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业：《再说戊戌变法》读后感

大作业：《再说戊戌变法》读后感（精选1篇）

篇1：大作业：《再说戊戌变法》读后感

读《再说戊戌变法》有感

在中国百年的近代史中，每一个阶级都曾登上历史的舞台，大清王朝代表的封建奴隶主阶级、太平天国代表的农民阶级、戊戌维新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辛亥革命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代表的工人阶级。最后的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阶级为中国这百年近代化历史所做的贡献。可以说没有他们也没有现在我们生活的中国。这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戊戌变法，虽说只有短短百天，但它却给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第一次我们比较彻底的尝试向西方学习，也是这百年近代化历史中唯一的一次自上而下没有太多流血牺牲的变革，虽然最后以谭嗣同为代表的一批维新派人士也牺牲了自己，但单单就这百日而言，还是没有太多的流血牺牲。

偶然在图书馆看到这本《再说戊戌变法》，是张鸣先生的著作之一，说实话对张鸣学者以前并不是很了解，之前也从未读过他所写的著作，拿起这本书纯粹是巧合，而且封面上的一段话就深深的吸引了我：“中国的近代化之途是东方最难、最艰险的。理论上的幼稚，导致行为上的幼稚，这场以西化为目标的政治变革，呈现出历史上少见的奇特的新旧杂陈，中西糅合的景观。”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剖析的非常到位，说是东方最难最艰险的近代化过程绝对不为过，东方其他国家基本都在殖民统治之下完成了近代化进程，而与我们比较相像的日本确实利用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直接完成了近代化。而我们呢？百年的时间基本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近代化过程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戊戌变法，距今已经百年，百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相当久远的时间区限，讳言说死，而称“百年之后”，祝愿婚姻长久说“百年好合”。百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活不到的年限，所谓“人生不满百”，“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百年也就成了时间久远的代名词。一件事情过了一百年，即使在节奏很慢的古代，也算是有历史的了，而一件事情过了一百年还会让人想起它，仅仅这年限就足以证明这个时间意义不同寻常。

读罢此书，颇有些感想，张先生关于戊戌变法的议论，与书本上的定论相去不止一星半点，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有极端恶劣的中外环境因素，但却不能单单归咎于新旧势力对比的巨大悬殊。维新派特别是以康梁为核心的领导人物在政治操作中显示出来的幼稚（缺乏政治、权术经验，）、偏执（可以选择西太后路线，却出于同情、倾慕一条道走到黑的选择了毫无实权的光绪），也徒增了变法的障碍。虽然正统的哲学观、历史观一再强调个人无力改变社会历史的进程，但戊戌变法的这段历史却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如果康梁不那么书生气，有哪怕一点中兴名臣所具有的官场上的老辣和现实，如果康梁能以为实现新政之目的，抛掉士人沉重的道德感，倚靠老太婆为手段，或许结果会不一样。但历史没有给中国另外的康梁，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即使西太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期望重新来过（庚子年后的新政），但终究是时过境迁。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更何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不可能跳出历史、身份的局限。今天的我们也许正在经历同样或者相似的历史，会有怎样的结局没有人预先就能知晓，后人评说我们时亦同我们评论古人一般，好似事后诸葛。

张先生对于维新派废八股、废科举、兴近代教育的改革措施的看法特别新颖，区分了八股和科举，认为八股是科举的内容，科举坏就坏在其内容八股，而科举作为国家选择官吏的一种制度形式并不能被以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的近代教育体制所取代。

戊戌维新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读书人很难忘怀的历史事件。没有打打杀杀的喧嚣，也没有应者云集的声势，但是戊戌维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确实居于前列的。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所面临最严峻也最迫切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没有出路，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就谈不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戊戌维新恰恰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

记得中国现代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生的路虽然很漫长，但要紧处就是那么几步。其实，国家和民族也类似之。人走错关键的几步要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民族与国家也是一样，只不过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要远比个人历史长，所以还有机会在未来的岁月中加以弥补，当然，这得多花费几倍的努力才行。

从表面上看，戊戌维新只是少数先进的士人仓促登台又被撵下台的政治表演。但就是这短短一百零三天的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国家的旗帜上写下了向西方学习，全面变革的口号。从1840年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学说与见解，从来只是汉学、宋学的异音杂说，西学只有拾遗补缺的位置，经过维新运动一干人的奔走呼号，原来的潜流变成了浪花四溅的大波，从此之后，中国的学术大变，学风大变，思潮也大变。不仅抱残守缺的旧学黯然失色，就是“中学西源”这样的托词也没有了市场，虽然戊戌政变后的短暂的黑夜一时似乎像是要使河水倒流，但潮流毕竟还是向前涌进了。

戊戌维新是一次不成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虽然人们嘴上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毕竟更偏爱成功者的辉煌和欣赏凯歌行进的飞扬。不过对于想从历史中谋求教益者，失败者的足迹也许更有研究的价值。戊戌维新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在于它的失败。

戊戌维新给人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惋惜和伤感，由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自体性变革，这种变革对近代化进程而言，代价最小，震动最小，落后国家如果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近代化，尽管有“不彻底”和“改良主义”之诮，还是很合算的。然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幸运，变法很悲壮的失败了。但是，它的种种举措，它的过程细节，都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毕竟，我们中国人并没有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完全程，当我们举目四望的时候，也许会发现我们走过的路程并不太长，不仅没有值得夸耀的资本，反而需要更高明的策略和更大的勇气，好让我们走得更快一点。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我们今天的改革的性质与当年的戊戌维新已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在当年改革者的足迹中，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不少教益。比较起来，近代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没有向戊戌事件那样离我们今天的事业那样近。

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维新运动最终以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而告终。中国政治出人意料的向后倒退，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有名无实的苟延残喘之外，全都付诸东流，连荣禄倡导的武科举改革，也复其举石放箭的旧规。戊戌维新运动昙花一现似的失败了，它的失败留给后人的遗憾比近代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要多。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代价最小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一度离中国人触手可及那样的近，可是转瞬之间却变成了一场人间悲剧。

历史曾经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只是刺激起了一部分中国人变法图强的急切之心，却没有给予中国相应的有利的客观环境。像雪崩一样压过来的外患，使得中国人在图强的挣扎中情感变形，对西方先进文化爱恨交织，上层的卫道士和下层的老百姓被外部侵略逼上墙角，往往易于生出极端性非理性的反弹。而在国内政坛上，由于光绪的亲政和甲午战争的种种事端，帝后权力之争的漩涡已经浮上水面，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光绪锐意变法，根本看不上满朝老朽昏庸的大臣，而西太后却在为祖制的障碍无法逾越，帝后操纵又发现台前的傀儡并不那么听话而苦恼，光绪想要变法倒未必是为了争权，但西太后却担心变法的结局是她只好退回后宫去扎花。

清朝晚期持续不断的满汉之争于甲午之后又翻起新的浪潮。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同治以来中兴名臣的神话像肥皂似的破灭，站在岸上观战的满臣倒有了评头品足的权利，登高一呼，鼓吹变法的新派任务恰好撞在了旗人政治的厚墙上。

也许，一些富有经验和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可以化不利为有利，妥善的利用矛盾，争取助力，循序渐进，将变法引向成功，但是历史在那个时候只给了中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严复这样的人物，我们没有办法去抱怨为什么后来那些雄才大略之人没有早一点出现。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事，回顾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无使“后人而复哀后人”而已。