帐，而2004年3月16日，李某即以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将该款取走。而李某前述取款并未经过申请人同意，该17万元的争议款项，系被李某个人非法占有。

2、关于15万元的争议，一二审法院违反证据认定准则，以推断代替事实，其对事实的认定缺乏依据、毫无说服力，错误适用法律，致成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上述协议，有关15万元的争议焦点应该是：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李某有没有从昆区农行汇出过15万元。上述两份书证，均为李某亲笔书写，应认定为其内容是得到李某的充分考虑和认可的。

但，原审中，李某提供了2004年1月12日向申请人付款15万元的存款凭条，以此作为已经支付15万元款项的证据，并辩称，订立协议时记忆错误，实际不是2003年12月付的款。

上述李某的举证显然达不到举证目的，因为：第一，双方争议焦点是在明确的时段内李某是否存在付款的事实，而现李某之举证并非所指时段；第二，两份书证均已以文字表述很清楚的约定时段，而李某却后以记忆出错为借口，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但遗憾的是，一二审法院竟然认同李某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辩解，认定了系李某记忆差错合理，及认定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即为协议书上约定的付款。一二审法院该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完全违反证据规则。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及根据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现李某在上述二份协议中均确认对诉争15万元系由其提供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的付款证据，而现李某反悔认为诉争付款时间并非协议所述时间。如依李某此反悔，则原协议约定则属对李某不利之事实，李某即应提供证据以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但李某并未提供有关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证据，故李某此反悔不能成立，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正确的。

而且，根据法律逻辑，李某首先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其再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而现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因而其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李某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并不能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及其反悔是准确的，不能反果为因。

特别提出的是：

A、根据上述诉争17万元实际由李某提取的事实，李某地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其为人如此缺乏诚信，何以能够认为其上述反悔所述是真实的？

B、上述协议并非仅有一次，二次协议约定均一致，李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何以二次均错误认识？由此可见，李某反悔所述也违反基本的行为惯例。

C、如果李某认为其对上述二次协议是错误的意思表示，此即属于法律意义的重大误解。对该重大误解，在本案诉讼中，李某不能仅提出抗辩，而应依法在上述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李某未提出反诉及另行诉讼，其该抗辩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均系错误认定事实和错误适用法律，申请人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法律及检察机关应有的公正和尊严。

此致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马某

xxxx年xxx月

三、被申请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起诉的被告主体有误。

被申请人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协议书是武安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与武安市顺义庄仁达铁矿等各矿之间签订的合同，被申请人张**是武安市顺义庄仁达铁矿的代表人。申请人是武安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的代表人。原、被告个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是代表各自的铁矿签订协议。是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各自所代表的铁矿承担。

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是“其他四矿井以每井口10万元支付仁达主井”，而不是张**个人支付张**个人10万元。

武安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是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４０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１）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基于以上事实和法律的规定，该案应当以原、被告各自所代表的铁矿企业为原、被告进行诉讼，本案原、被告均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

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简称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方，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晋城金驹集团机修厂总公司劳务服务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树田，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诉申请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简称一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由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晋市法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申请人现有确切证据证明原判决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特请求贵院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再审决定。

请求抗诉事项: 请求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晋市法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重审。

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终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被申请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法院没有理顺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导致判决错误的主要原因。

2000年3月20日，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在城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工程招标中中标，承包了位于北石店镇北石店村的一套住宅楼的建筑工程。同时，中标通知书中对工程的建筑面积面积和总造价都有明确的数额，双方同时签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后在施工过程中，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委托项目经理郑超负责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的协调和管理。城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委托晋城金驹集团机修厂总公司劳务服务公司负责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的协调和管理，并且代理给一公司预付工程款。此后，在施工过程中，晋城金驹集团机修厂总公司劳务服务公司确实并代支付了部分工程款项，但因工程总款项未全部付清，工程无法验收，致使该工程未能交付使用。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晋市法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认定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与晋城市城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于2000年1月7日签订的矿务局机修厂东小区一号住宅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是不正确的。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无效合同的认定必须符合该法第52条所列的五种情形之一。即然没有事实证明本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有法定的违法情形，凭什么就轻而易举的否定有双方签字盖章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呢？申请人早在1999年12月就已经中标。然后于2000年1月7日于房产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0年3月7日委派项目经理郑超带领建筑工人进驻工地开始施工。2000年3月10日又按规定填写了开工报告。此后，申请人按约定建好了该住宅楼，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现在，法院却要否定该合同，显然与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相互背离。

二．终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的错误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

终审判决书把2000年6月1日，段庭志和郑超所签订的“施工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并把其作为定案依据，是彻底错误的。

首先，该合同是由段庭志和郑超分别以房产公司、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名义所签订的。这也足以说明段庭志是在承认房产公司与建筑一公司所签订的承包建筑合同。判决认定段庭志与郑超签订的合同是职务行为，那他为什么不以其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身份与郑超签订协议，而是以城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一公司代理人郑超签订合同。至于法院认定是段的职务行为是法院给段找的理由，法院如此这样偏向一方，不知是何原因。其次，房产公司和一公司事先并没有授权他们，事后也没有追认他们的行为，该合同上没有加盖公章，也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根据我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明显可以认定该协议无效。另外，更改的工程造价明显低于中标价和市场价，郑超是受胁迫所签，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更没有公司的授权和追认。这份合同显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如此漏洞百出的“施工合同”，法院仅采信此证据把其作为了定案的依据，实体上错误，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其次，如一些附属工程（化粪池、围墙）和加深、加宽的土方工程都应结算，而法院既不判决也不审理，法官这样断案不能以理服人。该工程的实际造价与法院所认定的3107940元的造价相关太远，申请人根本不能接受，从一公司和房产公司在2000年1月7日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来看，是典型的承包与发包关系，一公司仅对房产公司负有交付已竣工住宅楼的义务。而郑超和一公司要受委托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他是一公司所指派的工地负责人，在本案中不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机厂服务公司和一公司从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即被申请人和一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法院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诸多错误，存在民诉法第179条中所规定的情形，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终审法院适用法律时完全没有考虑双方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应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所以，提请检察机关抗诉，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正，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

此致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篇5：民事申诉书(申请检察院抗诉)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xxxxxxxxxx，男，xxxxxxx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xxxxxxxxxxxxxxx。联系电话：xxxxxxxxxxxxxx。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xxxx，xx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xxx，男，xx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xxxxxxxxxxxxxxxxxxxxx。联系电话：xxxxxxxxxxxxxxxxx。

原审被告：：xxx，男，xx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个体，住xxxxxxxxxxxxxxxxxxx。

原审被告：xxx，男，xxxx年xx月xx日生，汉族，司机，住xxxxxxxxxxxxxxxxxxxx。

申诉事项：

申诉人因与被申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兴庆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9日作出的（2014）兴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和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的（2015）银民终字第623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01民再31号民事判决书，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之规定，向银川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对银

。联系电话：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9日作出的（2014）兴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和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的（2015）银民终字第623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01民再31号民事判决书提请抗诉。

一、一二再审认定的事实错误。

关于大九九的价格认定：银川中院认为，重庆红九九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有效，从而驳回申诉人的请求，明显是错误的，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1、双方当事人对《内部调拨单》的三性均不表异议。在一二审审理当中，双方也一致认可该《内部调拨单》是双方合作以来唯一确认交易价格的书面凭证，而且一直按此价格进行结算，这是一二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

2、被申诉人提供的第八账本183页“补：2011年6月22日大九九玖佰肆拾伍件×365”，根据字面看，该补充部分的笔迹于前后部分明显不一致，属于后加上去的。既然2011年6月22日就将此货物交付申诉人，按双方的交易惯例，在交付货物后都有申诉人的签字确认，被申诉人也在诉状中和法庭陈述中认可这一交货行为。为什么该批货物在之前的交接时在交货账本中只字未提？而在一年后即2012年10月份以后被申诉人才补此批货物？难道之前不知道？很明显，该补充内容是被申诉人单方加注，不是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另外，申诉人从来就没收到过此批货物。

3、正因为被申诉人提供的第八账本183页“补：2011年6月22日大九九玖佰肆拾伍件×365”描述属于被申诉人单方后补，申诉人在一审期间曾经申请对该部分补充内容进行笔迹鉴定，法院也同意鉴 定，但最终因被申诉人拒不配合而告终，法院最终没有依职权进行鉴定，给本案的事实认定留下了严重隐患。

4、关于该账本第二联，申诉人一再说明，双方对完账后（当时对账时是用申诉人这一联对的帐），被申诉人要求将此联及被申诉人从申诉人处提货对账并确认数额的笔记本带回家再次确认。出于合作多年，并且基本账目已经清楚的情况下，申诉人并未存有戒心，就将此两份原件交给了被申诉人。后被申诉人违背诚信，不但不返还原始凭证，而且矢口否认拿走申诉人的笔记本（双方确认被申诉人从申诉人处提货金额为105万元）和账本第二联。从申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录音证据足以证明被申诉人确实拿走了申诉人的记账笔记本，但法庭并未对此进行审理。105万！这对一个基本靠苦力赚钱的打工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是十万八万，我想即使谁多得，也许对彼此的正常生活影响不大。但一百多万，任何一方凭空而得，我想在道义和良心上都会问心有愧！

5、关于红九九食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判决没有注明是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还是被申诉人提供？若果是被申诉人提供，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该证据有效违反法律程序。如果是法院依职权调取，那么一审法院的做法明显超越职权，替被申诉人取证，该证据属于事后定价。且该证据存在诸多瑕疵，根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该份证据是2014年9月9日出具，明显属于倒推的后补证据，并不是当时调价的原始证明文件；2）作为以生产批发为主的大型调味品公司，代理商遍布全国各地，对于价格调整应当很正规，最基本的形式应该以文件形式通知各代理商。故法院应该调取该厂家的原始调价通知或调价证明，而不是临时调价证明。3）根据一审法院查明，被申诉人代理该公司产品已经十几年了，相互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排除根据申诉人的要求出具虚假证明的可 能性，所以该份证据因存在利害关系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4）从证据的内容看，该价格调整是在2011年12月1日执行，可申诉人自己陈述：2010年9月18日之前为330元，2010年9月19日至2011年1月8日期间为360元，2011年1月9日至2012年2月26日期间为365元，2012年2月27日至2012年11月8日期间为295元。假如厂家的证明是真的，那么厂家只调整过一次价格，而被申诉人却又四次价格调整，这说明被申诉人调整价格与厂家的指导价格根本无关！另外，厂家的证明证实调价的原因是手工装箱改为机器装箱，价格从2011年12月1日起执行，之前的价格为360元，调整后为290元，被申诉人自述的四次调整价格和厂家的价格证明及在账本中后补价格及起止时间均不吻合，足以证明厂家的证明是假证明。被申诉人抬价结算没有事实依据。一二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认定采纳错误。5）如果该证据是真的，那么一二审法院按被申诉人之前的自述价格（330元、360元、365元）判决的依据是什么？一二审法院凭什么按被申诉人单方陈述判决，而无视证据？6）如果一二审法院认定该证明是真实的，即《内部调拨单》是在2011年12月1日后形成的，那么在2010年4月至2011年12月1日之前双方之间交易的100多种商品，价值1000多万元的货款价格如何确定？难道全是口头随便定价？也不能是对被申诉人有利的认可，不利的不认可吧？7）一二审法院忽略了被申诉人的举证责任，即：申诉人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双方自始至终认可的《内部调拨单》，尽到了举证责任；那么被申诉人对《内部调拨单》是唯一进行价格结算的情况下，又以根本不具有真实性的《证明》抬高已经交易完毕的货物价格，而且没有向法庭提交存在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存在价格变更的有效证据，未尽到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能举证的相应责任后果。8）根据被申诉人自述，既然存在多次价格变更，被申诉人应当通知申诉人，并履行相应的价格调整的确认 手续。在此期间申诉人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调价通知。要强调的一点，双方的交易价格不能再交易完毕两年后，由厂家给双方确定交易价格，在申诉人以调拨单的价格与众多客户交易完毕后，被申诉人对已出售的货物涨价，朔及既往，这明显属于强取豪夺！故该《证明》无效。

9）最后再重申，假如该证明是真实的，那么也只能证明红九九厂家与被申诉人之间的交易价格，对被申诉人和申诉人之间的交易行为没有任何约束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甲乙之间的合同对乙丙之间的合同行为没有约束力，而且申诉人与被申诉人的合同明确约定申诉人可以加价销售，在不影响被申诉人货品的情况下，可以同时销售其他非被申诉人提供的产品。所以一二审法院将该《证明》作为定案依据，严重错误。应以调拨单作为双方之间唯一结算依据。

6、根据被申诉人提供的账本第137页，2011年11月30日，“大九九玖佰肆拾伍件 271.925”可以推算出，在2011年11月30日前，被申诉人大九九结算价格为287.75元。可见，被申诉人所说的“2011年1月9日至2012年2月26日期间为365元”无论是厂家的临时证明给还是被申诉人的自述明显都不符合客观事实。二者不能完全吻合，互相印证。

7、从《内部调拨单》的执行情况看，共计涉及产品20多个品种，其他产品价格均执行《内部调拨单》规定的价格，唯独大九九价格出现大幅度调整，明显不符合事实。且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说明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调整价格的情况存在，明显是被申诉人为了从申诉人处谋取更多的利益，故意伪造的证据，调价事实不存在。

二、关于四张银行存款603600元是否是申诉人存入的货款

首先、根据交易惯例，谁持有，谁是存款人。根据申诉人回忆，该四笔存款其中两次是促销活动后，被申诉人的妻子任宇将钱存入银 行，后将该存款凭条给申诉人用于结算，另外两次是因被申诉人需要给厂家打款，要求申诉人提前筹款，申诉人筹款给任宇，任宇存款后将存款凭条交付申诉人作为存款依据。因该四笔款项均属被申诉人的妻子任宇自行存款，存款单写自己的名字符合常理，另外，因被申诉人自行存款转账，根据自己的需要存入适当的存折账户并无不当，关键是存款凭证如何持有保存。

其次、被申诉人认为这四张存款存根是申诉人在其办公室捡到的，那么被申诉人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有无证据证实申诉人在该段时间频繁去过被申诉人的办公室？被申诉人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

其次、为什么申诉人捡到的刚好是这四张存款凭条？从时间宽度看，最早的在2011年5月份，最迟的在2011年12月份，跨度七个多月，被申诉人如果做账，那么应该保存的比较隐蔽，如果不做账，那么应该在七个月的时间陆续遗失，不可能唯独这四张存款存根放到办公室明显的随便就可以拿到的地方。所以申诉人捡拾存款存根的说法不能成立。该四张存款存根系持有人，即申诉人支付的货款应予确认。一审法院认定准确，二审法院改判错误。

三、关于付款总额

关于申诉人向法庭提供的银行存折，双方一致认可该存折是被申诉人指定的申诉人存取货款的指定账户，该账户中的存款均系申诉人存入的货款。但一二审法院并未将2012年3月22日的存款8万元计入存款总额，申诉人的付款总额少算8万元。再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其对该八万元认定的理由于上述第二项认定严重矛盾。

四、关于促销返利

根据被申诉人向法庭提交的8本账本中，明确记载促销活动中每40件送一件，据此，被申诉人应按优惠价格计算货款，返还促销优惠款21981.6元。一二及再审审法院未给申诉人判定该优惠款项确系 不当。

五、被申诉人应返还申诉人账本或者向申诉人支付提货款105万元

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对账，确认被申诉人从申诉人处提供价值共105万元。后被申诉人以需要重新核实对账为名，从申诉人出拿走被申诉人妻子核对后签名的账本，拒不返还，给申诉人造成损失105万元。该事实有录音证据完全可以证实。

程序方面

1、被申诉人提供的第八账本183页“补：2011年6月22日大九九玖佰肆拾伍件×365”，因系被申诉人后补，故申诉人曾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但因被申诉人拒不配合，法院没有依申诉人申请，委托鉴定，剥夺了申诉人要求依法查明事实的权利，程序违法。

2、一审法院违规调取的《证明》，明知道不是原始价格证明，可能存在虚假证明的情况下，依然作为定案依据，取证程序违法。明显是为被申诉人取证。一审法院应当调取原始调价文件，而不是纠纷发生后的单方证明！

综上，申诉人认为一二再审法院对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从而做出的判决既违背了法律规定，又严重损害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实为不公。恳请人民检察院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履行法律监督之责，对本案错误判决予以抗诉，以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此 致

宁夏银川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