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面子的研究

宪政与面子的研究（精选6篇）

篇1：宪政与面子的研究

宪政与面子

魏敦友

咱们国家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常常引以为自豪的。可是宪政的传统厥如却是我们常常忧心的。在中国，宪政已经断断续续地谈了一百多年了，看来还将继续谈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代中国必须与世界潮流保持一致，而且不行宪政无以立国，但是另一方面，在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度行宪政又必然有它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必须与文化传统妥协。不与传统妥协，宪政可能难于实行。

咱们的文化传统有很多，比如说中国人喜欢讲面子就是一例。面子对宪政之实行有影响吗?有的，不仅有，而且还相当地大呢!所以我们剖析一下面子的内涵及其影响，对于我们理解在中国实行宪政及如何实行宪政可能会大有裨益呢!那么什么是面子呢?简明扼要地说，面子就是要好看，要说得过去，我们经常听到人说给某某留一个面子，那意思无非是说，不要让他/她当众出丑。因此面子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面具。西方人也讲面具的，比如罗马人就以面具为人之人格，这是具有同一性、稳定性的一种存在。

但很显而易见，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作为面子的面具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人之所说的作为人格的面具，因为西方人所说的作为人格的面具在它背后再不存在着什么了，但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作为面子的面具在它的背后才是真实的存在，这个真实的存在是一个隐藏着的真我。中国人讲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讲的真

我虽然不舒服，但是毕竟面子也就是表面上过得去。中国自古以来的学者反复呼吁要呈现真诚的自我，这正好反证出我们中国人常常以虚假的自我在活动着。强调面子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能够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坏处是在一团和气中失去原则性，而且，一旦失去面子，或者说双方撕破了脸皮，则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难于恢复。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要照顾彼此的面子，即使对方令自己很不满意，也不说出来，这就显得中国人很“老谋深算”。

这种面子观念对当代中国宪政的构建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从我们这种面子观念看来，西方式的宪政是很丢面子的，比如说在议会里两造之间激烈的辩论，双方甚至于发展到动手动脚，很显然，这太不雅了，太不君子了!所以相对于西方式的议会，我们的人代会开得就一团和气!这是有面子的表现。可是这种面子观念对于我们的宪政建设应该说也是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的。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不得不说，核心是要照顾对方的面子。中国从古代以来就有“无讼”的传统，应该说这种无讼的传统与面子观念一起彼此得到了强化。

太过于强调面子，就会在我们所理解的宪政上造成一个现实的困局，即宪法仅仅是一个面子。但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实行宪政，光有宪法是不够的，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了。因为有宪法并不一定就有宪政，而且常常有一些独裁者以有宪法为借口而拒绝社会的宪政变迁，把纸面宪法当成现实宪法。在一定意义上，宪政就是将纸面宪法变为现实宪法，将纸面宪法中承诺的基本权利与对政府权力的强有力限制付诸实施。根据世界宪政的经验，做到这一点的一个重要保障是违宪审查。没有违宪审查，宪法说得再冠冕堂皇，也挡不住现实生活中无数的违宪事件的发生，人们甚至于视违宪事件为突破与发展，要大胆地干，大胆地闯!

还为这类事件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什么“良性违宪”!这意思是说，违宪是可以的了，关键看是不是良性的。可是谁来判断是良性的呢?你说是良性的，我说是恶性的，怎么办?看看我们生活的现实，这类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我们要的是人的面子，至于宪法的面子，对不起了，人是活的，宪法是死的，是活人重要，还是宪法重要，这不是明摆着的么!

但是不是有了违宪审查制度，宪政就一帆风顺了呢?有人认为中国宪政之难行，就是缺乏违宪审查制度，可是根据王振民教授的研究，中国并不是没有违宪审查制度，他认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是有很大的违宪审查权的。可是令他惊谔不止的是，违宪审查的权力几乎从来没有被行使过!事实是，比如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一府两院”通常也只进行一般性的监督，没有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事情进行违宪审查，对于地方立法的宪法性审查也一样。王教授问道：是否说“一府两院”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那么循规蹈矩、没有违宪情况发生呢?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是发生了违宪的事实不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知道呢?这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只能是，有违宪的情况发生而且被发现了，怎么办?王教授研究出的结论是：通常是内部协调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会要求有关机关自行纠正自己的违宪行为。按照传统文化的逻辑，对方就有了面子。一切都发生在于无声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看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审查国务院或者地方权力机构制定的法规是否违宪，听取各造的辩论，并郑重其事地作出一个是否违宪的判断或者判决。(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页115，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看不久前发生的一个例子吧。2003年5月14日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事件。三名法学博士由于受到孙志刚事件的触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要求审查导致孙志刚惨案的国务院制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他们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因此建议对这个行政法规进行违宪审查，改变或者撤消这个行政法规。这是见诸报端的第一起公开要求对行政立法进行违宪审查的案件。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人所愿。

孙志刚案件虽然得到了迅速的解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也被《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而代之，但令人意犹未尽的是，违宪审查终于没有起动。“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违宪审查的程序最终没有被起动，但是违宪审查的目的达到了。”王振民教授如是说。(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页165，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程序毕竟是服务于目的的，目的既然已经达到，也就别无他求了。

我们也只好这样安慰自己了。从面子的观点看，大概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国务院的又一次面子吧。是国务院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外在力量。

是的，面子正是反对外在力量的，它强调的是自我决定、自我纠正、自我评价，核心是自律。当然，也不是说它无视外界的力量，而是说外在的力量到底还是要化为内在的力量才能起作用。如果说现实的西式宪政是建立在机械的人际关系之上的，那么可能的中式宪政则将建立在有机的人际关系之上。面子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有机的人际关系，一种圆融无碍的人际关系，它将紧张包容于和谐，将冲突化解于一致。从

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违宪审查制度没有起作用，只不过它起作用的方式于无声处罢了，这跟西式的违宪审查乍乍乎乎看起来是很不一样的。也许，这正是宪政的中国道路? 你好，谢谢你看这个资料

篇2：宪政与面子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转型模式被誉为“东亚模式”或“东亚经验”。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政治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政治转型及民主化浪潮。与英美是以社会自由、经济放任发展为主轴的常态宪政国家相比，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宪政改革经验有着自己的路径与发展模式，其宪政的路径源于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的互动，国内政治变迁深受国际化因素的影响，已经显示的路径、图景与西方古典宪政模式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值得探讨的是:东南亚宪政主义具有哪些特质?其生成路径有何独特之处?其宪政发展实践是否能够构成一个有别于古典宪政发展的稳定模式?本文试图就此做出若干浅析。

一、东南亚宪政主义的特征及生成路径分析

迄今为止，东南亚宪政主义成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都开始有了自由民主的某些特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基本上都有了政治自由和竞争性的选举，以及广泛的公民权；公民的私生活一般不受政府的干涉和监督；新闻传媒也相对比较自由；多党竞争型政治体制初步形成；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开始发育成长。比较东南亚宪政主义和西方古典宪政模式的特征，可以看到它具有的某些鲜明特质，而这些特质，又是与东南亚宪政主义生成路径有莫大的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空的短暂与窘迫

近现代宪政是西方文明的产物。300年前，整个地球上几乎都是君主制国家，西方宪政主义的兴起和普及，则打破并改变了这一政治格局。和西方古典宪政模式耗时200多年的发展史相比，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历程都比较短暂，除了菲律宾在战后成功移植美国的宪政制度并发展出形式上的宪政民主体制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宪政改革历时都比较短暂。

总体观之，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缺乏自然缓慢的演变过程，不够均衡和不易稳定。例如泰国的宪政改革经历了民主抗争的喋血街头、血雨腥风政治动荡不定的过程，而菲律宾的民主转型虽然相对和平、成本不高，但仍然十分稚嫩，在后马科斯时代，菲律宾虽然实现了民主化进程的回归，但由于西方民主并没有在菲律宾政治土壤里茁壮成长，相反，由于长期以来的封建因素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国内政治动荡不定，未来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迄今为止，在东南亚形式上完成了民主化转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处和现实政治生活中，都还存在着一些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法团主义、既得利益集团联盟，传统的崇尚权力、官尊民卑等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仍有一定市场，使得宪政改革为适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步履维艰，似乎不依赖政治强人或右倾就难以实现裂变。

(二)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相对分离。

经济自由对政治集权有一个从依赖到扬弃的过程。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和经济的演化是不同步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相对分离，经济发展先于自由民主发展的特点非常突出。按照西方宪政标准来看，长期以来，东南亚人民所享有的政治自由远远不能和他们所享有的经济自由相提并论，政治自由严重滞后于经济自由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东南亚经济起飞的初期通常由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来推行经济市场化，主权在民仅仅是宪法表面的承诺，并无实际的体制和机制来兑现，政治上宪政化程度很低或几乎不具宪政色彩。新加坡的经济腾飞是依托于强势政府的领导。而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也处于威权统治的阴影之下。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在民主转型的前夜都曾经长期处与威权主义体制的统治之下。这种威权主义政治形态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市场经济取向；二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三是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1](p54)东南亚的威权主义体制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把“经济自由”和政治集权比较和谐的连接在一起。但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的结果也证明:威权主义体制既是宪政转型的必要中介，也是宪政转型的破解对象。当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知识阶层和企业家阶层成长后，报禁、党禁逐渐放开，原有的威权主义体制渐渐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条件，于是民主转型、宪政改革就应运而生。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泰国的宪政改革都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宪政主义发展路径并无一定之规，经济自由化的起点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宪政化的终点之间，存在多元的宪政发展道路。

(三)宪政文化的缺失与宪政传统的先天不足

西方古典宪政模式与西方的历史、民族、文化、经济以及宗教密不可分，源于自身内发的、稳固的法治历史和政治传统、成熟的公民文化、繁荣的自由经济秩序等条件。若追根溯源，上述条件又是从一千多年前的西欧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社会多元主义、市民社会、对契约以及法治的崇尚、代议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坚持等要素演化发展而来，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东南亚宪政国家能找到相似的一个，但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他们仅存在于西方代写论文的宪政之中，因而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就面临宪政传统的先天不足、宪政实践基础十分薄弱的问题。例如法治的重要性在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过程中就远不如西方古典宪政那么凸显。有学者指出“几十年来，亚洲经济一直靠非正式规则而繁荣发展。对于绝大多数亚洲国家而言，正式法律只是作为一套底线规则而存在，决定行为的不是正式法律，而是基于关系的合同、网络和族群团体的社会规范。”[2](p10)如果剖析西方古典自由民主宪政的成长经验，其宪政生长及其维持不但曲折，而且艰辛，那么，与之相比，传统和基础更为薄弱的东南亚宪政发展之成果，其得来本属不易，其巩固则更加艰难。东南亚宪政能否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四)国家至上、强化政府能力的理念比较突出，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并不鲜明

限制政府权力是西方宪政民主最为核心的内容，正如麦克尔文所说:“真正的立宪主义的本质中最固定和最持久的东西仍然与其肇端时几乎一模一样，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权力。”[3](p5)有限政府、限政几乎是西方宪政民主的代名词。但东南亚宪政主义的经验对传统的最小政府理论提出了挑战，强大的政府能力、庞大的官僚政府与自由经济似乎能一起共舞。这里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起飞阶段对政治稳定和强国家能力的需求有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二是东南亚文化传统中被统治者们习惯于服从威权和忍受等级的文化因子一方面有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得威权主义体制的存续易于获得自身的继承基础。因此，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往往强调国家权威的重要性，市民社会的发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挤压，不利于未来民主的巩固。

(五)宪政的动力来源以外源型为主，国际环境因素持续作用于国内政治的变迁

西方古典宪政模式的动力来源是内发型的，宪政生成和发展呈现出自发的、自上而下的、缓慢的渐进变革和渐进积累的过程，是文化积累、思想启蒙和社会、经济共同推进的结果。在那个国家间竞争尚不激烈、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员交流并不频繁的时代，国际环境的影响力并不明显，文明转型的示范效应尚不突出。而东南亚国家都有过被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过程(泰国除外)，其宪政主义的发展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社会受外力的冲击，引起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最终导致宪政改革和民主转型。菲律宾战后依照美国的模式建立了民主制度，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变革都有十分明显的国际环境影响背景，其外部因素的影响将持续作用与未来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二、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模式与进程探讨

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制度生成过程是一个集民族独立与民主建设于一体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东南亚国家的立宪过程不可能如同西方那样有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而其选择的宪政发展模式也有其独特性。东南亚国家以立宪为核心的制度现代化过程是在西方冲击下开始的，其宪政转型普遍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向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调整与过渡；第二阶段是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调整与过渡。第一阶段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至80年代基本结束，在这一阶段，东南亚主要国家普遍放弃了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建立起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政府权力高度集中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今尚在进行中，其显著标志是政治体制向适合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方向调整和过渡，政党制度获得完善和发展，选举由具有较少竞争或没有竞争开始过渡到具有较多的竞争；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开始活跃。

(一)从民族独立走向威权主义

东南亚国家民族独立后建立的政府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政府的贫困化意味着国家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停滞、维持社会生活安全、维护民族国家独立。国家内部存在的深刻困境为寡头独裁提供了政治舞台。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时代紧迫感的鼓动下，国家利用政治杠杆改组行政机构，通过威权政治来加速经济增长和推行强制性的工业化战略。[4](p188~189)东南亚国家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变革的挑战，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外抗列强，内治割据、凝聚民心的政府迅速振兴民族经济。对于它们而言，不论是军人执政还是文官政府，不管是采取专制形式或是宪政形式，只要能够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它。而脱胎于传统集权体制的威权体制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得以盛行，与这种社会的经济需求和民众接受有关。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曾经针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动荡不安，提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5](p41)但这个辩解把历史发展的客观效果与威权主义体制的主观愿望混为一谈了，威权主义成为宪政破解的对象基本上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东南亚的民主转型和宪政改革的实践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东南亚国家人民渴望实现现代化，改善社会生活质量，捍卫国家的独立与完整，为威权主义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存在空间。而且威权主义国家确实在一定的历史纬度内推进了现代化进程。

(二)从威权向政治民主化转型

威权政治的过渡性注定了其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和政治功能的先天不足。威权政治曾经在东南亚国家造就了“亚洲式民主”的神话和“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奇迹，但是国家内部政治与经济、个人与国家、自由与秩序等诸领域的冲突和矛盾只是被暂时压制了，尔后，在亚洲金融危机这样一次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其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脆弱性即刻便暴露无遗。并引发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以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开始了政治转型。东南亚国家的宪政民主的发展方向已经开始出现。国家政治权力结构明显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维护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注重平衡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国家与社会、个人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张力。[6](p12)东南亚国家要避免经济和政治动荡，就得向宪政民主国家转换，从而厘清经济与政治、政府与利益集团、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正如斯蒂芬·海格尔德(StephanHaggard)所说，“没有任何理论上的理由认为，在解决与发展相联系的集体行动层面，威权主义国家有独特的能力。威权主义国家这种能力的缺乏，使人们开始希望，新兴民主化国家将会发展出既有益于政治自由又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制度”。[7](p110~117)比较成功地实现民主转型和宪政改革的东南亚国家，尽管他们转型和改革的社会成本高低不一，社会成员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自由度大小不同，但是这些国家的执政者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具有改革开放意识，尊重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同时，成功地改造了传统经济关系，重视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经济自由，注重培育市场和扶持企业，重视对民间资本进行合理扶持和利用。始终坚持国家稳定和社会有序的价值取向优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价值取向。尊重和保留过去的传统，并将其作为现代化起飞的现实起点，在维持传统文化因子和引进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

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的过程并不足以证明其宪政模式是一种成熟和稳定的宪政成长模式。因为，威权主义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普遍有效的。事实上，如果放眼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集权强势政府，但并没有出现超常规增长的经济奇迹，相反，战后绝大多数实行集权或威权体制的国家的经济缺乏生机、停滞不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从根本上说，集权体制不具备使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机制，因为它以垄断为基础，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它动辄不顾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现存的法律制度，强制推行其攫取财富的各种计划和政策，压制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积极性，防碍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造成经济的低效和浪费；由于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大权独揽的统治者和官僚阶层往往置国家利益和广大民众的生活于不顾，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昏庸低效，以至于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经济秩序一片混乱，集权体制压制民主，堵塞言路，践踏人权。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就是如此。总之，威权主义体制在现实政治发展中的表现说明它只是通向民主政治的一个过渡阶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社会转型的加速进行，威权主义将最终被民主政治所取代。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终究是该地区的人民发现、比较和选择的结果。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通过反思才慢慢步入民主转型和宪政发展的道路。

三、东南亚民主巩固:前景与展望

自9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军政权和家族集团等权威主义统治纷纷垮台，同时建立起了自由选举、多党角逐的多元民主体制。此后他们都面临着民主体制的巩固问题。政治转型绝不意味着民主化就此完成，相反，一个更为艰辛的持久的巩固民主的进程刚刚开始。对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而言，转型后民主政权经历磨难，风雨飘摇，在与各种不安定势力的斗争中摇摇晃晃地向前发展，其原因主要与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社会阶层发育的程度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关。因此，民主巩固的具体路径与结果也就存在明显差异。未来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民主巩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比较平稳型。属于这一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在发生政治转型时一般来说政治转型的基本条件已经比较成熟。这主要包括:国内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水平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出现了一个堪为中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发育也较为成熟。这种类型的政治转型较为成功，转型后民主政体可以继续维持，民主政治可以不断的深入社会生活，并促进了社会政治秩序的一体化进程。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马来西亚。

第二种类型是在民主的巩固阶段充满了坎坷，社会危机深重，民主政权经常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一类型的国家在发生政治转型时的情况一般是社会经济和市场化已经有所发展，但市场经济未纳入有序的制度化轨道，还不够成熟；国内各种阶级、集团势力并存，新旧势力的角逐还未分出胜负。但人民对旧的威权主义政权的高压政策的不满已经压抑不住，政治转型势在必行。政治转型是在人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或抗议基础上由反对党通过选举或强行夺权完成的。因此转型后，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变革和不稳定的过程中。政府面临着一大堆经济和社会难题，如通货膨胀恶化贫困与失业问题严重等，人民对民主体制改善经济状况的期望落空，对新政府的信任减弱，此时旧势力就会进行反扑，甚至威权主义体制的复归也有可能。这一类型的典型情况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因此，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各国虽然普遍建立了民主宪政框架，政府也通过定期的民主选举产生，但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制度还远未得以稳定和巩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突显了东南亚各国政治体制问题。在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地区各国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些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分化、解体和改组，各国威权主义体制的信誉纷纷贬值乃至宣告破产。有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在威权统治被推翻后出现了社会秩序崩溃和民族分裂的征兆，增加了政治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尽管民主化的进程没有因此中断，但是政治和社会基础受到很大的冲击。另一些国家如泰国、菲律宾，通过改宪、制宪以及选举程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政权的顺利交接，但后来的社会秩序仍然动荡不定，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因此，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东南亚国家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随着军人退出政治权力中心，实现从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转变；立法机构的作用加强，由突出行政集权向分权制衡的方向发展；反对党的力量日益增长，由一党独大向竞争性多党政治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利益集团和民众的政治参与变得活跃这四个方面趋势的出现，昭示着东南亚民主巩固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

全球化把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制度建构与发展纳入了世界轨道，使得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政治变迁与国际化压力处于互动之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宪政发展模式，是东南亚国家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关键，由于国情和政治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并非是千篇一律的，也不可能套用某种固定的模式。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发展实践证明，一味地迷信西方民主思想，机械地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并不能解决政治民主化问题，只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而探索本国政治改革之路才是正确选择。

四、结论

篇3：宪政与面子的研究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 社会分工得到了深入广泛的发展, 同时, 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局面仍然存在。所以, 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 而且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发挥作用, 因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

目前, 世界经济正朝着国际化、集团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不再可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来求得自身的发展, 世界经济通行的是市场经济。因此, 我国要与国际经济接轨, 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

3、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实现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

我国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 必须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否则, 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和资金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企不分、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原有经济体制, 建立起能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注重结构优化以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其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由于我们进行了市场取向改革, 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事实证明, 凡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比较充分的地方, 经济的活力就比较强, 经济增长就较快, 经济效益就比较高, 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就比较大, 社会发展态势就比较好。

二、宪政理念的更新与经济体制转型关系密切

所谓宪政, 即以宪法来合理分配和制约权力, 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实质是限政, 即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地限制, 防止它被滥用, 尤其要防止它被用来侵犯人权和人的自由。因此, 宪政的意义就是限制政治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 促进公共福利。它所奉行的原则是:政府权力有限, 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张友渔曾对宪政的概念做过表述:“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 政治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 享有应享有的权利, 承担应承担的义务, 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式。”

1、市场经济体制下奉行人权至上, 以人为本的宪政理念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宪政理念并非以人权为中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宪政理念是以国家权力为本位的, 社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国家权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宪政通过规范对国家权力进行确认来为国家权力服务, 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来推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一切社会目的的实现都是围绕国家权力而展开。所以,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公民权利依附于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支配着公民权利。由于以国家权力为本位, 因此, 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 国家权力垄断了社会资源。国家权力的运行也奉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至上, 从而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私有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从而便导致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同时权利观念也十分淡薄, 最终导致了宪法的法律性弱化而政治性强化, 从而可以使宪法的存在与国家权力的需求相一致, 而忽视公民的权利因素。然而经济体制的转型则使宪政理念发生了变化。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传统宪政理念逐渐消逝, 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宪政理念。计划经济思维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无视市场的存在、无视消费者的需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制度安排是以权力为中心, 一切听从权力的指挥, 即使存在市场, 其也是依附于权力而存在的, 不具有独立的自由空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权力不仅调整宏观经济领域, 而且也调整微经济观领域。而市场经济体制则不再以国家权力为中心, 而是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 重视消费者的需求。市场经济体制下, 私有制等经济组织形式具有了充分的发展空间, 因此, 私有财产权也逐渐得到宪法的保护。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使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有了明确的规范依据。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前者服务于后者。同时由于权利观念的增强, 公民的义务不再约束权利的行使, 而仅限于防止权利的滥用。宪法不再依附于政治, 而逐渐政治化, 最终转变为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最高法。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保护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宪法理念之根本在于尊重人性、以人为本、人权至上。

2、市场经济体制下遵从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

计划经济体制下, 在国家权力支配下建构起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元化的, 即国家对社会进行绝对的垄断, 这也是与以国家权力为本位的传统宪政理念相一致的。由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 从而导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缺乏独立性、市场缺乏自主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关系是以国家垄断权力为中心而产生、发展并运行的。由于国家与社会奉行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一元观, 从而使私人的领域空间无限萎缩。计划经济体制下, 个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国家来包办, 个人失去了存在的自主空间。在国家与社会一元化背景下的国家权力则缺乏有效的制约。由于国家垄断了社会, 故而权力制约也就丧失了外部制约的社会基础。在国家权力内部, 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实行命令与服从的权力支配型的经济模式, 所以国家权力内部同样也存在着集权, 因而难以依靠国家权力的内部制约机制来约束国家权力, 最终导致了虽然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的界限, 但是现实中由于国家权力的集权而在根本上难以达到制约权力的效果, 从而使得“有宪法而无宪政”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观为背景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全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包揽所有社会领域的局面———既调整宏观经济领域, 也干预微观经济领域。市场经济体制下, 由于尊重个人、尊重社会自身的自主性, 因此带来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的二元局面。在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国家中, 国家权力不再涵盖市民社会的所有领域, 其对市民社会仅仅起一种引导的作用。国家权力在市民社会领域的活动也受到规则的严格限制。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把计划经济条款修改为市场经济条款, 并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 完善宏观调控, 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用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指令, 把政府的经济权力限于宏观调控领域是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标志。

由于经济体制转型, 传统宪政理念中的权力至上观念也演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 这也是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相一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强大的行政权力虽然在宪法上是有范围的界定, 但是政府权力更多地是外溢于范围之外。这种外溢特点表现为:一是行政权的泛化, 即政府行政干预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二是权力过分集中, 即权力高度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且缺乏制约;三是政治体制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的, 而主要是执行强制性命令和指示, 这些特点使政府的权力超出了合理的界区, 而且“权大于法”、“言出法随”的固有观念使人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外溢权力, 并视之为“合法”。对此, 有学者深刻指出:“既然经济权力高度集中, 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权力也必然高度集中。”也正是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从而束缚了市场的发展, 阻碍了经济的前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已对“权力过分集中”提出过尖锐的批判。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则奉行的是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国家权力也就不再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至上地位, 而是具有严格的界限。这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的逻辑是相一致的。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多元的、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它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

3、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民主化、科学化的宪政理念

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权力至上、固守权大于法的理念, 使得对所有经济活动与行为都选择经济活动外部的政府来进行集中决策, 并通过行政手段来强制实施。企业作为经济实体, 没有丝毫自主权, 只能被动地执行权力的指令、命令, 从而使其不能够根据效率原则自主地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经济实体自身掌握的信息也均排除于政府权力决策的范围之外。这种非现场决策体制带来的弊端极大地削弱了企业等经济实体发展的积极性。计划经济体制下决策过程的非民主性、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决策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诸多决策命令依赖的不是市场内部的真实信息, 而是依靠自身的行政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信息汇总后所获得的信息。而在诸多行政等级的信息传递过程中, 信息的失真在所难免, 从而导致决策的非民主化而最终作出了偏离实际经济活动的决策。二是决策迟缓。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决策的权力, 故以及登记森严的行政层次制度来进行决策, 层层上报, 使得每一项决策都必须在政府的办公桌上“排队”等待。行政登记链条越长则决策期限就越长。三是政府对自己的决策并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是相互分离的, 决策主体可以依据权力进行随意决策而无须承担法律责任, 这势必会助长盲目决策、互相推诿等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决策过程是一种非民主化, 非科学化的决策过程。

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决策过程则逐渐走向民主化与科学化。首先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尊重每个经济实体, 从而认真对待每个经济实体内部的真实信息, 而不依靠行政强权来自上而下的获取信息。这样便有利于保证决策信息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下排斥行政权力的垄断指令, 强调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实体自我的民主决策, 因而具有内部的民主性, 从而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决策过程的强权性。市场主体的自我决策可以充分调动其发展的积极性。同样对于决策后果的承担, 由于是市场主体自主进行民主决策, 因而其应对自己决策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从而避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强权决策逃脱责任的情形。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主体、个人等均可以自主决策, 这必定为民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因为民主的实现是建立在利益主体可以自主表达利益、可以自主决策的基础上的。对于每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都予以充分尊重是民主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 市场经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民主这一宪政理念的强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由于市场主体没有独立性、自主性, 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 不能自主进行决策, 因而不具备民主理念的制度基础。

4、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法治治理的宪政理念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社会依附于权力, 法律等规范虽然可以规定国家权力的范围, 但是权力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可以随意超越权力的界限来进行强制性的指令。因此,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律等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国家权力, 一切社会活动不是以规则为标尺, 而是以国家权力为准则。法律仅仅是权利的点缀, 权力可以超越法律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 人们遇到社会问题往往习惯于找“市长”等政府领导而不是去寻求法律的救济。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尊重规则, 遵守规则的制度。由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具有严格的界限, 国家权力不能逾越公民权利, 否则将要承担责任。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尊重了个体市场经济机制的发展, 逐步促进了人文理想的进步, 使得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政府不能再以统治者的身份来对健全的市场制度指手划脚, 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各种便利。国家权力也必须尊重法律规则, 在法律的权限范围内运作。市场中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也以法律规则为准则来进行。这样便逐渐形成了尊重规则的法治理念, 从而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以个人权威、国家权力为本位的人治理念。市场经济活动是以规则为核心的。国家严格立法、执法, 企业和个人重法、守法, 公民的法律意识也得以增强, 人们习惯性通过法律来解决社会中发生的纠纷, 法院、律师、公证等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三、目前加强中国宪政建设的具体要求

1、高度重视宪法的监督实施, 切实发挥宪法的实际功用

1982年宪法实施至今, 我国的宪法在扎根社会、干预大众生活的广度、深度方面十分有限, 仍然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 更谈不上为人民所热爱。究其原因, 一是在于我们只认为宪法是最高法, 而没有把其最高性落到实处, 没有认识到宪法也是法律, 具有普通法律一样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可诉性和强制性。比如人们公认现行宪法确实是一部体现民主精神的好宪法, 这部宪法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它构成了普通法规定公民权利的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没有宪法诉讼制度, 中国公民还无法运用宪法来进行司法救济, 现实中有许多明明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 但在现行体制上无法维权。所以有学者就说, 最高的宪法就像商家悬挂的空气球, 高高在上, 除了有点广告宣传效果外, 对人的行为一点用处都没有。二是公民权利入宪、入法比较滞后。在我国立法活动中, 经济立法、行政立法比较受到重视, 而公民权利立法则比较滞后。比如应当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隐私权、罢工权、环境权等问题, 规定到宪法中去, 但却迟迟没有立宪;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但新闻法、出版法一直未能出台。三是违宪审查制度或者监督宪法实施制度还不完善, 还存在缺位现象。现在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事例, 违法、违纪有机构负责追究, 但违宪被追究的事件却鲜见于世。这其实与相关制度的缺位和有效运作不够有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负责监督实施宪法, 但全国人大会期如此之短, 议题和会议代表人数如此之多, 开展监督宪法实施工作的有效性仍值得商榷。

2、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实行依法执政

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是尊重每一个市场个体, 如果党政关系不清, 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未能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则同样会侵入市民社会而打破市场秩序的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经济主体日趋多元化,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日趋复杂, 党不可能了解作为市场主体所需的所有市场信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 将使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受到影响。某种程度上, 依法执政也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相一致的。因此, 市场经济体制下, 必须解决党政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从法理上而言, 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 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依法执政是要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使党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保证党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不断推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3、认真加强和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宪政建设的基本平台, 是我国宪政建设真正的主体之本、动力之基、活力之源。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 脱离了人大制度, 宪政建设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蕴涵的人民主权原则、公民权利保障原则、人民监督原则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原则都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人大工作的实践证明, 必须从人大制度入手, 着眼于提高代表的素养和选举的民主性、完善代表的选举方式及组织构成、建筑坚实的活动平台、建设代表履行职务的实在环境和保障措施、加强对代表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人大的权能、扩大人大制度运行的有效供给, 这样才可能为宪政建设提供真正的主体之本、动力之基、活力之源。二是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的可预期性较强、可把握性较大、政治风险较低、成本收益比较合理、经济可行, 对宪政建设的推进是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稳定有序的。中国各级人大职权运用中的监督力度非常不够, 种种政府决策失误和公权腐败现象与人大监督薄弱不无关系, 如果我们通过改革完善代表制度, 使人大组成人员在构成上、素质上、能力上、履行职务的方式方法上有大的改观, 则势必改变人大监督不力的现状, 进而大大减少政府决策失误和公权腐败现象。这样既提高了人大代表和人大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加强了人民与代表、人民与人大的联系, 也符合人大制度的根本宗旨。

4、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高度重视宪政具体制度、具体程序的建设及制度创新

中国宪政建设必须遵循从程序入手、着眼于具体细节、立足于微观环节, 采取先易后难的思路, 积极稳妥地、渐进地推向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 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所以, 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建设应结合进行,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加强宪政建设, 在宪政建设中注重政治体制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原因固然很多, 但担心改革步伐过大、局面失控以及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是很重要的原因。今天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宪政建设也获得了上下一致的认可, 但政治体制还存在很多方面的不足:长期“重内容、轻形式”, “重实体、轻程序”, 只重视政治民主的原则宣告、宣传, 而忽略具体的制度建设、轻视民主程序的健全, 以致于民主政治无从在具体程序中实现, 无法落实于具体环节细节中。可以说, 中国宪政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 只能采取渐进累积型的发展道路, 不断地在具体环节上建设宪政。

5、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科学把握执政规律, 提高执政水平, 发展党内民主

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加强宪政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但党本身也要置身于宪政程序之中, 宪法一方面规定了其最高法律地位和根本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也确立了党的领导原则, 党章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结合宪法的规定、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及党章的规定, 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党领导了我国的宪政建设, 同时党的领导又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的。党章规定:“个人服从组织, 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提出:全党和中央最终要服从宪法。这是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立足点, 是科学把握执政规律、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出发点。

篇4：宪政与面子的研究

关键词:面子文化;英语口语教学;赏识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9)12-0069-5

Abstract: To obtain face for oneself and save others’ fac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for people to follow in their communication since face ispeople’s positive social value basis that they can efficiently earn for themselves. But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face-wants concept will also bring some negative effect to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study.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some oral English teaching strategies by analyzing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face-wants concept to the classroom teaching. The author notices that appreciation-oriented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he individuality-respected assessment criteria can not only banish the face-wants negative impact to oral English teaching but also make the teaching more effective.

Key words: face culture, oral English teaching, appreciation-oriented teaching strategies

1. 引言

大学生的综合英语语言应用能力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他们的语法分析和解题能力、词汇量等多项技能的提升成果都能从每年的大学英语四级、六级和英语专业四级、八级通过率不断上升的数据中得到认证。但相比之下,他们的英语口头表达和交际能力的提升程度却没有与此齐头并进,甚至出现了非常不对称的现象:大部分学生(外国语大学的学生除外)口头交际能力比较弱。虽然这种结果是由诸多因素导致的,但是在教学中,学生们因害怕丢面子而不主动进入口语课堂练习,导致课堂信心缺失、课堂效率受到影响等应该是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以面子文化与理论研究为基准,试图通过分析面子文化理念对大学生英语口语学习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探询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的口语教学策略和评估方法。

2. 面子理论与文化研究

“面子”是人们自我意识的基础,是一个人为自己建立的一个积极的公众形象。在社会学术语中,“面子”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获得或被他人认可的一种社会身份。美国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面子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Face-work)。他认为“面子”是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地为自己赢得的正面社会价值,它是个人的自我体现,也是人类行为准则之一。它渗透于人际行为之中,人们的行为都要受到面子的约束(1972: 3-5)。剑桥大学的Penelope Brown和 Stephen Levinson教授在1978年“语言使用中的普遍现象”的调查后也提出了面子理论。他们认为面子可分为两种类型: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

“面子值千金”是中国文化中人人皆知的个人社会价值体系。面子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从古到今,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大家都会十分在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并会采用多种行为策略和交际方式为自己挣得面子或保全面子,同时也会在言语交际中竭尽所能维护他人和自己的面子。国内有许多学者,如祝畹瑾、何自然、何兆熊、刘焕辉等从各个角度就面子文化对人们言语交际中的影响等进行过非常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作为言语交际的礼貌原则之一,面子理论成为语用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对言语交际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 面子文化对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负面影响

学会自由而完整地使用一种语言是一个长期且十分费力的过程(Wilga M. Rivers & Mary S. Temperley, 1978: vii),在口语学习中更是如此。口语活动具有较强的交互性、目的性、文化性以及和语言交际不可分的社会性等特点,所以在教学中需要学生全方位的介入才能达到完成学习任务、达到学习目标、提高学习效率的目的。但经过中学多年应试教育的磨砺进入大学教育的课堂后,并不是每个学生都在心理上和学业上做好了充分准备。“面子”这一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给学生们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导致其英语口语学习遇到困难和挑战。

3.1 积极面子需求使学生产生紧张、焦虑的课堂心理现象

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是指人们在交往中期望自己的言行、思想等得到对方的肯定和赞许(Penelope Brown & Stephen Levinson, 1978: 62)。对学生来说,这种期望在口语教学中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得到肯定和赞许能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参与热情,提高学习效率。

《英语课程标准》(2001: 17)已经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实施了八年多,但是并没有改变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中学英语教学体系,即中学英语的教学目标仍然以语法分析讲解、短文写作练习、词汇背诵、句式分析等为主,口语教育受到忽略。因此,当学生进入大学学习时,英语口语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门具有挑战性的新课。因为口语基础不太好,学生们担心在课堂上会在老师和同学面前丢面子并伤害自尊心,从而产生紧张、焦虑的心理现象,不愿正常介入课堂练习。这样,他们在口语课堂练习中的积极面子需求,即口语课堂上得到老师的肯定和赞扬的期待就很难得到支持,这无疑阻碍了他们的口语练习积极性和参与热情。

3.2 消极面子需求导致学生产生被动的课堂学习态度

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是指人们希望在交际活动中有自主的自由,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Penelope Brown & Stephen Levinson, 1978: 62)。在口语教学中,这种保护自身的消极面子不受干涉的念头对学生们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因为自身英语口头表达能力较差,加上怕丢面子的困扰,学生们希望在课堂上有自主的自由,不希望自己的行为受别人的干涉、阻碍,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即他们希望自己的消极面子需求(negative face-wants)能得到支持和保护。他们不希望被提问,不希望向同学和老师展示训练任务或参加分组讨论、发言等。而口语课程教学目标和要求使得教师难免会在课堂上使用命令、请求、建议、劝告等言语行为组织和指导教学,这样就无法保护学生的消极面子需求,还容易使他们产生一种消极的学习态度,被动地进入口语课堂目标训练,甚至不愿配合各个环节的课堂练习。

4. 构建维护面子需求、提升口语教学效率的相应策略

当学习者注意到自我表达能力和学习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时,其明显策略就是回避那些较难表达的东西(William Littlewood, 2000: 83)。因为这种回避能消除在课堂上丢面子而让自己感到难堪的尴尬,所以学生们就以被动的态度进入教学程序,这样他们的学习效率肯定会受到影响。如何为学生们营造轻松、平和的学习气氛,减缓学生的过度焦虑感、挫折感并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课堂学习的自信心和效率等等是摆在老师们面前的重要难题和任务。

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林克伦认为:一个出色的教师除了知识渊博外,还要善于把握他自己与他学生的心理活动,并利用积极的心理活动来为教学服务。美国心理学家史密斯也认为:即便教学很得法,但如果学生不感兴趣,学生的学习动机或认知准备不足,那么这种教学也不一定会导致学生的学习(转引自施良方,1994:21)。William Littlewood(2000: 59)也曾指出:“在课堂上,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教师和一个合作的课堂气氛同样能产生积极的影响”。由此可见,在课堂上,教师的教学策略以及课堂纠错、评价体系等对改善课堂气氛、消除面子需求对学生的负面影响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水平的目的非常重要。

4.1 实施以赏识教育为主导的口语教学策略

美国心理学家威谱·詹姆斯有句名言:“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的言行加以赏识。‘赏识教育’可以帮助失败者找回自信和发展,重建精神世界的大厦,找回自我教育的能力。”他在研究中还发现:赏识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激励。一个没有受过激励的人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30%;而当他受过激励后,其能力是激励前的3—4倍。教师在课堂上尊重和欣赏学生不仅能满足他们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渴望得到赞赏,也能支持和维护他们个人的积极面子需求(positive face-want),使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教学。笔者曾在六所大学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尊重与信任、对他们学习困难和问题的理解,鼓励与鞭策的话语、语气温和的教导、营造温馨和轻松的课堂气氛等对学生口语课堂效率的影响很重要(吴雁,2005: 38-42)。

不容置疑,激励和赏识教育能提升学生的自信心,让他们的面子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和保护,使他们的学习潜能在课堂学习中得到正常发挥,提高英语口语交际水平将不再是难题。

4.1.1 营造轻松快乐的课堂气氛,使用鼓励和赞扬的话语

为了消除学生们的焦虑、紧张情绪,保护他们的面子不受到伤害,教师应在教学中注意这么几点:首先,应在口语课堂上以宽容大度作为主要施教准则。不论学生们的口语能力是如何不尽人意,教师都不能对他们随意进行批评和训斥;相反,教师每天都应面带笑容进入课堂,营造轻松、快乐的课堂气氛,让学生在心理上得到放松、提高自信心和学习热情;其次,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关注每一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因为赏识的实质是承认差异,尊重差异,鼓励每个学生进入课程教学系统。

再次,在初级阶段,教师对学生们的课堂表达模式、任务完成情况等目标要求不需太高,即使在初级阶段他们的话语中出现错音、错调,在交流中反应愚钝,在分组的训练中不知所措,只要他们能开口说英语、能配合课堂教学的环节或加入某项任务练习,教师都要适当迁就一下他们的不足并及时给予表扬和赞赏。常用:“Well done”、“Great! Wonderful!”、“Very nice”、“Excellent!”、“Absolutely right!”等等赞赏的话语,提高学生的自信心,激发他们兴趣并取得良好的课堂效果。因为自信心是人们成长与成才不可缺少的重要心理品质,若个体对自己的前景持有乐观态度,则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其情感更加坚韧,较少焦虑和消沉,更能获得学术上的成功(时蓉华,1998:138-141)。

4.1.2 采用循序渐进、形式多样的教学策略

口语教学过程的实质是师生在认知、情感、意志方面的交往过程,也就是师生在以上三方面的合作过程。合作程度如何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因为每个人的心智、口语学能、个性等都存在差异,这必然会对教师的课堂教学策略提出很大的挑战。

首先,教师要为学生创设特定的英语语言环境,与学生达成共识:师生双方在口语课堂上尽量不讲或少讲中文等。虽然实施的可能性会受到干扰和挑战,但至少让学生明白了口语学习的基本原则,然后以循序渐进、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教学策略完成每一节课、每一阶段的学习任务。例如:初级阶段的主要目标应关注学生的语音、语调的准确性指导练习和对话练习,中级阶段则关注英语语言和文化的准确性和具体操作方法,如:在对话中注意不要寻问对方的个人隐私,日常对话中简单语气词、四字脏话使用的规则和场合等;高级阶段则可进行一些难度较大的专题讨论、主题评价和辩论等。

其次,教学的形式要多样化。可以把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主题练习,如:二人互动对话、朗诵练习,小组讨论或辩论、角色演练与讲述等等;也可以在教室里设置不同的场景进行任务目标练习。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使用教材内容外,教师还应为每一堂课策划出丰富的课堂主题内容。它们不仅要在语言难度上适合学生的具体情况,还应在练习的内容上与学生的兴趣相吻合,如备受学生关注的新生代人的人生观、价值取向、婚恋观、求职的面试方略等热点问题。这样不仅让学生在讨论和交流中学到各种言语交流的技能和文化规约,达到了提高口语学习水平的目标,更为学生提供了张扬和展示自我的平台,为他们赢得面子、增强自信心和提升自我的社会认知品质提供了恰当的场所。

4.2 构建尊重个性化的课堂纠错和评价体系

错误是任何学习过程中都会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人不犯错误是学不会语言的。学生在口语课堂练习中出错更是可以容忍甚至可忽略的,教师的职责应该是为学生提供连续、完整的交流空间;热情鼓舞学生树立信心、大胆实践并不怕犯错误,这样他们才能取得进步。但是容忍出错甚至忽略出错并不等于不要纠错、不要为所犯错误作出评估和修正。相反,教师必须把纠错和现场评估一起纳入课堂教学中去,这样才能真正完成口语课堂教学任务。

因为纠错这一言语行为本身就是对听话人面子的最大伤害,因此,教师应该用维护学生面子的恰当方法完成这项课堂教学任务。如果交际中双方不互相支持面子就等于扰乱了整个局面,因为当有人感到尴尬或羞愧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继续展示自我(in performance)(William R. Cupach & Sandra Metts, 1984: 2)。Goffman认为,不论交流出现在何种场合,不论交流双方的关系如何,非常肯定的是每个人的面子都会在交流中得到支持和保护。没有自尊,交际者会把情感投入到展示和保护他们的面子中去;没有关心和体贴,交际者会竭尽全力保留自身的面子并维系其他人的面子(转引自William R. Cupach &Sandra, 1984: 1-3)。所以口语课堂纠错和评估体系一定是一个既尊重学生个性化、维护学生面子需求,又能修正学生口语表达中出现的各类错误,提升英语口语教学效率的平台。

4.2.1 为学生个体提供自我修正和自我评价的机会

自我修正(self-correct)和自我评价(self-assessment)能够激发学生的内省和反思,也能提升学习者对自身语言的学习兴趣(Nic Underhill, 1987: 23)。个体评价体系应该以“由浅入深”以及“横向和纵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为主。主要以学生个体的进步为审核和评价标准,这样能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消除焦虑情绪并提高学习效率。教师可以尊重学生的个人自尊心,用维护其面子需求的隐性评价方法实施纠错和现场评估任务。

在学生进行朗诵短文、模仿对话、分组讨论、主题表演等练习过程中,教师可以作为讨论者或各类场景角色的身份加入他们的行列,到每个组去仔细聆听或参与他们的讨论和表演,并随时记录下每个人的问题和错误细节,但并不当场对这些问题和错误实施纠错和评估,而是择机对其进行个别纠错和指导。一旦学生们的焦虑、紧张情绪得到缓解并进入正常的学习阶段时,便可进入让同组同学互相纠错、互相评价的程序。这样也在合适的场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挥主动权、了解自我、审视自我和增强自信心的平台。这种尊重个体差异的人性化纠错方式可使学生放下心理包袱,产生自主的交际愿望并参与口语课堂的教学体系。

4.2.2 为班级主体提供全面修正和评价的场所

教师对学生的评估可以在课程中当场进行或在某一段时期的教学中实施,这种评估体系应该是延续的而不是一个瞬间的决定(ibid.: 27)。以动态观点评价学生的口语知识、技能、文化意识、能力发展趋向等是口语课堂纠错和评估的根本宗旨。尽管教师在课堂上为学生们提供了自我修正和评估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口语课堂的评估完全由学生主宰,这样的修正和评估也不完整、不到位。

笔者认为:在每一阶段的任务学习过程中都应该有相应的修正和评估策略相伴其中。除了为学生个体提供隐性修正和评价的机会,教师还应把每个学生出现的问题和错误以及其修正目标都作一归类分析,并在恰当的时机向全班同学详细讲解和展示,提供相应的修正策略,到学期末再对整个学期的任务学习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总结并对学生们的进步加以奖赏。把单独纠错和全面修正非常合理地统一起来,使全班同学对口语交际中的问题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也对其个人的问题和修正目标规则了如指掌。

5. 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注意到,采用基于维护学生面子需求的赏识教学策略和尊重个性的评价体系等能引导学生在英语口语教学中建立积极的心理品质,使他们能以理性的态度面对学习中的困难和问题并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教学,提高学习效率。

“面子”是人类所共有的,是人们在社会交际场景中保护自我尊严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爱面子、挣面子、维护面子等都是人类正常的心理需求和尊严所在。在容易使人产生紧张、焦虑感的英语口语教学这个特殊的言语交际环境中,现实课堂教学目标应是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才得以实施的。除了采用以维护学生面子的赏识教育为主导外,其他教学法的选择也要以服务于教学目的和任务为基准。面子文化对口语教学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主题。

参考文献

Goffman, Erving.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ur[M].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72: 3-5.

Underhill, Nic. Testing Spoken English: A Handbook of Oral Testing Techniqu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3, 27.

Brown, Penelope & Stephen Levin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62.

Rivers, Wilga M. & Mary S. Temperley. A Practical Guide to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vii.

Cupach, William R. & Sandra Metts. Facework[M]. SAGE Publications, Inc. UK, 1984: 1-3, 4.

Littlewood, William. 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59, 83.

施良方. 学习论.学习心理学的理论与原理[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1.

时蓉华. 社会心理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38-141.

吴雁. 英语口语课堂教学策略研究—— 一份实证调查报告[J].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4):38-42.

篇5：宪政与面子的研究

谢维雁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 。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

篇6：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

（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系列报告会上的演讲）

主持人：各位读者、各位朋友，上午好！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贺卫方教授为我们演讲。贺卫方先生，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介绍了，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专家。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贺卫方教授演讲！

贺卫方：谢谢李馆长，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能够在广东学术论坛作一次学术报告，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也感到很惶恐。我知道出席这次论坛的学者，阵容非常庞大。主办单位也是经过精心筛选的，我能够成为这个阵容中的一员，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做一次报告是需要有很大胆量的，我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也越来越变成一个学术理论的项目。本来上次应该过来演讲的，但是在漂流的时候，腿被严重伤着了。我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叫《漂流危险记》。主要说的是一个事物在给我们带来好的方面的时候，往往同时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

这次演讲主办单位有四家，除了我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这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的图书馆以外，还有中国改革杂志社、广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方都市报》。我自己和南方报社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到期间，我经常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我亲眼目睹了广东报业的发达和繁荣。这使得北京的报业工作人员感到惭愧。我自己特别要向《南方都市报》表达一份敬意！因为这一份报纸在期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使得在广东发生的事情变成了跟全国都有关联的事物，使得广东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事情，成为推动中国制度改革的动力。我相信跟这份伟大的报纸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请原谅我用“伟大”这样的词汇，因为我看到这些总编、编辑们、记者们为中国的事业所做的艰苦的努力，所做的.百折不挠的努力。所以，请允许我在这对南方报业集团表达我自己的一份敬意。

广东省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走在了前列。而且现在提出建设现代化事业不仅仅是小康，而广东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学术界。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领军力量，这个力量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人对去年在广东发生的某些事件感到不理解，说为什么广东会出现这么多事？为什么广东的警察会打人？为什么出现这么严重的事件？我的解释是，与其说广东出现了这种事件，不如说是广东的媒体把这些事件报道出来了。其他的地方可能发生的更多，但是当地的媒体是不能报道的。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异步监督，就是只能到外面报道负面事件，不能报道本地的事件。这样的情况，极大的妨碍新闻监督的能量的发挥。而广东新闻界，尤其是去年的新闻界，为报道本地的一些事件做了很大的努力。我去年到上海去，发现那里的新闻跟广东不能比。我自己私人花钱买的两份报纸是《足球》和《南方周末》。

一个社会发展的变化，可以说是多方面构成的。地方经济的发达，正好反衬出我们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方面的一些进步。昨天应当是李曙光教授给我们做演讲，他一直在和曹思源研究跟市场经济有关的法律制度。也叫“曹破产”，他是恨不得把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搞破产的这样一个人物，我相信通过他的演讲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绝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市场经济要求有跟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宪法制度以及更宽泛的法律制度。

大家记得100多年前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严复到英国去留学，本来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但是这位小伙子对社会科学非常感兴趣，他养成了一个业余爱好，他喜欢到法院里面去听法庭庭审。你们也知道这是学语言的最好的途径。一个人能到法庭上去听辩论，可以说这个人的语言功夫基本上已经到家了。但是他在法庭上听了几天后，突然感觉到怅然若失，他说听了几天的审判以后，他突然有所顿悟，他发现英国富强的根源不在于他有舰船利炮，更重要的是他有良好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每一天都在伸张公理，法官每天把正义送到家门口，无论一个人地位多少弱小，无论被起诉的对象的势力多么高强，他都有信心在这个国家的法庭上获得正义，严复认为这是这个国家富强的根源。其实，我们国家也有早一批的学者，他们早早的发现我们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学习舰船利炮，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法律政治制度。要深入到制度背后的一些东西上，制度层面以及文化层面。我们老早就意识到宪法、宪政这样的一个重要意义，我们看到中国早期的时候也开始了自己的立宪运动，包括晚清的时候制定了一部所谓的宪法，我们发现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宪法，所以我们要制定我们的宪法，但是我们的宪法总是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宪法中承诺给我们种种的权利，能够得到严格的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力，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这种状况能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