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精选10篇）
篇1：浅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浅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摘要：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是守旧势力的阻挠和镇压;社会现实条件的限制;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等等。但是，这些情况与其说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客观原因，不如说是改革者在进行改革之前应当考虑的客观现实条件。所以，真正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主观方面的原因。戊戌变法人士激进的改革心态及其改革战略的失误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主观因素。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以皇帝的合法权威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推动体制更新的变革运动。直到1898年，中国才真正获得了这次来之不易的变革机会，然而，它却以迅速的失败而告终。 一、戊戌变法人士的激进心态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着世界列强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俄、英、法、德、美、日等列强加紧了对其在华利益的争夺。在甲午战争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沿海重要的港湾旅顺、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落到了他们手中，中国几乎全部国土都被划分为各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从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1]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强烈的危机感给其内心以深刻的刺激与震撼，导致他们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变得越来越激进。
大体上，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激进改革心态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愤世心态
在封闭的条件下，民族危机的深度只有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精英能够真切地感悟到。他们的敏感与其周围一般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形成鲜明对比。这样一来，一种与此相联系的道德优越感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激愤而孤独的精英意识与优越感，会使变革者与广大官僚士绅之间形成巨大的隔阂，并导致后者对前者产生同样的情绪化反应。造成这种愤世心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体制吸纳这些有变革志向的知识精英的渠极其狭窄，改革者精神上深受压抑，他们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来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也就无法以正常的方式来疏导自己的压抑感。依次戊戌变法人士一旦获得青年皇帝的知遇之恩，就使得他们的求变心态以高度情绪化的亢奋激烈的方式表现和宣泄出来，力求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变革着的愤世心态与广大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相冲突，导致了戊戌变法走向两极化的对立。
(二)急剧改革的心态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急切的高呼要是还不进行变法改革“皇上与诸臣，虽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受这种心态影响的变法者，总是以他们主观上所感受到的危机感的强度来作为激进变革的理由，而变革成功所须考虑的客观条件却往往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三)全面“大变”的心态
能表达这种心态的，是康有为在呈光绪帝第六份奏书中所说的“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它要求在旧的基质上寻求新的生长机制，要求在顺应历史传统的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但变法人士却不自觉地排斥这种传统的改革。这种“全变论”有其片面性。变革者仅仅注意到传统政教与制度文化对中国应付民族危机所构成的障碍，而忽视了这种传统政教与制度文化在许多其他方面对庞大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继续承担着传统的整合功效。他们仅仅根据中国旧体制无法抗衡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这一点来认定变法必须是全面的“大变”，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四)简单化的乐观预期
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有一种过于简单的，不成熟的乐观判断。改革者对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判断的原因主要是少年气盛，血气方刚而又缺乏实际阅历，而且康有为认为，由于中国与日本在民俗文化方面相近，只要以日本为借鉴，中国的改革也就“易如反掌”。“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养成之，若以中国之广士众民近采日本”，那么，其结果将是“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3]康有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虚幻的乐观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它会使变革者忽视变革过程的复杂性，它引发的那种虚幻的自信会进一步起到鼓动变革者提出不切实际的，与现实脱节的变革方案的消极作用。
这种以危机感的强度为基础的求变心态，固然是可以促进变革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危机感是一种主观的心理因素，很容易使变革者脱离现实的允许条件来确定变革的幅度、速度与范围。危机感比较容易使人们确认变革的“必要性”，而变革的约束条件则较少地为人们所重视，这样就会使改革的分寸与火候的把握失去依据。也正是这种激进的求变心态导致变革者的政治行为与政治选择上的激进性。他们是在这种激进心态的支配下，来设计和制定变法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结果使得康有为等改革派在变法的具体战略措施上没有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二、康有为改革战略的失误
(一)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就把改革的通盘计划公开于世，并把矛头公开地明确地直指他所认为的反对改革的政敌与传统的官僚体制，当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改革时，康有为竟回答：“杀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只能被保守派视为变法派准备大开杀戒的公开声明。并从而引起荣禄等势力派官僚的嫉恨，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其次，康有为向光绪帝建议，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作为变法的第一步计划。在光绪帝尚没有取得真正的最高权力的情况下，大誓群臣的做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把皇帝从变法过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边。一旦改革派与对立派的矛盾日益发展的情况出现时，皇帝本人将由于其明确的政治倾向性，而失去足够的政治回旋余地。
(二)改革理论不成熟
公羊学说是康有为维新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它把儒家经典解为伪书，对中国知识界无疑是当头棒喝，它动摇了封建正统儒学的思想基础和封建正统思想的合法性。因为几千年来的儒家正统教育并不是用一两篇文章或一场精神运动就能否定的，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即使在工业化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儒家思想仍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所以康有为的公羊学说一出笼，自然遭到一大批守旧和保守人士的攻击，即使本来对社会危机有很深的认识，同时主张政府变革的一大批洋务派官僚也不能认同康有为的价值观念。公羊学说使得改革者失去了广泛的支持者和同盟军，使戊戌变法最终演变为改革精英的独舞。另外，在没有对中外国情作出深刻的历史比较的情况下，仅仅依据中日两过历史表象的类似性匆匆设计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急进的改革方案。日本在分封制的条件下，具有传统权威合法性的君主可以在传统的幕府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地建立中央集权的机构，当他在推想改革时可以从社会中直接引用大批新人来充实自己的新的政治中心而无须顾忌传统贵族的意见。而中国与日本不同，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官僚集权体制下，君主可以提拔 少数人，但不可能变更整个官僚阶级，他必须采取缓进的方式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持旧式官僚的声望与利益的前提下发挥新官僚的作用，否则就会引起旧官僚的剧烈反抗。所以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用激进的改革方案就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这种改革理论的不成熟也埋下了导致改革失败的理论陷阱。
(三)“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当变法派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进改革时，他们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的渐进方式，而是主张“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在这种变法战略的影响下，光绪帝在一百零三天的时间内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施条件与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的实施停留在形式上。而且，改革产生的利益受到的影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反对派一边。尤其像科举制改革这种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变法策划者要求在当年就把全国的生童试改为策论考试，连给考生做贮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数十年寒窗之苦的一般人士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他们难以对这样的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这样容易产生反对情绪。
(四)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
由于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作出的举措，掌握着事实上的否决权。因此如何处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对于变法能否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尽可能地减少太后对皇帝的猜疑与不满，防止保守派与太后之间结合成政治上反对光绪改革的政治联盟，是确保变法成功重要条件。然而康有为拒绝采取“调和两宫”的主张，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4]可以说，这是康有为在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这种政治战略的前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首先，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其次，太后对光绪皇帝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她在群臣中的至高权势乃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而康有为等根本无视这一既存事实，他们认为既然太后已经归政于皇帝，那么在法统上，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认为皇上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应排斥太后作为改革的目标。事实上，康有为为排斥太后的做法，在变法派内部就受到不少人的反对。连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曾上奏指出，“ 皇太后亲将天下授之皇上，宜遇事将顺行，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见。变法宜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而戊戌变法派内部的重要人物之一的王照，就曾主张把变法的荣誉花环戴在太后头上，以此来满足这位老妇的虚荣心，以尽可能地减少变法的阻力。然而，康有为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张荫桓的影响，坚执挟此抑彼“之策，把慈禧太后视为”不可造就人物“来加以排斥。而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派不是分化了太后与荣禄的联合，而反而使两者由于利益与共而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人们还可以从康有为一些有关政策的具体建议中，认识到这位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当孙家鼐问及，变法千头万绪，无一不需经费，而国家财政只有此数，不可以应对这一问题，康有为竟轻易地回答说，这件事根本无须担忧，英吉利不是正垂涎西藏而又不能得到吗?如果朝廷把西藏卖给英国人，就可以得到好价钱。有了这些钱，哪有新政缺钱的道理。孙家鼐由此而意识到康有为的“诞妄“，而预料到康有为是难有变法的作为的。此外，康有为还授意洪如冲，由他提出建议中国与日本合为一邦。另外，康有为有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换西服的”改革“建议，他提出的理由是：“衣服虽未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变矣。”[5]这种变法设想完全不考虑中国的客观条件与国情，它是如此地不切实际，以致于从来不愿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的康有为到变法失败以后也承认这种好高务远的空想主张“实为巨谬”。[6]康有为回忆这一点时曾感叹，如果全国的人都穿了西装，那农村的织机人还能从哪儿挣钱生活?
康有为在变法过程中提出的另一建议是以孔子纪年。光绪年号是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的象征符号，以孔子纪年历来就是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汉族反抗运动的统治做法，它无疑会引起满清权贵与王朝效忠者们自然而然的猜忌：康有为这样做是否有否定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谋求恢复汉族统治的险恶用心?人们还可以从康有为对变法中的经济问题的建议，来看出这位过于自信的变法设计者的轻率与无知。康有为在建议统筹全局，举办新政的奏议中，认为举办各项内政所需的费用，通过发行六亿两公债来筹集，在这以前，清政府曾发行过昭信股票亿一两，而事实上却极少有人愿认购。六亿两的公债，当时政府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一亿两，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按当时中国的国情是不可能筹集到这么多的资金的。
从康有为等变法派人士在中国变法所作的战略设计中，更为切实具体地认识到，有康有为这样的书生政治家来主持复杂而艰巨的变法大业，其失败就决不是偶然的，尽管我们并不怀疑康有为与他的青年同志们在道德上的真诚与热情。
如果说，光绪是荆棘丛生的危崖的脱缰之马，是江海巨浪中失控的风帆，那么，始终受到这位年青皇帝尊崇的康有为，却对光绪的思想与政治选择的激进化负有最直接的责任。当光绪帝最需要冷静的关键时候，康有为却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正是他促使处于极度的焦虑心理状态的光绪皇帝作出一系列更为激进的决策。
三、光绪帝的激进政策
(一)裁汰冗官事件
七月十三日，光绪帝下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常寺、太仆寺等中央衙门以及一些外省衙门。戊戌变法把裁官视为首要措施，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由此而导致连带关系失职失业者近万人之多。朝野为之震惊，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光绪帝实施他心目中的官制改革的激进做法，其基本原则是“新旧水火，势不两立”。康有为建议皇上用赏罚之大权，严惩守旧派。为使新法推行，他甚至建议皇上频频采取“大举动”，用当年赵武灵王、秦孝公与彼得大帝的方式来震耸守旧派。光绪帝下诏裁汰冗官，然而，却对于被裁撤的官吏的今后的生活出路并无相应的配合措施。这就使当时的官制改革给一般官僚在精神上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往往又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新政的态度，其结果是各种谣言广为流传。据记载，“京中已有裁撤六部九卿，而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之谣。”一些老迈官僚竟有“焦急欲死者，惟有诅谤皇上，痛骂康有为而已。”[7]
(二)礼部六堂罢官事件
如果说，裁汰官员的举措在中下层官僚中普遍引起了惊恐不安，并进而形成对戊戌变法不满的社会气氛，那么，五天之后出现的王照事件与此后的六部堂官被罢事件，则进一步在上层官僚中引起严重不安，礼部六堂罢官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礼部主事王照上书建议皇帝巡行中外，从日本开始，体太后之意变法。而保守派礼部堂官认为日本历来多刺客，让皇帝出访日本，这样会使皇帝置身于危险之中。他们认为王照的意见荒谬，不肯代递。王照起而抨击礼部堂官，于是引起冲突，结果光绪帝以礼部堂官壅蔽言路为由将礼部六堂官全部罢免。这件事的发生，使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不满开始表面化，他认为光绪帝办事操切，性情暴烈而且处理政务的能力极不成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礼部六堂官被罢之后的第二天，光绪下谕，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章京上行走。这四位新官与康有为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皇帝现在已经完全受康有为的想法支配。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是，光绪帝从此本人成为众矢之的。
(三)从开制度局到懋勤殿事件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指出“若欲变法而求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他设想的制度局职掌十分重要，包括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定立法典。对于开制度局的建议，反对派一开始就表示抵制，他们认为制度局的开设无疑是对军机处的“釜底抽薪”，所以这项方案也没有被采纳，此后康有为则转而提出在宫中开设懋勤殿代替制度局，新旧派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守旧派屡次否定了康有为的设立的制度局的请求之后，康有为并没有改弦更张，改换斗争方式与策略，而是抓住制度局不放，一味纠缠于此，以致影响了其他新政的推行。在制度局受到抵制之后，又开设懋勤殿，议政处，立法院，这些机构花样翻新，其预期目的非但没有达到，反而引起守旧派的反感。而光绪帝也同样受其僵硬的思路的影响，并始终以制度局为唯一的改革思路。
四、对变法失败的反思
戊戌变法人士在进行变法时，存在着一些制约变法的条件。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怎样变革才能取得成功?
在中国传统的官僚集权体制下，在皇帝与太后分享皇权合法性的条件下，在少数先知先觉的精英与多数后知后觉的官僚士绅对峙的条件下，只有一个改革者被充分地“官场社会化”，以获得官僚群体认可的行为方式与态度，他才可能游刃有余地从事政治活动，并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取得相应的对旧体制进行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技巧，才能使改革的计划更为周全，各种举措更为切合实际，而不至引起广大官僚阶层的严重对立与反抗。
皇帝采取大刀阔斧而又激烈的改革方式，将会使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与那些由于改革而丧失既得利益的官僚，有可能与充满权力失落感的慈禧太后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皇帝难以招架的强大政治阻力。解决这一困难的前提是皇帝必须握有实权。而皇帝要取得实权，决不应是通过大张旗鼓地发动变法的声势，甚至不是以变法的名义来清洗保守派，因为，这样做必然会打草惊蛇。另外，在传统力量十分强大的情况下，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中的多数人，无法接受那种明目张胆的对传统价值观念与习俗的挑战性的言辞与主张。正因为如此，改革者应采取多数官僚所能理解与接受的观念来阐述与表达改革的理由，通过隐蔽含蓄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锋芒鄙露。
真正富有成效的改革，应采取疏导与渐进的方式，力求做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把复杂的矛盾，问题，阻力与障碍予以分散，并逐步地克服与化解，主张小步地持续地推进，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地既存秩序作根本的决裂，使新制度的创设与旧有的现存秩序之间，大体上可以保持相适应的状态，在历经了上述各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使变革的结果逐渐转化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风尚，习惯。这样就不再会引起新旧派之间由于界限分明与对立而出现的两极冲突。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我们在强调一些客观不利因素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主观方面的失误。戊戌变法人士理论上、组织上不成熟，康有为等中国改革的主要人物，虽有满腔热情但却不具备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与改革者所应具备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技巧，不仅不能扬长避短，因势利导，给变法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反而在激进主义的政治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加速了变法的失败。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改革，分析它失败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事业有一些借鉴意义
篇2：浅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②寄希于光绪皇帝。“幻想是弱者的命运”，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维新派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而难”。因此他们把变法的期望寄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以获取廉价的胜利。
③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维新派尽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一度曾向英、日、美寻求援助，期望他们干涉后党政变，支持中国变法，结果落空。
④缺乏军队支持。光绪皇帝是一个光杆，手中无一兵一卒。而维新派也忽略了事先取得军队的支持。大难临头，他们才想起了兵权，轻率地把赌注押到袁世凯身上，结果被袁世凯出卖。
⑤敌视革命，脱离群众。维新派之所以要倡导变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他们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始终眼睛朝上，是变法运动缺乏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顽固势力略一反攻，使自我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篇3：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思考
戊戌变法也被称为百日维新, 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有很多历史学者认为, 这次变法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维新派过于软弱无能。但笔者却认为,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 主要是由于维新派所采用的策略不当, 急于求成。
一、理论宣传方面存在失误
作为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康有为, 其为了宣传维新变法, 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新学伪经考》中, 康有为指出, 《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一些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作品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而在《孔子改制考》中, 康有为则把孔子美化成了“托古改制”的先师, 其认为孔子是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平等思想的倡导者。为了推行变法, 康有为提出上述观点, 主观愿望是好的, 但其在论证方面却存在很大问题。一方面, 论证极为烦琐、老套, 不利于变法思想的迅速传播, 也不易让年轻人接受, 另一方面, 论证过程往往牵强附会, 甚至其中存在明显错误, 这不仅难以让广大的知识分子接受其理论, 而且还给反对者提供了口实。不仅如此, 维新派还对当时的社会各个阶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如, 抨击“官”是“瞽聋跛疾, 老而不死, 年逾耋颐, 犹恋栈豆”;抨击“士”是“一书不读, 一物不知”;抨击“商”是“不讲制造, 不务转运, 攘窃于室内, 授利于渔人”;抨击“民”是“缠足陋习, 倡优之容, 天刑之惨, 习之若性”。这种不讲策略的理论宣传既不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 又将维新派置于社会大众的对立面, 变法还未正式实施, 就已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二、变法阶段急于求成
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 变法要想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应该采取缓进的方式, 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以点带面, 逐步扩大, 不能急躁冒进, 应避免一下子就触及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只有这样, 才能使变法力量不至于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但维新派却反其道而行之, 采用了一种异常激进的方式———四面出击, 全面开花, 变法策略简单化。如, 1898年光绪皇帝派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人召见康有为代为问话, 当荣禄问康有为如何变法时, 康有为竟回答道:“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 则新法行矣。”这种极不讲究策略的言论, 只会引发反对派的仇视, 无益于变法的推行。在“百日维新”期间, 维新派立足未稳, 就提出了很多变法措施, 但这些措施却缺乏可操作性且无法形成体系。如, 取消旗人特权, 让其自谋生计, 这会使大批旗人一下子丧失了生活来源;取消重叠机构, 裁撤冗员, 又会使大批官员丧失了权力。这种毫无章法, 不顾客观条件, 急躁冒进的做法, 只会使在变法中利益受损之人迅速加入反对派阵营, 反对派的力量得到壮大, 维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全面激化, 致使变法举步维艰。
三、未能合理利用慈禧太后
要想使变法顺利推行, 一个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变法势力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力。但在戊戌变法中, 维新派依靠的却是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 对于唯一能够左右政局的慈禧太后, 维新派却对其嗤之以鼻。事实上, 慈禧太后并非完全排斥一般性的变革。如, 洋务运动如果没有当时作为实际统治者的慈禧太后的支持, 也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进行。又如, “明定国是诏”及后来的变法上谕, 如无慈禧太后的首肯, 也是不可能顺利颁布的。正如其对光绪皇帝所言:“汝之变法维新, 本予所许。”当然这并非美化慈禧太后, 实际上其同意变法也是有限度的:一是变法决不允许违背祖制, 二是不能侵犯她的权力、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维新派应尽可能地安抚慈禧太后, 在她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推行变法, 与此同时也要加强与洋务派的合作。但维新派一开始就将包括慈禧太后、洋务派在内的几乎整个统治阶层都视为变法的障碍, 反复强调“新旧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并建议光绪皇帝排斥慈禧太后, 采取果断措施清除异己, 维新派的行为使本来就对帝党、维新派抱有戒心的慈禧太后大为恼火, 加之其身边的守旧官僚也极力阻挠和破坏变法, 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篇4：浅谈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此后的三个多月中，光绪皇帝陆陆续续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但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最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六君子”被杀，新政措施中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之外其余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了。有人说失败的主观原因是中国资产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本身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再加上不能广泛发动群众，最终导致变法失败；客观原因是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了变法的进行。深入探讨，变法失败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
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著有《大同书》、《康子内外篇》、《孔子改制考》等书，纵观这些书籍，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的了解是粗糙的——变法前的康有为从未走出国门，自然也就不可能实地考察、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变法的另一位倡导者谭嗣同的主张又太过激进。对西方、对中国国情没有深刻的了解，没有成熟的理论作为指导，这应该是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梁等人虽然满腔热血、才华横溢，可是在政治上不够成熟。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次改革都会受到重重阻挠，成功的改革者往往对时局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善于平衡、团结各种势力，推动改革的前进。首先我们从《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可以看到有关慈禧太后并不反对变法的记述：“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上即令为臣拟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刚毅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维新派的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写道：“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慈禧本人也说，只要“不遗祖制”，其余均可由光绪“自为之，吾不内制也”。维新派在改革中却没有看清方向，很好地利用这些有利因素，而是让自己卷入了帝后之间的政治斗争。改革遭到慈禧太后的反对之后，康有为等人密谋“围园杀后”，激怒了慈禧太后，直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也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洋务运动破产，但是洋务派对于刚刚兴起的维新派并不排斥，而是把他们看成是本门的后起之秀。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在京发起成立强学会，这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团体，但参加者多数是洋务派官员。1895年11月，康有为等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此后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十分融洽。湖南新政是戊戌维新运动在地方上的典型，也是这一时期维新派和洋务派合作的结果。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私立学府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康梁不仅没有团结洋务派推动变法，反而在帝党人物的影响下，对洋务派实权人物李鸿章等人予以指责、排斥。自命清高的维新派与支持变法、有实力、精通官场运作的洋务派渐行渐远，最后洋务派成了敌对势力，改革举步维艰、难以推行。
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对民众力量是认识不清的。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里有一段比较“精辟”的回答：“之所以反对中国开议院（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的主流派都主张“尊君权”，“以君权雷厉风行”变法，拒绝开议院），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的“民智”低下。事实上改革的具体措施中也没有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比如说土地问题等。历史一再证明，失去了人民大众支持的改革往往是无法成功的。
自6月11日起到9月21日止，新法令每天如雪片一般颁布，平均每天将近3条，似乎要把中国两千多年的积弊一扫而光。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至少进行了6年之久，做到了循序渐进。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戊戌变法进行得非常仓促，这也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对于新生事物，无论是社会，还是民众都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
回顾这次变法，维新派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作为指导，方向不明；变法中对时局认识不成熟，卷入无谓的政治斗争，不能团结支持变法的洋务派，增加了变法的阻力；缺乏支持改革的群众基础；变法也没能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仓促盲目实行，以上种种导致变法失败在所难免。
篇5：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戊戌变法是由光绪帝和维新派主导的一次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力量过于弱小。清朝晚期实权掌握在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手中，当戊戌变法触及到顽固派的利益时，就遭到了遏制和镇压。
维新派在变法的过程中，并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都没有充分的证据，无法说服顽固派，甚至连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另外，在变法的过程中，维新派一些激进的宣传也为变法增加了社会阻力。
戊戌变法的目的虽说是为了救助那些生活不好的人民，但是却缺乏实际考虑，过于乐观的估计改革形式和变法的难易程度。同时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维新派变法最大的依仗不过是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官僚。
篇6：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②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人虽然掌握了一些军队，但并不是统一的革命力量，护法运动则依靠军阀的力量，因此每当遇到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就不能不失败。
篇7：维新派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1898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这一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并得到当时清廷重臣翁同稣的支持，其改革理念影响力不断扩大。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实行新政，新政基本采用了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建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可这变法仅历时百日，便于9月21日以慈禧发动政变，幽禁皇帝，捕杀维新派和康有为流亡日本而告失败，成了短命的“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是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对派太过强大。但同时，以康有为为倡导者的维新派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也是导致变法必然失败的原因。康有为等人的不成熟，表现在其沉浸在一个“形势积极主动”的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其假象的敌人和朋友，敌人不一定是真的敌人，朋友却是靠不住的朋友。
康有为最大的假想敌是当时实际的掌权者慈禧太后。在其看来，正是慈禧的不放权给光绪帝及顽固不化严重地阻碍着变法的推进。但历史证明慈禧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慈禧太后统治中国的差不多半个世纪里，是近代中国受列强侵略荼毒最为猛烈的时期，面对列强的入侵，这段时期也是近代中国变化最大、最剧烈，由传统走向近代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兴办洋务企业、改八旗建制学习西洋军事。。这一切在当时如果没有慈禧地同意和支持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从1898年4月康有为进京成立保国会宣扬变法，到6月11日光绪帝正式主持变法实施，这中间两个月的时间里，光绪帝和大臣们都在将实施变法的相关计划和准备工作实时地向慈禧汇报请示。最终授权光绪主持变法的同样是慈禧，可以说没有慈禧的同意与支持，戊戌变法根本没有开始的可能。
慈禧是当时中国实际的掌权者，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中国走向近代的重要领路人之一。她立光绪又不彻底放权是当时环境的需要：她老了，清帝国需要接班人，光绪稚嫩，由她扶上马送一程是必要的。让光绪主持变法，就是对光绪的历练。她不反对变法，但她要的变法要依靠李鸿章、张之洞这些老成谋国的重臣，而不是康有为一类的“西学小生”。
康有为倡导变法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应该要站出来肩负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是其在政治上谋求上位的途径。可实权派慈禧根本对他不感冒，出出提防。康有为于是一心希望光绪帝尽早掌权。他想方设法打击那些慈禧派去辅佐光绪的大臣，鼓噪“太后应还权利予皇帝”，甚至不惜挑起皇帝与太后间的两宫矛盾。当皇帝并未被监禁时，又自作主张密谋围攻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救皇帝，这种冒失的行为最终激怒了实权人物慈禧，慈禧翻手为云，一夜间维新变法全部推翻，皇帝被囚，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作鸟兽散。
康有为等给予最大希望的朋友是袁世凯，这个后世有许多电影都拍了。他们派谭嗣同联络当时刚被光绪提拔专责练兵的袁世凯，理由竟然是袁世凯受了提拔必然喜而图报帮助他们发动政变围捕慈禧。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天真。袁世凯是慈禧心腹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作为一个用心思的政客，他当然知道当时任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只是光绪一人，慈禧和一干众大臣对康有为等人根本不感冒。谭嗣同这边才找袁世凯联络，那边袁某人已经向顶头上司、慈禧铁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满洲贵族领袖荣禄作了汇报。紧跟着戊戌政变就发生了。光绪和康有为都是政坛新手。在当时，光绪初登基，面对国家的残破景象，很想自己也能如祖先康熙、乾隆那样驱逐列强、振兴华夏，成为一代明君。而康有为钻营奔走多年，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其维新理念终于得到皇帝支持，也是想大展一翻身手，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理想都是美好而远大的，但他们的组合在当时中国高层的政治精英眼中简直如同儿戏般幼稚。光绪对慈禧又敬又怕，慈禧则很想把光绪拉到自己与众老臣的维新思路上来，光绪也算听话，事事求教慈禧，时时自省，可康有为勾勒的未来太美好了，以致其本人都沉醉其中，以为得到皇帝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如脱缰野马般冲了出去，而且为达目的，甚至不惜打着皇帝的旗号自作主张，最终害了光绪，也害了自己。
戊戌年间还有个人的仕途轨迹很值得注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康有为等人的不成熟，那就是清廷重臣翁同稣。翁同稣是当时清朝权利中心中最先对康有为表示出兴趣的人，是他把康有为引荐给了皇帝，并为变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明定国是”诏就由其亲自起草。当时清朝能倚重的大臣中，李鸿章身背甲午战败的黑锅还处于下野状态，奕訢重病卧床并在变法开始前不久死了，张之洞坐镇多事的帝国南方，所以翁同稣这段时间权倾一时，他的支持至关重要。但翁同稣在与康有为的接触中渐渐发现康有为的变法思路非常冒进，而且康有为竟敢冒失地挑战慈禧及满洲贵族团体，“狂甚！”。翁同稣明白，自己要是继续支持康有为等人胡搞下去，自己也非完蛋不可，于是在变法还没开始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变，跳出来反对变法，甚至当时就否认自己认识康有为。他这种态度转变让光绪莫名其妙：老师难道是老糊涂了？当时光绪亲自主持的变法已是箭在弦上，于是把翁同稣作为“顽固派中的顽固派”开缺回籍了。
翁同稣在其大权在握之时，选择在外人看来是突然的自我毁灭，换来的是自己晚年的安全着陆，这是其政治上的成熟与高明，更显康有为等人的不成熟与必败。
维新派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将前途过分看好是戊戌变法迅速被推翻的主要原因。这当中他们的敌友不分，尤其是把本身同意国家以变革求图强并有争取可能的慈禧及满洲贵族集团一来就置于必须打到的敌人位置上是最大的败笔。且自己羽翼未丰，仅凭“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类的职位，光绪的信任及根本不存在的袁世凯的军事支持就想与当时拥有全国最高权威的慈禧撕破脸决战，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自寻死路。当然，推翻慈禧的根本思路，进行变法可能是变法要成功、国家要复兴绕不去的障碍，因为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慈禧许可下的维新已在甲午战后被证明是失败的，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已等不得那些老谋深算的政治精英们缓慢变革。但康有为的这剂猛药同样是失败的，这剂猛药所激起的抗体瞬间将已服下的药吐了出来！
篇8：浅析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及启示
一、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国家为增强实力,先后掀起了各式各样的变法运动,而商鞅变法是其中最彻底、最有成效,也是政令延续最持久的一个。它的成功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深度迎合了统治阶层的政治需求
变法之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六国卑秦,不与之盟”。秦孝公即位后,决心奋发图强,改变落后面貌。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1)留下了“四见商鞅”的美谈。商鞅变法深度迎合了秦孝公“变法求强”的政治意图,所有法令都围绕“富国强兵”展开,为秦国“图霸”服务。君臣二人及变法集团之间形成了很高的政治默契,虽然变法遇到很大阻力,但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能够取得秦孝公的肯定与支持,是商鞅变法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
(二)变法内容体现了“富国强兵”的发展旋律
商鞅变法是较为典型的“战时变法”,受社会及政治环境的影响非常明显。当时各国征伐不断,“富国强兵”是主旋律,商鞅变法的《强秦九论》都是为增强国力、提高竞争力服务的。
1. 鼓励农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主体地位的奴隶制时代,“国富”与否直接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强弱,农业既是民生根本,更是战略保障。因此,商鞅变法的首要目标就是促进农业生产。第一,废井田、开阡陌, 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耕者有其田,这是对奴隶制度的根本性颠覆,也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土地私有制的诞生还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整合优化,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奖励农耕,让农民多纳公粮以获得爵位,是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劳动的一种高度认同。第三,确立新的赋税体系,调整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课税种类及额度,特别是降低农民的赋税,突出“重农”导向。废除苛捐杂税, 实现藏富于民。第四,统一度量衡,不仅打通了经济、文化的壁垒,而且促进了区域融合,对统一大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奖励军功, 打造强悍的军事帝国。强大的军力不仅是保境安民的基础,更是称霸列国的资本,军功爵制的改革也自然成为商鞅变法最关键的拼图,其核心便是“利禄官爵抟出于兵”。商君为法于秦,战斩首一者,赐爵一级。(2)秦国子民无论家世显赫,还是出身布衣,要想加官进爵、获得封赏,就必须多立军功。新法给了普通百姓摆脱社会底层的途径,将百姓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变法后的秦国,军士之骁勇、军力之强悍是山东诸国无法比拟的。同时严禁私斗,有效遏制了内耗,营造出积极向上、一致对外的氛围。
3. 推行郡县制和户籍改革,有效稳定社会秩序。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将地方管辖权彻底收归中央,让法令直达地方。其次,改革户籍,规定所有居民都要进行登记,并实行连坐法,强制百姓相互监督,提升违法成本。上述政策的核心是增强社会生产力、规范社会秩序,为“富国强兵”的整体战略服务。
(三)依靠诚信和铁腕维护变法权威
商鞅变法触动了奴隶主和旧贵族的根本利益,必然遇到极大的政治阻力。为使变法顺利推进,商鞅主要从两个方面维护变法。
1. 取得民众的信任支持。变法从徙木立信开始,变法集团的思路很明确,仅凭变法集团的力量,不足取得对反对势力的压倒性优势。因此将徙木立信作为变法的一种政治宣传,立信于民、立足于民,让民众参与,更使其遵从,自下而上地守法护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铁腕刑治反对势力。无论变法决心多么坚定,民众信心多么大,反对势力都会为自身利益奋力一搏。“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 变法集团为维护新法的绝对权威,毅然处置了公子虔和太子傅公孙贾,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铁律,给了反对势力以致命打击。无论是反对势力还是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了变法已不可逆,变法最大障碍得以清除。
(四)顺应了解放生产力的历史潮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从奴隶社会迈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秦国统一天下,成为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商鞅变法功不可没。它使劳动力得到了充分释放,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掌握了社会的主要财富,登上历史舞台。商鞅变法造就的崭新秦国,其优势对于山东诸强而言是全方位的,经济、军事、政治体系焕然一新,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列国征伐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商鞅变法不仅重新划分了实力格局,也对后世秦国历代君王的统治打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虽然帝国骤然而起,又骤然坍塌,但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步伐已然不可逆转。可以说,商鞅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顺应了历史潮流,满足了解放生产力的需要。既是时代造就了商鞅变法,也是商鞅变法引领了时代变革,书写出战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商鞅变法给“依法治国”带来的启示
商鞅变法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虽然时过境迁,但其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推进“依法治国”层面,我们仍能从商鞅变法中汲取精髓,深化依法治国战略。
(一)依法治国必须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商鞅变法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得到了统治阶层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最底层民众的响应。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统治者和国家的基础合二为一。因此,依法治国的总体方略和具体措施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之所以未能完成拯救中国的重任,就是由于其没有发动群众力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因而被人民所抛弃。历史在不断证明,凡是满足人民利益的,得到人民支持的,就能够蓬勃发展,凡是与人民意愿相违背的,不被人民所接受的,就要被历史裁汰。新常态下,依法治国也要坚持群众路线,保护人民的既得利益,更要发展人民的长远利益,使广大群众成为法制建设的坚实基础,才能够使依法治国发挥强大的作用,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
(二)依法治国必须明确法治体系的核心
商鞅变法是战时变法,核心是“富国强兵”,重点突出,主题明确。虽然当时的法令在当下已意义不大,但变法的精髓其实我们,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法治建设的重要主题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巩固物质基础。
当然,我国所面临的发展矛盾绝不仅限于经济发展一个方面,医疗、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医患关系紧张、教育资源不平衡、养老体系不完善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依靠法治,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使社会发展真正驶上平稳高速的运行轨道。亦如商鞅变法一般,所有措施都围绕“富国强兵”的核心展开。我国法治体系必须为国家发展服务,为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利益服务,为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服务。
(三)依法治国必须保障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纵观建国之后的法治建设历程,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却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法不严和违法成本相对较低。从中央反腐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执法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依然存在。
这给依法治国提出了一个严峻课题。依法治国,法才是治国的最重要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绝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执法必严,需要解决好两个“端口”,一是在执法的顶端决不允许“以权代法”和“以言代法”等情况的出现,不能以个人或个别群体的意志代替法律意志;二是在执法的底端决不允许“中梗阻”和“权力寻租”等情况的出现,要将对执法的监督覆盖到每个环节。此外,还必须完善违法必究的惩戒体系。一是加强对社会违法行为的惩治,建立公正公平的法制环境;二是加强对执法主体违法行为的惩治,要使执法源头得到净化,打造廉政的政府形象;三是加强舆论引导,充分披露对违法行为的打击过程和惩处结果,如商鞅刑治贵族一样,使广大群众信服,更要使其遵从。
(四)依法治国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国经济已不再适用两千年前农业至上的简单模式,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体系。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果的优化,就必须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
我国已经初步构筑起经济健康运行的法律框架,但还许多不足之处尚待改进。在这一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法律的主导地位,即便法律规定会有相对滞后的情况出现,也应在法律修改和补充的环节加以完善,而不应以过多的主观干预掣肘经济发展,这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
摘要：春秋战国群雄并起,秦国从西部弱国逐步跃升为超强霸主,直至秦始皇一统天下,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乃至国运的转变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试对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进行讨论,探析法治强国对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商鞅变法,成功原因,启示
注释
11《左转·成公十三年》
篇9：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分析
【关键词】王安石；改革；富国；民生
王安石被列宁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他在北宋熙宁、元丰年间进行了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改革，历史上称之为王安石变法。一番变法之后，国家财富堆积如山，“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到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积于州县者，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户部）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宋神宗曾诗云：“五季失图，严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高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既流露出宋神宗对辽国的蔑视，也抒发了欲改变国家积贫积弱、奋发图强、一统河山的豪情壮志。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病逝，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上台执政，不一年，各项新法被基本罢废。至此，历时十七年之久的变法运动宣告失败。
一、背向民愿缺乏群众基础
从历史上看，任何变法都会遭到顽固势力的反对和破坏。回想秦国商鞅变法，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而死，但商鞅的法令却保存了下来，秦国凭借商鞅改革成果，最终一举扫灭六国，韩非评价“秦法未败”。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太子拓跋恂为代表的反对势力不惜以发动叛乱为代价进行对抗，但在孝文帝驾崩之后，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并未废除。遗憾的是历时十七年之久的王安石变法，在宋神宗病逝后，不到一年，各项新法被基本废除，王安石也在抑郁中逝去。改革牵扯到“利益蛋糕”的重新分割，必然会遭到顽固势力的反对，因此笔者认为，不能把反对声音的强弱，作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未考虑民生，违背民意，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所在。
二、改革对各方面利益损害分析
1.下層老百姓反对变法缘由
这次变法的核心就是“敛财”即所谓的“富国”。“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也就是依靠发展生产、增加财富，以满足国家的需要。但是王安石的想法和神宗急于强国的理想略有出入。宋神宗刚即位就提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王安石本来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设想，然而在宋神宗的影响下，不得不改变态度，于是“凡政可得民财者无不举”。王安石在鄞县做官时就试验过后来称之为“青苗法”的政府放贷政策，“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青苗法本来考虑过农民的利益，但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后，结果却出乎意料，农民向政府申请借贷，程序繁多。在申请借贷过程中官员官僚作风严重、贪污受贿、盘剥百姓，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20%，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竞达到原息好多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以致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也不敢向政府贷款了。这样，“利民之政”就变成了“坑民之举”。“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更糟糕的是，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急于求成，采取“一刀切”的做法，给各级分配贷款硬指标，作为官员考核的依据。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必须贷款外，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而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这样，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再像“市易法”，本来规定由官府出面收购滞销货，后来却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衙门就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导致了全官经商。怎么富国强兵，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
2.大地主大商人为何反对变法
许多措施含有抑制兼并的意思，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某些局部利益，势必遭到保守派更激烈的反对。青苗法的目的就在于“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多益寡而抑民豪夺”，实现“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试图把大商人、大地主高利贷收益导向政府财政收入。熙宁五年三月，在京师设立事易务，“因得取余息以给公上，则市物不至于腾踊，而开阖敛散之权不移与富民”。事易法的推行在削弱大商人垄断市场的同时也建立起来了政府对市场的垄断。这些措施的采取，大商人、大地主对下层百姓的掠夺链条被截断，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向北宋帝国国库，但大商人、大地主把满腔的怨恨却指向了王安石变法。在政治上，他们指责变法派不守“祖宗之法”。又说王安石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使天下怨谤”。甚至说当时发生的天灾也是实行新法所招致。在学术思想上，指责王安石“背儒崇法”。
三、变法缺乏群众基础的原因分析
1.理想与现实脱节
在新法内容和实施中也有不少脱离实际的地方。如向民众实行普遍的借贷，从长远看，对促进社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当时农村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集中、污吏横行，以及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群众生活困苦问题，农民迫切需要的是减轻租税，获得温饱，而不是有名无实的借贷资助，更不是高利严罚的强制性贷款。
2.用人不当
“利民之政”变成“扰民之举”，加剧了农民生活的困顿。从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来看，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是利国利民的。但王安石忽略了下级人员对上级政策的应变能力，导致一系列变法政策在执行时变了调、走了板，造成动机与效果背离，条文与执行偏差，使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以致民怨沸腾。
四、结语
面对三冗问题的困扰，王安石力行新政。试图缓和社会矛盾，化解民族危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在改革的过程中，急于求成、用人不当，本是利民之举却变成坑民之政。改革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最终失败。由此可见，改革不能不顾念民生。失去民心就意味着改革活力丧失，失败的结果将如期而至。
参考文献：
[1]《宋史·安熹传》
[2]毕仲游《西台集》卷七《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
[3]《韩非子·定法篇》
[4]《临川集》卷三十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5]《司马文正公集》卷三十九《八月十一日迩英对问河北灾变》
[6]《东坡七集·奏议集》卷三乞不给散青苗钱解斛状》
[7][元]脱脱.宋史[Z].北京：中华书局，1977.4280
篇10：浅析中国农村教育的失败原因
现在家长对农村教育的期望越来越高，但是农村教育的质量却不断滑坡，随着学生人数的锐减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想。
一、不讲科学发展，教师伦为工作的机器 要尽可能减少教育行政化管理对教育的冲击。教育管理的行政化带来的是文山会海，教师占用上课时间学文件，写计划等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正常现象，教师可以不上课，但绝不能不按时完成领导布臵的各项非教学任务。我想教师最大的政治应该是搞好本职工作，服务于学生。另外教育和非教育机构时常借用教师，从事非教育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现在教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能专心教育教学工作，越来越多的行政性工作已经严重冲击了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教师没有精力从事自己的工作，每天忙于写各种政治学习笔记，业务学习笔记，今天缴一篇论文，明天缴一篇调查报告，天天写出作业批改记录，学生素质报告，法律笔记，教师过关课等等花样繁多就是让你没有多少时间真正钻研教材，静下心来读一点书。教育的行政化已经严重冲击了学校工作，许多学校停课传达文件，落实相关问题已经成为正常现在象。
二、学校领导工作错位，培训不到位 学校领导忙于应对各种检查评比，无法对教师教育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制定各种计划、制度、参加各种会议、落实会议精神基本成为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不管你的工作做了什么，没有文字记载一律不认可。教师办公室墙上贴满了计划、承诺、制度类的东西，但实际工作怎么样很少有人过问。在教学管理中部分领导不讲教学民主、不讲科学，老子说了算。所谓的精细化管理已经变味为严重的教条和素质教育的羁绊。
三、教育投资效益不高，教育目标不切实际
许多有识人士认为现在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加垄断在少数重点学校手中，垄断在城市学校手中，而承担众多学生教育任务的广大农村学校却举步维艰，陷入困境，校舍新了学生没了，关门的学校会越来越多，资源的浪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现在对农村学校教育的关注仍然太少，教育资源投入分散，浪费情况严重。农民因教育致贫成为现在的一大贫困原因，农村辍学现象十分严重，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国的发展。同时在农村扫盲等工作中制定目标时不考虑国情和我国
农村的现状，目标制定过高，造成全国性的造假形为，国务院及教育主管部门难辞其咎，值的反思。
四、缺失人性化管理，农村教师人格和身心的健康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农村教师教学任务繁杂，工作条件艰苦，生活中有逐多的不便，他们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个别领导在不同场合讲话时针对工作不敬业的教师时说，：“要让城里的教师下乡，乡下的教师上山”，但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辛勤劳动的广大农村教师的人格尊严。我们总认为有一分努力就应有一分收获，但我们更应该想到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成正比，可能你已付出了很多，但是你的收获却很少。教育不是万能的，认为公民素质的提高靠教育就可以完成，公民缺少环境意识就在学校开环境课，公民缺少道德就在学校开道德课，缺少健康知识就在学校开健康课，妄想一切用教育来改变。农村学校教师人员少，教师承担课程多、教学任务重，同时由于专业知识的原因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所备课程要有所侧重，不能一律要求教师每样课程都备详案，要尽可能的减轻教师的负担，有些课程写出周或学期教学计划未尝不可。
五、农村学校之间的横向交流不够
农村小学教师人员少，担任同一年级、同一科目课程的人员少，很难有机会进行交流和探讨。要让优秀的教师流动交流，进一步开拓眼界，促进教师自身和薄弱学校的发展。加强各学校的交流和互助对推行新课程的改革意义重大。农村学校现在学校50岁左右的教师占了大半，专业课老师很少，课程设臵较多，许多老师要备多种学科的课程，教师的学历在提高但教学水平并没有带来大的发展。由于教师人员太少缺少交流的平台，教研活动流于形式。新课程的实施对教师的专业素质有较高的要求，需要教师不断的学习和交流，但老龄化的教师结构和教师人数的减少成了阻碍农村小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教师资源也得不到充分发挥，老中青搭配结构不合理，人性化、科学化的管理不够，边远山区农村学校教师成了工作的机器，现在农村学校教学条件和教学水平远不能满足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期望。
六、对素质教育不重视，只是落实在口头上
只重视表面工作，不注重实际。教师按学科也分了等级，造成的后果是教师没有了专业化分工，美术教师、体育教师上数学，历史、地理等没有专业课教师授课，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七、农村远程教育资源的应用得不到重视 各校远程教育资源的应用并没有受到重视。同时各学校在制定学校教研计划时要将远程教育资源的应用和利用资源对教师的培训纳入学校教研计划，要增强教师应用意识，避免只做表面文章，重管理
不重视应用的现象，教师的计算机培训要有针对性，要进一步提高教师计算机应用水平。要应用好远程教育资源，各学校的领导首先必须是教育资源应用的内行、必须是教育资源应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现在学校大多数远程教育专干都是学校的教学骨干，他们兼职过多专干不专，后期培训没有跟上，业务水平亟待提高，上一级远教专干无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教学管理人员不了解工作流程，对远程教育专干工作量估计不足，严重影响远教人员的积极性。
八、不重视调查研究和帮助教师解决工作中的困惑。
在制定管理办法时，要注重调查研究，对新课程不了解，沿用以前的办法确定学生作业的次数，制定很死板的作业批改符号，只是方便了检查，但缺少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重视听汇报，看材料和听课为主的常规检查和督导，不重视和教师及家长学生的交流走访，对学校、教师、学生的校情、教情、学情不甚明了。批评多、指导及民主交流少。要为教师创造环境、创造机会、创造明天，使他们有用武之地。
九、考评制度滞后、缺少科学性，严重影响素质教育的推行 现有的教师考评办法始终脱离不了应试教育的痕迹，一切以学生的成绩为出发点。简单的量化考核办法使许多事情变得简单、方便、明白、规范、清楚，便于操作，但是，素质教育的丰富内涵在于细节这是很难反映量化的教师实际工作业绩。素质教育推进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评价体系和考试体系不改变，人们的思想跟不上，社会硬件跟不上。我们既没有像欧美那样开放地教学，也没有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又没有像台港日韩那样严格的教学管理和教师至高无上的权威，结果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响，应试教育却越来越疯狂，领导的意志越来越强，专家声音越来越大，广大教师的呼声却越来越小了，教育的民主和争论已经失衡，教育需要我们做出深刻的反思。
十、农村新课程改革失败已经承现，教育必须打假
当学生成绩出现大面积下滑时，面对阅卷教师，领导要求你要提高学生成绩的提示时，你会发现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教育打假行动需要我们对教育行为进行反思，特别是各级教育官员。
十一、小班额教学模式下教师绩效工资的实施将成为学校矛盾的新的爆发点
随着农村小学学生人数的逐年锐减，小学教师的工作量大大减少，学科不同、年级不同、题目的难易程度不同、学生的基础不同等等，使的工作的量化考核标准难以确定。这些问题并不能由教师自身能够解决，新一轮收入不公的现象即将出现，新的矛盾将不可避免，需要我们积极的研究应对，不然将影响学校的安定和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