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论坛初期建设经验

地方论坛初期建设经验（精选5篇）

篇1：地方论坛初期建设经验

地方论坛初期建设经验

地方论坛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定要明确在各阶段的任务，才能取得更好的突破。

一、品牌，建立地方论坛，如果你还没有形成垄断的发展格局，最忌讳的是取名为地方名+论坛两字，任何地方的论坛基本不会只有一家，如果在初期没有品牌观念，以地方名为论坛名，在以后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无法让本地人重点记住自己的网站。

二、推广

首先要明确目标，抓住主次。比如：乐行街，以“乐行街”为品牌名，以百度排名为初期发展方向，先通过优秀质量的文章和外链，把搜索引擎排名做上去。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把“阳新论坛”这个关键词做到首页，并把相关关键词，如“阳新交友，阳新BBS，阳新社区”也全部做到百度首页。在做百度seo的过程中，同样慢慢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本地朋友，一起来建设这个论坛，把论坛的各个板块的版主，以各自兴趣为基础，进行分配负责。

其次分配任务，想一个人建立好论坛，基本是不可能的，寻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发展，是你的荣幸，所以珍惜每一位有兴趣做论坛的朋友。每天汇报论坛的各种进步，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改动，都征询大家的意见，才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论坛管理层团结一致，那么在任务下达后，就会更好的执行。何为任务，以e阳新论坛在发展的初期，有专门征求意见，对论坛进行改进的版主，有每天进行高质量更新原创的版主，有每天在各大问问手动采集本地问题的地方互助版版主，还有每天在各大论坛发外链的版主等等。这些都是通过开会讨论，分配各自任务行动的结果。

三、发展，论坛要发展，做seo肯定不够，怎样让别人记住你的论坛，或者有发帖的欲望，才是站长应该思考的问题。那就应该在论坛版块，与论坛特色方面下功夫。e阳新论坛的版块不多，结构清晰，给人以非常清爽的感觉。版块不多，是为了集中论坛的热量，也可以更好的集中精力打造出自己的特色。需要注意的是，论坛特色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必须结合本地的特点，慢慢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所以不能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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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地方论坛初期建设经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其实在落伍做站的朋友的最大愿望就是能有一个成功的网站、论坛,并实现盈利生存.

其实现在做站真的很难,做社区更难.

下面我说说我自己搭建本地社区的历程,希望能抛砖引玉.

一、初衷

忽然想着做本地化的论坛是因为突然觉得大连这个城市没有我喜欢的社区了,天健网太臃肿,管理太烂;除了他,好像没有别的什么论坛社区可以玩了.

所以想法之一就是“本地社区论坛竞争不激烈,可以切入”.

然后就是实在没有什么好的想法了,目前国内互联网圈地划势力已经结束,而且很多概念性的东西比如SNS草根站长没有那么多钱烧,热门的大家都在做.而本地化论坛好像有些地区已经圈地完毕了,比如厦门小鱼,合肥论坛等,那些地区的站长再想进入就有些困难了.但是东北互联网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大连这边好像刚开始有些人开始建设本地化的论坛,但是坚持下来的不多.

一些本地的草根网站,我观察几年,访问量也基本不破3000IP.而且很多大型论坛正在死去...

所以想法之二就是“互联网发展,网民需要,市场空白”

所以建站的初衷也就这两点了,忘了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是为了钱来做,而是真的想为本地网民提供方便.但是同时我也希望我能够有收入,让这个社区能长久活下去.

二、面向群体和网站名字

本地论坛也有一个面向群体,我选择了一个比较狡猾的方向:80后.其实上网的大多数人都是80后了,呵呵.又能让大家找到一个自己的网络归属地,一石二鸟.

论坛的名字就随方向走了,大连80后BBS/论坛/社区?

BBS比较好理解,但是新手还是不理解的,因为中国每天都有很多新接触网络甚至接触网络很久的网民都不经常去论坛.所以BBS还是不好.

论坛,论坛如果是技术性的比较好.

社区,看了只有这个了,其实社区也好,弹性比较大,社区也可以增加更多的服务项目,比如爱墙、导航之类的.

吸引合适的群体来访问你的论坛,给他们最好的服务,网站归根结底还是服务二字.不是你的群体,抛弃.学会舍得二字.

三、域名

好的域名是一个网站成功的一半?

非也..看看google、baidu,其实都不是什么好域名,我跟本地一个很大的论坛的管理员前辈交流过,他的论坛会员有5万,但是他不会运营搞的现在发帖量还没我的多.他说了,其实宣传没有什么必要,重要的是做好内容,留住每一个来你论坛的人.这位前辈的话,我想多少还是有理由的,本地的论坛,能留一个就是一个,而且做好一个网站,先做好内容也是不变的真理.

域名方面我就用的cn域名,com的没有好的的,cn的因为便宜好的也不多了,我弄得是dalianhi,基本都是英文了,hi的话,初中毕业都能理解了,不怕大家记不住.

本地社区,起一个拼音域名是不错的选择,比如dalianbbs,dalianren等等..但是好域名基本被抢光了,花钱从米贩子那里买个吧...

四、版块分类

版块的话,新论坛一定要少开版块.这个大家都知道吧?版块多了首先感觉冷清,然后管理跟不上.先用6个左右的主打版块凝聚起能量,然后慢慢扩张.

版块的设置也跟本地生活息息相关就好了,灌水,交友,工作,房子.重要的一点就是公益版块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是一个宣传亮点. 想上报纸,上电视台??不靠公益你一个本地社区很难上的.没事组织个捐款,献爱心,既做了好事,又宣传了自己,一石二鸟呀.

五、宣传

六、地方关系

七、管理

八、广告

九、合纵连横

十、活动

还有五点待补充.

篇3：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建设经验总结

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刺激下, 2009年河北、云南等地相继出台了系列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措施, 掀起了新一轮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浪潮。这次投融资体制改革浪潮也得到有关专家的支持。例如,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构建与融资研讨会上认为, 地方政府融资需要进行隐形负债向显性负债转变等三个方面的转变。

与此同时, 邹晓峰等 (2009) 从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变迁过程总结未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和并提出了政府的角色定位, 他们分析认为, 市场化运作、地方政府行政引导作用是地方投融资改革的基本方向, 也是其改革的原则, 同时, 地方政府在投资体系建设当中应当坚持行政引导应当坚持在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进行, 这也就是投融资体制建设中地方政府应当坚持的角色定位。

在明确地方投融资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和政府角色定位的同时, 建设符合地方经济、资源特色的投融资体系仍然是各地政府需要注意的关键性问题。在全国各地积极深化投融资体制的过程中, 东西部各省市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和特点, 在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这些成功经验可以为各地的投融资改革提供很好的启示和借鉴, 对此, 本文梳理和总结目前我国各地主要的投融资体系建设的做法和经验, 通过分析得出四点主要的经验:

一、组建地方投融资公司, 搭建地方投融资平台

组建地方投融资公司, 构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投融资平台, 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和地方产业和特色产业服务。其主要做法:一是构建实现地方政府投资职能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例如, 广州市成立了交通、水务等领域成立七大投融资集团;昆明市城建投资等6家投融资公司, 2008年完成了56个项目, 融资112.09亿元, 投资78.88亿元;贵阳于2009年成立了十家公司作为投投融资平台。二是搭建中小企业投融资平台, 服务于地方中小企业。浙江从2005年开始在国内率先开展小企业贷款, 到2008年末底成立小额信贷公司56家, 注册资本总额达到77.05亿元, 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的平台。三是搭建服务地方产业经济和特色经济的投融资平台。例如, 成都市为恢复5.12大地震后的农业发展, 利用市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市小城镇投资有限公司和市现代化农业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搭建农业投融资平台, 引导聚集社会资金, 为灾区现代农业建设累计融资137.1亿元;湖南省怀化市以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为投融资平台, 服务怀化市的商业经济发展, 其中工业园区累计实现合同引资124.2亿元, 经济开发区实现引资项目19个, 实际到位70331万元, 实现商品交易额90亿元, 形成了怀化市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四是搭建综合式的投融资平台, 构建地方政府投资体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重庆成立的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该公司成立后控股重庆市商业银行、西南证券、银行租赁公司、渝国投, 拥有三峡担保公司50%股份, 参股安诚保险公司, 形成“渝富系”地方国有投融资集团, 行使了重庆市大部分的投融资职能。

重庆市政府组建了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四年内, 渝富公司资产从10亿元增长到将近400亿元, 控股重庆市商业银行、西南证券、银行租赁公司、渝国投, 拥有三峡担保公司50%股份, 参股安诚保险公司, “渝富系”地方国有投融资集团形成, 渝富模式在重庆取得了巨大成功, 其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 清理消化和重组不良资产。从成立时的解决工商银行重庆分行的157亿元资产包, 又清理了西南证券、重庆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其他不良资产, 提供了处置不良债务的平台, 同时优化了重庆市的金融环境。

第二, 代表政府实施土地一级储备, 进行土地调控。渝富将分散的国有工业企业用地集中储备起来, 根据规划和市场要求, 集中招标、拍卖挂牌转让, 进行周转土地, 调控房地产市场。

第三, 控股地方金融, 进行金融调控, 打造类似中央汇金公司形式的企业, 作为金融企业重组, 改善金融生态的调控工具, 达到构建地方控股的框架的长远目标。

第四, 融资调控。渝富公司帮助三峡库区、农村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与国开行共同组建全国最大的三峡库区产业担保公司, 为库区与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200亿元融资担保。渝富还专门给各类企业和研究所, 提供贷款支持或者资本金诸如, 或是风险资金投入, 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同时渝富还向国企参股, 为担保公司注入资本金, 参与国企上市的平台搭建。

二、多渠道的创新性融资模式

突破要素制约, 创新融资模式, 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其主要做法:一是通过股权融资。昆明市土投公司采用扩股方式筹集18.93亿元的城市开发资金, 江苏省镇江利用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融资3000余万元投资新区5万吨级工业水厂, 广州的地铁公司和交通投资集团都准备进行上市融资, 方案只待政府的批准。二是通过债券融资。借助地方政府所属的综合性投资公司发行债券, 如上海的久本债券、江苏的交通债券、苏州工业园区债券、昆明滇池债券等, 这些债券背后有地方政府信用作担保, 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实质是“准地方政府债券”。另外, 杭州市还探索通过筛选成长性好、经营管理规范, 信用度较高的中小企业打捆的方式, 进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试点。三是对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采用BT、BOT方式引入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建设。例如, 镇江市在污水处理上创新BOT特许经营模式, 将分散在各乡镇的污水处理项目整合成一个特许经营协议框架下, 把若干个乡镇污水处理项目打成一个项目, 由一个投资人完成投融资和建设运行管理;怀化市在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中以BT模式引进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投资5亿元承建首期规划面积的基础设施;昆明市采取BT方式融资41.5亿元新建全长为39.3公里的环湖南路。四是结合自身需要实行创新的投融资模式, 如镇江市水务招商中采用区域一体化特许经营模式, 特许投资人采用逐步投资建设到位的滚动式投融资模式, 昆明市新都公司采用信托投资理财方式筹集新城建设资金。

三、构建服务投融资平台的行政服务体系

构建服务投融资平台的行政体系, 这主要体现财政、税收、土地等方面。其主要做法:一是走政府划拨启动资金, 企业市场化经营的路子为投融资平台的搭建提供财政财政资金支持。例如, 怀化市在经济开发区中实行“一级财政, 一级金库”的管理办法, 经济开发区的财政预算、决算归并市财政统一管理;昆明市政府承诺当投融资公司出现偿债资金不足以还款问题时, 由市级财政从预算内安排资金补足。二是在搭建经济开发区为投融资平台。通过对投资商实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 以扶持社会资本成立风险投资公司、企业投资基金等投融资平台。三是地方政府直接或者授权投融资公司对土地实行调控管理,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引导投资方向。重庆赋予渝富资产管理公司实行土地一级储备和土地调控的权利, 渝富将分散的国有企业用地集中起来, 根据规划和市场要求, 集中招标、拍卖、挂牌、转让, 进行周转土地。怀化市在建设经济开发区征地过程中推行“股田制”, 吸引民间资本, 使征迁群众与开发区成为利益共同体, 并且高标准建设安置房。四是改革项目审批制度, 提高行政效率, 以降低投资成本、增加投资效益。一些地方对于非限制类的企业投资项目取消审批制, 实行登记备案制;对于必须审批的限制类项目, 政府向社会公开审批的依据、内容、权限、程序、时限等, 推进集中办理, “一站式”服务的审批方式, 推进网上并联审批, 实现项目审批信息化和高效化。五是构建地方的投资担保体系, 为地方投融资服务。成都市组建各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搭建服务保障平台, 做强现有的国有担保公司, 以社会资本为主创立商业性担保公司, 探索以企业和个人联合成立互助性担保公司。2008年成都市共有各类担保机构150余家, 注册资本合计25.46亿元, 累计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余额超过130亿元, 逐渐成为中小企业融资分散风险的主要方式。

四、完善制度与规范行为

完善制度设计, 以规范和激励投融资主体行为。其主要做法:一是理清职能关系, 明确政府定位。按照“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的要求不断改进政府的引导方式, 放宽市场准入领域, 放权投融资主体, 扩大政府代建制的范围,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关系。例如, 浙江省把政府引导的重点转为制定和执行中长期发展规划, 并积极营造投资的公平环境, 对民间投资项目同国有项目一视同仁。怀化市政府赋予经济开发区“准政府”职能, 对开发区放权或全权委托, 经济开发区独立行使相关行政审批并负责区内的社会事务管理。二是建立科学规范的投资管理决策程序, 以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广州市在政府投资项目中实行专家论证基础上引入中介机制的咨询评估程序, 咨询评估引入竞争机制, 并制定合理竞争规则, 重大项目实行专家评议制度和投资项目公示制度, 广泛吸取各方意见和建议,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三是建立投资效益考评制度和资信评价体系, 以形成有效的投融资约束机制。例如, 广州参照国企改革的成功做法, 对各投资主体实施股份制改造, 并研究制定对投资主体的考核办法, 由国资委进行监管。上海市初步建立了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 杭州市建立了企业信用公示工程, 以约束投资主体的借贷融资行为。

参考文献

[1]、周文渊.专家建议尽快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N].中国证券报, 2009-04-27.

篇4：地方论坛初期建设经验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建设；执政考验；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1-0027-03

加强党自身建设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也是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应对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党全方位的加强了自身的建设。

一、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28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行动向人民群众展示了其代表社会进步的先进性和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性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爱戴，可以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成绩和功劳固然可贵，但它又往往容易使人产生满足感而丧失继续前行的动力。在革命即将成功之际，由于环境和地位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革命到头”了，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思想情绪， 甚至在思想上发生了堕落性质的变化。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认识到了革命胜利后党的肌体会遇到被腐蚀而颓废的可能性，因而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就在不同场合下提出革命胜利后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刘少奇在1948年12月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中指出：胜利后一定会有人腐化和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1]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做过经典的论述：“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为了避免可能被“糖衣炮弹”击垮的危险，毛泽东还适时提出了要求共产党员加强作风建设的“两个务必”思想[2]。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预言在后来得到了验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许多基层党组织和部分党员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出现过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现象，中国共产党采取果断措施，及时阻止了腐化堕落思想的蔓延，确保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完成，并保持了较长时期的清正、清廉和清明的政治局面。

二、内外兼修，注重从制度上加强党的建设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防止自己的工作人员去追求升官发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3]防止党员干部由公仆变为主人的途径很多，既可以从思想上加强党员和宗旨意识教育，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能力，也可以加强党的各项组织和制度建设，从外部筑牢党员干部蜕化变质的防线，提升外部制约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防止部分党员居功自傲，利用手中权力为非作歹，贪图享受，党加强了从内部进行制度建党工作，先后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廉政监督制度。1949年11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组建由朱德任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紧接着，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军机关及群众团体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相继成立，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刚满月余，党的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工作就拉开了序幕。1952年初“三反”运动进入高潮，2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积极支持和帮助做好纪律检查工作，选调和提拔一批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到纪检部门工作。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的和地方各级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加强党的纪律，党的八大党章从产生方式、领导体制和任务职权三方面对“党的检察机关”作出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党内监督检查制度组成，促进了内部监督制度建设成效。八大新党章还充分尊重党员权利的行使，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党员须知，赋予党员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的权利。

在外部监督机制建设方面，党主要以群众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为两大着力点。首先，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发动群众揭露党政部门和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求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并就这些缺点错误在报刊上作公开自我批评。195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可酌情实行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加强联系，做好工作。其次，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对党执政和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工作的监督作用。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毛泽东领导创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制订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有利于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的发挥。每逢重大事件，中共中央总是虚心向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党外人士请教，并积极采纳其合理性建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通过颁布决议、命令等形式，从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方面，建立了一系列严格而周密的监督检查体制机制，这些措施保证了党拒腐防变工作顺利进行，改进了党的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对在执政条件下继续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起到了刚性的保障作用。

三、惩防并重，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结合一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有针对性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以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创举。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对党的建设有如下特点和优势，一是活动的时间上具有阶段性。即集中一段时间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后即告结束，不打持久战，如此不致于使党员因活动时间过长而感到疲惫，从而影响到活动的成效。二是活动的主题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是不同的，而不同时期党内出现的问题也会有所差别。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许多党员当了官，手中掌了权，加上革命功臣情结的影响，就很容易使一部分人出现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从而使反对和整顿官僚主义就成为执政后党的建设中的一个主要课题。三是活动的形式具有灵活性。如开大会集体学习，个人自学，互相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撰写学习心得等，灵活多变的活动形式可以丰富学习的路径，可以迅速达到活动的目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针对当时党内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不但开辟了党进行大规模主题教育活动的成功案例，同时也为后来类似的党建活动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级人民政权机关相继建立起来，许多对新中国的建立作过贡献，功勋卓著的党员被任命为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人正式执掌起建设国家的历史任务。然而，环境变了，地位不同了，使得党内一些同志很容易在思想上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实际工作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如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败的现象就难免会发生。另外，党的组织规模迅速壮大，仅1949年一年内新增党员数就达140万人之多，截至1950年上半年，“已增加新党员约200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不纯；老党员与老干部中也有一些人骄傲自满，发展到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引起人民的不满”。[4]特别是一些新发展的党员之中，有些人的思想极为不纯，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现在加入共产党的人，不独不担负什么危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这时，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就会希望加入我们党的，而且有不少的坏分子积极地要钻入我们党内来。”[5]因此，党的队伍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针对以上情况，中共中央自1950年下半年开始，先后进行了在全党全军中开展整风运动（1951年夏秋冬三季）、“整党”运动（1951年下半年至1954年春）和 “三反”运动（1951年11月开始）。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党的工作作风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党员的思想更加纯洁，党的基层组织得到了普遍的整顿，“在完成整顿的基层组织中，平均约有90%的党员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约有10%不符合党员标准。经过整党，共有32.8万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其中，属于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分子的23.8万人被清除出党，9万余人不够党员条件自愿或被劝告退党。”[6]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开展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为接下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率先垂范，执行党的纪律不走样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虽然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对于推动历史进步的重大作用。从本质上说，领袖（英雄、杰出人物）亦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只不过他又不同于一般的群众，而是在人格、能力等方面都高于普通群众的人，对普通群众往往具有超乎平常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因而，杰出历史人物应是带领人民群众奋勇向前的核心，是群众团体的主心骨，是普通群众的榜样，他（她）们的一言一行，最能使人民群众信服，成为普通群众争相效仿的楷模，从而对历史产生不同一般民众的重大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领袖和主要领导人是一个政党的核心和灵魂，是普通党员尊重和信任的榜样，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对于一个政党的存在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他们用生命和智慧创立和发展了党，为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功臣和历史伟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巨大的历史贡献而居功自傲，而是始终恪守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遵循和品格要求，为千千万万普通的党员和群众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总是以人民公仆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他们如同战争年代那样谦虚谨慎，不谋私利，不搞特殊，从而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状态。毛泽东曾亲自写信给当时的沈阳市政府和湘潭县委负责人，要两地政府立即停止为他修建塑像和进行故居修缮，以免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不良影响；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反复重申七届二中全会的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等六条规定；毛泽东还婉拒了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以及少年时期的多位同窗要求给予工作照顾的来信。周恩来为了杜绝亲属利用他的身份谋取不当关照，特别制定了十条不成文的家规。中国共产党正是有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一批身居高位但清正廉洁，不谋私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以身作则和身为楷模，使得建国初期党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对来自各方面、各领域的挑战与考验，科学分析形势，结合党的建设的实际，落实了应对措施，有效的化解了各项考验和挑战，顺利渡过了开国难关。通过狠抓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政权建设、军事外交、社会建设等各项工作也有序展开。其实践与探索，为今天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应对新时期“四大考验”和“四个危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王宁.关于建国初期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思考[J].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2.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1.

[4][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68.172.

[5]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8.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教师，复旦大学社科部博士研究生

篇5：国民党迁台初期的地方自治政策

一、地方自治成为迅速稳定台湾形势的需要

1948年春,“行宪国民大会”召开后,“假民主、真专制”的戏码使得内战漩涡中的国民党加速溃败,蒋介石下野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1948年下半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摧毁了国民党军队大部分的有生力量,战争向着完全有利于解放军的局面发展。此时的台湾虽然与大陆隔海相望,所受冲击较大陆地区稍逊,但是社会不安情绪仍然普遍存在。为了配合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斗争,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台湾的敌后政治工作,积极争取台湾同胞的支持,着手一举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时任省主席魏道明表示:“台省在国家全盘局势之下,只是一个重要的后方,就配合‘国策’来说,省政第一个重点,当然是安定,才能充分发挥后方的效用,也只有安定,才能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贡献国家。”[2]252省政府为有效规避国民党政权政治经济失败冲击台湾,出台稳定币值和粮食供应的政策,起到了一定效果。1949年6月省参议会第七次大会宣言明确指出,为求台湾社会安定,除以戒严实行秩序管制,以政策保障经济外,在政治上争取民心尤为重要。而争取民心的主要措施,代表民众意见的省参议会认为仍然是实行地方自治。宣言指出:“本省的安定,乃当前全省同胞最关心的事,然而内在与外来因素复杂,随时有被摧撼的可能。光复三年有余,政府对于民心之获得,尚未做到,以言地方自治之施行,系全省同胞最迫切的期望,而政府以研究训练为理由,迟疑未决,如本会改选亦遥遥无期,第以施政决策,应合时宜,方不致变成明日黄花,本会再三建议,而政府迄未施行,应请慎重考虑。”[3]258在全面危局到来之时,为谋将台湾建成最后的“复兴基础”,对省民及早实施地方自治的请求,当政者表现出积极回应的态度。陈诚在回答议员询问时表示:“关于地方自治问题,本人向甚注意,自当力求实现,现已设立地方自治研究会,专门研究有关自治的各种实际问题,以期提早实施。”[3]263一直拖延逶迤的地方自治似乎已经到了非开不可的地步。

1949年1月11日,蒋介石致电新任台湾省主席陈诚,指示其在台湾“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浮之人士参加政府;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收揽人心,安定地方;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急躁亦不可操切,毋求远功速效,亦不必多定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道。”[4]382蒋希望陈诚对待社会更为温和谦虚,切不可再次激化社会矛盾,积极与社会妥协的意味明显,以此求得台湾社会广泛支持,确保台湾这个最后的“基地”。

1949年6月蒋介石移驻阳明山,到1949年夏天,国民党在军事上大势已去,国民党党政军人员集中向台湾撤退,大批国民党官员、军人、眷属及平民涌入台湾,台湾人口原有500多万,突然增加了200多万人,使得台湾的处境进一步恶化。1949年的台湾政经情势混乱,国民党政权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当时台湾生产萎缩、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外汇匮乏。仅1948年下半年,零售物价指数猛涨达22倍,194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物价上涨52.6%,人民生活朝不保夕,社会极不安定。更为严重的是,光复后社会的动荡对台湾社会造成的创伤仍未抚平。台湾社会活力不够,工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当时台湾的主体产业经济是计划经济形态,生产活力严重不够。1949年的台湾,工农业生产的停滞导致政府税收吃紧,政府几近破产。不但如此,蒋介石将一半以上的预算都放在军事防御,财政形势雪上加霜。此时,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气势令国际社会普遍相信台湾很难苟存下去。1949年蒋介石到台湾之后,首当其冲的是稳定统治,尤其以稳定经济,恢复农工生产为要。而获得台民的支持至关重要,专制政权为求稳定局势,尤其对以省议员为代表的民众地方自治诉求必须妥协应对。

二、全面危局后国民党高层新治理策略的出台

1949年末,蒋介石和蒋经国在台湾度过,力图反扑的蒋介石加紧思考国民党失败原因和改弦更张问题。身居台岛的蒋介石认识到国民党失败原因中最重要的乃是没有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失去群众信任。1949年9月20日,蒋介石曾发表讲话:“我们必须坦率承认,本党用到政治与民族革命的力量,比用到经济与社会改造的力量为多。其间虽有不少同志在观念上主张改造社会,但在行动上仍不能深入社会,从事社会运动,招致了思想上左倾,行动右倾的讥评。”[5]35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总结无疑算到位的,但他忽略了自己正是行动保守、迷恋权力的代表。他没有认清,民族革命需要通过经济社会改造来实现。而以地方自治为实现途径的民主建设不但与民族国家的强大不相矛盾,而且是有利于民族国家发展的。南京政府统治下的种种行为说明,蒋介石不但没有认清,而且不懂得如何在实践中达成二者的统一,他封建传统思想浓重,在实现社会改造理想与寻求既得利益阶层支持之间犹豫不决、进退失据。而此时,如果国民党在台湾还是无法团结群众、争取民心,国民党政权将面临彻底倾覆的命运。次年,地方选举正式开启后,他在台南召开的县市议员会议上再次反省:“现在我们台湾本省的党员,应该以大陆的失败为前车之鉴,积极来推行地方自治,巩固三民主义的基础。”[6]2170此言虽带有政治宣传的味道,但已有悔悟自治搞得太慢之意。1949年12月接替陈诚新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在其施政报告中也认为应通过“民主”改革的方式取得社会支援:“我们现在可以走的只有第一条路,就是如何把台湾组成一个真正‘反共’的、‘民主’的模范政府,所以要达到此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一致,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就是对消。”[7]265

如此,在国共内战的冲击和台湾内外局势的压迫下,蒋介石对于改革台湾政治、推行地方自治非常看重,决定于1950年在台力推地方自治。蒋介石在1950年1月的大事表上只写了四个字:“地方自治”[8]。决意实行地方自治除了客观上的妥协、主观上的反思外,也有蒋介石的权谋考虑。既然本土势力及美国方面都如此看重“民主自治”,为取得省民及美国人的认可支持,不妨“以退为进、先放再收”,这体现了蒋一贯的行事作风。况且,地方自治对蒋氏政权而言还有更深层次的作用。在新中国建立后,蒋虽屡次以“反攻大陆”作为动员号召,但大势已去,力不从心。在军事不能取胜的情况下,蒋介石转而通过加强心战、政治战、宣传战的方式来凝聚人心、强化军事动员,梦想以所谓“至高无上”的理想信念战胜对手。蒋介石强调“三民主义”政治战和“勿忘在莒”、励精图治的价值导向,通过建设“民主政治”的“优势”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

“地方自治”对逃台的蒋氏政权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石数鸟”的计策,既达到宣传之目的又笼络了社会精英,甚至还可以减小改革的阻力。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促使下,逃台后的蒋介石对外展示了一幅搞民主政治的样子,以扩大支持面。当然,向地方和台湾本土人士开放过多的权力,自然会对蒋本人和国民党逃台势力带来威胁。据蒋介石日记相关内容反映,当他提出之后,党内立刻反对声一片,包括他身边的不少亲信也加以反对。反对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当时的台湾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立基尚不稳固,谈地方自治和选举这样大规模的举动不切合中国社会的传统和台湾的实际情况,可能会造成台湾的乱象。第二,台湾本地人占台湾人口的绝大多数,占85%,大陆来的只占约13%,如果直接选举,那么大部分的权利就会被台湾人拿走,国民党在台湾的控制力就没有了,整个台湾将迅速掌握在本地人的手里,国民党将没有立足之地。及至1950年10月24日,国民党台湾省改造委员会举行典礼,蒋介石说:“政府正在台湾推行地方自治,办理县市议员及县市长选举……我们过去的毛病,就是说了不做,不知耽误了多少大事!今天不能再蹈过去的覆辙,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6]2076这也反映出,国民党高层随着治理策略的转变,在权衡利益得失、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蒋介石政权迫不得已地让渡出部分地方权力,开启了基层民选政治。面对如此复杂的抉择纷扰,加之蒋本人性格的优柔寡断,能够全力配合蒋介石既要防范异己又要推行社会改革,从而实现权力稳固的得力干将可以说屈指可数,首要人选莫过于陈诚这位铁杆同乡。

三、国民党赴台初期的地方自治改革

统治策略转变的结果,台湾不仅在经济上实行有效管制,推行减租等土地改革措施,而且在政治上规划实行地方自治,并将地方自治列入1950年台湾省政府重要施政方针。据陈诚讲,蒋介石早已注意到了隔着海峡的台湾,并且准备把这里作为国民党军队最后的据守地。1948年底,蒋介石就已经做好了逃台反攻的准备。而陈诚之所以会去台湾,也是源于蒋介石的这种安排。作为蒋难得的心腹,他对于蒋的决定总是默默执行。蒋介石在关键的时刻把开辟最后退路的任务交给了他[9]9。陈诚也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到台后,整饬吏治、颁行戒严、强化秩序、力推改革,土地改革和地方自治成为稳定局势的主要经济和政治手段。1949年2月,就任“台湾省主席”两个月之后的陈诚,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通过对地主的限制来达到争取更多群众的目的。与此同时,政治与经济改革联动,1949年3月1日,陈诚主持行政会议表示:“于政治方面,改组民意机关,健全地方基层组织,训练民众,行使四权,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施宪政,以完成建设目的。该次行政会议,以推进地方自治为省年度施政方针,并将(1)公布省县自治通则及各项选举法规,(2)严格规定县市长及乡镇长候选人资格,公民直接投票选举,(3)提前实施县市自治,选举县市长,成立县市议会及,(4)成立本省地方自治研究会,研究各项自治规章等提案,决议送请政府研究速办。”[10]4在蒋介石支持下,陈诚成功地将土地改革与民选地方自治两项内容列入1950年的施政计划,将实行地方自治的政改措施作为调动民意、确保台湾的重点工作。当时岛内的报纸对外宣传:“一,主要为实施地方自治,部分县市将在明春提早实行民选。另外,如澄清吏治、整顿户籍都将包括在内。二,经济:努力增加生产,实施限田,务求达到自给自足及耕者有其田的目标。”[11]在蒋介石支持、陈诚主导下,推动地方自治改革的力度加大,进度加快。1949年12月21日,接替陈诚的亲美人士吴国桢在岛内“民主”自治方面进一步开了绿灯。但是,即便如此,国民党对全面开放基层选举、自治还是相当警惕的,地方自治设计经历了坚难的“孕育”过程。

陈诚的改革既是应急之举,也带有政策改革实验的性质。地方自治与土地改革这些国民政府曾经在大陆开展过、失败过的大动作改革措施在台湾能取得进展,除了主观意愿上的破釜沉舟、痛下决心之外,与台湾的社会结构,即旧势力相对薄弱、对国民党当权者既得利益打击伤害较少、台湾基层社会条件较好有重要关系。由于有了陈诚改革的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岛内局势相对稳定后,蒋介石主导了对国民党的大规模改造。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总统”职,再度掌权。复职时,蒋介石又提出了四个施政重点:一是在军事上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大陆;二是在国际上先求自力更生,再联合民主国家共同反共;其三,在经济上提倡节约,奖励生产,推行民生主义;其四,在政治上保障民权,励行法治[12]142。1950年9月1日,新成立的党国权力中枢———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发表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现阶段政治主张》,成为国民党改造的纲领性文本。主要内容包括重建组织,党员归队;改革党政关系,通过党团组织严密控制“国会”和“政府”,强化了一党专制;文化方面进行全民总动员,强化反共宣传等。在所谓的“中央”层级,国民党原有的派系被打碎,旧的权力结构瓦解,党、政、军、特系统的大权都集中于蒋介石一人手中。通过“改造”,国民党的组织运转“制度化”,权、责、令一元化,思想系统化,统治秩序化,国民党逐渐摆脱了退台初期的社会混乱和危机,为其在台湾的生存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3]32。国民党改造的总体目标是在强化一党专制的基础上达到对台湾社会的有效控制,实现高效率的军事动员。为配合此一目标,在改造国民党、强化集权的同时,为适应台湾政治生态结构并有效发动台湾本土势力,决定在党务改造的基础上将地方自治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途径推而广之。正如当时台湾省的第一届国大代表吴三连所说:“在政治上宣称要保障民权,同时事实上又要维持威权体制,其折衷做法必然只在地方自治上有所著力。”[12]142吴国桢上台后的施政报告将“民主”作为重点的四个目标之一,而地方自治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7]267。1950年7月初,地方自治的核心动作———各地方层级的“民主选举”开始办理。

四、结论

国民党由于政党属性的局限以及内部腐败和治理方式失察,在1945年接手台湾过后,并没有真正实现台湾与大陆社会的融入,将不少传统的和本应摒弃的气习带到台湾并且强加给台湾,制造了不必要的差别和省籍冲突,并最终导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作为最后一块反攻大陆的根据地,如果台湾内部再不稳定,再度失手,蒋氏政权将无处可退。在这样的急迫状态下,为适应在台湾的生存和发展,国民党政权不得不推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以顺应台湾社会的现实。据杨天石等人获取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事实上,他本人早已经察觉国民党内致命的结构性问题,因其既得利益牢不可破造成的脱离群众的痼疾。他曾效法共产党要求党员“为人民服务”,“使智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以推行地方自治及建设社会”,还曾提出“各级干部必须由民众产生”的实践思路[14]494。但都因为阻力太大付诸阙如,而他本人的思想也是在既维护上层利益又缓和下层矛盾的思维里打转。当然,他同样无法容忍将改革的权力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任用心腹陈诚主其事,总算是求得了“平衡”。所以,可以不夸张地说,正是陈诚这样一位对蒋介石死心塌地,敢作敢为的人,才能既见容于蒋介石的极权体制,又可以顶住压力、破釜沉舟、大胆改革,在国民党蒋介石赴台初期台湾社会的稳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政治现代化常常是军事失败的产儿。”[15]151军事、政治上的溃败造成台湾经济、社会走向崩溃的边缘,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进行改革。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使其在国际上也陷于孤立。国民党在大陆军事失败后,逃往台湾,几近穷途末路,痛定思痛,才最终以破釜沉舟的心态挽回民心。当时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政治无序,上层派系分裂的局面要整肃,社会上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及“二二八事件”冲击,地域观念已经成为严重的危机。而实行地方自治,通过政治参与的管道来缓和这种地域观念成为一个比较有利的途径。不过,由于过去在大陆和光复后地方自治的教训,以及适应强化统治、实现军事动员的需要,决定其开放地方自治也必定在党国体制的约束之下进行。

摘要：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后,总结教训、图存自保,在蒋介石授意下,由陈诚主持,开展了较大规模、较深度的土改和地方自治,对于稳定当时台湾局势、苟延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改革还奠定了台湾政治变迁的社会基础。运用国民党赴台初期省议会的档案文书等资料,对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开启地方治理模式的源流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国民党迁台初期地方自治政策的动因、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