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检察监视法律论文

一、民事检察监督范围拓展的基本原则（一）法治原则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逐步推进，法律可能在某个事项上扩大或者缩小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宪法确立了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政地位，赋予其法律监督权，以确保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民事行政检察监视法律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民事行政检察监视法律论文 篇1：

论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摘要：检察机关依法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不仅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可行性，而且也具有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其对缓解“执行难”、遏制“执行乱”具有重大的意义。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要遵循依法、谦抑、程序保障等原则。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并就监督范围、监督方式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职权等内容作明确的规定。

关键词：民事执行活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文献标识码：A

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又称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修订中，它不仅是法院、检察院争议和关注的焦点，也是当前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一大热点。检察机关能否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学术界、实务界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本文试从价值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就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进行研究，期冀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所裨益。

一、 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价值分析

对于检察机关能否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长期以来有关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的争论不绝于耳，主要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之争。肯定论认为，不能对民事审判作狭义解释，民事执行是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部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包含了对民事执行的监督。而否定论认为，《民事诉讼法》将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作为两编分别作出规定，在审判程序中规定了检察监督的内容，而在执行程序中并没有作出相关规定，这表明执行活动在性质上不同于审判活动，检察监督的对象是民事审判活动，而不包括民事执行活动。两者争议焦点在于对民事审判与民事执行关系的理解上。我们认为，检察机关能否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对民事执行和审判关系的理解上。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检察机关能否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主要取决于民事执行的实际需要和检察机关进行监督能否满足民事执行的需要两方面。如果民事执行的本质、现状需要检察机关进行监督，而且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又能符合、满足民事执行的需求，那么，就有必要确立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制度，反之，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一)民事执行权的本质要求确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民事执行权是国家执行机关强制义务人履行民事义务而实现权利人民事权利的权力。尽管学界、实务界对执行权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但均承认它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在我国，民事执行权由人民法院行使。然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正是由于权力与生俱来的侵略性、扩张性与腐蚀性，因此，对犹如“洪水猛兽”的权力，无论其大小与性质都必须加强监督，否则权力就可能成为“脫缰之马”，“异化”成侵害国家利益与国民权益的工具。而“现行的执行权运行机制不完善，关键的问题是对执行权的行使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个人说了算，很多问题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执行法官占全国法院工作人员的十分之一，发生的问题却占了三分之一，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同时，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权力较大，且行使随意性较强，侵犯当事人权益的情况屡屡发生，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却无法通过有效的程序、制度来获得救济。由于既缺乏法律所赋予的当事人对执行主体的执行行为的合理约束，更缺乏对执行主体采取执行行为的必要的外部监督机制的设置，更加助长了执行主体怠于执行或滥于执行的陋习。通过检察机关的介入，一方面对执行权滥用的倾向进行有效预防、遏制；另一方面对受害人的权利起到一定程度的补强作用，增强其抵御执行权不当侵害的能力，使其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

(二)法院监督、人大监督等作用的充分发挥也需要确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为了解决“执行难”“执行乱”问题，加强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199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专门用8个条文规定了对民事执行的法律监督。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中更加明确规定了在执行过程中高级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指导下，对下级人民法院执行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指导作用，并明确了监督的具体方式，即“高级人民法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法院的违法、错误的执行裁定、执行行为进行纠正或直接下达裁定、决定予以纠正”。上述规定确立的监督是一种法院内部监督，其对规范民事执行活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一定的实际效果。但是，“这种监督仅仅是法院的一种内部监督，当事人自己则缺乏启动监督程序的程序权利，所以，目前的这种监督更类似于信访意义上的监督。”同时，法院内部监督，一是监督的运作程序不明，二是监督缺乏透明度。这种监督机制的设置基本上仍停留在人民法院的自我监督、内部监督的封闭状态下，是法院自己监督自己，因而难逃“自家人难揭自家短”的规律。

除法院内部监督外，各级党委、人大、新闻媒体及人民群众都可以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但是，党的监督更多地体现在对设立组织机构和树立司法理念方面，而不是具体案件的监督。司法实践中，某某党委领导对具体个案的批示，在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一种对个案的监督，而是一种指示，甚至是一种干预。人大监督是对法院整体工作的监督，其监督主要局限于每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法院工作报告的审议，难以对执行权的具体运作起到约束作用，无法保障个案的公平、公正。舆论监督在法制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监督本身的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客观上制约了其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

为了更好地解决“执行难、执行乱”，加强法院内部监督的实效性，弥补其他监督方式的不足，有必要明确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具有主动性、程序性和经常性等特点，可以克服其他监督方式的被动性、实体性、专断性及间或性的弊端。对此，中央政法委在《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中(政法[2005]52号)明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加大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力度。”

(三)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责决定了它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对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人认为，执行行为不是审判活动，执行权属于一种行政权，因此检察机关不能进行监督。“如果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对全部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包括税务、教育等案件高发区的行政领域，但现在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显然是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那么民事执行的腐败与税务、海关、教育领域的

腐败实质上是一样的，为什么偏偏要监督民事执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司法解释，排斥和抵触民事执行检察监督。200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中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1995年8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中明确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因此，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查封财产裁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和做法具有片面性。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责决定了其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法律监督权的专门机关，有权监督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与执行。检察机关不仅对法院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审判活动有权进行监督，而且有权监督法院的执行活动。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体例结构，执行程序是广义上的民事诉讼程序，执行程序是审判程序的自然延伸。“执行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法院行使的执行权不仅含有执行实施权，而且还含有执行裁决权，如解决执行异议、追加被执行人、变更被执行主体等等，这些权力的行使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密切相关，理应接受检察监督。“那种认为执行程序可以免受检察监督的观点不仅与立法本意不相吻合，而且与执法实践格格不入”。其次，从立法学的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都有违宪之嫌，因为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一切执法活动都享有监督权，民事执行行为自然也不能例外。”从监督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对民事执行活动，检察机关能否进行监督以及监督的范围多大，既不能由监督机关来确定，也不能由被监督机关来决定，在我国，这只能由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再次，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有权进行法律监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范围应该涵盖民事诉讼的全过程。民事审判活动要遵循基本原则的要求，基本原则的实质应在民事执行活动中得以体现。最后，司法实践的积极探索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确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如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行文的《关于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应用检察建议的意见试行》，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明确纳入了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范围并规范了四川省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案件实施监督的手段——检察建议。又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联合行文的《关于规范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将“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违法采取对妨碍诉讼的强制措施、违法保全或者执行错误并造成损失的”列入提出检察建议的情形。

(四)确立民事执行检察監督可以更好地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

有人认为，“强化检察院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其结果必然是弱化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独立性，从而损害法院审判权的权威性，危及司法公正及社会正义。”基于此，排斥、否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不合理性。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不仅无碍于审判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反而有助于司法权独立性的健康、顺利成长。因为检察机关监督民事执行活动是对法院执行工作的保障而非障碍，对因地方保护、部门保护、行政干预等因素导致的执行难，通过检察机关的介入和监督，可与人民法院形成合力，从而提高执行的抗干扰能力，使执行难得到有效缓解。

此外，通过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可以拓宽检察机关发现法院裁判不公案件的途径，推动审判监督工作的发展，促进公正审判；在对法院执行工作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可能发现职务犯罪线索，从而及时查处执行不公背后的司法腐败，正本清源，促使法官更为谨慎地行使执行权。

(五)国外的立法例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确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是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督环节不仅涉及审判活动，也涉及执行活动。综观各国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大陆法国家，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例大量存在，这为我国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在前苏联，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拥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不仅在刑事诉讼中拥有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和执行监督权，而且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也有监督权。在现行的俄罗斯《宪法》和《检察院法》中，也规定了检察机关拥有民事审判和执行监督的权力。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428条第3项规定，对法院关于执行员行为问题做出的裁定可以单独上诉或者抗诉。法国《司法院组织法》规定：“在民事方面，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检察官可依职权行动。他监视法律、裁判和判决的执行。如果上述执行与公共秩序有关，他可以依职权从事执行工作。”

二、 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制度建构

在我国，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也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其对缓解“执行难”、遏制“执行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我们根据民事检察监督基本理论和民事执行的运行规律，结合我国执行实际，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实际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

(一)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原则

1、法定原则

检察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遵循法律规定的方式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这既是监督法制化、规范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消除法、检两院争执、分歧的客观要求。检察机关监督民事执行活动要依法进行，其要义乃在于检察监督应当受到制约的立法理念和设想。法定原则主要体现在：第一，监督权力法定。检察机关所享有的民事执行监督权不仅应当包含在概括性和授权性的基本原则当中，同时，还应有具体的规范加以明确规定。这样可以消除、改变目前检察机关与法院相互争执的尴尬局面。第二，监督对象、事由法定。检察机关对执行中的哪些事项，基于何种事由进行法律监督应当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且这些对象、事由应当具体明确和肯定，具有可操作性。第三，手段法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可以采用哪些手段或方式，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加以规定，如抗诉、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等。第四，程序法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一种权力监督，各种不同的监督方式应当设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监督。第五，责任法定。检察机关所享有的民事执行监督权除具有

权力属性外，同时还具有责任或职责属性。凡是符合进行监督法定条件的执行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履行监督职责。

2、谦抑原则

检察权是一项单独的、典型的国家公权力，检察权在行使过程中，应当体现出谦抑审慎原则。据此原则，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应当适度地收敛和节制。之所以要提出此原则，原因在于：从理论上说，任何公权力都有被滥用和进行自我扩张的天性，检察权作为公权力，如果不加控制，其结果会造成权力的异化，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便会走到该制度初衷的反面。不仅如此，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还受到民事执行自身性质的制约。民事执行主要涉及私权的实现问题，作为公权力的检察权不宜主动介入和干涉。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应当被控制在必要的和合理的范围内，要保证执行权的正常运作。检察机关监督手段的运用，不是要干预法院的民事执行工作，而是按照法律监督的程序向法院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由法院自行纠正其不当或违法行为，以达到法律监督的目的。

3、程序保障原则

实践中，受“重实体、轻程序”的影响，在具体构建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时，人们往往偏重于对实体性内容的监督，忽略对程序公正性的监督。按照目前检察监督的法律机制，检察机关很难对程序过程实施监督。因此，实体性监督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难脱监督中的武断主义。这也是法院对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加以抵制的原因之一。程序保障原则，一是指检察机关在监督民事执行活动时，并非侵入执行人员的思维领域横加干涉，而是从程序的视角发现影响执行公正性的干预性因素或障碍性因素并加以排除，从而确保执行的公平与公正。二是指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介入不是出于监视、干预的目的，而是出于保障的目的，其客观效果应当有助于民事执行权的独立、有效运作而不是相反。检察机关广泛参与到执行程序中去，并对执行问题发表看法、观点，但这种观点仅仅是“一种意见”，既不是最终定论，也不是具有特殊效力的压迫性主张。这决不是否定检察机关的监督者地位，而是说这种监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自上而下性的监督，而是平等的参与者监督，事实上，参与本身就是一种监督。

4、事后、消极、必要原则

检察机关在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时，不能越俎代庖，不能代行法院的职能，也不能影响法院的正常执行活动，因此，执行监督原则上应采用事后监督的形式。事后是指执行程序结束或某一法律文书(如中止执行、变更被执行人裁定等)作出之后，而不应是程序进行之中，程序结束是指某一阶段程序，如受理、准备程序之后，而不是全部执行完毕。

消极原则是指检察机关不能依职权主动进行监督，其监督应以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为前提，没有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检察机关不得启动监督程序。这是由于执行活动的标的具有私权性质，当事人对私权具有处分权，包括对实体权利的处分权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权，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也同样应当得到体现和贯彻执行。检察机关的监督应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并保障执行程序的高效运行。当然，当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时，检察机关应依职权主动干预。

所谓必要原则，是指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是否介入、介入程度，不能简单一概而论，而应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的原则和标准。何谓必要，是指如果检察机关不参与，当事人不足以单独进行保护，执行权不能正常、有效运作的程度。当执行存在违法、违规时，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首先应申请法院进行处理，其对法院处理结果不满而向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机关才应进行监督。

(二)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制度建构

针对当前学界、实务界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不同认识，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或今后制定的《强制执行法》单行法里，首先明确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并对监督的范围、方式及监督程序等作出具体明确规定。

第一，合理界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对于执行监督的范围，理论界有不同意见，主要有“全面监督说”和“有限监督说”两种。“全面监督说”认为，检察机关的监督应当贯穿于民事执行的全过程。既要监督法院的执行裁判行为，又要监督法院的执行实施行为。既要对执行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积极行为进行监督，又要对执行人员消极不执行行为进行监督。“有限监督说”则认为，检察机关只需监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是否确有错误，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是否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赞同有限监督说，第一，从我国的法制现状以及检察机关的实际能力看，将所有民事执行案件纳入检察监督范围不太现实，也没必要。检察机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对全部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第二，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的重点在于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而枉法执行的情形。此处所谓“枉法”不能仅仅理解为“枉实体法”，也应包括“枉程序法”。第三，对于执行人员故意不执行、拖延执行和执行不力的情形，检察机关也有权进行监督。第四，对于执行过程中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必须进行监督。对于纯粹因执行人员业务水平上的限制而导致的不当执行行为、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因认识不一致而认定的所谓“错误执行”行为，检察机关通常不宜进行监督。客观地说，这样的情形确实存在，但应通过法院自我监督机制进行纠正，检察机关不应过多介入。

第二，明確规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对于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方式，学界的认识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的基本方式为抗诉制，即人民检察院认为执行机构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决定等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明显不当，或者认为执行机构应当采取某种执行措施而拒不实施的，有权提出抗诉。有学者认为，监督对象不同，监督方式也应不同。因此，主张监督方式有抗诉、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三种。即对于执行过程中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对于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而枉法执行的，检察机关以抗诉方式进行法律监督；对于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故意不执行、拖延执行和执行不力的情形，检察机关有权向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其及时改正；对于执行裁定及执行行为本身不具违法性，但执行行为导致不当结果的，检察机关可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执行法院予以解决。还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应采用“监督意见”的方式，即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执行活动中作出的裁决、决定以及其他执行行为存在违法或者不当的，应当提出“监督意见”。我们认为，上述三种看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都存在片面性和不周延性。第一种观点、第三种观点，不加区分一概以抗诉、监督建议方式进

行监督，不符合民事执行的实际状况，同时，也不符合抗诉的本质，从而不利于民事执行权的正常运作，也不利于违法执行行为的纠正。第二种观点根据对象的不同，设计了不同的监督方式，这符合民事执行的实际，但在监督方式的使用上却存在标准不统一、重叠的缺点。如对于执行人员由于受贿而不执行的行为，即可通过抗诉的方式进行监督，也可运用违法通知书的方式进行纠正。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一方面容易导致实践中监督权力的滥用或乱用，另一方面也是检法两院在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上出现分歧的根本所在。

我们认为，民事执行活动包括执行裁决和执行实施两种，执行裁决是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争执的解决，其本质上属于审判活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执行实施不属于审判活动，其具有行政属性。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其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并不是检察机关取代法院而行使执行职能来纠正违法的执行行为，而是通过采取一定的监督措施，为法院发现并纠正错误提供一种渠道。同时，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并不是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执行机构，不是要干涉执行机构独立行使民事执行权，而是向执行机构指出并要求纠正违反程序法和实体法有关规定的行为，确保公正执行，维护社会正义。因此，对执行实施行为进行监督，不能采用抗诉方式，而应采用“检察建议”方式。当然，为了避免监督措施的空泛化，增强监督的实效性，法律应赋予监督措施一定的法律效力。根据民事执行的本质以及执行监督的特质，我们主张，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的方式应采用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种。即对于执行裁决，检察机关发现确有错误的，可以抗诉的方式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执行实施行为，监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当然，不论是抗诉的提起，还是检察建议的提出，都要以当事人或案外人的申请为前提。没有当事人或案外人提出申请，检察机关不能也不应主动介入。这是因为民事执行涉及到私权的处分，依照处分原则，当事人和案外人有权处置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如果执行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即使没有当事人或案外人的申请，检察机关也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具体认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中的职权。为了保证检察机关有效地履行民事执行监督职能，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职权。根据检察监督的需要以及民事执行的独立运作要求，检察机关在监督民事执行活动时应享有以下权力：一是调卷权。人民法院的执行卷宗记载了执行活动的具体情况，检察机关要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必须通过审阅人民法院卷宗来了解案件的执行情况，否则监督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了保证检察机关能有效地进行监督，建议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调阅人民法院的执行卷宗，法院应当配合和提供。二是调查取证权。通过调查取证，了解人民法院执行活动和执行裁定的合法性，是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保证。对于法院的执行活动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以及執行人员在执行程序中是否有职务犯罪行为等，检察机关只有通过调查取证才能确定，根据调查取证所确定的情况，检察机关才能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方式予以监督。因此，建议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除了对执行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职权进行规范外，我们还应明确监督的程序，如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管辖问题，如法院审理执行监督案件的程序等。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完善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才能保证公平、公正、有效、合法地进行执行，进而实现司法的最终目的。

编　辑　苏　慧

作者：江　伟　常廷彬

民事行政检察监视法律论文 篇2：

论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拓展

一、民事检察监督范围拓展的基本原则

（一）法治原则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逐步推进，法律可能在某个事项上扩大或者缩小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宪法确立了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政地位，赋予其法律监督权，以确保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但宪法的授权仅仅是一个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宣言性质的原则，对于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内容、行使方式和范围并未也不可能作出详细规定，这就为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调整留下了空间。

现代社会对公权力的理念是“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监督范围不同于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它应当由立法机关来确定，作为监督者的检察机关无权自行确定监督范围，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更不得自行划定监督范围。”［１］民事检察权的配置和运行应当遵循权力法定原则，由宪法和法律明确授权，检察机关不得私自授权。法治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法律监督权，而不能自行扩大或者缩小监督范围，特别是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不能任意进行法律监督。这种法律监督范围上的谦抑性是由法律监督机关的特定性和公权力行使的特点决定的。

另外，法律监督也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文明的标志，检察权的配置与行使必须遵循程序正义原则。“检察机关监督权限与监督程序的明确化，正是法治框架内的权力分配与权力制约的方式。”［２］通过监督工作的程序化、规则化，能够平衡检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实现程序保障与程序制约的双重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涉及公民的重大权利（主要是基本权利）和国家机关的重大权力（主要指法律明确赋予的权力）时，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方法的变化也应当理解是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变化。监督权行使的方式方法也应当有一个范围的问题。

目前，由于我国在民事检察权方面立法过于原则，民事检察权的范围在宪法和部门法两个层面之间存在断层，应然的民事检察权与实然的民事检察权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在实践中拓展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权力范围和限定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权力范围，这些行为均违反了权力法定的法治原则。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相关立法应当在宪法的基本原则下，由部门法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围绕法律监督权的核心内涵，丰富和完善民事检察权的范围，或者由“两高”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先行试点。纯粹的僵硬的“依法监督”必然使司法无法回应活跃的社会实践，也会制约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发展。因此，立法机关要加快立法的步伐，为检察工作的良好运行提供法律基础。司法实践中，“两高”可以授权由基层“两院”进行合法的探索创制的新的民事检察监督范围和方式，否则于法无据会损害司法的严肃性和尊严。

（二）维护公益原则

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社会公共权利进行了初步的实体权利体系设置，但是，正是由于这些权利由大多数人共同享有，所以当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民个人往往不被认为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便起诉也总会因不符合原告资格而被驳回。大量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案件，如过度开发矿产资源、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食品卫生安全、商业垄断的频频发生与受害人无法通过诉讼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矛盾常常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一现状要求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不得不有所作为：首先，我国设立民事检察制度初期，检察机关就以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免受损害为工作重点。其次，检察机关运用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最后，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具有的专业性、程序性、经常性，使其完全有能力担当起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因此，在完善民事检察监督范围时，着力发挥检察监督在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作用，既符合检察机关的性质，也符合现实的需要。

（三）维护司法公正原则

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灵魂。完善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目的，仍然在于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按照这一原则的要求，检察机关在对民事检察监督范围进行新的探索时，应当始终遵循公平正义的价值，不仅新开拓的范围应符合司法公正价值的要求，而且与新开拓的范围有关的监督方式、监督程序等也应符合司法公正价值的要求。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些新的探索违背了司法公正的价值，那么，其后果不仅是丧失对监督范围予以完善的意义，而且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它增加了人们对这种新探索的质疑，另一方面，也会给进一步的探索工作带来更大阻力。因此，对任何一项新的监督范围的探索，都必须始终遵循司法公正原则，以司法公正为指导理念，通过公平正义的手段制衡审判权的行使，抑制审判权的滥用，最终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司法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对民事检察监督范围予以完善的目的和意义。

（四）谦抑原则

完善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绝不能站在狭隘的部门主义立场上，无限地扩大民事检察监督权行使的范围。虽然根据宪法规定和宪法解释的一般原则，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民事法律实施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的监督，而不应留有空白地带。［３］但这是仅就民事检察监督时应秉持的理念而言的，考虑到民事檢察监督权是一种公力救济权，具有资源上的有限性等特点，因此，在完善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时，应带有谦抑性。所谓“司法谦抑”，就是指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应当保持足够的谨慎和自制。具体到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完善上，谦抑原则就表现为凡是依靠当事人行使诉权就能达到制衡审判权行使的领域，检察监督就不应当贸然介入。在衡量某种情形应否纳入到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时，当事人的选择权和审判的权威性、安定性应成为首要的考虑因素。除非该诉讼关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否则检察机关就不应滥加干预。

二、民事检察监督范围拓展的实践思考

十五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可见，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在我国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一）拓展我国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意义

1．拓展我国民事检察监督范围有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大计。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其中，“有法可依”要求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都有良好的法律可供遵循。这就意味着，各类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不仅要有法律依据，而且据以作出行为的法律必须是具有内在统一协调性的。此外，“有法必依”亦要求全社会，尤其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严格依法办事，树立守法榜样。

然而，作为司法机关的我国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时，却面临着不同法律渊源对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规定不相统一的尴尬。事实上，在民事检察监督范围完善的问题上，各地、各级检察机关从未停止过有益的探索：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到对法院调解的监督，再到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无论是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有所创新。但是，这些必要且卓有成效的探索却遭到了一些人士的质疑，在他们看来，这些“越矩”的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们都知道，上位法的效力要优于下位法，但在考量某一情形应否属于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时，司法解释似乎反倒成了首要的甚至唯一的参照标准。这是有悖于最基本的法理的。因此，在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以总则为中心，深入理解民事检察监督的本质，不断丰富“民事审判活动”的内涵，完善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是弥补当前立法上的不足、确保各项因应实践需要而出现的新探索“师出有名”的有效途径，也是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切实贯彻。

2．拓展我国民事检察监督范围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司法因其社会正义最后守护者的地位而备受关注。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司法规模的逐步扩大和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却没有相应地提升。究其原因，除有历史、法律信仰、体制等方面的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司法本身存在的问题。要想提高司法的公信力，确保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和终局性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单单依靠司法自律和诉权对审判权的制衡，显然无法完成这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的，此时，检察机关的适当介入仍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检察机关通过完善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可以帮助法院实现司法独立。司法实践中，干扰司法独立的行为并不少见，最为常见的是来自行政权和地方党政势力的干涉。［４］这种干涉渗透于司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从立案到执行，从实体到程序，无孔不入。长此以往，民众定会怀疑司法输送正义的能力，司法公信力在民众心目中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完善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扩大抵御各种不当干涉对司法独立的腐蚀的防线，是减少诉讼外权力主体在司法程序内左右法官决策的空间、保证司法权独立行使的有效途径。

其次，检察机关通过完善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可以帮助法院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获得公信力的前提。司法能否赢得民众的信赖，从根本上讲就取决于它能否实现司法公正。司法越公正，司法公信力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方面，检察机关通过对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完善，可以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实体方面，检察机关在帮助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和法律的正确适用方面大有作为，如检察机关以监督者身份介入民事诉讼，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当事人为谋求不当利益而互相串通提出虚假诉讼对法官判断造成的困扰，为法官全面考察案件提供不同角度的专业化视角；对于一些社会影响较大且有争议的案件，检察机关全面有效的监督一来可以帮助法院过滤外界干扰，使裁判者更为公允地对案件作出裁判，二来可以增强民众对裁判的信服度，大大提升裁判权威。程序方面，检察机关通过介入民事司法活动，可以减少外部因素对程序自治的消极影响，敦促法官严格遵守诉讼程序规范，保护当事人诉权免受审判权的任意限制和剥夺，从而使司法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

最后，检察机关通过完善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可以帮助法院实现司法终局。司法终局欠缺有效保障的具体体现是生效裁判被反复再审和大量生效裁判无法执行。很显然，如果一项生效裁判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被屡屡推倒重来，那么司法这一纠纷的最终解决方式将无法让纷争尘埃落定，司法得以“安身立命”的权威性也必将受到损害。因此，完善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通过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方式，使当事人对正确裁判增加认同感，对不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服判息诉，对裁判的执行没有后顾之忧，是确保权力行使规范化、司法裁判终局化的合理选择。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通过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完善，可以有效地促进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及司法终局的形成，这对我国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民事检察监督范围拓展的实践思考

在检察实务中，有的检察机关往往基于《宪法》的定位和部门法的立法主旨，通过司法实践活动拓展民事检察监督权的范围，创造新的监督方式。如某些检察机关适用的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对民事执行活动实施的法律監督、对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的监督等等。这些检察实务活动拓展了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很多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肯定。如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这两个司法解释，其中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调解和行政赔偿调解应当提出抗诉；对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和执行行政判决、裁定、行政赔偿调解和行政决定的活动实施法律监督。这就充分说明了检察机关拓展民事检察监督的内容和方式对于法治发展的贡献。能够得到“两高”肯定的原因，本文认为，其内容实质上没有超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来对于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理解，许多专家学者和实务部门的人就认为包含了对“民事调解和执行”的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其实并不是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拓展，只不过是法检两家做了早该做到而没有做的工作而已。

在工作中发挥积极主动性，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时应当采取的一种态度，而诸如支持起诉之类的工作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时采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可见，这种创新方式是于法无据的，这破坏了法律程序的严肃性，以牺牲正当程序来换取司法的公正（姑且我们权当存在公正），显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法治精神。无论如何创新，任何公权力运行的边际都应当立足于现有法律，包括司法解释的规定，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能违反国家明确的规定。突破法律规定的法外拓权，是不符合检察权的运行规律的。支持起诉的发展可能是虚假的繁荣，因其本身并未对司法审判行为构成“实质”的影响，从而得到了人民法院的“宽容”。

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迁，环境破坏等侵犯公共利益的事情常有发生，由于公共利益权利主体的特殊性，有些地方检察机关就以原告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要求追究侵权者的责任。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案件具有结案时间快、胜诉率高的积极方面，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律只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没有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这种在民事领域的新探索就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而陷入尴尬境地，被告往往以“检察机关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作为原告主体资格不符”的理由来答辩，“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起诉。”本文认为，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但这一权力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公共利益强烈需要通过诉讼保护，在现有的国家政制体制下只有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主体最合适。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中，也有专家学者和实务部门的同志持此观点。监督法律的实施，当然也应当包括监督民事法律的实施。任何时候，检察机关发现国家的民事法律得不到公权力机关的正确实施都应当启动法律监督程序实施法律监督，至于监督方式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检察机关有义务履行法律监督权保障和维护公共利益，如何保障和维护公共利益，是需要继续研究的。在民事诉讼中作公益原告，这种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拓展看似属于“良性違法”，但这种无法可依的司法活动长期下去将损害国家的法治建设，也影响着民事检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尽快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授权。

当下，社会处于转型发展期，各种利益冲突矛盾凸显。为了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各类“公调对接”、“检调对接”、“诉调对接”、“司法调解”创新实践应运而生。就检察机关而言，很多人甚至认为应当在法律层面上赋予“检调对接”调解书法律效力，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列宁曾说：“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做的事情只是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５］如果检察人员作为主持方或组织者介入当事人的调解，就会影响公平正义的实现，而检察机关自身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也必将受到削弱，这与法律规定的检察职能不相符。依法治国方略要求司法机关严格公正司法，检察机关应当严格履行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依法”、“适度”、“有限”地履行职责，坚守“法律守护人”的角色定位，防止缺位更要防止越位，实现维护法制的统一实施和社会公平正义。

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权力制约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作为法律监督权的行使者，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好自身的职责。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拓展应当树立这样的意识，既要把握检察权的运行规律，进一步完善监督范围，又要主动加强与政法各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尊重审判、执行等司法活动的运行规律，取得人民法院以及其他机关的理解与支持，把监督与支持统一于维护司法公正的实践中，在监督中支持，在支持中监督，才能形成整体合力，共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推进检察事业的发展。

注释：

［１］李浩：《民事诉讼民事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

［２］孙笑侠、冯建鹏：《监督，能否与法治兼容》，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

［３］王鸿翼、扬明刚：《民事行政检察的执法理念——兼谈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8期。

［４］郭道晖：《实行司法独立与遏制司法腐败》，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

［５］【苏】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6页。

作者：刘恒　胡文静

民事行政检察监视法律论文 篇3：

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权的新思考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发现有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抗诉被确立为我国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法定方式。在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能否进行有效的调查显然是维系抗诉正当性与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抗诉案件中的调查权，是证明生效裁判是否违法的目的所在，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要前提。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一、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权现状考察

由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明确规定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享有调查权，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应否享有调查权也存有较大争议，这种不规范和争议造成了实践中权力的缺失或滥用，民事抗诉实践中呈现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应当调查而不调查

例如，申诉人以“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为由申请检察机关对原判决提出抗诉，检察机关不去调查核实审判人员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是否违反了法定的程序规则，就简单做出不抗诉决定。这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由于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案件中享有调查权，检察机关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去主动调查；二是一些地方的法院对检察机关调查的结果不予认定，不承认检察机关调查搜集证据的法律效力，极大地挫伤了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调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不应调查却滥调查

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大多数情况下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审判卷宗中起诉状、答辩状、证据和法院庭审记录等文书就可以认定案件事实。但实践中，有的检察人员，特别是有过刑检工作经历的检察人员，缺乏民事诉讼证据理念和意识，用刑事案件证据证明要求和标准来审查民事申诉案件，不认真细致审查原审法院卷宗。习惯于通过外出调查取证，把案情查个“水落石出”，片面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还有的检察人员对民事诉讼法的“新证据”存在错误理解，盲目寻找新抗点，把运用检察机关公权力调查获取的原审中不存在的所有证据一律当作“新的证据”，并以有“新的证据”为由提出抗诉。

上述检察机关调查现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表明，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权，以及对调查的范围、手段和措施进行规制，具有现实必要性。

二、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的范围

既然民事抗诉程序中检察机关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原裁判是否违法、是否存在民事抗诉事由所指向的情形，那么检察机关调查的范围就应以民事抗诉事由为边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了15种抗诉事由，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事实抗。是指因案件事实认定错误而提起的抗诉，即第179条第1款的第一至五项规定；(2)法律抗。是指因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而提起的抗诉。即第179条第1款的第六项规定；(3)程序抗。是指因审判人员审理案件违反法定程序而提起的抗诉，即第179条第1款的第七至十二项及第2款中关于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规定；(4)其它违法抗，即符合第179条第1款的第十三项规定，以及第2款关于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职务违法行为而提起的抗诉。四种抗诉类型中，除“法律抗”不必调查外，其他三种类型中有的抗诉事由需要调查，有的则通过卷审即可认定。具体分述如下：

(一)事实抗中的调查

1　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检法两家应该对“新的证据”的理解保持一致，即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44条规定所指的“在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检察机关在该抗诉事由中的调查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对于有损國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错误裁判案件，检察机关应该主动去收集、发现该类案件中“新的证据”；另一方面，对于纯粹属于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之争，只要不违反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当事人没有申诉的，检察机关就没有必要主动去调查收集启动抗诉的“新的证据”。如果当事人申诉时提供新证据的，检察机关需要调查核实的是当事人提供的该新证据的真实性及是否是在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而不是去调查该新证据本身。

2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伪证在民事诉讼中客观存在，并且占有一定的比例，如何发现伪证，并以此作为抗点是民事抗诉工作一个着力点。对伪证的判断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申诉人以此为申诉理由时，检察机关需要对该证据是否为伪造进行调查，多数情况下还需要主持和召集双方当事人及有关专门机构进行鉴定。对该伪证是否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的核实，通过调阅法院卷宗就可进行，不用外出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五项的规定，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对这种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以直接抗诉，无需调查收集当事人申请收集的这个证据本身。而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是否向法庭书面申请过、法院是否调查收集过等事项的认定，通过书面审查即可作出正确判断。总之，检察机关以该事由抗诉时，没有调查取证的必要。

(二)程序抗中的调查

1　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制度，管辖问题的复杂性会使当事人和法院之间产生有关管辖权的争议，法院有时也可能会基于对管辖权的错误判断而受理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如果当事人以原审管辖错误为由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就有必要调查法院的管辖是否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如在地域管辖中，对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应该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如果发生管辖错误，检察机关需要对被告宣告失踪的情况进行调查。

2　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和其他有关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不宜参加审理的情形时。应退出对案件的审理或与审理有关的活动，以消除当事人的疑虑，保证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如果审判组织的成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检察机关应当调查有无应回避的法定理由。

3　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如果某一案件的当事人是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法官在未查明的情况下没有通知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就进行了审理，在该案判决生效后，该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申请对该案件进行再审，检察机关需要调查该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当事人是否属于“无诉讼行为能力人”。

4　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该项中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179条第1款第七至十二项中已经列明的程序性事由之外的情形，申诉人以此为申诉理由，在有的案件中则可能需要调查才能认定。结合民事检察实践，我们认为其它需要调查的一般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主要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事项。上述事项虽然仅涉及案件的程序性问题，但如无法查明，可能会影响实体的判决，检察机关应当调查。

(三)其它违法抗中的调查

1　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情，申诉人以此为理由申诉时，检察机关应慎重对待，有必要向被撤销或者变更法律文书的作出机关调查核实。

2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属于职务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极具隐蔽性，不可能在案卷材料中有明显的记载和反映，申诉人也不一定能够掌握，必须经过调查，甚至需要通过专门手段才能掌握，所以属于检察机关调查的范围。

三、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权的保障

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机关调查权作为检察权的一项附属权力，是公权力的一种，也应当配置相应的保障制度。否则，民事抗诉中的调查权就只能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而存在，而不能成为检察实践中运行的权力。

(一)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办理抗诉案件时享有调查权

当前，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被列入了新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民事诉讼法的完善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对于检察机关审查民事抗诉案件的调查权却极少有人关注。尽管2001年《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对于检察机关在审查民事、行政案件中的调查权作出了规定，但由于该规定属于检察机关发布的司法解释，检察机关在对原审裁判违法情形进行调查核实时往往会遭到阻力。为了有效加大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力度，保证检察机关能够顺利地查清原审裁判是否存在民事抗诉事由所指向的情形，值此法律修订之机，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从基本法的角度加以解决，以立法的形式赋予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对法院违法行为进行调查的权力，将有关个人和单位配合检察机关调查上升为一种法定义务。

需要说明的是，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的调查行为在性质上不是侦查行为，而是一种法律监督行为，检察工作中应该将“调查”与“侦查”区分开来。侦查的目的是收集证据、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具有证明和确认犯罪的实体意义，是提起公诉和审判的前提和基础。而调查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审判监督的一种手段或者方式，目的是查清审判机关在裁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证明原审裁判违法。此外，“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事由之一，根据对该条文的理解，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只要查明审判人员具有这些行为，即可提出抗诉，不必等待动用侦查手段查清犯罪事实后才抗诉。

(二)明确检察机关调查的手段和措施

2001年《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时可以调查，但对调查手段和措施沒有规范，过于粗疏，应将其进一步细化到如何调查、什么情形适用什么手段的地步，以充分体现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我们认为，检察机关根据需要在调查中可以采取询问、查询、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勘验、鉴定等手段，但不能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更不能采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民事抗诉中的调查作为诉讼监督的一种方式，是不能使用任何强制性措施的。

1　询问。检察机关应当有权向有关人员询问情况，被询问人应当予以配合，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拒绝、阻挠、拖延。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在询问时应当出示证件，询问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询问时应当制作询问(调查)笔录，调查人员和询问人都应在询问(调查)笔录上签字。

2　调取书证、物证等相关证据材料。检察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如，检察机关为了调查核实申诉人提供的公证文书的真实性，向公证机构核实时，公证机构应当予以配合，提供加盖印章的公证文书。

3　鉴定。鉴定是具有某项专门知识的人凭其专门知识和技术手段，对客观事物的某种属性进行观察、验证，并作出具有权威性的科学认定或判断。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抗诉时对专门性问题应当委托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如对伪证的鉴定等。

4　勘验。勘验是对民事案件现场或案件某项问题的重新固定和反映，勘验的方法有观察、测量、分析、拍照、录像、绘图和文字笔录等。在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证据灭失和保护现场，人民检察院在调查时应当及时进行勘验并按照相关规定制作勘验笔录。

5　查询。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向信息保存单位查询有关情况，如查询被调查对象的存款、邮件、电报、电话、户籍、房屋产权、工商注册等信息。查询时，调查人员应当持有检察长签发的查询通知书，并对查询结果负有保密义务。

(三)明确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效力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一规定不仅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适用，对人民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和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同样适用。在再审开庭时，检察人员在庭审中应当向法庭出示并就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证据虽然对申诉人一方有利，但不能作为申诉人提供的证据看待，应由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作为证明原裁判违法的证据提出，由法院组织质证。被申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进行反驳的，由人民法院直接确认其效力。

作者：贾一锋 王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